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雄辩艺术不朽经典（2022年）,供大家参考。
雄辩艺术的不朽经典 ————读《过秦论（上）》 作
者：
孙绍振
原发信息：
《语文建设》(京)2013 年第 10 期 第 43-46 页
期刊名称：
《高中语文教与学》 复印期号：
2014 年 02 期
《过秦论（上）》是一篇奇文。奇，体现在文章的论点有失片面，文章的论述逻辑亦存在明显的漏洞；但是，作为文论却具有超越历史的价值，至今仍然是文学史上不朽的经典。
所谓论点有失片面，指的是把秦灭亡的原因仅仅归结为“仁义不施”。实际上，论定秦是亡于法家的严刑峻法，属于汉初儒生，不仅在后世，而且在当代也颇有争议。有学者指出秦之国祚短促，许多政策恰恰是法家所否定的，如《韩非子》中的《亡征》有一百多种，秦始皇就占好多条。如秦始皇过于勤政，也就是过于集权，正是法家所反对的。秦究竟是亡于法家，还是没有彻底遵循法家，至今在学术上还存在争辩。比较折中的看法是，秦亡是内外多种原因造成的，不能简单认定为违反儒家的仁政原则。《过秦论》的论点，无疑有片面性。
再来看其论述逻辑存在的明显漏洞。文章题旨是总结秦从崛起到灭亡的原因，结论是秦亡于“仁义不施”，亡在为政之暴。从逻辑上讲，其兴
起乃至统一全国，应该是实施仁政。但是，整篇文章论述秦之兴，连仁政的边都不沾。
题目是“过秦”，可文章主要部分却并未从秦之“过”着眼，而是称秦之兴为脉，系统分析秦自孝公至始皇逐渐强大的原因：“据崤函之固”，地形易守而难攻；“窥周室”，有政治上统一全国的雄心；内政上“内立法度，务耕织，修守战之具”；外交上实行连横政策，对诸侯分化瓦解，各个击破，轻而易举地取得了“西河之外”的土地。从这里可以看出，根本没有仁政。相反，商鞅变法，所用的恰恰是严刑峻法。而文中所提及的六国著名的四公子，却不乏儒家仁政色彩：“明智而忠信，宽厚而爱人。”文章还正面写到秦国和六国的战争：“追亡逐北，伏尸百万，流血漂橹。”这哪里有什么仁政的影子？
虽然如此，文章仍然是经典，读者很少感到疏漏，无不享受着作者高瞻远瞩气势如虹的雄辩艺术。下文对其雄辩艺术展开具体分析。
其雄辩艺术首先得力于语言的概括和渲染。这里的概括和渲染，不是直接归纳式的，那样容易片面化，而是和矛盾的揭示结合在一起，在对立面的分析中，揭示其转化的条件，这就不但看起来全面，而且给人以深邃之感。
文章一开头写道：“秦孝公据崤函之固，拥雍州之地，君臣固守以窥周室，有席卷天下，包举宇内，囊括四海之意，并吞八荒之心。”这几句就透露出矛盾：一方面是说地形有利，但地盘很小；另一方面，则是说政治上野心很大。中国诗话讲究诗眼，要读出文章的好处，也要讲究字眼。
像“窥”这样精粹的字眼，用暗喻构成了以小窥大的形象，无疑精练之至。“窥”的内涵，对秦之崛起有重大意义，因而接下来用了三重对仗性排比句，“囊括四海，席卷天下，包举宇内”，这就不是以精练为特点，而是以渲染为务了。这种渲染显然带着汉朝正统赋体的风貌，但还是与其有一定差异。第一，不像汉赋（尤其是官方大赋）那样一味作景观的平面、静态的铺排，那样有碍于思想的发展，这里是用来发表议论，不是一般的议论，而是大发富丽堂皇的宏论；第二，汉赋铺排繁复，叠床架屋，不知节制，且流于空疏，贾谊则对赋体句式节制使用，间之以散句贯穿之。