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树洁 徐玉婷 宫 园
（安徽师范大学 地理与旅游学院,安徽 芜湖 241003）
党的十九大首次提出乡村振兴战略，时隔六年直至今日，我国仍在砥砺前行。自1999年起，中央一号文件开始侧重农业农村问题，尤其自2004 年起明确将解决“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的中心工作，加大投入力度，推进乡村振兴等相关工作。随着时代的变迁，人们更加追求思想的濡染、文化的熏陶，以及对“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等的向往，这些需求源自人们满足了基础的生理和安全需求后，进而产生对情感满足的渴望。乡村逐渐成为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向往的地方，对此各方学者积极涉足对情感的探索，丰富情感研究的范畴，在新时代的背景下重新认识乡村治理、乡村文旅、乡土依恋、情感重构等方面的问题。①陈桂生、吴合庆:《情感治理何以成为乡村社区治理的新转向——基于“治理有效”的解释》,《求实》2022年第4 期，第96-108，112 页。②张圆刚、余向洋:《生活空间重构旅游者的乡村游憩影响因素与路径——一个模糊集的定性比较分析》,《自然资源学报》2020 年第7 期，第1633-1646 页。③严金海、王彬、郑文博:《乡土依恋、城市融入与乡城移民宅基地退出意愿——基于福建厦门的调查》,《中国土地科学》2022 年第1 期，第20-29 页。④武文杰、孙业红、王英:《农业文化遗产地女性居民旅游参与的情感响应——以浙江青田稻鱼共生系统为例》,《旅游学刊》2022 年第4 期，第128-139 页。
对于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交织的地理学来说，以人为主体的感性思维长期处于缺位状态，然而情感对于社会空间生活和人地关系的影响日益凸显，西方地理学开始关注情感对空间和社会的构建。⑤朱竑、高权:《西方地理学“情感转向”与情感地理学研究述评》,《地理研究》2015 年第7 期，第1394-1406 页。21 世纪以来人文地理学产生了“情感转向”，学者愈发关注情感在地理学研究中的重要意义，情感地理逐渐成为一种新兴的跨学科研究。⑥Bondi Liz, Joyce Davidson, Mick Smith,“Introduction: Geography’s‘Emotional Turn’，”In Davidson J, Bondi L,Smith M, Emotional Geographies.Vol.36, No.4, 2005, pp.1-16.情感地理研究在国外已正式开展了近20 年，而国内对其的理论研究和实证研究相对较少。因此，本文主要通过对国内外情感地理相关论文与专著进行研究爬梳，对情感地理的缘起、概念界定、研究历程进行综述，并展望新时代中国情感地理尤其是中国乡村情感地理研究的可能方向，以期加深对该领域的理解，进而推动乡村振兴战略的新进展。
（一）情感的概念界定
现代心理学由情感（Affect）、行为（Behavior）、认知（Cognition）三大组成部分构成。情感在心理学研究中涉及的理论繁多，本文采用广泛接受的版本：情感是人对客观事物是否符合其需要而产生的态度体验，是生物体的内在生理机制与外在环境相互作用的产物。⑦车文博:《当代西方心理学新词典》,吉林:吉林人民出版社,2001 年,第271 页。情感（Affect）与情绪（Emotion）的内涵有所差别，即前者更关注生物体对于环境刺激的态度反馈，而后者更关注生物体之间的态度体验。然而，二者很大程度上又有所交叉，譬如爱国者在为国家奉献中会经历不同的情绪变化，人们在追求爱情与幸福时会有不同的情感更替。尽管这一体二面的概念差别细微，但主流心理学者并不会刻意加以区分。因此，情感地理学亦被称作情绪地理学，并与之共用“Emotional Geographies”这个英文名称。
（二）情感地理学缘起及概念界定
自从“ 地理学之父埃拉托色尼（Eratosthenes）将“Geography”用来命名地理学科时，地理便被赋予了理性、客观、注重实地考察、测绘等标签。由于学习地理学科需要具备文理兼修的素养，国人对于地理学也有“文科中理科”的刻板印象，因此偏向感性的情感地理研究在较长时间内处于边缘地位。情感地理学是由人文地理学的分支——文化地理学逐步演化而来（见图1），究其根源，其主干人文地理学是以关注人类社会的空间活动规律为重点，研究人们如何对待和利用社会空间，进一步推演人类和地理空间的联系；
而分支的源头学科文化地理学则研究世界各地的人类文明在地理空间上的分布与组合，以及各个文化之间的异同。①何金廖、黄贤金、张捷:《新世纪国际人文地理学发展格局与多样性:基于2000—2017 年SSCI 期刊的文献计量分析》,《人文地理》2018 年第5 期，第29-37 页。这里的文化包含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两个方面，情感地理学将二者结合，主要探究非表征的情感与物质的土地、空间环境的关系。
图1 情感地理学的产生
由于情感地理是一门跨学科研究，因此不同领域的学者对其概念界定也各有侧重。起初情感地理较权威的定义是2001 年由安德森（Anderson）和史密斯（Smith）提出，即情感地理是通过重视情感来促进社会空间塑造的一种新兴研究，也正由此时，人文地理学出现“情感转向”②Pile S,“Emotions and affect in recent human geography, ” Transactions of the Institute of British Geographers,Vol.35, No.1, 2010, pp.5-20.。人类地理学家帕尔（Parr）指出情感地理是用情感来书写空间知识或用空间知识来书写情感；
