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与贺仲明先生对话,供大家参考。
与贺仲明先生对话
与贺仲明先生对话
贺仲明，1966 年 3 月生，湖南省衡东县人。1985 年毕业于湖南师范大学中文系，之后赴湘西地区工作。1999 年毕业于南京大学中文系，获文学博士学位。现为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的研究和批评工作。个人专著有《中国心像——20 世纪末作家文化心态考察》（获江苏省20XX～20XX 年度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何其芳评传》《真实的尺度》，参著有《中国大陆与台湾乡土小说比较史论》《中国新时期小说主潮》《非文学的世纪——20 世纪中国文学与政治文化关系史论》等。在《中国社会科学》《文学评论》《文艺研究》《读书》《文艺争鸣》《当代作家评论》等刊物发表论文近百篇。
在 20 世纪中国社会的重大转型中，中国文学和中国当代作家都经历了内部的分裂和调整。考察这一时期的文学创作和作家心态，是对社会现实最好的记录，也是对于当代作家最真切的认识。其中的委婉曲折，波澜激荡，可以深化我们对于文化递嬗的认识和思考，也可以窥探到变革时代人们灵魂的真实跃动。贺仲明的文学批评，巧妙地从这一角度入手，展开了对 20 世纪末作家文化心态的考察。
著名文学评论家丁帆这样评价贺仲明：贺仲明在其还不算漫长的学术生涯中，已经开始具备了他的学术飞翔的能力，这是因为他有了两个最基本、也最重要的素质：首先，经过多年的学术积累，他在知识结构上完成了较为合理的布局，古今中外重要作家作品与思潮的知识储备，为他的理论遴选作出了殷实的铺垫；更为重要的是，他在治学思想与方法上都逐渐形成了自己一个较为稳固的体系，有独立的思考与判断能力，而不为时尚所左右。
贺仲明看到了一个深刻问题：青年作家和学者们否定现实物质精神的总体思想是一致的，但他们表现出的自身文化资源和文化立场却是多种多样的。90 年代文坛上作家文化姿态的巨大分歧和明确对立，显示出文化多元化给作家们心灵造成的分裂和嬗变。而在具体的文学创作上，作家们的情况也呈现出同样的分化和没落趋势。一方面，许多作家依然坚持他们的探索和发展之路。但同样，许多作家也正被时代文化所淹没、所吞噬。现实物质文化的影响，正使许多青年作家逐步放弃自己的独立精神姿态，沦为商业文化的附庸，而昔日的牵系，则使许多
中老年作家难以清醒理智地面对现实，对现实的反感正促动着他们的怀旧之情。先锋作家和寻根作家们全线溃退，或改弦易辙，由极端的形式探索转向质朴切实的现实生活描写，或退出了文学创作。浮躁，为现实文化和物质所牵系，不能真正地回归自我回归文学，是 90 年代文学最普遍也最根本的一大内伤。所以，总括地说，就作家创作精神和文学创作的具体走向而言，90 年代构成着对于 80 年代的退却与反讽。贺仲明在这方面的探索非常警人。
姜广平：在你看来，一个批评家怎样才能真正地走进批评的领域？譬如对现当代文学，是先有了一种价值的基本判断，还是先得接受现当代文学的全部史实？
贺仲明：批评家首先当然要有对文学敏锐的感悟能力和鉴赏能力，这需要大量的文学阅读为基础。只有在大量的阅读、甄别和品味中培养了良好的理解和鉴别能力，才有可能真正进入文学批评中。就中国现当代文学而言，前提其实不仅是现当代这个领域内，文学的鉴赏和批评是超越国界和时代的。但是，了解该领域内有关的史实还是很有必要的，因为不管怎么说，文学都是具体时代的产物，古人讲知人论世，还是有道理的。至于是否一定先得接受其全部史实，我倒以为不一定，在批评中可以逐步完善，从部分达到整体。
姜广平：但问题会随之而来，关于历史，是很值得怀疑的。且不必说克罗齐所谓所有的历史都是当代史，仅从国内现存的多种当代文学史，便可看出，文学的历史描述其实也是很难的。更何况，很多作家在进入文学时，并没有史家们所说的史识。这样一来，让作家们出现在何种历史构架中的批评，看来就很难成立。
贺仲明：批评肯定是带有很强的个人性的，文学史也一样，关键是看你批评时所站的高度，有没有深远的史识。有了高远的视野，再进行细致的工作，对作家的认识才会更客观更公正。当然，完全准确地把握同时代作家的创作只能是一种理想，是批评家追求的目标。
