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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士大夫精神的发展及其特质
【摘要】在中国传统社会中，士大夫是优秀传统文化的主要创造者与传承者。士大夫在产生之初便具备了沟通上下的“言说者”功能。在随后的经学时代、玄学时代、理学时代、心学时代乃至西学东渐时代，士大夫精神不断充实与完善，呈现出淑世与修身、礼赞自然与人性、传递中华文明薪火等意涵与特质。特别是在中华历史与文化发生危机的转捩点，士大夫往往能以“国身通一”的姿态担荷起贞下起元的重任。这些精神特质对中华民族文化复兴，树立文化自信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
【关键词】士大夫；儒学；文化自信 【中图分类号】G24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7-4198（2022）06-189-04 【本文著录格式】任聪颖.试论士大夫精神的发展及其特质[J].中国民族博览，2022，03（06）：189-192. 基金项目：本文是山西省教育厅高等学校哲学社会科学项目：“ 文化自信视野下的清代山西诗学研究 ” （项目编号：2022W276 ）阶段性成果。
士人群体对中华民族品格和优秀传统文 化的塑造和成型具有非同寻常的作用。钱穆认为，中国传统社会是由士、农、工、商四个阶层构筑起来的“四民社会”。士作为四民之首，实是沟通民众与统治阶层之间的阶梯，发挥着上学而下达的
重要作用，成为言说主体而拥有话语权力。士大夫精神中的积极因素是民族文化的宝贵遗产，对当下的中华民族文化复兴有着借鉴意义。
一、士人群体及其文化的产生 士，产生于东周以前，在春秋战国时期获得了独立的特质，其精神意涵在后世历朝历代中得以充实完善。先秦时代是士人群体的形成期，这个时期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文明肇始至西周制礼作乐之前，此时社 会阶层尚。
未有细致的分野，士的概念也未真正出现。《尚书》中有《多士》篇，乃是周公训示殷商旧臣的诰令，其中“用告商王士”“尔殷遗多士”云，皆以士泛指殷商大臣和遗民。此“士”但愿为政治术语、职业代称，而非后世具有文化担荷意义的独特阶层。故此阶段正是士人群体产生的萌芽期。
迨及武王伐纣，西周建立，面对着殷商因暴虐而亡的历史教训，以周公为代表的西周统治阶层亟须建立一套迥异于前代神权为中心的意识形态。周初的制度建设是全方位的，经济上推行井田制，政治上施行分封制，而维系井田分封的，是以礼乐为核心的宗法制。这些制度文化非周公一人所为，是由当时的知识群体共同来缔造。该群体是西周统治阶层的一部分，拥有治国理家的理想和职责，也拥有关心民瘼的襟怀和视野，然而尚不能称为后世意义上的“士”。但他们对神权迷信的扬弃，恰恰显出理性的光辉。从周初到春秋中叶之
前，是士人群体与士文化生成的第二个阶段。
周王室东迁之后，维系统治的礼乐制度渐次崩坏，历史进入一个大变革时期。从“士”的角度来说，士群体终于从统治集团的母体中独立而出，获得了自足的主体品质。同时，士文化也真正诞生，并产生了影响后世两千余年的精神价值。这便涉及士阶层独立的问题。此为是士群体与士文化生成的第三阶段。
西周时，士是统治阶层的一分子，承担着构建礼乐制度、传递礼乐文教的责任。礼乐是维系统治集团利益的工具，与下层民众无涉。而到了礼崩乐坏的春秋时代，封国兼并严重，很多士人丧失了爵禄，沦为平民，他们用掌握的礼乐知识来教化民众，礼乐因此而下移。以孔子为例，虽然出身于贵族家庭，但家境早已没落，后开设私学，有教无类，实有从下层民众中择取优秀人才滋培教导之深意。儒家作为春秋时代最早出现的学术流派，呈现出学理上追溯礼乐传统，人员组成上不弃下层平民的特色，这是文化下移的重要表征，而儒家学派的崛起正是士人群体登上历史舞台的标志。到了战国时期，百家争鸣，乃是士人精神高扬的时代。然而，墨、法、纵横诸家事功性太强，又各有偏颇，可为一时之用，难效千秋之功，秦汉之后便渐次沦没了。倒是儒、道两家，一者成为后世官方意识形态而不弃民本，表现出正大闳约的气魄；一者内化为士人心灵世界的依托，成为寻求自我生命意义的
根据。儒家为士人的政治理想注入了厚重的仁爱精神，道家为士人的个体生命提供了自由超越的可能。儒道以“互补”的姿态统一于士人群体的文化生命中。
