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批判性思维、语用推理与文本解读,供大家参考。
批判性思维、语用推理与文本解读 ————以《我们是怎样过母亲节的》为例 作
者：
刘辉
作者简介：
刘辉，上海师范大学人文与传播学院中文系（上海 200234）。
原发信息：
《语文教学通讯》(太原)2017 年第 20171A 期 第 22-25 页
内容提要：
通过介绍语用推理的研究成果和文本解读的评估实例表明，批判性思维能力同语言运用能力具有内在相通性，批判性思维能力的培养是语文教学的内在要求。批判性思维和语言运用结合的语文教学值得探索。
关
键
词：
批判性思维/明示-推理交际/关联原则/演绎推理/溯因推理
期刊名称：
《高中语文教与学》 复印期号：
2017 年 06 期
学校教育应当培养学生的批判性思维能力这一看法正在为越来越多的人所接受。不过，也有人对于语文课程在其中的作用心存疑虑。这种疑虑有其合理之处。毕竟，语文能力不等于批判性思维能力：批判性思维能力在不同课程中均可以得到培养，而语文能力却基本只能在语文课程中获得
发展。因此，要让语文课程名正言顺地承担起批判性思维的教学任务，我们需要对下述三个相关问题作出合理的解答：
（1）a.批判性思维能力是语文能力的内在要求吗？
b.批判性思维能力同语文能力的契合点是什么？
c.语文教学能否直接利用其他学科教学培养出的批判性思维能力？
语文课程的核心任务（也是区别于其他学科教学的独特任务）是提高学生的语言运用能力，因此，解答上述三个问题的关键在于明确语言运用能力和批判性思维能力之间的关系。
关联理论语用学[1]认为，人类的语言交际虽然包含编码-解码过程，但其实质是明示-推理交际。所谓明示，简单来说，指的是讯递者（即说话人/作者）向受讯者（即听话人/读者）显示自己具有传递信息的意图。由于讯递者往往并不直接编码自己意图传递的信息，受讯者必须借助语用推理来加工话语和其他语境信息，努力复原讯递者的意图内容。推理加工广泛存在于所有类型的话语理解过程中，无论是确定字面意义还是推测言外之意，均无例外。先看一个字面意义的例子：
（2）a.上海连下了三天大雨。
b.张三连吃了三天烤鸭。
（2a）可以大致解释为：在三天的大多数甚至全部时间里，上海都在下大雨。而（2b）一般却不能作类似的解释：在三天的大多数甚至全部时间里，张三都在吃烤鸭。这一区别不可能直接来自编码的意义，只能是结合编码意义和语境信息进行推理得到的。只不过这些推理是自发进行的，
一般不反映在意识层面。在获得言外之意的情况中，推理的作用相对更加明显，其过程也更容易在意识层面得到复原。比如：
（3）甲：想喝咖啡吗？
乙：我明天得早起。
甲的理解过程大致如下：
（4）a.乙明天要早起。（解码）
b.第二天要早起的人前一晚要早睡。（语境信息）
c.所以，乙今晚要早睡。（语境蕴涵）
d.要早睡的人一般当天不想喝咖啡。（语境信息）
e.所以，乙现在很可能不想喝咖啡。（语境蕴涵）
明示-推理交际观表明，语言交际从根本上受制于推理规则，特别是演绎推理规则。
关联理论不仅强调了语言交际的推理特性，还对语用推理的机制和要素作出了更明确的描述。人们进行交际的目的在于改善自身的认知环境，因此，我们不会漫无目标、无休无止地对语句进行加工。一旦受讯者在当前语境中推出能改善当前认知环境的解释，加工就会停止。交际者的语境由众多定识（assumption，批判性思维理论一般译为“假设”）构成，语句也会传递某些定识。认知环境的改善可以源自这些新旧定识的相互作用，大致有三种情况：
（5）正面认知效果
a.语境蕴涵：新旧定识构成演绎推理的前提，对其应用演绎规则推出结论，从而得到更新的定识。
b.改变定识力度：新定识导致旧定识的力度被调高或降低，前者为增力，后者为减力。
c.冲突和修正：新定识与旧定识存在冲突并导致后者被修正甚至被抛弃。前提是听话人认为新定识的力度强于旧定识。
在交际时，如果一个语句使得受讯者在他能想到的语境中获得某种正面认知效果，那么该语句在此时就对受讯者有关联。关联的大小与获得的正面认知效果的数量成正比，与推理所需的加工努力成反比。关联理论认为，交际行为受制于两条关联原则：
（6）a.认知关联原则：人的认知倾向于追求最大关联。
b.交际关联原则：每个明示交际行为都传递了关于自身的优化关联推定。
（7）优化关联推定：
a.明示的信号具有足够关联，值得受讯者付出加工努力。
b.明示的信号是与讯递者人的能力和偏好相匹配的最为关联的信号。
