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 玄
(安庆开放大学，安徽 安庆 246001)
管子,名夷吾,字仲,颍上人,春秋时代著名思想家、改革家。其辅佐齐桓公40余年,推行农工商并举经济策略,“通轻重之权,徼山海之业”[1],“设轻重渔盐之利”[1]1249,“通货积财,富国强兵”[1]1696。尊王攘夷,内挟天子令诸侯,外攘戎狄安华夏。终于“九合诸侯、一匡天下”,将地处东海之滨的贫弱齐国,打造成为春秋首霸。孔子赞叹“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2]。
“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3]管理本质上就是管人即管理人性,人性论是关于人的共同本质的理论,它是管理者管理思想的基础。管子在人类史上首次明确提出了人性论,并依此为基础制定和实施相应管理制度,推动了齐国的改革成功。
(一)“趋利避害”是管子人性论的双重作用机制
人性是从根本上决定并解释人类行为的人的共同本性。人类行为何以能够进退张弛?管子认为:“夫凡人之情,见利莫能勿就,见害莫能勿避。”[4]“趋利避害”是人的本能。“民,利之则来,害之则去。民之从利也,如水之走下,于四方无择也。”[4]1175“凡人者莫不欲利而恶害。”[5]趋利是为了获取资源以求发展,追逐利益是人们行为的原动力,趋利为自主动力机制。“其商人通贾,倍道兼行,夜以续日,千里而不远者,利在前也。渔人之入海,海深万仞,就彼逆流,乘危百里,宿夜不出者,利在水也。故利之所在,虽千仞之山,无所不上;深源之下,无所不入焉。”[4]1015避害则为了适应环境求得生存,避免伤害是人们自我保护的主动选择,避害是自主约束机制。管子的人性论包含着动力与约束双重作用机制。后世的中西方诸多人性理论更多地侧重探讨趋利的动力机制,极少关注避害的约束机制。与之相较,管子趋利避害的双重作用机制,能够更为完整真实地解释人类不同行为的动因。
(二)管子人性论在内容上具有双层需要结构
“趋利”与“避害”是人两种性质相反的心理需要。在心理需要内容上,管子在《牧民》[3]13篇中,将“佚乐”“富贵”“存安”和“生育”等归结为人们趋利的“四欲”,将“忧劳”“贫贱”“危坠”和“灭绝”等归结为人们避害的“四恶”。认为人们追求生存(存安、生育)、享受(佚乐)和发展(富贵)需要的满足和避免被伤害是人类的自然本性。“故从其四欲,则远者自亲;行其四恶,则近者叛之。”[3]13“四欲”是人们追逐的现实利益,只要这些利益所在,人们就会不引而来,不推而往。而“四恶”则危及人的存在,是人们力图避免的东西。面对“四恶”人们会不禁而止。“四恶”的现实存在,又是人们寻求社会保护从而遵从社会规范的心理原因。
管子人性论的需要内容呈现为双层次结构。“衣食之于人也,不可以一日违也,”[4]728“四欲”中的欲“生育、存安”,基本属于作为生物个体人的生物性需要,是与生俱来的本能。它处于需要结构的最为基础层次,是支配行为的根本性动力。“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3]10,“礼节”“荣辱”等社会性伦理需要是产生于“仓廪实”“衣食足”之后。即“四欲”中的“佚乐、富贵”,属于作为社会成员人的社会性需要,它产生于人类社会活动的相互比较之中,是处于较高层次的派生性需要。这种派生的社会性需要一经产生,即会对人的行为具有强烈的激励与约束作用,是作为社会的人具有复杂多变行为的持久动力。管子的双层需求结构的人性论,较之美国马斯洛需要层次论不仅早提出两千多年,而且深刻地说明了两个层次需要的关系,以及高层次需要产生的缘由。
