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晓宏，郑 新，何继龄
(1.西北师范大学 教育技术学院，甘肃 兰州 730070；
2.西北师范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甘肃 兰州 730070)
疫情期间大规模在线教学的有效实施，既实现了与线下课堂教学质量实质等效，也充分彰显了教育战“疫”之中国智慧。2022年全国教育工作会议指出，新时代教育工作要做到“五个深刻认识和把握”，明确提出要“实施教育数字化战略行动”。不论是应急性的教育战“疫”还是战略性的教育数字化转型，均是我国教育领域大规模、高层次行动，从在线教育视角深入分析和总结教育战“疫”之中国智慧，能够为我国教育数字化转型提供参考与借鉴。
本研究认为，教育战“疫”之中国智慧，就是我国多部门通力合作，多措并举，全面动员，最终籍由在线教学顺利达成“停课不停学”目标，科学且有力地保障学生切身利益的理念与能力。本研究认为中国智慧的外延应有以下三个方面：第一，中国制度智慧，或者称之为制度性智慧。这是中国智慧的内在价值与本质规定性，它体现了制度设计者、制度推动者、制度评价者三者共同的价值指向，最大限度地彰显了中国智慧的历史性、时代性、人民性，由此而成为中国智慧的根本与基础。第二，中国政策智慧，也可以称之为政策性智慧。这是中国智慧的价值表现与目标指向，它体现了政策制定者、政策执行者与政策受益者三者共同的价值指向，最大限度地体现了中国智慧的工具性、实践性、可预期性，由此而成为中国智慧的功能与活力。第三，中国方案智慧，还可以看作是方案性智慧。这是中国智慧的工具选择与价值外显，它体现了方案提出者、方案承载者、方案检验者三者共同的价值指向，最大限度地体现了中国智慧的灵活性、务实性、可操作性，由此而成为中国智慧的理性与情怀。
1.中国制度智慧：以教育制度优势为照明弹，点亮教育战“疫”主阵地
(1)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的制度优势明确教育战“疫”指导思想
教育战“疫”中的各项举措充分体现了以人民为中心的教育制度优势。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就是要坚持有教无类，保障每个人平等受教育权利，提供更加公平、更加优质、更加包容的教育[1]，具体而言，就是教育战“疫”中彰显出的“为了学生的一切，为了一切的学生”的教育理念。在疫情中，学生所面临的不仅仅是无法接受文化课程教学的问题，音体美等实践类课程等也无法正常进行，居家学习的特殊环境让“五育”失去了学校教育的主战场，失去了教师的关键作用[2]。在大力推进“五育并举”的背景下，“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才是一个合格社会主义建设者与接班人应有的品质，也符合学生的身心发展规律。在教育管理部门的号召下，“停课不停学”并没有只停留在文化课层面，“德体美劳”教育并没有因为疫情而被搁置，以体育为例，多数学校均利用微信、钉钉等平台由体育老师开展远程居家体育锻炼指导；
在德育方面，教育部有关负责人指出，应认真学习防疫阻击战中涌现的先进事迹，弘扬社会美德，增强学生爱党爱国爱人民爱社会主义的思想情感[3]。疫情爆发之初全国医护人员驰援湖北的壮举为在线教学中的课程思政提供了鲜活的素材，将其有效融入课程教学，对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心理健康教育也是学校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学生长期居家容易产生各类心理问题，如抑郁、烦躁、厌学等，广大心理健康教育工作者针对这一状况开展了诸多努力，一方面，学校心理咨询中心开设咨询热线、咨询微信等，另一方面，社会心理工作志愿者也主动提供免费在线咨询等服务，共同筑起了青少年心理健康的“护城河”。综上所述，教育战“疫”并不只是“停课不停学”，它还包括了各主体围绕学生利益所做的各种努力，通过学校、机构、家庭、志愿者等的联动，切实做到了“为了学生的一切”。
