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前锐，李 鑫，唐 婕，邹太龙
(湖北民族大学教师教育学院，湖北恩施 445000)
自乡村振兴战略实施以来，我国农村经济快速发展，农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实现了“三不愁两保障”。然而，农村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农民精神文明建设并未与之同步，“一些村庄‘形虽在，神已散’，优秀道德规范、公序良俗失效，不孝父母、不管子女、不守婚则、不睦邻里等现象增多[1]”。由于感恩教育观念边缘化、感恩文化断裂化与教育内容形式化等影响，部分人认为感恩教育可有可无，从而忽视了“感恩”在农民精神文明建设中的重要作用，渐渐导致部分农民感恩意识的缺失。感恩作为一种由施恩者与受惠者组成的蕴含情感态度与价值观在内的人际交互活动，兼具改善人际关系与动员个体服务社会的现实意义。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农村精神文明建设很重要，……要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一起抓，特别要注重提升农民精神风貌[1]”。因此，开展农民感恩教育、唤醒农民感恩意识是当前农民精神文明建设中一项重要而紧迫的任务。
作为一种以意识、情感和行为为中心的教育，感恩教育不是教学方法而是一种教育思想或教育理念[2]，其根本任务在于唤醒人的感恩意识。具体而言，农民感恩教育有助于巩固脱贫攻坚成果，促进乡村发展；
有利于改善村邻关系，培育和谐乡风；
有益于提升农民感恩意识，唤醒农民自主性与主动性。
1.1 衔接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的重要路径从原始社会到封建社会再到现当代社会，人在社会发展中始终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在社会现代化进程中，人的现代化是现代化国家不可或缺的因素，它是现代化制度和经济长期发展并取得成功的先决条件[3]。这也就意味着，只有不断实现人的现代化才能为社会现代化、经济现代化提供源源不断的人力支撑。在乡村振兴进程中，人是乡村振兴最关键也最重要的因素。巩固乡村振兴成果不能单纯依靠政策驱动，衔接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必须依靠农民本身的发展自主性与主动性。只有不断激发农民内生动力，才能真正衔接好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
乡村振兴的持续发展需要不断激发农民自身的内在活力，提升农民发展的积极性、自主性与主动性。在乡村振兴中，农民感恩教育的作用在于促进农民思想观念的转变，使其向善向上，并意识到乡村振兴的主人翁与直接受益者是农民本身。感恩教育作为一种精神层面的价值观教育，它以我国优秀传统感恩文化为载体“以文化人”，利用各种各样的教育活动渗透价值观教育“以娱促人”，通过形式多样的感恩活动向农民传递、灌输积极向上的教育理念，实现农民价值观念的转变，从而唤醒农民的感恩意识。
1.2 促进乡风文明社会的必然之举乡风文明是指农民在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中形成的生活习惯、文化心理、价值观念等，本质上乡风文明的核心就是乡村精神文明建设，涵盖文化、法治、风俗、社会治安等多个方面[4]。乡风文明是乡村振兴的保障，开展农民感恩教育也就是在进行农民精神文明建设。2018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明确指出：“持续推进农村精神文明建设，提升农民精神风貌，倡导科学文明生活，不断提高乡村社会文明程度”[5]。2021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意见》指出要“加强新时代农村精神文明建设”[6]，并提出了开展农村精神文明建设的具体措施。