(三)人性无所谓善恶是管子人性论的鲜明特色
“人情不二,故民情可得而御也。”[3]52人的本性都是一样的,因而人们的思想是可以掌握的。“人情不二”即无论贵贱男女,人性都是相同的。“凡人之情,得所欲则乐,逢所恶则忧,此贵贱之所同有也。近之不能勿欲,远之不能勿忘,人情皆然,而好恶不同。”[4]1012也正是人性相同,管理者才能够去认识、掌握和驾驭人们的思想和行为。古今中外,人性不变,变化的仅仅是环境而已。
孟子讲性善、荀子讲性恶,西方也盛行宗教原罪性恶说,古今中外争论了两千年,没有结果。管子从本原论的朴素唯物主义自然观[6]出发,认为源自生命自然本能及生存条件的人性,是无所谓“善恶”[6]15的。力求远离痛苦,追求幸福生活是人的本性。善恶不是人与生俱来的,善恶仅与利益相关,是对人行为进行的道德评价结果。因此与其争论人性之善恶,倒不如探讨如何依据人性、启动人力以达成人生目标来的自然、高明。
美国管理大师道格拉斯·麦格雷戈说过:“每一个管理决策或每一项管理措施的背后,都必定有某些关于人性本质及人性行为的假设。”[7]与沉溺于书斋玩弄概念的空头理论家不同,管子研究和认知人性论的目的,在于从人性中找到人们“欲得之利”,把握“欲避之害”,然后“圉之以害,牵之以利”[4]1015,因势利导,制订政策、推行改革。以实现牧民、富国强兵,王霸天下的政治目的。顺应人的本性来治国理政是管子在齐国改革成功的秘诀所在。
(一)富民与富国相同一的战略思想
管子曰:“夫霸王之所始也,以人为本。本理则国固,本乱则国危。”[3]472以人为本,实质上就是以人性为本。“欲为其国者,必重用其民。欲为其民者,必重尽其民力。”[3]49因此治国理政者必须爱惜人民,珍惜民力。务本之道就在于经营民心,达民之所愿,予民之所需。追求富足生活是人性本能、民心所向。社会管理者要调动人的积极性,规范人的行为,就是要“从其四欲”、去民“四恶”。即“民恶忧劳,我佚乐之;民恶贫贱,我富贵之;民恶危坠,我存安之;民恶灭绝,我生育之。”[3]13使得民生得到不断的改善。同时,民富是国富的必要条件,从经济发展上看,民富则国家才有持续发展的基础,“藏富于民”,国家才能富足。而且民富也可多收税,税收增加国家必富。从社会管理上看,民富就会安乡重家、尊上畏刑、便于治理。反之,“甚贫不知耻。”[4]637民贫则会离乡背井、违法犯上、难以治理。“故治国常富,而乱国常贫。是以善为国者,必先富民,然后治之。”[4]924“民不怀其产,国之危也。”[3]62在管子看来,依据人性治国理政首当富民,民富则国强。
(二)达民所愿以启动民力的改革措施
富民之道在于改革。经济制度改革的实质在于调动人的主动性、积极性。民力在于民愿,“饮食者也,侈乐者也,民之所愿也。足其所欲,赡其所愿,则能用之耳。”[4]652
(1)安居乐业,本末并举。管子称“士农工商”四民为国之柱石,有恒产者方有恒心,为此管子推行“四民分业”定居政策。“处士必于闲燕,处农必就田野,处工必就官府,处商必就市井。”[3]400使得四民分别就近定居置业,子袭父业,技术在传承中提高,经验在相授中丰富。“今夫工,群萃而州处,相良材,审其四时,辨其功苦,权节其用,论比计制,断器尚完利。相语以事,相示以功,相陈以巧,相高以知事。旦昔从事于此,以教其子弟。少而习焉,其心安焉,不见异物而迁焉。是故其父兄之教,不肃而成,其子弟之学,不劳而能。”[3]400“今夫商,群萃而州处,观凶饥,审国变,察其四时,而监其乡之货,以知其市之贾。”[3]401“夫是,故商之子常为商”[3]402“如以予人食者,不如毋夺其事,”[4]720给人饮食,不如不使之失业。管子推行的四民分居,就个体而言利于就业谋生,满足人们“存安、生育”的基本需求,就社会而言利于推行职业教育,发展经济。
