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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区位被征地农户福利变化及受偿意愿研究
不同区位被征地农户福利变化及受偿意愿研究
陈莹胡梦可
摘要：以武汉光谷城中村到郊区过渡的 7 个等级区位中 203 户被征地农民为研究对象，比较分析不同区位下被征地农民的福利变化和受偿意愿的差异。研究显示，在福利变化上，征地后城中村被征地农民总体福利水平提升，郊区福利下降。在受偿意愿上，城中村和郊区分别有 55.41%和 65.12%的被征地农民赞同组合补偿模式。经济补偿大部分农民仍赞同一次性发放方式。为享有和城市居民一样的非经济福利，城中村平均支付意愿为 3.41 万元/户，郊区为 5.76 万元/户，非经济补偿占总补偿额 30.79%。城中村被征地农民对再就业支付意愿最高，郊区对教育环境改善支付意愿最高，被征地农民对构建和谐邻里关系支付意愿最低。区位因素与福利指标中的社会保障、居住环境、家人健康，以及非经济补偿中的所有指标都显著相关。
关键词：福利变化;补偿意愿;被征地农民;武汉光谷
中图分类号：F30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9138-（20XX）06-0060-72
收稿日期：20XX-03-10
1 引言
隨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征地日益增加。由于城市内部区位条件的差异，征地对于不同区位下被征地农民的影响差异较大。城中村被征地农民由于地理位置优越，在现行以一次性经济补偿为主的征地补偿中获得了大量的财富，容易成为“暴发户”，而城郊被征地农民征地补偿低，农民征地前对城市生活的参与度低，征地后要进行职业转型和身份转换，生活可能陷人困境。同时，不同区位下被征地农民对于征地补偿方式的需求也存在差异，尤其是对非经济福利的需求。如何客观评价征地对城市不同区位失地农民的影响，同时考虑农民的受偿意愿是研究的重点。征地对失地农民影响方面，学者们多从福利的角度进行评估，高进云首次通过森的可行性理论构成农民福利的功能性活动和指标，并使用模糊数学评价
的方法研究征地前后农民的福利变化。丁琳琳从经济状况、居住条件、居住环境、社会保障及社会机会等方面构建失地农民福利评价指标体系，利用江苏省苏州市、南通市及宿迁市 540 户农户调查数据对征地前后农民福利水平进行测度。赵秀君以天津市郊区和远郊为例，运用结构方程模型验证功能性活动对福利的影响程度。徐济益以安徽省 6 个地市城乡结合部被征地农民为研究对象，通过抽样调查采集数据，从政策传导、社会保障、生活环境、家庭收支、心理体验、职业发展等维度对福利变化进行测度。陈莹从福利的视角，以武汉江夏区和杭州西湖区不同区域、不同时段的 438 个被征地农民为样本，评价征地补偿安置政策的绩效。汪险生利用中国家庭收入调查（CHIP）数据，运用 SUR 回归 Heckman 两步法、分位数回归等方法检验了征地对农民就.业及福利的影响。在受偿意愿方面，许恒周以南京市和鹰潭市为例，研究了不同发展水平地区农民被征地意愿及其影响因素。陈艳华以福建省 16 个县 1436 户被征地农户意愿受偿价格的问卷调查数据为样本数据，从不同的经济发达水平、征地区位、对农业的依赖程度和失地面积比例四个角度研究了影响因素之间的差异性。王湃基于湖北省四市的农户受偿意愿问卷调查，采用 Logistic 模型对其影响因素进行分析。
通过文献梳理发现：（1）学者们已经关注到了区位对于被征地农民福利以及受偿意愿的影响，研究多是基于市级层面，选取不同经济发展水平的城市进行研究，即使考虑到了城市内部区位也仅仅粗略划分为郊区和远郊，而缺乏对城市内部不同微观区位差异的研究。（2）对失地农民的研究一方面集中在征地前后农民福利水平的变化状况，另一方面是失地农民对于征地补偿的需求，较少研究将两者结合，既考虑征地对于农民的客观影响，又结合农民的主观意愿需求。（3）对于受偿意愿的研究，学者们主要集中在经济补偿方面，即征地补偿标准的意愿研究，而对于非经济补偿的研究较少。武汉光谷近 10 年经济快速发展进行了大量的征地，征地范围从主城区到城郊覆盖了武汉征地补偿标准的 7 个等级区域，能充分体现征地区位的差异。因此，本研究将以武汉光谷为例，选取不同区位的被征地农民为问卷调查对象，从微观角度客观评价被征地农民的福利变化，并了解被征地农民的受偿意愿，尤其是非经济补偿意愿，为征地补偿安置政策的完善与实施提供理论及实证依据。
