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全生
（陕西师范大学 文学院/语言科学研究所 陕西 西安 710119）
提 要 本文根据作者及其团队完成“近代汉语方言文献集成”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的实践，结合目前学界获批的相关方言历史文献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以及已出版的汉语方言历史文献集成类丛书，分别从方志历史文献、唐宋时期方言历史文献、域外传教士记录的汉语方言历史文献、域内官话方言历史文献、域内非官话方言历史文献等5 个方面，全面考察了目前汉语方言历史文献的收集现状。虽然困难重重，但是，对近代汉语各方言区种种中外历史文献的大规模、穷尽式收集，近年来取得了重要进展。就此提出4 点思考：（1）为扭转汉语方言历史文献长期得不到及时全面收集的局面，科研体制上对文献集成类成果应予以足够重视；
（2）文献集成类重大项目体量差异巨大，界定及评价应有所区别；
（3）正在陆续出版的《近代汉语方言文献集成》对收录总原则的调整；
（4）汉语方言历史文献收集整理的终极目标应为数字化建设。当下国家经济繁荣，文化事业快速发展，有能力对汉语方言历史文献进行系统的收集和整理，这也是坚定文化自信的重要举措。
汉语方言历史文献的收集对语言学科建设和学术研究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值此国祚昌盛时代，我们团队以承担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近代汉语方言文献集成”为契机，历时8 年，分14 个子课题，对海内外汉语方言历史文献进行了大规模、超时空、全方位收集整理，共收集晚唐五代至1949年中外汉语方言历史文献千余种，以《近代汉语方言文献集成》为丛书名在商务印书馆陆续出版，共300 余卷。丛书有两个特点：一是涉及方言面广，全国十大方言区全覆盖；
二是收集方言文献全，近千年来的古今中外珍稀文献，基本上做到了应收尽收。这套大型方言文献丛书的面世，对于夯实汉语语言学、汉语方言学学科基础，推进汉语方言史研究，深化史学实证研究等，都将会起到积极的支撑作用。
近10 余年来，汉语方言历史文献收集与整理工作受到国家和学界的重视，获批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出版的文献集成类丛书逐年增多，除本丛书外，标志类项目和成果还有以下7 项：（1）2013 年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出版南江涛选编的《汉语方言研究文献辑刊》14 册，收录扬雄《方言》以降的历代方言研究文献和各大方言区域的方言资料50 种；
（2）2015 年汪启明主持“方志中方言资料的整理、辑录及数字化工程”项目，对魏晋南北朝至今的地方志所载汉语方言资料进行全面辑录和整理，并做成开放型的全息动态数据库，实现文字材料与数据库的对接；
（3）2016 年华学诚主持“中国古代方言学文献集成”，整理对象为扬雄《方言》校注本、历代方志中的方言资料、广续《方言》与散佚资料辑佚、古代方言韵书、非音韵类方言专书；
（4）2017 年蒋宗福主持“明清以来西南官话区地方志方言俗语集成”项目；
（5）2020 年广陵书社出版刘云、徐大军主编的《历代方言俗语谣谚文献辑刊》40 册；
（6）2021 年中华书局出版曹小云、曹嫄辑校的《历代方志方言文献集成》11 册；
（7）2021年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李蓝主编的《中国方志中语言资料集成》42 册，辑录明代至民国600 年间方志中的汉语方言资料和其他民族语言资料。本文根据笔者团队收集近代汉语方言历史文献的实践，结合学界获批的相关方言历史文献社科基金项目以及出版的方言历史文献情况，全面分析目前汉语方言历史文献的收集现状，并提出几点思考。
在世界文明古国里，唯有中国文明没有中断，绵延几千年，灿烂辉煌，历久弥新，为人类做出了极其重要的贡献。3000 多年以前，中国就已经有了甲骨文。有了文字，就出现了使用文字记录的文献。季羡林在《中国大百科全书·语言文字》的“梵语”词条中说：“在世界所有古代语言中，梵语文献的数量仅次于汉语，远远超过希腊语和拉丁语”（1988：75），清楚地表明汉语文献在世界所有古代语言中是数量最多的。汉语文献的产出至宋代达到一个高峰。陈寅恪（1943）在为邓广铭《宋史职官志考正》所作序言中说：“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而宋代正是近代汉语的开端。