③Parr H,“Delusional geographies: The experiential worlds of people during madness/ illness, ” 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D: Society and Space, Vol.17, No.6, 1999, pp.673-690.表示情感地理是一种在人际交往中塑造人与他人、与周遭世界关系的“亲近”或“疏远”的情感模型；
①Hargreaves A,“Emotional geographies of teaching, ” Teachers college record, Vol.103, No.6, 2001, pp.1056-1080.情感地理是探究如何影响特定社会群体的物质文明、精神文明与土地之间的关系，其研究偏向于涉及情感对民族和风俗的影响。②Kearney A,“Homeland emotion: An emotional geography of heritage and homeland, ”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Heritage Studies, Vol.15, No.2-3, 2009, pp.209-222.由以上可知，虽然不同领域对情感地理的理解不同，但归于一点，离不开人、情、地，即情感地理是以探索人—情—地三者之间的关联为主要研究内容，着力分析人类多种正、负向情感的空间性问题、社会性问题，以及不同特征的地理空间对情感的影响的一门跨学科研究。③林群:《情感纳入媒介地理学中的考察》,硕士学位论文，浙江大学传媒与国际文化学院，2011 年，第25 页。
与情感地理学的专著相比，发表在国际期刊上的论文数量较多一些，且近几年呈现明显的上升趋势。本文基于引文数据库Web of science 核心合集进行检索，以“emotional geographies/ geography” “affective geographies/geography” “geography of emotion/ affect”“affectual geographies/ geography”为主题词，时间为2000—2021 年，经过数据清理与去重，从研究主题、内容以及研究者属地剔除相关性较低的文献，最后得到2000—2022 年国外情感地理研究文献685 篇。由WOS 检索结果可知，2018 年之后刊文数量有了明显增长，年均发文量超过50 篇，情感地理领域刊文数量排名前四的期刊（包含并列）分别是 《社会和文化地理》 （Social and Cultural Geography） （76篇） 、《情绪、空间与社会》（Emotion, Space and Society） （63 篇）、《地球论坛》（Geoforum） （53篇）、《英国地理学家协会汇刊》（Transactions of the Institute of British Geographers） （53 篇） 。
基于中国知网数据库，输入搜索条件，由于国内对情感地理的前期探索以地方感为主，故以“情感/情绪地理”或“情感/情绪地理学”或“地方感”或“地方依恋/认同”为主题或全文，时间为2000—2022 年，从研究内容、主题等剔除相关性较低的的文献，最后共得到278 篇文献，明显少于外文文献数量，国内刊文量较多的期刊为《人文地理》（60 篇）与《旅游学刊》（42 篇）。由此可见，国内外相关文献数量整体呈现上升的态势（见图2）。
图2 2000—2022 年国内外“情感地理”主题论文发表趋势图
本文以文献出版时间的不同、数量差距以及相关学术研究会议等，并结合国内外不同时期的探讨，将情感地理学的发展经历划分为三个时间段：2000—2009 年（着重关注情感）、2010—2017 年（情感联结群体扩展）、2018 年至今（情感跨学科多元融合）。
（一）着重关注情感：2000—2009 年
早在20 世纪下半叶，宗教史学者、哲学家伊利亚德（Eliade）在其著作《神圣与世俗》（The sacred and the profane: The nature of religion）中指出：“神圣的空间常伴随着一股能引起剧烈情感反应的超然绝俗的力量。”①Mircea Eliade, The sacred and the profane: The nature of religion. Vol.81. Houghton Mifflin Harcourt, 1959.当然，学界普遍认为情感地理诞生于2001 年安德森（Anderson）等人发表在《英国地理学家协会汇刊》（Transactions of the Institute of British Geographers）的新闻评论。②Anderson K, Smith S J,“Emotional geographies, ” Transactions of the Institute of British Geographers, Vol.26,No.1, 2001, pp.7-10.2002 年在英国召开以“情感地理学”（Emotion Geographies）为主旨的国际学术研讨大会，此次会议旨在探讨情感和地理空间的关系，主要议题包括情感地理学的范畴、方法和理论，情感与身份认同的关系，情感的流动性和情感在城市化过程中的作用等；