2 研究方法
2.1 被征地农民福利变化指标
阿马蒂亚.森认为创造福利的不是物质财富本身，而是建立在个人能力基础上的机会和活动，它包含了功能与能力两方面。功能即“功能性活动”，反映的是一个人生活中所处的状态，能力是实现“功能性活动”的能力，代表一个人在生活中所拥有的机会和做出选择的自由，同时森还强调个人特征和外在环境等因素也会影响人们能力和功能的获得，相同的资源被不同的人在不同环境下可转换成不同的功能性活动。森的可行能力理论提供了一种分析福利问题的一般框架，但对于福利的衡量指标并没有统一的规定。对于不同的研究对象和研究背景，应在遵循针对性、可操作性、完整性、科学性的前提下，制定相应的福利衡量指标。在总结相关学者关于福利研究的指标体系，结合被征地农民征地前后状况，从经济状况、社会保障、居住环境、住房状况、子女教育、就业情况、家人健康、社会活动这 8 个方面共 16 个指标对被征地农民的福利变化状况进行评价，见表 l。
2.2 福利的测算方法
福利本身具有模糊性和难以量化的特点，模糊综合评价法是根据模糊数学的隶属度理论把定性评价转化为定量评价的一种方法，广泛运用于失地农民福利水平的计算中，计算过程如下：
（1）福利模糊函数的设定：将被征地农户福利状况的模糊集设为 X，福利变化的子集设为 W，则第 n 个被调查农户的福利函数可表示为：Wa={x，u（xy）}，其中 xcX;u（xy）为 x 对 W 的隶属度，其值为 0-1
（2）隶属函数 u（x;）的设定：本文主要采用虚拟定性变量和虚拟二分变量两种。表 1 中，社保变化（X4）是虚拟二分变量，即发生变化时隶属度设为 1，未发生变化隶属度设为 0.5。其他变量均是虚拟定性变量，即根据受访者的主观感受赋值，本文采用1-5 级赋值法，1-5分别代表“大幅下降”“轻度下降”“不变”“轻度上升”“大幅上升”。预期正.向（+）指标表示评价等级越高，则其隶属度也越大，评价等级 1、2、3、4、5 对应的隶属度分别为 0、0.25、0.5、0.75、1;对于负向（一）指标，评价等级越高，隶属度越小，评价等级 1、2、3、4、5 对应的隶属度分别为 1、0.75、0.5、0.25、0。
二是郊区农民在经济福利、家人健康福利方面下降幅度大于城中村，城中村農民征地后经济福利略有提升。
经济状况主要包括收人、支出和储蓄 3 个方面，郊区农民收人的增幅大于城中村，主要是因为征地后农民非农收入大幅度增加，同时还建房的改善，很多农民将房屋出租，带来了大幅度的租赁收人增加，而城中村农民征地后工资性收人变化不大，原有房屋大部分就已经出租，因此增幅表现不太明显。在储著方面，郊区农民在获得征地补偿款后大部分会将钱存入银行，而城中村农民会将钱拿出一部分用于房屋装修或者投资等，因此，储蓄增幅郊区农民表现更为明显。征地后郊区农民日常生活支出明显增加，福利下降明显。家人健康主要受到生活环境质量和生存压力影响，郊区的农民征地后面临更大的生存压力，生存环境质量如空气质量等相比征地前下降更为明显。
三是就业状况方面，城中村改善程度略优于郊区。
就业情况主要是通过工作环境、工资待遇及通勤时间表征。总体而言，区位值 6 及以下的农户几乎不以农为生，征地后工作状态变化不大，但区位值为 8和 9 的地区，农户从农业转为非农业，工作环境和工资待遇得到一定改善。从通勤时间来看，在郊区征地后越偏远地区改善越明显，但是区位值为 9 的地区尚未覆盖城市公交，农户到城里工作通勤成本大大增加，征地后福利水平降低。
四是征地后农民在社会活动方面减少，城中村的减少幅度略大于郊区。
武汉光谷地区城中村住房拆迁都是采取货币补偿方式，居民自主选择购买的商品房，因此原有的居住群体大部分分散。郊区的农民征地，大部分还是采用还建房的方式，尽管也是货币补偿，但是原有居住群体大部分还是居住在同一个还建小区，因此社会活动减少幅度小于城中村。
3.2.3 区位因素对被征地农民福利影响
为了研究区位因素对被征地农民福利的影响，本文借助 SPSS19 软件进行相关性分析和回归分析。由于区位因素为定序变量，Spearman 相关系数更为合适，结果显示，区位因素与社会保障、居住环境、家人健康福利变化存在一定相关性，与其他福利指标相关性不显著，见表 4。