（一）方志方言历史文献的收集
赵宋之世，地方志兴起，体例逐渐完备，所记内容日趋丰富。至南宋方志之学日臻成熟。方志作为记载一方之事之志书，是由地方性的人物传记和地理专著汇合而成（仓修良2003：33）。宋代以前的志书内容简略，门类大致包括地图、山川、风土、物产、人物等类。司马光称之为“博物之书”，历史价值极高。明清两代，方志编纂大盛，但迄今尚未发现明代或明代之前方志中方言专编。曹小云、曹嫄（2021）认为，大约从明代开始，修撰者开始有意识地把方言词语、方音、俗语、歌谣等作为方志的一个组成部分加以记录，但没有举出明代记录方言的志书。据莫超（2018）研究，明永乐十六年规定志书的21 项内容中尚无方言项目，到清康熙元年，贾汉复调陕西巡抚，主持修撰的《陕西通志》三十二卷中，转引了《临潼县志》及《延绥镇志》中的《方言》（计85 条），因此，康熙十一年清政府拟修《大清一统志》，命令各省修撰通志，以《陕西通志》为范本，方志中的方言专编才逐渐增多。据此可以推断，方言入志时间不早于清初。清代至民国，方言专编渐盛。据目前各家收集的方志文献资料统计，清代至民国，中国方志所录汉语方言文献逾千种，反映了今全国30 多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部分方言语料。近年来方志中的方言文献整理达到高潮，规模较大的丛书如前所述，已有多种，即使如此，方志中的汉语方言语料也不能说已收罗殆尽，因为每个人收集到的方志材料都并非全部。从方志看方言语料，尽管涉及内容极不完备，所记词语零星分散，但毕竟可为研究某地方言语音史、词汇史提供文献学、词汇学证据。我们知道，50 多年前，日本学者波多野太郎以影印方式陆续出版《中国方志所录方言汇编》（9 册，横滨市立大学，1963 ～1972），共辑录1949 年之前记载方言的县志文献274 种，为汉语方言史研究提供了不可多得的珍贵语料。今天看来，虽然它筚路蓝缕，功不可没，但遗漏材料很多。近年来，中国学者在此基础上继续挖掘方志中的方言语料，取得了重要进展。影响较大的有以下两种：一是曹小云、曹嫄辑校的《历代方志方言文献集成》，从7000 多种方志中逐一搜检，共整理出966 种方志方言文献；
二是李蓝主编的《中国方志中语言资料集成》，从741 部志书中查找到8370 张语言资料，辑录了明代至民国600 年间保存在志书中的所有语言文字资料。莫超主持的“近代汉语方言文献集成”子课题“近代汉语稀见方志方言文献集成”，收集到官话区稀见方志方言文献143 种，其中有83 种未见于《历代方志方言文献集成》，99 种未见于《中国方志中语言资料集成》。这些方志方言文献，地域上覆盖今河北、天津、山东、湖北、吉林、黑龙江、辽宁、内蒙古、四川、重庆、云南、贵州、陕西、甘肃、宁夏、青海、新疆17 个省（自治区、直辖市）；
时间上起自清道光年间，截至1949 年；
所涉方言包括东北官话、胶辽官话、中原官话、兰银官话、西南官话，还有少量东北境内满语、蒙古语等少数民族语言的材料。收集平话方言历史文献的林亦课题组收集波多野太郎漏收的广西方志文献30 种，多数也未见于上述两种大型丛书。也就是说，在波多野太郎收集274 种志书，国内两大方志文献集成团队又分别穷尽性收集到966 种、741 部，学界认为方志历史文献已经收集殆尽的情况下，莫超、林亦课题组又分别收集到学界漏收的百余种官话方志、广西方志方言文献。即使现在，我们也不能说方志文献已经辑齐。
（二）唐宋时期方言历史文献的收集
最早能够反映近代汉语方言文献的材料可追溯到唐宋两代的口语。《敦煌变文》等文书中的韵文、别字异文均反映唐五代时期的西北方音或晋方音。这些词语对于研究汉语方言词汇史、唐五代西北方音和中古汉语都有极高的价值。同样，宋代的禅宗语录中也含有大量的方言口语词，可与当今活的方言相对比，如禅宗著名的“呵佛骂祖”公案，用了很多方言俗语，是研究方言词汇史的重要材料。这些文献中见于今方言的词汇材料比较分散，集中整理尚需时日。好在目前学界对词语进行汇释、汇校的成果比较多，参考起来也比较方便。因此，这部分文献目前没有纳入汉语方言历史文献范围。
