龚婉祺 郭 沁 蒋 莉
（1.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新闻与传播学院，广东 广州 510006；
2.浙江工业大学 人文学院，浙江 杭州 310023；
3.香港城市大学 媒体与传播系，香港 999077）
我国中老年人整体健康状况不容乐观，其中，近1.8 亿老年人患有慢性病，患有一种及以上慢性病的比例高达75%，是传染病防治的重点人群［1］。中老年人也是新型冠状病毒肺炎防治的重点对象。中国疾控中心关于全国44 672 例（截至2020 年2 月11 日）新冠确诊病例的数据显示，60 岁以上病例的死亡率（6.1%）要显著高于60 岁以下的病例（0.6%）［2］。与此同时，中老年人对新冠病毒的危害性和传染性的重视程度，以及采取相关预防措施的行为，却可能落后于青年人群。
另外，新冠肺炎传染病疫情具有重大的未知性，并且要求公众进行长时间的居家隔离，因此大众心理健康也受到巨大的挑战［3］。多组调查结果显示，不同的人群，包括儿童、青少年、大学生，或者医务人员、疑似者及确证患者等都在不同程度上出现了焦虑及抑郁的情绪，及时合理的心理危机干预对大众健康和社会稳定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与青年人相比，中老年人因其社会关系相对单一，获取疾病相关信息的渠道相对较少，对新冠肺炎的认知相对落后，或许会表现出更强烈的负面情绪。目前国内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对中老年人传染病防治和健康素养的现状的描述性分析，以及人口学变量（如年龄、地区和受教育程度）、卫生机构和养老机构等对中老年人健康的影响等方面［4-5］。
本次新冠肺炎疫情的信息先是从数字媒体开始传播，稍后，传统媒体才开始进行专题报道［6］。根据第44 次《中国互联网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我国60 岁以上人群使用网络的比例为14.2%，远低于整体人群的61%，显示了中老年人和青年一代在互联网媒体使用中存在着“数字鸿沟”［7］。因此，在疫情发展的早期阶段，两代人之间关于疫情的认知和预防行为的差异及沟通困难，在数字社交媒体上引起热烈讨论，反映出中老年人和青年人对传染病的认知、获取新冠肺炎等传染病信息的渠道存在差异。青年子女不仅是中老人重要的人际关系，也是对中老年人数字反哺的重要渠道［8］，特别是本次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在春节期间，给予了两代人充分沟通的机会。
然而，虽然青年子女是中老年人最重要的人际传播渠道之一，却鲜有研究探讨子女对中老年人疾病防控等方面健康认知和行为的影响。为填补这一空白，本文拟从家庭沟通视角出发，研究代际传播对中老年人疾病防治的影响。过往研究指出，家庭沟通范式会影响代际沟通效率和效果［9］。家庭沟通范式分为对话型和妥协型。对话型家庭成员之间的地位较为平等，父母也较能接受子女的建议；
而妥协型家庭的父母会比较注重自己的权威，会降低子女和父母沟通的意愿和效果。基于家庭沟通范式理论，本文将进一步探究中老年人和青年子女关于新冠肺炎议题的沟通对中老年人疾病防控的影响。