次年美国地理学家协会以“争议的地点”（Contested Places）为主题举办年会，也进行了相关主题的讨论。这些会议为情感地理学领域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平台，促进不同国家、不同学科背景的学者之间的交流和合作，对推动情感地理学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情感地理的跨学科研究悄然成风。2004 年米立根（Milligan）和戴维森（Davidson）关注地理研究中的情感方面，其研究成果成为《社会和文化地理》（Social and Cultural Geography）开始刊行以来最高引文章。③Davidson J, Milligan C,“Embodying emotion sensing space: Introducing emotional geographies, ” Social ＆ Cultural Geography, Vol.5, No.4, 2004, pp. 523-532.2005 年戴维森（Davidson）等编著的《情感地理学》 （Emotional Geographies），被喻为情感地理学的“开山之作”，以及在2008 年戴维森（Davidson）等人创办了名为《情绪、空间与社会》（Emotion, Space and Society）的期刊，将地理学的各个分支学科对情感的研究聚集起来。这些刊物与书籍的出现标志着人类的感性因素正式系统性地纳入地理学的研究范畴，同时文化理论研究的空间转向进而促进了情感的空间性研究，也正因这一“情感化的转向”，为理性的地理学增添了一抹人文关怀。
在该时段，国内学者对情感地理的研究相对较少，他们主要关注地方感、地方依恋和旅游地等主题。其中，科大卫等学者从超越“血缘群体”或“亲属组织”的角度，探讨了中国特有的“宗族”意识形态在地方认同与国家象征中的作用。④科大卫、刘志伟:《宗族与地方社会的国家认同——明清华南地区宗族发展的意识形态基础》,《历史研究》2000 年第3 期，第3-14，189 页。唐文跃则系统研究了国外地方感研究的主要领域及其进展，①唐文跃:《地方感研究进展及研究框架》,《旅游学刊》2007 年第11 期，第70-77 页。在此基础上，汪芳等学者从旅游地角度构建了游客地方感认知测量的指标体系。②汪芳、黄晓辉、俞曦:《旅游地地方感的游客认知研究》,《地理学报》2009 年第10 期，第1267-1277 页。麻国庆等学者则从文化人类学的角度切入，探讨了旅游体系的文化认同问题。③麻国庆:《全球化:文化的生产与文化认同——族群、地方社会与跨国文化圈》,《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0 年第4 期，第152-161 页。吴莉萍等学者发现，地方感的差异与居民社区依附程度差异、社区公共领域有关，这些因素对地方感建构的过程中地方组织力量和社区积累的历史文化力量起到关键作用。④吴莉萍、周尚意:《城市化对乡村社区地方感的影响分析——以北京三个乡村社区为例》,《北京社会科学》2009 年第2 期，第30-35 页。这些研究表明，国内的情感地理学研究已初步开展，但研究范围较为狭窄，主要集中在地方感方面。国内涉及情感地理学研究主题的学术会议包括中国地理学会2007—2008 年学术会议、北京文化发展报告（2007—2008 年），以及中国地理学年会百年庆典等。
（二）情感联结群体扩展：2010—2017 年
文化地理学的研究话题一直都较为丰富，该时期情感地理学的研究开始从传统的社会、空间和地方等话题转移到不同的研究群体上，如女性难民、残疾人、儿童等弱势群体，或是同性恋、精神病、吸毒者等特殊群体，以及日常社会生活中被排挤与被边缘化的群体。具体来说，女性议题主要聚焦于国外战争暴乱时中难民妇女的情感变化，但也不缺乏在平稳安定时期女性在高等教育分层领域中情感转移的探讨。⑤Salih R,“Bodies that walk, bodies that talk, bodies that love: Palestinian women refugees, affectivity, and the politics of the ordinary, ” Antipode, Vol.49, No.3, 2017, pp.742-760.⑥Finn K,“Multiple, relational and emotional mobilities: Understanding student mobilities in higher education as more than ‘staying local’ and ‘going away’, ” British Educational Research Journal, Vol.43, No.3, 2017,pp.743-758.此外，还有针对幼儿种族、性别和文化等社会身份的交叉性作用的情感研究，以及针对被排斥的特殊群体的具象化归属感、排他性行为等研究。⑦Kustatscher M,“The emotional geographies of belonging: Children’s intersectional identities in primary school, ”Children’s Geographies, Vol.15, No.1, 2017, pp.65-79.⑧Briggs D,“Emotions, ethnography and crack cocaine users, ” Emotion, Space and Society, Vol.7, No.2, 2013,pp.1-12.同样，在面对国家民族认同和大环境的政治背景下，民众的情感同样受到潜移默化的影响，比如对国家的情感会聚集在某些基础设施上，年轻人在政治愿望环境下会产生情感负担。①Merriman P, Jones R,“Nations, materialities and affects, ” Progress in Human Geography, Vol.41, No.5, 2017,pp.600-617.②Pimlott-Wilson H,“Individualising the future: the emotional geographies of neoliberal governance in young people"s aspirations, ” Area, Vol.49, No.3, 2017, pp.288-295.
