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沾沾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中国语言文化学院 广东 广州 510420）
提 要 方言歌谣是方言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具有较高的史料、方言、文学及民俗研究价值。根据网络检索和人工筛选整理的1160 余条方言歌谣相关书目信息，结合针对青年学生群体的小型调查，梳理当前中国方言歌谣保护传承的基本情况，发现：当前中国歌谣抢救保存措施主要为文字记录歌谣、出版纸质著作和采集录制方言歌谣、数字化存档两种方式；
开发利用手段主要为公开出版相关教材及读物、方言歌谣融入校园活动、举办大赛等文化活动、建立博物馆、拍摄纪录片等。不少地区进行了非常有效的探索和尝试，但同时也存在电子资源较少、地域不均衡、开发应用力度不平衡等问题。建议方言歌谣保存、保护方式进一步现代化、科学化、多样化，逐步加大开发应用力度，注重政府、学界、社会人士多方合作，重视家庭代际传承及青少年对方言歌谣的认可度。
2017 年1 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号召“保护传承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方言文化”。朱建颂（2008：1）指出，文化是人类在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特指精神财富，包括文学、艺术等，语言（方言）是其载体。王莉宁（2021）则界定了方言文化的范围，包括具有文化意义和文化价值的方言现象、方言民俗活动、方言文艺活动等。
方言歌谣是方言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较大的保护价值。2019 年2 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布重要文件——《岳麓宣言》，旨在保护和促进语言多样性。方言歌谣承载着当地文化，地域特色显著，对其进行保护传承有助于维护方言文化的多样性。此外，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根源是农耕文化，但随着科技的飞速发展及现代化进程的加快，农耕文化逐渐被忽视，而不少方言童谣中还依然保留呈现了传统的农耕生活。再则，方言歌谣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方言歌谣源于生活，内容丰富，通俗易懂，或与农业生产相关，或反映战争时政，或记载当时当地民俗风情，不仅具有方言研究价值，也具有较高的文学及民俗研究价值。
如今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方言歌谣萎缩严重，亟待及时抢救整理。《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2011）明确界定“传统口头文学以及作为其载体的语言”属于非物质文化遗产，庄初升（2017）也指出非物质文化遗产包括歌谣、故事、史诗、叙事诗等。目前中国的推普工作已卓有成效，但在这一过程中，方言文化的流失也日益严重，作为非遗的方言歌谣也不例外。我们于2021 年4 ～5月通过线上（问卷星）、线下（发放问卷）两种方式，在青年学生群体中进行了一个专门针对方言童谣传承情况的小型调查，共计发放问卷251 份，回收有效问卷251 份，受访对象主要为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和韩山师范学院在读大学生。调查发现：（1）71.3%的青年学生能很熟练地使用母语方言，另有17.1%表示方言水平一般，仅4.0%的受访者不会说方言；