所谓的“优化关联推定”，并不意味着讯递者发出的信号（比如语句）必定对受讯者具有关联。“推定”只是一种力度很弱的假定，需要受讯人自己寻找证据；如果受讯人付出了能够承受的加工努力而没能证实这一推定，那么语句就没有达成关联，此次交际归于失败。
尽管语用推理过程只涉及演绎推理，但这并不意味着受讯者推出的意义必定是讯递者意图传递的意义。原因主要有两个。第一个原因仍与优化关联推定有关：证实此推定的过程实质上是溯因推理，只能得到或然性结论。基本过程如（8）所示：
（8）讯递者明示地对受讯者说出语句 U，受讯者做出推理：
a.如果语句 U 隐含着意义 M，那么 U 对我具有优化关联。
b.我推定 U 对我具有优化关联。
c.所以，语句 U 隐含着意义 M。
第二个原因是：受讯者在推理过程中难免自己引入定识作为推理前提[比如（4）a、d]，而这些定识却未必是讯递者意图受讯者引入的定识。比如下面这个笑话。某大学学生在课间排队接水，轮到一名女生时，她突然转过身，对后面的男生说：“我的水杯打不开了。”该男生回答：“那我先来。”这位男生的理解过程大致如下：
（9）a.这位女生的水杯打不开了。（解码）
b.如果她的水杯打不开，那么她不能接水。（语境信息）
c.所以，她不能接水了。（语境蕴涵）
d.如果排在前面的人不能接水，那么应该由紧跟其后的人接水。（语境信息）
e.我是紧跟其后的人。（语境信息）
f.所以，应该我接水。（语境蕴涵）
很明显，引入（9d、e）这两个定识并不符合女生的意图，男生一定错失了某些有助于推断女生意图的证据。这个例子还可以帮我们理解（8）的或然性：假定女生的话隐含着“你先接水”固然可以证实优化关联推定，但假定这句话隐含着“请帮我打开水杯”，同样可以证实优化关联推定。
语用学关于语言交际的研究成果颇为丰富，不过目前的内容已经足够帮助我们回答（1）中的三个问题了。在我们看来，批判性思维的培养对语文能力来说是内在需求，并非外部强加，二者的契合点就是语用推理。如前所述，语用推理在语言交际中处于核心地位，但同时又不能保证结论的必然性，因此，要想提高交际的成功率，或者解决交际中出现的问题，交际者就必须尽可能地对交际中所涉及的诸多因素作出全面、恰当的评估（包括交际所用的推理方法的实质）。这不仅要求交际者具备良好的推理能力，更需要交际者能够克服自我中心倾向，合理设想、推测对方的心理状态（如信念、意图、情感等），进而创造性地运用交际手段实现交际意图。这些能力要求与批判性思维的培养目标并无二致。日常会话的语用推理过程经常是自发性的，批判性思维的培养让学生可以有意识地对语言运用过程进行较高质量的反思，从而有利于语言运用水平的提高。而根据心理学的研究，不同领域的批判性思维技能并不完全相同，在某个领域掌握的批判性思维技能并不会迁移到其他领域[2]。同时，在特定领域内运用批判性思维，必须掌握相关领域的大量基础知识[3]（比如语言知识和语言交
际知识），所以语文课程需要相对独立地进行批判性思维教学，不能借助其他学科教学来解决相关问题。
如果上述解答能够成立，我们或许可以从中得到更多的信息。从教学对象的角度看，语用推理能力从孩童时期就开始发育，这就意味着中学生的批判性思维培养不是一个从无到有的突变，而是从弱到强的发展，因此存在相当数量的既有资源可供调用。从教学内容的角度看，批判性思维不仅可用于对话语/文本主题观念的深思，而且可以也应该用于语言运用的评估。以文本解读为例，读者对作者表达的评估是否恰当会直接影响文本理解的结果和水平。下面我们尝试用一个相对简单的解读案例来展示批判性思维如何同语用推理知识相结合通过评估作者的表达来影响对文本的理解。（上海师大中文系 2016 届学生陶晓蕾对下文内容有贡献）
我们选择的文本是里柯克的《我们是怎样过母亲节的》。虽然作品短小，但相关解读却呈现出很有趣的现象。一方面，解读者对结尾处母亲的话语和泪水的含义有不同理解。有人认为母亲的话（“这是她有生以来过得最最快活的一天”）是由衷的，泪水是幸福的，理由是母亲的爱是无私的[4]，甚至“把被剥夺当成了幸福”[5]，还有人进而主张小说在结尾处淡化了嘲讽意味，而归结于“深沉的抒情”[6]。也有人认为母亲的话和泪水中同时包含了幸福和委屈[7]。另一方面，我们见到的所有解读文章均以作品第二段为开头进行解读，完全没有体现第一段内容对作品理解的作用。这种解读方式等于断定：第一段除了告诉读者“存在母亲节”这一信息外别无贡献。这又相当于断定：“难怪”引出的第二句话是废话。对于
一位享誉世界的作家来说，这无疑是很严厉的批评。然而，我们借助语用推理知识却得到了不同的结论。