二、士人群体与其精神的发展、完善 （一）“独尊儒术”与“三纲六纪”成为统治思想 两汉是中国历史上继秦而起的大一统时期。汉初统治者吸取秦朝因严刑峻法而亡的教训，在治国策略上进行了调整。汉初六七十年间，比较彻底地贯彻了黄老之学，坚持与民休息的策略。以董仲舒为代表的西汉儒生，在原始儒学中融入阴阳五行学说，又糅合法、道，建立起以“天人感应”“大一统”为核心的全新学说。这一学说获得了汉武帝的认可，遂以之构筑起汉代统治的思想基础，即所谓“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学一尊的地位最终得以确立。东汉章帝时的白虎观会议将儒学中的诸多歧见统一起来，形成了以“三綱六纪”为原则的指导思想，成为后世近两千年的官方意识形态。在此背景下，汉代士人对自我价值的认识较之以前更加深化了。汉代士人自认是文明发动者、文化的担荷者，并提出了“一国之事系一人之本，谓之风”，“言天下之事，行四方之风，谓之雅”（《毛诗序》），风雅系于一人，一人者，士人也。表现出士人对文化政事的高度自信。
（二）玄学兴起与人文艺术精神的觉醒 东汉中叶以后，士人在有限的人生与无限的永恒之间产生一
种焦虑。正如《古诗十九首》写道：“人生寄一世，奄忽若飙尘。”“人生非金石，岂能长寿考。”这是生命价值觉醒的表征。到了汉末，诸侯割据，战乱频仍。士人的生命焦虑更加浓烈，将有限的生命与无限的事业结合起来，以有限成就无限，既刚健进取，又慷慨悲凉，形成名扬后世的“建安风骨”。沿着此种寻求永恒价值的思路发展下去，士人群体重新发现了庄学精神。不管是何晏、王弼等正始名士，还是阮籍、嵇康等“竹林七贤”，都致力于玄学，雅好清谈。玄学是以庄学为主来反思名教、有无、才性等问题，展开哲学思辨的。当此之时，中国思想文化史进入玄学时代，士大夫的精神也从外向化事功追求转向内倾化自我超越。魏晋六朝的士人大多寄情山水。自然山水不再是外在于人的对象世界，而是人可游可居、可印证生命乃至可以“见道”的世界。审美化的观物方式造就艺术化的生命，艺术化的生命留下彪炳万世的艺术精品。不管是王羲之的书法，顾恺之的绘画，陶渊明、谢灵运的诗歌艺术还是云冈、龙门石窟的造像，都是当时士大夫精神的生动写照。发现自然、礼赞生命，正是六朝士人给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注入的鲜活力量。
（三）盛唐气象的缔造与担当意识的回归 魏晋六朝士人对自然美的关注、对个体价值珍视的风尚一直延续到了隋唐时代。随着科举制的推行，隋唐时参与政权的士人规模空前扩大了，其精神也由自我观照转向对现实的探
索。唐朝最有魅力的时代精神莫过于“盛唐气象”，而盛唐气象的缔造者主要是兼容士族与庶族的新士人群体。他们具有献身于社会政治的参与意识，具有强烈的自信和自尊，更有着朝气蓬勃的精神风貌。他们大声呼唤“汉魏风骨”“风雅兴寄”，竭力扭转的是“大雅久不作”“正声何微茫”的颓势，开创一种“文质相炳焕”的浑融之美。盛唐士人用诗讴歌伟大的时代，书寫自己的心灵。他们的世界广大无垠，其力量充沛浩荡，精神豪迈放纵。“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陈子昂《登幽州台歌》）上下四方之间，古往今来之际，唯有“我”是空间与时间的砥柱，是一切价值的尺度。胡晓明认为唐诗是生生不息的不死心灵，是北方文化发展到极盛时候的结晶。唐诗也是南北方文化交融后士大夫心灵的写照，融两汉至六朝之文化慧命为一浑融的精神世界。唐代士人是唐诗精神的承担者，他们崇尚诗歌、崇尚人文、崇尚美，其乃是一种尽气尽才又尽情尽心的精神，毫不保留地张扬自己的生命力，尽力地拥抱大千世界。这种浪漫与真诚是中华文化真正的复兴之象。
安史之乱后，盛唐气象逐渐消歇，民族精神趋向内敛。在此倾向下，中唐的一批士人着力复古，白居易等要求诗歌反映现实，抨击时弊，提出“补察时政，泄导人情”（《与元九书》）的主张，显然是先秦民本思想的回响。韩愈等竭力复兴传统儒学的正统地位，重树士大夫修齐治平的理想信念。
主张以文贯道，主张以古文代替骈文。中唐以来对儒学的再认识，对“国身通一”精神的重新发现，成为后世士大夫精神的主流，也是后来宋朝的主要文化特征。
（四）隐士遗民精神的再发现与理学的形成 宋代文化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巅峰。陈寅恪在《邓广铭宋史职官志考证序》里提到的：“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年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宋代士人的进退出处都十分从容，具有相当大的自由度。不仅名臣显宦、耆硕鸿儒辈出，隐士这种无表现的人物也获得了相应的认同。陶渊明田园诗的价值被宋代文人发现，严光、林逋等疏离政统的人生选择被宋代士人津津乐道，肯定的便是“道高于势”“吾道自足”的德性价值。这是宋代士人对自我价值高度自信的表现。