（2）受访青年学生多数接触过方言童谣但知之不多，且表示如今在当地也较少听到儿童传唱。数据如表1、表2 所示。
表1 你熟知多少首你们当地的方言童谣
表2 近些年你有没有听到当地的小朋友吟诵方言童谣
虽然调查问卷覆盖范围有限，但不难看出，方言童谣的传承在青少年中已出现断层，其衰退萎缩速度远快于方言本身。因此，综合各方面因素来看，对方言歌谣进行科学有效的保护必要而又迫切。王莉宁、康健侨（2022）指出方言文化保护的对象也包括拥有自己文字或书写系统的少数民族语言，故本文既梳理了现代汉语方言歌谣的保护传承情况，同时也兼顾了少数民族语言。
方言歌谣大多依赖于民间口耳相传，系统地采集整理是基础工作。整体来看，中国方言歌谣的抢救保存措施主要有两种：一是文字记录，出版歌谣集等著作；
二是借助数字化手段，进行音像录制。
（一）文字记录歌谣，出版纸质著作
将口头传诵的歌谣用文字记录下来并出版，这是数十年来方言歌谣最基本也是最主要的保存流传方式。
本文以“歌谣”“方言歌谣”“方言民谣”“方言童谣”等为关键词在全国图书馆参考咨询联盟、读秀等网站进行检索，再通过人工筛选，剔除不相关的条目，仅保留地域特征明显的方言歌谣书目，然后比对删除重复条目，共计得到1160 余条方言歌谣相关的书目信息。将书名、作者、出版社、出版时间、主题词、内容简介等信息录入Excel 进行统计，结果如下文所示。
1.按著作内容来看
除了少数民俗文化类著作会涉及方言歌谣外，其他按内容大致可分为以下3 类。
（1）方言歌谣集。此类著作数量较多，重在搜集整理各类民间歌谣，汇编成册，在搜集到的书目中占比约67%，逾700 本。
比较大型的系列著作如《中国歌谣集成》，成书于20 世纪八九十年代及21 世纪初，由中国民间文学集成全国编辑委员会统筹编撰，收录了“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全国各地具有代表性的民间歌谣，包括劳动歌、时政歌、生活歌、儿歌等多种形式。全书按省份分卷，如《中国歌谣集成（北京卷）》等，逾4000 万字。
有按省级行政单位划分的歌谣汇编，如：湖南省文学艺术联合会编《湖南歌谣集成》（湖南文艺出版社，2009），内容包括引歌、古歌、劳动歌、时政歌、情歌、生活歌、风物歌、儿歌等十一大类；
山曼选编《山东民间童谣》（明天出版社，1990）；
等等。
还有仅收录某一具体县市歌谣的著作，代表性的有：林朝虹、林伦伦编著《全本潮汕方言歌谣评注》（花城出版社，2012），收录1000 余首歌谣并附有注释，荣获“第十一届民间文艺山花奖”“2014年广东省文艺精品奖”；
刘锡仁主编《汾州歌谣》（山西省汾阳县志办公室，1987）；
彭翔华著《武汉歌谣故事》（长江出版社，2015）；
等等。
也有对中国从古至今历代歌谣进行汇编的，如：贾克非编《中国历代歌谣精选》（北岳文艺出版社，1987）；
刘云、徐大军主编《历代方言俗语谣谚文献辑刊》（广陵书社，2020），共40 册。
（2）各级地方志及方言志、民俗志等。有些志书会收录当地一些方言歌谣作为部分章节内容，搜集到的此类书籍有350 多本，占比约31%，既有县市志，也有镇志、街道志、村志等。如：《鸡西市志（上）》（方志出版社，1996）中第七章第三节为“民谣与儿歌”；
《栖霞县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0）第二十五编为民俗，民谣是第四节。
