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文|余吾的年味
多久没动笔了，已经完全记不起来。如今的自己，似乎正忙于一些重要或不重要的琐事，一有闲暇，就翻看微信或手机新闻，连看一部时长一般在九十多分钟的优质电影的时间都拿不出来。但是手机一关，刚才看了什么，更是一片模糊。百年前的吸大烟换了个新名词，叫看手机，说实话，意义是一样的。而且坐坏了腰椎，看坏了颈椎，视力一大段一大段往下出溜，就像血压计上放气那一瞬间的水银柱。媳妇闺女去住娘家了，清静之余，我打了个冷战：腊月十二了，还有半个多月，传统意义上的过年就彻底来到了。新年将是我的本命年，即将真正踏入36岁，也就是说，我在这个世界上走过了三圈的十二生肖。凌乱之余我没有过多去想本命年该穿戴什么颜色的衣服和腰带，按照佛家的观点，这些都是迷信，不是正信，都是不重要的;而是在白驹过隙般的回忆中，让早不再灵敏的鼻头嗅到了童年时光中余吾镇那隐隐传来又淡淡飘散的年味。
我出生在余吾古镇的西街，这一点好多人都不陌生。我认为具有数千年历史文化的余吾镇，其城壕沟、饮马坡、加工厂、大楼院、苇刺沟、高灌站乃至南北券门，都充满着屯留其他乡镇所不具备的特有气息，就连过年的味道也不例外。也许这仅仅是一种情结，一种对故土较为深沉的依恋和回味，才让余吾的年味至少在文字意义上“高”过了其他地方。
记不清本地童谣里那“二十四扫房子、二十五磨豆腐……”之类的具体内容，但小时候一放寒假，随后所有的忙碌却都历历在目。无论富家穷家，在这个时间段里，总是自然而然地忙碌起来，就是那些一整年不干活的懒老婆们，也开始趁着冬天少有的晴朗天气，大规模地洗涮起来。记忆中冬季那些少有的晴天，经常会呈现一种“晴得朗朗”的感觉，这个词，可能出了屯留都就不理解了，但在余吾五道街，乃至全部三十三个大队里，这是个非常熟悉的词语，意思就是暖意融融、非常晴朗。在这样的天气里，或者确实时近年根了，即使阴天，妇女们也得提前用大铁盆把床单衣裤大规模浸泡起来，那时候单独有枕巾和被罩的家庭很少，而且在晚上泡衣服的比较多。到了早上，铁盆里一层冰圪碴，快到中午洗的时候，冰圪碴都可能剌到手。这和水缸里的水一样，铝盆冬天舀水，经常是哗啦哗啦的，舀到锅里的都是碎冰凌。这时候，祖母从不会让井水满缸，怕厚厚的冰面撑破早已箍着一圈铁丝的缸口。早上吃饭时扣着的瓷碗都是冻在一起的。那时候的冬天，太冷了，雪也时常厚厚的，甚至耷拉着的鼻涕都会变硬，更会让童年的我们将棉袄的袖口擦成一面光滑的镜子。祖父穿着厚厚的大裆棉裤，前褶叠一下，布腰带紧紧扎起来，两条腿的裤脚还要打上绑腿，照样冷得一整天伸展不开。
妇女们坐着交椅或厚实的板凳，搓衣板上的水沫子有规律地被一波波挤下来，旁边是用得两头厚、中间薄的肥皂，或是记忆中非常深刻的“天龙”牌洗衣粉，这种洗衣粉好像是白底蓝字，袋子非常简单。简单，往高说，可能也算是一种生活态度，只是那时候的人们，都还意识不到简单生活的难能可贵。大院里的铁丝绳上，从东边的臭椿树到西边的土墙，满满一铁丝都是各种衣物和炕上的其他大件。晚上收的时候，都还干不透，衣角冻着小小的冰凌穗。看着这一铁丝的洗涮过的衣服，年味就越发浓了。