建设乡风文明社会，不仅需要扭转农民不良的生活习惯、不当的价值观念，还需要促进优秀乡村文化的发展、促进民俗风尚的改变。感恩教育在乡风文明建设中具有不能忽视的地位，就其本身而言，感恩活动是由施恩者与受惠者组成的人际交往活动，它传递着彼此间的情感态度与价值观。良好的感恩活动，有助于改善农民之间的情感关系，在一定程度上改善农民固有价值观念。其次，感恩教育与其他教育不同之处在于它更加注重扩充人的善端，使人心存善念。“今人乍见孺子将入于井，皆有怵惕恻隐之心”[7]，感恩教育便是将这种“怵惕恻隐之心”激活并放大。最后，感恩本就是一种文化，开展农民感恩教育也即在发扬我国优秀传统文化，使孝悌仁义等传统文化在乡村再次生根发芽。
1.3 提升农民感恩意识的应有之义在感恩行为的发生中(图1)，感恩包括了施恩者与受惠者二维主体，涵盖了感恩意识和感恩行为两方面。以往伦理学中关于感恩的论述主要集中于“二阶感恩”(dyadic gratitude)和“三阶感恩”(triadic gratitude)[8]，囿于二者并未涉及受惠者的感恩意识和感恩意愿，因此以往感恩教育理论研究本身存在一定的偏颇，因而指导实践活动难免陷于尴尬境地。在现实中，由于感恩意识不强，部分人忽视了“识恩”与“记恩”，从而导致感恩回路受阻，无法实现“谢恩”与“报恩”，最终在一定程度上导致道德感淡化、人际关系冷漠。其最终结果是感恩教育观念边缘化、感恩文化断裂化与感恩活动形式化。
图1 感恩行为的发生Fig.1 Occurrence of gratitude behavior
感恩教育的主要任务在于唤醒和增强人的感恩意识，使人将感恩意愿转化为“谢恩”与“报恩”等感恩行为。感恩是一种交互的活动，它指向受惠者意识到来自施恩者的善意善行，也即“识恩”与“记恩”，并通过感恩意识使人以善意善行回应施恩者的善意善行。提升农民感恩意识是农民感恩教育的应有之义，在个体层面，农民感恩教育的任务亦在于唤醒农民的感恩意识，从而破解乡村治理过程中人际关系异化、情感关系物化、道德规范失序等现实难题。在社会层面，农民感恩教育的另一个基本任务在于使农民意识到资源索取与回报社会的价值意义，唤醒农民发展的自主性，实现由“输血式”向“造血式”发展。
农民感恩教育在乡村治理中有加强农民精神文明建设、促进乡风文明的重要作用。有效的乡村治理离不开感恩教育作用的发挥，而当下农民感恩教育还有不足之处，一是教育观念边缘化，感恩教育可有可无；
二是感恩文化断裂化，精神文明发展不足；
三是感恩教育形式化，乡村振兴动力不足。
2.1 感恩教育观念边缘化，感恩教育缺失所谓边缘化是指人或事物的发展趋势与主流发展趋势相悖，呈现出“非中心”与“非主流”的特点。而事实上，边缘化中的人或事物往往存在被忽视、被漠视、被遗忘的风险，一旦某种事物不再被重视，那么该种事物也即存在消失的致命危机。近代以来，科技革命在全世界范围内掀起了一场以实用科学为基础的竞争浪潮，各国纷纷意识到数学、物理、生物、电子和信息技术等实用科学在维护国家安全中的价值意义。与此同时，学校教育为使未来的主要劳动力具备这些知识，提高国民素质，往往更加注重这些“科学知识最有价值”的灌输。而那些包括感恩教育在内的道德教育既然不能使人具备征服世界的才能，那么它也就被判定为“无用”的教育[9]。在这样的背景下，人们对感恩教育的重视程度也就逐渐降低。
既然感恩教育不能使人具备某种改变世界的技能，又不能直接作用于国民经济的增长，有人认为就不必花费大力气开展感恩教育了。正是由于这种不当的唯功利主义取向导致感恩教育观念边缘化，带来的直接影响是认为感恩教育可有可无，也就不注重感恩教育在全群体中大力推广。在德育方面，我国的确注重青少年的道德教育，提倡“五育并举”，要求人的全面发展。但道德教育的教育对象往往是学生群体，对成年人的关注并不多。与此同时，感恩教育的教育对象往往局限于学生群体，对成年人和中老年的关注不足，而对农民的关注少之又少。由于农民感恩教育逐渐边缘化，不再为大众所重视，因此农民感恩教育也就缺失。
2.2 感恩文化断裂化，精神文明发展不足在社会转型与现代化进程中，感恩文化便处于断裂化尴尬处境之中。文化断裂(cultural ruptures)是指某个文化与个体内在认同之间撞击产生的断裂，是一段被遗弃的状态[10]，其表现为某种文化在继承和发扬过程中出现中断的趋势，或不被大众高度重视。以儒家“忠孝仁礼义”为核心的感恩文化在发展过程中，曾一度被人为忽视、批判，这造成了部分感恩文化的流失、部分人不再重视感恩文化中的“忠孝仁义”对人的价值意义。造成感恩文化断裂化的原因是多样的，一是农村经济的转型与社会的迁跃冲击着乡土文化的基床，冲刷着农民感恩意识的形成；
