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华平，郭珈源
（江西理工大学应急管理与安全工程学院，江西 赣州 341000）
“精准扶贫”这一重要理念是习近平总书记在2013年考察湘西十八洞村扶贫工作时首次提出的，并由此拉开了“精准扶贫时代”的序幕。2021年2月2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上宣布：“我国脱贫攻坚取得全面胜利，现行标准下9899万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1]这标志着我国“精准扶贫取得了决定性胜利，进入后精准扶贫时代”[2]。我国贫困治理的“后精准扶贫时代”既是一个时间阶段概念，又是一个政策阶段概念。习近平总书记早在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就提出“要实现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3]，之后在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上进一步指出“要切实做好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各项工作，让脱贫基础更加稳固、成效更可持续”[1]。因此，“后精准扶贫时代”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具有了新的时代内涵，并蕴含着厚实的实践逻辑。
（一）相对贫困与区域协同发展：“后精准扶贫时代”贫困治理特征与重点
2021年我国脱贫攻坚进入了“后精准扶贫时代”，贫困治理特征和重点有了新的变化，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一是相对贫困治理难题凸显，“贫困治理面临新的挑战，相对贫困治理难题长期存在”[4]，因此要持续不断地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二是广大农村地区居民经济收入和物质消费水平已经得到很大提升，但是文化水平仍然较低，文化消费不足，因此乡村治理要从着重经济扶贫转向精神文化帮扶。三是收入及消费水平差距仍然很大，并且凸显在城市和乡村的现代化水平上，因此要大力促进乡村振兴，并着重促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四是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2020年后中国将进入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5]，因此要更加注重区域协同发展以应对“后精准扶贫时代”的贫困治理挑战。
（二）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后精准扶贫时代”贫困治理的基本保障
“后精准扶贫时代”并非与精准扶贫及脱贫攻坚互相分割，而是紧密相连的，这是因为相对贫困会长期存在。因此，要一定程度上继续实施脱贫攻坚的政策与措施，将巩固脱贫攻坚成果作为进一步发展的基本保障。其必要性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贫困治理自身的困难与复杂性。贫困是一项世界性难题，其产生的原因包括个人、家庭及外部环境等多方面复杂因素，很难完全被消除。虽然我国在现行标准下已打赢脱贫攻坚战，但是贫困治理将是持久且艰难的，不能松懈。二是扶贫工作并未完全结束，返贫复贫问题依然存在，相对贫困治理难题凸显，新的时期会有新的贫困治理挑战。“绝对贫困消除之后，相对贫困等问题会更加突出且严重，时代及社会环境的变化会使贫困风险产生出新的特点”[6]，所以还须拓展自身应对风险的能力，以应对新的挑战。三是进入新时代，党和政府仍将经济社会发展的重点聚焦在农村，《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提出要继续推进脱贫地区发展，促进脱贫攻坚成果巩固及内生动力发展。因此，巩固脱贫攻坚成果仍是各地政府贫困治理的重要内容。
