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浅析“苗、刘之变”与宋高宗所制定对金战略之间关系,供大家参考。
浅析“苗、刘之变”与宋高宗所制定的对金战略之间的关系
相对于北宋与辽国签订的“澶渊之盟”，南宋与金国签订的“绍兴和议”在对外战争的软弱性方面更为严重。
作为南宋的开创者，宋高宗在面临两国国力大致相同的形势下，依然选择了和当年真宗朝相同的战略方法——签订议和盟约。只不过看似相同的表面现象却并没有带来相同的结果。
真宗朝的百年和平没有到来，反而迎来的是金军数次南侵，直至蒙元灭宋的结局。
本文以“苗、刘之变”作为突破点，结合宋徽宗的本人经历作为基本参照，进而窥探“苗、刘之变”与宋高宗所制定的对金战略之间的关系。
《宋史》记载：“庚辰，命张邦昌副康王构使金军，诏称金国加‘大’字。”
当时金军兵临城下，宋军溃败，与其说派使者去金营议和，倒不如说是北宋派宗室子弟去金营乞和。
被派往金营的宗室子弟看似是承担着一国之期望，实则却深陷危机中。对于钦宗来说，担任差事的宗室子弟必然是非核心的皇室成员。
据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载，钦宗命诸皇子商量，“谁可为朕一行？”按一般顺序表态，其余皇子均不愿意，只有排行
第九的康王赵构首先发目，愿意请行。
在出发前，又秘奏说：“朝廷勿以一亲王为念。”并慷慨表态：“此男子事，相公（即副使张邦昌）不可如此怕行。”
此书称康王有当年宋太祖的风采。从这一方面看，康王能在国家危难之间，不顾安危为国请命，如果在登基之后仍心怀热血，不忘“靖康之耻”，那么南宋收复中原，亦非不可能。
然而登基之后的康王，开创南宋王朝，继续承袭徽宗朝时的求和方针，偏安一隅的绍兴体制如同无形的巨网牢牢地禁锢了南宋王朝百年之久。
靖康元年闰十一月，被金军困于城中的宋钦宗接受大臣奏请，派秦仔等八人手持诏书前往相州，任康王赵构为河北兵马大元帅，中山府知府陈遘为元帅，相州知州汪伯彦、磁州知州宗泽为副元帅，率军进援开封。
在诏令的驱使和汪伯彦的建议下，赵构集合各地军队会于河北大名。但在军队整顿完毕，准备救援钦宗的时刻，众人对于如何实施救援方面，产生了分歧。
副元帅宗泽主张应火速率军南下驰援开封，但赵构和汪伯彦却做出向东平府转移的决定，并命宗泽带数千兵马，以赵构名义救援开封，吸引金军。
赵构则带领军队主力逃向东平，之后在高阳关路安抚使黄潜善、总管杨惟忠率部到来时，又转向济州，并于 1127 年在南京应天府即帝位，改元建炎。
赵构在连番两次拥有主力军的前提下躲避金军辗转逃亡，
对比赵构之前慷慨前往金营的经历，如今被金军追杀的如丧家之犬，前后形象反差可谓极大。
结合当时的历史背景，赵构之所以能登上帝位，实属特殊环境下造就的成果。
赵构在宗室中排行第九，素来没有声望。金军扫荡北方，北宋虽被其所灭，但一个民族的文化和人民对国家的归属感仍然稳固。金人扶植的伪楚张邦昌政权得不到中原军民的承认；尖锐的民族矛盾使人们强烈要求恢复赵宋统治，抵御女真贵族的侵略。
当时在汴京的宗室诸王都被金军俘虏北迁，赵构由于偶然的机会滞留在河北、山东一带。
宗泽进言：“二圣二后、诸王、皇族，悉渡河而北，唯大王在济。”宗室赵子裕曾致书赵构：“国家之制，素无亲王在外者。主上特付大王以元帅之权，此殆天意。”
“特付”之下，无论是赵构和周围的大臣，都明白此任命的特殊性，赵构即位是形势所迫，这也是赵构为何狼狈南逃的原因之一以及为后来“苗、刘之变”埋下了伏笔。
金军南侵时，赵构并未统一各部将帅抵抗，反而遇敌不战，盲目退却，更别说建立一个完整的防御规划和战略部署。皇帝的表现也影响到一些将领的态度。
诸将虽有重兵，却不通力合作共抗外敌，甚至还有抗命不遵的现象。“隆佑太后”在南昌，听闻金人自蕲、黄渡江，威胁甚重，命刘光世率军在江州阻击金军。刘光世率军抵达，无心军事整日饮酒。金军渡江三日尚不知晓，等到金军到来，立刻
率军逃走。
南宋初立，虽说政权未稳，可军队实力尚在。金军一路南侵，士气如虹，即便宋军正面不敌，也可借天险，聚军心，稍稍阻挡其南侵的脚步。
