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白 淼，薛文凯（1.辽宁大学文学院；
.鲁迅美术学院工业设计学院；
3.吉林师范大学美术学院）
“慢城”是“慢城——优质生活城市国际网络”的简称，即国际慢城联盟（Citta Slow）。1999 年10 月，在风景如画的意大利基安蒂山区，基亚文纳(Chiavenna)、布拉（Bra）、波西塔诺(Positano)、格雷韦伊恩基亚恩蒂（Greve in Chianti）4 个意大利小城市长形成共识：为保留“可持续的发展、更有效率的工作，以及更有诗意的生活”，以“慢调”为实现高品质生活之纲领，联合成立“慢城协会”并发布《国际慢城宪章》（Cittaslow International Charter，以下简称《宪章》）。据此，世界上第一个“慢城”——意大利奥尔维耶托(Orvieto)——首次面向世界刊印了自己的“慢城”名片[1]。千禧年至今的20余载，欧洲乃至全球25 个国家、147 个城市积极加入[2]，“慢城”文化已形成全球气候。
欧洲在地缘上作为“慢城”的主要聚集区域，其优雅、从容的生产生活理念与城市景观、公共设施紧密相关、伴生与共。城市公共设施因抛弃阶层局限而面向大众公平均享，此特征使得公共设施满布城镇大街小巷、汇聚大众千人千面，成为城市性格底色的见证者与培育者。全球各域城市公共设施一方面满足基本的设施服务效能，如导视设施、照明设施、休闲设施、无障碍设施等；
另一方面，欧洲公共设施在“慢城”理念的濡化下正在形成着极具智慧的“慢式生活美学”，对当代我国新型城镇化建设具有重大的启示意义。
近几年，“内卷(Involution)”开始在日常生活中高度普及。伴随屡有发生的抑郁症、焦虑症、过劳死等社会问题，“慢”生活成为越来越多“重压高速”夹缝之下人们所梦想企及的彼岸之花。“慢城”理念恰逢此时提出，似理想照进现实，在全球范围内应者云集。究其根源，越来越多的城市人口迷失于全球化所带来的文化冲击之下，形成焦虑情绪并呈现出或怠惰、或冒进的迥然态度，这种认知分野直接导致了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之间参差不齐的疏离感。表现在日常生活中，我们越来越看到旨向“高效”的设计新景观，如汽车餐厅、潮汐车道、一次性餐具、速溶咖啡……然而，“快”与“慢”辩证而生，利弊共存，立志于“欲速则达”的设计不仅为生活大开便捷之门，更规制了一种急速行进的步调，令人难以驻足。认知心理学家赫伯特·A·西蒙(Herbert A.Simon)认为：“人类的行为随时间而表现出的表观复杂性主要是其所处环境的复杂性的反映”[3]。“高效”使人类面对事物多样性时的认知处理缺乏品鉴与分析，从而影响设计思维单一而“粗暴”。笔者认为，以经济高速发展为目的导向的“恒常性消耗”（即已进入知觉恒定性的消耗现象），对人们的生活、生命乃至生态，势必会造成惯性损伤。因此，“慢城”理念介入设计美学独具其鲜明的社会品格：其一，“慢城”理念主动扬弃“娱乐至死”的消费主义文化价值观，以更加人本的视角批判意识形态庸俗化；
其二，“慢城”理念专注“闲庭信步”般的生活质感，为“返璞归真”的自然律动高唱赞歌，为被不断膨胀的消费欲所压榨的朴素的生存空间，据理力争。由此，认知分野下的“慢式生活美学”在快慢思辨中得以形成。
