漆 帆，李海涛
（安徽工程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安徽 芜湖 241000）
李光炯（1870—1941），名德膏，晚号晦庐老人，安徽枞阳人。1902年李光炯赴日本学习考察，回国后，先助恩师吴汝纶筹办桐城学堂，开皖省办学新风；
后亲设安徽公学，培育革命力量；
晚年致力于职业教育和乡村教育，为支援抗战作出一定贡献。目前，学术界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李光炯人物关系及其人文价值传承发展方面，对其教育思想及实践的研究相对薄弱，本文通过探究李光炯的教育思想及实践，以期丰富中国近现代教育史研究，并为新时代中国教育改革发展提供启示。
李光炯一生通过丰富的教育实践活动，积累了大量教育教学的经验，并在革命教育、职业教育、战时教育等方面，提出许多教育观点，指出的问题切中时弊，提出的改革措施富有前瞻性。
（一）革命教育思想
李光炯生于清朝末年，清政府腐败无能，帝国主义的侵略愈演愈烈，中华民族危在旦夕。青年时的李光炯深感只有推翻封建统治，才能拯救中国。他提出：“非教育不足以启迪民智，非革命不能改革政治。”［1］这可以说是李光炯兴学育才的出发点。时有“海内文宗”之称的吴汝纶任莲池书院总讲，教习中国经史之学及西国新法，李光炯弃科举，负笈从学，“不只是为了增进学业，更主要的是寻找救国救民的道路”［2］。1902年，他随吴汝纶考察日本教育，对日本的政令国策、国民素质和教育体制的优势有了深刻的认识和体会。归国后向友人诉说，中国想要由弱转为强，局部的改善，“搔不着痒处，于国无补，于民无益”［3］104。他提出，要大力发展教育，培育革命人才，积蓄力量。
辛亥革命之前，李光炯以西学为武器，以民主革命思想为利刃，武装青年学生。他所创办的安徽公学成为革命活动的联络中心，集结了一批革命志士。安徽公学的教师向学生介绍进步书刊，灌输进步思想，讲解革命道理，揭露清政府的卖国专制，揭示民族危机，以唤起学生的革命觉悟。陈独秀、房秩五等创办的《安徽俗话报》设于安徽公学，该报以“救亡图存，开通民智”为宗旨，普及社会知识和宣传革命思想，该报在安徽公学的庇护下，共出版了25期，在安徽和全国范围内产生较大反响，有力推动了近代中国的思想启蒙和文明开化。安徽公学培育了一批革命骨干，促进了辛亥革命的发展。朱蕴山说：“这些革命活动，都直接间接地与李光炯先生主办的安徽公学有渊源。”［4］李光炯赴云南主持教育工作期间，采取了一系列教育改革措施，使滇省教育面貌焕然一新，也为云南辛亥革命起义胜利奠定了基础，“辛亥革命军起，云南揭竿响应，未经流血之惨，而大功告成，先生实推助之”［5］。
（二）职业教育思想
近代，随着帝国主义的侵略深入，中国经济愈加萧条，农村经济陷入困境，人民生活极其艰难，国力日衰。李光炯深感经济的发展离不开实业的振兴，他提出：“只有速设职业学校，普及生产知识，发展生计教育，才能培养出具有学者的头脑、劳工的体魄和改造社会之精神的社会所需人才。”［6］80他把早期创立的安徽公学改办为甲种实业学堂，改进教学内容，并设试验场供学生实习。
李光炯极赞同陶行知的“教学做合一”思想，他认为，“欲以实用为归宿，普及职业教育，可自小学设置乙种农学课程，略讲农学之常识及基本知识。”［6］92在李光炯看来，小学学校需承担起改良乡村的责任，在农业方面多下苦功。小学的教师需亲自到田间，“躬于暑中同往研习抪植于农校”［7］36，以身作则，亲自探索改良农业的方法。
近代中国工业基础薄弱，中国的职业教育处于起步阶段。“李光炯建议，我国兴办职业教育可取法美、法两国的成功经验，因为美、法两国是当时农业教育发展最快的国家。”［6］94他认为美、法两国的农业教育有两处可借鉴：一是普及农业教育，二是加大对教资和教学设施的投入。两国都以法律形式贯彻实施职业教育，把其纳入了学制体系。在师资方面，有师范学校对教师进行农业等学科的培训；
设施方面，在各学校设置农业试验场，让学生进行实验、研究和生产实践。李光炯从美、法两国农业教育实践中汲取经验，探索出适合中国农业教育发展的路径：“自小学设置初等的乙种农学，以植其根基，选拔并培养优良之师资，开辟农场，购置实验设备。”［6］95他充分意识到师资和设备的重要性，认为职业教育有其特殊性，需根据学科的特点，选择具有专业素质的教师，并增加投入试验场所、实验仪器和电教器材，以保证学生进行实践。