（3）方言歌谣研究著作。相较而言，目前搜集到的关于方言歌谣的理论研究著作不多，不足40本，占比不到5%，如吕肖奂著《中国古代民谣研究》（巴蜀书社，2006）、郑薏苡著《温州童谣研究》（浙江大学出版社，2011）、朱自清著《中国歌谣》（吉林人民出版社，2013）等。
2.按出版时间来看
从文献资料来看，中国方言歌谣的保存工作最早可追溯到1896 年，距今已近130 年，各阶段书籍所占比例见表3。
表3 方言歌谣著作按阶段统计数据① 少数著作由于不能确定出版时间，未统计在列。
由表3 可知：从总量来看，方言歌谣著作出版数量最多的时间段是“2010 年至今”，数量为374 本，占比为34.2%；
其次是“1990～1999年”，占比为20.2%；
接下来是“2000～2009年”和“1980～1989年”两个时间段，占比均为16.9%，二者大致相当；
1970 ～1979 年出版的数量最少，不到10 本。
（1）1896 ～1949 年
能搜集到的这一时期的方言歌谣著作较少，仅有8 本。从材料来看，较早对中国方言歌谣进行收集的是意大利人韦大列（Guide Viatle），他将北京地区170 首童谣汇编成册，于1896 出版了《北京歌谣》。随后美国传教士何德兰于1900 年出版了《孺子歌图》一书，该书收录中国各地150 首歌谣，且每首童谣均配有当时的照片。而后民国时期的歌谣征集运动，引发了民间歌谣收集热潮，并成立了歌谣研究会，创办《歌谣》周刊，编撰出版《各省童谣集 第1 集》等。
（2）1950 ～1959 年
此10 年为新中国成立初期，出版了91 本方言歌谣集，主要集中在1958、1959 两年间，其中1958 年49 本，1959 年22 本。其他年份较少，1950 ～1957 年仅有17 本。
（3）1960 ～1979 年
此20 年是方言歌谣著作出版的低谷期，仅有32 本，其中1960 ～1969 年有26 本，且主要集中在1960 ～1962 三年间，1970 ～1979 年只有6 本。
（4）1980 ～1999 年
相比较之前数十年，这20 年间方言歌谣集的数量有了大幅增加，从上一阶段的32 本陡增至407本。据统计，此段期间方言歌谣著作的出版主要集中于1987 ～1989 的3 年间，仅此3 年就出版了99本。另外，1990 年出版了22 本，1991 年和1996 年均为12 本，其他年份相对较少。
此外，从1980 年开始较多各级地方志、方言志等志书陆续编撰，其中也涉及各地的方言歌谣。
（5）2000 年至今
2000 年以后，中国方言歌谣著作的出版数量依然是稳步增加，总量为556 本，其中歌谣集347 本，方言志等志书179 本，研究性著作30 本，相较1980 ～1999 年增加了36.6%。除了研究性著作，方言歌谣集的数量也增长得很快，特别2010 年以后，方言歌谣集出版量多达235 本，相较之前有大幅提升。
3.按地域来看
从搜集的方言歌谣文献来看，既有分省份的系列丛书，也有仅涉及某一省份等局部区域的，基本覆盖了全国绝大部分省份。还有一些跨地域的歌谣著作，如江玉平主编、张嘉星编著的《漳台闽南方言童谣》（厦门大学出版社，2011）整理了流传在福建漳州和台湾地区的闽南方言歌谣。
我们按省份统计了各地歌谣集及含有歌谣的地方志、方言志、民俗志等志书的出版情况，结果发现：两类书籍数量合计排名前十的省份为浙江（89 本）、福建（70 本）、河南（66 本）、广东（62本）、河北（58 本）、山东（57 本）、湖北（56 本）、江苏（55 本）、上海（54 本）、贵州（37 本）。
由于大多志书对当地方言歌谣的记载并不是很多，因此我们也统计了各地歌谣集和方言志分开的数量。先看歌谣集的出版情况，大致可分为以下7 档。①部分跨地域涉及多个省份的歌谣著作，未统计在列。