二是农民对乡村主体感丧失，从而导致农民与乡村的利益关联、情感眷念与价值归属的流失[11]。“无主体熟人社会”带来的弊端之一便在于农民对生长在乡土之上的“忠孝仁义”的漠视。三是过往特定历史时期下，包括感恩文化在内的儒家文化、传统文化遭到严重打击，导致部分文化内核流失。
一方面，感恩文化的断裂导致感恩文化传承之路受阻，逐渐致使感恩文化进一步边缘化，面临载体消失、主体缺位、价值认同危机与话语体系残缺的发展困境[12]。另一方面，感恩文化的断裂致使部分农民感恩意识不强——从意识层面忽视感恩文化的建设——最终导致农民精神文明建设不足。由于感恩文化断裂化带来农民对乡土的心理结构发生转化，与此同时，青壮年为谋生计被迫离开乡村，这也就导致了乡村精神文明建设劳动力的缺乏与主要教育对象的流失。最终，在多方面因素的影响下，农民感恩精神文明发展不足。
2.3 感恩教育形式化，乡村振兴动力不足在乡村振兴进程中，感恩教育缺失的第三个表征是农民感恩教育过程形式化。在现实生活中，并不是没有农民感恩教育主题活动。比如贵州省毕节市全市135个易地扶贫搬迁安置点共开展2 800余场感恩教育活动[13]，江西省抚州市东乡区珀玕乡笔村举办感恩奋进主题教育活动，以“唱红歌·包粽子·话党恩”的形式开展农民感恩教育[14]。类似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但依旧有很多不懂感恩的人。究其根源在于部分地区感恩教育过程机械化、感恩教育内容形式化。
一方面，由于农民生活习惯、工作性质以及认知等特点，机械化的教育过程和形式化的教育内容难以彻底实现农民“被动参与”向“主动参与”的观念转变。在此意义上，形式化后的农民感恩教育也就无法有效增强农民感恩意识。另一方面，机械化与形式化的教育本身就违背了教育的规律，更谈不上促进农民感恩意识的发展，实现教育的育人价值。农民感恩教育是指向农民思想层面的价值观教育，本应新颖别致、别出心裁使人耳目一新。然而，农民感恩教育机械化与形式化也就意味着教育的僵化，从而带来人的僵化、桎梏人发展的活力，最终导致乡村振兴精神动力不足。事实证明，乡村振兴所需的是具备蓬勃生机、积极有为的主人翁，而非思想僵化固化、没有感恩意识的简单“劳动力”。
传统的感恩教育范式不再适应社会的发展，探索农民感恩教育的重构路径已迫在眉睫。从影响农民感恩教育的多因素出发，该研究从以文化人、榜样导人、以物助人、以舆育人4个维度探索农民感恩教育的长效机制，为农村实现产业、生态、文化、人才振兴提供契机。
3.1 以文化人：发扬先进文化的育人价值由于精神文化建设不足，部分农民在发展过程中形成了攀比、仇富、仇强等不良心理状态，认为接受来自他人的帮助就等于“矮人一等”或“有损自尊”；
安于现状、不思进取的思想观念也普遍存在，成为制约乡村持续发展的桎梏[15]。这些心理障碍不仅会抑制该群体对他人善意的敏感性，而且会抑制个体感恩意愿的产生、阻断感恩行为的形成，使这一群体逐渐走向感恩的对立面。这也就昭示着传播先进文化、铲除落后封建思想、引导农民形成正确心理结构也就极为重要。“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以文化人，不仅要发挥好先进文化的育人功能，还要关注施恩者与受惠者在接受感恩文化中的心理变化过程。
在乡村振兴进程中，传播先进文化与科学知识不仅能够发挥教育的育人价值，还能够激发农民发展的自主性与主体性，使农民摆脱“等、靠、要”等消极思想，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念。以文培元，发挥先进文化的育人功能主要包含3个方面。一是始终把“新四史”与红色革命文化融入农民感恩教育中，使农民“感党恩、听党话、跟党走”。“新四史”与红色革命文化涵盖了近代以来我国重要人物事迹，其具有不可忽视的教育意义，其逻辑出发点在于培养农民的爱国主义精神与集体意识。二是充分挖掘传统文化中感恩文化的合理内核，使以“忠孝仁礼义”为代表的感恩文化服务于乡村振兴与村落治理，培植农民感恩意识、改善农民群体的人际关系。三是高度重视科学文化知识在农民感恩活动中的运用，以多种多样的活动形式渗透科学知识与法律常识，不断铲除农民思想观念中的落后思想，提升农民对乡村、国家和社会发展的认识。
3.2 榜样导人：发挥好新乡贤的榜样作用在乡村振兴与乡村治理中，需要发挥好新乡贤的积极作用。新乡贤是指“心系乡土、有公益心的社会贤达，一般包括乡村经济能人、社会名流和文化名人”[16]。在乡村振兴与农民感恩教育中，新乡贤的价值意义不仅在于其权力与财富的能量大小，还在于其本身做具备的“名人效应”；
