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佩霞 卢尚建 潘渠鲸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着眼党和国家事业全局在十九大提出乡村振兴战略，开拓了新时代“三农”工作的新局面，是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重要基础和建设美丽新中国的关键举措，也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必然选择。因此，如何构建乡村振兴战略的人才保障机制就成为首要问题。
2020年7月，教育部等六部门印发《关于加强新时代乡村教师队伍建设的意见》，指出乡村教师“是推进乡村振兴、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力量”。乡村教师队伍建设与乡村振兴战略有效衔接及融合的关键在于提升乡村教师服务乡村振兴战略的能力。这样，既可以扩大和增强乡村振兴战略队伍的力量，又能够实现乡村教师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和人生价值。
乡村教师需要突破其固有的角色意识，从三尺讲台的“教书匠”角色走向漫步田间农舍的“新乡贤”角色。这一突破是教师应当具备的社会服务功能的必然要求，符合教育部等八部门于2022年4月印发的《新时代基础教育强师计划》提出的“建设高质量农村教师培养支持服务体系”的文件精神。基于乡村教师角色认同理论，构建服务乡村振兴战略角色认同机制，目的在于梳理乡村教师与乡村振兴战略的关系，让乡村教师在意识层面明确“我是谁，成为谁”，提升其服务乡村振兴战略的角色意识和工作积极性。
教师角色是教师与他人和环境互动过程中生成的反思、判断及对职业价值观、职业意义再建构的过程和结果。认同是一种标识，是与他人相似或相异的归属感和行为模式的心理过程。因而，教师角色认同是教师对所属群体的归属感知，以及伴随的情感体验和行为整合模式。教师角色认同主要包括两个维度：自我角色认同维度和社会角色认同维度。
(一)自我角色认同理论
自我角色认同主要是从个体发展的视角描述社会规范的内化过程。美国人格心理学家奥尔波特(Gordon Willard Allport)从自我发展的角度指出，自我状态是逐步从生理自我到社会自我，再到心理自我。儿童最开始通过对身体的认识发展出占有欲、支配欲和爱护欲。当学会走路和语言交流的技能后，通过游戏和学习建立自我意识，并逐步向社会规范靠拢，发展出社会自我。青春期之后，直至成年，随着认知水平的提高，心理自我趋于成熟。发展心理学家埃里克森(Erik H Erikson)则认为人的一生发展有八个主要阶段和相关的发展任务。其中，自我同一性的形成是青春期的核心任务，即进行自我定义，并从时间维度将过去、现在、将来的自我进行审视。综上可知，自我角色认同理论强调个体处于社会群体中，不断内化社会规范，最终形成角色认同，回答“我是谁”的问题。
(二)社会角色认同理论
社会角色认同描述内外群体的形成和意义，以及个体面对自我与社会认同冲突时的加工执行过程。社会心理学家泰弗尔(Henri Tajfel)认为社会认同由三个过程组成，包括社会类化、社会比较和积极区分，即归类对象、区分内外群体，并进行比较，从而找到内群体的优势，提升自尊水平。美国当代修辞学家伯克(Kenneth Burke)从内部维度看待个体认同的自我确证倾向，即认同控制模型，包含认同标准、输入、比较和输出四个环节。该理论强调个体整合自我期望和社会期望后形成认同标准，输入自我评价和他人评价的反馈，找出输入信息与标准之间的差异比对，输出有效的行为决策。综上可知，社会角色认同理论是在内外群体间寻找一种平衡，找到群体内部的角色定位，最终回答“成为谁”的问题。
乡村教师角色认同，是乡村教师处于乡村社会实践中形成的对教师角色的感知，包含政治、教育、文化等社会属性。本研究主要从两个维度描述乡村教师角色认同机制的构建过程。一是从自我角色认同维度，描述乡村教师如何内化乡村的社会规范，回答“我是谁”的问题；
二是从社会角色认同维度，描述乡村教师如何与乡村社会其他群体沟通合作，回答“成为谁”的问题。
(一)乡村教师寻根“我是谁”：重构乡土文化