2010 年《社会与文化地理》（Social and Cultural Geography），刊登了一期名为“恐惧之城”的特别版，在不同的新背景下，从自由、男女、身体和空间等方面阐述城市令人恐惧的原因以及究竟是什么让人们产生了负面心理，同时该期刊还站在情感角度反映城市中不同空间与政治、权力的关系。③England M, Simon S,“Scary cities: Urban geographies of fear, difference and belonging, ” Social ＆ Cultural Geography, Vol.11, No.3, 2011, pp.201-207.2010 年和2013 年分别在澳大利亚、荷兰召开的情感地理学国际会议，研讨主题覆盖多学科且范围广泛，涉及建筑学、教育学、旅游、经济学等各个方面。
同时，国内学者对情感地理学研究成果也逐渐丰富起来，值得一提的是部分学者通过对情感地理学的期刊论文和相关经典的著作进行的文献综述，对国内了解情感地理学的发展和内容有很大的帮助。朱竑等对国际社会文化地理学研究领域的旗帜性刊物《社会与文化地理》（Social and Cultural Geography）进行了文献梳理，将研究主题分为情感与空间、关怀、宗教、城市和政策几个方面，然而情感地理方面的主要议题集中于地方感、地方依恋、地方记忆等关键词上。④朱竑、郭隽万果、吴伟：《国际社会文化地理学研究发展与启示——基于Social and Cultural Geography 论文统计分析》,《地理研究》2017 年第10 期,第1981-1996 页。总体来看，国内学者对情感地理学的理论研究并未深入，实证研究主要集中在地方依恋、地方认同，作用机制则被学者们广泛探讨，具体包括地方依恋对主观幸福感的作用机制以及情感在地方性重构过程中的作用机制。
（三）情感跨学科多元融合：2018 年至今
在前几年的持续快速发展之上，国内外情感地理研究呈现出更加多元化的趋势，这些研究通常与时代背景、事件、环境等因素密切相关，并且不同学科领域之间的交流也愈发深入。国外情感地理学的研究主要聚焦于国际热点问题，如生态气候、地缘政治、资源冲突、种族、边缘人群、身份认同、移民等议题。其中学者们探讨了教学实践、工作领域和租住环境中的学生、工人、租户等人群与特定地理空间交汇后产生的情感问题。⑤Longhurst N, Hargreaves T,“Emotions and fuel poverty: The lived experience of social housing tenants in the United Kingdom, ” Energy Research ＆ Social Science, Vol.56, 2019, pp.101-207.⑥Emery J,“Belonging, memory and history in the north Nottinghamshire coalfield, ” Journal of Historical Geography,Vol.59, 2018, pp.77-89.⑦Marvell A, Simm D,“Emotional geography experienced during international fieldwork : An evaluation of teaching and learning strategies for reflective assessment, ” Journal of Geography in Higher Education, Vol.42,No.4, 2018, pp.515-530.全球性事件是各国必须面对的现实状况，学者将公众情感与特定空间变化进行深入研究，如疫情期间人们产生的负向情感，不同地区与性别对气候变化的不同情绪反应，局部地区政治动乱和国际战争所引起的情感研究。①Maddrell A,“Bereavement, grief, and consolation: Emotional affective geographies of loss during COVID-19”,Dialogues in Human Geography, Vol.10, No.2, 2020, pp.107-111.②Bray M, Wutich A, Larson K L, et al,“Anger and sadness: Gendered emotional responses to climate threats in four island nations”, Cross-Cultural Research, Vol.53, No.1, 2019, pp.58-86.③Zhang S, Huang H, Wei F,“Geographical distance to the epicenter of Covid-19 predicts the burnout of the working population: Ripple effect or typhoon eye effect?”, Psychiatry Research, Vol.288, 2020, pp.112-998.在跨国、跨区域过程中，情感认同与归属问题一直存在，学者关注伤痛、土地冲突对群体的影响，以及快速城市化进程中情感攫取和被动的流离失所问题。④Elliott-Cooper A, Hubbard P, Lees L,“Moving beyond Marcuse : Gentrification, displacement and the violence of unhoming”, Progress in Human geography, Vol.44, No.3, 2020, pp.492-509.⑤Schoenberger L, Beban A,“‘They turn us into criminals’: Embodiments of fear in Cambodian land grabbing”,Annals of the American Association of Geographers, Vol.108, No.5, 2018, pp.1338-1353.