第一档：数量最多的是福建，超过60 本；
第二档：浙江的数量为50 本，仅次于福建；
第三档：河南、广东、上海，数量在40 ～50 本之间；
第四档：湖北、山东，数量在30 ～40 本之间；
第五档：河北、贵州、广西、江苏、云南，数量在20 ～30 本之间；
第六档：湖南、重庆、北京、陕西、新疆、山西、甘肃、四川，数量在10 ～20 本之间；
第七档：辽宁、台湾、安徽、海南、黑龙江、西藏、青海、江西、内蒙古、吉林、宁夏、天津等地的方言歌谣著作相对较少，不超过10 本。
搜集到的各地志书按数量可分为以下4 档。
第一档：浙江、江苏、河北，数量在30 ～35 本之间，其中数量最多的是浙江，有39 本，江苏次之。
第二档：四川、山西、山东、河南，数量在20 ～30 本之间；
第三档：广东、湖北、上海、陕西、甘肃、江西、贵州，数量在10 ～20 本之间；
第四档：黑龙江、吉林、福建、云南、辽宁、安徽、重庆、广西、宁夏、天津、湖南、内蒙古、新疆、西藏、海南、青海、北京、台湾等地，数量均在10 本以下。
4.按民族来看
统计发现，汉族及民族地区均出版了方言歌谣，民族语言歌谣代表性的著作有中国少数民族歌谣编选组编《中国少数民族歌谣》，分上下两册，1960 年出版。另有诸多具体某一民族的歌谣集，如1959 年的《土家族歌谣选》、2006 年的《维吾尔民间喜庆歌谣》、2011 年的《满族民俗民谣与传说》、2015 年的《黔中布依族歌谣选》等。①《土家族歌谣选》由武汉大学中文系、中央民族学院分院中文系选编，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云南回族歌谣》由崎松搜集整理，云南民族出版社出版。《维吾尔民间喜庆歌谣》由乌其洪江·吾买尔编著，喀什维吾尔文出版社出版。《满族民俗民谣与传说》由郭凤山搜集整理，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黔中布依族歌谣选》由安顺市西秀区民族事务局编，郭正雄收集整理，贵州民族出版社出版。
在所搜集的文献中，汉族方言歌谣著作占绝大多数，占比达80%以上，而民族语言歌谣著作相对较少，占比不到20%，涉及壮族、彝族、蒙古族、傣族、朝鲜族、纳西族、满族、回族、维吾尔族、藏族、苗族、侗族、土家族、瑶族、黎族、仡佬族、布依族等近20 个民族。
（二）采集录制方言歌谣，数字化存档
较大规模在全国范围内利用电子设备对方言歌谣音频、视频进行采录的是中国语言资源保护工程。该工程自2015 年启动，由国家统一规划部署，制定了详细的工作技术规范，组建调查团队，对全国各地的语言和方言进行调查、采录、整理、加工。
语保工程的调查分为两类：一是语言、方言类调查，二是语言方言文化典藏。汉语方言调查包括1000 个单字、1200 个词汇、50 条语法例句以及话语、口头文化、地方普通话等材料，其中口头文化包括了歌谣、故事及口彩、禁忌语、谚语等自选条目，要求记录的总时长为20 分钟。
文化典藏主要以调查方言文化为主，共有九大类：房屋建筑、日常用具、服饰、饮食、农工百艺、日常活动、婚育丧葬、节日及说唱表演。歌谣即是说唱表演类的其中一个下属条目，数量要求10条左右。
中国语保工程调查范围广，全国各县市、各大方言区均有涉及，调查方式除了传统的文本记录，还利用高质量的录音、录像设备进行音频、视频录制，建立资源库，对各地方言文化资源进行长久有效的保存，方言歌谣作为其中一个调查项目也得以科学存档。
甘于恩、陈李茂（2017）提出语言资源保护需要做到“活化”，即提升语言活力。对于方言文化的保护传承，记录保存只是基础；
