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外国语大学 厦门大学
郭 枫
认知语法发端于20世纪70年代中叶,由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圣地亚哥分校语言学教授Ronald W. Langacker提出,被誉为认知语言学流派内部“最详尽且最有影响力”(Evans 2019: 585)的理论,也是到目前为止发展“最为完善和稳定的理论”(张韧 2007)。认知语法理论主要以探究语言结构的概念语义基础为旨趣,以描写和解释语言知识系统的心智表征为目标,从人类一般认知能力的角度来重新审视并全新阐释语法的本质。发展至今,认知语法已展现出蓬勃旺盛的理论生命力和较为广阔的应用前景。与一般意义上的语法不同,认知语法不是一套关涉语言构造的规则清单,而是一种“语言理论”(Langacker 2008: 1),是覆盖整个语言系统的相对抽象的语言组织模式。与形式语言学强调形式,从语法形式出发的分析思路不同,认知语法强调意义在语言分析中的基础性地位,以揭示语言结构的概念组织内涵为己任。
认知语法发轫至今,理论始创人Langacker教授笔耕不辍,不断地细化、精进、完善认知语法框架,在不断地提升理论解释力的同时,寻求理论的系统性和概括性。在认知语言学国际论坛或区域性研讨会上,Langacker教授多次就认知语法理论发展过程中的主要议题做主旨发言,传认知语法“道业”之精髓,解实证分析中“惑”之困顿。值得关注的是,Langacker教授曾多次受邀来到中国,举办专题讲座。讲座吸引了中国语言学界众多的拥趸,此举大力助推了认知语法的本土化探索进程。国内的认知语法研究著述和论文不断涌现,如王寅(2006)深入浅出地介绍了认知语法理论的基本观点和应用实例。若以中国知网中最早公开发表的《认知语法概观》(汪榕培1990)一文算起,认知语法进入到中国学者的学术视野已有30余载。王馥芳(2008)从发展和挑战的维度对国内外认知语言学30年的发展做了批评性回顾,但未专门针对认知语法进行深入论述。文旭、司卫国(2021)采用文献计量法梳理了20年(1999—2019)间国内构式语法的研究现状,他们主要以与Goldberg的认知构式语法相关研究成果为研究对象,对Langacker认知语法关注较少。目前为止,国内尚未有学者尝试对Langacker的认知语法在中国30余年的发展情况做出回顾与评述,尤其未对认知语法本土化研究的不足予以反思。鉴于此,本文拟回顾Langacker认知语法在中国30年(1990—2020)的研究现状。为了论述的方便,我们拟从理论思辨和应用探索两大基本维度,探讨国内认知语法研究的总体特点,归结主要研究议题,反思研究不足,以期推动中国认知语法研究不断向前。
认知语法理论的构建不是一蹴而就的,其理论核心思想从酝酿、成形到最终凝练为一个系统、连贯的理论框架经历了漫长的发展进程。或为了追求理论架构的明晰性、自洽性和系统性,或鉴于语言现象分析中遇到的实际问题,理论框架不断被细化、精进和拓展。至今,认知语法大致经历了两大重要的理论发展阶段(Langacker 2017;Broccias 2019):1)“经典”认知语法阶段,旨在将词汇、形态和句法统合为复杂度和抽象程度高低各异的象征单位(symbolic unit)(Langacker 1987,1990a,1991,1999);2)“拓展”认知语法阶段,旨在对结构、加工和话语做一统性整合阐释(Langacker 2008,2009,2012,2014,2016a,2016b,2016c)。从“经典” 语法到“拓展”语法,并非理论的颠覆式跨越发展,而是平稳的渐进前行,此间认知语法得以安身立命的核心理论主张从未动摇:1)语言使用观,即语言是语言使用者运用语法规约单位组构的前后相继的使用事件; 2)语法象征观,即语法本质上具有象征性。同词汇一样,语法也有意义。词汇和语法之间没有截然清晰的界限,二者都是形义配对的象征结构。语义具有百科知识的属性,且具有主观性。一个语言表达式的意义不仅与基于百科知识的概念化内容有关,也同语言使用者对客观情景的识解(construe)方式密切相关。国内学界围绕认知语法理论构架所关涉的不同侧面进行了大量有益的探讨,下面我们归结理论研究的总体特点和关涉的主要理论议题。