(2)“相地而衰征”,尽启民力。管子推行齐国公田“均地分力”,即将公田分租与耕者,实行分户独立经营。然后根据土地质量测定产量,“与之分货”,国家收取实物地租。“均地分力,使民知时也。民乃知时日之蚤晏,日月之不足,饥寒之至于身也。是故夜寝蚤起,父子兄弟不忘其功,为而不倦,民不惮劳苦。”[3]91-92劳动者为自己操劳,起早贪黑,不辞辛劳,调动农民的农业生产积极性。地租依据土地质量有了级差,因而无论土地肥瘦,均有人耕种,也提高了土地资源的利用率。
(3)“便关市”“轻征赋”,予利去恶,发展经济。趋利避害是人性的本能,达民所愿,予民所需,即可引动人们的经济行为,使之主动创造社会财富。“发伏利,输墆积,修道途,便关市,慎将宿,此谓输之以财。”[3]194开发潜在的财源,疏通积滞的物产,修筑道路,便利贸易,注意送往迎来,这叫给人们输送财货。“通齐国之鱼盐东莱,使关市几而不正,壥而不税,以为诸侯之利,诸侯称宽焉。”[3]439自东莱交换齐国的鱼盐于各诸侯国,使关卡、市场只稽查而不征税,存放货物而不收捐,以为各国诸侯之利,发展国际贸易。据《战国策·齐策》载:国都临淄甚富而实,“临淄之途,车毂击,人肩摩,连衽成帷,举袂成幕,挥汗成雨;家敦而富,志高而扬。”
去民之所恶,涵养民力,促民致富。“桓公践位十九年,弛关市之征,五十而取一。赋禄以粟,案田而税,二岁而税一。上年什取三,中年什取二,下年什取一;岁饥不税。岁饥弛而税。”[3]368桓公即位十九年,放宽了关、市的征税,只取五十分之一的税收。收农赋用粮食数量计算,按土地肥瘠分别征收。两年收税一次,丰年收十分之三,中年收十分之二,下等年成收十分之一,荒年不收,待年景饥荒情况缓解后再收。“省刑罚,薄赋敛,则民富矣。”[3]411减少刑罚,薄收赋税,人民就富裕了。
(4)寓税于价,明弃暗取,聚财富国。国家财政主要源于税收,但是重税必然引起人民强烈反对。“使君施令曰:‘吾将籍于诸君吾子’,则必嚣号。”[5]1247管子深谙“民,夺之则怒,予之则喜,民情固然。先王知其然,故见予之所,不见夺之理。”[5]1454为聚集国家财力,管子提出“官山海”之策,即实行盐铁官营专卖。食盐是每人每天都要吃的,“终月,大男食盐五升少半,大女食盐三升少半,吾子食盐二升少半,此其大历也。”[5]1246金属工具是每个劳动者都需要使用的,“一女必有一针一刀,若其事立;耕者必有一耒一耜一铫,若其事立;行服连轺輂者必有一斤一锯一锥一凿,若其事立。不尔而成事者天下无有。”[5]1255-1256食盐与铁器为人们生活生产的刚性需求,任何人无法规避。盐和铁器由民间生产,官府收购,加价销售,从中牟利,“然则举臂胜事,无不服籍者。”[5]1256“今夫给之盐策,则百倍归于上,人无以避此者,数也。”[5]1247盐铁专卖,寓税于价,取财于无形。既可持续倍增政府收入,又未挑起人们“避害”的对立情绪,避免了偷逃税款行为的发生,为历代管理者所仿效。
(三)德、法并施的御民手段
管子富民的目的在于御民,以实现王霸天下的政治目的。古来儒家主张性善倡导德治,法家坚持性恶力行法治。管子则认为人性无所谓善恶,但是人们“趋利避害”的行为后果,却有善恶之分。在社会资源一定的条件下,人们逐利行为难免陷入“互征”,而使得社会秩序混乱。为此管子坚持德、法并重,“圉之以害,牵之以利。”引导人性,规范人们的行为。
管子认为人性“避恶”,“人之心悍,故为之法。法出于礼,礼出于治。治、礼,道也。万物待治礼而后定。”[3]246人心凶悍,所以要颁布法律,而法出于礼,礼出于理。“不法法则事毋常,法不法则令不行。”[3]293不依法施法,则国事无常规;不依从法律则政令不通。同时,管子又主张通过道德教化来引导人们的精神需求,“教训习俗者众,则君民化变而不自知也。”[3]256将“国之四维”与“人之四欲”相结合,使之逐渐成为人的习性。
