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佳怡
(湖南师范大学文学院,湖南 长沙 410081)
从“戏剧三部曲”到“舞台三部曲”,陈彦始终秉持为小人物立传的原则进行创作,他的“每部小说均是芸芸众生最为日常的生活图景合集,读者在这里了解他们未曾经历的或只见表面不明就里的世俗人生”[1]171。在对其作品进行阅读与研究时,人们往往更在意“主角们”与正面人物的精神状态,如作品中的罗天福、罗甲成等。实际上,小说中的“配角”同样不容忽视。小说《西京故事》中,西门锁虽非主角,却比主角老罗一家更具代表性与典型性——现实生活中,中间人物才是大多数,他们处于一种“先进与落后之间的中间状态”[2]。一方面,西门锁有瑕疵、有成长背景的形象更加真实可感;另一方面,与具备儒家特征的“贤者”罗天福相区别,西门锁补足了城市阳光面背后的“灰色地带”,揭示了西京城中的诸多问题。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间人物”出现在很多文学作品之中,“第一批以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的梁三老汉为代表,第二批以秦波、陈焕生、谢惠敏为代表,第三批以杨重、于观等为代表”[3]。“中间人物”的身份从“十七年文学”时期单一的农民变得更加丰富,结局也不再是单纯的光鲜。作为陈彦作品转型尝试的开端,《西京故事》里对“中间人物”西门锁的刻画具有一定的研究价值——从戏剧中“闻其声而未现其人”[4]143的衬托“配角”,到拥有行动逻辑的人生“主角”,西门家的闹剧亦是西门锁摇摆不定的人生悲剧,极富代表性地诠释了得过且过的“中间状态”。
人生而有根,根是一种归属感——不仅是作为容身之处的空间上的房间,更重要的是一种心理上的依赖。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的第三阶段“归属和爱的需要”便是此处对“根”的需求,即与他人保持密切的关系。在小说《西京故事》中,家乡塔云山是罗天福一家立足社会的根,目送他们走入西京,也接纳他们回归故里——尽管与城市对立,乡土也始终保有自己的立场与关系网。但作为“城市中的农村”,城中村有着极其尴尬的属性:“相对于市民、机关干部、企事业单位职工,他们是被城市边缘化的农民,但相对于进城打拼的外来民工,他们又是城市中坐收其利、不劳而获、衣食无忧的食利者、城里人。”[4]143于是城中村变成了人们不愿提及的灰色地带,成为了一个中转站。这里的原住民也沦为失根者,成为西京城的边缘人:以西门锁为代表,他们正面临着进退两难的尴尬境地。
城市是一种成功身份的象征,进入城市是一份得到价值认同的荣耀。许多农村子弟正是以此为目标奋斗,渴求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在城市中扎根立足。路遥作品中高加林、孙少平等人的奋斗亦是以此为驱动力。城市的资源同样深深地诱惑着城中村的原住民们:与王朔笔下的“顽主”们相似,西门锁也是“不费吹灰之力便拥有了最好的待遇、享受着最舒适的生活”[5],年少时依仗着文庙村的霸主地位肆意妄为,以一种受限的眼界与上位者的姿态,理所当然地认定自己是城市的一分子;人到中年,面对生活的窘境、见到了文庙村之外的世界后,西门锁感到自己无处可去,“看到城市的日益繁华,但这种繁华却和他们没有太大的关系”[1]172时,便产生了脱离这种虚浮状态的强烈愿望,本能地想要融入城市,维系自己成功者的身份,享受热闹的生活与被认同的骄傲。