2.1 总体特点
由于认知语法理论概念内涵的丰富性,理论框架牵一发而动全局的整体性,以及理论不断精进前行的开放性,事无巨细的“义理”是不现实的。为此,国内认知语法的理论思索大都是着力于理论的某些重要侧面来深钻细研。有的学者从跨学科的视角出发,去审视认知语法的整体构架,把握其理论精髓,洞悉瑕瑜。如程琪龙(2004)立足于神经科学,以人类神经基础为出发点,讨论了认知语法的研究范围、理论特点、哲学倾向和理论表述形式,论述了认知语法对概念系统和语法系统的构架,以及对二者之间符号功能关系的构建等方面所做的理论贡献;席留生(2015)从后现代哲学视野下审视认知语法,分析后现代哲学的不确定性、复杂性、多元性和体验人本观等在认知语法研究中的体现,重点论述它们在认知语法构建中所发挥的主要作用。
相较于从理论外部择一隅来讨论的做法,大多数研究都是立足于理论框架内部来阐释认知语法的理论目标(沈家煊 2000;张韧 2005)、诠释理论内涵(张克定 2014;牛保义 2016,2017,2018)、探析哲学基础(苑趁趁、牛保义 2020),反思与展望理论发展的阶段性核心议题(完权 2009;牛保义 2013,2015;刘存伟、刘辰诞 2019a,2019b)。值得关注的是,国内学者针对认知语法分析手段的可操作性和理论构念的科学性,也提出了质疑与批判,如牛保义(2011)指出认知语法理论中自主-依存联结分析模型的局限性,在优化的基础上尝试构建新的分析模式。他指出自主-依存联结分析模型没有明确体现凸显、阐释、对应和组构在依存成分和自主成分联结过程中的相互联系,旨在建立一个具有较强操作性的新自主-依存联结分析模型。Zhang &Zhang(2021)通过详细研读索绪尔的相关著述,质疑认知语法误读了现代语言学之父索绪尔的语言学思想。他们指出认知语法将“能指与所指”的内在关系视为“形式与意义”的对应关系等观点均背离了索绪尔的核心思想。该研究旨在纠偏认知语法对语言的任意性、象征性和理据性等特性的认识。何南林等(2010)批评认知语法的概念术语冗繁,具体实例分析中存在将简单的操作复杂化等问题。虽然他们的观点和结论的很多方面有待学界考评和商榷,但这种从“批判”着手的“逆推式”研究思路对理论的创新性发展不无裨益。
国内学者们的研究深化了我们对认知语法理论构架的基本认识,缓释了理论带给人的玄奥哲学的抽象感,为进一步理论思辨和创新提供认识基础。从总体上看,国内认知语法理论研究的目标定位明确,但理论引介和综述类基础性研究较多,而对理论不足进行修补的探索性研究相对较少。
2.2 两大理论议题
1)认知语法的理论地位
认知语言学流派内部理论框架众多,把握认知语法与认知语言学其他理论框架的关联性,从而明晰认知语法的理论地位是理论思辨的重要内容。认知语言学众多理论模式统合于两大基本“任务”:概括性任务和认知任务(Evans &Green 2006: 27;Evans 2019: 25)。具体来说,认知语言学认为语言的各个层面具有相同的组织原则,概括性任务要求认知语言学理论要用一以贯之之道描写和解释各层级语言结构。此外,认知语言学认为语言结构组织方式反映了人类的一般认知能力(general cognitive ability),认知任务要求认知语言学诉诸人类的一般认知能力来“观语言其然,解其所以然”。认知语法在肩负概括性和认知性两大理论“使命”上与其他理论框架得以同途,基于这两大共享任务,认知语法同认知语言学范式下的其他理论框架志趣相投,理论关系密切。魏纪东(2005)讨论了认知语义学和认知语法的理论关系,认为二者从语义和语法两个不同侧面的研究决定这两个理论的差异性,但它们对意象图式、完形感知等重要问题的共同旨趣也决定了二者具有同体性。