“慢城”理念并不是生产力停滞不前的消极怠惰，更不是急行军口诛笔伐的假想劲敌。恰恰相反，“慢城”的核心理念——自然地力的回归与诉说——对面向未来城市的可持续发展提出了严苛而明确的评价体系。根据《宪章》的规定，慢城必须在城市人口、环境政策、城市发展规划、食品生产甚至青少年教育等方面满足54 项具体规定。其中包含13 项基础设施的政策阐述，对当代城市公共设施的速度可视化具有先“破”而后“立”的构建价值。
2.1 快慢与聚散：视知觉动力作用下的解码快感
《宪章》规定，“慢城市”必须在所有的公共设施和尽可能多的私人设施上张贴“蜗牛”标识，以直观形式主义倡导“慢生活”理念。以“蜗牛”形态为表征的标识系统为“慢”代言，形成视觉代码，有待用户在解读过程中形成相应的“解码快感”。设计心理学认为：“设计师赋予物品某种意义，使其称为某种符号或隐喻，当人们解读出这一意义，并与之产生共鸣时，便能获得极大的快乐”[4]。此类视觉代码在城市公共空间中数见不鲜，甚至已经发展到了“习以为常”的地步。如公共导视设施通过各类视觉代码的设计，在公共空间中呈现出一种“视觉动力”以实现人流方向性的聚散引导（见图1）。人们在公共空间中所呈现的行动路径与视觉标识默契互动，使公共设施作为搭载视觉动力符号的导视终端，完成了干预人群“聚与散”的双向调度功能。
图1 城市公共空间中人流方向视觉导视符号
与“聚与散”的双向调度同理，城市公共设施在公共空间中对人群活动的“快与慢”也在进行着同步干预，并在“慢城”理念影响下逐步深化。这一切得益于视知觉理论在设计实践中的渐趋成熟。格式塔心理学美学的代表人物鲁道夫·阿恩海姆(Rudolf Arnheim）认为：“寓于形状、颜色以及运动中的动力是感官感知的决定性因素”[5]。具体到公共设施设计中来，置身于公共空间中的城市人群对“形状、颜色以及运动中的动力”具有高度敏感性，依托视知觉理论而形成了“快慢有别”的内驱力本能。我们可以毫不费力的依据导视设施中的箭头明辨方向，实现聚散有序；
也可以在应对公共突发状况时，依据散布楼宇的逃生标识快速串联出清晰路径并迅速离散。但是，在公众生活的速度把控中，公共设施没有如道路交通法规般明确而稳健的速度奖惩细则，而是更多徘徊于人文体验层面以干预配速，因此，在视知觉动力基础上，综合解码快感的设计策略成为有待解读的“速度表”。荷兰最大的连锁超市Albert Heijn 有着将近150 多年的历史，在其入口转门处的导视符号中，基于《伊索寓言》中传统的龟兔赛跑故事，将“快与慢”的视觉代码自主对位“兔子”与“乌龟”。用户经过瞬时思考，会本能将红圈中的兔子形态解读为“禁止快速或加速行为”，绿圈中的乌龟形态解读为“鼓励慢速或减速行为”（见图2）。我们看到，基于视知觉原理的视觉代码为公共设施设计注入了解码快感，延长了解读“快慢”隐喻的体验性与参与感。与此同时，通过“蜗牛”“乌龟”等相关的历史、人文符号挖掘，“慢式生活美学”正在悄然润化你我的公共生活。面向公共的可用性设计，与其开门见山的平铺直叙，为图一时之快，莫不如增多一层信息解读的趣味体验，在繁忙而嘈杂的城市洪流中，为设计与用户之间捕获解读的共鸣而预留出思考的空间。
图2 超市入口处的速度视觉标识
2.2 快慢与冷暖：慢城宪章导引下的公共设施设计干预