保障教育公平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的本质要求和根本属性。在新闻报道和学术研究中对教育战“疫”的关注似乎更多聚焦在义务教育阶段和高等教育阶段，对学前教育、特殊教育的关注相对较少。事实上，幼儿园、特殊教育学校也积极响应国家号召，开展了“停课不停学”活动。学前教育阶段主要通过微信公众号、微信群、QQ群和电话等，促进教师、家长网上信息交流，为家长提供幼儿居家生活的合理化建议、亲子活动的资源和指导[4]。特殊教育学校则主要开展在线教学，要求教师、家长严格做好督促，陪伴教育，确保教学效果“不打折”。尽管学前教育与特殊教育在我国教育版图中所占比重较小，但同样受到了“停课不停学”政策的关照，最大限度地减少了疫情对他们受教育权益的影响，切实做到了“为了一切的学生”。
(2)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的制度优势筑牢教育战“疫”现实根基
教育战“疫”离不开坚实经济基础、物质条件的支持，不论是应急性在线教学设备购置、网络建设，还是人员调度、培训等，均需要有强大的经济基础和教育信息化领域长期的积淀作为支撑。我国围绕教育发展开展了一系列改革、创新，切实将教育事业发展作为一件大事来抓，将“真金白银”投入到教育事业之中，特别是教育信息化事业之中。数据显示，近十年来，我国教育信息化经费持续增加，从2013年的1959亿元增长至2021年的4000亿元。持续的经费投入推动我国教育信息化基础设施建设进入新基建阶段，从过去硬件为主拓展到软硬件及服务齐备，为疫情期间应急性在线教学筑牢了现实根基。
通过几十年不断探索与实践，我国逐渐摸索出了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的教育现代化之路，并以体制改革与创新为目标，制订了一系列政策支持教育改革。综合政策文件内容与现实成果，本研究认为教育体制的持续改革与创新产生了三个层面的巨大变革：一是教育的广度和受教育人口占比稳步提升。根据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结果，我国大学生数量显著增多，实现了义务教育全面普及和高等教育大众化，全面且有效地提升了我国国民素质，特别是信息素养，国民文化水平、教师信息素养、学生信息素养不再是妨碍在线教学实施的“拦路虎”；
二是教育的深度不断拓展，高层次人才储备丰富。我国博士招生人数从1982年的302人跃升至2019年的105169人[5]，这为我国建设创新中国，由科技大国迈向科技强国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也为我国教育战“疫”提供了有效的智力支持；
三是教育的现代化程度日益提升。进入信息社会以来，我国教育体制能够始终保持活力、与时俱进，其根本原因在于教育体制的持续、深入改革，“改革”与“创新”是我国教育的两个核心关键词。2019年2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的《中国教育现代化2035》系统地描绘了我国教育现代化的战略愿景，我国教育事业正在“因时代而变，向时代看齐，为时代服务，力争引领时代”，在变革与发展中，不断更新教育理念、优化教师队伍、夯实基础设施建设，最终为教育战“疫”之成功奠定了坚实的体制基础。
教育战“疫”的核心在于人，在于人才优势的发挥与能力的展现。由人到人才的培养过程离不开教育，教育事业的繁荣发展，也反哺了教育体制的改革与创新。习近平总书记在2021年9月的中央人才工作会议上强调，“国家发展靠人才，民族振兴靠人才”，国家对人才的需要，与教育事业的不断发展、人才队伍的快速壮大，形成了良性对接，造就了我国管理部门整体水平、人员素质的不断提升。具体而言，我国广大一线教师是完成“停课不停学”的核心力量，广大专家、学者、智库为教育战“疫”提供了智力支持，教育管理者则发挥了枢纽作用，这些群体均是我国教育体系培养出的人才，是我国社会的中流砥柱。疫情中的教育实践证明，我国长期重视教育事业、重视人才培养、善用人才之长，充分激发了各级、各类人才的创造力与积极性，从而为教育战“疫”之成功奠定了坚实的智力基础。