进一步运用回归分析，选择拟合程度最好的模型，结果表明，区位因素与社会保障福利变化线性正相关，与家人健康福利变化线性负相关，即区位值每增加一个等级，农民社会保障相比征地前提升 0.049，家人健康下降 0.011。区位因素与居住环境呈二次函数关系，区位值在 2 以上时，居住环境福利变化呈加速提
升趋势，这是因为越靠近城市，配套设施和小区环境越完善，征地后可提升程度有限，而越偏远的地区提升空间越大。虽然其他福利指标与区位因素不显著，但以区位值为 5 的地区为城乡分割线，区分城中村和郊区可以看出他们与区位因素仍然存在一定关系，即随着区位值增大，经济福利城中村提升幅度逐渐变小，郊区下降幅度逐渐变小;就业情况城中村提升幅度依次变小，郊区提升幅度逐渐变大;子女教育城中村和郊区提升幅度均逐渐变小，因此区位值为 5 的地区经济福利下降最大，子女教育福利提升最大，就业改善程度最小。区位值为 9 的地区征地前属于远郊，征地后农民还能保留部分农地，生活方式以兼业型为主，相对于近郊各福利指标变化的区域特征会有差异。
3.3 被征地农民的受偿意愿
3.3.1 受偿方式的意愿
对于征地补偿方式，主要存在“单一经济补偿”和“经济补偿+非经济补偿”的组合补偿两种，当前武汉光谷地区主要采用单一经济补偿方式。通过问卷调查了解被征地农民的受偿意愿，在城中村，有 55.41%的被征地农民希望采用“经济补偿+非经济补偿”的组合补偿方式，44.59%的选择“单一经济补偿”方式;在郊区，有 65.12%的被征地农民选择组合补偿方式，仅有 34.88%的被征地农民选择单一经济补偿方式。虽然城中村和郊区的大多数被征地农民都选择组合补偿方式，但对于郊区，选择组合补偿方式明显高于城中村，这主要是因为城中村的被征地农民早已融入到了城市生活，与普通的城市居民差异不大，不需要过多的非经济补偿来帮助其完成市民化。
3.3.2 经济补偿发放方式的意愿
对于现行征地补偿款的发放方式，主要存在“一次性发放”“分次发放”两种方式。武汉光谷地区主要采用一次性发放方式。在对被征地农民经济补偿发放方式意愿的调查中，城中村有 63 人选择“一次性发放”，占调查总量的 85.14%，有 11 人选择“分次发放”，占被调查总量的 14.86%。在郊区，有 100 人选择“一次性发放”，占比 77.52%，剩下的 29 人选择“分次发放”，占比 22.48%。虽然城中村和郊区大部分的被征地农民都支持“一次性发放”征地补偿款，部分郊区的被征地农民由于就业竞争力有限，担心自己征地后的生活水平，希望通过“分次发放”为自己的后续生活水平提供保障。被征地农民在选择“分次发放”方式
时还强调首次发放金额要达到征地补偿款的一半以上，以解决征地后安家、购房、装修等大量资金需求，希望首次发放比重平均为 78.28%。
3.3.3 非经济补偿意愿
3.3.3.1 模拟假想市场
非经济补偿主要包括教育环境补偿、医疗环境补偿、基础设施补偿、小区环境补偿、再就业补偿和邻里关系这六个方面组成。在征地补偿总额一定的条件下，采用 CVM 方法询问被征地农户希望获得的非经济补偿内容，以及为获得该非经济补偿所意愿最多减少的经济补偿（WTP）来得到农民非经济补偿的受偿意愿。
教育环境。武汉城市居民小孩上学是采取就近划片人学原则，农民征地后尽管子女教育福利都有一定提升，但是与原城市居民仍有一定差距。征地后农民的还建小区一般较为偏僻，中小学大多为新建学校，学校的师资相对匮乏，教学质量相对薄弱，学校对口的小区范围广，学生上学的便利性不及中心城区。武汉光谷片区发展迅速，从 20XX 年光谷一小的建成到 20XX 年的光谷十七小，每年至少新增一所小学，光谷以数字命名的初中仅有 3 所，接受光谷一小到光谷九小的对口生源。被征地农民的还建小区对口学校大都为光谷十小至光谷+七小，且对口初中目前也尚未安排。因此，模拟假想市场，询问被征地农民“征地后政府可以为其子女提供光谷一小到光谷九小普通小学及初中的人学资格，如果选择这一项福利，您将减少一部分征地补偿款，您最多能接受减少多少经济补偿用以获得教育环境的改善”。
医疗环境。当前武汉光谷片区被征地農民的还建小区周边缺失基层社区医院，农民看病都要坐 1 个小时以上的车到中心城区看病。因此，设计问题为“如果政府能在还建小区 5 公里范围内提供医疗设施完善、医务人员充足、能满足基本就诊需求的基层社区医院，但是政府给您的经济补偿会减少，您最多能接受减少多少经济补偿以获得医疗环境的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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