代际沟通对中老年人健康认知的影响，为家庭沟通范式对中老年人行为的影响提供了实证依据，为老年人、中老年人健康传播提供了新的理论视角，同时拓展了家庭沟通范式理论的研究情境。更重要的是，本研究将为加强中老年人的健康教育和提升中老年人健康素养提供新的路径，为如何通过代际沟通调节中老年人在面对疾病时的情绪和促进中老年人身心健康提供实证依据，这对本次新冠肺炎及以后类似传染病的中老年人防控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本次新冠病毒肺炎疫情来势凶猛，其中，中老年人是重点防治人群。我国中老年人的健康素养水平低于人群的总体水平，2017 年60—69 岁人群具备健康素养的比例只有7.74%（2017 年中国居民总体健康素养水平为14.18%）。更为重要的是，老年人在六类健康问题中，传染病防治的素养水平最低，仅为10.06%，而新冠病毒肺炎属于传染病的一种，正是老年人健康知识的盲区之一［10］。由于新冠病毒目前没有特效药，除了接种疫苗，主要的防疫手段是日常行为的改变，包括戴口罩、少聚餐、用公筷和勤洗手等。因此，提升中老年人的健康素养是加强新冠病毒肺炎疫情防控的重要途径，而这对中老年人的身心带来非常大的挑战。研究新冠肺炎疫情中的公众情绪，可以发现，年龄与抑郁及焦虑情绪呈正相关［3］。王梦雨等调查发现，24.5%的中老年人出现了心理应激（n=1 501），其中18.5%呈中重度抑郁状态［11］。
广泛用于健康行为研究的计划行为理论（Theory of Planned Behavior）认为，态度、主观规范和知觉行为控制是行为意愿的正向影响因子。态度指的是对特定对象的较稳定的预设立场；
知觉行为控制则指主体对执行特定行为感知的难易程度；
而主观规范指的是外在社会因素对主体的影响，包括社会支持和社会压力等［12］。主观规范中，社会支持指的是个体从身边的社会群体如家人和朋友等那里获得的情感性、工具性、信息性、评价性等方面的支持［13-14］。其中情感支持和信息支持是最常见且重要的社会支持种类［15］。中国家族式大家庭结构和长期实施的计划生育政策，使得家庭成为社会支持十分重要的一环［16］。过往的研究也发现，中老年人与青年子女的沟通对前者的身心健康有正向影响［17］。
青年子女不仅给中老年群体提供了情感支持，也是其重要的健康信息来源。智能手机的普及和数字媒体的兴起，给予了人们也包括中老年人在互联网中搜寻信息的渠道，而健康是中老年人在互联网中最为关注的话题［18］。然而，由于硬件限制、身体原因（如视力等）、知识背景等因素，中老年人利用数字媒体进行健康信息检索以提升自身健康素养的能力低于其他人群［19］。本次新冠病毒肺炎疫情的情况和预防信息很多都是在互联网中先行传播，而很多城市的通行需要用到的健康码等也都需要使用数字媒体，这对中老年人群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因此，亟须从家庭沟通理论视角切入，研究作为中老年人最重要的社会支持和信息来源之一的青年子女群体，如何通过代际传播影响中老年人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中的情绪和预防行为。
家庭沟通范式理论是家庭沟通领域一个重要的理论模型。家庭沟通范式指的是家庭中父母与子女的沟通互动体系，这个沟通体系不仅会影响家庭成员对家庭关系和氛围的感知，还会进一步影响他们对社会环境的感知［20］。过往研究总结出两种家庭沟通取向：对话取向和妥协取向。对话取向指的是父母和子女分享彼此的观点、感受和信仰的程度；
妥协取向指的是家庭成员对观点、信仰和态度等一致性要求的程度。高对话取向的家庭中成员的地位是相对平等的，也会鼓励其成员分享自身的想法和感受；
而高妥协取向的家庭则更强调家庭成员要拥有相同的世界观和价值观，往往会形成“长幼有序”的等级型家庭架构［21-22］。值得注意的是，这两种取向是共存于家庭沟通中的，只是有程度的差异，两者共同构成了家庭的沟通范式。Keating 做的关于32 篇家庭沟通模式理论研究论文的元分析发现，对话取向和妥协取向是显著负相关的，在一定程度上表明，这两种取向在家庭沟通中是此消彼长的关系［23］。