看杀猪，或是远远听见杀猪声，是感受年味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途径。余吾最出名的杀猪人是我们西街的，是一个体格敦实的姓张的长辈，村里都叫他“杀猪小孩”，现在六十多岁了。大概在我十来岁的时候，也就是九十年代初期，就有我老院崔姓邻居“啧啧”声不断地感叹：“听说杀猪小孩家有十万块钱，真家伙，真家伙!”那时候一般村里的万元户已经是现在所说的“土豪”了，他家当时能有十万块钱是个什么概念?怪不得崔姓邻居半蹲在石头上，一个劲地叭咂嘴，“啧啧”声不断。我现在想来，人们所说的“三人成虎”在他家财富数额的传播上可能起了作用，一传十十传百，传着传着数额就越来越大了。不过他家肯定是有钱，比一般家庭强得很多。从我记事起，平素常他就在西圪廊的街口卖肉，架着两根木桩，乌黑发亮的大铁钩上，挂着一匹匹的大猪肉。这位杀猪能手的老婆也很不简单，经常在肩膀上披着围裙，斜扛着半匹猪从西圪廊下街去卖。会杀猪、善卖肉，“杀猪小孩”的名头就这样响彻在余吾老街上。那时候，余吾街的出名人物，除了卖肉的他和能写会画的我二叔，还有几个能惹事打架的，光西街当时至少有三个。其中一个年轻点的，经常被手铐铐在派出所门口的电线杆上，到了中午或下午开锁放人。我那时候就跟着人经常去看，而他看我们小孩子去了，就开始笑，有时还专门和你打个招呼，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如今这种情况明显少了，这个社会早已经不能靠打架斗殴扬名立万，人们也都忙着挣钱，或者干脆在家睡觉，没事在街上闲逛找事的越来越少。话扯得远了，再说过年杀猪的事。这位叫“杀猪小孩”的长辈，家在村子的大西边，我去他家外边的现场至少看过一次杀猪。阴冷的冬天，几个成年男人嘴里呵着团团白汽，有的人把刚接的“西京”烟夹在耳朵上，一起用力将猪堵在猪圈的某个角落，再用绳子把四个蹄子捆绑结实，一起吃力地抬出来。有时候猪的力气很大，或绳子绑得松了，猪虽然长得丑，但脑袋又不傻，不会躺着主动待宰，就会用劲挣脱绳索，人们又得哄笑着到处撵猪。一个参与者不小心踩在背阴处未化的青冰上，重重摔在地上，人们一阵大笑。有的村民牙尖嘴快，开始大笑着用充满“余吾味”的话来调侃摔倒的人。最惊心动魄的是杀猪的时候，好像是先用刀扎脖子，具体记不清了，伴随着一阵阵尖利的猪叫声，一股冒着热气的鲜血像高压水柱一样直直喷出来，杀猪人头一偏，再去捅第二刀第三刀，一副气定神闲的样子，熟能生巧，也就是这个意思。周围的人们就开始你一言我一语叮嘱起来：“小孩，给留上五斤猪下水。”“猪尾巴给我，家里有用。”“猪头我订了，不要给旁人。”记得好像听人说，猪尾巴有“止口水”的作用，家里儿童或生过病的老年人，经常控制不住流口水，本地话叫“流酣水”，说是嘴里啜饮一根煮过的猪尾巴，病就好了。就这样，猪羊一道菜，一头刚从小窝里睡醒的猪，就在年前被宰杀，猪肉猪头猪下水猪尾巴全身被分的干干净净。那些年，我们在大楼院里上小学，即使不去现场，也能听见西北角传来一阵阵尖利的杀猪声，潜意识里就知道大年真的快要到了。
对于本地人来讲，过年不蒸“黄蒸”似乎是说不过去的。这种可以粗浅理解为“屯留年糕”的粗粮食品，形状类似于窝头，用研细的玉米做主料，加上糖精，配上软米等，佐以红枣、江豆为内馅。蒸黄蒸的时候，一般要互相借用邻居家上下两层带篦子的大笼锅，且要在院子里用泥坯和铁丝暂做一个简易大火炉，有时候还得借一个插电的小风机。每到这个时候，左邻右舍的妇女们就都忙了起来，一起谈笑着捏黄蒸，成为寥落冬日里一道暖和的风景。作为儿童的我们，兴奋地围着二层笼锅，看锅边冒出的吱吱作响的滚烫的水汽。我记得有一次进屋偷偷拽了一把玉茭换的粉条，想和平日一样在火上烤烤吃。