城市荣耀的内核是自食其力、富有节奏且稳定的生活状态。西门锁没有一技之长,城里人的武装只是一种自我欺瞒。金钱于西门锁而言仅仅是封建继承思想的延续,西门锁的一切从出生开始便是“拿来”的:从依靠父亲到依靠郑阳娇,他自己没有过丝毫的奋斗,从未考虑过如何生存。换言之,他没有自我价值,城市自然不会对这样一位混混敞开大门。昔日友人的离去正代表着城市生活体面的拒绝,西门锁早已被钉在城市的边缘,文庙村不是他的根,他不属于这座西京城。
另一方面,乡土是社会的根基,一切繁华都是自土地发展而来的。罗甲成在感到无法融入西京时能够在塔云山寻求到认同,塔云山子民的淳朴本质也悄然滋润着西门锁的内心:不论是与郑阳娇发生争执后罗天福真挚的关心,还是过年无处可去时在出租屋与老罗等乡下人共进年夜饭,都令西门锁感受到了关怀,并且对“归属”这一概念产生了新的界定。
乡土所保有的纯粹背后是对自然的敬畏以及对他人的尊重。诚如费孝通先生所言,“靠种地谋生的人才明白泥土的可贵”[6]2,农民赖以生存的土地在西门锁眼中只是身为东家用以盈利的工具,他用“土”来看待农民。以出租院中的老槐树为例,它被城市化的进程遗忘,西门锁也从未在意过这棵始终被农民租户围绕的大树,没有体会到树下每个夜晚被认定“扰民”的秦腔声中的悲凉,其中蕴含着对生活的慨叹以及对故土的怀念。如贾平凹在《秦腔》中所隐喻的情感寄托一般,“秦地人民看戏、听戏甚至唱戏的重要原因,就是在‘秦腔’苍凉悲壮的唱腔内寻找情感宣泄的可能”[7],西门锁唯一的一次享受只是在帮助老罗缴纳罚款后的一种自我满足。西门锁对院中被守护的国槐的淡漠与罗天福对老家两棵紫薇树如信仰般的崇拜的对比正是这种精神缺失的具现:如破锣与旺夫嫂在那张代表出轨的名贵床上的性爱讽刺的那样,西门锁永远无法体会纯粹的快乐,也无法意识到繁华与金钱只是生活的一部分而非全部。朱父对金钱臭气的唾弃中仍旧保有对来自乡土的本真的尊重,这与西门锁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城市被急功近利的超级利己主义臭气所熏染。”[8]和其他租户一样,罗甲成对西门家的态度实际上也代表着乡土对西门锁的拒绝——他穷得只剩下金钱,早已无法退回乡村,更无法面对这些无所求的、小心翼翼守护着尊严的乡村人。
无法融入城市,也不被乡土认可,西门锁进退两难的境地不仅展示着地域层面的失根,更蕴含着文化与精神层面的迷茫。身处城市的边缘,西门锁无法认同自我的身份并为之焦虑,于他而言,西京城和别处一样,都只是无爱的世界,他的生活圈子已经决定了他的生活状态——悬浮无依。妻子郑阳娇长期以来掌控着他的钱财与行动,以此维系自己身为第三者抢来的生活;他的身边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朋友,年少的玩伴有了家庭后都悄然退场,只剩无休止地向他讨要钱财、只因有利可图才愿跟随的小喽啰伍疤子;他没有谋生的正规工作,却有一位出轨被捉奸在床的第三者温莎……城市身份得不到认同,加之无人可以交流,西门锁在精神层面上是空虚且迷茫的,他是这座西京城的边缘人。
“一个无根的民族是没有生机的,一个无根的国民是没有灵魂的。”[9]西门锁代表的是庞大的、迷茫的、“失根”的城中村“食房族”群体:一边坐吃山空,一边为自我价值的实现而迷茫,期盼城市化的同时又恐惧立足之处被剥夺。城中村同样能支撑进取、孕育变革,唯有抛开城市自得感,“中间人物”们才能找到真正的栖息地,找到民族之根。