李光炯以实学实用为目标，培养经世致用人才。他主办的安徽省立第一甲种商业学校、安徽省立第二农业学校和公立安徽职业学校等职业学校，注重试验场所、教学设备和教学仪器的配备，使学生在实践中习得蚕桑、染织、农业等方面的知识，实践技能得到提升。
（三）战时教育思想
抗日战争爆发后，为满足战争的需求，李光炯倡导对民众进行战时教育。他常与安徽教育界人士及革命进步分子联络，讨论教育为抗战服务等事宜，又常为抗日事业进言献策，共赴国难。他提出：“战时及平时教育，可并行不悖”，“皖省普通教育，应有尽有，只需增加军训及应有训练，便可以济时需。”［7］113
李光炯认为应从以下几方面加强对民众的战时教育：首先，加大对抗战英烈的宣传，发动民众投身抗日救亡运动。他认为时处抗战紧要关头，这项工作非常重要，英烈教育的力量是无穷的，会释放出民众无限的能力。其次，加强壮丁训练。李光炯认为，训练壮丁、民兵与战争紧密相关，是发动全民参加抗战的重要方式。欧美多国的社会教育中早就包含战事训练，江苏也在开展壮丁训练，而安徽还没有这方面的工作基础，若是临时组织，恐怕会因为缺乏经验而出现诸多问题，可向广西、镇平等有经验之地学习。“以军政长官主持，而教育助之”，短期速成，以应战事。“必有此短期训练，而后可言长期抵抗。”［7］115最后，通过教育手段争取地方武装势力和罪犯、俘虏。他认为抗战是各族各阶层人民共同的任务，面对强敌，应摒弃前嫌、携手共进，以实现抗战胜利。
李光炯还提出，坚持长期抗战，需要坚实的物质基础。中国自古是一个农业国，抗战的人力、物力、财力也主要来源于农村，要大力发展农业，地尽其利、物尽其用、人尽其力，调节转运。同时还应发展各种轻工业、手工业和接受海外侨胞的资助，以保证战时物资供应和经济发展。在非战区，要开发工矿和制造军火以供军用。因此，在李光炯看来，开展战时职业教育十分必要，它可以直接培养出一批生产自救的中坚力量，也可以间接地发展手工业，促进经济增长。
此外，李光炯对师范教育和女子教育也有论述，如他认为中国的师范教育，可从日本的速成师范办学中汲取经验，走“速成”之路。设立四年制的师范学校，前三年学习教育教学理论，第四年以教学实践为主，到幼儿园和小学实习，“通过亲自登台授课，强化师范生的专业素质和业务水平”［6］73。李光炯还提出，要使“贫女能有一技之长，以安家立命”［6］73。
李光炯不仅提出了极具时代特点的教育主张，还多次参与教育教学工作，并取得了显著的成果，为近代安徽乃至中国的教育事业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一）助创桐城学堂，开办新学之风
十九世纪末，清政府对内盘剥人民，对外割地赔款，人民生活濒临绝境。当时，李光炯中举人，正仕途得意，但当他意识到中国内忧外患的根源是清政府的腐败统治时，毅然放弃了这条谋求自身荣华的道路，寻求其他救国救民的途径。
1901年，清廷实行“废科举，兴学堂”的教育新政，掀起兴学热潮。1902年，李光炯随吴汝纶东渡日本，了解日本教育现状。归国后，吴汝纶回到安庆，准备将考察所得的成果付诸实践，创办皖省近代新式学校——桐城学堂。吴汝纶积极筹建桐城学堂，逐步完善学堂的管理制度、招生考试等。他为学堂题写匾额 “勉成国器”；
楹联为 “后十百年人才奋兴胚胎于此，合东西国学问精粹陶冶而成”［8］。希冀学生掌握古今中外知识，志存高远，日后成为国家栋梁。
由于积劳成疾且年事已高，吴汝纶在学堂筹办接近尾声时，溘然长逝。临终前他将学堂托付给李光炯。当时地方顽固士绅阻挠和反对李光炯办立学堂，筹建学校极为不易。但他不畏强权，竭尽全力为学堂争取洲产、校产，尽可能地为学堂争取资源，终以其威望与毅力，筹集到资金，于1903年2月21日开学。开学当日，李光炯登台演说，鼓励和鼓舞在校学生珍惜时光、勤奋读书，日后为国家找出路效力。桐城学堂因堂长吴汝纶过世，设有总监八人，李光炯位列其中，共同主持校务。学堂本欲开设中外史学、中外地理、物理、化学、读经、算学、体操等课程，后因经费和师资有限，仅开设数学、法学、国文、日文四科。桐城学堂实现了“传统的私塾教育向现代专科教学的体制过渡”［9］，开皖省兴办新式学堂的先河。这是李光炯首次办学的经历，此后，他矢志教育，余生尽瘁于中国近代教育事业。
