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满秀,廖逸捷,杨玉霜
(福建农林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福建 福州 350002)
随着我国城镇化、工业化进程的深入推进,大量农民工涌入城市转向非农产业,而不断深化的户籍制度改革和日益普及的基本公共服务使得农民工的社会融入水平逐步提高,但其总体融入水平不高,尤其是心理融入水平较低。心理融入作为社会融入的最高层次,是对城市生活的主观体会,以及对个人社会身份的认同感和归属感[1],反映了城市融合的程度。农民工群体是城市建设的重要力量,然而囿于户籍制度,他们无法与流入地居民享有同等的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离开农村却又难以融入城市,成为游离在城市的边缘群体[2],在心理上与流入地居民存在隔阂,难以形成“本地人”这一身份认同[3]。虽然公共服务的优化、收入水平的提高和生活条件的改善能够促进农民工融入城市,但进一步提高他们的心理融入水平还需要情感上的支撑。而情感支撑往往来源于社会关系网络互动,尤其是对于农民工而言,他们与城市的社会关系网络之间的互动会加深其对流入地的认同感和归属感,影响他们的心理融入水平。鉴于此,深入探究社会资本对农民工心理融入的影响,对推进农民工市民化具有一定的实践意义。
(一)文献综述
农民工的心理融入状况既关系到城市社会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也是推动农民工市民化的重要因素。农民工的心理融入与社会资本的关系引起学界的广泛关注。本研究主要从农民工社会资本和农民工心理融入等2个方面进行文献归纳和评述。
1.农民工社会资本。学界对社会资本的界定尚未统一。如Portes对社会资本进行系统性阐述,认为社会资本产生于制度化的、相互熟识的关系网络中,是集体向网络成员传递的一种资本[4];而张文宏认为社会资本本质上是工具性的,关注个人在社会网络活动中的投资和收益[5];王雨磊则强调社会资本的社会性,认为社会资本产生于人和群体之间,是群体积蓄的能量[6]。尽管学者从不同角度对社会资本进行阐述,但均认同社会资本是人们能够从社会关系网络中获取的资本,这种资本的整合程度和制度化程度高于单边关系资本,网络内部成员基于道德感而相互联结和负有责任,即社会资本的网络身份会给成员带来益处,而网络内部成员的行为表现和事业成败也会对集体网络声誉带来影响。这一观点符合中国的人情社会语境,农民工的网络资本更多存在于家乡,外出务工使他们远离传统的网络资本,其在流入地难以构建或者融入一个新的、整合程度较高的社会关系网络。相比于流入地居民,农民工在城市的社会网络构建和社会资本积累上存在劣势[7]。
现有关于个体社会资本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社会资本对个体经济活动和收入的影响上。早在1988年,Sprengers等对荷兰失业者进行研究,指出社会资本能够增加失业者的信心和求职积极性,从而使他们能够找到更好的工作[8];林南等也论证了丰富的社会资本能使个人获得更好的经济地位[9];王春超等对农民工的社会资本进行分类,将亲缘、地缘等闭合网络形成的社会资本称为整合型社会资本,将因流动而造成不同群体联结的社会资本称为跨越型社会资本,并对珠三角地区的农民工进行实地调查,发现两种社会资本都对农民工收入具有正向影响,其中跨越型社会资本对农民工收入的影响尤为显著[10]。上述研究说明,社会资本能够帮助农民工巩固经济地位,有利于农民工实现经济层面的社会融入。