谁知蒸黄蒸的火太大了，一把粉条刚到火边，没等烧得粗起来，就直接炭化烧光了，探头耸肩差点把眉毛鬓角也燎光。说起来有的人也许不信，以前在村里捡黄蒸、拾馍馍这些温度过高的东西，妇女们都是蘸着冷水进行的，如今这样的场景不复存在了。大笼锅一掀开，就像氢弹爆炸一样，一股白色的水汽腾空而起，妇女们用茶缸用碗，甚至直接用舀水的马勺，盛上一瓢水，蘸着冷水去捡拾黄蒸，这样的冷热对冲能减轻手指被烫的感觉。高粱杆缝制的篦子上，很快就整齐有致地摆满了这看着黄澄澄、闻着甜丝丝的黄蒸。黄蒸熟了总会先给孩子们，我这个人从小吃饭很挑食，“嗓子细”，生在穷家却非常不喜欢吃粗粮，用祖父的话说就是“穷家孩子富家胚子”，吃饭很挑拣。即使是刚出锅的再好吃的黄蒸，我也非得配上些咸菜才能勉强咽下去，没有咸菜也得有腌制的韭菜，或者至少要有一瓣蒜。冬天，我常常端着碗和同院的伙伴偷偷“换着吃”，他吃我的黄蒸皮，我吃他的江豆内馅。现在想想当年吃的那些不上台面的粗粮做的东西，其实都是营养丰富的最好的材料，至少没有地沟油、转基因、增稠剂，也没有他妈的雾霾。每家的黄蒸，当天都是要在邻里之间互相赠送品尝的，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将浓浓的人情味，更好融入到那个年代的年味中了。前几天听说余吾西边的车王站沟，有一户人家现在专门卖黄蒸，一锅要出一千个。其实这种黄蒸早就没有了当年的那种味道，它缺的不是甜香味，而是真正的年味和邻里之间的人情味。
南圪廊一位叫宋小根的邻居，会“坐铛(cheng，平声)”，这是他留给我比较深的印象。“坐铛”好多人听不懂，其实就是为过年备货，做油条、麻花，炸糖糕、丸子，还有“红薯布袋”、“油蛤蟆”等。坐铛是个技术活，火候的大小、油温的高低、和面的软硬、糖精和白矾的多少、什么时候下锅，都是技术性很强的。这个宋小根和我都在南圪廊住，平日邋里邋遢不修边幅，但身上掌握的能耐其实还真不少，也会杀猪，曾于某年腊月在城壕沟电线杆下，支起案板，挂起大钩，卖了几天猪肉，但他好像什么项目也不能长久坚持，所以给人留下一些样样通、样样松的印象。一般到了年底这几天，整年闲暇的宋小根就成了村里的红人，张家叫去坐铛，李家叫来油炸，忙得像个进村入户体察民情的县委书记，也能名正言顺地在各家吃喝。严格来讲，按他的年龄其实也是我的长辈，若到现在也已经是六十多岁的老人。他在别人家一边坐铛，一边经常会说一些儿童不宜的玩笑话，如第一次听说“xie-duo-尥圪叉”这个说法，就是从他在某邻居家坐铛时的嘴里听到的。经他手做出来的这些过年用的油炸食品，无论软硬、色泽、口感都是非常上档次的，真的就像每次余吾赶会时街上的南券、北券油锅里飘过的香味一样纯正。我记得我那时候最喜欢吃“红薯布袋”，就像指头肚一样短短的一截一截的东西，觉得口感非常好，而“油蛤蟆”吃多了会腻得慌。正月天里，家家户户的早晨饭，几乎清一色的都是黄蒸和这些油炸东西，平常放在门外冻着，晚上还得操心会爬墙的老鼠，早上起来馏一馏，就是整个正月的早晨饭。包括坐铛、包括打扫房间、包括购置一些年货，这都是过年前的必要准备。而一句“收拾好了吧?”是年前人们见面通用的寒暄词。我那时候真的不食人间烟火，有次在城壕沟站着，村里一位上年纪的大娘往南走，顺口问我：“都收拾好了吧?”我竟然吃惊地反问一句：“收拾什么?”我至今还记得她看我时候的尴尬。是的，是她的尴尬，而我，无知者无罪，反倒很坦然的样子。回去后我和祖母说了这事，祖母笑着说我什么也不懂，念书有甚用?
