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2023年度爱国英雄人物事迹材料(优秀10篇),供大家参考。
爱国英雄人物事迹材料(优秀10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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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5年8月,京张铁路正式开工,紧张的勘探、选线工作开始了。詹天佑带着测量队,身背仪器,日夜奔波在崎岖的山岭上。一天傍晚,猛烈的西北风卷着沙石在八达岭一带呼啸怒吼,刮得人睁不开眼睛,测量队急着结束工作,填个测得的数字,就从岩壁上爬下来。詹天佑接过本子,一边翻看填写的数字,一边疑惑地问:“数据准确吗”?“差不多”,测量队员回答说。詹天佑严肃地说:“技术的第一个要求是精密,不能有一点模糊和轻率,‘大概’、‘差不多’这类说法不应当出于工程人员之口。”之后,他背起仪器,冒着风沙,重新吃力地攀到岩壁上,认真地复勘了一遍,修正了一个误差。当他下来时,嘴唇也冻青了。
不久,勘探和施工进入最困难的阶段。在八达岭、青龙桥一带,山峦重迭,陡壁悬岩,要开四条隧道,其中最长的达一千多米。詹天佑经过精确测量计算,决定采取分段施工法:从山的南北两端同时对凿,并在山的中段开一口大井,在井中再向南北两端对凿。这样既保证了施工质量,又加快了工程进度。凿洞时,很多的石块全靠人工一锹锹地挖,涌出的泉水要一担担地挑出来,身为总工程师的詹天佑毫无架子,与工人同挖石,同挑水,一身污泥一脸汗。他还鼓舞大家说:“京张铁路是我们用自我的人、自我的钱修建的第一条铁路,全世界的眼睛都在望着我们,必须成功!”“无论成功或失败,决不是我们自我的成功和失败,而是我们国家的成功和失败!”
为了克服陡坡行车的困难,保证火车安全爬上八达岭,詹天佑独具匠心,创造性地运用“折返线”原理,在山多坡陡的青龙桥地段设计了一段人字形线路,从而减少了隧道的`开挖,降低了坡度。
李爱民是太行山区的一个抗日小英雄。
1942年春天,11岁的李爱民担任抗日儿童团团长。有一天,八路军的钟营长让他穿过敌人的封锁线去送一件“火急”信。李爱民二话没说,回家赶上心爱的小毛驴,带了草绳和镰刀,把信装进袜筒子里出发了。
一路上还算顺利。眼看就到敌人的封锁区了,他忽然发现前面不远的土堆上有个端着枪的人影在晃动。不好,鬼子的流动哨盯上他了。
怎么办?李爱民灵机一动,抓起一把稀牛粪,涂得满身都是,然后把小毛驴赶进了草坡里,弯下腰割起青草来。“八格亚路,举起手来!”冷不防,已绕到身后的鬼子一下子抓住了他的衣领。另一个日本军官直盯着李爱民的眼睛吼道:“大大的八路探子,抓起来!”
“我是来放驴割草的。你们看,那是我割的一堆草,那不是我的小黑驴吗?”李爱民机智地回应。
鬼子看他满身是粪,像个放牲口的穷孩子,一脚把他踢倒,又嘟囔了几句,调头而去。小爱民忍着剧痛爬起来,踉踉跄跄地赶着小毛驴直奔小道,顺利完成了送信的任务。第二天深夜,鬼子在这里的临时据点被八路军14团战士和联防民兵收拾掉了。
可惜,这个抗日小英雄在1943年为保护乡亲落入敌手,倒在了鬼子的屠刀下。那年,他12岁。
在1935年11月,赵一曼率领的部队被日伪军包围,她要团长带队突围,自己担任掩护,左手手腕中弹负伤。她在村里隐蔽养伤被敌人发现,奋起迎战时左大腿骨被子弹打穿,因流血过多昏迷而被捕。她被押到哈尔滨伪滨江省警务厅受刑后几度昏迷,仍坚贞不屈。她生命垂危时,日寇担心死去得不到口供,把她送进哈尔滨市立第一医院监视治疗。负责看守她的伪满警察董宪勋和医院女护士韩勇义,都为她的英勇所感动,又听她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于是决心参加抗联队伍。在二人帮助下,她于1936年6月28日深夜逃出哈尔滨,朝抗日游击区的方向走。