姜广平：你选取了“20 世纪末作家文化心态”作为考察对象，以作品为突破口，这是非常智慧的。但问题是，你又以群体作为单位进行研究，这是否该受作家们所谓“评论家们偷懒”之讥？毕竟，真正的作家是无法复制的，你很难为一个出色的作家找到创作中的同伴。这也是我感觉到现在的作家相遇，很少谈写作的原因。如果将作家喻为山的话，山与山的距离是很遥远的。
贺仲明：我对你这句话有一半赞同，一半有异议。真正伟大的作家是不可复制和模拟的。或者说，越是伟大的作家个性就越强，但是一般的作家达不到这样的高度。伟大的作家能够超越时代文化，能够走在时代前面，但更多的作家还是生活在时代阴影中，尽管他可能意识不到或不肯自己承认。这样，不同作家之间的相同点还是很多的。在研究 20 世纪末作家时，我感觉到真正有个性的作家（有个性还远不一定意味着伟大）并不多，更多的作家没有脱出他们成长的印痕。由于中国几十年间个人成长的独特空间相当狭窄，所以共同性很强，作家的群体痕迹确实相当突出。
姜广平：我在跟孟繁华对话时才知道，孟繁华的博士学位论文研究的是当代中国作家的心态。他的书名是《梦幻与宿命》。你的心像研究与孟繁华的心态研究一定有很多关联吧？或者，你的研究有没有孟繁华著作的启发呢？
贺仲明：孟繁华的书我以前也没有看过，刚才大致了解了一下，好象他主要是从创作思潮角度切入作家心态的，那我们的角度还是有较大差异的。我最初的研究曾经受到王晓明先生的启发，还有许子东先生。王先生的《潜流与漩涡》对茅盾、沈从文的心态分析很细致深入，对我很有启迪。许先生早期的一些论文，如对《日出》、《啼笑因缘》和《第一炉香》的比较，真正是将作品与时代、与作家心理融为一体，剖析得鞭辟入里。他们的工作做得很细致，也很有才情，对我很有帮助。
姜广平：你有很多见解都切中了当代文学中的最敏感的神经。心灵的独立与超越，是创作主体进入自由心灵境界的两个根本性前提，也是“自由心灵”的两个本质内涵特征。我由此想到，“自由心灵”的获得，可能更重要的是得看作家跟外部世界的关系，紧张、恐惧、怕、爱，可能都是作家跟外部世界的关系的直接显现。作家要表达这一点，就要具备你所说的抗击现实的种种压力与诱惑力。但中国当代作家可能不易做到这一点，中国作家一方面是心有牵累，心为形役。另一方面，也似乎不敢或不愿意直接表达自己。当然，你也讲到了，20 世纪的中国作家中，对政治权力的跟随与屈服，对金钱世俗的取媚与畏惧，比比皆是。
贺仲明：作家从事的确实是伟大的事业，但也是很艰难的事业。一个作家要创作出伟大的作品，确实要有超于常人的地方，这不只是才华，或者说作家的才华并不只是表现在创作技巧上，更重要的是信心，是毅力，是对自我的战胜。很
多优秀的作品都是作家的心血之作，曹雪芹为《红楼梦》付出了整个生命，小说还未能终篇；福楼拜为作品中的人物伤心哭泣，也是完全投入到了文学世界中。对文学的坚持确实需要付出很多东西，同时也要有深刻的思想为支柱。没有对生命、对人生的独特思考，没有对文学的执着精神，是难以抵御现实的诱惑和压迫的。我看 20 世纪中国作家，确实有很多让人失望之处，当然这与时代环境有关系，但最关键的还是在作家心里，在他的精神上。
姜广平：作家自由心灵的获得，传统的支撑能解决多少问题呢？换言之，传统是否会形成一种障碍，一种难以愈越的障碍？
贺仲明：传统只是作家获得心灵自由的重要途径之一，而且，作家也并不一定要顺从传统，他完全可以以批判的姿态对待传统，但是有一个前提，他的批判必须建立在深入的认识之上。真正伟大的作家肯定是超越传统的，但另一方面他又不可能完全走出传统，从长远来看，他只不过将传统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而已。如果拘泥于传统，作传统的奴隶，当然传统有可能会成为作家心灵的桎梏，会限制其创作的发展。
姜广平：所以，我觉得，一方面，20 世纪中国作家精神匮乏，另一方面，社会多元语境的确立，也使得我们这个时代的作家难以形成精神的高标。