2.农民工心理融入。国内学界根据中国人口流动的实际情况,将社会融入分为经济、社会、文化和心理等层面的融入[11]。其中,心理融入被认为是社会融入的终极阶段,是农民工完全融入流入地的标志[1]。农民工对流入地的心理融入程度较高,往往意味着其他层面的社会融入已经进行到一定阶段,但农民工在经济、社会、文化等方面融入城市社会,却并不意味着农民工能对城市产生心理认同。如杨菊华分析指出,部分农民工即使已经在城市获得一定的经济地位,习惯了城市的生活方式,也依然把自己当成城市的过客[12];李培林等也分析指出,农民工的经济融入不一定会带来其他层面的社会融入[13]。学界对农民工社会融入的影响因素也展开了诸多研究,侧重于分析城市政策和公共服务对农民工社会融入的影响,少数学者分析了社会资本对农民工心理融入的影响。如梁土坤、马超和王晓峰等分析指出,居住证的获得情况,以及医疗、健康、教育、保险、职业培训等公共服务获得情况会影响农民工对城市的心理融入[14-16];徐延辉等分析指出,丰富的社区社会资本有利于农民工的心理认同[17];但李培林等分析指出,社会资本对农民工城市融入的作用不明显,且由于农民工社会交往内卷化,其与同质化社区交往越频繁,对城市的身份认同程度就越低[13]。
综上所述,学界对农民工社会资本以及心理融入开展了大量研究,取得了丰富的研究成果,侧重于分析社会资本对个体经济活动和收入的影响。而关于社会资本对心理融入影响的研究中,鲜少研究社会资本对农民工心理融入的影响机制,且较少将社会资本进行分类研究。社会资本源于社会关系网络,农民工群体离开家乡到城市工作生活,经历了家乡社会网络到城市社会网络的转变,由此产生的社会资本具有特殊性。鉴于此,本研究关注社会资本对农民工心理融入的影响,从农民工是否认同“本地人”身份这一角度,研究农民工社会资本的改善能否提升其对城市的认同感和归属感,并基于推拉理论,从个体特征、政策服务和家乡资产等方面分析农民工在流入地的心理融入问题,进一步考察不同类型社会资本对农民工心理融入的影响,据此提出政策建议,以促进农民工城市融入。
(二)理论分析
农民工进入城市后,通过工作、社区、社团活动等途径重塑自身的社会网络,不断丰富自身的社会资本。根据林南等的社会资本理论,社会资本根植于社会网络关系中,而社会网络关系具有强化身份和认同感的功能,进而有助于增强心理认同[18]。其中,社会资本可以缓解信息不对称问题,社会网络关系是农民工获取资源和信息的重要载体,可以为农民工提供沟通交流的平台,为农民工提供就业、生活、社会等方面消息,帮助农民工更好地了解流入地的文化环境和风土人情,从而提高农民工对城市的归属感和心理认同[19]。同时,社会资本可以深化农民工与城市居民的沟通交流,在参与社会活动过程中,农民工与城市居民接触的机会增多,可以通过交往增进不同语言、风俗习惯、行为规范等的沟通交流,增进二者之间的相互理解与文化交融,有助于二者之间信任关系的建立,从而提高农民工对城市的归属感和心理认同。此外,社会资本可以提供不同类型的资源禀赋。农民工先赋的以亲缘、血缘、乡缘关系网络为纽带形成的原始型社会资本能够为他们进城务工提供帮助,如推荐工作、提供住宿和情感慰藉等,而随着农民工社会网络半径的不断扩大,以业缘关系网络为核心的新型社会资本能够为他们提供不同组织的资源禀赋,使他们认识到原始社会网络不是唯一的保障支撑,从而降低边缘群体的特质,增强农民工对城市的归属感和心理认同[20]。
(一)数据来源
本研究使用的数据来自中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China Migrants Dynamic Survey, CMDS)。该调查是由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组织实施的一年一度的大规模全国性流动人口抽样调查,调查范围覆盖中国31个省份(港澳台地区除外,下同)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采取分层、多阶段、与规模成比例的PPS方法进行抽样,样本量大,具有代表性。调查内容涉及流动人口基本信息、经济收入、健康情况和社会保障等。其中,该调查2013年C模块、2014年C模块,以及2017年数据包含农民工的社会融合情况和社会活动参与情况,与本研究的主题相符。因此,本研究选取2013、2014和2017年的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同时,将农民工定义为拥有农业户口,且前往城市从事非农产业、不属于雇佣他人者、流动时间超过半年的劳动力。经过筛选并剔除重要变量缺失的样本,最终得到有效样本38 977个。