2.中国政策智慧：以政策工具为指挥棒，为教育战“疫”之整体规划提供指导
(1)顶层设计：政策制定科学、细致并且有效，保障在线教学实施
事实证明在线教学是疫情期间保障教学正常运行的可行路径，这一点不仅在我国后续的教学实践中得到了验证，也在国际社会逐渐形成了共识。我国在疫情先发现、先应对的情势下，教育领域率先提出以在线教学为支撑的“停课不停教、停课不停学”，在国际社会起到了示范、引领作用。
为确保“停课不停教、停课不停学”顺利实施，我国教育管理部门在相关政策文件中较为细致地明确了教育战“疫”的责任主体和职责分工，在政策文件的统一“指挥”下，各部门积极参与，形成了合力。以2020年2月12日发布的《关于中小学延期开学期间“停课不停学”有关工作安排的通知》(下文简称《通知》)为例，政策制定主体不仅有教育部办公厅，同时也包括工信部办公厅，其“组织实施”部分第一条就强调了“……建立部际协调工作机制，强化组织实施，统筹协调基础电信企业、相关接入服务企业做好平台运行保障”。本研究认为，“停课不停学”的核心是大规模在线教学，与日常在线教学不同，这种用户数量巨大、并发数高、视频流量大的大规模在线教学，容易造成现有通信网络出现延迟、崩溃等问题，进而影响在线教学质量，甚至使“停课不停学”功败垂成。因此，在正式实施之前，我国教育管理部门就积极与工信部门协调，通过政策文件明确各自分工，调集优势资源，解决核心问题，有效保障“停课不停学”顺利实施。从实际情况来看，尽管在实施之初，仍然出现了各种硬件问题、网络问题，但是通过相关部门、电信运营商的积极努力，很快得以解决。
(2)宏观指导：政策指导立足现状、尊重规律，描绘在线教学蓝图
疫情期间的在线教学是一项宏大的工程，政策就是工程的实施蓝图，资源供给则是政策中普遍强调的一个方面《通知》中对在线教学资源供给提出了具体指导意见，并给出了四种资源供给类型，一是开通国家中小学网络云平台，以满足具备网络条件的地区需求；
二是开通专用电视频道，以满足偏远农村有线电视未通达地区的需求；
三是开通部分省市和中小学网络学习平台，作为补充资源，丰富资源供给；
四是其他资源，主要为有关教材的电子版，供免费下载使用。此外，我国教育管理部门立足实际，通过在政策文件中明确资源供给形式，勾勒出了不同条件基础教育阶段教学单位开展在线教学组织形式的轮廓。以政策为指挥棒，明确不同条件学校在线教学之组织形式，可有效避免基层各学校在疫情爆发时，教学工作出现“两眼一抹黑”的情况，可使教学工作迅速进入目标明确、组织有序、资源利用合理的状态。对于高等院校，各MOOC平台、在线教学平台积极开放资源供师生免费使用，为高等院校开展在线教学及教学模式创新提供了基础。
针对“停课不停学”过程中优质资源共享与调配问题，教育部早在2020年疫情爆发时就紧急开发建设了“国家中小学网络云平台”，主要提供专题教育和课程教学两大类优质资源，以支撑疫情期间“停课不停学”，在学生平时自主学习、教师改进课堂教学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并在后续适时地升级为“国家中小学智慧教育平台”。2022年8月19日举行的“2022全球智慧教育大会”中有学校分享了基于国家中小学智慧教育平台有效助力疫情期间“停课不停学”的经验。彼时，距离国家中小学智慧教育平台上线仅仅不到半年，就已经有学校将其应用于疫情期间的“停课不停学”，并形成了较为系统、成熟的经验，这充分说明国家中小学智慧教育平台在可用性和实用性方面的卓越之处，也于无形之中开创了教育战“疫”新战线，即在“停课不停学”过程中，引入国家中小学智慧教育平台中的各类资源、活动，形成“停课不停学”智力资源共享核心，不断提升“停课不停学”的凝聚力与向心力，构建以优质教育资源为引领，全面惠及家、校、师、生的教育战“疫”新战线，从而有效提升“停课不停学”之效能。
具体而言，这种提升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推进了云上“五育并举”，通过国家中小学智慧教育平台中的德育、体育、美育、劳动教育等栏目中的优质资源，实现了“德智体美劳”全面覆盖的“停课不停学”；
第二，促进了“停课不停学期间”亲子关系的调适，通过国家中小学智慧教育平台家庭教育栏目中的优质内容，为疫情期间家庭教育的开展、亲子关系的调适提供了参考与指引；