罗常培根据汉藏对音、藏文译音以及注音材料，结合今西北地方方音和山西方音勾勒出晚唐五代时期的西北方音，著成《唐五代西北方音》，1933 年出版。该著作运用活的西北方音、山西方音材料和历史上的对音等材料构拟出唐五代西北方音，是早期使用“二重证据法”研究方音史的重要著作，已经作为汉语方言历史文献予以收录。由党项人骨勒茂才编、刊于西夏仁宗乾祐二十一年（1190）的《番汉合时掌中珠》，是西夏文和汉文双解语汇辞书，是中国境内最早的双语对照教材。李范文根据《番汉合时掌中珠》的西夏、汉两种文字注音情况，结合今西北兰州、平凉、西安、三水方音和山西的文水、兴县方音勾勒出12 世纪末宋代西北方音，著成《宋代西北方音》，这是继罗常培之后使用“二重证据法”研究方音史的又一部重要著作。但该著作出版于1994 年，不属于1949 年之前出版的著作，未能收入《文献集成》。《番汉合时掌中珠》则是集中反映宋代和西夏所在地汉语方音的珍贵材料，属于重要的方言历史文献，已予收录。
（三）域外传教士记录的汉语方言历史文献的收集
16 世纪以来，来华的西方传教士也开始记录和研究汉语方言，出现了利玛窦、金尼阁、马礼逊、艾约瑟、卫三畏等传教士汉学家，他们为了传教的需要编著了一批数量可观的汉语研究著作与汉语教学用书。从功能类型上划分，这批汉语研究文献大致分为3 种：一种是工具类的汉外语对照字典、词典，一种是学习类的汉语教科书，还有一种是学术性的汉语研究专著，这些散见的文献都没有得到全面收集。目前我们团队已收集到的域外传教士方言文献，反映官话方言的有110 种，反映吴方言的有43 种，反映粤方言的有13 种，反映客家方言的有71 种，反映闽方言的51 种，共288 种。研究地域主要分布于官话区和东南沿海地区，研究内容涉及语音研究、汉字研究和语法研究等几个方面。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这批传教士方言文献与中国的传世文献相互印证，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传世文献的不足。传教士汉学家的研究成果和对汉语的思考，为汉语研究提供了新的思路，对国内的汉语语音、文字和语法研究均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可惜的是，这些文献大多散藏于伦敦、巴黎、京都、香港、澳门、上海、北京等地的图书馆，知者寥寥；
有的散落民间或藏于少数学者手中，未能成为学术公器。因此，收录这部分文献难度较大。
庄初升负责的域外客家方言文献子课题组，克服种种困难，想尽各种办法，收集到珍藏于域外教会档案馆、大学图书馆等机构的客家方言文献达70 余种，时代在1860 年至1948 年之间。有刊印本、手抄本；
编写者有外国传教士、汉学家，也有本土客家教徒。这批文献包括客家方言圣经译本、辞书、读本、教程和论著等，有的几十万字，有的只有数页。这些文献所使用的文字和标音符号多种多样，有的用罗马字母拼音，有的用汉字，有的是汉字与罗马字母拼音对照，有的是汉字、罗马字母拼音和外文对照，有的是罗马字母拼音和外文对照，有的是汉字和外文对照，涉及的外文有德文、法文、英文、荷兰文、马来文和日文等。这批文献所记录和研究的客家方言涉及广东、香港、福建、台湾等多个省区以及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新加坡等国的多个地点，有的方言归属地十分明确，有的则带有混合色彩，口语程度很高，内容十分丰富。这批文献是研究超过一个半世纪以来多个地区、多个地点的客家方言语音、词汇、语法及其发展演变的最为重要的材料，也是研究早期客家地区对外交流、文化教育和民俗信仰的弥足珍贵的资料。在域外客家方言文献中有多种是学术界鲜有人关注的珍贵文献。如荷兰人范德斯达特编的HAKKA-WOORDENBOEK（《客家词典》），1912 年在巴达维亚（今雅加达）出版。这本词典描写的是一种6 声调系统的梅县腔的客家方言，具有极高的学术价值。
域外官话方言文献的收集也颇为费力，郭利霞团队收集到多种学界未予关注而价值颇高的文献，如〔英〕鲍康宁的《英华合璧》（MANDARIN PRIMARY），1887 年第一版；
〔法〕闵宣化《汉语的结构规则——北部北京官话口语入门》（THE STRUCTURAL PRINCIPLES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AN INTRODUCTION TO THE SPOKEN LANGUAGE (NORTHERN PEKINGESE DIALECT)），1930年出版；
〔美〕赛兆祥的《汉语口语中所见结构和俗语阐释》（AN EXPOSITION OF THE CONSTRUCTION AND IDIOMS OF CHINESE SENTENCES AS FOUND IN COLLOQUIAL MANDARIN），1889 年上海美华书馆出版；
〔英〕翟理斯的《华英字典》（A CHINESE-ENGLISH DICTIONARY），1892 年出版于上海。