（三）实现乡村振兴：“后精准扶贫时代”贫困治理的主要目标
“后精准扶贫时代”的特征主要体现在由以脱贫攻坚为主攻目标转为大力促进乡村振兴。《中华人民共和国乡村振兴促进法》（自2021年6月1日起施行）提出“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实现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目标，必须严格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乡村振兴促进法》，转变“后精准扶贫时代”的脱贫攻坚思维，全力推进乡村振兴战略。其必要性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可以远离“贫困依赖心理”，防止贫困复发。乡村振兴战略更加强调激发相对贫困群体的内生动力，并使其能够在市场中占据一席之地。如果继续按照以往简单的帮扶式脱贫，则会使已经脱贫的群众产生“贫困依赖心理”，致使其内生动力不足，贫困复发，成为贫困边缘群体。二是乡村振兴可以充分发挥自身能动性，可以引导农民走向幸福美好生活。“后精准扶贫时代”的农村居民已经脱离了贫困的束缚，不再满足于只是小康，而是向往着多方面需求得到满足的幸福美好的新生活。“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可创新农村产业发展形式、扩大农民增收渠道，实现人民生活富裕。”[7]三是乡村振兴战略是党和国家顺应时代发展而提出的应时之策，是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和民族复兴的必然要求，贯彻党和国家对于乡村振兴工作的基本要求是新时代各级政府的重要任务。
（四）构建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相衔接的长效机制：“后精准扶贫时代”贫困治理的关键
“后精准扶贫时代”如何进一步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做好乡村振兴是一篇大文章，其中的关键就是构建巩固脱贫攻坚成果与乡村振兴相衔接的长效机制。脱贫攻坚目标任务完成后，在5年的巩固脱贫攻坚成果过渡期内，“做好过渡期内领导体制、工作体系、发展规划、政策举措、考核机制等有效衔接”[8]，是实现2025年脱贫攻坚成果巩固和乡村全面振兴目标的关键，更是实现2035年脱贫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和乡村振兴重大进展目标的前提和基础。
赣州市作为我国脱贫攻坚时期的重要扶贫战场，脱贫攻坚难度大，2014年全市贫困人口达114.33万，占江西省的40%，贫困发生率高达14.28%。2019年末全市贫困人口减少到2.82万人，贫困发生率降至0.37%。2020年12月15日，赣州市实现全市贫困人口全部脱贫、贫困县全部摘帽[9]。当前赣州市已经形成独特的精准脱贫模式，并初步建立起扶贫长效机制，其在精准扶贫过程中取得的成效及经验可以为“后精准扶贫时代”的贫困治理提供借鉴。
（一）聚焦“两不愁三保障”问题，形成赣州“精准脱贫”模式