相较于国外，国内学者对于“情感地理”的相关研究开始较晚，主要集中于旅游地理学，旅游地的情感共鸣不仅产生于外来游客，还产生于当地居民。国内对于外来游客的情感研究较多，如纪念性景观地与游客的负向情感联系，以及情感体验的社会性、空间性和时间性特征，国内游客情感体验的时空变化，通过唤醒民族文化认同以此提高国家的文化自信等。⑥梁璐、代莉、田嘉申、张雅如、李雪莲：《情感地理学视角下纪念性恐惧景观地游客体验特征分析——以5·12 汶川特大地震纪念馆为例》,《西北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18 年第6 期，第884-892 页。⑦梁嘉祺、姜珊、陶犁：《基于网络游记语义分析和 GIS 可视化的游客时空行为与情绪关系实证研究——以北京市为例》,《人文地理》2020 年第2 期，第152-160 页。⑧王福明：《傣族在社会空间建构过程中的情感唤醒机制研究》,硕士学位论文,云南师范大学旅游与地理科学学院，2018 年，第75-94 页。此外，城市公共空间、家庭空间，以及消费空间也逐渐成为国内新文化地理学的关注热点。具体的研究包括：宣传类户外广告在营造城市公共空间个体的情感氛围过程中与城市空间治理的内在关联；
⑨林元城、章佳茵、李路华、王敏：《城市情感地理与空间治理:广州市区宣传类户外广告案例》,《世界地理研究》2021 年第5 期，第1083-1095 页。对中国广东中越跨国家庭进行调研，认为家的空间既承载了女性跨国婚姻移民对家的情感，又是她们的精神防线；
⑩万蕙、朱竑：《女性跨国婚姻移民家空间的性别、资源与权力——粤西乡村案例》,《地理科学进展》2020年第11 期，第1909-1922 页。另外，还有一些学者关注民族心理和情感形成与自然、文化空间的密切相关性，并对家国情怀和民族文化情感进行了深入研究，如探究跨境流动背景下的国家感，以及民族村落在社会空间建构过程中的情感再现。①王敏、叶丹晨、王红枫：《环境心理学视角下中国跨境流动人口的国家感研究》,《人文地理》2022 年第2期，第50-58 页。②邹飞鹏：《西双版纳曼烈村寨傣族在社会空间建构过程中的情感再现研究》,硕士学位论文,云南师范大学旅游与地理科学学院，2019 年，第85-99 页。
情感地理研究已呈现出更多的社会导向，国内外研究的主题存在差异。国外研究范围更加广泛，近年来情感地理与多学科融合，非理性的情感研究成为跨学科研究的热点，在传统人文地理学分支学科中继续发展壮大。结合国内外学术研究现状可知，情感地理学的地位得到夯实，这种多元化已经成为该学科不断发展的源泉。现如今世界形势正经历巨大变革，国内外形势不完全相同，我国整体社会稳定比国际局势更平稳，由此国内对于情感地理的研究主要仍集中于旅游地理学、社会文化地理学等领域。其中对地方依恋、地方感和地方认同的探讨已进入情感的空间性和社会性方面的深入研究。结合国内外文化不同的历史渊源和哲学基础，情感在国内文化的言语环境中是更偏向共同性与普遍性，更注重情感与理性的统一；
相比之下，国外文化背景先是将情感看作与理性对立的二元论哲学，并认为情感是非理性的伦理学。这也是导致二者在研究主题、成果和方向上存在不同的原因之一。总之，现阶段情感地理学的相关研究以多维度和创新的视角，将社会现实层面或社区组织层面与人文社科的学科研究领域进行结合，促进了该领域的不断发展。
情感作为人们生产生活的一个重要维度，具有研究的学术意义。对于一直以“面朝黄土背朝天”为文化积淀的中国农民群体来说，土地不仅是物质上的生计保障，而且是情感上的精神依托。因此，中国对情感地理的研究需要结合我国历史文化背景。正如费孝通先生在《乡土中国》中所述：乡土社会在地方性的限制下成了生于斯、死于斯的社会。③费孝通：《乡土中国》,北京：北京出版社，2005 年，第6 页。即使现今的中国乡村已发生变化，但乡土思想仍旧扎根于人们心中。在现今聚焦三农问题和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新时代背景下，将乡村地理学与情感地理学进行学科融合，发展中国乡村情感地理学是必要且可行的。首先亟须在理论研究层面搭建中国情感地理学框架。由于国内研究起步较晚，其研究深度与广度较国外有所差距，理论框架和方法体系有待完善，面临诸多挑战。乡村情感依恋研究、乡村情感空间研究、乡村情感地图研究、乡村地缘政治研究、乡村可持续发展研究、乡村弱势群体研究等也是可以与国内乡村地理学结合的新兴研究领域。