(二)变量设置
本研究将变量分为因变量、自变量和控制变量。各变量的赋值和描述性统计详见表1和表2。
表2 不同特征属性下农民工心理融入情况Table 2 Psychological integration of migrant workers with different attributes
1.因变量。因变量为农民工心理融入。大部分学者采用“流动人口是否认为自己是本地人”来衡量农民工心理融入。由于CMDS 2013、2014和2017的问卷内容不完全相同,本研究分别采用CMDS 2013、2014和2017年调查问卷的题项“您认为自己现在已经是哪里的人”“您认为自己是不是本地人”“是否同意‘我觉得我已经是本地人了’这个说法”来衡量农民工心理融入。其中,在2013年和2014年问卷中,农民工认为自己是本地人或新本地人的,心理融入赋值为1;农民工认为自己是老家人的,心理融入赋值为0。在2017年问卷中,农民工选择完全同意或基本同意的,心理融入赋值为1;农民工选择完全不同意或基本不同意的,心理融入赋值为0。在对样本数据进行处理后,发现65.90 %的农民工认为自己是本地人,表明多数农民工在心理层面已经融入了流入地。
2.自变量。自变量为社会资本。本研究根据Portes对社会资本的定义[4],用社会组织活动参加情况来衡量农民工的社会资本。农民工的社会网络关系多存在于农村,其在城市的社交活动较为零散,包括地缘社交、业缘社交、学缘社交和志愿者活动等。因此,本研究选用CMDS 2013、2014和2017年问卷中,农民工在本地参加工会活动、志愿者活动、老乡会活动、同学会活动、家乡商会活动、党团组织活动以及其他活动的情况来衡量农民工的社会资本。根据农民工参加社会组织活动的数量对其社会资本进行赋值,依次赋值为0分至7分。就样本分布情况来看,社会资本的均值为0.768,表明农民工的社会资本较为薄弱,在流入地较少参加社会组织活动。
3.控制变量。推拉理论把农民工流动的影响因素分为城乡双方的推力和拉力,本研究的控制变量中除了个人特征外,政策服务属于城市吸引农民工心理融入的拉力,家乡资产属于农村增强农民工家乡归属感进而排斥城市融入的推力。其中,性别的均值为0.587,表明被调查农民工以男性居多;年龄的均值为35.011岁,标准差为9.068,表明被调查农民工整体年龄不大,但年龄差异较大;受教育程度的均值为3.442,表明被调查农民工的受教育程度整体较低,以初中为主;婚姻状况的均值为0.799,表明被调查农民工多数为已婚;流动时间的均值为6.144年,表明被调查农民工多数为长期流动群体;家庭月总收入的均值为0.647万元,表明被调查农民工多数家庭月总收入不高;居民健康档案的均值为0.343,表明被调查农民工多数未在流入地建立居民健康档案;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均值为0.673,表明被调查农民工多数参加了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城镇职工医保的均值为0.294,表明被调查农民工多数未参加流入地的城镇职工医保;田地的均值为0.656,表明被调查农民工多数在老家有田地;宅基地的均值为0.769,表明被调查农民工多数在老家有宅基地。
(三)不同特征属性下农民工心理融入情况
由表2可知,男性农民工的人数高于女性,且男性农民工心理融入的均值略高于女性;农民工的受教育程度以初中为主,且专科及以上受教育程度农民工心理融入的均值较高;已婚农民工占多数,且已婚农民工心理融入的均值较高;学界把1980年作为界限,将1980年以前出生的农民工称为第一代农民工,将1980年及以后出生的农民工称为新生代农民工,新生代农民工的人数高于第一代农民工,但新生代农民工心理融入的均值略低于第一代农民工;大部分农民工来自东部地区,但东部地区农民工心理融入的均值最低。这与既有关于东部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较高,则农民工心理融入水平较高的认知相矛盾,这可能是缘于东部地区生活成本比中西部地区更高,社会竞争更为激烈,会降低农民工的生活幸福感,从而降低其心理融入水平。
