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小满
母亲的新工作是在路边接了一位大叔的传单找到的。大叔姓姚，有一个很诗意的名字。姚大叔后来成了母亲的主管，被称作老姚。他来深圳已经二十多年了，用在深圳做保洁赚的钱帮儿子买了房子，现在则是给自己赚养老钱。
传单上写：政府单位保洁，2800元一个月，无加班，不管吃住，法定假期正常。
正月初七，阳光很好。我带着母亲去见老姚，他站在政府大楼的门口迎接我们。他穿着一身黑色的西装套装，上衣中间的一粒扣子摇摇欲坠，皮鞋看着鞋帮和鞋底即将分离。一看他就是一个常干体力活的人。他乐呵呵的，带着我们一路扫码，经过安保，进到地下一层。跟商场相似的入职流程，我帮母亲很快签好了。母亲正式入职，成为政府大楼保洁的一员。
母亲的岗位是给其中两层办公楼打扫办公室里间、走廊和厕所卫生。两层楼，加起来有近50个房间。要打扫收拾垃圾的时候，母亲要先轻轻敲门，再进去。经常有人跟她说谢谢，还有人跟她说，阿姨，先不用扫了，母亲便安静地退出去，然后带上门。
第一天下班，母亲回家跟我说，这次的工作比上次的“自由”，感受要好，或许也因为是公务员办公楼的原因，人都比较礼貌。
每天早上七点上班，晚六点下班，中午有两个小时休息时间，一个月的工资是2800元。更高楼层大概是有更高职位的领导在办公，工资会高一些，一个月3200元。每周末，保洁员们有一天半休息（一般是周六上半天班）。
一周后，母亲变得坦然。一切跟招工传单上写的一样，这让母亲感到舒心。他们说话算话，不像在商超的时候，请假都请不来——这是母亲有生之年第一次获得有周末的工作。对于坐在家里还能有钱拿，她感到很不可思议。在她以往的生命经验里，都是做一天工才有一天的錢。
保洁们的工作内容是固定的，就是保持厕所、走廊和办公室的清洁。早上拖一遍，下午拖一遍，收两次垃圾，看到脏东西要及时打扫。没有垃圾的时候，时间就属于自己，哪怕发呆也好。在政府大楼里，没有人监控她，也没有人让她必须时刻保持移动。母亲很喜欢这种“小自由”，觉得在这里被人当作人来看，而不是下层的农民工。
时间长了，母亲熟悉了自己的工作，也在工作的空隙窥见了深圳公务员群体各式各样的面孔。
母亲以前以为公务员都很清闲，当官的嘛！在她的印象里，只有很聪明很会经营的人才能做公务员。但这里的年轻人都好忙，忙着写稿子、汇报，步履匆匆。尤其是一旦深圳哪里通报了疫情，他们都如临大敌。保洁都下班了，他们还没下班。
有时候，母亲去打扫，对方头都顾不上抬，像被电脑吸了进去。有一个女孩儿在厕所跟母亲倾诉，她的头发经常大把掉，孩子才不到一岁。她很灵巧，很活泼，经常给母亲一些自己带来的零食。母亲推托，但还是被硬塞了过来。一些被遗弃的日用品，大家也经常都送给了母亲，有的当作垃圾处理掉，有的当废品卖，花瓶之类的，母亲就拿回我们租住在附近的房子。
母亲在办公室的工位底下清扫最多的垃圾就是头发。她也发现，年轻人越忙，工位下清扫出的头发就越多，有的女孩工位下常常一次能扫一小撮。
母亲虽然是“自由”的，但工作时间，她需要遵守规则，不能随便去别的楼层。她常能呆的地方就是厕所旁边的工作间。因此，她常能碰到一些人，他们来厕所并不是真的要上厕所，而是要借用这个空间，处理别的事情。这时候，厕所就成了职场的“避难场”。
母亲印象深刻的是一位中年女领导，她打了一个多小时的电话给孩子的班主任，说到动情的地方，几乎是哭诉。孩子青春期，太叛逆，太不听话了，沉浸在游戏世界，而她希望孩子认真上课，念一个好大学。
女领导高高的个子，很温和，她给了母亲很多东西，一大包口罩，一床小被子，几大包零食水果。每次给的时候，她都说，阿姨，你不要嫌弃，这些东西没坏，你拿回去。母亲还能怎么拒绝呢，她只能一个劲地说谢谢。