（四）域内官话方言历史文献的收集
域内官话韵书韵图方言文献明清时期最为丰富，但收集起来并非易事。李子君辑录了反映明清官话方言的韵书、韵图已达128 部200 余种，可谓“音韵锋出，各有土风”。经甄别、考校、筛选，确定最能直接反映明清两代官话音系的韵书、韵图59 部，作为第一辑《近代汉语官话方言韵书韵图文献集成》率先出版，共22 卷。其中，孤本传世文献27 部，其价值不言而喻，如《琼林雅韵》《东国正韵》《洪武正韵译训》《文韵考衷六声会编》《韵助略集》《音泭》《韵史》《七音谱》等。
官话区的方言字书、词语考释、方言实录等文献收集工作由青年学者赵祎缺承担，共收集到各类文献70 余种，其中也有10 余种罕见的刻本或抄本等珍稀文献。如清代河南偃师人裴希纯的《原谚》，记录河洛方言词语，虽是刻本，但未见于图书馆收藏；
民国山东肥城汶阳人马文源的抄本《俚言杂字》，为宇内孤本。还有一本更为特殊，清末开封人常茂徕的《石田野语》，收有开封方言词语，整书为红墨印制的刻本，当是正式出版前的校勘本，弥足珍贵。
余跃龙团队收集的日本官话方言课本文献也富有特色。国内已有张美兰《日本明治时期汉语教科书汇刊》（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收录日本明治时期50 种汉语教科书，李无未《日本汉语教科书汇刊（江户明治编）》（中华书局，2015）收集日本从江户享保元年（1716）到明治四十五年（1912）间134 种汉语教科书及工具书。这两套丛书聚焦江户、明治时期的汉语教本，对大正、昭和时期的课本文献未曾涉及。余跃龙等所收的课本文献覆盖了日本江户、明治、大正与昭和4 个时代，其中大正、昭和时代的汉语课本文献49 种。
（五）域内非官话方言历史文献的收集
除官话方言外，收集到的非官话方言区的中外文献也不乏首次发掘的稿本、孤本、珍本。朱蕾课题组收集徽州方言的抄本韵书多达50 余种，都是私藏，均属首次发现。如《重编摘注乡音集要字义》，胡永清用，后惟义重编，清嘉庆年间抄本，上、下二册；
《各处乡音字汇》，胡子如抄，光绪卅一年抄本，一册，残；
《全副字汇》，云川王质文，光绪辛卯年十月抄本，一册，全。田范芬课题组收集的湘方言的珍本韵书书目多达20 余种，但目前能够收集到的文本只有3 种：杨世树《声律易简编》（长沙），稿本，时代约为19 世纪早期；
杨唐《天籁字汇》4 卷（邵阳），清宣统三年（1911）刻本；
李旦冥《湘音检字》（长沙），1937 年长沙锦文印务馆石印本。李军课题组收集客赣方言文献共9 种，其中稿本就有4 种：江西赣方言字书《辨字摘要》、韵图《空谷传声》、民国赣方言注音字母材料《国音四种》（高安）、客家方言注音字母材料《赣方言考》（赣南）。有的稿本文献图书馆不允许复制，课题负责人就多次亲赴抄录，最终以打印稿形式出版。
谷少华收集到的晋方言历史文献也比较珍贵，如新发现的山西介休系列童蒙识字书《双音对考山西杂字》，民国三十三年（1944）五月初由济南中兴书社印行。该字书此前未见有人报道。新发现的晋方言文献《晋语》，是从20 世纪初日本刊物《晋乘》中找到的，所记内容改正了学界以往有关“晋语”一词的多种不确切提法，有重要的文献学价值。此外，湘方言字书《训诂谐音》、苏州方言字书《乡音字类》、湖北方言字书《同音字汇》《六音便览》等，均是珍贵的方言历史文献。
非官话系的闽方言、吴方言、粤方言传世文献较为丰富，湘方言、客赣方言、晋方言、平话土话方言等历史文献相对较少。各方言片内部文献数量也不均衡，以吴方言为例，虽然文献数量可观，但主要集中在几个中心大城市的方言，如上海、苏州、温州等。
近代吴方言历史文献目前收录54 种，内容涉及词汇、考证、词典、语法等。很多来华传教士运用近代欧洲的语言学理论和方法，给当时的方言研究带来了新风气，也给后世留下了很多有价值的文献记录。日本学者很早重视吴方言的研究，出版了多种教材，还有多篇重要论文。教科书相对好找，但20 世纪30 ～40 年代的论文就已不易找到。石汝杰在日本花费了多年时间才找到1940 年后期、坂本一郎关于上海话的报告，仓石武四郎、高田久彦关于苏州方言的记录。在吴方言历史文献中，1846年印度人仙尼华四编写的《英华仙尼华四杂字文》（定海舟山南门外太保庙内刊）是一部值得重视的方言历史文献，它出版时间早，内容比较丰富，在外国人编纂的吴方言文献中，具有先驱作用。还有一种书稿是首次向国内学界公开的重要文献，即《苏州注音丛书》，作者陆基，未见国内图书馆收藏，京都大学收藏了平田昌司的复印本，原本可能是天下孤本。课题组选择其中的“苏州注音符号”“苏州注音符号练习课本”等几册加以影印。