不仅在于其心系乡土的公益心理，还在于其协助村庄治理、精神文明建设与乡风文明建设。有学者指出，培育新乡贤能够有效构建乡村振兴的内生主体基础，发挥新乡贤对农民的引领组织作用，进而为农民在乡村振兴中的主体地位提供有效支撑[17]。
在农民感恩教育中，新乡贤所具备的支撑作用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榜样示范。反哺桑梓等行为本身就含有新乡贤对乡土的感恩之情，将这种对乡土的感恩基调融入农民教育中，有助于促进农民与乡土的情感联结，使农民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义利观，从而提升农民的精神境界和道德素质。第二，组织引领。反哺桑梓、心系乡土的新乡贤较之普通农民具备更开阔的视野格局，能够为农民感恩教育的开展提供新方法与新对策，从而提升农民感恩教育的实效性。第三，文化建构。乡贤文化植根于乡土大地，其更容易被农民接纳吸收，将农民感恩教育与乡贤文化有机融合，需要新乡贤的文化建构作用，发挥新乡贤的榜样作用。
3.3 以物助人：关注物质奖励的引导作用感恩教育本质上虽然是一种精神活动，但开展农民感恩教育不能失去物质层面的激励引导。以物助人的逻辑起点在于通过外在的物质奖励唤醒农民内心深处的感恩意识，使其品尝感恩的美果。通过物质奖励引导农民关注并参与各种感恩主题教育活动，从而使农民感恩教育活动“常开常新”。值得注意的是，感恩教育的物质奖励需要避免农民形成以获得奖励为目的的错误导向，物质奖励只能作为吸引农民参与感恩教育的外在手段。另外，以物质奖励为教育手段的农民感恩教育不强求农民，一旦强求感恩便有可能走向人性与道德的对立面[8]，它更关注农民在感恩教育活动中内心的真情实感与感恩的情感理性。
以物助人下的农民感恩教育活动坚持将感恩的现实性与理论性相统一。从感恩教育的教育对象来看，农民更为关注活动所得。过往的感恩教育往往采用单调的说服教育，既没有实体支撑又不具有较强的吸引力，农民往往嗤之以鼻。忽视农民心理特点、不顾现实情况，一味地进行价值观教育只能是事与愿违。同理，只有物质奖励没有理论支撑的农民感恩教育也将适得其反。过度强调农民的现实所得，忽视感恩教育的理论教育极有可能使农民陷入唯功利主义。以物助人的农民感恩教育需要充分考虑物质奖励的现实性与理论教育的崇高性。只有遵循教育规律、关注农民的群体特征、了解农民的情感走向，才能使农民感恩教育生机勃勃，使其发挥教育的辐射带动作用。
3.4 以舆育人：重视舆论媒体的宣传作用随着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信息流转的速度不断加快。而全面覆盖的网络媒体在乡村振兴中的战略意义愈来愈突出。由于移动终端的普及，农村舆论场域一改过往单一局势向多元共存局面发展，微信、抖音、快手等各种手机应用程序在农村占据了广阔市场。“全媒体”与“自媒体”时代的到来使得舆论引导愈发重要。既然“全媒体”与“自媒体”趋势不可阻挡，那就可以因势利导，采用这种新途径使农民感恩教育日常化、大众化。以舆论宣传的方式开展农民感恩教育可以缩减成本开销、监测农民阅览数量、研判农民思想发展趋势，从而为农民感恩教育的进一步发展提供决策依据。
推进农民感恩教育的日常化与大众化首先需要搭建舆论平台机制，使舆论宣传具备主阵地。其次，重视舆论媒体的宣传作用，实行以舆育人需要高度关注舆论内容的健康性、积极性与合理性。由于农民感恩教育的舆论宣传是面向最广大的农民群体，一旦舆论内容出现偏差便极有可能瓦解正在形成的感恩意识，导致农民走向忘恩负义的迷途。再次，感恩教育的舆论平台应当“上接天线”“下接地气”[18]，即既能使党和国家直接纵深观察了解农民感恩教育开展情况、了解农民的心声，又能使农民真正接受感恩教育内容。最后，深化农民感恩教育的舆论宣传还需要建立舆论监测体系。农民感恩教育舆论监测体系的建立，一是为了科学分析农民感恩教育阅览情况，分析统计农民思想动态走向，为感恩教育的深入开展提供“智库分析”；
二是审核农民感恩教育的舆论内容，把关好农民感恩教育的主阵地。“智库分析”只能为农民感恩教育的进一步发展提供理论支撑，而规范农民感恩教育的舆论内容需要设置“筛查网”，使不良不当的信息内容被快速拦截，规避负面的信息传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