乡土文化是在农村的生产生活中产生的一套行为规范和价值观念。它不仅涵盖特定区域的有形文化，如婚丧嫁娶的风俗、时令耕植的经验、丰富的民俗活动、典型的村落布局建筑等，还包括一些无形的文化，如“天人”生态观、“亲睦”伦理观以及“和合”宇宙观等。[1]
然而，互联网时代强势裹挟下的“信息化”和“城镇化”进程，改变了“乡土中国”原有的文化生态。农村在走向现代化的同时，承受着城市文化土壤衍生下的“拜金主义”“个人主义”和“功利主义”等思想所带来的巨大冲击。[2]一是现代工业的引进使得原有的田园风景消失，怡然美丽的环境被破坏；
二是乡村人才摒弃安土重迁的传统思维，进城打工谋求城市的一席之地，使得乡村社区“空巢化”；
三是传统的乡土文化传承青黄不接，渐渐停留在老一辈人的记忆里，最终消失。处于农村社会生态下的乡土文化日渐式微，走向“荒漠化”。[3]
乡村教师作为教育者，担负着传播文化知识和教书育人的使命。那么，这些文化知识应当从何而来呢？是否有其一脉相承的历史浸润？又向谁传播呢？谁是这些文化知识的最终获益者？从乡村教师到乡村学生及广大乡村环境，包含客观环境和精神环境，其构成了一个“教育场域”。[4]在这个客观关系网络内，文化知识的生产、传承、传播和消费这四个环节缺一不可。乡村教师承担文化知识传播者的角色，而乡村学生作为受教者，是未来乡村建设队伍的预备军。处于乡村教育场域下，选择乡土文化知识毋庸置疑，能够形成文化知识从生产、传承、传播到消费生生不息的有机生态，做到可持续，可再生。因此，从教育场域视角上看，乡土文化是乡村教师和乡村学生赖以生存发展的沃土，是实现乡村振兴战略的生态保障。
然而，乡土文化“荒漠化”，导致乡村教师难以从乡村教育场域中汲取力量，也削弱了乡村学生与文化故土“根”的联结，势必严重影响乡村振兴战略的实现，最终使得乡村社会发展江河日下，变成如同西北戈壁荒漠一般的毫无生机之地。因此，重构乡土文化刻不容缓。
重构乡土文化需要“破”“立”并举。一方面，重构乡土文化要破除乡土文化“无用”和“落后”的刻板印象。刻板印象是人们对于某些事物或群体形成的概括固定的认知观念，这些认知往往具有僵硬性，从而阻碍了人们对事物全面客观的认识。近年来，乡土文化就深受刻板印象的负面影响。由于乡村以前常常被人们视为“落后”“愚昧”的代名词，乡村教师也往往被归类到“低收入”“低能力”“低地位”等带有偏见的群体中[5]，认为只有能力不行的教师才会去乡村任教。因此，乡村教师对乡土文化和自我身份的认同度不高，努力逃避自身的乡土属性，试图逃离乡村社会。另一方面，重构乡土文化要挖掘其固有的“淳朴天然、具有生命力”的传统特征，并结合新时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下的文化理念，实现乡土文化的创新。乡土社会以血缘关系为纽带，具有高度的稳定性，给人一种家的归属感，生活在其中的乡民们相亲相爱、相持相助，且具有勤俭节约、吃苦耐劳的品德。乡土文化蕴藏着众多的民族文化精粹，是国风和民风的根脉。乡村教师以其对乡土社会的依恋感和对乡土文化的认同感服务乡村振兴战略，深入乡土社会，品味乡村之美，才能寻找到“我是谁”的根。
(二)乡村教师定位“我是谁”：重归新乡贤角色
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一方面，乡村教师因其自身的文化资源优势和经济收入尚可，获得乡土社会的尊崇；
另一方面，乡村教师本身就具有农民性，在乡村社会中有广泛的氏族群体，因工作和个人生存需要，“亦耕亦教”，活跃于耕种与教化之间，也参与乡村公共活动之中，使其身份角色具有公共性。然而，1994年全国教育工作会议制定了民办教师问题“关、招、转、辞、退”的方针，随即落实乡村学校“民转公”和“取缔代课教师”等教育政策，乡村教师半农身份的脱落和国家编制身份的确立，使其与“具有农业户口的民众”逐渐划分开来。之后，随着“新生代乡村教师”进入乡村教师队伍，乡村教师“异乡人”的体验达到顶峰。他们大都是出生在20世纪80年代、从师范大学本专科毕业的青年大学生，受过城市文明的洗礼，有着难以割舍和令人神往的城市情结，工作生活圈层从繁华热闹的大都市转到积贫积弱、交通闭塞的乡村社会，这种失落感使其难以融入乡村社会。[6]
乡村教师是专业身份与公共身份的统一体。其中，乡村教师与乡村社会之间的良性互动关系，体现了其公共身份的特性，但在当下社会以专业身份为主、以城市化为导向的教师教育发展模式中，乡村教师的“乡土意识”逐渐被“城市情结”取代，逐渐丧失与乡村社会良性互动的公共身份，最终沦为物理空间处于乡村、心理空间却在城市的“异乡人”。