2019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访问赣州时强调“要解决好‘两不愁三保障’问题，让老区人民也能够过上幸福生活”[10]。赣州市在脱贫攻坚过程中坚持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精准扶贫的指示精神，因地制宜地开发出多个特色精准脱贫模式。一是深入推进产业扶贫，带动产业发展提高贫困户收入。赣州市在江西省范围内首创“龙头企业”带动地区发展的脱贫模式，每个地区结合自身特色选定一个产业，以“龙头企业”为核心拉动地区经济发展，为贫困户提供大量就业岗位。如赣州市的脐橙产业，脐橙发运量从2016年的567万件提高到2020年的2600万件，带动脐橙销售收入超20亿元，整个脐橙产业从苗木种植、采摘、加工到销售共解决了100万农村劳动力就业[11]。二是大力推广就业扶贫，促进就业，激发贫困户内生活力。赣州市创立大量就业扶贫车间，用来引导和吸引贫困民众就业，有效解决了贫困问题。目前赣州市共建963个就业扶贫车间，直接促进9222名贫困群众实现就业。三是开展易地扶贫搬迁，全方位扶持，使拆迁贫困群众安居乐业。针对特殊贫困群体，赣州市大力推广易地扶贫搬迁与安居扶贫政策，并与产业扶贫和就业扶贫有机结合，使搬迁后的贫困户能够通过自己的能力实现自我发展。全市自2016年以来，共建成334个安置点，安置建档立卡贫困户73918人[12]。此外，电商扶贫、金融扶贫、旅游扶贫、文化扶贫等扶贫模式也在脱贫攻坚过程中取得了显著成效。
（二）建立扶贫长效机制，巩固脱贫攻坚成果
赣州市在脱贫攻坚实践中初步建立扶贫长效机制，实现脱贫攻坚成果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一是建立多方联动扶贫机制。一方面，赣州市在扶贫工作中注重党建引领，“各级领导干部队伍的各项能力及素质得到很好的提升，为脱贫攻坚胜利打好了基层党建基础”[13]。另一方面，也注重扶贫合作体系的构建，引入社会主体参与共享扶贫工作发展红利，政府、基层干部、企业、合作社同心协力，带动贫困户脱贫致富。二是建立社会兜底保障机制。通过社会兜底保障机制，切实解决“两不愁三保障”问题，使得脱贫成果得到长久而稳固的保障。截至2020年底，赣州市政府直接建设的保障房达17371套，累计为贫困户补助医疗费用68.9亿元[11]。三是建立产业振兴机制。产业兴则乡村兴，赣州市在发展产业扶贫过程中力求打造精品产业，并大力推行“一村一品”，各地产业振兴的成效初显。赣州市于都县梓山镇潭头村的蔬菜及信丰县油山镇长安村的脐橙双双入选2019年全国“一村一品”乡村特色产业示范单位。
（三）促进赣州市农业农村现代化，实现乡村产业振兴
赣州市在推进脱贫攻坚的过程中积极对接乡村振兴战略，促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实现乡村产业振兴。一是推动农业生产组织结构大转变，农业现代化稳步推进。赣州市以乡村振兴战略为指导，在扶贫工作过程中做大做强特色农业，以“龙头企业+政府及科研机构+农户”为基本模式，注重激发农民内生活力，不断改进农业生产技术，为市场、农民提供优质农业产品[14]。目前全市农业产业化市级龙头企业达179家、省级92家、国家级5家，规模以上龙头企业达655家，销售收入达436亿元[15]。二是发展特色农业，推动农村现代化全面发展。赣州市充分利用当地优势资源发展特色农业，推进乡村振兴。赣州市于都县潭头村依靠当地特有的硒元素发展富硒蔬菜产业，为当地贫困户带来了显著的经济效益，提前完成脱贫攻坚任务。与此同时，潭头村将乡村振兴作为新的主攻方向，结合科技发展生态富硒农业，推广“光伏产业”和开设“垃圾兑换银行”，共建美丽乡村，实现绿色可持续发展[16]。
MSJ5.8/1.6D型矿山竖井掘进机的凿井工艺可归纳为以下过程：首先采用反井钻机施工导井，导井施工完成后，施工井筒锁口，并安装竖井掘进机和相关辅助设备，利用竖井掘进机进行扩井。竖井掘进机运行过程中，岩渣自导井掉落至下部水平巷道，由下部运输系统装运。竖井掘进机掘进井筒至一定深度后，安装吊盘和保护盘，向下掘进的同时完成井壁支护。竖井掘进机掘进至井筒底部，拆除吊挂系统，利用专用井架将竖井掘进机提出地面，完成井筒施工。
当前赣州市精准扶贫脱贫攻坚成果丰富，已经实现全面脱贫，初步建立起与乡村振兴相衔接的长效机制。但进入“后精准扶贫时代”后，赣州市巩固脱贫攻坚成果与推进乡村振兴战略也面临着一些困境，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一）相对贫困治理难题凸显，贫困边缘群体内生动力不足