从关联理论的视角看，一句话是否为废话，在于它能否在当前语境中带来足够的正面认知效果。因此，我们需要评估的是：（i）“难怪”引出的句子能够带来哪些信息？（ii）这些信息能否影响后续文本的理解？
（10）《我们是怎样过母亲节的》第一段：
在最近提出来的所有各式各样的意见中，我认为，一年过一次“母亲节”这个主意要算最高明了。难怪 5 月 11 日在美国正在成为一个人人喜爱的日子，而且我还相信，这样的想法也一定会蔓延到英国去。
首先需要明确的是“难怪”的语义。根据语料和已有研究[8]可以确定，在“S1，难怪 S2”中，“难怪”可以带来如下意义：
（11）a.说话人认定 S2 是事实；
b.说话人认定 S1 导致了 S2；
c.说话人经过足够的思考才明白了 S1 和 S2 的因果关系（即“醒悟”义）。
因此，（10）中第二句首先为我们提供了如下信息：
（12）a.“我”认为美国的母亲节是 5 月 11 日；
b.“我”认为美国人之所以喜爱母亲节，是因为他们也认为一年过一次母亲节是近来最高明的主意；
c.（12b）是“我”经过足够思考得出的结论。
我们可以根据这些信息主动调取相关的定识，获得如下语境蕴涵：
（13）a.“我”对于过母亲节缺乏诚意。
（相关定识：美国的母亲节从未定在 5 月 11 日，而“我”作为大学生有能力确认母亲节的真实日期，只有缺乏诚意的人才不在乎母亲节的真实日期。）
b.“我”的思维方式是自我中心的。
（相关定识：“我”没有提供足够证据就将自己的见解强加给了所有美国人，只有自我中心的人才会这样归因。）
“而且我还相信，这样的想法也一定会蔓延到英国去。”这句话对（13b）进一步提供了增力，使其更为可信。这里的相关定识包括：英国有自己传统的母亲节；20 世纪早期，美国文化对英国的影响力并不很大。因此，“我”的坚信同样没有合理的依据，再次反映出“我”的自以为是（自我中心的表现）。至此，我们对（i）的评估是：第一段第二句允许读者在相关语境中推断出“我”对过母亲节的诚意和思维特质。
（13）中的推论在后续解读中不断得到增力（正面认知效果之一），如：
（14）a.“我”仅根据模糊的感觉和姐妹的意见就决定不给母亲买新帽子；
b.作为大学生，“我”不愿学习帮厨而让母亲去休假；
c.家人晚归数小时，“我”却断定母亲早有预料，丝毫没想到母亲可能整整一天心急如焚；
d.根据约定，原定的午餐却被推迟为晚宴，而“我”对母亲的午饭不闻不问。
如此等等。当我们解读至最后一段时，（13）已经是语境中极其肯定的定识了。结合“母亲”在饭后说的“情愿”一词（可能暗示负面情绪），我们对最后一段作出如下解读：
（15）a.母亲的话或由衷或违心，“我”只做了利己的理解；
b.母亲的眼中或许有泪水，可能因为幸福，可能因为委屈，“我”只做了利己的理解；
c.所以，“所做的一切得到了最大的报偿”并不可信。
（15b）之所以说“母亲的眼中或许有泪水”，是因为即便自我中心如“我”也仅仅用了“觉得”而非“发现”“看见”来做出判断，故而该判断的可信度着实不高。至此，我们也完成对（ii）的评估：第一段第二句绝非废话，它带来的信息直接影响了最后一段中“我”的判断的可信度。
我们还可以根据讽刺的意蕴对“幸福的泪水”这一解读做出相对独立的评估。讽刺意味着讽刺者认为自己的智识水平明显优于被讽刺者。读者一旦认可讽刺是合理的，也就断定自己同样具备智识优势。然而，“幸福的泪水”这一解读却与智识优势这个基础格格不入。第一，如果“母亲”的话是由衷的、泪水是幸福的，就会导致作者和读者认可“我”的推断，在毫无依据的情况下放弃一直可靠的智识优势。第二，接受这个解读的人必须推断“母亲”具有“把被剥夺当成幸福”的人格特质；但这个推断则
会导致“我们”的行为完全合理化：如果“母亲”以无私付出为幸福，那么“我们”只要让她付出，就是让她幸福。如果作者意图让读者做如此理解，就无法实现讽刺。因而“幸福的泪水”不太可能是作者的见解。恰恰相反，作者意图传递的信息更可能是：这种理解是自私而可笑的。这一结论和（15）是一致的。
回顾整个解读过程，很多知识与能力对中学生而言并不陌生、艰深：“难怪”是平时常用的词语；（13）至（15）中的推理早已在日常交际中得到使用；生活经验也早就让中学生了解到讽刺传递了智识优势。然而，很多中学生并未达到这种解读水平，排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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