传统私塾里的乡村教师是“乡贤”队伍的重要成员，他们以“兼济天下”为立身之命，投身于乡村的政治文化精神文明建设，不仅于私塾学堂里教书育人，而且活跃于田野乡舍，承担乡民礼治教化，主持乡村社会法治公道，协助乡民建设乡村。[7]因此，乡村教师服务乡村振兴战略，是乡村教师公共身份的回归。
与传统社会中的乡贤相比，新乡贤是“以乡情、乡愁、乡怀为纽带，直接或间接地参与乡村基层治理，包括典型或先进模范人物、专家学者、道德模范等榜样”[8]。乡村教师需要理直气壮地把自己定位为新时代的新乡贤，在乡村社会治理体系中成为积极的行为示范者和价值引领者，重拾和完善其公共身份角色。因此，乡村教师服务乡村振兴战略，成为新乡贤，是乡村教师新时代角色内涵的必要补充。
乡村教师在大部分时间里处于乡村这一物理空间，然而心灵空间却充斥着“异乡”感，其根源在于公共身份的丢失。长期游离于乡村社会的乡村教师，正在迎来乡村振兴战略的时代机遇，为实现其个人价值，亟须重归新乡贤角色。这既是在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响应党和国家的号召——“凸显教师职业的公共属性，强化教师承担的国家使命和公共教育服务的职责”，是消除乡村教师异乡体验的根本途径，也是寻找服务乡村振兴战略中自我角色定位的根本要求。
(一)构建乡村振兴战略共同体，成为中流砥柱
乡村振兴战略中的一个基本问题是“为谁而建，由谁来建”。答案自然是为农民而建，由农民来建。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一个焦点是关注乡村、关注农民。然而，农民作为乡村振兴战略的建设主体，其保守固化的思想和组织管理松散的现状使得自身在城镇化发展和全球化挑战中处于弱势地位，这无疑是实现乡村振兴战略的巨大障碍。因此，乡村振兴战略的实现，需要构建共同体来组织农民力量，在激烈的社会竞争中占据一席之地。
著名的社会学家和经济学家罗伯特·帕特南(Robert D. Putnam)提出了社会资本理论：社会资本即能够推动合作，提高社会效率的社会组织特征，如信任、规范和社交网络。因此，乡村社会资本包括乡村居民之间普遍的信任、互惠规范和通过乡村组织所建立起来的紧密的社会参与网络。[9]
乡村社会恰恰是将朋友、家庭、村落、生产以及生活紧密联结起来的人情社会，这种社会结构下，信任与互惠规范能够解决乡民之间的信任与承诺问题，从而更好地解决集体行动问题。乡村社会资本形成的关键在于促成良好合作，构建良好的关系网络，形成乡村振兴战略共同体。[10]
然而，乡村社会高学历高素质人才本就紧缺，本土化人才结构比例更是严重失调。乡村产业结构单一、数量较少、规模较小的现状难以为青壮年劳动力提供充足的就业岗位，且现有岗位工资待遇和福利保障等远不如城市，使得大批有知识的青壮年乡民离乡进城，导致乡村社会出现大量“留守儿童”和“空巢老人”的现象。以上因素导致乡村振兴战略共同体建设难以完成。
而解决这一难题的关键在于乡村教师。乡村教师凭借自身的文化素养和职业道德，有着教书育人和服务乡村社会的角色使命。著名教育家陶行知先生说“乡村学校做改造乡村生活的中心，乡村教师做改造乡村的灵魂”[11]。由此可见，乡村振兴战略共同体的中心是乡村学校，而乡村教师是其中的灵魂人物。在封建社会，乡村私塾先生从泱泱中华文明中汲取文化力量，传播“仁义礼智信”，到了以“科学民主”为核心的社会主义新时代，乡村教师被赋予“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和传播现代文明的重要责任。由此可见，乡村教师从古至今都担负着礼治德育的重任。乡村社会是一个以人伦关系为依托，以亲仁善邻为道德态度，以相邻和睦为价值目标，以相容相让为基本原则，以相扶相助为伦理义务的共同体，是礼治社会的小型缩影。乡村教师作为最了解乡村礼治社会的人，最能从人心教化上组织和协调乡民，使其在乡村振兴战略共同体中发挥中流砥柱的作用。古往今来，个人的命运和人生意义无不是在社会历史发展的潮流中得以彰显，没有哪个人可以孤立地实现人生价值，也没有哪个人可以逆社会和历史发展趋势而有所作为。因此，乡村教师也只有成为乡村振兴战略共同体中的中流砥柱，充分发挥自身服务乡村振兴战略的能力和智慧，做出自己应有的社会贡献，才能更好地实现历史和时代赋予的使命，才能更好地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
(二)以乡村教师为中心结点联结乡村社会