第三，从根本上解决了“找电子版教材难”的问题，通过教材栏目中高清晰度的各版本教材，有效支持了教师备课与学生学习。
尊重规律是相关政策体现出的另一智慧元素。不论是线下教学还是线上教学，都必须遵循教学规律和教学原则，对于基础教育阶段的学生，在线教学并非是“万能药”。对于幼儿来说，应当尽量避免长时间接触电子显示产品，防止电子产品对其视力、认知发展产生影响；
对于小学生，则应尽量减少其面对电子产品的时长。在“停课不停学”过程中，学校、教师在教育管理部门政策的约束下，没有盲目追求教学时长、教学覆盖率等指标，尽量将学生的身心发展放在优于教学实践的首要位置。如甘肃省教育厅联合省通信管理局出台的《全省大中小学疫情防控延期开学期间网络教育有关工作指导意见》中指出，“坚决禁止幼儿园网上教学，严格把控基础教育阶段网上教学，积极指导高等学校在线教学”。从互联网收集到的甘肃省幼儿园宣传资料来看，相关政策得到了落实，幼儿园教师提前安排幼儿活动，由家长辅助完成绘画、儿歌、绘本阅读、家务劳动等内容，有效保障了疫情期间幼儿身心健康发展。相关政策除了严格把控幼儿参与在线教学外，也严格限制青少年参与在线教学的时间。相较而言，高等教育阶段学生对在线教学较为熟悉，自控能力较强，一些高校教师已经具备了一定的在线教学经验，因此，高校对在线教学所持态度通常是积极鼓励与引导，并特别强调选用MOOC等开放教育资源。教育部印发的《关于在疫情防控期间做好普通高等学校在线教学组织与管理工作的指导意见》中就指出“在慕课平台和实验资源平台服务支持带动下，依托各级各类在线课程平台、校内网络学习空间等，积极开展线上授课和线上学习等在线教学活动，保证疫情防控期间教学进度和教学质量”。
疫情期间教育管理部门发布的各项战“疫”政策，在制定过程中充分考虑了不同年龄阶段青少年，乃至成人的身心发展规律与特征，基本做到了“一段一策”，由学前教育的坚决禁止，到基础教育的限制，再到高等教育的积极鼓励，这样既保障了“停课不停学”整体顺利推进，也兼顾了“停课不停学”实施的科学性。
3.中国方案智慧：以实施方案为冲锋号，指挥教育战“疫”由规划冲向实践
(1)共性智慧：重视方案制订更新，一校一案、形式多样，融入思政元素
在教育战“疫”过程中，不仅各市、区、县级教育管理部门依据地方实际制定了“停课不停学”指导意见，各级各类学校也依据指导意见，结合校情，科学制定了“停课不停学”实施方案。在具体实践过程中，方案并非一成不变，往往会随着线上教学的推进和疫情发展及时更新，以使其更加符合本校实际和疫情发展态势。方案的另一显著特点则是“一校一案，各具特色”，我国各级各类学校都有其办校特色，通过校园文化、培养模式等方面予以体现，反映在“停课不停学”方案层面，就是各校在具体方案制定过程中，都会或多或少地将校本特色融入其中。如中关村第三小学推出了“魔法课堂”，包含“学科学习空间”“运动健康空间”“自主学习空间”“项目学习空间”等。
同时，从方案可以看出，各级各类学校采用了多样化的在线教学组织形式，混合式教学在在线教学中得到了广泛应用。这里的混合并非传统意义上的线上线下混合，它可以分为两个层面，一是异步教学与同步教学混合，如利用各级教育资源平台组织学生进行自学，利用QQ群课堂、钉钉等平台开展同步直播教学；
二是多平台混合，如高校在线教学中通常会混合使用多个平台，如通过微信建立课程交流群，同时利用超星学习通、中国大学MOOC等平台建设课程，引导学生自主学习，再利用腾讯会议、钉钉等平台开展在线授课、在线答疑、在线指导等。
从方案中也可以看到，家国情怀、抗疫精神等思政元素在各校方案中均得到了体现。与高等教育阶段将思政元素直接融入课程授课不同，基础教育阶段则更多将其融入活动、实践环节，如北京第二实验小学兰州分校制定的《北京第二实验小学兰州分校“停课不停学”线上教学工作安排》中规定，“美术老师完成国家课程的基础上，带领学生进行美术作品创作，可以增加我与疫情、家与疫情、国与疫情等方面的创作，并做好作品收集”等。
(2)基教智慧：方案设计切合实际，目标清晰、责任明确，有效整合资源
