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历史纪录片-紫禁城-新生12【优秀范文】,供大家参考。
第十二集
新生
2020 年 9 月 10 日，“丹宸永固——紫禁城建成 600 年”展如期开展。人们在朋友圈里呼朋唤友，来吧，前世五百年的回眸才换得今生的擦肩而过，六百年的纪念展怎么能错过呢？丹宸永固，寄托着我们的希望，紫禁城的红墙金瓦永不变色。从内心深处祈愿从未断绝的中华文化，一如陈坛的美酒，经得起岁月的沉淀，时间越久越醇厚。初秋的下午，从午门城楼望向紫禁城内，不止建筑的飞檐更加鲜艳，庑[wǔ]殿顶、琉璃瓦、和玺彩绘，以及摇曳着的金黄的或黄绿的古树，都那么熠熠生辉。这，才是紫禁城。自建成以来，紫禁城始终与国家命运相连，荣辱与共。当紫禁城成为故宫，当你再次抚摸古老的红墙，指尖探到的，将是中国越来越强而有力的复兴脉搏。
紫禁城建成 600 年了，其中，从 1421 年明成祖朱棣[dì]入主紫禁城开始，到 1924 年清朝宣统皇帝溥仪被国民军“请出”了紫禁城，它做了 503 年的皇家私宅。溥仪出宫之后，紫禁城到底用来做什么，这个问题一直处在剧烈争论中。有人认为，紫禁城是“天下第一号逆产”，应当拍卖；有人则坚信，紫禁城是一份宏大的文化遗产，保护下来将会对世界文化做出巨大的贡献。今天我们应当庆幸，后一种观点得到了更多人的支持。1925 年，当神武门再次打开的时候，这个高墙深院有了一个新的名字——故宫博物院。
1925 年 9 月 29 日，“故宫博物院”几个字第一次挂上了紫禁城神武门城楼。这是一块木质的匾额，这五个颜体字由故宫博物院第一任理事长李煜瀛题写。1925 年 10 月 10 日，故宫博物院正式对外开放。按照清室善后委员会发布的故宫博物院开院广告，“十号十一号下午一时半至四时为售券时间，每券减收半价大洋五角”，也就是说，参观券每张大洋一元。
1925 年大洋一元是什么概念呢？当年，一家洋行的汽车修理工，每个月的工资大洋两元，这两块大洋已经足够他们一家四口一个月的生活开销。可即便如此奢侈，故宫博物院开放第一天开门之前，神武门外还是站满了人。当时故宫博物院火爆到什么程度呢？第二天，工作人员清理参观路线，妇女和孩子的手帕鞋帽就捡到了四抬筐，这在全世界博物馆界也是少有的盛况。那么，那时的人们都能看到哪些国宝呢？
故宫博物院成立后，便多方筹措资金，对宫殿建筑原貌保存和历代古物专馆陈列予以科学规划。钟粹宫被改造为书画陈列室，元代维吾尔族画家高克恭的《林峦烟雨图》曾在这里展出。永和宫则用来展出装饰繁复、技艺高超的钟表。穿越时空，我们与时人一起，在这尊精美绝伦的铜镀金象拉战车表面前感叹不已。走出永和宫，再拐到景仁宫看铜器，西周井田制的重要史料——散[sǎn]氏盘的长篇铭文拓片就摆在这里。
紫禁城藏着这么多宝贝，举国民众无不惊喜过望，人们在紫禁城的各处拥挤着，欣赏着中国数千年神秘的蕴藏。如今，故宫已成为全世界游客来北京的首选旅游景点之一。在1925 年 10 月 10 日、11 日，仅仅两个下午，故宫接待游客就达到 5 万多人。即使在那个物质条件匮乏的年代，人们对故宫的热情一点儿都不亚于今天，如此热闹激越的场景，有力的宣示了故宫博物院开院的历史性意义。原本封闭森严的皇宫里挤满了平民百姓，原来属于皇帝私有的古物，突然有了全新意义的观众。
1929 年 10 月 10 日，故宫博物院首任院长易培基在《故宫周刊》创刊号上，重申了故宫博物院建院的意义：“故宫者，我国数千年文物之所萃。自成立博物院以来，昔之所谓