乡村教师是乡村教育的主体，乡村教师网络连接边数多，连接时间长。从连接边数上看，乡村教师联结了千家万户。乡村教育的主要对象是儿童和青少年，这个时期恰恰是他们形成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的关键期。一般来说，乡村教师面临的学生人数少则几十人，多则几百人，甚至更多，其背后是一个又一个的农村家庭。从连接时间上看，乡村教师串联了乡村的过去、现在和未来。传统乡村家庭往往以孩子为中心，乡村少年承担了家族和乡村未来的兴衰荣辱，乡民们自然而然地把乡村的未来交给了乡村教师。
乡村教师用高尚的思想教育人、影响人、塑造人，培养一代又一代新人，而新一代人又对周围人群产生“思想涟漪”，由此构成了一个庞大的思想传播网络。小而言之，乡村教师影响了全村之兴衰；
大而言之，全民族的发展都离不开乡村教师。因此，乡村教师是乡村社会结构模型中思想传播网络的中心结点，发挥着服务乡村振兴战略特殊的位置优势。
从空间维度上，乡村教师应当立足于学生，以学生为切入点深入学生家庭，从而接触到乡民们。乡村教师一方面要注重师生关系的培养，关心学生的身心发展，夯实学生的文化知识，提高学生的学业成绩；
另一方面要注重家校共育，通过家访、家长会等形式传播家庭教育的方法和策略。只有家长的教育理念更新换代，教育思想与时俱进，教育投入加大支出，学生的教育才会受到最根本的支持。
从时间维度上，乡村教师应当看到当下培养的少年儿童对于乡村的意义，他们不仅仅是当下的小小少年，还是乡村过去文明的继承者，更是乡村社会未来现代化建设的主力军。“乡村教师是新时代乡村新生劳动力的培养者，他们以培养乡村新型劳动力为己任，为乡村学子创设舒适的学习环境，传授并建构人类先进的文化知识和科学技术成果，使一种潜在的劳动力转化为现实生产力成为可能”[12]。“乡村教师与其学生在农村学校与农村互动的环境里面，可以不断地进行知识创新、建构，开拓新的课程资源和新的生产力形式，引领农村民众思维形式的进步与农村社会物质生产的繁荣”[13]。因此，以乡村教师为中心结点构建乡村社会时空网络，发挥其服务乡村振兴战略特殊的功能优势，是顺理成章的事情。
中国几千年的文化历程设定了教师角色，他们被社会寄予殷切期待，成为“知识的代言人”，“道德的化身”以及“社会要求的代表”，形成了“师道尊严”的文化传统观念。敬畏师道关乎学生的成才，关乎教育的发展，关乎文化的传承，关乎社会的进步。尊师重教，是我们社会的主旋律，也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体现。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乡村教师在村民心目中的地位是崇高的，影响是举足轻重的。他们是乡村社会的文化精英，是传播、理解与发扬民族文化的先进代表，是国家与民族历史进程的见证者，是未来社会发展趋势的展望者。相比于城市社会，乡村“师道尊严”的文化传统更浓厚、更丰富，这有利于乡村教师更好地发挥其文化符号的引领功能。乡村教师应肩负起历史和时代赋予的神圣使命，发挥作为传统“师道尊严”文化符号的引领功能，在师生话语体系平等的框架内，发挥其“传道授业解惑”的作用，提高“科教兴国”战略在社会民众心目中的地位，形成“好学、乐学，尊师重教”的社会风气。
乡村教师应发挥其角色的积极作用，联结乡村社会，担负起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责任。乡村教师应当基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导农民形成现代价值观，引领农民的思想、行为和精神风尚，成为国家政策的解读者和传达者。乡村教师应当注重帮助农民克服依附心理，突破非理性的思维方式和保守心态，帮助其向具有独立性、开放性、平等性和创新性特征的现代人格转型，成为新型村民的培养者和引领者。乡村教师应当不断丰富农民的政治知识，提高他们的政治参与热情，增强其政治参与效能感，使其充分认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文化，成为国家政治文化的传播者和倡导者。[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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