中国基础教育独具特色，始终坚持以课堂教学为中心、强调正面的道德教育、有统一完整的教育管理体制[6]。分析已有方案发现，基础教育阶段方案制订或多或少体现了我国基础教育特色，做到了方案设计切合实际、目标设置清晰，如许多中小学制定的方案中都包含“目标任务”这一模块，对教育、教学目标做出了清晰、具体的描述，并特别强调“停课不停学”的育人任务，体现了我国基础教育坚持以课堂教学为中心、强调道德教育的特点。各校也都明确提出了对在线教学工作的目标要求，通过明确目标任务，有助于教师快速进入在线教学状态，了解自己“应该做什么”以及“应该怎么做”两个核心问题。
作为一种学校管理的制度选择，中小学校长负责制在我国已实施30年，并从普通教育政策演变为代表国家意志的教育法律[7]。在教育战“疫”过程中，校长作为一校的主要负责人，在学校日常管理中掌握着组织赋予他们的各项权力，体现了我国基础教育有相对集中和完整的教育管理体制的特点。通过分析已有方案发现，中小学校长通常都担任了“停课不停学”工作领导小组组长，这就从管理层面有效保障了人力、财力、物力等战“疫”资源的有效部署与使用。同时，校长作为学校主要负责人和工作领导小组组长，意味着他们对疫情期间的在线教学运行负有领导责任，这就切实做到了责任明确，这种安排对他们既是一种督促，也是一种激励，能够有效保障中小学教育战“疫”的“顶层动力”，自上而下地开展“停课不停学”工作，进而有效整合现有资源。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方案设计合理与否，直接反映于教学效果，汪向征等认为，疫情期间的在线教学达到并超越了实质等效[8]。这说明相关方案的设计切合实际，有效指导了基础教育阶段“停课不停学”的实施。
(3)高教智慧：方案制订着眼全局，环节齐全、层次分明，活动形式丰富
高等院校在线教学实施方案与中小学存在较大差异，这与高等院校育人环节较多、组织结构复杂直接相关，对高等教育管理者来说，“停课不停学”期间，不仅要组织开展日常教学活动，还要开展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
既要关注常态化的实习实践、毕业论文，还要推进事关学校发展的科学研究、教改项目等其它育人环节，在方案制定过程中，既需要充分考虑各环节的实施形式、时间进度等，还需要特别关注线上实施与线下开展之间事实上存在的区别，即需要着眼全局，统筹规划，而这些问题在高等院校的方案中均得到了体现。相对齐全的方案环节设置，有效保障了育人流程的完整性，形成了闭环育人机制，充分发挥了在线教学方案的指导意义。
高等院校复杂的组织结构，决定了教务处并非方案制订的“第一线”，对于大部分高等院校，除了教务处制订的校级实施方案外，各学院也根据自身专业特色、师资条件等制订了实施方案，供本学院教师、学生使用，院级方案有效兼顾了学校总体要求与专业特色，强化了学院层面对教师在线教学的针对性指导与监督。高等院校教学长期以来存在“水课”问题，部分课程学生的学习积极性不高，如何在教师、学生分离的情况下，有效吸引学生积极学习，是疫情期间在线教学亟待解决的问题，而“满堂灌”则是导致在线教学出现“水课”的重要因素。2020年5月14日教育部召开的疫情防控新闻发布会上，时任教育部高等教育司司长吴岩指出，“要从满堂灌的‘单声道’到互动式的‘双声道’转变”。而在线教学活动形式的多样化则是走向“双声道”的重要途径。
高校教学运行状态和教学体验是反映方案质量及落实情况的重要指标。郭建鹏等指出，疫情期间高校在线教学整体运行良好，教师在线教学体验较好，学校提供了比较完善的支持和服务，教师对在线教学认可度较高，能比较深入地思考在线教学的深层问题，教师也投人了较多的时间和精力开展在线教学[9]。这说明实施方案有效沟通了政策蓝图与具体实践，实现了教学效益的最大化。
2022年全国教育工作会议明确提出，我国要“实施教育数字化战略行动”，教育数字化转型已成为后疫情时代我国教育领域的主要变革方向，教育战“疫”与教育数字化转型都是由教育管理部门主导，以政策为指挥棒，将方案作为冲锋号的教育行动，教育战“疫”中彰显出的中国智慧同样能够在教育数字化转型中得到传承接力，为教育数字化转型提供指引。
1.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的制度优势，有效筑牢教育数字化转型的现实基础和理念根基