知识能够改变生活,改变人生与命运。正因身处城市边缘,西门锁年轻时并未意识到知识的重要性,中年时面对自己与他人一地鸡毛的生活才感到悔之晚矣。因为郑阳娇极强的掌控欲,两人间紧绷、焦灼的相处状态压断了西门锁的精神红线,他开始想要逃离,强烈地怀念过去与“知识”相伴的平静生活。在了解到出轨对象温莎的悲惨经历,注意到城市中“温莎般”没有知识、在娱乐场所从事擦边职业的穷苦边缘人的挣扎后,西门锁开始恐惧这样的经历会复现于自己后代的人生中。看到伍疤子偷鸡摸狗的生活方式与结局,看到自己不被认同的状态,他明白了没有知识、失去道德的命运归宿,对未来感到无尽的迷茫。这一切都为他重新认识知识的重要性提供了可能,因此他愈发敬畏知识、愈发尊重知识,更愈发悔恨。
首先,知识关联着生活状态的体验。一方面,知识改变了他们看待问题的视角:相比于跳出现状,知识分子更倾向于接受与忍耐,相信自己能够改变生活。另一方面,诚如苏格拉底所言,知识即道德,知识体系赋予了他们道德感与责任感:知识分子会更多地考虑他人而不惜牺牲自我。西门锁的第一位妻子赵玉茹正是一位典型的知识分子,作为毕业于省幼儿师范的幼儿园老师,她接受过良好的教育,温柔贤惠,尽管对西门锁没有感情,她也接受这种生活,未曾嫌弃西门锁的无知,不曾对西门锁说重话,以日积月累的陪伴与包容感化他,以牺牲自我换取家庭的平静。而第二任妻子郑阳娇同西门锁一样“不学无术”,一味追求物欲享乐,溺爱儿子,泼辣管教西门锁以维系自我利益。西门锁同赵玉茹在一起的无忧无虑与被郑阳娇严加看管的麻木、叛逆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种生活状态的差异使西门锁认识到了知识涵养的重要性,怀念自己所失去的平静生活。因此他越发为自己的无知而后悔,也明白了父亲为何坚持要他娶一位知识女性以改变生活,他也由此开始了自己的赎罪之路。
西门锁对待赵玉茹态度的转变正映射着他对待知识从轻视到尊重的心路历程,他对前妻的愧疚正是他面对知识的一种反思。在与赵玉茹的一次次交往中,他看到了知识分子的高贵品质,逐渐找回了生活的意义,敬畏知识并想要将自己救出困境:虽然起初毫无章法,只会用金钱换取良心的安宁,但他也逐渐学会了“水滴石穿,铁杵磨针”[10]255的笨办法,一点点感化孩子。他对映雪说,“时间越久,我越觉得你妈这个人……厉害”[10]312。因此在赵玉茹重病时,西门锁不仅慷慨解囊以求心安,还揽下了照顾赵玉茹及一家老小的责任。这种自救方式的转变彰显了西门锁对知识的重新考量与接受,标志着他对知识分子骨气与精神的敬重。
其次,知识能够带来广泛的社会身份认同。一方面,社会对知识分子有一种天然的崇拜,在《白鹿原》的书写中便可见一斑:作为知识分子的朱先生充满着神秘感,获得了白鹿原上所有人的尊敬,这体现了“知识即尊贵”的价值观。另一方面,“在现代社会里,知识即是权力”[6]125。知识分子具备较高的综合素质,能够让社会发生正向转变,拥有教化力量,西门锁正是在周围人的态度中明白了知识的重要性。罗天福一家虽然贫穷,却获得了极为广泛的社会认同:街道办的贺春梅总是非常尊重罗天福的意见,却不愿与西门锁打交道;院中的“怪老头”东方雨老人为罗天福做传,却从不屑与西门锁交流;甚至西门一家也尊敬具备知识的罗甲秀,请求她为不开窍的金锁做家教……对比之下,不论是家中的郑阳娇与金锁,还是麻将场往来的宾客,总以“西门大官人”西门庆来类比西门锁,这令他愤怒:尽管拥有财富,他的社会身份已与这样的败类绑定。