秘殿宝笈，一夫所享有者，今已公诸国人矣。”1931 年，力谋发展的故宫博物院在延禧宫修建了具备先进文保理念的大型文物库房。而文物库房还没有完全完工，故宫难得的发展机会又被剥夺了。这一年“九·一八”事变爆发，东北沦陷，华北告急，中华民族陷入最危险的境地。随着战争的持续，北平的专家学者开始紧张起来，让他们揪心的不是个人安危，而是紫禁城，以及这一城的国宝。于是，他们提出了将故宫珍品古物迁移外地的想法。
把文物珍品转移到比较安全偏僻的地方存放，这也是欧洲各国在战争来临时，普遍采用的保护办法。但是，故宫古物外迁的提议却引来了诸多的反对意见。有一种意见认为，故宫的古物再古，它也不如北平城和北平城的老百姓重要，政府如果花大力气去迁移古物，那是因为故宫的古物是值钱的古董，政府看重的是钱财收益，不是土地民众。而支持外迁的学者则认为，故宫的古物并不是一般意义上值钱的古董，而是世界文化之珍宝。迁出固然易散难聚，但是文物绝对不能作为战争的赌注，只要文物在，中华文化的根就不会断，中华民族精神就不会亡。最终，文物南迁成为了社会的主流意见。
宝蕴楼，这座曾保存 23 万件文物的故宫藏宝库，如今是“故宫博物院早期院史展（1925-1949）”所在地。一张张泛黄的照片，一份份尘封多年的档案，无声地讲述着 90 年前那段惊心动魄的往事。1932 年秋，故宫人开始进行文物的挑选和打包。选“南迁文物”花了几个月，最终选定的各类文物 13427 箱又 64 包，包括古物馆瓷、铜、书画珍品 2631箱，图书馆《四库全书》等 1415 箱，文献馆 3773 箱和秘书处 5608 箱又 64 包。1933 年 1月 1 日，万里长城起烽火，1 月 3 日山海关失守。最初不赞成文物南迁的故宫博物院简任秘书吴瀛临危受命，出任文物南迁监运官。
故宫古物的迁移分成了好几路、好几个批次，西迁、南迁，陆路、水路，汽车、火车、轮船，每段旅程都很艰难。故宫文物南迁，是故宫博物院发展的特殊时期。特殊的任务，艰苦的环境，培育和形成了以“视国宝为生命”为核心的“典守精神”。曾亲历文物南迁的古器物学者那志良，在回忆文章中写下了他所理解的“典守”的内涵：“国宝不是一般意义上的贵重物品，不是哪一个人、哪一家族的财富。没有价格，无从补偿，不可有差错。所以不是看守，不是坚守，而是平时视如身体发肤，紧急关头又要高于身家性命。”
文物南迁打破了故宫博物院的正常发展秩序，也改变了这群年轻人的职责和工作任务。故宫博物院同仁在最好的年龄，陪伴古物踏上南迁旅程，主要工作就是迁运和保护文物。人不离物，物不离人。宜宾，万里长江第一城。1939 年 4 月，沿长江逆流而上的另外 9300 多箱故宫文物，在纤夫的号子声中抵达了宜宾。就在这些文物由重庆运往乐山，而暂寄存宜宾沿江码头时，上游乐山及下游泸县皆受到敌机的狂轰滥炸，独有处于中间地带的宜宾幸免，像这一类的奇迹没有办法解释。文物搬迁途中发生多次翻车事件，所幸都是有惊无险，文物没有遭到一点儿损害。以至于大家都觉得“古物有灵，炸不到，摔不碎”。
故宫博物院的命运和国家的命运是相连的，整个抗日战争时期，文物南迁最后又回来，文物能够没有减少，这是非常了不得的一件事情。整个事情来看，在故宫坎坷的几十年的道路上，我们的政界、学界或者普通老百姓，大家都在做一件事情——保护文物，保护中国传统文化的东西，可以说这就是家国情怀。1945 年 8 月，历经跋山涉水的故宫南迁文物，终于在四川乐山等到了抗战胜利的消息。