基础设施是推动教育数字化转型的必要基础[10]，当前国际教育数字化转型也非常关注“基础设施建设”[11]。要做好教育数字化转型，首先需要筑牢数字化转型的现实基础，持续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的制度优势，将教育摆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并由教育部牵头投入资金构建国家层级的教育信息化平台，强化基础设施建设。2022年1月，国务院发布的《“十四五”数字经济发展规划》中明确提出，持续提升包含教育在内的公共服务数字化水平。国家智慧教育平台上线是教育数字化战略行动的阶段性成果，也可以视作是教育优先发展及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具体体现。同时，筑牢教育信息化转型现实根基，还需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努力保障教育公平，尽力保证每一名学生都能够享受到数字化转型带来的“实惠”，特别是边疆、农村、少数民族学生，通过进一步强化双师课堂、同步课堂建设，有效保障优质教育资源向教育洼地输送。
教育数字化转型同样需要筑牢理念根基，杜岩岩等指出，教育数字化转型的根本即实现人的转变及其意识和观念的更新[12]。从能力提升工程1.0到2.0，可以看到教育管理部门更加强调“应用驱动”，也即观念和理念的更新，但是能力提升工程2.0聚焦的是教师信息技术应用方面的理念更新，而教育数字化转型则更多地需要教师整体观念的变革，包括其对数字化转型背景下教育教学工作的重新认识、对数字化转型背景下教学管理的重新认识等，这一过程中同样需要传承中国制度智慧，凝聚力量，达成教育数字化转型观念的广泛传播。
2.用实用好国家智慧教育公共服务平台，为教育数字化转型提供势能
国家智慧教育公共服务平台为我国教育数字化转型提供了强大势能，教育部部长怀进鹏指出，持续推进建设并充分运用国家智慧教育平台是解决“教育何为”问题的重要抓手，通过整合各类数字资源形成的动态或静态势能，可以为我国教育改革提供制度优势、规模优势，推动我国教育发展向更高水平迈进，加快达成教育数字化转型目标[13]。经过多轮版本更新迭代，当前国家智慧教育公共服务平台已经包含了中小学智慧教育、智慧高教等核心版块，其中使用率最高、吸引目光最多的莫过于中小学智慧教育版块，即“国家中小学智慧教育平台”。
“国家中小学智慧教育平台”（以下简称平台）是教育行政部门同步教育数字化战略行动的主动性作为，是对国家教育信息化体系面向教育改革新局面的一次重构，具有“筑根基、再进发”之深层意义[14]。建设并使用国家中小学智慧教育平台能够有效聚集我国优质、精品教育资源，当前，平台的功能、资源、内容仍在不断完善之中，地方频道正在逐步上线，可以预见的是，平台必将在中小学阶段教育数字化转型过程中发挥中流砥柱的作用。然而，如何用实、用好平台，从而有效夯实教育数字化转型之现实根基是当前亟待思考、解决的问题。古语有云“酒香不怕巷子深”，尽管平台在运行模式、资源种类、资源质量等方面均可以称得上是我国教育信息化平台的“集大成者”，且自带“免费”光环，但仍需通过多渠道不断推广、宣传平台。本研究认为，可以以教师培训为抓手，将平台功能的介绍与使用作为当前正在进行的各级各类教师培训中的一门课程，通过专家引领、案例分析、自主探索，使教师了解“为什么要用平台？”“平台有哪些优势？”“使用平台能够做什么？”等问题，从而切实帮助教师自觉、自愿地将平台用实。在解决了用实的问题之后，还需要思考如何将平台用好的问题，本研究认为可以通过正在逐步上线的地方频道，以区域性资源、内容为特色，以课堂教学、德育、美育等版块内容为核心，组织开展集体教研、课例展示、教学竞赛等活动，在活动中积极融入“双减”、教育战“疫”、课程改革等前沿、实用主题，力争通过教师研修，帮助教师将平台用好。在用实用好的前提下，还需要强化对家长的宣传与引导，让家长了解平台、认识平台、会用平台，从而达成家校合作育人的良好局面。