法治与德治相辅相成,法是统治的需要和道德意志的产物,“所谓仁义礼乐者,皆出于法。”[4]902法又是德治的保障。德治在于防微杜渐行善举,将公序良俗内化为人的精神需求;法治在于强制惩戒杜恶行,呈现“负面清单”使人主动规避。可见源于管子人性论“趋利避恶”的德法兼治,较之儒、法二家的单项治理尽显高明之处。
管子特别将诚信视为人的基本职业道德。“非诚贾不得食于贾,非诚工不得食于工,非诚农不得食于农,非信士不得立于朝。”[3]91人性“趋利”,管子试图将诚信之德与物质利益相挂钩,“天下宾服,有海内,以富诚信仁义之士。故民高辞让,无为奇怪者。”[5]1380管子设想:当天下统一时,就让诚信之人得利益、更富足,人们才会崇尚谦让,讲求诚信,不去做营私舞弊、投机取巧等荒诞之事。管子让诚信之人获得利益的主张,如今看来,仍是难能可贵。
管子的经济管理思想与其改革方略,虽产生于我国春秋争霸时代,服务于齐国王霸天下的政治目的。但却与兴起于20世纪的现代管理学所推崇的管理思想与方法相契合,对其进行深入研究,将为完善现代管理学理论体系,有效地指导经济管理实践,提供优质的思想资源和可供借鉴的成功案例。
(一)管子的人性论为完善现代管理学理论提供新的思路
人性论是管理学理论的基础。现代管理学认为:无论是治国理政还是企业管理,管理者首先需要准确地把握人的本性。只有从人的本性出发,着眼于人的需要,诱之以利,胁之以害,才能调动人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有效的管理“必令于民之所好,而禁于民之所恶”[5]1169,才能做到令行禁止,提高管理效率。
环顾西方管理学已有主要的几种人性假设理论,或多或少存在着缺陷。“经济人”“社会人”“自我实现人”和“复杂人”等人性假设,都只能解释不同的人在不同条件下的某种行为,很难全面完整准确地反映人性。另外,上述人性假设只是探讨人们作出某种行为的内驱力,即行为的动力机制;而没有深入探究人们不作为的内在原因,即行为的约束机制。管子从人性本能出发,提出的“四欲”“四害”的双层需要结构理论,虽然内容显得较为简略,但却基本涵盖上述人性假设所列举的需要种类及作用规律。而其“趋利避害”的双重作用机制,则完整地解释了人们的积极作为与消极制动的内在动因。因而管子人性论能够较为全面、真实地解释了人们的行为动因。总之,着眼于现代管理学理论的完善,管子的人性论可视一种思路,应该具有重要的启迪与借鉴价值。
(二)齐国的成功改革为人本管理贡献了经典范例
现代管理学倡导人本的管理理念。在西方缘起于20世纪20年代“霍桑实验”,兴盛于20世纪80年代后,随着知识经济的萌发,人在经济活动中的地位和作用空前凸显,人本管理才真正成为这一时代管理变革的重要内容。管子早在两千六百年前就正确地认识到,社会生活中人是根本,在史上首次提出“以人为本”的治国思想。我国至少自管子开始,就形成了人本管理的悠久思想传统。
人本管理本质上就是以人性为本的管理。追求富足生活是人的本性使然。管子在齐国推行的一系列改革:四民分业而居,使民置产就业,世代相袭,产业俱兴,满足人们“生育、存安”的基本需要;“相地而衰征”,农民由利益驱使,起早贪黑,不辞劳苦;“薄徵敛,轻征赋”,休养养息,“发伏利”“便关市”发展贸易;“官山海”盐铁专卖,寓税于价,聚财于无形;等等。管子诸多改革措施的着力点,聚焦于人们所追求的现实利益上。人们的辛勤付出只有获得相应的回报,才可能“不推而往,不引而来”,持续地迸发生产积极性。