林亦课题组收集的平话土话方言历史文献中，方块壮字文献较为独特，为广西所独有。方块壮字是汉语与壮语深度接触融合的产物，是壮族人民借用汉字或汉字的偏旁，仿照汉字的构形方式创造的记录本族语的文字系统。早期方块壮字文献两种，一为碑刻，二为经诗民间抄本。壮语中有大量的汉语借词，语音对应很有规律。除少数直接使用汉语本字外，绝大多数是假借字（借汉字的形、音，不借义）和形声字，本身承载大量的平话方言信息，利用这些信息可以知道早期平话方言的一些古读。
伍巍课题组共收集粤方言中外文献23 部。14 种中文文献中，11 种为民间刻本，图书馆很少备藏。在粤方言文献中，最有价值的中文文本，一是壁鱼堂《分韵撮要》（单行本专书，约刊于18 世纪末～19 世纪初），疑为目前存世的最早版本；
二是乾隆四十七年（1782）华天阁《江湖尺牍分韵撮要合集》，这是一个孤本。最有价值的外文本是马里逊《广东省土话字汇》（1828 年刊行），这是第一部粤方言词典。最为费力的是与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交涉的两种书：一是咸丰本《江湖尺牍分韵撮要》（广州聚经堂1860 年新镌）；
二是伍殿纶《增辑字音分韵撮要》（右镜斋藏版，1886 年镌，单行本专书），此书首次记录了广州话音的新格局，是目前所见收字最多、解释最详的一本广州话韵书。
闽方言历史文献收集是整个项目的重头戏。钱奠香课题组共收集到海内外闽方言历史文献105部。其中，传统韵书文献25 部；
辞书、教材和研究文献19 部；
台湾日据时期辞书、教材和研究文献28 部；
西方传教士等所著文献33 部。这些文献绝大部分未见于国内图书馆，几乎每一种都具有很高的价值。其中的明末闽南方言文献《西班牙-华语辞典》（DICTIONARIO HISPANICO SINICUM）仅见于菲律宾圣多玛斯大学（University of Santo Tomas）档案馆。中文文献中最有价值的珍本善本有6 种：《戚林八音合订》（道光壬寅年新镌）、《建州八音》（道光庚寅桂月重镌）、《汇集雅俗通十五音》（《增注硃字十五音》）、《增补汇音妙悟》（小吕宋发行本）、《潮声十五音》（张世珍著）、《说文闽音通》（谢章铤著）；
传教士及域外文献最有价值的珍本有4 种：《班华字典》（福安方言）、《厦门音个字典》（Ê-MN^G IM Ê JĪ-TIÁN）（打马字/John Van Nest Talmage 编著，莱牧师/Lâi Sian-sin 续补）、《厦门音新字典》（Ê-MN^G IM Ê JĪ-TIÁN）（William Campbell /甘为霖牧师）、《英汉厦门话袖珍小词典》（A POCKET DICTIONARY OF THE AMOY VERNACULAR，ENGLISH-CHINESE）。从文献的珍稀度来看，以下4 种可谓非常难得：《福建方言志》（陈衍著），1922 年版；
《潮汕方言》（翁东辉著），1943 年版；
《海南语》，1939 年版；
《实用速成海南语读本》，1943 年版。收集到的闽方言历史文献的数量和价值均超过同时期或前人文献。
（一）为何汉语方言历史文献长期得不到及时全面的收集
如此丰富而珍贵的汉语方言历史文献，长期得不到及时全面的整理和出版，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
（1）各个历史时期的正统文人未予重视，甚至有所轻视，当然得不到全面的搜集和整理。
（2）至民国时期开始受到学者重视，但国家积贫积弱，无力做整理、出版的工作，致使很多珍贵文献或在图书馆藏于深闺无人识，或在个人手中束之高阁不示人。
（3）汉语方言历史文献广泛散见于海内外，卷帙繁多，收集、出版难度相当之大，令许多有志之士望而却步。
（4）据图书馆年报，截至2020 年底，全国共有公共图书馆3000 多个，高校图书馆2000 多个，大多藏有古籍文献的图书馆多以保护文献为由，视所藏文献为己有，拒绝复制或限量复制；
有的图书馆甚至视之为“生财之道”，复印索价甚高，大大限制了文献的集成共享。
（5）有些个人私藏抄本文献，漫天要价，条件苛刻，超出了个人购买能力和科研项目购书经费规定，严重妨碍着文献的集成与学术的进步。
（6）目前的科研体制和有关规定不利于文献集成的成果和做文献集成的学者。辛辛苦苦付出多年努力收集整理的多种文献，竟然不如短时间内对某一部文献的校刊整理。①“近代汉语方言文献集成”开题论证会上，侯精一等专家提出，文献集成比文献校注更重要，应先抓紧时间抢救文献，不急于对某一文献的全面整理。对于文献集成丛书，有的单位不按著作对待，不算古籍整理成果，报奖类别中也没有文献集成的位置，即使允许参评，与专著、论文的奖次相比弗如远甚，显然将文献集成工作划入了简单的资料汇编，而不是科研创新。殊不知集全历史文献面临的高难度，鉴别历史文献需要的高水平，更不知收集整理历史文献对学科建设、学术研究等基础建设的重要支撑作用与推动作用。