内在的知识可外化为待人接物的方式。诚如东方雨老人的记录,罗天福就是这个时代的民族脊梁:做过乡村教师,做过村支书,培养出一对拥有知识的优秀的儿女,并让他们走出大山。在与罗天福的接触中,西门锁看到了老罗人穷志不穷,老罗尽管是以打饼为生、不再有光鲜的身份,但依然在享受生活、不断汲取知识,所以他愿意为罗天福自掏腰包交罚金。在金锁被打的“敲诈”事件中,西门锁第一次与罗天福面对面谈判,看到罗天福的底线与坚持:认错,但更认理。他见证了老罗在文庙村几年的为人处世,看到了这过去几十年里知识对人的改变,想起了前妻赵玉茹、女儿映雪,认识到了知识分子的“文化自豪感和价值尊严”[11]。西门锁看到老罗内里比钢铁还硬,“神圣不可冒犯”[10]227,因而为这种气节所折服,发自内心地敬佩这个和自己年纪差不多大的、富有知识、坚守底线的“老大哥”。
最后,知识提供了改变人生的可能性。“知识与教育、与人的素质总是有关联的。”[12]我们通过教育获取知识,并依凭教育创新知识,进而改变生活。不论是《西京故事》中的罗家姐弟与赵映雪,还是路遥笔下的高加林、孙少平,又或是陈彦作品中的乔雪梅、韩梅,都希冀通过读书与受教育来改变自己的命运,走向城市、走出贫苦。《平凡的世界》中,孙兰香“借助国家、学校层面所提供的教育机会实现了阶层的飞跃”[13],《迟开的玫瑰》中,温欣等人考取名牌大学走出山村,成为城市建设的工程师,受到表彰与尊敬等都是最直观的体现——走出一个既定的世界,实现更大的人生价值。西门锁便是在女儿映雪的生活转变中发觉了改变现状的可能。西门锁的父亲曾对他寄予厚望,在他一次次考学失败时掏钱让他继续读书;借用囊萤映雪的典故为孙女取名,提及“咱家这好的条件,竟然出不了个下功夫读书的”[10]24。西门锁的父亲意识到了知识的重要性,但西门锁却认为有钱就不必担心。看见罗家姐弟考上名牌大学,走出贫苦乡村,走进西京城,看到女儿映雪高考一举夺魁,被媒体报道,走向繁华的首都北京后,他重复了父亲的心路历程:自己无法改变,所以对后代寄予厚望。但也收获了失望:“他越来越觉得金锁像儿时的自己,就想去管教、去改变……他是多么希望金锁能好好读书,给文庙村放个卫星哪。”[10]260
西门锁体会到自己无知、无味的人生后更加敬佩罗天福等人,这体现了他对知识的敬畏与渴求,并最终表现在他对自已过去行为的反省上,所以他终于迈出了自我救赎的第一步,去靠近赵玉茹母女。但他这种自救的尝试只获得一个模棱两可的结局,他的命运似乎早已写定,西门家的未来亦很渺茫。可以说,“中间人物”西门锁代表的是当下社会中的大批边缘人,以其视角做出的肯定不仅强化了老罗的贤者身份,更引发了读者对生活在西京城暗处人们的关注、对繁华的城市化进程中存在阴影的哀叹。
喜剧与悲剧“就像两面镜子,一个映照出另一个”[14]。相较于同名戏剧中对老罗家单一的颂扬与大团圆式的喜剧结局,小说中西门锁的命运归属无疑是一场平淡却刺痛人心的悲剧:以西门锁的个人尝试为分界线,他人生的3个阶段都不可避免地指向了争吵与妥协。陈彦借西门锁的人生经历“揭示出人类的生存本相、生存状态和生存困境”[15],不仅暴露了当前社会中的诸多问题,更展现了作为“中间人物”的无可奈何。
西门锁的生活实质上是一场命运悲剧,与《雷雨》中乱伦的家庭关系以及两代人挣脱不开的“少爷与女佣”的身份限制一样,西门锁的背后也有一种力量左右着他的结局。一方面,在婚姻关系中,西门锁任由郑阳娇“第三者上位”“怀孕逼宫”,与妻子赵玉茹离婚,由此失去了平静的生活。尽管郑阳娇严加看管,西门锁还是再次越过红线,出轨温莎。这种婚外情的畸形关系再现不仅是对郑阳娇插足他人婚姻行为的报应,更是对西门锁本性的惩戒,是他人生中的具象化枷锁:他永远无法获得自己所期盼的生活。另一方面,在后代教育上,西门锁一双儿女之间的对比同样具有讽刺性。同前妻赵玉茹所生的女儿赵映雪高考一举夺魁,进入北京大学深造;而与第二任妻子郑阳娇生的儿子西门金锁不仅高考失败,更因肇事而锒铛入狱。儿子金锁正在重复他的人生:堕落且浑浑度日,满身恶习且不知悔改。西门锁去世后,金锁会不会成为下一个伍疤子?