然而实际情况却是宋朝军队一触即溃，此等现象的根源正是赵构一味南逃。更为荒唐的是，赵构逃到扬州竟不顾国家危亡的现状，沉湎于酒色，错失巩固前线的大好时机，直至金军杀来，惊吓间丧失生育能力，再度南逃。
纵览赵构南逃的事迹，可以看出即位之后，赵构与之前相比，更倾向于抓住这意外落在身上的皇位，而非积极收复失地。
金军不断南侵，朝廷军马调度混乱，加之高宗一味南逃，在这种情形下，各地农民纷纷起义，兵士哗变现象时有发生。在这关键时刻，苗傅、刘正彦因私愤而发起的兵变直接影响了宋高宗日后的治国方略和对金战略的成形。
（一）“苗、刘之变”的起因和过程
潞州上党(今山西长治县)人苗傅，名家出身，北宋时其祖父苗授在与羌人和西夏的作战中数获军功，后升迁殿前副都指挥使等职。
刘正彦，其父刘法，在政和年间曾为熙河路经略使。刘正彦的官职最初为阁门祗候，后因事被降职。
建炎二年(1128 年)王渊将其推荐给朝廷，任武德大夫，知濠州，后又担任御营右军副都统制，领兵三千。高宗即位后，为避金军，向南迁都。因李纲等人的反对，只好先命苗傅率八
千人护送隆佑太后南渡。建炎元年八月，赵构罢李纲相位，十月南宋小朝廷由应天府全部逃往扬州。十一月初，宋即派王伦赴金求和。
建炎三年，金兵先后攻占徐州、淮阳、洒州，二月初一日，朝廷下令士卒百姓从便躲避金军，由御营统制官刘正彦率部下护卫诸皇子、六宫妃子前往杭州。面临金军南下的威胁，高宗接受王渊的建议，于二月十三日逃至杭州。
在刘光世、张俊、杨沂中、韩世忠等大将分守要塞的关键时刻，保卫高宗及其宗室的人只有苗傅、和刘正彦的军队，此时二人的地位非同一般了。
高宗南逃驻足于杭州，虽说狼狈，可生活待遇并未有所改变。但是沦陷于金军治下的人民和兵士，正遭受着生死劫难，高宗南逃，军队溃散民情激愤，抗金声势愈演愈烈。高宗迫于朝野舆论，命朱胜非为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侍郎，王渊为同签书枢密院事，并罢免黄潜善、汪伯彦二人官职。
三月初三，王渊由平江（今江苏苏州市)赴杭州，初四，高宗允许王渊掌管枢密院事务时，可不必呈书报奏皇帝。由此，王渊权势显赫一时。由于王渊伙同黄、汪建议高宗南逃，激起主战派官员的不满，加之扬州溃逃，王渊更有直接的、不可推卸的责任。
到杭州后，又因与康履等人结交，不但没有被追究责任，反被赵构委以重任，遂引起诸将的不满。而宦官康履等亦用事悠横，早就“上下共愤。”
苗傅亦称：“汝辈使天下颠沛至此，犹敢尔耶。”
于是，苗傅、刘正彦、王世修等人以保社稷，诛逆贼为名义合谋诛杀王渊、康履等。三月五日，苗傅、刘正彦于城北桥处伏兵，将王渊斩杀。宰相朱胜非等闻之，诘问苗、刘二人杀王渊的缘由，苗傅派使臣回复：“苗傅不负国家。止为天下除害耳。”
高宗从内殿出，问苗傅、刘正彦因何起事，苗傅厉声说：“陛下信任中官，赏罚不公，军士有功者不赏，内侍所主者乃得美官。黄潜善、汪伯彦误国至此，犹未远窜。王渊遇敌不战，因交康履，乃除枢密。臣自陛下即位以来，立功不少，顾止作遥郡团练使。臣已将王渊斩首，中官在外者皆诛讫，更乞康履、蓝挂、曾择斩之，以谢三军。”
高宗说：“内侍有过，当流海岛。卿可与军士归营。”苗、刘抗命不归。后经过交涉，高宗不得已，命吴湛率领卫士押康履至阁门，将其交与苗傅等。苗随即将其腰斩于楼下，并枭其首，与王渊的首级相对视。
在杀康履后，高宗又命令苗、刘等归营，然而苗、刘在奸佞伏诛后，更进一步逼迫高宗退位。迫于无奈，高宗下诏禅位给皇太子，恭请隆祐太后共同听政。
宣诏完毕，苗傅等率军退屯祥符寺。是日，高宗移御显患寺。初六日，太子旉即位，太后垂帘决事。尊高宗为睿圣仁孝皇帝，以显忠寺为睿圣宫，留内侍十五人在高宗左右。苗、刘自此控制了朝廷。
十一日，改建炎三年为明授元年。改元赦书到达平江及江宁时，张浚、吕颐浩闻知，即联合张俊、韩世忠、刘光世等从各地陆续召集军队，发兵杭州救驾勤王。苗傅与刘正彦虽派重兵扼守临平，但迫于内外压力，无奈同意高宗复位。
1129 年 4 月 1 日，“太后下诏还政，皇帝复大位。”至此，苗、刘兵变失败。4 月 3 日，恢复年号为建炎。是日，吕颐浩、张浚率军队抵至临平。在临平守将的苗诩、马柔吉拒战不胜，苗、刘见大势已去，遂领二千兵马连夜逃跑。后来在韩世忠的追击下，苗、刘的势力彻底被消灭。