这里就三个四言短句来说，极其精练。但是，从句子间的关系说，一个意思，三重反复，不但不嫌重复，反而显得很有情采和文采。这种情采和文采，没有流于空疏，原因是思想有力度，故亦不乏智采。作者在宏大的视野中概括了矛盾的各个方面。首先是空间从有限（崤函、雍州之地）到无限（宇内、八荒、四海）；其次在语言上对无限的空间以三个同义所指（席卷、包举、囊括）统一起来；接着从时间上概括，惠文、武、昭襄，是三代君王的业绩，从公元前 337 年到公元前 251 年，八十多年，仅以一言以概之。至于“南取汉中，西举巴、蜀，东割膏腴之地，北收要害之郡”，从空间上说东南西北地盘全面扩张，可只用了四个动词（取、举、割、收），同义所指，对称句法，使得结构有机紧密。
接下来意脉就深化了。邦国的崛起，光有三代君王的雄心，还只是主观愿望。客观的根源，还在于内政上的改革和外交上的策略：
当是时也，商君佐之，内立法度，务耕织，修守战之具；外连衡而斗诸侯。于是秦人拱手而取西河之外。
内政的改革，本来是很复杂的历史悲壮的过程（商鞅自己就作法自毙），文章只用了十一个字“立法度，务耕织，修守战之具”。外交上连衡路线也经历长期曲折斗争，也只用了“连衡而斗诸侯”六个字。特别是“秦人拱手而取西河之外”，把外交上的纵横捭阖，纵则帝秦，横则王楚的搏斗，上百年的血腥战争，地居僻远的秦国扩张到黄河以西，用“拱手”两个字总结，似乎没有动手、没有流血就扩张了土地。话说得这样轻松，自然是语言的高度概括力，但更是夸张了胜利的唾手可得。其实，贾谊的说法并不符合史实。六国合纵，与秦作战有五次。第一次，公元前318 年，魏、赵、韩、燕、楚五国合纵攻秦，秦军取胜。第二次，公元前298 年，楚、齐、韩、魏联合攻秦，苦战三年，击败秦军，攻入函谷关，迫使秦归还韩之武遂及魏之封陵等地。第三次，公元前 287 年，齐、赵、魏、韩、燕五国联军攻秦。五国各怀鬼胎，进至荥阳、成皋即互相观望，不肯首攻。秦为破坏五国联盟，主动取消帝号，将前占之温、轵、高平归还魏国，将王公、符逾归还赵国。联军遂撤走。第四次，公元前 247 年，魏、赵、韩、楚、燕五国组成联军攻秦，大败秦军，尾追至函谷关后撤军。合纵攻秦获胜。第五次，公元前 241 年，赵、魏、韩、燕、楚五国联军，秦集中兵力进行反击，联军不支败退。由此可知，先后合纵与秦五战，秦两胜两败，其中一次还是在外交上重大退让，才使对方撤军。可是，贾谊却将之说成不战而胜战略性的压倒性的胜利，对方“以十倍之
地，百万之众，叩关而攻秦。秦人开关延敌，九国之师，逡巡而不敢进。秦无亡矢遗镞之费，而天下诸侯已困矣。于是从散约败，争割地而赂秦”。这只能说明贾谊把五次互有胜负的战争概括为一举成功，目的就是构成一种戏剧性气势。
雄视时间之长，俯视空间之广，动词之精，排句之华，散体与赋体开合自如，这就构成了文章气势宏大、词茂而思精的风格。
对于全文来说，这还只是个序曲，当然是个很有气势的序曲。
文章至此，虽然驾驭矛盾，气魄宏大，但是，所述矛盾，只限于从秦国方面，就当时五霸七雄的局面而言，也还只是局部，虽然能自圆其说，然而，忽略了与秦相对的六国（实际上是九国）而言，则不可能不是片面的。要全面，作为论述深化的方法乃是从反面揭示矛盾。对于不利自己论点的因素不但不回避，而且加以强调，再使之转化为有利于自己的论点。这就是说，高水平的议论文，不但要自圆其说，而且要它圆其说。在辩证术中，叫作主动树立对立面。