认知语法与认知构式语法(1)从广义上来看,认知语言学视野下的语法研究不是一个统一的理论,而是由一种基于相同理论假设所组成的大家族,主要包括构式语法(Fillmore et al. 1988;Kay &Fillmore 1999)、Langacker(1987,1991,2008)的认知语法、Goldberg(1995,2006,2019)的认知构式语法、Croft(2001)的激进构式语法和Bergen &Chang(2005)的体验构式语法。作为认知语言学视野下的两大核心语法理论模式,二者的理论关联亦得到学者们的密切关注。Langacker(2005)明确指出认知语法与认知构式语法既有相通之处,也有差异:相通之处主要体现在二者共享语法非转换性、词汇和句法连续统等思想;而两者之间的关键性差异主要在于认知构式语法对意象图式、范畴化等认知语义机制关注不足。此外,认知构式语法忽略了认知语法中的各种识解机制,尤其是人类一般认知能力中的侧显(profile)能力。如何将认知语法和认知构式语法二者的理论优势互补是学界面临的共同课题。国内学者就二者的可互补性做了一些理论探讨,如张翼(2011)详细讨论了如何将认知语法和认知构式语法二者优势互补以提升对论元结构问题的解释力,他指出认知构式语法的动词和构式融合解释路径虽有其理论优势,但同时也存在不可避免的局限性,如对构式外部理据与内部理据的重视不够。认知语法强调语义的百科性, 借助包含独立理据的认知手段对语义基础进行识解, 在构式的理据性以及构式和动词的融合上能为认知构式语法提供补充。循此互补研究的路径,周小涛(2015)以致使移动构式为例,借助认知语法在意义表征系统方面的优势,同时结合认知构式语法对构式整体特征及意义的关注,对构式与动词互动融合实现论元结构做出了较为充分的解释和有效的预测。
综上,国内学者比照认知语法和认知构式语法各自的理论优势和局限性,聚焦二者研究路径和关注焦点的差异,深入探讨了二者理论互补的合理性和必要性,并从具体语言现象出发,具化了互补操作的路径和方式。从理论层面,认知语法和认知构式语法的理论互补可以规避各自的理论局限性,明确理论地位,有效地提升理论阐释的充分性;在经验层面,二者理论互鉴也为语言问题的阐释开辟了新路径。
2)认知语法的理论阐释
语言的主观化与主观性一直都是国际语言学界较为关切的问题,也是认知语法研究者关注较多的理论阐释热点。语言的主观化是指“语言为实现主观性而采用相关结构或策略的过程及语言自我进化的过程”(Finegan 1995: 1)。主观化是一种反复出现的、极为重要的语义扩展,它在从词汇要素到语法要素的演变中充当核心因素,它是一种会对语法施加压力进而导致语法结构发生演变的语义扩展机制。Langacker(1990b: 17)将主观化界定为一种把原本发生在被客观识解的参与者之间的客观关系“从客观轴调整到主观轴”的操作。通过综合比对“不同版本”主观化理论的共性和差异,国内学界阐释Langacker主观化理论的本质。沈家煊(2001)综述国外关于语言主观性和主观化的研究情况,指出主观化研究有侧重历时和侧重共时两种取向,前者以Traugott的“语法化”研究为代表,后者以Langacker的“认知语法”为代表,二者对主观化的研究虽然取向不同, 但又有相通之处。以此为研究基础,潘海峰(2016)详细梳理了Langacker以认知为取向的共时主观化与Traugott以语义-语用为取向的历时主观化的研究侧重点,认为尽管两种取向的理论基础和研究框架不同,但认知和语用两大取向在语言的主观化问题上存在相通之处,并归结出两者的四点共性。不同于上述对Langacker和Traugott主观化理论交集的探讨,莫启扬、文旭(2017)聚焦二者的龃龉,具体论述Langacker的主观化是从小到大的问题,只要是语言表述都涉及主体的识解,主观性不可缺少,只是在不同的语境下主观化程度高低有别而已;而Traugott 的主观化是从无到有的问题,即一些语言成分从开始时未表述说话者的主观态度、情感和认识,而是逐渐发展,才可用于表述该类语义。此外,也有学者采取批判视角,质疑Langacker主观化理论的合法性,如王馥芳(2017)指出Langacker对主观化理论的合法性论述不充分,进而追问主观化理论的根源问题,并尝试从人类最抽象、最宏观的知识结构角度探析主观化理论的合法性根源,为我们如何避免陷入“主观主义”泥沼提供了理论支撑。