家庭沟通范式不仅会影响父母和子女沟通互动的过程和结果，还会对家庭成员各方面的心理、观点和行为产生显著影响。高对话取向会增加亲子沟通的满意度，而高妥协取向会增加亲子沟通的难度，进而导致亲子关系紧张［24-25］。家庭沟通范式还会对成员的自信心、抗压力和沟通能力产生显著影响。家庭沟通范式会影响成员对各类媒体信息的接触和理解（包括广告、新闻、暴力视频内容等），并影响家庭矛盾以及情绪、压力等问题的解决方式。家庭沟通范式对家庭里的健康传播也有重要的影响，Hays 等研究发现，当子女被诊断有健康问题时，对话取向对他们向父母坦陈这个问题有正向影响，而妥协取向对坦诚行为有负向影响［22］；
家庭沟通范式对子女的疫苗注射意愿、对有关健康问题的态度以及健康行为（酗酒、健康饮食等）也有显著的影响［26-27］。
值得注意的是，过往研究更多关注家庭沟通范式对子女的影响，鲜有文章研究其对父母观念和行为的影响。在数字时代，作为弱势群体的中老年人，家庭沟通和支持对其使用数字媒体有重要的影响，然而过往研究发现，中老年人使用数字媒体受到身边同伴的支持往往大于家庭支持［28］。朱姝蓓等研究发现，中老年人在使用新媒体查询健康信息时，获得的社会支持较少。部分个案中，青年子女会觉得中老年人容易上当受骗，所以对中老年人通过数字媒体获取健康信息持保留甚至是反对的态度，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加重了中老年人对数字媒体信息的防备和抵触心理［29］。周裕琼对中老年人微信使用的研究则发现，主观的心理排斥比客观的身体退化更阻碍中老年人使用微信等数字媒体［30］。中老年人在新媒体中自我效能低，但在需要使用新媒体的场景，比如微信支付或打车时，往往依赖他们的子女，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老年人往往认为数字媒体是“子女使用的媒体”，特别是在甄别数字媒体上的健康信息时，往往会依赖子女的意见［8］。由此可以推断，子女的支持会提升中老年人使用数字媒体的积极性和可能性。
本次新冠肺炎信息首先是在数字媒体上开始传播的，由于中老年人使用网络的比例远低于其子女一代，中老年人和其子女一代在新冠肺炎信息的接收上有一定的时间差。随着疫情的发展，全国人民在春节期间基本处于居家隔离的状态，一方面充分呈现出两代人在健康信息获取、健康观念和行为的差异，另一方面也给予了两代人充分的沟通时间，提供了研究代际沟通对中老年人健康观念和行为的影响的契机。基于过往研究，本研究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1：对话取向与中老年人的预防行为正相关，与负面情绪负相关。
假设2：妥协取向与中老年人的预防行为负相关，与负面情绪正相关。
家庭沟通范式还会对家庭成员健康沟通的话题产生影响，妥协取向越高，具体健康沟通话题越少，进而影响家庭成员的健康行为（如健康饮食等）［31］。代际沟通的话题内容对家庭成员的行为产生影响的研究在家庭成员的安全性行为以及艾滋病防控上尤为集中。如Mackay 等研究发现，家庭沟通话题如果更多探讨的是艾滋病知识以及不安全性行为的危险，会显著增加子女对艾滋病的防控意识和行为［32］；
Widman 等在对关于成年人家庭性话题沟通和性行为关系的研究进行元分析后，发现家庭沟通话题内容是成年人性行为的调节因素［33］。然而有关家庭沟通范式对健康话题沟通的影响，以及沟通话题对家庭成员其他类型的疾病防控行为的影响的研究还相对有限，因而本文提出以下研究问题：
家庭沟通范式（对话型/妥协型）如何影响家庭关于新冠肺炎的沟通话题？关于新冠肺炎的家庭沟通话题如何影响中老年人的新冠肺炎防控行为？
（一）数据来源