要想真正实现传承，还需对其进一步开发利用，进行活态保护。曹志耘（2019）指出“开发应用”是指面向社会大众研究方言的文化产品和服务，提供给社会大众使用，以达到“由应用促使用”“从应用到使用”。
近年来，中国对方言歌谣资源的开发利用也较为重视，采取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方式和手段，主要有以下5 种。
（一）公开出版方言歌谣教材及读物
此类读本、绘本主要面向青少年儿童，大多配有录音及图画，具有较强的可读性、趣味性。2017年陈平原、林伦伦、黄挺主编的《潮汕文化读本》由广东教育出版社出版，全套5 册，小学3 册，其中小学一、二年级为潮州童谣，另外初中和高中各一册。林伦伦（2018）指出该套教材的定位是“读本+课程”，既可以用作教材，又可作为配有音像视频的课外文化读物。
2020 年林朝虹等首创潮语童谣亲子绘本，共6 册，每册5 首童谣，装帧精美，以连续性的图画呈现童谣的内容，形象生动。每首童谣均配有潮州、揭阳、汕头三市口音的音频，由当地幼儿园小朋友童声诵读录制，扫码即可听读。
除了潮汕地区出版了系列童谣读物外，近年来其他省市地区也相继出版了不少种。如张嘉星著《漳州方言童谣选释》（语文出版社，2006）、朱贞淼编《上海话童谣》（上海大学出版社，2015）、敖小平著《南通话儿歌》（苏州大学出版社，2020）等。
这些地域歌谣读物的公开出版，极大促进了当地方言童谣的保存及传播。
（二）方言歌谣融入校园活动
校园是普及普通话的重要阵地，在推广使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同时，适当补充童谣活动，既有利于儿童了解当地方言及文化，也能丰富儿童的校园生活。广东、广西、浙江、湖南等地均有此类活动。
广州话是粤方言的代表，为促进广府文化在青少年中的传承，广州市五羊小学开设粤方言课堂，邀请广府文化学者前来为学生授课，并且推出广州第一本校本粤方言教材《粤读羊城》，日常用语、粤方言童谣、粤方言故事等均有涉及。2021 年1 月，广西南宁市隆安县第一小学曾举办“爱家乡爱生活”主题活动，让学生学习隆安方言童谣。
浙江部分小学及幼儿园也开展了系列方言文化教育活动。黄晓东（2018）指出浙江省小学和幼儿园利用校本课程或拓展课程，引入方言文化教育活动。如：金华汤溪小学的“汤溪民谣班班唱”；
海盐向阳小学把方言、童谣、戏曲紧密结合；
海盐万禄幼儿园编写童谣教材，每周开设一天乡土课程；
杭州余杭区塘栖第一幼儿园开发了《“水乡情韵”方言童谣经典游戏手册》。
除了课堂活动，方言童谣也适用于课间运动。湖南浏阳一所小学创作了浏阳话版的《马兰开花谣》音乐，并据此编排了一套学生课间韵律操。
（三）积极开展各类方言文化活动
近年来社会各界对方言歌谣特别是童谣传承保护日趋重视，举办了众多与此相关的赛事、展览、研讨会等。
1.方言歌谣大赛
举办大赛有利于扩大社会知晓度，吸引更多民众参与。据调查可知，江苏无锡、广东惠州、湖北襄阳等市都举办过方言童谣大赛。如2016 年无锡市举行“最美乡音”童谣传唱比赛，当地55 所幼儿园的小朋友都参与其中。李佳（2017）也指出不少地区举办了童谣比赛，如“泉州闽南童谣电视大赛”“‘家在苏州，吴侬软语圆梦苏州’苏州童谣比赛”等。
2.主题展
除了比赛，广东茂名举办“绘声绘色叹方言——广东方言童谣主题展”，通过展览方式，以大幅彩色图画及文字呈现广东方言童谣。
3.研讨会
2017 年3 月，广东教育出版社、砚峰书院主办了“立足乡土，弘扬传统文化——《潮汕文化读本》首发式暨学术研讨会”，会议在潮州举行。此外，2019 年12 月，潮州举行了第二届潮汕文化教育研讨暨潮汕方言童谣教育成果交流会。
