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云一
(陕西师范大学 文学院，陕西 西安 710119)
晚唐相较于盛唐、中唐更为衰败，虽然此一时期诗人的创作及心态比此前更倾向于远离朝廷，但仍有部分诗人选择坚持出仕为官并且积极谏言，韩偓便是其中之一。韩偓为晚唐著名大臣、诗人，于唐武宗会昌二年(842)出生，在后唐庄宗同光元年(923)卒于福建，享年八十二岁。据载，在韩偓十岁时，著名诗人李商隐就有诗赞其曰“桐花万里丹山路，雏凤清于老凤声”，[1]称其文采胜于其父韩瞻。龙纪元年(889)韩偓进士及第，入仕后在昭宗复位与两次出逃等事件中起到了极大作用，可谓是晚唐时期难得的一位能臣。天祐元年(904)唐昭宗被朱全忠弑后，韩偓便隐居东南，不仕后梁，此间的心态变化在其诗文作品中显而易见。目前学界对于韩偓研究可分为五个方面:其一是对其艳情诗和《香奁集》的研究；
其二是对其各类诗歌思想情感的研究；
其三是对其某一、二首诗歌进行文本细读和具体研究；
其四是诗史互证，通过韩偓诗歌来研究唐末五代历史；
其五是对韩偓生平与诗歌系年的研究。整体看，当前学界对于韩偓的研究更关注其诗作本身，而对于其生平，特别是晚年行迹与唐覆灭之关系则讨论较少，关于此方面的研究成果如吴在庆所校注的《韩偓集系年校注》，霍松林、邓小军所作的《韩偓年谱》等。笔者考察王审知墓志，同时联系韩偓的诗文等作品及其行迹，探求韩偓晚年隐居之行踪与心态细迹，以深化学界对韩偓诗作的研究和对晚唐诗坛的了解。
王审知，字信通，《旧五代史》《新五代史》有传，但这两部史书对王审知的记载多有出入，如《旧五代史》中言“大顺中，严卒”，[2]而《新五代史》却说陈严卒于景福元年(892)。再如《旧五代史》中说 “同光元年，审知卒”，[2]1792而 《新五代史》却记为同光三年(925)。可见新旧《五代史》对王审知的记载并不完全一致。今可见出土的王审知墓志对其生平进行更准确的考证。
王审知墓志为其门吏翁承赞撰写。首先，据王审知墓志中载，王审知父亲为王恁，新旧《五代史》都称王审知的父亲“世为农民”，[2]1791王审知墓志中详细记录了“显考讳恁，累赠太师”，[3]此应是王审知声名显赫后朝廷追赠其父亲的，墓志载王恁有三子，“时号王家三龙，王其季也”，[3]8可知王审知在兄弟三人中为最小者。其次，王审知墓志中记载“光启三年，抵于临汀”，[3]9后又写到“后六年，侍中捐馆舍，天子降玉书，授王金紫光禄大夫、刑部尚书，充威武军节度观察处置等使，当年兼三司发运使”，[3]9考《资治通鉴》，乾宁三年(896)“升福建为威武军，以观察使王潮为节度使”，[4]《唐方镇年表》等亦以此为据，后乾宁四年(897)王潮去世。而光启三年 (887)后六年为唐昭宗景福二年(893)，此时并没有威武军，故不能以光启三年(887)来计算，当以大顺二年(891)计算为宜。再次，新旧《五代史》并未记载王审知被封为琅琊王的具体时间，根据王审知墓志可知此次进封在天复年间。同时王审知墓志记载，在后梁开平初年，王审知被封为检校太尉，在开平二年(908)被封为中书令和琅琊王，由此可知《新五代史》记载的王审知唐末被封为琅琊王有误。通过王审知墓志亦可考证其被封为闽王的确切时间，墓志中载(开平)“三年夏，麻书远降，检校太师、守中书令”，其后写到“翌岁，敕封闽王”，可知王审知于开平四年(910)被封为闽王。墓志中亦载“同光三年春，加扶天匡国翊佐功臣”，[3]9此是王审知最后一次被加封，墓志与《新五代史》都记录了王审知死后被封为忠懿王，墓志更记录了被追封的准确时间，“天成元年十二月廿五日敕封忠懿王”。[3]10最后，通过王审知墓志还可以判定其去世之准确时间，墓志中记载王审知卒于同光三年(925)，则《旧五代史》所载同光元年(923)有误，而《新五代史》所记录的同光三年(925)则是正确的。
