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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贝克到吉登斯：风险社会理论中的认识论差异
一、引言 让我们一起想象一下下面这个场景：某个雨夜，在某个年久失修的老城区，一个行人蹒跚地在高及脚踝的积水中步行。突然他身体僵直继而跌倒，用一种毫无征兆且令人意外的方式离开了人世。漏电与积水联合夺走了他的生命。出于好心也罢，出于言无所言的奇怪感受也罢，每当这种不幸的事件发生之时，总有人站出来提醒我们要具有“风险意识”。在这个高度多样化且越来越繁复的现代社会中，风险确实成为我们不得不面对的新的社会现象，对此的分析却远远滞后于人们希望从专家那里获得的教益。
在当今的社会科学中，风险往往首先吸引着微观经济学家和实证主义社会学家的目光。这有其现实合理性，就像舒茨指出的那样，生活世界中的人首要地对现象的功效感兴趣而并非对现象本身感兴趣;个体总是按照外在事物可被自身理解和使用的方式形成关于世界的图景。①那么，风险之所以会成为现代社会关注的焦点之一，必然是因为人们在现代知识图示中体会到了风险的功能——不是早期功能主义者的功能，而是默顿意义上以一种巨大破坏作用呈现的负功能。②这意味着用风险管理来取代风险本身迎合了人们的美好愿景，也向相关科学工作提供了现实合理性。
但是，如此的科学研究也有其不足，背后则是一种更为结构性的知识困境。当专家们要求人们对可能发生的漏电事件保持警惕的时候，那位受害者，如果他还可以说话的话，一定会坚持他并非马虎大意的人：“我每天都从这里路过，这一次也只是走路回家而已。换句话说，我拒绝被当作故意涉险的不理性的行动者。”同理，如果我们所有人都同意误食毒蘑菇是一个潜在的风险的话，我们是否会同样将故意食用毒蘑菇当作一个风险行为？不，除了自杀，没有人会这样做。这提示我们一个非常根本但往往被忽略的问题：风险本身并不是某个物的属性，而是人与物、人与人、人与他所生活于其中的世界的关系。单独的一头狮子并不是风险，而当我去放养狮子的野生动物园旅游时不顾各种规定和警告下车溜达，风险才被生产。在这里，既非纯粹的狮子，也非纯粹的下车溜达，而是我与狮子的关系被放置在给定的时空场景之下，才导致了风险的产生。在实证研究退场之处，或者更为精确地说，在它尚未进场之前，对风险社会的理论研究就凸显出自身的优势和必要性。对风险的定义、运作机制和功能等问题进行厘清才能使对于风险的控制和规避真正得以可能。
风险社会的理论研究始于乌尔里希·贝克的《风险社会》一书和稍晚的吉登斯的相关著述。在此之后，大量实证取向的社会学研究应运而生，这些研究从案例角度证实、丰富或修正了对于风险社会的理论界定，却要么将贝克和吉登斯的理论视为同义反复，要么将其混杂在一起。如莱普顿等风险社会学方面的学者均把贝克和吉登斯放在同一个理论图景里来讨论。Deborah Lupton，“Sociology and Risk，”Gabe Mythen and Sandra Walklate，Beyond the Risk Society，Berkshire：Open University Press，2006，p.12.本文试图回到有关风险的这两种社会学基础理论上，通过分析和比较指出它们的差异：两者都敏锐地看到了风险课题的社会属性。但是，受规范性理论取向的影响，贝克虽然提出了对于 “四海一统社会学”（cosmopolitanist sociology）的批评和“四海一家社会”（cosmopolitan society）的展望，但他的主要观点只是古早的康德“世界公民”主义的一个变种或哈贝马斯沟通的方法论普遍主义的一个具体产物;相比之下，吉登斯和他的双重阐释理论由于强调了相互意义上的動态社会过程，才真正通过信任和复嵌（reembedding）提出了一种更具启发性的风险社会理论。
二、贝克规范性的风险理论及其问题 值得注意的是，风险社会作为热门社会学课题诞生于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并不是无缘由的。切尔诺贝利事件以一种讽刺的形式使人们第一次意识到，支持也罢，反对也罢，全球化时代真的到来了。无论是过往的阶级间冲突还是民族-国家间冲突，都因需要直接对立的行为群体的在场这一事实而将范围和烈度局限在一定的程度之内。相较之下，无论属于哪个阶级、哪个国家，无论具有何种宗教信仰、何种性取向、价值观等，人类是无差别面对一些风险的。当然这并不意味着风险本身的物的属性，就是说，风险社会并不指人类像面对冰河期或突然的火山爆发那样地去面对一个先置的、人们只能被动接受的外在之物。相反，我们在风险社会学中面对的是如下对象：人类在现代社会的生产和活动中改变了