《宪章》提出了感知城市“温度”的人文期待，并具体化为公共设施的基础性建设。现代慢城正试图用饱含关爱的设施服务，为钢筋水泥构筑下的城市空间营造适宜人文生长的公共温室。首先，《宪章》强调，慢城拒绝霓虹闪烁的广告牌匾，人工白昼和彩光造成了视觉晕眩，并伴随现代光污染对玻璃幕墙的控诉而日益严格。19 世纪末期，“摩天大楼之父”路易斯·沙利文（Louis Sullivan）曾以“更高、更大”的建筑追求重置了现代都市的天际线，高楼林立见证了高速发展的城市基建，但慢城建设却并未锚固于此，甚至是与其理念“相背而驰”。丹麦城市规划与设计师扬·盖尔(Jan Gehl)指出：“人类的知觉器官基本上都是面向前方的……为了看清行走路线，人们行走时的视轴线向下偏了10°左右。人们在街上行走时，实际上只看见建筑物的底层、路面以及街道空间本身当时发生的事情。”[6]与之相应，慢城之界的公共信息导视鼓励“下沉式”视角，即将人们与设施之间的信息交互界面“拉”回地表，形成以“地表”为界面（Interface）的信息输出通道。城市空间中的导视设施也由悬浮的牌桩下沉至地表，使地面形成交互式“屏幕”，特别是机场、高铁站等人员密集区域，颜色各异的地面标识带来了公共导视设施设计的地表视觉革命（见图3）。
图3 以地面为界面的公共导视设计
其次，优质公共绿地的提供与设施服务品质的提升也被慢城宪章列为慢城建设的必备之举。优质绿地不仅为城市人口提供了休憩之地，而其所搭载的公共设施，更是以服务品质的提升来吸引行人驻足，放慢步履匆匆而投身自然。从这个角度来说，慢城公共设施因追求马丁·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推崇的“诗意的栖居”，通过城市公共绿地设施的“品质提升”而完美地“牵制”了步履匆匆的都市人群，公共设施因发挥了“降速舒压”的功能语义而不再冰冷如雕塑。笔者认为，公共设施能否为高速运转的城市用户提供轻松、休闲的环境氛围，对于城市公共风貌具有极其重要的筑造意义，即公共设施主体与环境之间“耐候性”的表达（耐候性原属建筑用语，指材料应用于室外经受气候的考验，如光照、冷热、风雨、细菌等造成的综合破坏，其耐受能力叫耐候性。笔者认为公共设施对所置公共空间中的诸多环境要素所展现出的耐受性能同样值得深思）。马丁·海德格尔认为人们要在冰冷的建筑群中寻找栖居的“诗意”，这是“人居”对建筑风貌、气候等环境要素的自发性对话，这种“耐候性”与公共设施因与城建化景观相伴而生，一方面，公共设施设计是地域风貌气候的直观映射，真实地体现着地缘用户的公共行为特征；
另一方面，公共设施也在以自身设计的优化日趋引导着市民的行为习惯，因而使得公共设施在调节公共生活的快慢节奏上有理可寻。如荷兰艺术家弗洛伦泰因·霍夫曼(Florentijn Hofman)的公共大型景观设计[见图4（2013），图5（2021）]就具备明显的“亲慢”属性。悠然倒趴在俄罗斯圣彼得堡和保罗要塞的休息室外面草坪上的《日光浴野兔》（见图4）。这项近15 m 身长的“野兔景观”任其四肢与长耳铺展在地，自由交错，用最本真肆意的姿态“亲吻”大地，尽现慵懒之味，游客可以与之进行亲密互动，嬉戏于它的肢体之间以沐浴日光。同样呈“亲慢”属性的还有仰卧在中国四川省成都市都江堰仰天窝广场中央的公共景观 《自拍熊猫》，憨态可掬呈翘脚自拍状，极富童趣（见图5）。带有“亲慢”属性的公共设施在庸碌的现代化的都市中创造了一个童话般的角落，演绎了公共设施细腻、温情的一面，也彰显了公共设施主体与环境之间“耐候性”的表达。
图4 《日光浴野兔》
图5 《自拍熊猫》
2.3 快慢与宽窄：“步行城市的尺度”与“汽车城市的尺度”