接下去是文章的第三个层次，所树对立面，不是一般的，而且是突出强大的对立面。讲敌方（诸侯会盟而谋弱秦）的状况，夸张其优势。第一，论土地“十倍于秦”；第二，论军队“百万之众”；第三，实行了针锋相对的“合从缔交”联合抵抗的政策；第四，不惜重金，罗致贤才，最著名的是孟尝、平原、春申、信陵“四君”；第五，以乐毅为代表的政治家“通其意”，以孙膑为代表的军事家“制其兵”，联盟攻秦。大笔浓
墨，显示不论是人才还是军事，九国的优势和秦人的劣势对比十分明显，似乎战端一开，则秦国必败无疑。
从议论文的写作来说，对立面树立得越强大，化解的难度就越大，但是，化解如能成功，就越是雄辩。
在九国来犯的严重威胁下，秦人却并不抵抗，相反“开关延敌”。是不是设有埋伏，诱敌深入呢？并不是。战争却没有打起来，“九国之师，逡巡而不敢进，秦无亡矢遗镞”，不费一枪一弹，对方就失败了。不战而屈人之兵，九国“争割地而赂秦”。不但如此，而且是势如破竹，“追亡逐北，伏尸百万，流血漂橹”，强国请服，弱国入朝。文章采用的不是一般的对比模式（一国与九国），而是采用把矛盾推向极端的对比（军事上、国土上、人才上）强化模式。强化矛盾双方力量对比强弱悬殊，但斗争的结果却是力量对比的倒转。悬殊对比走向反面的结果乃是另一极端，极强转化为极弱。
这种强大的对立面的转化，不是一般的转化，用西方人常用的话语来说，乃是戏剧性（dramatic）的转化。贾谊的气魄就在树立强大的对立面，展示戏剧性的转化，使得文章本来宏大的视野又带上了雄辩的风格。
细心的读者不难发现，强弱转化的原因乃是九国表面上组成了统一战线，但是，并不团结，各怀鬼胎，不能统一进攻，不敢与秦国为敌。秦国在外交上实行连衡政策，各个击破，于是力量悬殊的对比发生了转化，强者崩溃，弱者凯旋。文章为什么省略了“九国之师，逡巡而不敢进”的原
因呢？就是为了直截了当地把强弱胜败结果摆在读者面前，突出转化的戏剧性，增加文章的雄辩气势。
文章做到这里，蓄势已成，意脉面临转折。这里需要一个总结，精彩的是文章只用了一个句子“奋六世之余烈”，仅六个字，非常简洁，干净利落。不过，贾谊为之加上了强化的赋体色彩：“振长策而御宇内，吞二周而亡诸侯，履至尊而制六合，执敲扑而鞭笞天下。”用了四个赋体的排比句，不但有文采、情采，而且有智采。赋体语句，在贾谊笔下是有节制的，适可而止。及至说到边疆的开拓，则以散体为主：“南取百越之地，以为桂林、象郡；百越之君，俯首系颈，委命下吏。乃使蒙恬北筑长城而守藩篱，却匈奴七百余里。”最后又以赋体作结：“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马，士不敢弯弓而报怨”，“牧马”“弯弓”从行文上说，两个意象显得精练而生动，作者的笔锋游刃有余，开合自如。
对立面如此戏剧性转化，使文章的意脉高昂起来，达到高潮。
接下去，乃是意脉面临真正的转化。这个层次，和前面略有不同，有点史家笔法，寓褒贬于叙述之中。第一是“于是废先王之道，焚百家之言，以愚黔首”；第二是“收天下之兵，聚之咸阳，销锋镝，铸以为金人十二，以弱天下之民”；第三是“良将劲弩守要害之处，信臣精卒陈利兵而谁何”。从思想统一到强将利兵，层层强化，霸主自恋，累进式递增，基业本该万无一失。但是，所有这一切都暗含着反讽，所用之语言，从明显的“废先王之道”到含蓄的“以愚黔首”“弱天下之民”，甚至还有形褒实贬的“良将劲弩守要害之处，信臣精卒陈利兵而谁何”，（这种反讽