人与自然、与人类社会和他人，以及与自身的某种关系，而这种关系反过来给人的存续和继续发展造成了制约甚至某些更为严重的困难和阻碍。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贝克认为“风险有赖于因果解释……（并且）在某种程度上，风险公开接受社会的界定和建构”。贝克：《风险社会》，张文杰、何博闻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8 年，第 8 页。
作为由切尔诺贝利事件直接引发的理论反思，贝克的理论研究首先体现出一种直观的色彩，这在他《风险社会》的第一章中就得到了充分体现。他给出了风险课题的五个论题同时也是特征：（1）风险不同于财富，他脱离了人类的直观感知又具有系统性危害。（2）现代社会的风险具有反噬性，即风险的攻击对象也包括它的生产者。这有别于阶级在人类社会中的处境。（3）风险在现代社会的传播途径与资本主义体系相类似。（4）风险是纯粹负面的。（5）风险一旦被公开认知，就会具有政治刚性和烈度。贝克：《风险社会》，张文杰、何博闻译，第 8—10 页。贝克以一种讽刺手法提出：“贫困是分等级的，雾霾是讲民主的。”贝克：《风险社会》，张文杰、何博闻译，第 27 页。风险社会因此不同于阶级社会，前者不依靠在后者中作为必要条件的观念对立而存在。这当然是由风险所具有的空前烈度和广度所导致的，但是这也为寻求更大范围的认同感和社会团结提供了合理性：如果说风险是全体人都需要面对的负面现象，那么由风险所引发的反思就同时也是用来打破社会对立和消减群体冲突的契机，或至少为一种有意识的社会合作策略提出了合理性。
贝克的理论因此并非一种机械的对于风险的实证界定和诊断。如果说风险是某种“现代社会疾病”的话，必须强调，人并不是被动地被一种外在的疾病侵蚀了机体，而是在他自己的政治和社会生态中以某种非预期效果的方式生产出了这个疾病然后又受到它的反噬。对风险的控制策略因此就多少在一个批判范式的意义上展开：正是 19 世纪以来的全球化导致了风险危机，这些危机虽然是由特定群体所导致的，比如既有工业模式导致了污染，既有分配模式导致了贫困，既有技术模式导致了生态危机等，但是这些危机本身却是由所有人来承受的。全球化因此以一种负面因素为主导的方式被实现了，人类在还没有共享全球经济繁荣、团结和和平之时，就过早地共享了污染、贫困和核辐射。风险社会就是一种由现代化本身所带来的不安全和系统控制上的偶然性。那么，只有改变 19 世纪以来的早期现代性中所固有的模式缺陷，风险才能被治理。
贝克现代主义社会学家的身份使得他对于风险的反思明显与现代社会的工业化途径有关。而技术进步及其背后的专家系统作为工业化的主导因素也因此与风险发生了直接的关联。对于贝克来说，技术化在 18—20 世纪的发展以一种自发的方式进行。所谓自发，即以功能需求为主要动机，以增长为主要的伦理取向，以科学家本人投身于技术为主体特征。这样的技术化确实可以造成相较于此前世界“发明”了什么新的物品或对象，却往往将另一些因素放在成本范畴而无法进行更为全面的考量。
贝克将 19 世纪以来的早期现代社会界定为一种面向克服短缺的现代性。这种看法带有明显的现代主义取向并受到现代主义的先驱如涂尔干的影响。在早期现代社会，工业化以工作分工和功能分化为基础，通过增加社会的密度和强度《涂尔干文集》卷 1，渠敬东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20 年，第 315 页。来克服传统社会的同一性和匮乏。这使得早期现代社会的运行模式紧紧围绕劳动-消费这一链条而展开。简言之，早期工业模式是一种“从无到有”的模式，内在地要求生产这一模式和产量这一组织效果。相比之下，我们所处的时代则不依靠这种模式来推动社会运行。如果说早期现代社会已经基本完成了“从无到有”的话，我们面对的实际上是从有开始而出现的“如何有”的模式。在早期现代社会带来的产品量上的丰富之外，当代社会还被动面临着过多的副产品。所谓匮乏因此暗含着一种人与社会世界的关系问题：并不是绝对数量的紧缺，而是使用的高成本显现出一种功能性的不足。举例来说，不再是粮食短缺造成的饥荒，而是因过度生产造成的食品污染和生态风险成为当代社会需要关切的话题。那么我们实际上同时生活在早期现代性所带来的成果和代价上。解决风险问题的措施因此就建立在自反技术化这一措施对于既有的简单技术化的克服之上。也正是因为自反技术化，使得二次现代化得以出现。“与之前所有的时代相比，风险社会的突出特征是某种匮乏，即不可能把危险处境归诸于外部。换言之，风险取决于决策;它由工业生产，因此在政治上具有自反性。”贝克：《风险社会》，张文杰、何博闻译，第 230 页。