近代史上学术大师收集整理某领域文献促成某学科形成与发展的例子不胜枚举。罗振玉从1909年起，克服种种困难，陆续刊印出敦煌石室文献，对敦煌学的兴起贡献至巨。又以极大的热情，着手搜集、求购、采掘甲骨近二万枚，成为早期收藏甲骨最富的人。1910 年冬，罗振玉择其精善者，编成《殷墟书契前编》（1913），这些开创性整理与研究，使甲骨文字之学蔚成大观。1935 年姜亮夫在法国进修期间，想方设法，节衣缩食，先后拍照、拓摹、抄录大量敦煌珍贵文物和经卷，大大丰富了敦煌学的研究。这些学者的贡献不是著成一文一书的点滴贡献，而是对整个学科建设、学科发展和整个学术研究的巨大贡献。收集整理一个领域内的海量的历史文献，远比写一篇论文、一部著作重要得多，难度也大得多，需要数十人坚韧不拔的毅力、顽强拼搏的精神和不达目的决不罢休的豪情与决心。而在今天各高校一切与考核结果、获奖等次挂钩的体制下，殊难有学者愿意将自己一二十年或半生的时间和精力用于此术，不亦悲乎！难怪波多野太郎《中国方志所录方言汇编》能作为中国方言学人手头必备书近60 年。有鉴于此，我们呼吁中国高校的科研考核规定和各级评奖规定能充分肯定文献收集整理成果的价值，大大提升文献收集整理成果的定位，鼓励愿意将毕生精力奉献给文献收集整理的学者。
近几十年虽有多位中国学者做了一些局部性的方言文献整理工作，如《闽南语经典辞书汇编》（10 种，林双福、洪惟仁主编，台北武陵出版社，1993），《罕见韵书丛编》（22 种，香港长城文化公司影印，1995），《湖北方言文献疏证》（5 种，黄群建主编，湖北教育出版社，1999），《清代三种漳州十五音韵书研究》（马重奇，福建人民出版社，2004），《明、清、民国时期珍稀老北京话历史文献整理与研究》（周建设主编，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 ～2015，其中韵书6 种），等等，但从总体看，对汉语方言历史文献的收集整理面窄量少，看到的只是汉语方言历史文献的冰山一角，海量的方言历史文献亟待组织专家团队收集、整理和出版。直到近几年，穷尽性收集、整理方志方言文献的丛书已陆续问世，重要的如上述曹小云、曹嫄《历代方志方言文献集成》和李蓝《中国方志中语言资料集成》，加上我们的《近代汉语稀见方志方言文献集成》，方志方言文献收集齐备程度之高，已远非波多野太郎可比。当下国家强盛，民族复兴，经济繁荣，文化发展，完全有条件、有能力对汉语方言历史文献进行系统的收集和整理。如果此时有关部门不转变观念，不重视对原始方言历史文献的收集与整理，不鼓励收集原始文献的学者或成果，将会坐失学术振兴的良机。
（二）如何界定文献集成类重大项目的体量
“近代汉语方言文献集成”团队的海内外20 余位专家学者，共组成14 个子课题组，面向古今中外，大规模、超时空的收集整理汉语方言历史文献，历时8 载有余，共收集晚唐五代至1949 年中外文献千余种。在此基础上，分别编纂出汉语十大方言区（官话方言、晋方言、吴方言、闽方言、客家方言、粤方言、湘方言、赣方言、徽方言、平话土话方言）现存方言的历史文献集成，包含方言韵书、方言韵图、方言字书、注音字母材料、罗马字母记音材料、方言语法、方言词典、方言课本、古代方志所记方言材料、部分方言作品（包括蒙书、用方言写作的文学作品）、文士杂记等，涵盖国内外公开出版、公私庋藏的方言文献。所谓“集成”，蕴有将晚唐五代以降迄新中国成立的方言文献萃聚、裒集一编之意，形成了一个超大型的“近代汉语方言文献语料库”。其过程是：以现代汉语十大方言区为主线，分三大板块进行：（1）全面访查、搜集反映各大方言文献资料的种类、数量及存佚、收藏情况，编制了《近代汉语方言文献总目》。（2）对文献的版本、藏馆、体例、内容、语音特征（或音系）、学术价值和研究成果等提要钩玄，撰写出《近代汉语方言文献提要》。编写文献提要时尽力为每一种文献提供封面、扉页、目录、正文页，有的还对每种文献的题名、编者、年份、版本、体例、内容及特色进行了简要的考述。（3）将搜集到的千余种方言文献按十大方言区整理、汇编，最后以《近代汉语方言文献集成》（以下简称《文献集成》）冠名出版，共14 辑：《近代汉语官话方言韵书韵图文献集成》《近代汉语官话方言综合文献集成》《近代汉语官话方言课本文献集成》《近代汉语官话方言域外文献集成》《近代汉语客家方言域外文献集成》《近代汉语湘方言文献集成》《近代汉语客赣方言文献集成》《近代汉语闽方言文献集成》《近代汉语粤方言文献集成》《近代汉语吴方言文献集成》《近代汉语徽方言文献集成》《近代汉语平话方言文献集成》《近代汉语晋方言文献集成》《近代汉语稀见方志方言文献集成》，300 余卷，体现出“集全国之力，尽地利之便，成文献之全，显学术之威”的鲜明特色。这里值得思考的是：一般的重大项目由3 ～5 个子课题组成，我们的这一重大项目分为14 个子课题，相当于3 ～5 个甚至更多的一般重大项目的体量。对这种超大项目如何评价，如何定性，国家社科规划办应该有一个客观的评价标准，或在组织的专家评审会上给予界定，多大的体量属于“重大”，超出多少属于“超大”，应当体现出区别。