离年根大约十天之前，我二叔家便超常热闹起来。他的毛笔字至少在余吾是远近闻名，就在前不久，还有临汾爱好者用三百块钱从他手中拿走几幅书法作品。他家的热闹，很大程度上源于裁剪过的红纸和那股经久不散的墨香。我至始至终觉得，写春联的过程是一个非常有成就感的过程，后来的许多年里，人们不再写春联，而是花一两块钱直接从街摊上买上几幅印刷厂出的，回去贴起来。这就像人们现在所认识的，盗墓出土的那些文物之所以值钱，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古代的器物都是手工雕刻制作，其价值源于对“手艺”的尊重和认可;现在电脑批量制作的石狮子，埋在土里几万年我觉得都没有人去理睬它。二叔本身是个赤脚医生，在村里的药店干过，后来也跟着八音会吹过竹笙，至今西屋楼上还有那把记忆中的口吹乐器。但他爱好写毛笔字，且年深日久，写得很有一定功底。那时候的年根，至少西街全村是在他那里写春联的，有时候西南街和北街的熟人也会腋下夹着红纸，踩着咯吱作响的厚雪，来西圪廊找他。二叔那时候爱喝酒，喝了酒经常出洋相也是出了名的。他也会经常在五道街那些稍有头脸的人家里现场写春联，中午或晚上捎带喝酒，吃猪头肉，然后捎带出个洋相。有一次也是腊月底了，是个阴冷的下午，他醉得不省人事，横七竖八躺在旧街上，棉袄撅着，露着肚子，身下是一滩冻成冰的臭泔水，洗锅后的剩菜残渣冻得硬绷绷，还有半碎的鸡蛋壳，他就那样躺在上边。而周围的街上，人们早已买好了年画准备过年。
说起春联，那时候的余吾确实出过不少笑话。贴春联一般都是在除夕下午，熬一锅面酱，拿一把扫帚，搬一架梯子，两个人搭配，这工作挺简单，但人们往往分不清上下联，我发现到现在好多所谓的文化人也是“上下不分”，对基本的传统文化都丧失了起码的认识。一个那时候大约二十来岁的后生，将“肥猪满圈”斜着贴在了自家的炕头，好像也没注意，又将“身体健康”贴在了早已坍塌废弃的猪圈小窝的铁门上，后来经过别人的指点，才红着脸紧张兮兮地撕下来重贴，这件事在我们那一带一时传为笑话。像院子里的“满园春光”、路边的“出门见喜”、井边的“泉通四海”、鸡窝上的“鸡肥蛋壮”等四个字的，一般都是斜着贴，有没有什么讲究，这个真不知道，也可能就是约定俗成的一种现状吧。那时候我记得余吾的好多猪圈都是废弃的，真正养猪的并不多，但人们每年过年，这些该贴春联的地方，即使再破，也要让它贴上春联“新”一把，就像七八十岁的老人们，即使过年不像小孩子一样上下换新，也要把衣裤洗涮干净，在初一、初二几天稍微体面地接受晚辈们的拜年。我
除夕熬岁的说法在余吾好像不怎么多提，但十几岁的青皮后生们，尤其是西街的这些同龄人，除夕不睡觉而到处串门瞎逛的现象，在当年几乎可以算作是一道独特的文化风景。那时候的西街人，好多将新房盖在了新路边上的东街一带。印象中，这正是80后们十一二岁的时候。他们有的早早吃了饭，也有的干脆不吃饭，从新东街跑回到西街，呼朋引类队伍越来越大，又从西街跑到东街再去串门。一路上大多数穿着白球鞋，人多势众，咋咋呼呼，平常怕事的似乎也胆壮了几倍，其中一个会将拇指食指围个圈放在嘴里，或双手拇指并拢留个缝隙，尖锐响亮地吹个“马哨儿”，在寂静的夜空中传出老远。而后就是人人争先，“马哨”声不断。我分析这种哨声因为和骡马嘶鸣一样响亮，才会有这种称呼。一晚上，这些人会不知疲倦地互相串门，在旧街、新街之间不知道要往来穿梭多少次，“马哨”声不知道要不厌其烦地响多少遍，有的白球鞋穿不到天明，就因为出汗而洇出了黑渍。前段时间和村里一同龄人谈及这些，他长叹：“咱们那时候过年，那才真叫个过年，不怕冷，一趟一趟来回跑，瞎折腾也有乐趣，现在谁也不