精准扶贫时期，赣州市拥有数量庞大且贫困程度高的贫困人口，在脱离绝对贫困之后，这些刚摆脱贫困境地的农户，在市场竞争体系下将处于弱势地位。如何避免脱贫人群返贫，调动脱贫群体生产积极性，将成为相对贫困治理工作的难题，原因有三。一是由于脱贫群体对扶贫政策的依赖，脱贫群体主动脱贫观念不强，市场竞争能力弱。二是受贫困群体自身职业限制，“大部分农民仍属于传统农民，而非能够充分竞争的职业农民，不符合现代农业的发展理念”[17]。三是赣州市贫困群体多为极度贫困、伤残贫困、兜底保障贫困等边缘性贫困群体，返贫复贫风险高，内生动力不足，巩固脱贫成果更需要持续投入。因此，进入“后精准扶贫时代”，相对贫困治理将会更加困难，贫困的诱因变得多样且隐蔽，贫困群体对于更高层次的需求将会使其面临“发展贫困”，这些因素都会阻碍贫困边缘群体内生动力的提升。
（二）区域经济发展要素相对落后，乡村振兴持续发展乏力
区域经济发展要素一般包括地理、资源、资金、技术、人才和市场等方面。而赣州市相比沿海城市，区域经济发展要素不具有优势。在地理环境方面，赣州市的山地和丘陵面积占比达80.89%[18]，平原面积少，制约了赣州市经济社会进一步发展。赣州市作为农业大市，以农业用地和生态用地为主的状况会与城市和乡村的发展用地扩张产生矛盾。在技术、人才和市场方面，赣州市距“长江三角经济带”和“珠江三角经济带”重心较远，虽然身处粤港澳大湾区的辐射范围之内，但由于自身技术和市场等发展要素相对落后，一定时期内本土人才大都被湾区“吸走”，而不是留在本地。因此，地理环境的制约，资金、技术和人才等资源要素的短缺都会制约赣州乡村振兴的进一步发展。
（三）农企振兴发展的资金匮乏，农企竞争力弱
农业发展具有不稳定、获利周期长的特点，农企发展也会经常面临各种风险，这不仅导致农企破产风险较高，还会提高农企贷款难度，使企业缺少正常发展需要的资金。赣州市在贫困地区主打“龙头企业”带动模式，在精准扶贫时代依靠政策及财政支持能够带领贫困群众脱贫甚至致富，但是在外部支持政策取消之后，贫困地区的农企要想振兴则需要依靠自身的能力。“赣州市大部分龙头企业仍处于对农业初步加工阶段，精加工能力弱，导致产业链短、整体经济效益难以提升”[19]，最终导致农企的竞争力不强且难以继续发展。
（四）城乡一体化水平发展不足，乡村治理效能有待提升
赣州市城市化水平较为落后，城乡差距较大，特别是基础设施建设方面，城乡一体化及区域协同发展不足。赣州市的城镇户籍人口远低于农村户籍人口，每年有大量的农村人口外出打工。以2019年为例，赣州市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为30.8%，而江西省的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为40.7%，整整比赣州市高出10个百分点[20]。城乡差距较大的同时也会制约乡村治理效能提升。精准扶贫时代的乡村治理由定点扶贫干部组织，提高了贫困地区的治理效能。精准扶贫结束后，随着定点扶贫干部的撤出，乡村治理将面临治理领头人短缺的挑战，加上因乡村自身条件落后，缺乏对人才的吸引力，从而给乡村治理工作带来不确定风险。
进入“后精准扶贫时代”，实现乡村振兴是打赢脱贫攻坚战的最终目标，“到2025年，革命老区脱贫攻坚成果全面巩固拓展，乡村振兴和新型城镇化建设取得明显进展”[21]。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要推动减贫措施与体系平稳过渡，建立长短结合、标本兼治的体制机制”[22]。因此，赣州市需要在脱贫攻坚成果巩固与相对贫困治理、农业农村现代化、城乡互补与区域协同发展等方面加强长效机制建设，进而促进革命老区高质量发展。
（一）巩固脱贫攻坚成果与相对贫困治理机制