（二）创办安徽公学，播撒革命种子
安徽公学是“辛亥革命的策源地”。其前身为李光炯在湖南长沙创办的“安徽旅湘公学”，后因环境困难，1904年迁至安徽芜湖，易名为“安徽公学”。
安徽公学以“培养革命骨干，传播革命种子”为教育宗旨，广聘“海内名家”，“担任教授职责的，皆为当时革命思想及行动的领袖人物”［10］。来校任职或讲学的教师，教学中引导学生阅读《军政府宣言》《革命方略》《民报》等进步书刊，既传递了科学知识，又传播了民主革命思想。1905年，陈独秀在安徽公学任国文教员，后与校内教师柏文蔚等建立反清革命组织——岳王会，积蓄革命力量。陈独秀等人以公学为阵地、以教学为掩护，与江淮地区各革命组织联络，共谋救国大计。安徽公学还是重要的舆论阵地，《安徽俗话报》迁至芜湖后，在安徽公学内编辑，该报宣传新思想、新文化，成为安徽宣传革命的喉舌。蔡元培语该报“表面普及知识，暗中鼓吹革命”［11］。安徽公学所宣传的民主、革命等进步主张，吸引着大批进步青年前来求学。学生中如刘少熙、刘文典和常恒芳等，都成为安徽辛亥革命的重要力量。“皖人之倾向革命，实以该校为最早。”［12］
李光炯创办的安徽公学不仅传播了民主意识和科学新知，而且培养了一批优秀人才和革命骨干，为推进革命斗争做出了重要贡献。安徽公学曾是皖省新文化运动领袖聚集之地，是“当时皖省革命志士心中的一面旗帜”［13］，更是皖省革命舆论的中心，不仅“成了当时中江流域革命运动的中心，也成了中江流域文化运动的总汇”。［14］
（三）赴滇主持教育，力行教育改革
李光炯对教育和社会事业的见识和举措，引起了云贵总督李经羲的关注，1908年聘李光炯为幕府，赴滇主持教育工作。当时云贵地区的教育基础薄弱，教育工作较为落后。李光炯到任后，以革新云贵教育为己任，设立师范学校、整顿师资、资助优秀教师出国留学，使云贵教育面貌为之一新。李光炯认为，师资是教育振兴的重要保障，因此他广寻名师，“此时惟在物色人才，实行各种计划。而各种教员缺乏，尤不能不借才异地。”［7］100李光炯还邀请友人房秩五和光明甫等到滇一同振兴云贵教育，同时请求房秩五留意皖省的杰出教师，邀请他们一同前往。李光炯虽然在推进教育改革的过程中，需要大量的师资，但他并没有降低教师标准。为确保师资质量，他致信叮嘱友人，先登记教师的基本信息，经过他的筛选后再决定聘用与否。李光炯在滇两三年，民主思想日渐深入人心，社会教育事业大振，云贵两省风气大开，为云南辛亥革命起义胜利奠定了基础。
（四）兴办职业学校，培养实业人才
辛亥革命后，李光炯深感中国工业和农业发展的落后，意识到实业救国的重要意义，于是他将注意力转向职业教育。他先把安徽公学改办为安徽实业学堂，后又改为安徽省立第二甲种农业学校，以培育农工商业人才。1921年，为满足工业生产的需要，李光炯筹办了公立安徽职业学校，设机械、木漆两科，并设有各种实习工厂和艺徒班，成为当时安徽省规模较大的一所中等职业学校。1931年，该校更名为私立安徽职业学校。至1934年，该校共有九个班，共计300多人。这所学校学生人数众多，规模严整，设备齐全，在当时安徽省同类学校中都属少有。
即便回乡归隐，李光炯仍汲汲忙于兴学。他提出，我国是农业大国，“欲令小学校及小学教员担负起改良乡村责任，总宜向农业上稍下功夫。”［7］103于是李光炯1927年回到家乡安徽枞阳，筹款创立宏实小学。学校有学生300余人，附设图书馆、成人识字班、农场等，推广乡村教育，效果显著，学校方圆十里，几无不识字的儿童。李光炯还推行陶行知倡导的“小先生制”，学生白天上课，晚上扫盲，分片分区解决一个地区的教育，实行教学做合一，学生同时也是农场和工厂的工人，既学习又生产。宏实小学还与陶行知的晓庄师范学校深相结纳，建立了良好关系。宏实小学的教师，多出自晓庄师范学校。