以前的大年初一，不像现在躺在床上玩微信抢红包。以前初一村里互相走访拜年是个大事，尤其是到长辈门上，即使是因为贫富不等看不起老年人而一整年不登门的那些有头脸的，初一这天也会象征性地到全村老人家里坐坐。我祖父祖母他们在村里混得算是相当差的，两间小黑屋进个人都看不清，加上我和我姐未成年不会挣钱，一年到头真的是人迹罕至门可罗雀。所以一到大年初一，我就想早早溜掉，因为村里那一两个有头脸的进来后，我会莫名地自卑乃至紧张。偶尔因洗锅出去晚了，真的是如芒在背。即使背对他们，也似乎看见有头脸的高高在上的那几个人，正在慢慢环顾这黑黢黢的楼棚板、墙上不入时的二叔家退下来的旧挂历，或者干脆就是在背后看着我。其实他们坐在这里也很尴尬，老实巴交的祖父也不知该和人家聊些什么，似乎祖父也有些紧张似的，偶尔还得干巴巴咳嗽几声缓解一下紧张气氛。所以说，穷，是非常可怕的，它不仅让未成年人从小就有心理阴影，也让古稀耄耋之年的老人多多少少抬不起头来。多年以来，我和我姐反复提起过这些我们儿时印象深刻的过年细节，在至少“今天比昨天强一点”的慢慢改变中，也常常为这些真实的经历而嗟叹不已。初一的上午，一般情况下我都是自己独行，我会去南圪廊几户家里转转，踩着城壕沟的积雪或沿着街道的青冰，再去西圪廊老院和东西两边老邻居门上坐坐，一上午就这么过去了。城壕沟陆陆续续走着三五成群的小孩，有的手里拎着小塑料袋，挨家挨户“要圪桃枣儿”，圪桃就是核桃，但要到的往往不是核桃，也不是枣，而是瓜子花生。大人们象征性抓一把瓜子放在孩子们的口袋或塑料袋中，有的关系较近的，会给五毛、一块的压岁钱，也有的会逗弄几句，如“今年买的衣裳真好看啊”之类的。街道上每家的门口都是一堆燃放过的鞭炮残渣，小一些的孩子们，衣服裤子四个口袋都装着鼓囊囊的摔炮，走几步往墙上地上怼一个，叭的一响，弥漫着刺鼻的硝黄味，也弥漫着那个时代特有的年味。
当年的余吾，正月天走亲戚也是一件大事，不像现在，一件酸奶纯奶或一捅几十块钱的转基因色拉油就算完事了。年味越来越淡的原因，其实也源于如今的科技太发达，一切都“快餐化”，让亲情不再那样弥足珍贵。以前的走亲戚，相当有讲究。初几去谁家，黄提包里放多少个馍馍，回来时候对方给“压”几个，都是有讲究的。甚至腊月天自己家蒸的馍馍，比如碱大了、变黄了，自己肯定认识。但是走亲戚互相走了一个正月，才发现自家馍馍不知转了多少家，又“回来”了!只是送来送去，送得没了皮。这事情现在看是笑话，但以前确实是常事。我还记得某次，从亲戚家往回返，我们坐着借来的自行车已经走了好远，我坐在前边的横梁上，血脉不通两腿发麻。后边亲戚出了村撵了过来，还一边大喊：“忘记压馍馍了!”相当搞笑。也有时候，是把头上的帽子、手上的手套，忘在了亲戚家里，又得吱呱吱呱往回蹬。我父亲活的岁数不大，后来听家人讲，有一次他背着馍馍走亲戚，走到北街饮马坡一带，突然暴跳如雷：“年年要背几个烂馍馍走过来走过去，真没意思，真败兴!”说着就要把馍馍扔进河里。对于他这个知识分子来讲，年年都得“程式化”地走形式，可能是个致命伤害，这一点我能理解。但再看看如今拜亲访友的一件奶、一桶油、一箱方便面，快是快，方便是方便，但总是少了那么一点醇厚而质朴的感觉。
余吾的年味是什么?是妇女们年前大洗涮的肥皂味，是祖母蒸黄蒸的甜香味，是小根叔坐铛的油香味，是二叔写春联的墨香味，是孩子们扔摔炮的硝黄味，是支书家火柱烫猪头的燎毛味，也是余吾一帮青皮后生吹着“马哨”在街上热情穿行不知疲倦的味道，更是那个纯真年代里走亲访友、传递亲情的熟悉的味道。多年之后，余吾的年味，淡了，真的淡了，我只能在记忆中蘸着曾经的天真和热情，将那个曾经的余吾、那些曾经的年味，尽可能记录下来。因为我深知：雾霾笼罩下的手机阅读和微信时代，人情将越发淡漠，余吾的年味也终将随风而散。留给我们这代人的，只能是越来越淡的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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