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人的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8]。直到两千多年后,亚当·斯密才同样认识到激发人类行为的利己心是经济活动的动力。管子坚持以人为本,通过顺民心、足民欲来聚拢民心,以开启社会发展的动力之源。上述改革措施都是促使人们通过自己的努力来脱贫向富,从而使得齐国短短数十年内逐步实现了民富、国强、王霸天下的政治目标。两千六百年前齐国改革的成功,无疑为现代管理学倡导的人本管理,提供了经典案例,值得深入研究。
(三)民富与国富相同一论符合现代管理理念
知识经济时代的来临,使得管理者切实认识到,员工的创新能力是企业盈利和市场竞争力的源泉。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企业的发展依赖于员工知识、能力的提高和创新能力的培养。因而,尊重人、成就人,想方设法使员工与企业共同成长,就成了成功企业共同的现代管理理念。
管子相齐治国理政,推行上述一系列以人为本的改革措施,目的当然是富国强兵、王霸天下。但他清楚:民为国之本,国强有赖民奋力。富国必先富民,穷民难治,因而倡导民富与国富相同一的治国理念,管子坚持使民与国共同发展的理政思路:以国泰使民安,启民力致民富,民富而后国强、王霸天下。管子《牧民》篇:“故知予之为取者,政之宝也。”[3]13即予之与民就是取之于民的原则,是治国的法宝。管子这种着眼于国家(组织)发展,着力于民众(成员)发展,视民(成员)与国(组织)发展同一的思想方法,符合现代管理的理念。
(四)教训成俗,开创柔性管理之先河
20世纪80年代,为纠正科学管理见物不见人的偏向,以适应知识经济萌发、第三产业兴起、脑力劳动比重加大等新形势,兴起了企业文化管理理论。从文化的高度来管理企业,对企业计划、领导、协调、控制、组织等方面都渗入文化的因素,以文化贯通企业管理的全过程。文化管理属于柔性管理,实质在于提升员工的精神需要,形成发展共识。力图用共同的价值观念来凝心聚力,促使员工立足岗位,自觉发掘潜力与智慧,从而实现高效率与高士气的良性循环。
管子从人性论出发,强调在“仓廪实”“衣食足”之后,人性需要层次是可以且必须提升的。人的精神需要是在人际交往的比较中产生,经认知而内化得以提升。管子适时提出发展“侈靡”产业,以频繁人际间交往行为,引发人们的“佚乐、富贵”等社会性需求,以培养礼乐精神。另外,在全国范围内灌输“四维”道德理念,要求人们“修小礼、行小义、饰小廉、谨小耻、禁微邪”[3]56。倡导诚信者得利,将诚信视为最基本的职业操守。长此以往,则“百姓顺上而成俗,著久而为常。犯俗离教者,众共奸之,”[4]559使得人们将“国之四维”即“礼义廉耻”[3]13内化为精神需要。“教训成俗”[3]56是一种柔性化管理手段,属于文化建设,能够规范人的行为于无形。同时,依据人性“避害”的心理需要,利用法治来约束人们的“相征”行为。管子相齐40载,德、法兼治,张弛有度;引导人性,教民化俗,开了柔性管理之先河。管子在齐国施行柔性管理为主的成功范例,可以启发人们在现代社会与企业管理中,同样需要德法兼治,加强文化建设,才有可能实现社会善治与企业良性发展。
管子基于其人性论的治国理政的理论,是一个完整而实用的体系。虽然历经两千六百多年,依然闪烁着真理的光辉。对其进行发掘研究,必将增进文化自信,启迪当代管理之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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