语言的主观性是指“言者通过运用语言结构和其常规手段表达自我及说话人态度、信念的方式”(Lyons 1977: 739)。从广义上说,主观性与话语中言者的自我表达、言者的立场与态度的表征有关,是语言中体现出来的‘言者印记’。Langacker(1985)认为观察者的“视角”是一个表达式是否具有主观性的关键所在,语言的主观性与语言使用者对客观情景概念化的方式有关,而概念化的方式又与语言使用者对客观情景的观察视角有关。黄蓓(2016)从理论内外部综合评述Langacker主观性理论的功与过,尝试为语言主观性的研究探寻新路。上述语言主观化和主观性的研究一方面揭示了语言主观化与主观性的认知本质,另一方面也彰显了认知语法的理论阐释力。
国内认知语法应用探索主要关涉两大方面的议题:一是语言问题的认知语法解释,即认知语法理论的基本构念和方法在具体语言现象分析中的应用;二是语言实践等相关领域问题的认知语法阐释,将认知语法的基本思想和概念应用到语言实践等相关领域,如外语教学、语言习得、翻译、词典编撰及跨学科多元应用等,其应用研究的总体特点如下。
3.1 总体特点
认知语法为我们观察、描写和解释语言问题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它的研究范围相对较广,关涉汉语语言本体的诸多层面:词汇、句法、语篇、修辞和时体范畴等。此外,目标语言多样,除英语和汉语外,也有对德语和俄语等非通用小语种语言现象的分析。总体来看呈现出两大显著的研究特质:1)“就事论事”,验案举隅;2)“以小见大”,义理和考据并重。“就事论事”类研究多在认知语法基本理念和方法的观照下,考察某一具体语言现象,旨在给出全新阐释。这类研究一方面拓展了我们对既有语言现象的认识,同时也验证了认知语法理论假设和方法的合理性,但其对认知语法理论创新性构建的效用甚微。“以小见大”类研究多聚焦某一尚存争议的经典语言问题或边缘语言现象,在对这一研究对象系统性考察的过程中,发现认知语法理论的解释力存在局限,进而通过理论思辨,整合出新的分析模式。在运用新模式阐释现有语言现象的同时,并将其拓展应用于解释其他语言现象,以验证新模式的解释力。该类研究在拓展我们对语言现象经验认识的同时,也对认知语法理论创新性发展大有裨益。
在运用认知语法基本理论工具寻求语言问题新阐释的同时,国内学者也探讨了理论在外语教学及其他语言实践领域的多元应用价值,目前已初步实现了认知语法理论在外语教学、翻译研究、词典编撰、话语分析等领域的成果转化。从总体上看,应用探索与理论思辨并行向前推进,下面我们具体展示认知语法应用研究的两大主要议题:1)语言问题的认知语法解释;2)认知语法在外语教学等领域的应用交叉。
3.2 语言问题的认知语法解释
1)汉语词类问题
汉语词类问题是汉语语法研究的根本问题(朱德熙1980, 1982)。不同于按照句法分布特征对词类界定的思路,Langacker(1987,1991,2008)明确提出基于语义内容来界定词类范畴的做法是可行的。根据认知语法的观点,词类的分布特征不是界定词类范畴的根本依据,而是范畴蕴含的抽象意义所作用的结果。每个词类范畴的语义典型成员所体现的人类一般认知能力,同样作用于范畴中语义非典型成员,因此词类范畴可以在一个高度抽象的层次上,根据其概念语义基础来界定。简言之,名词侧显某个事体,而动词、形容词、副词和介词则侧显某种关系。这一视角为词类范畴的界定提供了一个崭新的思路, 对解决汉语这类非形态语言的词类问题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承继Langacker词类研究思路,国内学界尝试在认知语法框架内探讨汉语词类的本质和词类活用现象,其中特别值得关注的代表性研究主要有二:一是高航(2008a,2009,2010,2017,2019,2020)的一系列研究。