贺仲明：这关键要看作家能否形成精神的超越。被时代所裹胁的作家是不可能成为真正的大作家的，他必须要超越于一般的时代文化。他可能是偏激的，甚至是错误的，但是他有可能依靠其个性达到很高的文学境界。我觉得我们时代的作家太喜爱追求“正确”了——这也是我们几十年体制化教育的结果——很怕被时代冷落、批评，被读者、批评界忘记。当然，对于创作者来说，有这种心理是难免的，但是不要被这种心理所束缚，一受到束缚就坏了。
姜广平：这让我想起美籍华裔作家哈金。哈金认为，目前中国文学中缺少的是伟大的中国小说的概念。没有宏大的意识，就不会有宏大的作品。这就是为什么现当代中国文学中，长篇小说一直是个薄弱环节。他试图给伟大的中国小说下个定义：“一部关于中国人经验的长篇小说，其中对人物和生活的描述如此深刻、丰富、真确、并富有同情心，使得每一个有感情、有文化的中国人都能在故事中找到认同感。”哈金的关于伟大的中国小说的观点，不知你是如何看的？
贺仲明：在较为宽泛的意义上我是很认可哈金的话的，中国文学在精神上确
实有远离本土文化的危机。这与当前社会的文化整体状况有关，我们的生活、文化正越来越被西方化。对于一个民族来说，这种“全球化”有些无奈，但并不一定是好事。文学也是如此，文学怎么样真正深入生活中，怎么样成为民族文化认同的一部分，是很值得深思的问题。
姜广平：相关的问题，又让我想起了雷达。雷达在这方面的观点，也是颇使人震惊的。他看到了当代文学的种种症候，并勇敢地直接表达了出来。从这个意义上讲，你同样敢于面对作家的精神世界发言，也是难能可贵的。
贺仲明：雷达先生是老一代批评家，他的批评经验远比我丰富，批评精神也很强，比较侧重从整体上针砭文学界的问题。我总感到当前批评界的批评声音太弱，一团和气，生怕得罪了人，甚至还有一些专门捧人的批评。其实，作家并不是那么脆弱，那么禁不起批评，真正优秀的作家是在批评和反批评中成长起来的。一味的肯定、赞扬对作家并不是好事，因为任何人都是需要激励，需要清醒地认识自我的。当然，批评应该是善意的，公正的，不能感情用事，不能因文废人。
姜广平：我注意到你对重述神话也发表了看法。神话是重要的民族文化遗产，是一个民族文化记忆的重要组成部分，往往成为一个民族的精神寄托，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重温神话是现代人精神还乡的重要途径。但这种行为，很可能沦为商业化的文化行为。我一直认为作家应该为问题而写作，应该直面现实问题。写作是为了解决问题的。如果不能解决问题，呈现问题也是非常重要的。就像鲁迅当年所讲的，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
贺仲明：那只是和朋友聊天时简单发表了点意见，思考不深。重述神话的最初动议也许是好的，但结果怎么样，就很难说了。如何重述，如何保持神话的精神不被商业化污染，有很多值得思考的地方。我对这问题没有充分的思考。文学当然应该关注现实，这也是很自然的，因为作家本身就生活在现实当中，他有这种责任和义务。况且当前中国社会变化这么大，这么迅速，值得写、应该写的东西有很多。但另一方面，我觉得作家创作应该是多元的，不一定非得写现实，也可以写历史，写科幻什么的，只是从根本上文学不能脱离现实关怀，以及对整个人类的关怀。
姜广平：说到鲁迅，自然而然地想起你的鲁迅研究。你对鲁迅的意义似乎关注得也非常深刻。从《阿 Q 为什么是农民》、《阿 Q 是不是农民》及《回到文学的
鲁迅》，都在对鲁迅的意义进行积极而富有创造性的探讨。那么在你看来，鲁迅的思想意义和文学意义哪一种更应该居于鲁迅世界的主导地位呢？
贺仲明：鲁迅确实是一个很艰难的话题，一是鲁迅的思想很深邃也很复杂，理解本身就带有挑战性，二是鲁迅的话题很敏感，容易引起争议。鲁迅的思想和文学主导这个问题，我觉得应该从不同的领域来看。从整个社会来说，当然是思想意义大过文学意义，他思想的影响力要远远超越文学界；但在文学界，还是应该重视对他文学意义的研究。一直以来，人们对他思想的关注掩盖了他的文学价值，谈文学作品也基本上只是从思想角度，这其实是不全面的。当然这也是多年来中国现当代文学的传统，思想化、政治化的传统。其实文学和思想并不是分离，更不是对立的，只是侧重点不一样。回到文学的鲁迅并不会埋没鲁迅，而是使我们对鲁迅的认识更丰富更全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