到了最后“为天下笑者”，就直接表露出来了），为接踵而来的戏剧性最大的转化蓄势。最后这么强大的，远比前朝五代强大的秦国竟然灭亡了，而是灭亡于草根百姓甚至罪犯之手：
陈涉瓮牖绳枢之子，氓隶之人，而迁徙之徒也。
这是文章意脉转折的关键，戏剧性转化是文章结构的核心。强者，灭于弱者；贵者，亡于贱者。而这些人：
才能不及中人，非有仲尼、墨翟之贤，陶朱、猗顿之富；蹑足行伍之间，而倔起阡陌之中，率疲弊之卒，将数百之众，转而攻秦；斩木为兵，揭竿为旗，天下云集响应，赢粮而景从。山东豪俊遂并起而亡秦族矣。
这样的戏剧性转化相当惊人，才者弱于不才者，智者亚于不智者，富者困于贫者，良将败于疲卒。对于这样的戏剧性转化，作者又一次用了赋体来对比渲染。结果已经有了，但是，转化的条件是什么呢？作者在这里暂且不表，而是笔锋一转又进行戏剧性对比：人才不及九国之君，武器都是些农具（锄耰棘矜），不及正规军队的“钩戟长铩”，行军用兵之道不及此前败于秦的军事家。这还不算，又对秦国从兴（以区区之地，致万乘之势）到灭（七庙隳，身死人手）的历史予以对比式的总结，为最后得出结论准备更雄辩的基础。
然而成败异变，功业相反，何也？试使山东之国与陈涉度长絜大，比权量力，则不可同年而语矣。然秦以区区之地，致万乘之势，序八州而朝同列，百有余年矣；然后以六合为家，崤函为宫；一夫作难而七庙隳，身死人手，为天下笑者，何也？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
为了得出这个“仁义不施，攻守异势”的结论，戏剧性的大转折，显然是为了从形式上取得更雄辩的效果。为了这种戏剧性，作者对历史作了省略。对于不可一世的秦国灭亡之原因，仅仅归结为陈涉一人之力，“一夫作难而七庙隳”，显然并不全面。与陈涉同年起义的至少还有刘邦、项羽，在陈涉称王同年，武信君称赵王，田儋称齐王，韩广称燕王，群雄并起，其中有贵族，并非仅仅是草民。陈涉后来屡屡被秦将章邯所败，最后被他自己的驭手杀害。真正把秦都攻克的是项羽，统一全国的是刘邦。为突出极弱战胜极强的戏剧性，展示出雄辩的气势，作者很有气魄地把所有这一切都省略了。
从文章内容上来看，作者的结论“仁政不施，攻守异势”，并不全面。似乎，仁政施，则攻成，不施，则守败。但是，作者所概括秦国攻成与仁政无关，而守败，则与暴政有关。在这一点上，《过秦论（中）》倒是有比较中肯的观点：“秦离战国而王天下，其道不易，其政不改，是其所以取之守之者无异也。”意思是，夺取天下和治理天下，规律是不一样的。可惜的是，《过秦论（中）》也没有作充分的矛盾的分析，没有作雄辩的展开，只是单方面宣称如果施仁政，则不至于灭亡。文章在内涵上，也许对《过秦论（上）》有所补充，但是，在概括力上，在雄辩性艺术上，则大为逊色。故历史古文选本皆其上篇，而忽略其中篇和下篇。
《过秦论（上）》思想上的局限，无疑不是贾谊个人的，而是追求仁政理想的汉初儒生群体。从文章写作的立意以及雄辩的风格来说，则无疑是贾谊不朽的创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