(四)模型设定
本研究的因变量为农民工心理融入,取值为0或1,属于二元离散型变量,因此选择Probit模型进行估计。具体模型如下:
Y*=α0+β1X1+β2X2+…+βnXn+δc+ε0
(1)
由此,社会资本影响农民工心理融入的二元Probit模型可以表示为:
Prob(Y=1|X1,X2,…,Xn)=Φ(α0+β1X1+β2X2+…+βnXn+ε0)
其中,Y表示农民工心理融入;X1表示社会资本;X2至Xn表示控制变量,包括个体特征、政策服务和家乡资产等3个层面;α0表示常数项;βn表示第n个自变量的Probit回归系数;δc表示流入地城市的固定效应,消除了不随时间变化变量的影响,如地区社会、文化、气候、环境等可能影响农民工社会资本和心理融入,而又无法直接观测到的因素;ε0表示扰动项。
(一)基准回归分析
为了估计社会资本对农民工心理融入的影响,本研究采用Probit模型进行基准回归分析,回归结果详见表3。
表3 社会资本对农民工心理融入影响的基准回归结果Table 3 Benchmark regression results of the impact of social capital on migrant workers′ psychological integration
由表3可知,社会资本在1%的水平上显著正向影响农民工心理融入,其边际效应为0.029。这表明社会资本对农民工心理融入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且社会资本每提高1个单位,农民工心理融入的可能性就会提高2.9%。这可能是缘于社会资本有助于加深农民工与当地居民之间的互动交流,且社会资本越丰富,农民工获取的消息越多,越能更好地了解当地的地域文化和风土人情,有助于提升农民工对城市的认同感和归属感,从而增进他们心理层面的社会融入。
在控制变量方面,在个体特征中,受教育程度、婚姻状况、流动时间和家庭月总收入分别在1%、10%、1%和1%的水平上显著正向影响农民工心理融入,表明受教育程度、婚姻状况、流动时间和家庭月总收入对农民工心理融入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这主要是缘于教育在为农民工获取城市户籍、城市住房以及嫁娶城市居民过程中发挥了积极作用,有助于增进农民工的心理融入;婚姻使得农民工拥有稳定的伴侣关系,家人的陪伴减少了身处异乡的孤独感,有助于增进农民工的心理融入;流动时间越长的农民工对城市的认同感和归属感越强,有助于增进农民工的心理融入;经济收入较高的农民工能够更好地负担起在城市生活的成本,为其社会融入提供经济基础,有助于增进农民工的心理融入。但性别、年龄和年龄的平方均对农民工心理融入影响不显著。这主要是缘于女性在城市也能够找到工作,经济基础是决定其心理融入的重要因素,因此在性别方面差异并不显著。而年龄较小的农民工对新鲜事务更有兴趣,能够主动融入;年纪较大的农民工有着丰富的社会阅历和经验,能够促使其适应城市,因此在年龄方面差异也并不显著。在政策服务中,居民健康档案在1%的水平上显著正向影响农民工心理融入,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在1%的水平上显著负向影响农民工心理融入。这表明建立居民健康档案对农民工心理融入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而参加新型农村医疗合作对农民工心理融入具有显著的抑制作用。这主要是缘于基本公共服务和政策制度的完善可以为农民工在城市生活提供更好的生活保障,强大的制度性拉力为农民工心理融入提供了支持;而新型农村医疗合作保险是农民工在家乡的医疗保障,会增强农民工对老家的归属感,形成农民工城市社会融入的阻力,使得其心理融入的可能性降低。但城镇职工医保对农民工心理融入影响不显著,这主要是缘于流入地城镇职工医保的目标群体是与用人单位签订劳动合同的工作人员,而多数农民工并非城镇职工医保的受益群体。在家乡资产中,田地和宅基地均在1%的水平上显著负向影响农民工心理融入,表明农民工在家乡拥有田地和宅基地对农民工心理融入具有显著的抑制作用。这主要是缘于拥有老家资产会增强农民工对老家的归属感,形成农民工城市社会融入的阻力,使得其心理融入的可能性降低。
