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志坚
摘 要：
13世纪中后期，英格兰本笃修士马修·帕里斯及其后继者在圣奥尔本斯修道院创作了一系列行程地图。这些地图原是编年史抄本序章中的一部分，不仅包括自伦敦至南意大利阿普利亚的分段路线图，还包含作为此行程出发地与目的地——不列颠与巴勒斯坦的区域地图。长期以来，研究者多以传统的宗教进路来解读这些行程地图，视其为一种精神的朝圣之旅，认为作者旨在为那些不能亲临圣地的修士开启一次通往天上耶路撒冷的富有想象力的旅程。然而，以抄本古文字学与古抄本学方法考察这些行程地图可发现，它们不仅在外观上呈现出与传统基督教地图迥然不同的特征，还在很大程度上呼应了金雀花王朝统治者扩张领土以建立帝国的野心与欲求。不仅如此，基于新近复兴的古典地理学知识，这些行程地图的实用性、精确性与科学性也在一定程度上得到增强。
关键词：
马修·帕里斯；
世界之布；
行程地图；
中世纪；
世界观
中图分类号：K561.3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6-0766（2024）01-0129-14
13世纪的英格兰本笃修士马修·帕里斯（Matthew Paris）是一位历史学家，其本职工作是为其所属的圣奥尔本斯修道院（St Albans Abbey）创作一部编年史，即为后人所熟知的《大编年史》（Chronica Maiora）。除此之外，马修还是一名地图制作者，他先后绘制了4种包含伦敦至阿普利亚（Apulia）的路线图（以下简称“路线图”）以及巴勒斯坦区域地图、不列颠区域地图在内的行程地图（以下简称“行程地图”）。马修的这些地图“具有重要意义，这并不是因为它们所具有的时代影响力，而是因为它们的独创性，马修正在尝试他那个时代不为人知的制图理念，而且这些制图理念在当时还没有被普遍理解”。在马修生活的年代，体现基督教宗教理念的T-O地图居于主导地位，势头正盛。与之相比，马修的地图在基本方向、实用性与精确性方面呈现出极大的创新性。从某种意义上来说，马修是一名早熟的制图者，其地圖所呈现的先进制图理念一直处于领先地位，直到中世纪末期波特兰海图（portolan chart）的诞生。
自吉尔森于1928年将马修绘制的4种不列颠地图制版刊行以来，学者对于这些不列颠地图以及与之密切相关的行程地图给予了广泛关注。研究者首先对于行程地图的创作者及创作时间进行初步探讨并普遍认可抄本古文字学家理查德·沃恩通过分析马修的字体得出的结论，即认为“这些行程地图均是圣奥尔本斯修道院修士马修及其后继者创作的”。马修不仅是一位出色的编年史家，还是一位杰出的抄本缩微图画家，他在绘制抄本缩微图、地图、人物画像时擅长用稀释颜料对深色墨水勾勒的草图进行着色以制造一种水洗的效果，从而开创了一种“着色绘画”（tinted drawings）的风格。正因如此，在后来的艺术史中，这一类型的彩色绘画往往被称为“圣奥尔本斯流派”（School of St Albans）或“马修·帕里斯流派”（School of Matthew Paris）。有学者以绘画风格为标准对行程地图进行研究，也印证了沃恩的上述结论。M. R. James，“The Drawings of Matthew Paris，”The Walpole Society，vol.14 （1925-1926），pp.1-26.另外，行程地图的来源也从一个侧面佐证了上述观点——它们大都来自马修及其后继者所编纂的编年史抄本之中，部分来自圣奥尔本斯修道院官方文献汇编或者马修最好的合作伙伴兼衣钵继承人沃灵福德的约翰（John of Wallingford）的札记簿。有证据表明，沃灵福德的约翰曾对一幅从马修那里获得的不列颠地图增补了系列内容，参见Vaughan，Matthew Paris，p.243；
也有学者指出，Royal抄本中的不列颠地图D很有可能是马修的后继者为了呼应爱德华一世对苏格兰的领土主张而制作，参见Daniel K. Connolly，“Copying Maps by Matthew Paris：
Itinerary Fit for A King，”in Palmira Brummett，ed.，The “Book”of Travels：Genre，Ethnology，and Pilgrimage，1250-1700，Leiden：
Brill，2009，pp.196-199.