第一，继续完善兜底保障机制，重点监测和防治返贫复贫问题。精准扶贫时期，针对大量特殊贫困群众开展的兜底保障扶贫，对于完成现行标准下的脱贫任务具有重要作用。进入“后精准扶贫时代”之后，为了防止返贫复贫，要继续完善兜底保障政策并形成稳定机制，让自我发展相对困难的边缘户能够维持稳定的经济条件。完善兜底保障机制，一是要针对兜底保障群体建立健全返贫复贫监测机制，通过第一时间发现问题、分析返贫诱因然后快速提出针对性的解决措施。二是要不断完善兜底保障机制，引入社会保障机制提高保障能力与保障幅度，扩展兜底保障业务，提高保障质量及广大农民的生活水平。
第三，完善协调治理的主体建设机制，提高新时代相对贫困治理能力。进入新时代，政府及社会更要注重协调治理，同时不断提高自身的相对贫困治理能力。一方面，政府部门之间要加强协同治理，采取“一中心多部门”治理方式，有效支持农村建设。另一方面，政府部门也要与社会主体加强协调治理，鼓励引进社会主体参与相对贫困治理，倡导多元化治理。引入第三方相对贫困治理监督检测机制，协助参与成果巩固及治理。
第四，加强低收入群体内生动力建设，实现自主脱贫和自主致富。在“后精准扶贫时代”，我国经济水平的提升及农村经济格局的转变更需要充满竞争力的自我发展型农民，相对贫困治理更需注重激发相对低收入人口谋求发展的内生动力。一是要继续加强教育扶贫和文化扶贫，即“扶智扶志增动力”。精神贫困是制约相对贫困人口自我发展的重要难题，教育能够扶智，“先进的文化能够抵抗消极贫困文化，提高贫困群众志气”[24]。二是对产业扶贫和就业扶贫进行扩展，为广大农民提供自我发展的契机。产业扶贫等各种扶贫政策及模式应该在农村充分融合发展，以在广大农村地区衍生就业机会，同时创立自主就业与自主创业激励基金，让农村低收入群体也能够实现“创业梦”，激发自身活力。
（二）乡村振兴与农业现代化建设机制
第一，建立现代化职业农民培育机制，提高农民竞争力与创造力。“乡村振兴时代推进农业高质量发展，必须发挥农民的主体作用和首创精神。”[25]赣州市宁都县蔬菜产业获得良好成效的重要原因在于蔬菜产业专业化、市场化，培育职业菜农，利用市场赚大钱。实现乡村振兴，农业的转型升级是重中之重，与之对应的农民能力的提升也是关键所在。要想达到农业效益质的提升，必须培育现代化职业农民。培育现代化职业农民，一是通过政府及社会对农民的教育与引导，让农民掌握专业化和技能化知识；
二是通过给予农民一定支持，让农民充分参与到市场竞争中去，从而提高其市场的竞争力与创造力。
第二，建设科技与人才引领的现代化农企，提高企业效益，实现产业振兴。科技与人才对于农企现代化和获取竞争优势具有重要作用。在精准扶贫时代，通过政策扶持，为蔬菜产业及龙头企业输送了大量科技人才，大部分农企获得了强有力的扶持，“后精准扶贫时代”政策的转变也会给农企带来挑战。因此，建设科技与人才引领的现代化农企，一是必须强化发展原有产业扶贫政策，扩大扶持范围，继续推广龙头企业带动模式，力争实现“龙头单强”变为“多头多强”；
二是要坚持科技立农、人才兴农，时刻保持先进思维与进步意识，打造先进精品产业链；
三是要扩展农企资金来源渠道，通过完善发展金融帮扶业务为农企提供充足资金来源。
第三，大力发展赣州市特色农业，打造自身农业品牌，实现质量兴农。赣州市作为农业大市，农业发展具有得天独厚的条件，并且已经生产出多种颇具特色的农业产品,如脐橙、茶油、富硒蔬菜等。进入“后精准扶贫时代”，赣州市农业发展要想实现高质量、高竞争力的目标，必须要打造自身的特色品牌，做大做响全国知名品牌。一是要推广绿色农业，培育优质、放心、健康的农产品。二是不断扩展农业市场及消费渠道，立足江西，辐射沿海省份，走向全国。三是利用互联网等现代化手段提高赣州市农产品知名度，利用电商、微商让赣州市农产品畅销全国，同时创新推广赣州市特色农业文化，形成品牌效应。
（三）乡村振兴与农村现代化建设机制
第一，加强民生建设投入，打造美丽宜居“新乡村”。2020年末，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强调“实施乡村振兴要加强民生建设，推进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使乡村宜居、农民富足”[26]。建设“新乡村”，要打好民生建设与农村整体生态整治与改善的基础。一是要继续加强广大农村民生保障及相关基础设施建设投入，要让农村居民也能和城市居民享有同样的生活水平。二是要持续整治和改善农村生态环境，共建美丽乡村。美丽乡村建设要遵循乡村发展的自然规律，要“留得住青山，记得住乡愁”，切忌搞大修大建。三是要大力促进农村精神文明建设，培育优秀乡土人文生态，孕育富有新时代气息的新农民，从点到面、从个人到集体、从一草一木到村容村貌，打造富有精气神的、和谐美丽宜居的“新乡村”。