(二)工具变量检验
由于社会资本和农民工心理融入存在互为因果的关系,导致本研究的Probit模型存在内生性问题。且本研究可能存在与自变量社会资本相关的遗漏变量,导致社会资本与残差项相关,这也会产生内生性问题。对此,本研究借鉴易行健等的做法[21],将县域内平均的社会资本作为工具变量,采用两步法进行检验。该工具变量选取县域内农民工参加社会组织活动情况的均值进行衡量。县域内农民工参加社会组织活动情况的均值反映该区域农民工参加社会组织活动的积极性,满足工具变量的相关性要求;同时,县域内农民工参加社会组织活动情况的均值只能通过影响个体的活动参与来影响农民工心理融入水平,即与扰动项无关,满足工具变量的外生性要求。工具变量的检验结果详见表4。
表4 工具变量的检验结果Table 4 Test results of instrumental variables
由表4可知,在工具变量的第一阶段回归中,P值小于0.001,故拒绝了不存在内生性的原假设,表明社会资本为内生解释变量,模型确实存在内生性问题。同时,县域内平均的社会资本与社会资本在1%的水平上显著正相关,且F统计量为36.980,远大于10,排除了可能存在的弱工具变量问题。在工具变量第二阶段回归中,在考虑社会资本内生性的情况下,社会资本对农民工心理融入的影响在1%的水平上仍显著为正,与基准回归结果相比,回归系数有所提高。这可能是缘于心理融入大大提高了农民工参加社会组织活动的积极性,从而弱化了农民工参加以亲缘、血缘、乡缘关系网络为纽带的社会组织活动对心理融入的负向影响,也可能是缘于存在与社会资本相关的遗漏变量,导致估计出现误差。
(三)稳健性分析
为了进一步检验结果的稳健性,本研究借鉴马超等的做法[15],将测度农民工心理融入的指标替换为“农民工长期居住在流入地的意愿”。剔除变量缺失的样本后,将农民工有长期居住在流入地意愿的,心理融入赋值为1;将农民工无长期居住在流入地意愿的,心理融入赋值为0。由表5可知,与前文基准回归结果相比,社会资本的估计系数有所改变,但估计系数的符号方向和显著性水平不变,进一步说明上述基准回归结果较为稳健。
表5 替换农民工心理融入指标的回归结果Table 5 Regression results after replacing the indicators of migrant workers′ psychological integration
(四)异质性分析
1.社会资本的异质性。为了进一步甄别不同类型社会资本对农民工心理融入影响的差异性,本研究将农民工参加老乡会活动、同学会活动、家乡商会活动界定为拥有原始型社会资本,将农民工参加工会活动、志愿者活动、党团组织活动以及其他活动界定为拥有新型社会资本。表6将社会资本划分为未参加任何社会组织活动、纯原始型社会资本、纯新型社会资本,以及新型、原始型社会资本皆有等4种类型,进行社会资本的异质性分析。由表6可知,相比于未参加任何社会组织活动的农民工,纯原始型社会资本、纯新型社会资本,以及新型、原始型社会资本皆有均在1%的水平上显著正向影响农民工心理融入,其中,新型、原始型社会资本皆有的系数明显大于纯原始型社会资本和纯新型社会资本。这表明纯原始型社会资本、纯新型社会资本,以及新型、原始型社会资本皆有均对农民工心理融入具有促进作用,且异质性的社会资本(新型、原始型社会资本皆有)相较于单一的社会资本(纯原始型社会资本和纯新型社会资本)更有利于提高农民工的心理融入水平。这可能是缘于异质性的社会资本可以给农民工提供不同社会组织的资源禀赋,为农民工提供多元化的社会交往渠道和平台,有助于增强农民工对流入地的归属感和心理认同。