（三）近代汉语方言历史文献的收录原则
穷尽性收集整理近代汉语十大方言区的历史文献是一项前无古人的开创性工作，时间跨度长，收集范围广，文献分布散，收集难度大。因此，究竟采取什么样的收录原则是我们首先考虑的一个重要问题。课题立项之初我们提出“使散见的文献集中起来，使罕见的文献常用起来，使孤本的文献共享起来，使隐性的文献彰显起来”的收录总原则，核心是“应收尽收”。这个总原则涵盖了我们将要面对的古今中外的各种方言文献，即分散在世界各地的文献，不易找到的珍稀文献，图书馆或个人珍藏的孤本、抄本文献，外国传教士为了传教而编写的方言文献，等等。在总原则下，还要制定具体方言区的文献收录细则，包括文献收录对象：何种文献必收，何种文献不收；
文献收录时限：何时的文献要收，何时的文献不收；
等等。根据文献存储、分布的不平衡性，在实施过程中还要适时做出调整。
（1）文献收录对象。主要明确哪些收录，哪些不收。《文献集成》所收方言文献均应是明确记录、探究某地方言历史的文献材料。如明代李实《蜀语》、民国初孙锦标《南通方言疏证》等。不收录主要反映通语的文献，如宋代王观国《学林·方俗声语》；
不收录含有某地方言词语的其他作品，如《敦煌变文》《元曲选》、笔记小说等；
不收录反映唐五代西北方音的汉藏对音、梵汉对音的佛经文献等；
也暂不汇集零星的、散见于各种文学作品中的方言词语。在域外文献方面，一般不收录用某一方言翻译的《圣经》等各种译本。
对待不同方言区的历史文献，往往还要根据实际情况制定出具体的收录原则，不能实行一刀切。如果某区方言历史文献比较珍贵或稀见，则采取应收尽收、能收则收的原则，无论何种版本，一律收录。如徽方言各种抄本文献，晋方言反映方言的杂字类文献。如果某区的方言历史文献比较丰富，则择取若干。如官话区的方言杂字类文献，种类繁多，总数不下400 种，《文献集成》主要收录对方音史或方言词汇史有研究价值的杂字类文献，最后筛选出20 余种。对同一种杂字类文献，如果内容相同，即收录年代较早的一种；
如果内容不同，只收录对方音史或方言词汇史有研究价值的版本，不一定收录年代较早的一种。如山东曲文炳《新编四言杂字》，最早刊于康熙三十二年（1693），此后又有刻本《音注四言杂字》，《文献集成》只收对方音史或方言词汇史更有研究价值的《音注四言杂字》。
（2）收录的时间限定。《文献集成》收录文献的上限为近代汉语的开端，即晚唐、宋以后的方言历史文献，下限为1949 年新中国成立。同一类型的文献，只收录初版在1949 年之前的成果，不收录1949 年之后的成果。前者如《唐五代西北方音》（罗常培，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33），《湖北方言调查报告》（赵元任等，商务印书馆，1948）；
后者如《云南方言调查报告》（杨时逢，“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9），《四川方言调查报告》（杨时逢，“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84），《宋代西北方音》（李范文，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
官话方言韵书韵图文献比较丰富，所录文献，基本以成书时间为序。成书时间不明者则取初刻时间；
刊刻时间不明者则取序跋时间；
初刻、序跋时间均不详者，则附于同一朝代文献之末。
《文献集成》每辑卷首均有总序与某辑前言，各辑编纂者在前言中均会有自己对所辑录方言文献的原则以及独到的认识和说明。
由于种种原因，各方言区还有一些方言文献未能录入，如反映晋方言文献的《芸香斋韵法新谱》（国家图书馆），反映冀鲁官话的《切韵指南》（山东省图书馆），《音韵集成》（吉林大学图书馆）等。以后将俟机补录。
（四）汉语方言历史文献收集整理的终极目标——数字化建设