西门锁的悲剧也是一场性格悲剧,逃避与妥协是导致悲剧的直接原因。西门锁之所以会走到进退两难的境地,为过去的无知而“悔之晚矣”,正在于他对待问题的态度是“无可奈何”。年轻时养成的放纵思维使西门锁格外容易对现实妥协——他不爱赵玉茹,但因为是最佳选择而妥协结婚;不爱郑阳娇,但因为意外而不得不妥协,离婚,再婚;他不爱温莎、不想再有瓜葛影响生活,但因为对方的纠缠与索取而再三妥协、再次肉体出轨;他不屑与偷盗的伍疤子为伍,又不能不以“破财消灾”的妥协满足他对金钱与性爱的渴求……西门锁越过红线不是因为精神上的崩溃,而是源于他长期以来习以为常的顺应他人的本能。他对自己糟糕人生的态度可以概括为“破罐子破摔”,认命做一个糟糕的社会蛀虫。
不得不维系第二段名存实亡的婚姻固然是痛苦的根源,但西门锁未曾尝试摆脱,处理方式尽显他的懦弱。他在面对郑阳娇时永远是低姿态的:在他的观念里,只要不在郑阳娇面前展露,就可以在暗地里达成自己的目标,这种心理的本质就是逃避,逃避与郑阳娇正面冲突。出轨闹剧发生后,西门锁知晓离婚是一种解脱,但又因为对可能性的预估而放弃了——郑阳娇换掉旧床,打开了粉色的灯光,西门锁就明白“郑阳娇能主动给这个台阶,今晚无论如何得下,毕竟是自己的错,又没打算离婚”[10]57,以“没打算”3个字对自己作了否定。正如结尾的留白所预示的,“他的身上突然冒出了阵阵虚汗,他在硬着头皮往回走,那是回家的路”[10]532。西门锁缺乏坚定的信念与精神,如从前一般,他会再次妥协,再次接受,再次对生活感到无可奈何。他无法坚定地摆脱这种生活,依靠双手致富,只能重复循环的悲剧宿命。
西门锁的悲剧不仅是个体的悲剧,更是一场社会悲剧。在城市化的进程之下,社会缺少对城中村这一地带的关注,更少关注身处其中的人们的精神状态——西门锁正是这种种问题的化身。首先,城中村不应当是作为收容地而存在的,土地也不该是牟利的工具。小说中,所谓的“文明城市建设”仅仅是走流程,执法人员一走,脏乱差的城中村风貌便再次回归:不断上涨的不合理的租金,脏乱差且高危的生活环境,电线老化,房屋由仓库改建而成,容纳了远超上限的租客,农民工租户无法在文庙村获得归属感。西门锁尽管累积了财富,挥金如土,但靠不正当手段得到的财富不能给他带来幸福,反而成为一种枷锁。
其次,西门锁这一形象昭示着社会上一部分“富人”的精神状态。郑阳娇曾高呼农民工吃饱喝足就感到满足,而无人在意富人的烦恼,西门锁实质上代表了这类自诩清高之人:他们无法意识到人与人是平等的,并因为财富而放弃了精神世界,空虚而无知。西门锁丝毫不在意他人是否需要,不在意自己的行为是否为他人带去了困扰,只在一次次递出的银行卡与打出的钱款中获得一厢情愿的心理安慰与自我满足。
最后,小说也体现了对时代教育方式的反思。在义务教育普及的今天,仍有许多人无法获得素质教育。叛逆与无礼的金锁一次又一次被退学,老师无法与之沟通。这种“我们尽力了”的遗憾背后,同样带有一种对唯分数论的质疑。罗甲成也是一个城乡交叉地带的双面人:接受了良好教育的罗甲成起初同样是无礼的、自傲的,接受教育并不一定代表具有高尚的人格。
西门锁的宿命悲剧是性格悲剧、命运悲剧,更是千千万万处于中间状态的“富裕”家庭精神空虚的社会悲剧。西门锁尝试的各种阶段性胜利的自救也都只是精神层面的自我满足,与阿Q的精神胜利法相同,现实生活没有丝毫的改变:回到文庙村,他依旧是那个浑浑噩噩的西门锁,依旧与郑阳娇过着程序化的无爱生活,依旧每天面对争吵,依旧只能无限期地逃避。
对比罗天福一家看得见的光明未来与西门锁一家望得到头的黑暗,同为城市之中在泥潭中挣扎的“小人物”,老罗一家展现了乡土的淳朴与茫然、梦想与拼搏,西门锁则暴露了城市真正的问题,展现了精神世界的空虚。作为“中间人物”,西门锁并非“可恶的有钱人”的“扒皮形象”,其是非观并未完全被金钱抹杀;另一方面,他的向善救赎浮于表面,仍存有富人的奸诈与虚伪。
正如梁三老汉的转变“具有现实的真实性和历史的复杂性”[16],陈彦努力想要塑造罗甲成“浪子回头”形象,对比之下,西门锁“由恶向善”转变的行为逻辑更具有多层次的合理性:作为城中村的代表与化身,西门锁展现了“堕落化生存是城中村目前面临的严重现实”[17]的问题,而这些问题源于加速的城市化进程,所以西门锁其人也不能以单一标准评判。他自救的尝试始终处于理想之中,浮于表面,他始终逃避着现实的困难,游走在城市的边缘。始终无法认清自我的西门锁怀揣对知识的敬畏、对过去的后悔,终归难逃悲剧的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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