考虑到国内外社会文化背景差异较大，在借鉴国外先进研究经验时需选取适应中国国情的议题及方法,中国情感地理学应区别于国外的现实国情为其自身的发展提供多元化研究方向，国外近年来的研究热点地缘政治、资源冲突、弱势群体等议题对我国的乡村振兴同样值得具体分析。目前，学界在乡村情感地理方面还处于缺乏系统理论框架的空白阶段，大部分国内学者是运用地方依恋的理论在旅游地理学领域进行研究，比如古村落居民的地方依恋与区域旅游、古村落保护、传统民俗重构、乡村居民归属感等，只有少数学者站在情感地理学的视角有针对性地提出关于中国脱贫攻坚、乡村振兴的见解。①许振晓、张捷、Geoffrey Wall、曹靖、张宏磊：《居民地方感对区域旅游发展支持度影响——以九寨沟旅游核心社区为例》,《地理学报》2009 年第6 期，第736-744 页。②唐文跃：《皖南古村落居民地方依恋特征分析——以西递,宏村,南屏为例》,《人文地理》2011 年第3 期，第51-55 页。③陶伟、陈慧灵、蔡水清：《岭南传统民俗节庆重构对居民地方依恋的影响——以广州珠村乞巧节为例》,《地理学报》2014 年第4 期，第553-565 页。④杜宗斌、苏勤、姜辽：《乡村旅游地居民社区归属感模型构建及应用——以浙江安吉为例》,《旅游学刊》2013 年第6 期，第65-74 页。⑤陈驰蕊、何峰、汤放华：《情感地理视角下脱贫村农户情感重构——以湖南省十八洞村为例》,《热带地理》2022 年第4 期，第579-591 页。因此亟须中国地理学者共同努力，推动中国乡村情感地理学的发展（图3），以期从具体的实践层面进行关注。
图3 中国乡村情感地理学研究展望
（一）情感重塑乡村文化
乡村振兴，文化先行，乡村文化振兴不仅仅是寻求乡村传统文化的复兴，还包括发展乡村的现代文化体系。⑥甘代军、周茂春、胡守勇：《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乡村文化供给的问题与对策分析》,《成都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 第3 期，第11-20 页。从情感地理的视角研究乡村文化，进一步深化落实乡村振兴战略，探索情感地理引导乡村文化振兴的中国路径和模式。①龙花楼、陈坤秋：《实现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研究框架与展望》,《经济地理》2021 年第8 期，第1-9 页。重塑乡村文化不仅需要国家层面的号召，更需要社会及个人对其有鲜明深刻的认知，期望激起人们对于中国乡村这一特殊时空与土地之间的情感联结。中国乡村地域空间有着极其丰厚的文化禀赋，在注重传统乡村文化继承、创新、发扬的同时，保护好乡村文化资源和遗产。现今，我们面临的主要困境是村民乡土文化振兴意识淡薄，社会组织未积极参与，部分村民群体对于乡土文化的情感价值多理解成旅游创造经济效益，这使得很难从乡土文化与乡土社会、生态文明建设、绿色生活方式、城乡融合发展等高度去进行文化与情感的判断，从而进一步抑制了乡土文化振兴的内生动力。②索晓霞：《乡村振兴战略下的乡土文化价值再认识》,《贵州社会科学》2018 年第1 期，第4-10 页。因此，需要通过挖掘乡村文化的当代及未来价值，让青年一代在乡土文化中看到未来，激发年轻人传承和发展乡土文化的动力。同时，倡导社会组织或者培养自治组织积极投身于乡村文化建设，推进乡村振兴新型主体化与农民组织化，从情感维度上重构认知精神文化，这种未知且庞大的文化情感资本的乡土文化对于乡村振兴战略具有深远意义。③刘彦随：《新时代乡村振兴地理学研究》,《地理研究》2019 年第3 期，第4-10 页。
（二）重构城乡社会情感空间
从推动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发展，到大力发展乡村振兴，再到目前的重视粮食安全、耕地“非粮化”“非农化”，乡村地理学者在此基础上积极开展相关研究。社会文化地理学主要关注城市消费空间和乡村传统空间与居民之间的人地关系演变，辨析居民是如何嵌入城市空间或回流乡村空间。④陈浩然、梁邦兴、朱竑：《资本与地方发展的研究述评——基于发展地理与社会文化地理的整合框架》,《经济地理》2022 年第1 期，第37-43 页。