语言资源数字化建设是中国语言学学科“十四五”发展规划提出的重要课题。资源数据是语言学发展的基本动力和内在要求，也是服务智能化社会的必然选择（全国社科办语言学学科调研组2021）。《文献集成》工作希望能在国家的继续支持下，精选有重要学术价值的典籍进行精心校勘、标点、注释，并形成可以检索的数据库。目前我们已对搜集到的汉语方言历史文献进行了全面扫描，构建了容量巨大的“近代汉语方言文献语料库”。方言历史文献做成数据库后，具有兼容、扩容、查询、检索、存取等方面的一定优势，为汉语语言学及语言学史、汉语方言学及方言学史研究方法的现代化提供便捷服务，既可以省去占用大量空间保存文献的困扰，又有利于妥善保护和典藏珍贵文献。同时，运用互联网技术也可使这些数字化文献资源数据库实现共享，服务社会。下一步，汉语方言历史文献的数字化建设将作为我们的一项重要目标、终极目标。我们正在积极努力，争取能够早日实现。
《文献集成》是面向古今中外进行的大规模、超时空、全覆盖的方言文献辑录成果，采用穷尽性收集、系统性整理和全景式展示，力图为汉语史、汉语方言史研究提供比较全面的文献保障，开拓汉语方言史研究、汉语语音史研究的新思路和新方向，推动汉语史、汉语方言史学科的建设与发展，在学界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力和辐射力。近年来，收集汉语历史文献得到国家层面应有的重视。据不完全统计，近年有关汉语文献集成或文献搜集整理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共有20 余项，其中重大项目4 项：王平“韩国传世汉字字典文献集成”（14ZDB108）、华学诚“中国古代方言学文献集成”（16ZDA202）、丁治民“东亚汉字文化圈《切韵》文献集成与研究”（19ZDA316）、黄仁瑄“中、日、韩汉语音义文献集成与汉语音义学研究”（19ZDA318），足见“近代汉语方言文献集成”课题对文献学学科发展的示范引领作用。
《文献集成》是一部“纵及历史千余年，横跨方言十大区”的学术经典文献集成，今又在慧眼识珠的商务印书馆正式出版。可以断言，《文献集成》这个重大成果不仅将前人留下来的大批珍贵的汉语方言历史文献予以充分挖掘、妥善保存，而且将持续发挥其在汉语语言学以及相关学科研究中的重要作用，真正成为学术研究的公器和重器。
盛世修典。规模宏大的《文献集成》的整理出版以及其他相关项目成果的出版，充分反映了近几十年来中国经济和文化的巨大发展，也是坚定文化自信的重要举措。《文献集成》作为首个近代汉语方言历史文献之集大成的重大项目，是我们面对时代课题的重要回应。正如鲁国尧（2022）所评价：“《近代汉语方言文献集成》，体现了中国语言学人有志于建立自己的中国特色的语言学、方言学的理论体系，建立自己的中国特色的‘历史比较语言学’的学术勇气，践行了中国语言学人‘为往圣继绝学’‘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的光荣使命，这正是中国语言学人以更丰硕、更辉煌的成就奉献于国家，奉献于学术的实际行动。”
猜你喜欢 历史文献官话方志 Effects of O2 addition on the plasma uniformity and reactivity of Ar DBD excited by ns pulsed and AC power suppliesPlasma Science and Technology(2022年5期)2022-06-01黑龙江民国方志所刊名家墨迹选书法赏评(2019年2期)2019-07-02嘉绒藏族地区的旧方志编纂西藏研究(2017年1期)2017-06-05历史文献纪录片中蒙太奇的运用新闻传播(2016年9期)2016-09-26我国历史文献中所见黑水靺鞨概述哈尔滨学院学报(2015年8期)2015-12-14Average Incremenral Correlarion Analysis Model and Irs Applicarion in Faulr DiagnosisTransactions of Nanjing University of Aeronautics and Astronautics(2015年5期)2015-02-09珠镶玉嵌 蔚为大观——读《都江堰文献集成·历史文献卷(近代卷)》西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年1期)2014-02-27征集官话易祛除官话难办公室业务(2013年2期)2013-12-04西南官话中古泥来母的今读类型与演变层次文山学院学报(2013年2期)2013-03-11俗话说,官话说杂文选刊(2012年8期)2012-05-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