也有一个男生，总是肚子不舒服往厕所跑，一呆就是半小时。母亲担心，他是不是工作上的事情做不出来，给着急的。
母亲还偶尔跟一个比自己儿子大不了多少的男生聊几句。他每天带一个包子一个鸡蛋做早餐来上班。他从东北考上深圳的公务员，总是很忙，有时周六还来加班。母亲问他，结婚没？有孩子没？了解之后，发现这孩子跟自己儿女的境况差不多，都工作压力大，在深圳落脚很不容易。男孩告诉母亲，自己的父母也做过保洁工作，母亲更觉得亲切。
工作中，细枝末节的苦恼也不少。
相邻两层楼，层与层之间的卫生状况却截然不同。上一层楼的人爱干净，下一层则不然。每天下午三点，母亲要提着一个大垃圾袋去收垃圾，常常下一层楼的垃圾分量是上一层的两倍。有人吃完水果，果核会用纸巾包起来丢到身旁的垃圾桶，有人将垃圾随地扔。
母亲对几间六个女孩坐在一起办公的办公室印象深刻。不论哪次去，垃圾桶里面都是饭盒、茶叶、纸巾，堆得满仓满栋。母亲曾经很委婉地跟她们说，也许这里需要一个更大的垃圾桶。
还有一次，母亲去一间办公室收垃圾，敲门许久不开，就多敲了几次，过了一会儿，门打开一条缝，里面的人探出头来，轻声说，阿姨你晚点再来哦！原来他们在里面蒸煲仔饭，锅碗瓢盆摆一地。不用说，又有一大堆垃圾等着打扫。
另一次，母亲去打扫卫生，她打扫到一个女孩的座位下，桌子旁边有一些纸盒，她问女孩还要不要，女孩说，可以扔了。
母亲把纸盒拿出来放在电梯口，先到下面那层打扫，准备返回再一起收。不一会儿，母亲接到管理处电话，问她打扫卫生时有没有拿女孩的快递，母亲有点懵，她确实没拿，但也只能跟女孩解释，自己只拿了桌子旁的纸盒，并且是跟她确认过了，女孩也没再坚持。
过了一会儿，母亲想想还是感觉自己被冤枉了。她对这种怀疑很在意，又走到女孩所在的办公室，倚在门框上，轻声问她，美女（这个称呼是来深圳后学会的），快递找到了没？女孩说，是自己大意了，掺杂到桌上一堆东西里去了。
母亲又跟女孩解释了一遍，自己不会乱拿别人的东西。此后，母亲每次去女孩所在的办公室打扫，都能感觉到女孩其实有点不好意思，弄得母亲反而有点过意不去。
母亲最怕的就是她所服务的对象打电话打到管理处，就像外卖员怕差评一样。
如果自己做得不好，她希望对方可以直接找到她，她就在几步路之外的工作间，有需要，她马上就可以去收拾干净，而不是大费周折打电话到自己的领导那里。
但是，越是害怕，越是会发生。一天，母亲突然又接到了管理处的电话，说有一位男士打电话来说自己座位底下弄脏了，需要打扫。母亲接到电话后去查看，原来是下雨天，他脚上沾的泥巴零零散散落在了地板上，其实是很小一块，他用纸巾擦一下即可，但他却打电话给了管理处。
母亲不能理解，这种举手之劳为什么需要惊动一位保洁员的上级。她有些生气，但还是忍住了，拿着拖把，将地板拖了。
拖完后，她对这位男生说，帅哥（也是她来深圳后才学会的叫法），后面再有地板脏的时候，你直接来找我就行了，我不在楼道，就在工作间，几步就到了。但她还是笑着说。
母亲通过办公室门上的标志牌确定里面人的职位。她认识了各种各样的“处长”（这并不代表是真实的职位，母亲都称呼他们为处长）。
其中一个处长是个看起来还很年轻的人，瘦瘦的，云南人。母亲正月去上班的第二天，处长就给了她一个20块的红包，这也是母亲第一次领到广东的“利是”。后来母亲常去打扫，就熟悉了。他很爱干净，垃圾桶里只有一些差错稿子的废纸。每次母亲去打扫的时候，处长总说，阿姨，我这里不用打扫。每次来新公务员入职，都是这位处长带着一个个办公室介绍，让新人适应环境。
四月的一天，星期六，处长一个人在加班。母亲正在打扫走廊，处长看到了。