表6 社会资本的异质性分析结果Table 6 Results of heterogeneity analysis of social capital
2.代际的异质性。为了进一步甄别社会资本对不同类型农民工心理融入影响的差异性,本研究将样本分为第一代农民工和新生代农民工进行代际的异质性分析。由表7可知,社会资本均在1%的水平上显著正向影响第一代农民工和新生代农民工的心理融入,表明社会资本对农民工心理融入影响的代际差异不显著。这与李培林等的研究结论较为一致[13]。这可能是缘于新生代农民工虽然在职业类型、收入、受教育程度等方面都好于第一代农民工,但大部分新生代农民工与其父辈相同,是在农村地区长大后才流动到城市且流动时间较短,对流入地的归属感不强。同时,也可能是本研究中年龄和年龄的平方均对农民工心理融入影响不显著,农民工的心理融入可能是通过其他因素起到间接影响的作用。
表7 代际的异质性分析结果Table 7 Results of intergenerational heterogeneity analysis
(一)结论
基于CMDS 2013、2014和2017年数据,采用二元Probit模型实证分析社会资本对农民工心理融入的影响,得出以下结论:(1)社会资本对农民工心理融入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2)控制变量对农民工心理融入的影响存在差异。其中,性别、年龄、年龄的平方和城镇职工医保均对农民工心理融入影响不显著;受教育程度、婚姻状况、流动时间、家庭月总收入和居民健康档案均对农民工心理融入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田地和宅基地均对农民工心理融入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3)异质性的社会资本(新型、原始型社会资本皆有)对农民工心理融入的促进作用大于单一的社会资本(纯原始型社会资本和纯新型社会资本)。
(二)对策
农民工的心理融入受社会资本影响,应进一步提升政府服务效能和发挥社会组织作用等,以推进农民工的城市融入进程,提高农民工的心理融入水平。
1.提升政府服务效能。农民工心理融入是城乡融合的重要衡量指标,应进一步提升政府服务效能来帮助农民工拓宽社会资本、融入城市生活,进而提高其心理融入水平。具体包括:(1)加大教育培训力度。地方政府应加大教育培训力度,通过定期组织职业教育和就业培训,帮助农民工在教育培训过程中扩大人际交往范围,拓宽社会资本的宽度;通过健全就业服务平台,为农民工即时提供精准就业信息,降低其对同质社会资本的依赖。(2)完善公共服务体系。地方政府应进一步加大公共服务投入,完善医疗、教育、社会保障等公共服务供给,满足农民工的医疗需求和随迁子女的教育需求,以及保障农民工的合法劳动权益等,逐步消除农民工在城市可能遭受的隐形歧视和不公平待遇,让农民工享受与城市居民同等的公共服务,以提高农民工的心理融入水平。
2.发挥社会组织作用。社会组织能够在很大程度上推动农民工在流入地的社会参与,提高农民工社会资本的广度和深度。具体包括:(1)提高社会组织接纳程度。地方政府应采取措施鼓励社会组织积极吸纳农民工,并鼓励农民工参与各类社会组织,以增强农民工与城市各阶层成员的社会交往,为农民工构建新型社会资本创造外部条件。(2)发挥群团组织协同作用。群团组织应积极改善农民工社交圈同质化的现状,通过进一步健全社区文化基础设施建设,积极开展多样化的文化娱乐活动,调动农民工社会交往的积极性,提高其社会资本的质量,增强对流入地的归属感;通过定期开展针对农民工的心理辅导,为农民工提供心理咨询或援助,帮助其建立乐观向上、积极进取的心理状态,提升对流入地的认同感;通过构建农民工互助网络,充分发挥群团组织的教育、参与和互助功能,为农民工提供生活、工作上的帮助,提高对流入地的满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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