1945 年 10 月 10 日，华北战区侵华日军受降典礼在故宫太和殿广场举行。这一天，
太和殿前广场上人山人海，到处都聚满了人。当时北平人口约 200 万，有 20 多万人从四面八方涌到故宫，要亲眼见证日本向中国投降。从规模来说，在故宫太和殿前举行的受降仪式，是中国战区受降仪式中规模最大的一个典礼，虽然只有短短的 25 分钟，但是目睹这一幕的在场中国人无不群情振奋，扬眉吐气。当这些日本侵略者在众目睽睽之下离开典礼会场时，全场军民高呼“中国万岁！”“胜利万岁！”声音响彻云霄。
这一天，古老的紫禁城，恢弘的太和殿，与 20 万北平市民一起，见证了这激动人心的历史时刻。自 1840 年以来，百余年紫禁城所见，无不令它遗憾、愤懑[mèn]、屈辱，甚至痛彻心扉。这一次，它终于见证了一场正义战争的全面胜利！这一天，距故宫博物院成立整整 20 年。经过风雨飘摇的 20 年，紫禁城的命运还有很多未知，故宫南迁文物的回归之路艰难且漫长，直至北平和平解放和新中国成立，紫禁城才最终迎来新生。
新中国刚成立时，没有一丝喘息的机会。1950 年朝鲜战争爆发，中国的国家安全受到威胁，1950 年 10 月 19 日，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参战。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一条关于故宫文物的消息，被报到了周恩来总理办公室——古画《五牛图》现身香港，即将被拍卖。《五牛图》卷，唐代韩滉[huàng]创作，是传世卷轴画中最早的古画，1900 年被八国联军劫出国外。《五牛图》卷命运坎坷，但千疮百孔、一穷二白的新中国，有必要花重金买回一副古画吗？
“我记得那时候批示的时候，总理也是下了狠心了。国家文物局的郑振铎和张葱玉老先生给中央打报告，总理说，你们这一个牛比那活牛还贵呀，国家没有那么多的资金啊………还是买了吧！”这是几十年前，徐建华（故宫博物院副研究馆员）从师傅那里听来的故事。之所以对这个故事记忆如此深刻，是因为它让徐建华认识到了两件事：比活牛贵就觉得很贵，可见国家的拮[jié]据；如此拮据还要购回古画，可见新中国对文化的重视。经过曲折运作，《五牛图》卷终于回归。同一时期，《伯远帖》、《中秋帖》、《韩熙载夜宴图》、《潇湘图》、《祥龙石图》也成功回归，国宝一件一件回家了。
北方抗美援朝的战场上，中国人民志愿军也用一场一场的胜利，让全世界重新认识了新中国。中国人已不再像过去那样任人欺凌，抗美援朝战争雄辩地证明：西方侵略者几百年来，只要在东方一个海岸上架起几尊大炮，就可霸占一个国家的时代，是一去不复返了！文物的回归也告诉全世界，中国人民十分珍重自己祖先光荣斗争的历史和文物。中国人民坚决相信，这些所谓的“战利品”，总有一天要归还给祖国的。
1972 年 2 月 25 日，北京，雪，气温零下 4 摄氏度。上午 10 点 23 分，故宫迎来了一位特殊的客人——时任美国总统尼克松。这是美国总统有史以来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访问一个还未与之建交的国家。这一天，美国《纽约时报》第一版报道标题为《尼克松访华之行保持好心情》的评论文章说道：“尼克松对此行不吝赞美。赞美中国的芭蕾表演，赞美食物，赞美文明，赞美其发展潜力”。尼克松本人在日记中写道：“我们发现中国人看起来比较容易相处，原因之一是，他们一点儿也不骄傲自负。事实上，他们绝对相信自己的文化和哲学极端优越，认为总有一天要胜过我们和其他所有人的文化和哲学。”谦虚源自自信，中国人在一百年间，一步一步失去了尊严，新中国以鲜血、智慧和汗水，赢回了强者之间的尊重。