本研究以问卷调查数据为基础，探讨家庭沟通模式与中老年人预防行为之间的关系。问卷通过问卷网（https：//www.wenjuan.com/）发放，所有受访者通过手机扫码登录作答。问卷内容包含家庭沟通范式、疫情期间代际沟通话题、消极情绪、预防行为的改变，及相关人口统计学等信息。样本通过学校招募的方式收集。研究人员在广东外贸外语大学和广东工业大学招募大学生以邀请他们的父母参与研究。问卷调查持续两周（2020 年2 月10 日至24 日），共收回有效问卷193 份。样本平均年龄约为49.18 岁（SD=4.106），男性约占44.0%，女性约占55.0%；
其中约30.6%的被试具有大专及以上学历，36.3%的被试具有高中、技校或职高学历，25.4%的被试具有初中及以下学历；
约7.8%的被试月收入在20 000 元及以上，10.4%的被试月收入在10 000—19 999 元，34.7%的被试月收入在5 000—9 999元，47.2%的被试月收入在4 999 元及以下。
（二）变量测量
本研究将中老年人感知的家庭沟通范式和代际沟通话题作为自变量，消极情绪和预防行为为因变量，测量方式如下：
家庭沟通范式量表参考了Ritchie 和Fitzpatrick 提出的修订后的家庭沟通范式量表（PFCP）［34］，从对话取向和妥协取向两个维度测量了老年人的家庭沟通方式。两个维度各通过5 个题项，并采用 5 级李克特量表（1=非常不符合，5=非常符合；
M妥协取向=3.653±0.689，M服从取向=3.154±0.699）进行测量。后续量表如无特殊备注，均用此量表测量。具体题项参见表1。
消极情绪量表主要参考了Watson 等编制的情绪量表（PANAS）［35］。以4 个题项进行测量，受访者需回答疫情发生后出现相应情绪状态的频率（1=几乎没有，5=极多的；
M消极取向=2.367±0.824）。
预防行为量表测量了受访者在疫情暴发后的行为变化，分为两个维度：社交隔离（3 个题项；
M=4.646±0.468）和清洁控制（2 个题项；
M=4.192±0.680）。分值越高，则受访者做出相应行为的改变越多。
表1 测量模型潜变量因子负荷及信度
代际沟通话题测量了受访者与其子女在疫情期间讨论相关话题的频率。量表共有12 个题项，分别询问了疫情期间家庭成员如何讨论疫情动态（3 个题项；
M=3.910±0.680）、病毒相关知识（5 个题项；
M=3.959±0.646）和就疫情相关事宜发生分歧（2 个题项；
M=2.155±1.098）。
受访者的年龄和对疫情的关注度是重要的控制变量。关注度通过询问受访者对此次新冠肺炎疫情的关注程度来测量，分值越高表示关注度越高。
（三）分析方法
本研究采用通径分析建立中介模型验证研究假设。模型以三类代际沟通话题，即疫情动态、病毒相关知识和分歧话题为中介变量，测量对话取向和妥协取向对老年人消极情绪、社交隔离和清洁控制的影响（如图1）。数据用中介模型测量。Kenny 指出，通径分析模型的拟合度指标应至少 满 足 ：χ2/df<5，p>0.05；
CFI>0.90，RMSEA<0.080，PCLOSE>0.050［36］。
为 提 高 模 型 准 确 性 ，用Booststrap 法（n=2 000）检验中介效应。相关分析用SPSS 26 和AMOS 26 统计软件进行分析，中介效用通过用户自定义中介效用插件［37］测量。
图1 中介模型
（一）变量信度检验
因子分析分为探索性因子分析和验证性因子分析两步。探索性因子分析采用主成分分析法并用正交旋转法测量各题项的区分度，结果显示相关题项（共33 个）区分度良好，可分为9 个因子，在样本中解释总方差的72.064%。用验证性因子分析法来检验各量表的因子负荷及信度，因研究所用量表为组合变量，即一个量表含多个指标，变量信度由组合信度即CR 值来测量。结果显示各变量具有可接受的因子负荷和信度（参见表1），量表可用于后续数据分析。
（二）代际沟通对老年人防控知识、情绪和防疫行为的影响