唐人喜欢山川日月等具有宇宙感的意象，宋人则潜气内转，对细致精微的物象情有独钟，更具有内倾性的性格。宋人在推尊儒学的同时，有深刻吸收释家、道家的思想，融三教慧命为一，形成了宋代最有代表性的理学体系。在文艺观上，由艺观道，由艺进道，通过艺术呈露全幅生命人格之美。天理、天道不外在于人心，而是安放在人心的内在自觉性上，安放在士人精神的自觉心、自尊心、自爱心上。这正是宋学精神的超越之处。宋代士人文化是向内向外双向开掘的。心灵世界愈加幽微深邃，精神生活愈加细致风雅，责任担当也愈加深广厚重。理学家张载说：“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
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这正是宋代士风的写照。宋亡之后广有遗民，他们以不合作的拒绝姿态固守着文化根源。抗元失败后的文天祥以一首《正气歌》自明心志，奏响了宋代士大夫精神的最强音。
（五）个性自由的张扬与淑世情怀的沉寂 宋代士风还有一种世俗化的倾向，在元明时代长足发展。元明士人深受商业文明和城市文化的影响。王阳明的心学思想打破了儒家伦理与工农商贾之间的隔阂，士大夫成圣成贤的修养已非自身独有，而是逐渐普及于社会大众。士大夫精神的下行，实际上是一种启蒙行为，既然百姓日用即为道，那么普通人的人生欲望就应该得到肯定。明中晚时期思想解放、个性自由、性别与身份平等及其他具备近代意识的观念萌生发展起来。特别是，王学左派兴起后，其主张更表现出离经叛道、尊情反礼的色彩。明末清初优秀的思想家顾炎武等更将反思的触角深探到封建君主制度。这种冷静理性的精神乃是人的主体意识——“心”觉醒之后的产物。
明清时代是中国传统社会的最后阶段，封建专制空前加强。明代用来桎梏人心的八股制度，被清朝统治者继承下来；文人在明朝已有因言获罪的困厄，进入清朝更面临着“文字狱”的危机。科举不再是为国家选拔真正人才，而成为八股文人的谋官之阶；诗文不再是自陈心志、抨击时弊的忠言谠论，而成为点缀升平的馆阁文字。绝大多数文人深陷为考据而考
据的泥潭，在狭小的纯知识领域做深而窄的研究，参与政治的意愿、关注现实的热情、淑世救世的担当，都成陈迹。中国在此情形下进入了沧海剧变的近代。作为社会中流砥柱的士人阶层没有做好应对准备，士人文化也将在异质文明的冲击下体验阵痛、发生裂变。
三、士人群体的分裂与其精神的近代性转型 在鸦片战争后的中西冲突中，士人阶层一开始并没有做出有效回应。西方列强以摧枯拉朽之势击败腐朽没落的清政府，中国被迅速边缘化，沦入西方主导的世界体系中。中国欲在这种世界格局中生存下去，必须有所改变。然而，最早提出通过变革以求生存、求自强的，还是士人阶层。在“救亡图存”信念的主导下，先进的士人阶层开始积极学习西方，从器物到制度，从经济到政治，乃至文化、心理，都进行了变革和转型。由此可发现士人文化的又一特质，即他们虽从传统社会母体中诞生、成长，但并非完全墨守成规，其中固然有食古不化的顽固分子，但大多数能知耻后勇、自我革新。他们主张在儒学本位的基础上参酌西方文明的优长，形成“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格局，最终构建中西共存共融的文明系统。在优秀传统文化飘零无着的近代，他们守护着中华文化的根脉，荒寒寂寞，不为人理解，其抉择便带有了浓厚的悲剧色彩。这批人往往兼有精英知识分子的身份，王国维、陈寅恪等皆是如此，又被冠以“文化遗民”之名。总的
来看，近代士人应时而变，积极回应着新思潮的冲击，并能保有传统文人之本色，守护了中华文明的本根，为中华民族文化的复兴埋藏了火种，并在新文化运动之后大体完成了现代知识分子身份的转型。这一历程昭示着中华文明具有历劫不坠、历久弥新的生命力。
四、士人精神的内涵与特征 透过士人精神发展流变的过程，可以总结其内涵与特征。钱穆说：“中国文化有与并世其他民族其他社会绝对相异之一点，即中国社会有士之一流品，而其他社会无之。”士人文化的特点可从中外对比的角度做进一步分析。
（一）士文化是理性精神与现实介入意识的融合体 公元前 0 500 年前后，古中国、古以色列、古希腊、古印度等地区的文明同时出现突破性演进的现象。这个时代被历史学家称为“轴心时代”。中国以外的其他文明寻求现实之上更高的存在，并将其作为人生与社会的理想形态。此为“外向超越”。中国则是在现实生活中追求人的完善和生命的幸福，不将价值寄托于玄远无着的彼岸与宗教。此为“内向超越”。西方贵族标榜道德，是政治权力的主宰者，俗世的管理者，却与哲思玄想了无关涉。中国士人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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