《宪章》规定，慢城必须限制汽车的使用，且在城市街道行驶速度不得超过20 km/h。此举虽面向于公共出行的“慢”意的营造，却催生了骑行文化回暖，且为当代城市建设的慢行系统与空间尺度提出了创见。其实，早在20世纪中叶，“人车共享理论”已在新型城市的街道容量研究中被英、荷等国反复论证。布凯南报告(Buchanan Report) 与乌纳夫原则 (Woo nerf Principle)均强调“人车共存但人具有优先性”的共同主张，影响了20 世纪90 年代西方世界新建筑主义的出现[7]。但新建筑在城市空间中的尺幅占比问题引起了扬·盖尔的思考，“在尺度适中的城市和建筑群中，窄窄的街道、小巧的空间、建筑物和建筑细部、空间中活动的人群都可用在咫尺之间深切地体会到。这些城市和空间令人感到温馨和亲切怡人。反之，那些有着巨大空间、宽广的街道和高楼大厦的城市则使人觉得冷漠无情。”[6]
漫步欧洲风情小镇，我们会发现其公共交通设施并不以单一追求现代化、速度化为使命，相反，人与环境之间的亲近更多地通过步行、骑行等慢行系统来表达。路面小巧平阔、遍布骑行专用车道、路缘石低矮、地面标识齐全……“慢城”设施建设与杨·盖尔所提出的“步行城市的尺度”日趋靠拢；
而以巨大空间、宽广街道为代表的“汽车城市的尺度”，全因汽车出行的“快速移动”特性，在城市公共空间内部孕生了诸多“缺少细部处理的庞然大物”，如同体量不断膨胀的巨型机器，持续的压榨着都市人文空间。扬·盖尔认为，汽车城市中“标志和告示牌必须巨大而醒目才能得以看清……人们的面容和面部表情在这种尺度下也会显得很小，（甚至）完全看不清楚。”[6]“汽车城市速度”不仅通过提速扩大了诸多建筑、设施不必要的物理尺幅，使城市面目模糊，更为糟糕的是，这种速度感的追求也久而久之，导致人与人之间交谈与关怀的缺失，造成心理尺度的疏离。因此，旨向放慢速度、微缩尺幅、精致细节的城市公共空间便意味着较长时间的户外逗留与较高品质的城市空间，慢速交通意味着更加生动而多情的城市。“孩子们宁愿呆在家中看电视，因为户外太枯燥无味；
老人们无法享受到坐在长椅上的特殊乐趣，因为没有什么可看”[6]，从人机工学（人机工程学的简称，多学科交叉的工业设计学科）的角度来说，城市公共空间的产品布局要尊重用户的机体特征与生理数据，而“步行城市的尺度”更从另一个侧面说明：心理的距离感会直接导致现代都市形如荒漠，慢速交通与步行尺度往往意味着更加多情的城市公共空间。
追随“慢城”理念对城市文明的改观与塑造，“慢式生活美学”在诸多发展中国家的宣传与贯彻似乎更带有更大的应用空间。伴随如火如荼的城建发展，发展中国家的一线城市以及新一线城市已全面崛起、动力澎湃。在人员、技术、资金高速流经的城市空间中，“慢城”理念已下沉至中国中小型城市，雕琢出了璞玉般温文尔雅的新型小城（镇）。截止至2020 年，中国已有12 个城市被国际慢城协会授予“慢城”称号，即江苏省南京市桠溪镇（2010）、广东省梅州市雁洋镇（2014）、山东省曲阜市“九仙山-石门山”片区（2015）、广西富川瑶族自治县福利镇（2015）、浙江温州文成县玉壶镇（2016）、宣城市旌德县旌阳镇（2016）、浙江省衢州市常山县（2017）、江苏省苏州市甪直镇（2018）、湖北省神农架林区松柏镇（2018）、广西壮族自治区玉林市玉东新区茂林镇（2019）、吉林省长白山管委会池北区二道白河镇（2019）以及山东省淄博市高青县常家镇（2019），系列中国村落形成了“慢城”理念下独具魅力的中国化表达。