随着普通话的普及，无论是城镇还是乡村，使用普通话进行交际的儿童越来越多，不仅学校，甚至在家里，有些父母长辈为迁就儿童也倾向于用普通话来沟通，儿童接触方言的机会较少，对方言童谣也了解不多。因此方言童谣比赛、展览等活动的举办，为儿童接触本地方言文化提供了契机，促进了儿童对本地方言及文化的了解。
（四）建立方言歌谣博物馆
现有的方言歌谣博物馆并不多见，浙江温州苍南县境内多民族、多姓氏，闽南话、蛮话、瓯语、金乡话、畲话、蒲城话等6 种差异显著的方言并存，为了保存丰富的乡土资源文化，苍南县建立了童谣馆，展示该县6 种方言的童谣手抄报、图片以及音频等资料，让参观者全方位感受苍南童谣。
（五）拍摄方言歌谣纪录片
比较代表性的如《远方的童谣》，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体育青少年节目中心制作，全程采用4K 超高清拍摄，搜集记录了侗族、彝族、蒙古族、哈萨克族、藏族5 个民族的童谣。广东广播电视台也于2018 ～2019 年拍摄了《岭南方言童谣》纪录片，包括广府童谣、客家童谣、潮汕童谣3 集，每集50分钟。此外，《上海的味道》将沪方言童谣与上海美食、上海人文故事三者结合起来，用童谣讲故事。
（一）特点
中国歌谣历史悠久，古时已有不少关于歌谣记载的文献，综合前文中国方言歌谣的保护传承情况介绍，其特点可简要总结如下。
1.从历时角度来看
中国方言歌谣集的出版量虽偶有波动，但整体处于上升趋势，方言歌谣的保护措施也逐步多样化。
第一阶段：民国时期
“五四”时期，北京大学文人学者发起了一次比较大规模的民间歌谣采集活动，其基本特点是有组织、规模大，既有歌谣记录，也有歌谣研究，收集到大量民间歌谣。这是一次相对比较大型的方言歌谣保护运动。
第二阶段：1950 ～1959 年小高峰期
此阶段是新中国成立初期，方言歌谣的保护措施相对单一，主要是出版方言歌谣集。这10 年是方言歌谣出版的第一个小高峰期，其间出版了90 余本方言歌谣，内容大多与当时社会政治背景有关。
第三阶段：1960 ～1979 年低谷期
由搜集到的资料来看，这段时期是方言歌谣保护的一个低谷期，除了出版方言歌谣集，尚未发现其他保护措施，且方言歌谣集的数量也极少，仅30 余本，主要是1960 ～1963 年、1975 ～1979 年两个时段出版的。
第四阶段：1980 ～2009 年逐步发展期
此阶段保护措施开始多样化，保护力度也更大。首先，歌谣著作数量自1980 年以后稳步上升，特别是方言歌谣集于1987 ～1989 年呈井喷式爆发，3 年出版近百本。其次，记录歌谣的著作除了歌谣集，各地开始编撰地方志、方言志、文化志等志书，里面也包含部分方言歌谣内容。第三，2000 年开始，部分歌谣先后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如广西刘三姐歌谣、北京童谣等。不过这一时期对于方言歌谣的保护依然是以文字记录为主。
第五阶段：2010 至今繁荣兴盛期
进入2010 年以后，全国各地对方言歌谣的保护力度进一步加大，方言歌谣的保护与传承得到了社会的广泛重视，表现为4 个方面。
首先，方言歌谣著作的数量依然稳步增长，特别是方言歌谣集的出版数量多达230 多本，其中最突出的是方言童谣出版物，10 年间出版了近90 本。第二，除了文字记录，开始录制音频视频，实现方言歌谣的数字化存储。第三，方言童谣读物更加趣味化、立体化。2015 年以来出版的方言歌谣集开始陆续配有音频，大多配有CD 或二维码，且多配有丰富的插图，如甘于恩《绘声看方言：潮汕童谣画你知》（新世纪出版社，2018）收录了60 余首潮汕童谣，并有水墨配图以及可扫描听音频的二维码。最后，除了出版读物绘本，还有其他一系列措施，包括开展童谣教育活动、举办方言童谣大赛、建立歌谣博物馆、拍摄纪录片等，开发方式多样，社会各界参与度较高。