（二）苗、刘之变”的性质
宋高宗复辟后主政三十二年，“苗、刘之变”被定为一次严重叛乱，危害国家的将兵反叛事件。然而，仅站在当政者的角度去评判一兵变，本就是不客观的。因此，只有将此次事变放置在南宋初年的各方矛盾中去审视，才能得出较为符合客观的判断与评价。
据《中兴小纪》记录，在平定苗、刘兵变不久，御史中丞范宗尹曾上书高宗：
“金人为国大患，战之不能胜，御之不能却，国已敝矣。两河陷没，陛下驻跸维扬，敌骑遽至，仅能匹马渡江。至钱塘未阅月，而‘苗、刘之变’生于肘腋：此皆祸之大者。”
虽然说得很含蓄，但是从中可知道“苗、刘之变”与金军南迁、扬州之变的前因后果关系。“苗、刘之变”距离扬州之变仅仅一个月时间，据史料记载，苗傅在兵变后就曾在市肆揭榜昭示：“社稷存亡，悬于金人之手。”痛斥“朝廷安然坐视，有无措置，即日两浙之民，遂有维扬之祸。”
这说明扬州溃逃与“苗、刘之变”有着内在联系。从某种意义上说，“苗、刘之变”是广大下层将士和民众反对南宋朝廷逃跑政策的一次集中爆发。
诚然，不能因为“苗、刘之变”与扬州溃逃的内在联系就否认苗、刘二人借此兵变谋权的私心，但也不能说，此次兵变就无任何正面意义。诚如王夫之所指出，苗、刘二人不过两名低级武官，权势难以与王渊等人抗衡，也无党羽可依凭，但他俩之所以振臂一呼，三军风从，甚至一早“未饭”，就参加了兵变，成为驱迫高宗下台的有力后盾。事变之际军心所向显而易见。
“苗、刘之变”虽然失败，但是有其正面影响，其一，迫使高宗在朝政上有所检点，尽管是装模作样，也在不得不收敛其胡作非为的举止；其二，苗傅杀康履有效遏制了宦官势力的膨胀。
这样看来，“苗、刘之变”还是有所裨益，其性质绝非一般兵将谋逆事变，而是带有一定意义的群众性爱国事变。
（三）“苗、刘之变”对南宋抗金战略的影响
高宗朝对金战略最具代表性的当属绍兴十一年的南宋与金签订的“绍兴和议”，而十四年之前的“苗、刘之变”和“绍兴和议”存在深层联系。
宋高宗宁愿放弃岳家军打下来的战略要地，也要将岳飞召回京师并罢免兵权将其杀死。之后采取种种措施削弱韩世忠等大将兵权，这一系列政治手段都表明宋高宗对于武将势大极为忌惮。
经历“苗、刘之变”后的高宗在遏制武将势力这一方面极为敏感。南宋外受金军侵略，内遭流寇和农民起义的打击，迫于局势高宗承认武将的正统地位，并鼓励其在各地招募军队，各地将领也趁此机会迅速壮大自己的势力，其结果便是，高宗
不得不倚重他们攘外安内。
久而久之打破宋初文官出任州郡长官的惯例，武将开始成为一方大吏。除此，朝廷拨给的军费已不足以支撑军队发展的需要，而面临金军南侵又必须维持军队规模，两难之下，高宗只能默许各个统兵大将从事商业活动以填补军费亏空，此举一经施行，武将势力又增一筹，兵权财权聚于一身，武将威胁中央的现象已出现峥嵘。
武将势大，于高宗而言其威胁堪比“苗、刘之变”。在金军南侵的形势下，整个南宋朝廷的生存都要倚仗武将及其军队来保护，政权稳固与否系于各大将之手，这自然是高宗所不许的。
联系之前高宗为躲避金军追杀弃百姓于水火的行为，进而促成“苗、刘之变”的发生，一个相对安定的环境，对刚刚建立的南宋显得尤为重要。这也是高宗与求和派官员共同的需求，也只有如此才能在削弱武将势力的同时，保留一定的对外作战能力，维系朝廷的安稳。
“绍兴和议”是宋高宗与求和派官员共同运作的结果。“绍兴和议”签订后，宋高宗对外支付岁币向金称臣，以此求得相对安宁的局面，对内则再次削弱武将兵权，把将领的军队实质掌控权一一收归中央。此战略的实施，恰好能为南宋偏安政策提供相对安稳的外部环境。
就宋高宗而言，在当时，首要任务显然是巩固自己的地位。外部环境稳定，才能施行削兵权的具体措施。
在这样的政治目的下，高宗必然会力排众议，坚决维持“绍兴和议”以及其所带来的局面，包括之后所采取的种种措施，都与“苗、刘之变”有着脱不开的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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