代际沟通影响家庭沟通范式和中老年人的消极情绪及预防行为之间关系的中介模型结果如表2及图 2 所示，模型拟合度整体优异（χ2/df=24.240，p=0.019；
CFI=0.966；
RMSEA=0.073；
PCLOSE=0.166）。模型将中老年人的年龄和对疫情的关注度作为控制变量；
性别、受教育程度对情绪和防疫行为无影响，故从模型中去除。整体来说，中老年人的预防行为改变随年龄增大而显著降低，且有更多负面情绪。对疫情关注度高的中老年人有更明显的清洁控制和社交隔离。
中老年人与青年子女的沟通模式与疫情期间家庭沟通话题显著相关。倾向使用对话取向的中老年人，疫情期间与子女讨论疫情动态类话题的频率（β=0.433，p<0.001）和病毒知识类话题的频率（β=0.451，p<0.001）明显较高，但与分歧的发生无显著关系（p=0.264）。另外，对话取向与中老年人的消极情绪呈显著负相关（β=－0.218，p=0.005），但与预防行为无关。
表2 中介模型路径系数（n=193）
而更倾向于采取妥协取向的中老年人，疫情期间与子女讨论病毒知识类话题的频率（β=0.148，p=0.016）及与子女就疫情相关问题发生分歧的频率（β=0.288，p<0.001）明显较高，但该取向并不影响家庭成员讨论疫情动态的频率（p=0.282）。妥协取向与中老年人的情绪及预防行为无相关性。因此，假设1 成立，假设2 部分成立。
为进一步探究两个研究问题，三类代际沟通话题，即疫情动态、病毒知识和分歧话题被设为中介变量进行数据模型构建。其中疫情动态相关话题与中老年人的情绪及预防行为改变均无关。病毒知识类话题的增加与中老年人的消极情绪无关（p=0.257），但与清洁控制行为的改善呈显著正相关（β=0.262，p=0.004），与社交隔离的改善呈边缘正相关（β=0.171，p=0.063）。分歧话题与中老年人的消极情绪呈显著正相关（β=0.206，p=0.004），与社交隔离的改善呈显著负相关（β=－0.142，p=0.046），但与清洁控制无关（p=0.302）。
图2 中介模型路径系数① †表示 p<0.10，*表示 p<0.05，**表示 p<0，***表示 p<0.001；
虚线表示路径结果不显著。
中介效应模型中的显著中介效应结果如表3 所示，其关系可总结如下：无论中老年人倾向使用何种沟通方式，代际沟通中病毒知识相关类话题的增加对中老年人预防行为的改善均起到积极作用。但妥协取向为主的沟通模式增加了代际分歧的频率，进而引发负面结果，如中老年人消极情绪的增多和预防行为的减少。对话取向为主的沟通模式可直接减少中老年人的消极情绪。
表3 中介模型结果（N=193）
以2020 年初新冠肺炎疫情为研究背景，本研究探讨了代际沟通对中老年人健康信息获取及健康行为的影响。由于疫情暴发是在农历新年前后，众多老年人和子女在家中度过了长时间的隔离期。隔离期的代际交流，特别是年轻人对中老年人的数字反哺，成为中老年人了解疫情、增加病毒相关的科学知识、改变预防行为的重要信息渠道。本研究结果显示，家庭沟通范式直接影响中老年人的情绪以及预防行为，中老年人有关病毒的科普知识是家庭沟通取向与中老年人预防行为之间的重要中介变量；
而家庭成员在防疫问题上的分歧则是家庭沟通妥协取向与中老年人情绪和防疫行为之间的中介变量。这一发现对于改善中老年人的健康传播、家庭代际交流方式及效果等都有一定的理论和应用价值。
首先，本研究揭示了在重大传染病发生情境下代际互动是如何影响中老年人的预防行为的。具体地说，对话取向的家庭沟通范式有助于中老年人了解疫情动态，增加中老年人的预防疾病知识，减少中老年人在疫情期间的消极情绪；
其中病毒知识的增加增强了老年人的防疫行为，包括减少外出以确保社交隔离和加强居家清洁。而妥协取向的家庭沟通范式虽然也可以增加中老年人防病知识，但容易增加家庭防疫沟通中的分歧，进而增加中老年人面对疫情暴发的消极情绪，削弱他们保持社交隔离（即减少外出）的意愿。
