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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通，三教可一 背景 汉末以来，佛道传播，君主专制衰落。隋朝统一后，儒佛道三教并立调和。
王通认为三教应该融合，以儒为主，兼及佛道。坚持周孔之道，又援佛道入儒。
佛影响：人在气、形之中，人得之而为理性。
道影响：主张君主少有作为。
仁义为政教之本，不能徒有仁义而无礼。仁义礼智信是性之本、道之本；礼则是“道之旨”，守礼则“道在其中矣”。以周孔之道为主干，兼容佛道，形成通变、无弊的统治思想，是王通政治思想的主旨。
唐太宗 吸取隋二世而亡教训 贞观统治集团 优势：集团内部有强大的政治认同感和凝聚力。
1、贞观君臣大都有着丰富的资政阅历和政治实践经验，同时具有较高的政治素质和文化素质。
2、贞观统治集团君臣和谐相处，具有强韧的政治向心力。
以隋为鉴，居安思危 灭亡原因：
①奢侈无度 ②杜绝言路 ③用人不贤，小人掌权 吸取隋亡教训，进而为践行儒家的重民、仁政思想提供了认识前提。
隋朝崇佛道而抑儒 李世民即位后立即推行崇儒政策：
①设置弘文馆，精选天下儒生充当学士。
②尊崇儒家宗师孔子，设立孔子庙堂，封孔子为先圣，颜渊为先师。
③扩建国子监学舍四百余间，扩大招生规模。
李世民选用儒家治道主要体现在仁政和重民两个方面。
治国论道离不开仁义和仁政。
商、韩之法居于次要地位，儒家的仁义道德才是最高治国原则。主要有与民休息、刑罚平、轻徭薄赋、减少土木兴建和战争。
国以民为本 承袭了儒家传统的民本思想。告诫统治者，对民的力量要有畏惧感，有德的君主会得到百姓的拥戴而得天下，反之被民抛弃。
国以民为本，把民视为国家和君权的根基。民大于君。贞观君臣从历史教训中认识到民的力量，继承儒家传统的民本思想，用于政治实践。
唐太宗关注民生疾苦和社会安定，提出“无为而治，德之上也”。作为一项治国政策，李世民的“无为而治”有两层含义。一是儒家以道德教化天下，二是黄老道家的清静无为，君主治国要减少对社会的干预。
李世民认识到纵欲是祸乱之源，对贪奢官吏予以惩治，日常生活节省开支。
法治思想 对法家以法为治的思想有所借鉴和吸收。李世民主持制定《贞观律》，建立赏罚制度，强化法制。
①立法注重公平、稳定、宽简。
立法必须公平。法令保持相对稳定性，不可多变。死者不可复生，用法务在宽间。
②克制私情，带头守法。
重视法律对于治理过程的作用。带头守法，强调法乃“天下之法”。
③严格执法，“一断于律”。
李世民慎重赏罚，要求赏罚要注重公平，在儒家思想的指导下进行，这是汉以来德主刑辅治国方略的延续和实践。
严格治吏是李世民以法治国的内容之一。对司法官吏的考核尤其严格。
谏议思想和政策主张 在居安思危的意识影响下，贞观君臣秉承仁政爱民、以法治国的基本精神，在重大决策问题上，主张为政治国应该求谏纳谏，重农、轻徭薄赋、重贤。
1. 求谏纳谏 ①提高谏官地位，鼓励官员大胆进言，对进谏者采取奖励提升政策。
②忠臣进谏是为了爱君 传统儒家主张为君尽君道，为臣尽臣道，而谏议则是统治集团内部调解君臣关系，实现善治的重要机制，贞观君臣将这一观念用于政治实践，成为中国历史上的典范。
2.重农
以农为本是李世民治国方略的一项基本原则。为促进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唐太宗即位后切实推行均田制和租庸调法，采取奖励农民的措施，限制徭役。
3.轻徭薄赋 轻徭薄赋是“安天下，存百姓”的重要措施之一。把省徭赋的目的放在使命富足上。多次减免全国或某些地区的赋役、租赋。在租庸调法中规定了依照灾情减收或免收租庸调的具体方法。
4.重贤 重视人才、任人唯贤、用人所长。
李世民认为人才是治理国家的关键，选用人才时把贤能作为唯一的评价标准。
评价：
思想上继承和发展了儒家德治的合理部分，进一步丰富和深化了儒家王道仁政的传统。客观上减轻了人民负担，缓和了社会矛盾，推动了社会发展，促进了文化繁荣和民族融合，达到了封建王朝发展的高峰。但贞观政治集团受限于时代和阶级的局限性，制度还是为了加强君主专制传统，没能从制度层面解决封建王朝长治久安的问题，最终无法摆脱人亡政息的命运。
韩愈以排佛树儒为主旨的道统论 认为佛教有害于君权的维护和统治。借鉴佛道二教思想，提出儒家也有一套从尧舜禹汤文武周公至孔孟的传授谱系，谓之道统。标志着儒学的新发展。
中心思想为仁义道德。儒家之道和道家之道的区别在于儒家不仅仅止于道德自觉的层面，还是一种内心的境界，而且要体现在具体行动上。因此释道无益于国家，而儒则是道德和政治一体化的最高原则。