伪骑警队在第三天凌晨追上了她们乘坐的马车,赵一曼再次被捕。敌人反复折磨了她一个月,她只是怒斥敌人:“你们可以让整个村庄变成瓦砾,可以把人剁成烂泥,可是你们消灭不了共产党员的信仰!”赵一曼负伤被捕解到哈尔滨后,日寇和伪满的警察头目立即对她进行审讯。此时,她伤口不断流出的鲜血湿透了棉衣,依然滔滔不绝地痛斥日寇侵占中国东北的暴行。负责审讯的日本特务恼羞成怒,竟用竹签从她的指甲缝中钉进去,用鞭子狠戳赵一曼的伤口,使她几次昏死过去。日寇将她送到医院,伤势刚好一点,日寇又在病床前审问,赵一曼依然坚不吐实,日寇拳打脚踢,她的伤口再度破裂,又昏迷过去。医护人员甚至包括看守的警察都对她产生了敬佩。
许世友,1906年2月2日生于湖北省麻城县许家洼(今河南省新县许洼)一个贫苦农民家庭。8岁随拳师入嵩山少林寺。习武8年中,既学会了十八般武艺,也学了飞檐走壁之术。在回家乡探亲时,失手将以势欺人的地主恶少打死,被迫弃家离寺,四处流浪。后到直系军阀吴佩孚部队当兵。
1926年在武昌国民革命军独立第1师1团任连长,9月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27年离队回乡,8月转入中国共产党,11月参加黄(安)麻(城)起义。
1932年任红四方面军第4军12师34团团长。在鄂豫皖苏区反“围剿”作战中,7次参加敢死队,两次任敢死队队长,屡挫强敌,4次负伤。同年11月在红四方面军主力向川陕边转移途中,指挥第34团在漫川关与堵截之敌勇猛拼杀,为全军杀出一条血路。
抗日战争爆发后,向_请缨上前线,于1938年被任命为八路军第129师386旅副旅长。1953年参加抗美援朝战争,任中国人民志愿军第3兵团司令员,参加了夏季反击作战。
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获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和一级解放勋章。
1985年10月22日在南京病逝。
刘传文,原名刘坚,罗浮徐东乡笠石人。他为人勇敢刚直,性情急躁,有抱不平思想。他父亲刘观英,母张氏,有两姐一弟一妹,全家七口,生活贫苦,难以度日。他在小学读至十三岁时,因家贫辍学,尔后,跟他叔父刘镜渊(军刘志陆部下当副官)在部队当勤务员,经过三年的部队生活,看出政治腐败,军心涣散,感到长此下去,没什么前途,便离开部队,回家耕田,农闲磨豆付,做付竹出卖。以后,又在徐田村谢自瑶手下当民团,因谢在徐田村设卡抽税,苛捐繁重,传文对重税甚感不满,对客商则深表同情,因而把未经抽税的客商给予放行。后被谢自瑶发觉,即把他开除,于是他私带驳壳一支,愤然离去。
当时,革命烈火已燃烧到大信,并且已成立了大信苏维埃政府。传文与共村的刘王妹、刘德盛三人投身革命,到大信苏区跟从刘光夏、刘霭环等参加革命工作。传文参加革命队伍后,英勇善战,用心工作,经常在大信案山上、石门等地进行革命活动,后提升为驳壳队排长。
1927年间,由于谢自瑶在徐田村设卡抽税,勒索群众,早已使传文不满,他看在眼里,恨在心里,心抱不平。所以,有一天指晓,他亲自持枪到谢自瑶家,当场打死谢自瑶、谢泉芳、谢泉深三人。以后,他又到罗岗霞岚把练大古捉到大信去“吊参”,解决当时革命活动经济困难的问题。
1928年,他带领红军、赤卫队攻打岩前地主赖乾古的新屋和罗浮义兴当。是年冬,又攻打岭峰丹竹楼的民团,缴获枪弹后,又率领赤卫队攻打罗浮桥云当。他以前带领红军攻打罗浮有三四次之多。他经常对战士说:“打仗不要怕,俗话说:耕田吾怕屎,当兵吾怕死,我们为穷人翻身闹革命,就不怕杀头,万一为革命而牺牲,也是光荣的。”所以,他屡建战功,提升为连长。出征时,他经常骑马或骡子,身先士卒,有个医生王森雄也骑骡子跟随同行。
自从传文同志参加革命后,兴宁的反动头目,对他又怕又恨,如陈尧古两次带领部队到笠石村,扬言放火烧屋,抓走他的邻居,结果人将传文老屋内的赏田三斗种卖掉,赎回被捉去的八人。传文全家早已逃走,而家物等件全部搞光,仅存两间烂屋而已。