处长说：“阿姨，今天星期六，你咋来打扫卫生？”
母亲说：“处长，你今天咋也来加班？”
处长说：“我今天有点事，也来加个班，加一两个小时就走。”说完，处长转身回了办公室，不一会儿，他拿了个红包递给母亲。
“阿姨，你挺辛苦的，我给你一个红包。”
“处长，我不要，这是我们的职责。我没有什么能给你。”
处长非要给，母亲无法拒绝。处长可能把母亲当成养老没保障来深圳拼命的苦命人了，虽然事实确实如此。
“谢谢你的红包。”打大半辈子工，母亲从没遇到这种事。“真是好人。”母亲心里想。母亲怀着感激和歉疚收下了红包。在她心里，她欠了处长很大一个人情。
过了一段时间，母亲经常看到处长的女儿半下午会来办公室写作业。
有一天，母亲下班回家，对我说，想把家里的云南薄皮核桃送一瓶给朋友。我很好奇，母亲居然在政府大楼交到了朋友。她告诉了我，处长女儿最近在大楼里写作业，想要把早前那份人情还回去——核桃小孩子可能爱吃。
第二天下午，母亲打扫到处长屋里的时候，看到处长女儿也在，她拿出了核桃。处长一开始拒绝，母亲说只是想着孩子可能爱吃。处长接过核桃，说，那我就拿着吧，谢谢阿姨的心意。即使这样，母亲仍然觉得还是亏欠了处长，无亲无故收了别人100块钱红包——她的道德观念就是这样，不能亏欠别人。
还有一位处长，是个广东人，总有很多人去他那里谈事。处长有五十多岁，很瘦，面相和善，笑嘻嘻。母亲说，他就是个官样子。往往，母亲去他那里打扫的时候，垃圾桶几乎没有垃圾，地板也干干净净。有时候早上去打扫，会撞见处长自己在擦桌子、书架和沙发。母亲能做的就是把他的垃圾桶洗得更干净。
有一天，母亲斗胆问处长，深圳的房子为什么这么贵？母亲说，自己的儿子谈了广东的女朋友，却买不起房，焦虑得很。
处长安慰母亲，不要着急。“在深圳连公务员都买不起房，别说打工人了。慢慢来吧！”母亲心里松了一口气，好像得到了一些安慰。
母亲也遇到过烟瘾和茶瘾都很大的处长。有一位看起来快退休的大叔，他一个人一间办公室，门上也写着“处长”。他的电脑总是处于屏保位置。有时候母亲打扫到他那里，两人还唠唠嗑。处长有一个大烟斗，桌上和地板上总是有烟叶碎末和烟灰。他也爱喝茶，垃圾桶里总是堆满茶叶，茶锈斑斑。他笑着告诉母亲，自己快退休了，也没有太高的学问，年轻的时候运气好，就进到了现在的单位，一辈子就有保障了。他看起来不忙，经常有人找他签字。这可真是应验了一句话，人的命运也是跟时代进程紧密相关的。
母親对这些深圳的处长们，印象都不错，跟她脑子里刻板的有威严的官员形象很不一样。
我问母亲，在政府大楼的时候，对公务员群体有什么印象。母亲说，她没有遇到过一个正在怀孕的年轻女性，也没有遇到过一个胖子。他们都很友善，没有戾气。
广东，特别是深圳和广州，被外界印象为遍地隐形富豪之地。最被人玩味的其中一个段子说，在深广，如果你遇到一个保洁腰间系着数量可观的钥匙，那他可能是家财万贯的“包租公”“包租婆”。他们刻意低调收起财力，踏实本分地劳作的故事，组成了外地人对广东的富庶想象之一。
实际上，母亲在政府大楼遇到的同事们大多都要打几份工。遇上这样的“富婆” 保洁阿姨，还要等到她在深圳呆得足够久的未来。
一位云南来的阿姨，比母亲还大两岁，一天要上三个班，早上七点去政府大楼，做办公室清洁；
中午休息时间，她去附近一个固定的中产家庭做家政；
下午六点下班后，她又赶去附近一个单位给十几个人做晚饭。加起来，一个月的工资超过一万块。她一个人来深圳已经十几年了，交了社保，六十岁后可以拿退休金。前几年她当了奶奶，同乡的老人，一般会选择回老家带孙子，但她不愿意，而是每个月出两千块给儿子，让儿子找保姆照顾孙子。