道统论旨在维系儒学价值体系，强调和彰明儒学的真理性，以与佛教抗衡。描述了一个“圣圣相传”的系列，提升了儒学的权威性。为后世理学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柳宗元政治革新主张 柳宗元以“致大康于民”“利安元元”为理想，参与永贞革新，失败后提出以打击宦官、割据势力，抑制土地兼并，减轻百姓负担和维护国家统一为目的的革新主张。
柳宗元认为，赋税不均的原因有二：一是富豪之家通过贿赂官府而逃税。二是土地兼并而导致土地不均，经界不定，很多农民失去了土地。
所以需要修改两税法（依户籍资产征收），农业税应当按照土地多少征收，且不能把税收依据扩大到土地外。二是约束官吏，查实贫富，调整赋税。
重视人才的选拔和任用，主张任人唯贤，反对任人唯亲，抨击宦官专权、潘镇割据而产生的不肖居上，贤者居下的局面。
择君置臣应当以“圣且贤”为标准，选拔既有品德又有才干的人。任职过程中要依法办事。
评价：反对复古，否定圣人创造历史的说法，深化了对国家起源及政体的认识，批判了封建等级制度，并积极参加政治革新。尽管思想是为了维护中央集权缓和社会矛盾，但在晚唐时期具备历史合理性。
张载为万世开太平 仁政思想旨在为天下万民确立仁道的准则，具有高远的精神境界。
（1）”仁道及人”的政治主张：
从“为万世开太平”的政治抱负出发，提出了具体的实现路径：“仁道及人”。继承了儒家传统的仁政思想，主张施仁政，以仁道感化民心、博施于天下万民，将仁道推及天下之人，以实现孔孟向往的理想政治局面。
统治者必须满足百姓的生活需求，是百姓生活的得以富足， “无所不足”，才能使民安定，社会稳定，形成良好的政治秩序。（是孔子“足民”思想的延续，是儒家传统思想的正面表达。）
（2）“井地治天下”的均平思想
张载的仁政思想即从精神层面注重提升百姓的素质，也切实关注百姓的物质利益。为此，他从解决土地问题入手，提出了“井地治天下”的均平思想，缓解尖锐的社会矛盾。
井田制是西周时期的土地制度，张载主张“井田”，并不是主张回到西周，而是为了解决土地兼并所造成的贫富不均问题。希望皇帝把所有土地收归国有，然后测量，将土地分给农民耕种。
张载认为，实行“井地治天下”的关键在于要与封建制互为表里，两者要有效结合，才能实现“有教有养”的理想政治局面。
二程天理论 “理”是宋代理学的核心范畴，是理学政治思想的理论基础。二程的贡献突出的体现在天理观上，他们最先将“理”或“天理”上升为思想领域的最高范畴。他们认为“理”或“天理”是世界的本原。气的实质是阴阳，道、太虚都是“形而上”的，属于“理”，天理即是天地万物的本原 “天理”既是他们政治哲学体系的最高范畴，也是最高的精神性本体。理是自然万物的根本法则，也是社会的根本法则，“父子君臣，天下之定理”。他们认为与君主专制相应的伦理纲常是一种永恒的理，人世间的政事是以天理为准绳的，这样他们把天理与纲常伦理紧密联系起来了。二程讲天理，重在论证君主统治的合理性。
他们把天理绝对化，认为自然界乃至社会生活都必须遵循天理，即“圣人奉天理物之道”。君主应推行仁政，顺应民心。这种理一元论的天理观，实际上是把当时封建统治的政治秩序绝对化、永恒化，为北宋王朝的统治做辩护，也为了二程自己的政治思想提供了理论根据。
叶适“以利与人”的政治思想 1.“通变在于事物”的自然观 叶适政治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通变在于事物”的自然观。“物”指客观存在的事物，道即事物的规律。有物必有道，道虽然广大，但具备一切事理，道存在于一切事物之中。
在政治上，道作为最高政治原则，须通过具体的器数、事物来体现。圣人要顺应道的规则治理国家。圣人治理天下，必须遵循事物的规律。
2.“宽民”之政的治国思想 叶适的民本思想重在宽民。民是君主建功立业的基本前提，统治者应“以养人为大”，视民如子，施行仁政。抨击了宋王朝的政治弊端，申明了宽民之政的重要性。抨击了不施仁政、不能宽民治国的君主，力主解除民众疾苦，尽量减轻赋役，免除杂苛负担，从而达到治国安邦的目的。
3. 以利与人”的功利思想
政治思想的核心是“以利与人”，治国者应宽民重民，不能空谈，必须有实际体现，要真正让民众得到实惠。批评董仲舒“正其谋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的观点。
叶适强调义统一于利，认为离开了利就无所谓义。反对虚言道义，注重民利，认为只有这样，才能显示出道义的光明。