更重要的是，本研究拓宽了代际沟通在健康传播中的研究视域，为健康传播中的反哺效应提供了重要的实证依据。过往的研究多关注家庭沟通模式对子女社会化和健康行为的影响，而近年来反向社会化开始被学界多次提及，即家庭沟通对中老年人的信息支持和行为影响。在中老年人的数字化媒体使用中，这一过程被称作数字反哺现象。本研究表明，这种反向作用同时也在健康传播等议题上适用：面对重大突发传染病事件，年轻人对他们的父母进行防疫知识科普，能够有效促成中老年人的防疫行为改变。而这种反向作用的效果取决于家庭的沟通模式。对话取向的家庭沟通范式能更好地进行知识科普；
而妥协取向的家庭沟通范式虽然也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增加知识科普，但同时也会加深代际话题分歧，增加中老年人的消极抵抗情绪，不利于其健康行为的改变。同时，子女对中老年人的影响，从长期来看是子女和中老年人的交互作用的一个环节。对话取向增加了知识科普和健康行为，同时也增强了中老年人的健康素养和代际的情感纽带，让中老年人和子女有更多共同话题，能够互相理解，进而进一步增强家庭沟通中的对话取向。而妥协取向增加了家庭沟通中的分歧，给中老年人带来更多消极情绪，不愉快的家庭沟通导致中老年人进一步采取回避或者妥协的态度，从而加深妥协取向。妥协取向也使中老年人在知识科普方面处于被动地位，对健康信息一知半解，长此以往不利于其健康素养的提高。
从应用角度来讲，本研究表明，在疫情常态化防控的背景下，家庭沟通可以帮助减轻社会预防负担。若疫情再度来临，应鼓励年轻人对父母进行信息支持和知识科普，与时俱进地实施正确的抗疫行为，排查他们的心理问题，增强中老年人应对恐惧和焦虑的能力。同时为年轻人，尤其是与父母异地的年轻人，提供足够的信息支持和沟通指导，使他们可以及时、有效地和父母进行沟通，并将父母与当地的街道办、防疫机构以及医疗机构进行对接。
其次，在老年化社会背景下，有效的家庭代际沟通对疫情预防有非常重要的作用。中老年人是传染病和慢性病的高危群体，而且由于中老年人在接触媒介信息和使用新型信息科技方面有一定的壁垒，在健康传播和健康教育中，他们常常被遗忘或忽略。另外，中老年人的健康素养有限，听觉、视觉、记忆力都有退行性变化，使得他们难以理解基于科学术语和研究报告的健康传播信息，很多时候甚至产生抵触和消极情绪。而外界普遍对中老年人群体有轻信谣言、顽固、不讲道理等刻板印象，不愿意去接近和深入了解这一群体，使得对中老年人健康传播陷入“双向盲区”。子女是最了解他们父母的人，父母也往往信赖和愿意依靠自己的成年子女，因此通过代际沟通来对中老年人传达健康信息并施加健康影响是一个可以尝试的途径。本研究表明，增强家庭沟通可以帮助中老年人了解更多的疫情动态，促进对他们的知识科普，推动他们的行为改变。健康传播项目要对子女和父母做出更多的健康传播指引，促进对话取向的良性沟通，比如为成年子女提供和父母讨论健康行为的“小锦囊”，为双方提供促进对话取向的沟通策略等。
本研究还存在一定的不足之处。首先，从理论上看，家庭代际沟通下的健康传播其实是一个交互式的沟通过程，但本研究采用横截式问卷法，只能够看到家庭沟通范式、病毒相关知识及讨论，还有与中老年人预防行为之间的相关联系而非因果关系。家庭沟通范式是一个相对固定的人际特征，而中老年人的信息沟通及中老年人的防疫行为则是短期行为，未来研究应采用实验法来了解这一过程中的因果关系。其次，我们的样本来自大学生群体，而大学生具有较高的健康素养，所以他们对父母的健康信息反哺也比较有效。今后的研究应该采用更大、更有代表性的样本数据来研究本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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