该系列研究完整地贯彻认知语法的思想,从一般认知能力出发去考察汉语中名词化和动词化等现象,在分析中首先论证现象关涉的普遍认知能力,然后考察这一能力在现象中的体现。其研究对真实语料的精细描写和分析为词类研究提供了范本,研究结论也令人信服。二是张韧(2009)对词类活用本质的探讨。他强调认知语法的动态网络思想,从以使用为基础的语法观念出发, 明确提出词类本质上就是一个范畴化网络系统,而不是等待语法操作的初始成分。传统的词类概念是一种抽象的词汇范型, 是高层次构式范型(schema)对词汇进行抽象范畴化的结果。庞加光(2013,2017: 56-57)强调词类的具身体验特征,论证语法构式在词类活用现象中的作用。他指出词的句法分布并非由其范畴特征所决定,而是由相应的语法构式决定,尤其要看构式所关涉的角色能否将其范畴化。由此,词类活用问题被还原为构式环境下的再范畴化问题。
认知语法理论观照下的汉语词类研究是中国学者“采他山之石,攻我之玉”的典型范例,也是理论本土化应用的有益尝试。认知语法的词类观为认识汉语词类本原提供了新的思路,该思路在构建词类范畴时兼顾内在语义和外在语法分布信息,为词类本质“是何”这一经典问题提供了全新的认知泉源。
2)汉语句式研究
认知语法视角下的汉语句式研究成果颇丰。学者们聚焦汉语句式的句法语义结构的特异性,运用认知语法的概念工具,揭示句式意义生成的认知机制,阐释句式表征的认知动因,基于汉语语言事实对汉语句式的概念基础进行细致入微的观察、描写与解释。高航(2008b)考察了名词谓语句的概念基础,指出名词谓语句的动态性是主观化和心理扫描的结果。牛保义(2008)探讨了“把”字句的语义生成机制, 对“把”字句语义构建的动因给出了合理的解释。文旭(2008)将汉语双主语句定性为一种参照点结构。张韧(2012)详细考察了“有”字句句法语义内部的复杂关联性和差异性,具化展示了认知语法参照点处理模式对“有”字句多种用法的概括性和句法语义特征的解释力和预测力。李香玲(2015)搭建了汉语兼语句语义构建的认知分析框架,深入分析了兼语句的语义重合和话语功能。张克定(2016)探讨了处所主语句语义构建背后的认知机制和认知过程。张翼(2018)利用参照点操作对“他的老师当得好”句式中“NP1的NP2”的短语属性加以界定, 展示了该句式的生成方式。陈禹(2019)借助基线-阐释模型解释了主谓谓语句的生成途径。庞加光(2019)基于认知语法的控制循环模型考察了被动句的认知机制,并厘清了被动语态与英汉被动句的本质关系。
此外,也有学者直面句式关系研究中尚存的分歧,运用认知语法的理论工具提出新假设,并尝试验证假设的合理性,如王立永、韩红建(2016)指出诉诸转喻将领主属宾句视为存在句的引申这一看法缺乏严密论证,而且与领主属宾句的语法事实不符。他借助认知语法中场景主语结构概念和活跃区操作手段,论证了领主属宾句是一种包括存现句在内的场景主语结构,领主属宾句的主语并没有发生转喻,而是一种显影/活跃区不对应的现象。在辨明句式关系的同时,该研究也有效地区分了转喻和活跃区操作。
认知语法框架下的汉语句式研究一方面开拓了汉语句式研究的新路径,丰富了汉语语法研究的内涵;另一方面也验证了认知语法概念分析工具的适用性,提升了认知语法理论的解释力和预测力。但遗憾的是,在运用认知语法理论所提供的概念工具和技术手段进行语言分析的时候,鲜有学者对其可能存在的理论局限性进行深入思考,这无疑遏制了理论创新性发展的源动力,也成为目前认知语法理论研究尚存的不足之一,下文有具体论述。
3.3 认知语法在外语教学等领域的交叉应用
