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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循著述的文献价值
焦循字理堂，晚年以“行百里半九十”之意，自号里堂。他终生未入仕途，潜心学术研究，撰有数十种著述。仅从文献角度看，就有很高的学术价值。
焦循的著述，清代曾两次结集刊刻。第一次为道光六年（1826）家刻本《焦氏丛书》，在尽力刻峻《易学三书》四十卷与《孟子正义》三十卷之外，包括此前所刻七种：乾隆五十八年（1793）刻《群经宫室图》，嘉庆四年（1799）刻《里堂学算记》十六卷，嘉庆十三年（1808）刻《北湖小志》六卷，道光六年（1826）刻《易话》《易广记》和《六经补疏》共二十五卷，道光八年（1828）刻《禹贡郑注释》二卷，合计总收二十一部刻本；第二次为光绪二年（1876）衡阳魏纶先补刻《焦氏遗书》本，多《李翁医记》而收书二十二部。此外，随着焦循学术影响的不断扩大，其书陆续被刻者还有十五部，如道光四年（1824）阮元刻《文选楼丛书》本《雕菰集》，光绪间吴丙湘《传砚斋丛书》刻本《邗记》，还有李盛铎校刻《木犀轩丛书》本《论语通释》，以及 1917 年武进董康诵芬室《读曲丛刊》刻本《剧说》等。2012 年起，江苏凤凰出版社陆续出版了《焦循著作集》。2018 年，广陵书社出版《焦循全集》，收录焦循所著三十七部刻本。
焦循著述遍涉经、史、子、集，在经学、史学、文学、数学、医学诸方面取得不凡学术成就，也因此被称为“通儒”。其文献价值同样不可小觑。譬如，《北湖小志》由“理葺旧闻”之“文”和“搜访遗籍”之“献”编著而成，《剧说》凝集着汉、唐以来百余部典籍的戏曲史料，《李翁医记》存有名医李炳的医案资料。从《孟子正义》更能清楚看到这点：一是注释，沿用唐代注经宗一家之注的路径，在清代首次就赵岐《孟子注疏》予以疏证，梁启超《国学入门书要目及其读法》有“清儒诸经新疏中为最佳本”之赞誉；二是考证，突破“疏不破注”之成法，若赵注“有所疑，不惜驳破以相规正”（《孟子正义·篇叙》），体现实事求是的学术旨趣；三是编纂，精心选出清初以来释解《孟子》及赵注的六十四家代表性研究成果，先编成《长编》十四帙，后据之而著成此书。在撰写过程中，制订详细计划，虽然足病日剧，甚至彻夜疼痛难眠，仍“逐日稽省”（《先府君事略》），严格依规划写作，临逝前终成此书。若以《孟子正义》属耗尽焦循心血之作，当非虚言。更重要的是，焦循文献编纂的成功经验产生深远影响，刘文淇《春秋左氏传旧注疏证》、刘宝楠《论语正义》和孙诒让《周礼正义》均仿效其法而著成。
焦循的不少著述，一直未能刊刻，仍属稿本或抄本。两百余年来，因多种原因，亡逸的稿抄本竟然有数十部，既有《三礼物名释》《论语地里考》等经学著述，又有《扬州笃行录》《北湖焦氏家乘》等史学书籍，还有《诗录》《雕菰楼词》等文学作品，
亦有《里堂说医》《种痘书》等医学论著。幸运的是，完整存留至今者仍有二十二部之多，也一并收录在《焦循全集》之中。如经部的《毛诗地理释》《三礼便蒙》《论语通释》，史部的《理堂日记》《注易日记》和《撰孟子正义日课记》，子部的《里堂家训》《开方通释》和《乘方释例》，集部的《雕菰续集》《理堂诗集》和《易余集》等。
这些稿抄本，很多被典藏地视作善本，除本身具有很高的文献价值以外，对研究焦循学术大有裨益。通过《毛诗地理释》能洞察焦循“《诗》与《春秋》表里”的治《诗》学说，从《注易日记》叙述修改、刊刻《易学三书》及卷末细列其著则能更好了解焦循的学术历程等。何况，探究诸多稿抄本的内容，可全面认识焦循的文献学成就。就其要者而言，作为焦循学术生涯的首部著作，据《尔雅》以释《诗》的《毛诗草木鸟兽虫鱼释》，集中体现着焦循校勘学等方面的学术成就；释地又释人的《毛诗地理释》为其考证力作；《吴氏本草》辑录药物一百七十二种，是焦循关于医学特别是辑佚学的重要著述。
需要说明的是，稿抄本中存在托伪之书。有的作伪痕迹明显，记述焦循故后之事即属显著证据。譬如，国家图书馆藏题为焦循著、焦廷琥手录的《里堂书品》，记有焦循物故多年后阮元谥号“文达”之事；上海图书馆藏《里堂札录》多述道光年间事，而焦循卒于嘉庆二十五年（1820）；南京图书馆藏《砖塔铭题跋》，
言及道光十九年（1839）在南万柳堂与汪中等人共赏塔铭等。这些稿抄文献，实与焦循无关，应予辨伪而剔除。
抄书是古人治学的重要路径之一，焦循同样如此。除《雕菰集》所载抄录王岩《异香集》、陈霆发《何有轩文集》和张符骧《依归草》等书以外，更多为摘录，既为焦循的阅读习惯，经年累月而集腋成裘，又成为焦循著述的重要组成部分。如阅读汉魏以降两千余年间说《易》“有独得者则笔之于策”的《易广记》，成为焦循易学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摘录入清以来万斯同、胡渭、王鸣盛等四十一家五十七种关涉《尚书》二十八篇精见的《书义丛抄》，惜已残缺，仍可从中窥焦循治《书》之特点；从两千余篇关涉扬州之文中精抄毛奇龄、王士祯、钱大昕等名作三百篇的《扬州足征录》，刘师培《左盦外集》卷十一《编辑乡土志序例·文学志》称之为“以文传事”的范例。
况且，焦循所抄之文，文献价值也不可小视。从数经删并仍达四十卷的《里堂道听录》一书可见一斑。第一，所录三百八十九篇之首，几乎篇有题识，多具目录提要之效。或溯源由，如卷五《天地真音》的“诸公因属袭参发其凡，袭参依题作辨”等；或记内容，如卷七《刘贞女》的“内有《与刘台拱书》”等；或明版本，如卷九记述惠士奇《大学说》“嘉庆三年上海彭纯甫刻”版等；或述刊刻，如卷三十六《经义述闻》录嘉庆十一年（1806）秋该书“增刻一倍”等；或辨类目，如卷十四《艾言》的“儒家者流也”等；或明宗旨，如卷二十八《古无去声》总结段玉裁《六
书音韵表》“最新者谓古无去声”等。第二，保存大量文献资料。一方面保存档案资料，如卷二十九《王鸣珂》所陈剿灭蔡牵之策、卷三十一《禄赖》对安南海盗“范光喜口供”的记述等，是研究清中叶击破安南海盗的第一手可靠资料，道光二十一年（1841）刊刻的《雷塘庵主弟子记》已然详加称引；另一方面，保存已佚之文。如卷十《杨王孙釜鬷》所录汪莱《汉釜鬷歌》，《汪莱年谱》只字未提；卷三十六《镜铭》记述江藩“买一旧镜”之铭文，在江藩著述中难寻踪影；卷三十九王懋竑撰《刘以任传》，亦不载于《白田草堂集》之中。凡此稀见甚至已佚的史料，都是研究清代历史文化不可多得的珍贵文献。
（作者：刘建臻，系扬州大学教授）
（2022 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