这些中国慢城以山清水秀为魂，反污染，反噪音，通过老街、古刹、村落、民居串联起传统原乡的空间聚落，工业痕迹被潺潺溪水所冲淡，速度追求被虫鸣鸟叫所遮蔽。中国化的慢城之乡散布大地，所串联形成的“慢城社区”也在用自己的舒缓节奏，为逃离都市的中国旅居客们提供着可供精神流连的温柔之乡。因此，中国化的慢城及其公共设施设计，针对“慢”意的捕捉更独具敏锐触觉。吉林省长白山管委会北区的公共导视设施，将沙松、冷杉的生长科普界面直接附着于树木的剖面年轮，通过起始年1678 年为圆心点，依次展示了以25 年为间隔的沙松、冷杉所对应的树干直径（见图6）。至2011 年，这颗合抱之木已见证了长白山区长达243 年的岁月变迁，跨越两个半世纪的生长轨迹按时序的定格而清晰呈现，让人们真切体味到了顽强生长的不疾不徐，见证了岁月从容的力量。从这个角度来说，“慢城”在中国之境所采撷到的不仅是远离车马喧嚣、工业轰鸣的归园田居，更为重要的是，“慢城”之乡的公共空间因极大包容性而使邂逅生命的闪光成为可能。日本学者渡边仁史曾在《环境心理》中所定义空间中的人们的行为“是带有目的活动的连续集合”[8]，从这个意义上看，繁忙的城市空间遭到摒弃而慢城生活悄然走俏，无论是旅游、暂住、久居，人们的行为目的均带有明确的亲慢特征。与“提速”相对，中国乡建的“亲慢”特征在城市化进程高度发展的今天意义深远，彰显了人们与物质主义和解并趋近于形成一种公共空间内部的共性价值观，由此扩展了当代中国慢城的功能主义所旨。
回溯现代制造业体系飞速发展的全球领跑者——美国，从“科学管理之父”弗雷德里克·温斯洛·泰勒(Frederick Winslow Taylor）的“统一化生产”，到亨利·福特(Henry Ford）最终发展出生产流水线，欧美国家在经过高度工业化的文明洗礼之后，对速度感的追寻曾被尊崇到无以复加的地步。与此同时，重复性的机械生产也剥夺了从业者精神的愉悦，导致社会“对技术的应用、劳动的角色、艺术的功用，甚至对进步的意义和界定，提出了质疑”[9]。诸多自我彪炳速度化的工业生产如同无情的机器，冰冷、机械地重复着指令。在这种语境之下，人类也等同于卓别林电影《摩登时代》中，工业流水线上的一颗颗螺钉，与设施、环境之间各自疏离。因此，在工业革命完成机械化的两个世纪以后，慢城之花又纷纷从工业化的藩篱中绽放，使纷繁多样的城市温情鲜活起来。设计全球化的今天，曾几何时根植于我们公共生活和私人生活中的“速度感”，现已面临“以用户为中心”的问责与指控，在用户心中的公共尺度与适宜节奏才是真正衡量城市公共生活的尺规与准绳，这也是“慢城”理念所触发的“慢式生活美学”之意义所在。中国作为慢城理念的积极践行者，12 个中国“慢城”为实现公共服务与所置环境之间的品格自洽、文质相通，在降置“快时尚”为国人所带来的负面冲击的同时，以因地制宜的地增加了诸多“停车坐爱枫林晚”“卧看牵牛织女星”的中国式浪漫。“慢城”理念下的城市公共“空间场域”已针对生态退化、环境污染等城市顽疾做出了积极的回应：慢城与城镇化建设、慢城与旅游研究和慢城与文化遗产保护作为中国慢城研究的三大主题，牵动与生态宜居相配套的多重设计新业态，如海绵城市的空间规划、低碳城市的景观配套、宜居城市的设施挖掘等设计课题，仍有待以慢城理念为指导，伴随工业经济步向速度趋缓、结构趋优的“新常态”过程而逐步丰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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