而我国的城乡居民对于城乡空间的情感依托如何变化，是否遭到破坏、遭遇畸形，是否有面临消失的危险，想要真正做到乡村振兴，更应该在人地关系的基础上深入探讨情感地理和情感空间。从社会文化空间中情感角度着手，从“以人为本”的视域切入，讨论城乡情感空间的转变与再建构，结合中国背景分析情感这一元素是如何在社会、经济、政治等层面与社会空间融入的，比如城乡移民中情感空间的重构、情感与农村人居环境整治、进城务工人群或城市边缘群体的情感体验、深度贫困区农户的情感重构机制，以及情感在乡村社会空间中的转变等都具有重要的研究意义。同时，还可以通过数字技术的应用将身体与情感的空间关系表现出来，结合地理信息系统技术、情感地图和时间地理学等研究方法对大众的情感值进行不同时空下的可视化分析，进而研究城乡社会空间与情感的相互影响机制。⑤王敏、罗志伟、方彦圳、杨晓婷：《面向数字技术的乡村社会文化地理研究》,《地理科学进展》2022 年第3 期，第499-509 页。
（三）情感依恋助力乡村产业
2022 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到要重点发展农产品加工、乡村休闲旅游、农村电商等产业，在产业振兴的基础上，以宜居乡村为衔接重点，全面提升人民群众的幸福水平。①赵兴平：《脱贫攻坚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现实分析与路径展望》,《成都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3年第1 期，第13-25 页。从情感地理学来看，乡村产业可以借助情感依恋的内生动力来大力发展。把握产业之维和情感之维的关系，因地制宜探索乡村产业的发展，可以通过拓展地域特点明显、乡风醇厚的小众特色产业，对乡村记忆切实保护，利用地方记忆、地方依恋来唤起对特色种养、特色食品、特色手工业和特色文化等的旅游热情，还可以利用“民宿+旅游”，鼓励农民返乡创业。②吕龙、黄震方、陈晓艳：《文化记忆视角下乡村旅游地的文化研究进展及框架构建》,《人文地理》2018 年第2 期，第35-42 页。③肖艳、唐建兵、马海燕：《乡村振兴背景下的成都乡村民宿业提升》,《成都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6 期，第21-26 页。同样，地方的情感依恋与乡村生态环境衍生的产业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乡村独特的地域和文化景观是地理学中的空间概念，乡村是宁静、休闲、安逸的代名词，借此发挥乡村空间中情感维度的“治愈功能”。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产业，乡村产业发展是乡村经济振兴的重要推动力之一，借助消费者与当地人对乡村空间的地方依恋、地方感等情感价值，将情感资源转化成经济效益。从人与地方的关系视角切入，借助人们对乡村空间的情感依恋重温熟人社会并唤醒乡村记忆，一方面要重视乡村消费者的情感需求，另一方面提高当地居民的参与度，共同促进乡村经济发展。具体来说，这种情感依恋不仅是消费者的依恋，更多在于当地农户的情感依恋，如若村民不愿参加文化活动，排斥在乡村中找寻情感载体，那么是从根本上阻碍了乡村的产业振兴。
（四）巧用地缘政治共同发展
地缘政治关注国家间的利益和竞争，乡村振兴是我国内部区域发展的战略方针。国际贸易、区域经济一体化等地缘政治因素的变化会影响到乡村地区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反之，提高农村地区的生产力和竞争力可以促进经济发展，改善居民生活状况，为其提供有保障的地缘政治安全感。崔哲浩等学者已开始初涉该方面的研究，在边境安全视角下提出发展壮大农村龙头产业，优化边民财政补贴政策，加强边境地区社会管控工作，增强群众向心力、凝聚力，改善村民生产生活条件等解决措施。④崔哲浩、吴雨晴、张俊杰：《边境安全视角下边疆民族地区乡村“空心化”问题研究》，《民族学刊》2023年第1 期，第87-94，149 页。除此之外，借鉴彼此的理念和经验也至关重要。例如，一些国家在推动当地乡村发展时采用了地缘政治的区域协调和合作模式，借助不同地区的优势资源互补、共同发展。未来展望有三个方面，首先，加强与周边国家的合作，我国不少边疆乡村靠近国界，积极开展合作交流有助于促进乡村发展，保障国家安全，满足人民群众对安全感的追求；
