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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州 120 延误派车,女大学生医治无效去世,我们该把自己的性命交给什么样的人? 2022 年 5 月 17 日,河南大学郑州校区一女生在学校宿舍突发身体不适,拨打 120 求救。在 8 分钟通话时间里,120 接线员反复要求患者说明具体位置,而患者因为病情原因始终未能明确说明校区位置,接线员表示无法派车。直到患者室友回到寝室发现异常后再次拨打 120,患者才得以救治,但急救车抵达学校时,距离患者第一次求救已过去 2 个多小时。最终,患者因急性脑出血不幸病故。
6 月 6 日晚,中共郑州市纪律检查委员会通报“女大学生因 120 延误救治去世”事件调查和问责情况,郑州市紧急医疗救援中心多人被处分。根据通报结果:当事接线员“业务不熟练,对急诊患者病情研判有误,调度用语不规范,对急症报诊敏感性不够、处理能力不足、处理方法单一,对此负有直接责任,给予其开除处理。” 急性脑出血病情凶险,即便 120 能够及时出车,患者大概率也是九死一生。但无论如何,如果患者能够早两个小时得到救治,生存的希望肯定会大很多。所以,当事 120 接线员专业素养的缺乏,确实对这场悲剧的发生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很多网友在讨论这件事情的时候,情绪和言辞都非常激烈。
120 是干嘛的?是关键时候救命的!每一个普通老百姓,都可能在某个时间需要 120 的紧急救助。说直白一点,每个人,都可能在未来的某个
时间,把自己和家人的命交到 120 手里。所以,郑州 120 延误派车导致女大学生去世这件事情,必然会引起公众对自身生命健康安全的担忧乃至恐慌,而这种担忧和恐慌很容易转化为极度的愤怒和焦虑,并最终表现为网络上的激烈言辞和喷溅的口水。
我们该把自己的性命交给什么样的人?我想:首先这人应该有极高的专业素养。他应该具备高超的专业技术,能够给我提供最高水平的救治服务;他应该具备极强的应变能力,随时解决各种可能出现的复杂问题;他应该具备高度的责任心,能够全心全意的去保障我的生命健康安全。这样的人,应该是接受过漫长教育和培训,经过层层选拔和淘汰的高学历高智商高情商的精英级别人才。
除此之外,这样的人还应该有优厚的待遇和不受干扰的工作环境。只有优厚的待遇,才能让这种高学历高智商高情商的精英人才,安心的提高业务水平,全心全意的救死扶伤。只有不受干扰的工作环境,才能让那些手里掌握着一条条生命的人,保持良好的精神状态和工作状态,能够心无旁骛的治病救人。最后,对我们主动或被迫以性命相托的这些人,我们必须保持尊重。轻贱那些拯救我们自己性命的人,就是轻贱我们自己的性命。
那么,手里掌控着无数老百姓生死的 120 接线员乃至整个 120 系统,符合上面这些要求么?答案是否定的。与老百姓性命攸关的 120,并不是最优秀医学人才的首选。别说首选,连次选、次次选、次次次选都不是。
2021 年,首都医科大学本科普通批五年制临床医学专业,最低录取分数是 615 分。同年,首都医科大学北京急救中心定向的五年制临床医学
专业,最低录取分数是 535 分。高考录取分数 80 分的差距着什么?我想大家都懂。医疗行业,教授满地走,博士不如狗。然而,偏偏最生死攸关的急救系统,却吸引不到最优秀的人才,只能降格以求。不仅急救中心是这个样子,各大医院的急诊科也是这个样子。接线员这个行业,门槛就更低的可怜。
在博士硕士满天飞的医疗行业,120 接线员的招聘要求普遍不高,很少要求超过本科学历。在部分地方,120 接线员甚至只要求初中以上学历。
你可以说,学历不代表能力。但很遗憾的是,在大部分时候,学历既代表智力也代表能力。一个高学历高智商高情商的人,在接受专业训练以后,面对复杂情况的时候,其判断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大部分情况下是远超常人的。那名河南大学的女大学生,如果那天碰到是个判断能力和解决能力更强的接线员,或许悲剧就不会发生。
为什么和老百姓生命健康息息相关的急救系统吸引不到最优秀的人才?答案无非是两个:待遇低,工作环境差。没有好的待遇,是吸引不来最优秀人才的。
除了待遇之外,急救行业的工作环境差也是众所周知的。急诊和急救,是涉医暴力最高发的专业科室,暴力伤医事件层出不穷,不久前北京被医闹杀害的杨文医生,就是急诊科的。120 急救人员出车救治各种酒蒙子和打架斗殴人员,是常有的事,他们遭受各种暴力伤害的风险,远高于其他专业。至于侮辱谩骂等等软暴力,那更是家常便饭。120 接线员遭受暴力
伤害的可能性很小,但遭受醉鬼流氓各种骚扰谩骂,同样不罕见。这些骚扰行为,几乎都不会被严厉追责。
事实上,无论是 110、120 还是 119,每年都会接到相当数量的骚扰电话和假警电话。江苏省常州市曾公开发布 2018 年度该市院前急救数据信息——调度员全年接警电话 225089 个,其中有效电话仅 54562 个,占比约 24.24%。当有效报警仅占不到四分之一,绝大部分电话都是小题大做滥用 120 资源,甚至纯属恶意骚扰的时候,接线员偶尔“对病情研判有误”,似乎也并非难以理解。
综上所述,我们选择把自己的性命交给 120,包括 120 接线员和救护人员,但同时,我们既没有给这些我们托付了性命的人良好的待遇和满意的工作环境,甚至连保障他们的人格尊严和人身安全我们都没有做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