区别于中小学智慧教育版块“平台功能全、平台内容精”的特点，智慧高教版块（国家高等教育智慧教育平台）当前更多地承担了课程、教材等资源聚合的作用，为广大高校师生提供了便捷的检索、查找接口，体现出了“资源门类全、资源质量优、操作使用简便”的特点。长期以来，我国各类高教优质资源分散在智慧树、学堂在线、爱课程等不同平台，智慧高教版块有效打通了各平台，达成了海量优质资源的聚合，在后疫情时代，混合式教学、融合式教学将得到有效推进，智慧高教版块将在其中发挥更加突出的作用。那么，应当如何用实、用好智慧高教版块呢？本研究认为，师生观念的转变是底层动力，师生习惯的养成则是必由之路。在疫情期间，不论是教师还是学生，其开展在线教学、在线自主学习、在线研讨等习惯已经于在线教学过程中得到了有效的塑造，在即将到来的线下教学，应从高校课程改革入手，在线上线下混合式一流本科课程建设的基础上，借着“停课不停学”的东风，进一步推进混合式课程建设与教学改革在高校不断深入。在课程建设与教学改革的过程中，积极引导教师建设符合自身教学需要的SPOC课程，将智慧高教板块中的课程资源引入其中，引导高校教师递进形成“会用课程资源、善用课程资源、爱用课程资源”的良好态势，并借此带动大学生形成“会在线学习、善在线自主探索”的良好氛围。综上所述，应借助高校行政力量，通过教学改革项目立项、课程建设项目立项等方式带动教师、学生在线教与学习惯的长期保持，并通过智慧高教版块宣传推广，让高校师生熟悉、掌握平台功能，最终形成对智慧高教版块资源长期、充分、有效利用。
3.聚焦师生数字素养培育问题，科学制定教育数字化转型的配套政策
教育战“疫”是师生信息素养的一场“大考”，从结果看，“停课不停学”的顺利实施说明我国师生信息素养总体上是“合格”的，但也存在一些不足，祝智庭等指出，疫情期间的在线教学实践显现出目前教育系统缺乏转型战略预备、技术设施不配套、数字能力未就绪、教学创变起点低等问题[15]。疫情大大加速了教育的信息化、数字化进程，全球各国的政府、国际组织、企业、高校都在迫切地探索由传统教学转向数字化教学新模式的有效途径[16]，《教育部2022年工作要点》也明确提出要实施教育数字化战略行动，加快推进教育数字转型和智能升级。尽管师生信息素养已不再是妨碍“停课不停学”的“拦路虎”，但是教育数字化转型是基于新技术、新生态的转型发展，对人才培养提出了新要求，提升师生信息素养与数字技能迫在眉睫[17]。在这一背景下，教育战“疫”中所显现出的师生信息素养水平显得捉襟见肘，为此，需要进一步通过教师培训、课程改革等予以持续、有效提升，以匹配教育数字化转型过程中“数字化转换—数字化升级—数字化转型”三个不同阶段中不断提升的信息素养需求，使师生信息素养始终处于一种“就绪”的状态，能够有效应对教育数字化转型带来的各种挑战。
同时，也需要重视教育数字化转型对于数字素养的关注。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委员会印发的《提升全民数字素养与技能行动纲要》提出要构建知识更新、创新驱动的数字素养与技能培育体系，《“十四五”国家信息化规划》也将“全民数字素养与技能提升”列为十项优先行动之一[18]。当前，学术界对于数字素养、信息素养的关系尚未达成共识[19]，本研究认同潘燕桃等[20]的观点，即数字素养是信息素养在数字时代的升级版。教育战“疫”中未能达成的师生信息素养全面、高质量提升，将在教育数字化转型中转换为对师生数字素养培育的关注，正如祝智庭等所述，未来需要将学生和教师的信息素养标准提升到数字能力标准[21]。从信息素养到数字素养，既是一种传承，也隐含着提升与革新，信息素养源于图书馆学领域，主要围绕信息这一关键词展开，其数字基因是伴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而逐渐强化；
数字素养则天然地蕴含数字基因，且更具时代特点，因此，在教育数字化转型的背景下，关注数字素养有其合理性及必然性，应通过政策文件进一步强调其重要性与必要性。
国际教育数字化转型的相关战略与计划都体现出宏观性、前瞻性、系统性的特点[22]，我国教育数字化转型政策除了聚焦宏观性、前瞻性、系统性之外，还需要关注政策的科学性，即充分考虑不同区域经济发展现状及数字化转型“硬件基础”，避免“一刀切”，应将师生数字素养全面、高质量提升作为重要目标。同时，教育数字化转型是数字社会、数字城市建设的构成要素之一，教育数字化转型应积极对接数字城市建设，为达成更高层次的数字化转型适时地调整政策，避免教育数字化转型成果与数字城市建设不兼容、不匹配而造成的重复建设问题。因此，应重视政策制定过程中各部门之间的配合，有效明确政策制定主体，避免教育管理部门在教育数字化转型过程中“孤军奋战”，通过各部门通力合作下好教育数字化转型这盘“大棋”。