她的大部分工资用来接济儿女，一部分存着。现在，和老乡们合租在附近小区，一个月租金一千左右。云南阿姨有着和母亲差不多的口头禅：老了，挣点钱自己花，帮不了儿女，也不能拖累儿女。
这里的保洁员有一些可以被描述的共同点。他们看起来瘦弱，面色黝黑，来自广西和云南的居多，五十岁到六十岁之间。他们通常都沉默不语，或者发呆。也许是不会普通话又不会粤语的原因，对来自陌生人的搭腔，他们通常是回避姿态，或者干脆不理。
即使是作为这些清洁工的主管老姚，他也58岁了。他一个人在深圳打工，老婆在湖北老家带孙子，还有一个八十多岁的老母亲在老家需要接济赡养。他的好脾氣常被其他保洁员拿来调侃或取笑，但他依旧乐呵呵的。保洁员们对主管的评价是——老姚是一个好人。
母亲认为老姚是一个勤快的主管，有时候甚至有点主次不分了。他从不偷懒，人手不够的时候，很多活他都亲自上手干，多赚一点儿。也由于作为主管的老姚一天到晚都忙于多干活多挣钱，没有太多精力去管其他人，所以，每天早上打完卡，分配完任务，各自回到清洁岗位后，基本就不会再有人去打扰这些清洁工，再安排他们干一些其他的活。管理处的经理也很少去找保洁员麻烦，开早会的时候总是对保洁员们说，你们辛苦了，只要干好自己的岗位，将来会争取帮忙给保洁员加工资。在这份工作里，母亲感到了被信任。
相对于其他保洁员，母亲显得热情，也相对幸运。她住在我家，我承包了她生活的大部分开支，母亲做保洁挣的这笔钱，她就能存起来作为养老钱。
我后来才知道，政府大楼这份保洁工作，有法定节假日还不好招工的一大原因是这里不包吃住。假期多，钱就相对少。很多来做保洁的老人，他在乎的一是能赚多少钱，二是要包住。如若老人的儿女不在身边，深圳的租房成本他们承受不起。政府大楼里一部分保洁员承包了打扫食堂的活，保洁员们可以在政府正式员工吃完饭后，在食堂吃饭，一日三餐管饱。
给政府大楼扫外围广场的人是所有清洁工里最年轻的，他看起来只有三十多岁，虽然嘴里一直嘀嘀咕咕，但表达不清晰，只顾一直干活，有一片树叶也会立马扫起来，像是有强迫症。后来母亲才知道，他是被老乡带过来的，可能患有自闭症之类的疾病，在老家找不到工作。
从另一个角度而言，深圳这座城市，因为它容纳的是五湖四海的人，所以柔韧性很高。这些来这里工作的保洁员清洁工，他们无法在老家获得经济来源，但他们却被深圳接纳了。
几个月后，老姚被上级调走了，去了华强北一家电子厂负责卫生清洁。母亲没有跟着去，她留了下来。她说，有好几次，管理处领导去检查，表扬她的卫生做得好，她很开心，即使做得好也没有加工资，但她还是感到得到了认可。这种认可，对母亲很重要。
面对并不稳定的环境，母亲不止一次跟我说，在政府大楼工作，让她感到被尊重，认识了不少好心人。母亲做得格外认真，她想着能一直做下去。
猜你喜欢保洁员大楼深圳深圳欢乐海岸喜茶LAB店现代装饰(2020年11期)2020-11-27保洁员受伤，保洁公司该不该兜底剩余损失?民主与法制(2020年19期)2020-08-24未来已来8小雪花·小学生快乐作文(2019年8期)2019-10-07难过齐鲁周刊(2017年50期)2018-01-02深圳汽车与安全(2016年5期)2016-12-01LCT ONE大楼国际木业(2016年1期)2016-12-01深圳医改破与立中国卫生(2016年9期)2016-11-12保洁员承包诊室 雇来“医托”忽悠患者公民与法治(2016年14期)2016-05-17深圳“去编”激起千层浪中国卫生(2015年7期)2015-11-08大楼小朋友·快乐手工(2015年2期)2015-03-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