综上所述，通过考释王审知墓志可以对新旧《五代史》中王审知的传记作有效补充，全面了解其生平。按同光三年(925)王审知六十四岁去世，则其生于唐僖宗咸通三年(862)，光启三年(887)随两位兄长到达临汀。按《唐方镇年表》，景福二年(893)，其兄王潮被封为福建观察使，结合《新五代史》，王审知为观察副使。乾宁三年(896)，其兄王潮被封为威武军节度使，王审知被封为副使，第二年王潮去世，王审知被封为威武军节度观察处置使等职，不久被加封为尚书左仆射、中书门下平章事和琅琊郡开国侯，天复初年被封为琅琊郡王。在后梁开平二年(908)被封为中书令、琅琊王，第二年被封为检校太师，忠勤守志兴国功臣，开平四年(910)被封为闽王。后唐同光三年(925)被封为扶天匡国翊佐功臣，不久又被加封为太傅，同年十二月去世。
(一)韩偓晚年隐居之行迹
韩偓于天复三年(903)被贬濮州司马，而后又被贬荣懿尉、邓州司马，可见已被完全排挤出朝廷。按《元和郡县图志》，濮州“西南至上都一千六百五十五里”，[5]而荣懿在溱州，溱州“东北至上都三千四百四十里”，[12]744邓州 “西北至上都九百五十里”，[5]532上都为长安，又考《旧唐书·地理志》濮州位于河南道，溱州位于江南西道，邓州位于山南东道，由此可见韩偓晚年被贬路途之偏远。《唐才子传》载，韩偓“龙纪元年礼部侍郎赵崇下擢第”，[6]则韩偓此时已为官十四年。韩偓在此年二月二十日所作的《出官经硖石县》中写“谪官过东畿，所抵州名濮”，[7]可知此时其正在赴濮州任上，还未将隐居之想法付诸行动，而纵观全诗，其绝望之感已非常明晰。不久后韩偓再被贬为荣懿尉、邓州司马，而据吴在庆的《韩偓生平诗文系年简谱》，则其在第二年并没有全年都在赴任途中，而是暂居湖南，其隐居的想法也是在此年付诸现实，韩偓在此年所作的多首诗也都表现了其隐居之决心，如其《小隐》，诗中有“拟将身世老锄犁”，[7]118可见韩偓已决心隐居。同年八月唐昭宗被朱全忠所杀，韩偓悲痛欲绝，此亦证明韩偓天复二年(902)所作《冬至夜作》诗中预感朱全忠势力过大将威胁朝廷之准确。天祐二年(905)韩偓从湖南前往江西，此时朝廷“复召为学士，还故官。偓不敢入朝”，[8]而《韩偓生平诗文系年简谱》中写为“时朝廷以复故官召，偓闻而赋诗以示不赴召及哀悼昭宗之情”，[7]1169笔者认为此种说法对于韩偓不再赴朝廷的原因解释得更为全面，韩偓既有“腕可断，麻不可草”之决心，[8]5388则其必不是不敢再入朝，而是哀悼昭宗之死，且已知朱全忠将篡唐自立，则自己必不会辅佐朱全忠，况且朱全忠杀害了多名唐朝大臣，如唐末宰相崔胤，在天祐四年(907)正月“贬太子宾客，寻为汴军所杀”，[9]再如天祐二年(905)六月的白马驿之祸，亦可见朱全忠之残暴，而韩偓被朝廷复官亦在此年，且韩偓曾惹怒过朱全忠，故若回朝廷其结果可能亦如白马驿诸位大臣一样悲惨。
天祐三年(906)韩偓由江西转到福建依靠王审知，秋天已到福州，自此一直在福建隐居。而韩偓在福建也是四处飘游，难有定居之所，先住福州，后至沙县，又到尤溪，最后隐居于南安县。后梁开平元年(907)，朱全忠篡唐自立，韩偓伤感无比，本年有多首诗哀叹唐朝命运同时感叹自己晚年飘零的生活，如其《感事三十四韵》，全面回顾了昭宗朝自己的所见所闻，有“诗史”之性质；
再如其《秋郊闲望有感》中有“心为感恩长惨戚，鬓缘经乱早苍浪”，[7]274－275既有感慨昭宗被杀，唐朝灭亡之感，亦有感慨自己年老飘零，四海无家之感。同年早些时候，韩偓听闻朱全忠再次恢复其官职，依然不为所动，不奉召回朝。开平二年(908)，据 《韩偓生平诗文系年简谱》，“韩偓约本年冬已自福州移居沙县”。[7]1177开平三年(909)，按上述王审知生平，王审知这两年被不断加封，且其于开平元年(907)已称臣于后梁，这为韩偓所深恶痛绝，故此年韩偓打算离开王审知，而中途为王审知追回，此时其亦没有了相助王审知之想法，只得在福建终此余生，考其此年所作之诗，可知其本于此年打算离开福建，亦知其被迫返回沙县。开平四年(910)，韩偓由沙县移居尤溪，不久迁到南安县桃林场，考《太平寰宇记》，“唐长庆二年析南安县西界两乡置桃林场”，[10]而尤溪“在福州城西北八百三十五里”，[10]2000可考知其晚年在福建的行迹。