抗日战争爆发后，宏实小学被日军焚毁，李光炯将其与私立芜湖职业学校合并为宏实初级职业学校。他写信给友人，“宏实乃于此时改办能切实用之学校”，“以宏实过去植棉、织布之经验，再能纺纱、染色，四者一一办到，便是绝大成功。”［7］109为支援前线抗战，学校物力上不遗余力地支持，不断地生产军衣、军被等物资支援抗战。抗战期间，学校多次遭到敌军袭击，数移其址。抗战胜利后，宏实初级职业学校停办，重开宏实小学。学校几经改办、停办和复校，数历风雨，为工商农界输送了一批人才，也为民族独立作出了积极的贡献。李光炯的职业教育思想与实践，为安徽职业教育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重要推动力，同时培养了一批实业人才，为安徽近代经济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李光炯的教育思想及实践随时代同步发展，具有鲜明特征，不仅对抨击封建专制教育、促进近代教育事业革新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而且对今天中国教育事业的改革发展也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和借鉴意义。
（一）李光炯教育思想及实践的特点
李光炯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提出了适合当时教育发展的教育主张，并且在这些思想的指导下，开展教育实践活动。其教育思想及实践主要具有以下特点：
1.鲜明时代性。清末“新政”掀起兴学热潮，李光炯协助其师创办桐城学堂，开皖省兴办新式学堂的先河。未几，又创办安徽公学，点燃革命星星之火。20世纪10、20年代，李光炯意识到实业救国的重要意义，将安徽公学改办为实业学堂，培育皖省近代工业人才。20世纪20、30年代，人民饱受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压迫，中国的农村生产力低下，于是李光炯将教育转向农村。抗日战争起，李光炯不惜以残老病衰之躯，亲自将其所办的宏实小学开辟为抗日救亡的阵地。明者因时而变，知者随事而制，李光炯的教育思想及实践紧贴现实需要、紧跟时代步伐，其教育改革的嗅觉准确而敏锐。
2.强烈革命性。李光炯虽未明确提出“教育救国”主张，但从其教育思想和实践中可以看出，他希望通过教育国民，提升国民素质，以改变中国内忧外患的现状，挽救民族危机。一方面，李光炯的教育思想及实践促进了近代教育事业的改革。他针对传统封建教育中的种种弊端，大力倡导新式教育，革新教育观念、内容，推动近代教育事业的发展。另一方面，其教育思想及实践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服务。如他创办的安徽公学以“培养后进开展革命”为教育目的，既传播了民主意识和科学新知，又培养了一批革命骨干，促进了革命的发展。李光炯虽无带兵作战的经历，但有文人为革命赴汤蹈火的豪迈和气概；
虽未成为中国共产党的一员，却培育了一批救国救民的革命骨干。
3.生动实践性。李光炯反对脱离现实的教育，倡导教学内容要以社会现实为基础。李光炯直指当时教育的弊端：“学校讲授农学……不设试验，虽教科学，视之空虚无用者，无以异也。农博讲师之知识，多非由实验而来，本所学以传诸其徒，虽欲不为空虚无用不得也。”［7］35-36针对当时中国教育脱离实际的状况，提出“而注意农业，足救正今日学校中空虚无用之积弊”［7］35。他并不拘于空洞的古典文籍，更注重“经世致用”，与实际紧密联系。李光炯还认识到，旧学旧体已于时无补，“能挽救国家的是经世致用的西学。”［6］79因此他在兴学育才过程中，注重引进西学，倾尽全力为国培植所需的各类实学人才。
（二）李光炯教育思想及实践的启示
李光炯弃封建糟粕，融中西之长，其教育思想及教育实践丰富了中国近代教育理论成果，留下了宝贵的教育教学经验，其中所蕴含的思想精髓仍可为现代教育的发展提供些许启示。