作为一种具有高度理论综合性和经验可行性的理论,认知语法对语言本质的全新阐释为语言实践相关领域的研究提供了有益启示,如外语教学、语言习得、翻译、词典编撰等领域。在关注汉语语言问题的同时,国内学者们也努力去探索认知语法理论对外语实践可能带来的启示。如贾光茂(2019)注意到传统外语能力框架要素与外语实际使用过程的不一致问题,他指出外语能力体现通用认知能力,并尝试从认知语法的识解维度重构外语能力框架。罗益民、蒋文凭(2007)以认知语法中自主-依存概念分析《史氏汉英翻译大词典》在收词、立目、释义、译例等方面潜在的认知规律以及编纂特色。丁国旗(2011)探讨了不同识解维度对翻译实践的启示。此外,认知语法与文学、文学批评、批评话语等研究领域多向度结合,识解、射体-界标等概念工具被用于文学文本批评和话语语篇的意义动态构建研究。张辉、罗一丽(2017)分别运用行为链和情境植入模式分析了情报话语的小句组织方式以及情报话语中情报写作者对所描述事件可能性的认识判断。也有学者基于认知语法理论解读文学作品的文学性,如吴永强、邓忠(2019)从“意义就是概念化”这一基本思想出发,阐述朦胧诗如何借助其语法手段以及背后的概念化操作从而使其文学性得以实现的过程。上述研究从不同维度展现了认知语法理论的多元应用潜质,认知语法在中国已初步实现了理论的多元应用发展。
中国认知语法研究经过30余年的发展,取得了一些成绩,方兴未艾。与国外相比,国内研究仍有一些研究尚未充分展开,存在以下几个方面的不足,需要学者们投入更多的努力。
首先,研究内容多着眼于理论思想的解读和阐释,理论验证类研究偏多,创新性构建研究较少,大多数研究都是在应用中验证认知语法的理论分析工具(如识解、参照点、基线-阐释等)的解释力,鲜有对其适用性和局限性的集中探讨。只有少数研究提及了概念分析工具存在的问题,如程琪龙(2004)指出了认知语法理论工具(如桌球模式、舞台模式等)解释力的局限性;张韧(2012)谈及了参照点概念内涵和适用范围的模糊性问题;张翼(2013: 169)指出了认知语言学家对识解概念的界定不一致等问题;陈禹(2021)简要论述了基线-阐释模式的不足。与国外学者破中带立的质疑研究(如Broccias &Hollmann 2007;Hollmann 2013)相比,国内学界普遍缺乏对认知语法概念工具的适用性和解释力的批判性反思,对概念工具之间理论关系的思索还不够深入。
其次,就研究范围而言,汉语认知语法研究多偏重句法,对语篇和修辞层面的问题关注较少。此外,研究维度单一,句法研究大都仅停留于共时层面,而历时语料可以证实或证伪认知语法相关理论假设,能够与共时研究可互为补充,为建立更加切实可行的理论假设铺路。
再次,研究方法相对单一。大多数研究都是对内省语料的微观分析,仅有少数研究借助语料库(如王义娜、李银美 2019等)或认知神经等技术开展定性和定量相结合的研究。在近些年认知语言学“量化转向”趋势逐渐深入的背景下,认知语法研究也须寻求语料库、行为实验和神经实验的汇流证据来检验理论假设的科学性和合理性,进而研判其理论构念的心理现实性。
最后,认知语法在外语教学、语言习得、翻译及词典编撰等领域的应用研究刚刚起步,成果数量相对较少,整体进展呈现缓滞状态。而国外近些年跨学科多元应用的趋势日渐明显,应用范围不断向外拓展,已从文学文本分析、批评话语分析扩展到失语症话语、手势和多模态等领域。相较之,国内认知语法跨学科交融应用研究的范围较窄。
国内认知语法研究在理论思辨与应用探索两大维度均取得了一些成绩:一方面,明晰了认知语法的理论地位,围绕语言主观化和主观性等问题做了系统且深入的理论阐释,理论思辨能力逐步提升;另一方面,汉语本体研究蓬勃发展,尤其是汉语词类和句式的研究成果颇为丰硕。但与此同时,国内认知语法研究也存在理论思索不够深入、研究方法和研究维度单一及跨学科多元应用的范围过窄等问题。鉴于此,在未来的研究中,我们一方面要加强对理论分析工具的反思性认识,寻求研究方法的多元路径,进而为理论的创新性构建铺路;另一方面也要不断尝试拓宽理论的应用疆域,深入发掘理论跨领域多元应用的更多可能性。中国认知语法研究是世界语言与认知研究图景中浓墨重彩的一笔,我们有理由期待今后在理论与应用的各个方面取得更大的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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