其次，加强乡村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加大对农村公路、水利设施等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力度，提升当地居民的居住满意度；
最后，加强科技创新和人才培养，激发农民创业精神，让他们拥有归属感，从而留在乡村，吸引更多城市人口回归乡村，以此提高乡村地区的核心竞争力。
（五）唤醒农民可持续认同感
在资源冲突问题方面，乡村通过有效管理和利用资源可以缓解资源冲突。乡村良好的自然生态系统会让外来游客和当地居民产生愉悦感与幸福感，然而现实中的资源冲突往往成为阻碍。比如面对土地、水资源和自然生态系统的竞争利用问题，该如何最大限度地利用有限资源而不损害环境？人们实际使用资源的方式以及对资源的需求和期望是什么？政府该如何协调各种利益相关者之间的竞争与合作，以确保公正地分配资源并推动乡村振兴？这些问题值得深入探讨。为缓解资源冲突，可采取两个主要策略：一是采用可持续农业生产方式促进乡村经济发展，减少资源冲突的风险，可持续农业依赖于自然循环系统，能大大减少对环境的损害，提高土地和水资源的利用效率。然而，在强制措施的前提下，应唤醒农民对于环境保护的责任感，让他们理解采取新的农业生产方式是为了避免传统方法依赖化学品和高能耗机械，从而对土地、水资源和环境造成破坏；
二是发展农村旅游业，推动当地文化和传统手工艺品的保护和传承，唤醒人们的文化认同，吸引更多的游客到乡村地区，促进当地经济的发展，同时遵循可持续发展原则，并采取必要措施确保资源的合理利用。
（六）关爱帮扶乡村弱势群体
结合我国实际情况，乡村中弱势群体主要是鳏寡孤独废疾者，乡村老龄化、代际冲突现象严重，乡村振兴需要考虑到弱势群体的利益和需求，同时也可以通过帮扶弱势群体来促进乡村振兴。未来展望有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开展产业扶贫，带动乡村经济发展，并将弱势群体置于扶贫的首要地位。发展适合弱势群体工作的产业以此增加其收入，实现弱势群体脱贫致富，此外通过提供技能培训与创业支持，促进其自我发展进而真正融入社会。其次，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提高弱势群体生活水平，特别是在医疗卫生、教育、文化娱乐等方面加大投入，切实为弱势群体真正需求考虑，比如为他们提供特别的教育资源，提高受教育程度和就业能力，帮助他们找到力所能及的工作，还要建立更完善的健康保障体系，特别是老年服务体系以及各种适老化的措施，从而减轻贫困和疾病对其家庭发展的影响。最后，发挥社会组织的作用，提升乡村治理水平，政府应该积极支持和引导社会组织参与乡村治理，并为其提供必要的政策和经费支持，加强与社会组织之间的沟通和合作，建立起良好的工作关系。总之，弱势群体与乡村振兴的结合，需要政府、社会组织、企业等各方共同努力，实现资源优化，让弱势群体与乡村振兴战略相互促进，共同发展。
在情感地理学研究体系已初具雏形并表现出创新性与跨学科性的背景下，国内对于情感地理的内涵和实证研究相对匮乏。在国内人文地理学领域中，情感研究仍处于边缘地位，研究尺度、研究内容都有待补充和丰富。现阶段国内主要进行小尺度层面的探究，比如家庭空间、社区空间等以个体的情感为基点的小型空间，但随着情感的空间性与社会性研究的日益紧密，人地关系中加入了情感这一新元素。因此，情感研究在中国的社会文化地理学中应提供更多的视角、思维和方向。在乡村振兴仍在继续着力推动、落实的背景下，与国内的乡村地理学共同构建中国乡村情感地理学，具有积极的研究意义。国内外文化虽有所不同，我国更加倡导“以人民为中心”“以人为本”，更应重视以人为主体衍生的情感探究，从本质上落实乡村振兴。总之，情感地理学尚有很大的空间值得我们去探讨和挖掘，尤其是与新时代下的中国结合，在乡村振兴的战略背景下厘清中国的情感响应，发展和完善与我国国情相适应的乡村情感地理理论，构建中国特色的乡村情感地理学，将情感地理研究在国内推广开来，以期为我国乡村振兴战略的落实提供新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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