乾化元年(911)，韩偓从桃林场迁到了南安县龙兴寺后的葵山，并在此最终安家隐居，《唐宋人寓湘诗文集》韩偓小传中载“晚年在南安葵山山麓的报恩寺旁建房舍，以为定居之地，时称‘韩寓’ ”，[11]可为补充。为躲避唐末战火，同时也正逢自己出贬，韩偓将自己族人大都迁到了福建，而韩偓此时并无官职，故而生活相当清贫，虽依附王审知却也因不愿为官而难以富裕。乾化四年(914)，韩偓妻子裴氏去世，韩偓在《裴郡君祭文》中“犹书唐故官而不用梁年号”，[7]1190亦足见其忠心。后唐庄宗同光元年(923)，韩偓在南安县去世，“葬葵山之麓”，[12]年八十二岁，至此韩偓贬官隐居二十年的生涯结束。
(二)韩偓晚年隐居地选择之原因
关于韩偓为何辗转各处最终选择落脚于福建这一问题一直鲜有人探究，笔者考察王审知墓志对此问题予以探赜。对于王审知治下的福建，新旧《五代史》描写较少，而王审知墓志则从多个方面进行描写。
首先，在军事方面，王审知建立了坚实的防御工事，“创筑重城，绕廓四十余里”，[3]9可见其军备严整。其次，在社会方面，王审知重视教育，广设学校，“岁声鹿鸣，广设庠序”，[3]9同时王审知加强对社会治安的管理，“自是显七德，敦五常，政和人和”，[3]9可见在其治下社会安定，长幼有序。再次，在经济方面，王审知懂得休养生息，发展经济的道理，“公暇之际，必极劝农桑，恳恤耄耋。数千里略无旷土，三十年卖剑买牛”，[3]9可见其重视农业发展，同时王审知修建了甘棠港，促进了贸易的发展，王审知墓志载“王遥祝阴灵，立有玄感，一夕风雷暴作，霆电呈功，碎巨石于洪波，化安流于碧海，敕号甘棠港”，[3]9虽有神异色彩，但也透露了王审知修建甘棠港的事迹。由此可见，在战火纷飞的晚唐五代时期，王审知治理下的福建较为安宁，经济也不断发展，同时由于其重视教育，注重文化发展，故而福建相较于当时其他大部分地区也更适于文人士大夫生活。综上所述，晚年被贬的韩偓经过权衡，最终选择到福建度过余生。
韩偓在贬官隐居这二十年里，共创作了诗一百四十首左右。在这一时期，其诗歌作品无论是数量还是质量都达到炉火纯青的地步，无论是咏物诗、叙事诗还是抒情诗等其他诗歌，都有浓厚的感情深藏其中。莫砺锋在其《韩偓〈惜花诗〉 是唐王朝的挽歌吗》中就曾写到“此诗在千古的落花诗中卓然挺出，因为它确实是情深意长的‘一首唐王朝的挽歌’ ”。[13]韩偓晚年的这些诗都表现了其对唐王朝命运的哀痛，对自己命运的感慨和对隐居的坚持，同时亦有对隐居地选择的态度。纵观韩偓这一百多首诗歌，按心态可分为以下八类:
第一类，感慨晚年命运的作品。韩偓晚年贬官在外，四处飘零，生活贫苦，故此类作品在其晚年较多。如其作于天祐元年(904)春的《寄湖南从事》中写道，“去国正悲同旅雁，隔江何忍更啼莺”，[7]97此时韩偓离开长安仅一年，其忧愁伤感正是最为浓烈之时。又如开平元年(907)诗人所作的《向隅》，其颈联写道“客路少安处，病床无稳时”，[7]262以极写实之手法表达了自己的困苦生活。再如《腾腾》诗中有“八年流落醉腾腾”，[7]321亦可见其贬谪生活之苦闷。而福建当时远离战火，相对稳定，故而对晚年的韩偓来说当是一个较好的栖身之地，
第二类，决心不再入朝，不仕后梁，决意隐居的作品。韩偓晚年甘心隐居很大程度并不是因为自身对于山水的热爱，更多是因为唐朝覆灭，自己无意在后梁朝廷为官，守住自己对昭宗和李唐的忠诚而隐居。如其在天祐元年(904)春所作的《偶题》便写道，“俟时轻进固相妨，实行丹心仗彼苍”，[7]499可见诗人并不屑于做官，更注重坚守自己的理想。但其也有很多描写隐居生活，表达隐逸心态的诗，如其在天祐二年(905)所作的《夜坐》中写道，“无名无位堪休去，犹拟朝衣换钓蓑”，[7]499已明确表达了自己决心隐居的想法。再如其《闲兴》《闲居》等诗中都写了自己的隐居生活，表达了一种隐逸的心态。福建远离后梁朝廷，韩偓可以远离官场，其在《秋深闲兴》中便以“晴来喜鹊无穷语，雨后寒花特地香”[7]206来表达闲居的安适。