1929年9月26日,大信苏区红军由营长张国标率领,联合赤卫队共约三千多人,分左中右三路攻打罗岗。刘传文连长带领赤卫队从左翼镰子寨进发,但当时陈尧古的部队联合由罗岗顽畲上的敌人,已赶到镰子寨,阻击我左中两翼部队前进,由于敌人的武器多而精良,而我方仅有粉枪、炮等,结果在无法取得胜利时,我军下令撤退。当进,刘传文同志为了掩护赤卫队后撤,阻止敌军追击,他使用两支驳壳枪靠在大松树下与敌人激战,结果,在敌人的密集炮火中,他却壮烈牺牲了,那时他年仅22岁。
钱学森
20世纪40年代,钱学森就已经成为力学界,核物理学界的权威和现代航空与火箭技术的先驱。在美国,钱学森能够过上富裕的中产阶级的生活,然而,钱学森却一向牵挂着大洋彼岸的祖国。得知新中国成立的消息,钱学森兴奋不已,觉得此刻正是回到祖国的时候。美当局明白钱学森要回国的消息后,自然不想放走,因为钱学森明白了太多最新最前沿的技术。在客服百般阻挠之后,钱学森最终回到了百废待兴的新中国。
回到祖国他迅速投入到工作中,从成功地指导设计了我国第一枚液体探空导弹的发射,到我国第一个人造地球卫星的研制成功;从组织领导了运载火箭和洲际导弹研制工作,到我国第一艘动力核潜艇的设计制造,以及我国第一颗回到式卫星的成功发射,他始终站在新中国科技事业的最前沿,突破无数科研难题,为新中国的航天事业做出了许多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的贡献。
钱学森关于金钱和名利的故事,钱学森的金钱观,权利观,名利观
早在20世纪50年代,他就慷慨献出《工程控制论》一书的万元稿酬,资助贫困学生;80年代,他又将《论系统工程》中自我的那份稿酬捐出,用作研究经费。晚年,他先后获得两笔100万港元的科学奖金,也悉数捐出,情系祖国西部,用于沙漠治理。应对国防部第五研究院院长,第七机械工业部副部长,国防科委副主任,全国_副主席,中国科协主席等实权官衔,他没有向谁伸手,而是主动放手。即便美国曾多次邀请钱学森访美,授予他美国科学院院士,美国工程院院士称号,但仍被他拒之门外,抛在脑后。他说:如果中国人民说我钱学森为国家,民族做了点事,那就是最高的奖赏。我不稀罕外国荣誉。
他曾说:我姓钱,但我不爱钱。他曾说我是一名科技人员,不管是什么大官,那些大官的待遇我一样不要。他曾为自我定下了不题词,不给人写字,不上名人录,不出席应景活动,不参加成果鉴定,不理解媒体采访的原则。这就是我们一代伟大科学家的金钱观,权利观,名利观。
邓稼先
1941年邓稼先进入了国立西南联合大学——西南联大成立于抗战极端困难时期,由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南开大学三校合并而成,条件简陋,生活清苦。尽管如此,联大却有非常良好的学术空气,先后培养出了不少优秀人才,邓稼先受业于王竹溪、郑华炽等著名教授,以良好的成绩圆满完成了大学四年的学业。
抗日战争胜利时,他拿到了毕业证书,在昆明参加了中国共产党的外围组织“民青”,投身于争取民主、反对国民党独裁统治的斗争。翌年,他回到北平,受聘担任了北京大学物理系助教,并在学生运动中担任了北京大学教职工联合会主席。
抱着学更多的本领以建设新中国之志,他于1947年通过了赴美研究生考试,于翌年秋进入美国印第安那州的普渡大学研究生院——由于他学习成绩突出,不足两年便读满学分,并通过博士论文答辩。此时他只有26岁,人称“娃娃博士”。这位取得学位刚9天的“娃娃博士”毅然放弃了在美国优越的生活和工作条件,回到了一穷二白的祖国,
回国后,邓稼先在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任助理研究员,1958年8月奉命带领几个大学毕业生从事原子核理论研究。
1984年,他在大漠深处指挥中国第二代新式核武器试验成功;
翌年,他的癌细胞扩散已无法挽救,他在国庆节提出的要求就是去看看天安门。1986年7月16日,国务院授予他全国“五一”劳动奖章;
同年7月29日,邓稼先同志离开人世。他,是个把一生献给祖国的人。
他临终前留下的话仍是如何在尖端武器方面努力,并叮咛:“不要让人家把我们落得太远……”
雷锋
天快暖了,连队里发放夏衣,每人两套单军装,两套衬衣,两双胶鞋。大家喜滋滋地向事务长领来了衣服。发到雷锋的时候,他却说:“我只要一套军装,一件衬衣和一双胶鞋就够了!”