第二，深化农村改革，完善乡村治理体系。深化农村改革是激发农村生产要素活力的关键。一是要加强农村土地资源的整合与利用，“将土地的所有、经营与承包权分开，释放农村土地活力”[27]。二是广大农村地区要深挖自身发展要素，如特色农业、特色文化、特色旅游，努力打造“一村一品”。三是要对各发展要素进行整合和规范，实现整体协调有序发展。
乡村治理体系是“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的基础工程”[28]。完善乡村治理体系，一是要加强发挥农村基层党组织的统筹治理能力与作用，把基层党组织建设成为领导基层治理的坚强战斗堡垒，提高农村基层党组织的领导力和执行力。二是要积极引进乡村治理人才，培养“有文化、懂技术、善经营、会管理的高素质农民和农村实用人才、创新创业带头人”[29]，推行“大学生村官”制度，支持和引导各类人才通过多种方式服务乡村振兴，并建立鼓励各类人才参与乡村建设的激励机制。三是要不断优化乡村自治格局，循序渐进结合自身特点推进乡村治理体系的改革与提升，实现自治、法治和德治的“三治”融合发展，建设充满活力、和谐有序的善治乡村。四是加强乡村智慧治理能力建设，推进“互联网+基层治理”标准体系建设，夯实乡村治理数据库，提高乡村便民化智慧服务水平。
（四）城乡资源互补与区域协同发展机制
第一，建立城乡资源优势互补机制，实现要素流动促进城乡融合发展。基于“后精准扶贫时代”的特征及“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区域协同发展将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重中之重，然而城乡之间的差距与城乡“二元结构”都将给城乡融合带来阻碍。因此，实现乡村振兴与农业农村现代化的目标，需要补齐乡村发展短板，通过畅通城乡要素双向流动，实现城乡互补和区域协同发展。赣州市农村人口占比高，推进城乡融合要结合实际，不宜快速推进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要进一步改善乡村经济发展环境，让城市资源也能流向乡村，从而实现乡村自身活力的提升，有序推动各种要素自然融合，以城带乡。同时城市也要为农村人口的流动放开限制，加强对流入人口的引导和规范，带动农村资源促进城市发展。
第二，赋予县域更多发展资源及权限，提高区域协同发展效益。习近平总书记曾强调“要把县域作为城乡融合发展的重要切入点”[26]。县域是乡村振兴的主阵地，要将更多外部的政策等发展资源向县域倾斜，市区可以提供资金、人才、技术等方面的支持，同时县域的发展也能够给市区带来丰富多样的产品及服务。赣州市下辖18个县（市、区），每个县域都拥有自己独特的农业、旅游、文化等天然优势资源，如信丰、安远的脐橙，兴国、瑞金的红色旅游，安远、龙南的围屋及客家文化。乡村振兴时代，县域自身资源禀赋是实现经济社会发展的优势，更需要每个县域自主带动乡村走出一条特色现代化之路，实现区域协同发展，从而提升区域整体竞争力。
总之，我国精准扶贫时代的贫困治理取得了丰富成果及实践经验，而作为革命老区的赣州在多年的精准扶贫脱贫攻坚过程中已发展出独具赣州特色的精准扶贫模式。进入“后精准扶贫时代”后，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相衔接机制仍具有重要价值和实践逻辑。因此，“后精准扶贫时代”构建赣州市巩固脱贫攻坚成果与乡村振兴相衔接的长效机制，对促进赣州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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