叶适的功利思想是对南宋时期江南地区工商业发展的社会现实的回应。提倡本末并兴，主张既要发展农业，也要发展工商业。叶适对儒家传统的重农抑商思想进行了反思与调整，具有一定的进步性。
4.重势分权的治国主张 君主应重势，即掌握绝对的权势；同时应该分权，强化地方应对危局的权力。所谓势就是政治上的绝对集中统一，君主必须掌握绝对的权势，这是治国的根本保证。注重分权，在君主有绝对的权势的前提下，还应分权给地方，以加强地方的防御能力。
叶适认真考虑了南宋政治、经济和军事等现状，批判了理学家空谈性命义理的习气，提出了“以利与人”的政治思想。注重实际，强调践行，关心百姓疾苦，讲求实际功效，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但在强调功利的同时，他又替富人辩护，认为“富人为天子养小民”，表明了其政治思想的地主阶级性质。
王阳明“心即理”与“致良知”的理论基础
理论基础主要有两个方面：心即理、致良知。
陆九渊提出心即理，他对天理的认识与程朱无异，但在心性论和修习方法上，与朱熹的“格物穷理”说相异趣。陆九渊主张“吾心即宇宙”（唯心主义）。王阳明的思想以“心即理”“致良知”“知行合一”为主旨，认为“人者，天地万物之心也；心者，天地万物之主也。”心是一切的主宰，是世间万物的根源。
“致良知”是王阳明心学思想的核心命题。所谓“良知”就是“是非之心”，也就是“天理”或“道”。所谓“致良知”就是致心中的良知，人们自觉扩充心中的“良知”，就能成为与万物一体的圣人。基于这样的认识，王阳明进一步提出了“万物一体”说，形成了“天下一家”的理想政治模式，这个模式以“明明德”为体，以“亲民”为用。
王阳明讲圣人之心与天地万物为一体，重在说明圣人君子爱民如子，推己及人，以仁心推行仁政，从而为他的以德治为核心的政治思想提供理论依据。他认为，当一个人修心达到高远境界，诚如圣人之心与天地万物合为一体，就能视天下如同一家，不分远近内外，就能把仁心推及天地万物，在政治上就能做到明德而亲民。
张居正加强中央集权专制的政治思想 “振纲纪”以加强中央集权
张居正认为明王朝最严重的危机是君主势衰，政事弛靡，政局失控。这是各级官吏长期怠惰形成的积习。为强化中央集权，维护君主专制赖以运行的官僚机器，他“审几度势”，提出了一整套“救时”方案，其核心便是“振纲纪”。
①君主要亲自总览法纪刑赏之权。
②国家大事，君主要独断专行。
③强化君主诏令的绝对权威。
④君主要严明法制。
张居正力主“振纲纪”的目的是为了“强公室，杜私门”，强化中央集权，巩固君权。在他看来，通过法制手段以振纲纪、巩固中央集权专制统治才能革除积弊。
李贽童心说 程朱理学发展到明代，日趋教条僵化。故提出了童心说。童心指真心，是一个人纯真无暇的本质体现。在李贽看来，世间最纯真的就是童心，因而童心不可失；以童心的标准来衡量，满口道德的“伪道学”们反不如市井小民有德。
他的童心说表达了一种观念：源于人之真心、有真情实感的话是真德之言。他批评道学虚伪，否定了理学家的权威，将人们习以为常的贵贱尊
卑颠倒了过来。以童心为标准，李贽对儒家经典提出质疑，在一定程度上否定了其正统性。
顾炎武寓封建之意于郡县的政治主张 为了矫治君主权力过度集中的弊端，顾炎武提出了分权“众治”的主张，要求合理划分君主权力和地方权力。顾炎武认为，自天子至于公卿大夫、百里之宰构成了由合至分的权力系统。分权不是权力制衡，而是君臣分权治事，以避免君权过度集中。
顾炎武提出了“寓封建于郡县之中”的分权措施，主张从中央到地方层层分权，由郡县分割中央政府的权力，由宗族分割郡县的权力。
具体做法如下: 其一，“尊令长之职”，把辟官、莅政、理财、治军四权授予郡县长官。
其二，“谨乡里之治”，完善乡、亭基层组织。乡里组织的作用，一可以分县令之权，二可以治民。
其三，“复宗族之制”。为了防止地方守宰专断地方，顾炎武认为，最好的办法是恢复古代的宗族制度。换言之，也就是把宗族权力与政权结合在一起，实现对民众的统治。
顾炎武认识到了君主专制集权的政治弊端，并试图通过分权来限制君权，匡正过度集权之弊。但受到历史条件限制，没能找到解决这一问题的根本办法，只寄于恢复古制，带有浓重的复古色彩。
王夫之“公天下”以批判专制的思想 王夫之反思明朝灭亡的原因，把“三代”以降亡国乱天下的根源归结于帝王把天下据为“姓之私”，实行极端专制，为此提出了“公天下”的思想，并以此对君主专制进行了深刻批判。
王夫之首先揭示了“公”与“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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