4.关注线上线下融合教学模式，分层设计教育数字化的整体转型方案
信息化教学模式是创建新型教学结构的重要载体，也是实现信息技术与教育教学深度融合的重要途径。疫情期间的大规模在线教学催生了线上线下融合教学(也称双线融合教学)，其被认为是高等教育未来教学的新形态[23]。祝智庭等指出，线上线下深度融合，看似是疫情下的无奈之举，却为教育信息化的全面深化创造了契机[24]。然而，新型信息化教学模式长期在小范围内“空转”，如何促成“破圈”传播是信息化教学模式创新产生之后需要面对的关键问题，对于线上线下融合教学同样如此。我国教育技术应用推广系统存在着三支重要的促进力量，即政府组织、学术组织和IT企业[25]，伴随着教育信息技术的不断推广，教育信息化硬件产品、软件工具等基础性、物质性“底座”已得到了有效构筑，然而教育信息化“上层建筑”则长期处于“建设中”的状态，这其中就包含了信息化教学模式广泛落地、教师信息化应用能力提升等，国家也因此于近年开展了能力提升工程2.0等培训项目。然而信息化教学模式“破圈”传播问题则始终难以得到解决，从各主体的角度具体分析其原因，IT企业通常只希望尽快将自身产品大规模变现，对于硬件维护、产品使用方面的“硬支持”较多，对于基于产品的教学模式指导方面的“软支持”则较少；
学术组织通常只能通过倡议、宣传等形式推广新型教学模式，但是其影响力通常较为有限，难以促成教学模式广泛、深度变革；
政府组织则是新型教学模式推广的核心主力，如教育部开展的“双万计划”中，将线上线下混合式一流课程作为“一流课程”的重要组成部分[26]，通过各种政策文件、评奖评优，部分新型教学模式得到了有效推广，如混合式教学、翻转课堂等，在教育数字化转型时期，政府同样需要发挥其主体作用，积极主动地推动新型教学模式“破圈”传播，通过制定区域教育数字化转型方案将新型教学模式推广落到实处。
疫情在全球蔓延，使得中小学线上线下教育融合较之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迫切[27]，同时，双线融合教学也被认为是高等教育未来教学的新形态。在此背景下要促成新型教学模式“破圈”传播，当务之急就是要将融合教育、融合教学模式有效推广，使其能够有效赋能后疫情时代教育教学，也为教育数字化转型带来新理念、新方向。新型教学模式的“破圈”传播受到多重因素影响，如硬件基础、教师观念、学校重视等，教育数字化转型是教育全要素、全流程、全业务和全领域的数字化转型，必将涉及到以往教育信息化工作涉及不到或涉及不深的领域，其转型力度更强，能够有效扫除“破圈”传播的现实障碍。本研究认为，教育数字化转型与线上线下融合教育、教学模式“破圈”传播是相辅相成、互相促进的关系，前者为后者有效推广铺设道路，后者则是前者时代性的具体体现。要推广融合教育、教学模式，应以教育数字化转型方案为抓手，将其有效细化、嵌入至教育数字化转型的实施框架之中。教育数字化转型方案制定过程中，应重视中国方案智慧的传承接力，做到具体、分层设计方案。教育信息化转型政策从横向区分了区域特征，在方案中则应纵向体现各学段的特点。我国已有教育数字化转型方案已经体现了这一特征，2021年11月9日发布的《上海市教育数字化转型实施方案(2021-2023)》中，就分别从学前教育、职业教育、高等教育、基础教育四个层面提出了上海教育数字化转型的主要任务。这种分层设计的方式有助于地方教育管理部门、各级学校在实施中明确各自目标、任务。
随着时代的不断发展、进步，教育信息化工作的重心也在不断变化，知识、经验可能过时，但智慧则不会因时代变迁而失去光芒。教育战“疫”中显现出的中国智慧既促成了以大规模在线为核心的“停课不停学”，也能够有效指导教育数字化转型，未来也将在我国教育信息化征程上持续发光、发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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