2.从共时空间分布上看
中国方言歌谣保护也呈现出较为明显的地域性。首先，东南部沿海一带与内陆地区存在较大差异。从资料来看，东南沿海一带如江苏、浙江、广东等地汉语方言童谣的保护力度更大，措施更为系统、完善；
相对而言，内陆省市则稍显薄弱。
以广东潮州为例，该市不仅编写了系列有梯度的幼儿园、中小学读本绘本，邀请音乐人士为童谣谱曲，增加传唱度，而且采取任务驱动式培养方式，成立潮汕童谣“卓师班”，遴选学生进行重点栽培，培养专业师资储备人才。而内陆地区如湖北襄阳、江西南昌等地虽连年举办方言童谣大赛，但目前尚未见到正式出版的系列成熟的方言童谣读物。
其次，相较北方地区来说，南方省份对方言歌谣的保护力度更大，公开出版的歌谣书籍更多。据统计，歌谣书籍总量排名前十的省份中，南方有7个：浙江、福建、广东、湖北、江苏、上海、贵州；
而北方仅3 个：河南、山东、河北。
再单看各地方言歌谣集的出版情况。排名第一的是福建；
其次是浙江、河南、广东、上海、湖北、山东、河北、贵州、广西、江苏、云南，这12 个省市区出版数量均在20 本以上，但其中北方省份仅河南、山东、河北3 个；
而歌谣集数量较少（10 本以下）的省份共有12 个，其中南方有5 个，北方有7 个。由此可知，南方方言歌谣集的数量也远多于北方。
（二）现存问题
由前文论述可知，国内不少地方都在积极探索和尝试各种保护传承方言歌谣的方式，并已取得了较为显著的成效，但同时也存在不足之处。
1.纸版文献为主，电子资源较少
过往数十年间特别是2000 年以前，方言歌谣著作虽然数量较为可观，但基本是以文字纸版记录为主，缺乏录音录像，无法充分立体地展示当时当地方言歌谣的实态原貌。虽然近年出版的部分童谣读物配有音频，但总体数量并不太多。
此外，目前已知的较大规模对全国各地方言歌谣进行音视频录制的当数中国语言资源保护工程，但该工程调查项目众多，方言歌谣仅为其中一项，采集量有限。方言歌谣作为方言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却日渐濒危，因此有必要对方言歌谣进行实地调查，建立完善的数据资源库。
2.地域不均衡
国内各地对于方言歌谣的保护传承力度并非整齐划一，表现出较为明显的地域不均衡性。一是东南部沿海地区方言歌谣保护力度高于中西部地区，不仅出版的歌谣著作数量多，且开发利用的方式也更为成熟多样。二是民族地区与汉民族地区也有差异。民族地区多有自己的特色歌谣，但正式出版的民语歌谣集数目却较为有限；
同时汉民族地区对于方言歌谣的开发应用方式也更为多样，包括出版绘本、读物，或是自编教材，或是在校园开展方言童谣活动等，而民族地区对方言歌谣的开发程度相对较低，各种歌谣读物也较为鲜见。
3.开发力度不均衡
方言歌谣包括童谣、摇篮曲以及各种民歌等，近年来社会各界对方言歌谣的开发应用也越来越多，但整体看来，对方言童谣的开发程度远高于摇篮曲或普通民歌。首先是读物出版。据统计，2010年以前专门针对方言童谣的出版物不太多，基本是以其他方言歌谣为主，2000 ～2010 年才10 多本，2000 年以前则更少；
但2010 年以后，方言童谣的出版数量急剧增加，近10 年间能搜集到的各种方言童谣绘本读物近90 本，趣味性也较强。其次是关于方言童谣的各种活动、赛事。不少省份都举办过童谣大赛，把方言童谣作为校园文化活动的内容，而关于摇篮曲、民歌的活动则不及童谣普遍。
（三）改进建议
1.保存、保护方式进一步现代化、科学化、多样化
曹志耘（2009）曾区分“语言保存”与“语言保护”两个概念，前者指记录语言、方言的实际面貌，而后者则是通过各种政策、措施，保持语言、方言的活力，使其持续生存和发展。