跟随着新中国的脚步，和紫禁城有关的人也开始了新的故事。这是一张极富历史意味
的照片。1924 年，时任京畿[jī]卫戍[shù]总司令鹿钟麟，将逊位皇帝溥仪“请出”了故宫；1961 年，他们在新中国的政协礼堂相遇了。当年，鹿钟麟从皇宫里“请走”了皇帝，也没能改变国家的命运。然而，他和溥仪又是幸运的，他们见证了人民的国家的诞生，作为其中一员，一起迎接并感受到了人民的胜利。
在这次相遇不久之后，溥仪回到了他阔别近 40 年的故宫，他感受到了故宫的变化。“令我惊讶的是，我离开故宫时的那副陈旧、衰败的景象不见了，到处焕然一新。在御花园里，我看到那些在阳光下嬉戏的孩子，在茶座上品茗的老人。我嗅到了古柏喷放出来的青春的香气，感到了这里的阳光也比从前明亮了。我相信故宫也获得了新生。”1971 年，周恩来总理请郭沫若题写门额，并组织班子编写《故宫简介》，古老的紫禁城从此又展开了新的一页。
1973 年，一个刚退伍的年轻人买票进入故宫，他见人就打听文物修复厂是个什么单位。文物修复厂，文保科技部的前身，故宫博物院的保密单位。年轻的徐建华还不能理解“保密”的缘由，他还没能了解，对于以保护和研究国宝、传承中华文化为己任的故宫博物院来说，文物保护是第一位的，是研究和传承的前提，而修复则是保护的一部分。
车马慢，日子长，两耳不闻窗外事，一点一点磨练基本功，是文物修复厂年轻人的日常。在古钟表修复组当学徒时的王津，三年出师之后，也没能碰到古钟表，只是修了 20 多个八音盒。上世纪七十年代末期到八十年代初，故宫博物院又迎来一批年轻人，他们作为“宫二代”“宫三代”走进了故宫。对于文物修复工作来说，最首要的还不是技艺的高低，而是沉稳的性格和对文物的敬畏之心。可巧手以继拙作，不可庸工以当精制，这是文物修复师必须的谦虚态度。水平到了再动手，水平不到，不可轻举妄动。
紫禁城在故宫人的默默无闻中，迎来了它的岁月静好，现世安稳。而紫禁城外，改革的浪潮风起云涌，国家正在走向开放。这一时期，关于故宫博物院的头条消息不算多，但是每一条都与新中国的脉搏分不开。这里先后接待了伊丽莎白女王、普京等多国的首脑。1987年，故宫以明、清皇家宫殿的名称，正式入选中国第一批世界文化遗产名录，成为了世界级的名胜，为全人类共享。自此，紫禁城在人类文明的坐标上有了新的定位，而故宫博物院正是国家保护和传承中华文化最重要的见证者和亲历者。
如今，早已进化成文保科技部的文物修复厂已今非昔比。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文化领域对外合作交流不断加强，中国的文保理念和方式方法都面临着挑战。《蒋懋[mào]德画山水图》，清代宫廷画师为符望阁内檐装饰所绘的巨幅帖落，长 4.46 米，宽 2.82 米，绢本青绿设色。修复前，它曾经长期绷铺于古建原状环境中，病害情况十分严重。中国书画修复讲究欣赏的完整性，所以要把很残破的书画每个地方都要补上颜色，把画意接上，这是传统书画修复的一个理念。西方比较先进的理念是可辨识性，不需要把颜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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