但是，布鲁诺·拉图尔直接指出，贝克笔下所谓的“自反”，并不在常人方法论那样的意义上指向行动者的能动性和自我反思能力。我们不能认为今天的人们是自我反思的人，而早期现代社会的人们不具备这种能力;以至于那时的人被看
作是不完整的，而我们实现了某种可以给我们带来盲目乐观情绪的“进化”。相反，贝克的自反意思相当简单，“自反不是精通和意识的信号，而只是一种高度的对于‘精通是不可能的’的意识，通过行动来进行的管控在如今就被看成是完整的现代性神话。而在二次现代性中，我们终于意识到，意识并不意味着完全管控”。B. Latour，“Is Remodernization OccurringAnd if So，How to Prove It？” Theory，Culture & Society，vol.20，no.2，2003，pp.35-48，36.也就是说，贝克的自反不是反思而是反噬。
对传统社会的对象化思考造就了早期现代社会的发展成就，而当今社会也同样亟需对早期的现代社会进行评估和思考以持续获得发展动力。二次现代化因此也就意味着一个再出发的过程。人类面对早期现代社会所产生出的大量非预期的发展效果，通过对机构和制度的重组和变革来推动现代化过程的持续发展。在这个二次现代化过程中，曾经被广泛动员和运用的科学和技术不再与基本的物质资源紧密相联系，而是与已经被社会使用但面临着重新评估的那些资源，即人本身和作为人的社会构建的知识相联系。在二次现代性中，对于“劳动-消费链条的效率”这一目的也必须进行反思和改革。可持续发展、预防至上等措施因此作为反思的产物而被提出。
如此一来，贝克的风险概念就触及另一个看起来类似但实际上完全不同的概念：外部性（externality）。外部性首先是一个经济学概念，指经济建模上为了使模型确立而对系统做必要简化时被置于模型外部而无法加以考虑的那些因素。当然，经济学上的外部性既可以是正面的也可以是负面的。而贝克只是对负面的那一部分外部性进行归纳然后打包将其称为风险。“二次现代性因此就成为一次现代性加上它的外部性：所有被当作不相关或无法计算的东西都带著它们的复仇又回来了。”B. Latour，“Is Remodernization OccurringAnd if So，How to Prove It？” p.37.这也是贝克理论最基础的问题所在。
对此，拉图尔向我们提供了一种强有力的修正方案：区分更为正视知识中的行动网络、话语和认识条件的描述性理论，和本身就是早期现代社会的知识产物的规范性理论。实际上，涂尔干式的现代主义当然不仅仅是早期的功能主义变种，但是它无疑也建立在笛卡尔以来的认识论基础和圣西门主义的社会思想基础之上。同时，贝克“修正的现代主义者”的身份与规范性理论之间的关联还部分继承了德国哲学社会科学传统中另一条稳定的认识论线索。这条线索坚信，既不要颠覆（法国大革命）也不要因循（英国光荣革命），诉诸理性（这往往是康德意义上的批判的而非实证的）的规范反思，我们可以逐步建构出一个标准的生活。这在康德对世界和平的展望中已经得到暗示当然不能简单地将康德看成是纯粹规范性理论的倡导者，这个问题在康德那里与《判断力批判》有直接联系，受限于篇幅和主题在此不做展开。，中间经过黑格尔、韦伯等人，虽然侧重点不尽相同，但寻求一条稳定而又隐形的理性线索并围绕它开发行动措施，成为一种标准的思考方式。我们看到，虽然在韦伯那里的规范性并不完全是涂尔干独特的（sui generis【拉丁】）整体社会的意思，但是在早期社会学中规范性这个概念往往被不加思考地与强制性划上等号。对此的反思是当今社会理论中的热点之一，比如哈贝马斯《在事实与规范之间》中就提供了作为结果的普遍主义与作为方法的理性沟通模式之间的区分。哈贝马斯：《在事实与规范之间》，童世骏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 年。贝克所寻求的对风险社会的克服也触及类似课题。他本人对二次现代化所寄予的希望与哈贝马斯在晚近借助商谈理论而对一些问题的讨论非常相似。贝克正确地看到，简单科学化建立在“朴素性”之上，它一方面用系统的怀疑主义实现了对于对象的制度化;另一方面将自己局限在科学研究而非生活世界之中。贝克：《风险社会》，张文杰、何博闻译，第 204 页。其结果就是科学在自身范畴的成功却使自己成为一个封闭的体系，不再能够向人们提供生活的指导，而后者本来应该是它的存在依据。相较于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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