事务长奇怪地问道“为什么只要一套?”
他说,“我身上穿的军装,缝缝补补还可以穿,我觉得现在穿一套打补钉的衣服,比我小时穿的要好上千万倍呢!剩下的两套衣服交给国家吧!”
雷锋的生活很简朴,从来不随便花一分钱。组织上每月发给他的津贴,他留下一角钱交团费,两角买肥皂,再用些钱买书,好扩充他的“小图书馆”,其余的钱,全部存入银行。他穿的袜子,补了一层又一层,最后,完全改了样,还舍不得丢。他用的搪瓷脸盆,漱口杯,上面的搪瓷几乎掉光了,他也舍不得买新的。有的同志实在不明白,就问他:
雷锋呀,你就一个人,没家没业的,干吗这样苦熬自己?“
雷锋说:“谁说我苦熬自己?现在的生活,比起我过去受的苦,真是好上天了。”
又说:“谁说我就一个人,没家没业?我们祖国大家庭有六亿多人口呢。为了改变祖国一穷二白的面貌,党中央号召咱们发愤图强,艰苦奋斗,这样做不对吗?”
有的同志就说:“国家那么大,也不缺你那几块钱哪!”
雷锋说:“积少成多啊!每人一天节约一角钱,你算算,全国一天节约多少钱?当了国家的主人,不算这毛帐还行?”
有人说:“雷锋是傻子,是小气!”
他在日记上写道:
“有些人说是我傻子,是不对的。我要做一个有利于人民、有利于国家的人。如果说这是傻子,那我甘心愿意做这样的傻子的,革命需要这样的傻子,建设也需要这样的傻子。”
于敏
于敏1944年考入北京大学,1951年以优异成绩毕业,进入中科院近代物理研究所,1960年底,开始参与科学家钱三强组织的氢弹技术理论探索。
在中国核物理的几位开创者中,于敏是唯一一位没有留学背景的人。在氢弹的理论探索中,于敏几乎从一张白纸开始,依靠自己的勤奋,举一反三。克服重重困难,自主研发,解决了氢弹研制中的一系列基础问题。1967年,中国完成了氢弹核爆实验。从原子弹到氢弹,中国只用了两年零八个月,这是世界上最快的速度。在氢弹研制过程中,于敏提出了从原理到构形基本完整的设想,成为中国氢弹研制中的关键人物。
从20世纪70年代起,于敏和其他学者一起倡导、推动加快我国的惯性约束聚变研究,并将它列入我国高技术发展计划,大大推动了我国国防科技的进步。
从60年代开始,于敏放弃了个人热爱的基础物理专业,此后30年一直隐姓埋名,于敏一生只有两次公开露面,一次是1999年,国家为两弹一星元勋授奖,另外一次是2015年1月9日,国家科技奖颁奖,于敏成为最高科技奖的唯一获得者。
黄旭华
1958年,我国批准核潜艇工程立项。那时中苏关系尚处于蜜月期,依靠苏联提供部分技术资料,是当初考虑的措施之一。1959年,苏联提出中断对中国若干重要项目的援助,对中国施加压力。_听后发誓:“核潜艇--一万年也要搞出来”。曾有过几年仿制苏式常规潜艇经历又毕业于上海交大造船系的黄旭华被选中参研。
30多年中,8个兄弟姐妹都不知道黄旭华搞核潜艇,父亲临终时也不知他是干什么的,母亲从63岁盼到93岁才见到儿子一面。
核潜艇是集核电站、导弹发射场和海底城市于一体的尖端工程。中国的核潜艇研制工作是从一个核潜艇玩具模型一步一步开始的。
为研制核潜艇,新婚不久的黄旭华告别妻子来到试验基地。后来他把家安在了小岛上。为了艇上千万台设备,上百公里长的电缆、管道,他要联络全国24个省市的2000多家科研单位,工程复杂。那时没有计算机,他和同事用算盘和计算尺演算出成千上万个数据。黄旭华终于带领团队研制出我国第一艘核潜艇。使中国成为世界上第五个拥有核潜艇的国家。
1988年,核潜艇按设计极限在南海作深潜试验。黄旭华亲自下潜300米,是世界上核潜艇总设计师亲自下水做深潜试验的第一人。
黄旭华曾先后多次获得国家科学技术进步特等奖,全国科学大会奖等,为国防事业、为我国核潜艇事业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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