现代化，是指尽可能地利用现代化技术手段多模态保存、展示方言歌谣原貌。借助现代科技，采用文字、图片、音频、视频等多种方式将汉语方言歌谣更为立体地展示出来，增加感染力，以吸引更多受众。近年出版的童谣汇编大多配有图片和录音，将方言童谣视听化，甚至配以游戏。
科学化，是指尽量准确、客观记录当今方言歌谣的实际样貌，为后人提供可靠的历史文献。地方歌谣大多反映着当地民俗文化，涉及不少方言词汇，对于方言发音的记录及用字的原则，则需要专业人士进行调查讨论，制定规范。此外，早期的童谣文献大多仅有文字记录，虽然可以翻阅，但难以知晓其真实发音，因此采集相应的音频、视频资料也是必需的。
多样化，是指采用多种方式、手段保护传承方言歌谣。由于各省市经济文化背景不同，可结合当地具体情况因地制宜、因时制宜，创造性地对当地歌谣进行开发应用。此外，当前电子信息技术急速发展，除了传统的纸质媒介，还可充分利用各种新媒体、网络资源，扩大方言歌谣知名度，比如制作方言歌谣短视频等。
2.逐步加大开发应用力度
曹志耘（2021）强调对于方言文化，最好的保护传承是使用，在使用中保护传承。据前文可知目前已有不少开发应用方言歌谣的尝试，且已取得了不少成效。如湖北襄阳自2017 年起连续5 年举办方言童谣比赛，组织征集原创优秀童谣作品并给予奖励，在少年儿童中推广传唱童谣，在当地影响较大。此外还有众多其他方言文化活动，如各类赛事、展览、研讨会等，举办“十三亿分贝”中华方言歌唱大赛、方言说唱活动，拍摄方言影视剧，制作相关文创产品等。
接下来可以进一步加大对方言歌谣的开发应用力度。首先是扩大范围，适当鼓励目前方言文化保护相对薄弱的部分如北方省份及民族地区采用更多措施开发当地歌谣；
其次是完善已有的方言歌谣保护措施，总结经验，发现不足，使其日趋成熟、系统。
3.注重政府、学界、社会人士多方合作
2015 年启动的中国语言资源保护工程一直遵循“政府主导、学者支持、社会参与”的原则模式，这也是方言文化保护的有效途径。当前方言歌谣活动的组织者大多得到了政府单位、文化教育部门、图书馆、民间公司等社会各界的支持。如湖北襄阳童谣大赛是由襄阳市委文明办、市教育局、市文联等多单位联合举办，第三届潮汕童谣传唱大赛则是由汕头市文化馆、潮汕历史文化研究中心、格壹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共同主办。
4.重视家庭代际传承及青少年儿童对方言歌谣的认可度
校园重在推广普及普通话，家庭则是方言文化传承的重要场所，因此要重视方言的家庭代际传承，发挥家庭、父母在方言歌谣传承中的积极作用。调查发现，绝大部分学生接触方言童谣的方式都是听家里长辈吟诵过，数据如表5 所示。
表5 是否接触过当地方言童谣，通过何种方式接触（可多选）
青少年和儿童是未来方言使用、方言文化传承的主力，提高他们对方言歌谣的认同度，有助于优秀乡土文化的保护。调查中也发现，大部分青年学生都比较认可方言童谣的教育意义及儿童学习方言童谣的必要性，数据如表6、表7 所示。
表6 优秀童谣对儿童的教育意义如何
表7 儿童学习方言童谣的必要性
总而言之，中国目前在方言歌谣保护方面成效显著，但全国各地各实施力度不一，不少地区的方言歌谣仍未得到足够重视及有效开发。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乡村振兴战略，乡村振兴不仅是经济振兴，也包括文化振兴，繁荣兴盛农村文化也是其中一项重要内容，而保护开发优秀的方言歌谣对于乡土文化、乡村振兴都有着重要的促进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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