1.需高度重视教育事业，摆正教育位置。李光炯在寻求救国救民之道时，就将发展教育当作民族发展的重要任务，他提出：“中国要想转弱为强……必须推广教育，培养革命人才，积蓄力量，根除帝制，方可一鼓垂成。”［3］104基于此种认识，他提倡新式教育，提升国民素质，以形成合力推动社会变革。在这个经济快速发展、科技日益进步的时代，教育影响着人类的今天，也影响着人类的未来。进入新时代后，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教育是国之大计、党之大计”的重要论断。党的二十大报告首次把教育、科技、人才三者作一体部署，赋予教育以新的战略地位。强国必先强教，要充分认识教育的基础性、先导性、全局性地位，充分认识教育是提高国家竞争力、实现社会公平、民生幸福的重要途径。
2.需强化爱国主义教育，团结凝聚力量。李光炯是爱国主义教育家，其教育思想及实践始终围绕着救国这个中心任务。近代的中国饱受帝国主义的摧残，李光炯毅然放弃仕途，选择教育救国之路，并始终把热爱祖国、报效祖国作为自己做人、做事的第一要义，以民族复兴为己任。即便在最艰难的时代，李光炯仍在继承、彰显、发展着中华民族的精神传统。站在新时代，人们面对各种社会思潮的冲击，难免会在小我与大我、民族与世界等价值选择方面产生思想偏差，亟需加强教育和引导。历史因铭记而永恒，精神因传承而发扬，爱国主义教育是永恒的主题。爱国主义蕴涵着最深刻的历史情感，是民族的精神支柱，是民族团结奋斗的精神旗帜，必须将爱国主义教育贯穿国民教育和精神文明建设全过程，不断丰富教育内容，创新教育载体，增强教育效果。
3.需适应社会发展需要，实行教育强国。在李光炯的教育思想及实践中，一直都围绕着“应社会之需”这一主旨。在办学之初，李光炯以“散播革命火种，培植革命力量”为教育宗旨，推动了革命运动的发展。在后期的办学中，李光炯根据形势的发展，提出了“教育与生产相结合”“坚持教育为农民开门”的教育宗旨，发展经济、振兴实业。这都是针对当时社会需要所提出的教育主张。当今的教育发展方向也应与新时代的需求相一致。党的二十大对中国式现代化进行了全面深入系统的阐释，未来5年，乃至更长的一段时间，如何应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基本要求，助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教育必须回答好的问题。推进教育现代化、建设教育强国、并以教育强国支撑中国式现代化是当代教育的使命。
4.需大力倡导教育革新，培养合格人才。李光炯创办新式学堂，力图普及教育，为冲破传统教育的枷锁，推动新型教育的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革新是教育发展的重要动力，如今世界科学技术日新月异、国际竞争日趋复杂和激烈，教育革新的重要性日益凸显。党的二十大对教育、科技、人才工作的最新部署，为进一步加快教育改革创新发展提供了重要的政策支持。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迫切需要中国教育改革创新发展，中国教育绝不能照搬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发展模式，而应有国际视野，立足中国发展教育，扩大中国教育的国际影响力、感召力；
为国家全面发展提供更多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作出更大的全局性、先导性的贡献。
李光炯淡然仕途，以终生精力倾注于教育事业。朱光潜称赞其“旧学根底湛深而锐意创新学，笃志于事功而淡然仕进，潜心于典籍而不以著述邀时誉，以是事业著而名不彰”［15］。李光炯倡导教育的“中西合璧”，主张以“异国长技”教育学生，始终走在兴学育才热潮前沿。他心系国运苍生，将培养革命人才作为救世良策，并以此为己使命，真正实现向新式知识分子转身。李光炯的教育革新思想和创新实践，对当今我国的教育改革和发展具有重要的启示作用，尤其是其为社会转型发展培养应用型人才的职业教育思想，值得借鉴发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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