第三类，感慨昭宗之死与唐王朝覆灭，表达对昭宗和李唐的思念，渴望继续回报昭宗的作品。如韩偓在天祐元年(904)所作的《湖南绝少含桃偶有人以新摘者见惠感事伤怀因成四韵》的最后一联写道，“忍泪看天忆帝都”，[7]501作者从一小事入手，想到了昔日与唐昭宗相处的往事，可惜物是人非，昭宗已逝，不由得“忍泪看天”，足见其伤心之重。再如其开平三年(909)所写的《梦中作》一诗，全篇描写梦中重回早朝的场景，梦中场景亦是诗人心中所想，表达了诗人对已经覆灭的大唐之无限追忆，希望继续回报朝廷的情感。
第四类，表达对亲友的思念之情的作品。因韩偓晚年居所不定，与亲友家人经常分离，故而此类作品也有数首。如其天祐三年(906)写给兄长韩仪的绝句《寄上兄长》，前两句即写道，“两地支离路八千，襟怀凄怆鬓苍然”，[7]190考《新唐书》韩仪传，“偓贬之明年，帝宴文思球场，全忠入，百官坐庑下，全忠怒，贬仪棣州司马”，[8]5390此时韩偓身在福州，故而有“路八千”之语，全诗极写对兄长的思念之情。
第五类，回忆往昔岁月的作品，韩偓于贫困的隐居生活中不时便会想起过往，如其在乾化二年(912)所作的《残春旅舍》，首联即写“旅舍残春宿雨晴，恍然心地忆咸京”，[7]396开门见山交代自己对在长安的岁月之怀念。再如其同年所作的《感旧》，表达了对当时与自己同朝为官诸人的想念之情，继而表达了对自己在朝为官岁月的怀念。有许多唐朝大臣在唐亡前后来到福建，如翁文赞等，故隐居福建也可与和跟自己命运相似的唐末文人距离更近一些，如韩偓在《李太舍池上玩红薇醉题》中写道，“乍为旅客颜常厚，每见同人眼暂明。京洛园林归未得，天涯相顾一含情”，[7]277便表达了和友人共同怀念往昔的感情。
第六类，表达自己坚守本心，讽刺那些趋炎附势之徒的作品。如韩偓在天祐二年(905)所作的《息兵》，其尾联写，“暂时胯下何须耻，自有苍苍鉴赤诚”，[7]165表明自己忍辱负重，决心反对朱全忠之流。再如其在乾化二年(912)所作的《深村》，首联写道，“甘向深村固不材，犹胜摧折傍尘埃”，[7]556直言自己不与世俗同流合污，绝不与那些趋炎附势之人为伍。
第七类，忧患时局的作品，韩偓晚年亦有作品描写了唐亡前后的时局。如其在开平四年(910)所作的《自沙县抵尤溪县值泉州军过后村落皆空因有一绝》中写道 “千村万落如寒食，不见人烟空见花”，[7]295可见当时百姓的生活之动荡。再如乾化二年(912)所作的《八月六日作四首》，以“诗史”之形式记录了乾化二年(912)所发生的如朱全忠被杀等史实，同时亦追忆过去之事，颇有感慨。
第八类，表达自己乐观精神的作品。韩偓在晚年隐居生活中虽非常清贫，但亦有少数表达自己乐观精神的作品。如其在开平元年(907)所写的《早起探春》就颇言春日之万物生机，也写出自己精神矍铄。同时有数首表达自己因身体恢复而欣喜的诗歌。这些包含乐观精神的作品也得益于当时福建较为安稳的环境。
从韩偓晚年四处飘零的经历和其各类作品便可看出韩偓晚年隐居时的心态，也可窥见其为何选择隐居福建。总体来看，韩偓晚年感慨自己贫苦的生活，悲苦之情更重，时有感叹命运多变，思亲思友之情流露，同时韩偓坚守自己的信念，绝不出仕后梁，宁愿隐居也不愿与小人为伍。此外，通过其晚年作品可见韩偓隐居时期亦有追忆往昔，思念昭宗，怀念李唐等心态。
韩偓是晚唐五代中难得的大诗人，其在为官时期便创作了很多表达自己内心细腻情感的作品，到了晚年隐居时其诗歌达到了更高的水平，表达的心态更为丰富，内心情思更加细腻。通过了解韩偓隐居时期之经历与心态，兼考王审知墓志，可以更加全面了解韩偓的人生轨迹，发掘其晚年诗歌的创作变化，探察其晚年选择隐居福建之原因，同时可以了解晚唐五代诗人的生存环境和普遍创作心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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