然而，在上述一致的观点之外，学者在很多问题上仍存疑问。例如，行程地图中包含的小单元，如路线图、不列颠区域地图、巴勒斯坦区域地图，是独立的存在，抑或是一个有机的整体？马修及其后继者绘制这些行程地图的意义何在？它们又反映了制图者的何种观念？早期研究者倾向于否认路线图、巴勒斯坦区域地图与不列颠地图之间的联系，认为它们只是因为抄本装帧而被偶然并置，彼此之间并无必然联系。例如，沃恩以及更早的研究者比兹利就持这种观点。Vaughan，Matthew Paris，p.247; C. R. Beazley，The Dawn of Modern Geography：A History of Exploration and Geographical Science from the Close of the Ninth to the Middle of the Thirteenth Century c.900-1260，vol.2，London：
Henry Frowde，Amen Corner，1901，p.588.不仅如此，早期研究者还倾向于认为，行程地图与编年史插图具有同样的功能，是作者为了阐释、说明编年史文本而制作，目的是将编年史中提到的城市、城镇、河流、山脉等等风物具象化、空间化，从而帮助阅读者更好地理解编年史。持这一观点的主要有苏珊娜·刘易斯与伊芙琳·埃德森。Lewis，The Art of Matthew Paris in the Chronica Majora，pp.324-325; Edson，Mapping Time and Space，pp.123-124.
进入21世纪以来，研究者有了两类新发现。其一，学者逐渐认识到，路线图与区域地图并非编年史的附属物，编年史中所提及的很多地名如耶路撒冷、阿卡与开罗等，与地图上的地名并无一一对应关系。换言之，绘制地图并非为了向读者展示上述地名所在的位置，在很大程度上，路线图、区域地图与编年史是一种平行关系。P. D. A. Harvey，Medieval Maps of the Holy Land，London：
The British Library，2012，pp.74-75.其二，学者通过进一步研究发现了路线图与区域地图之间的联系。例如，在阿普利亚地图的左上角，马修标记了如下文字：“此为通过阿普利亚去往阿克的路线。”再如，在不列颠地图中也隐藏着伦敦与多佛之间的路线图，这在很大程度上可被视为路线图中的英格兰部分。再如，在西西里岛的最末端一个叫特拉帕尼（Trapes）的地方，马修标注道：“理查德伯爵从圣地返回时曾经过这里。”Katharine Breen，“Returning Home from Jerusalem：
Matthew Pariss First Map of Britain in Its Manuscript Context，”Representations，vol.89，no.1 （Winter 2005），pp.73，77.这些发现让绝大多数学者相信，路线图与区域地图之间存在联系，并构成一个有机的整体。以此为基础，学者开始构建这些路线图与区域地图的整体性意义。丹尼尔·康诺利提出了“想象的朝圣”的概念，认为路线图、巴勒斯坦地图与不列颠地图构成了一套完整的行程地图，从而为那些不能离开圣奥尔本斯修道院远行的修士打造了一次精神的朝圣之旅。康诺利还指出，这种行程地图与修道院回廊中所绘制的朝圣图有异曲同工之妙，但前者效果更佳，因为修士在阅读中自然会用手去翻动书叶，然后目光跟着路线图上下移动，口中默念着地图中的说明文字。到达阿普利亚所在叶面时，修士还可通过操作可折叠的侧翼，想象着后续的海上路线。如此一来，修士的手、眼、心、口等身体部位将会深度参与这一想象的朝圣之旅，从而在更大程度上营造出身临其境的氛围。Daniel K. Connolly，“Imagined Pilgrimage in the Itinerary Maps of Matthew Paris，”The Art Bulletin，vol.81，no.4 （1999），pp.598-599; Daniel K. Connolly，The Maps of Matthew Paris：Medieval Journeys through Space，Time and Liturgy，Woodbridge：
The Boydell Press，2009，pp.1-2.凯瑟琳·布林则更进一步，将往往被置于最后的不列颠区域地图理解为朝圣行程的返程部分，从而构建了一个更加完整的朝圣行程。Breen，“Returning Home from Jerusalem，”pp.63，87.
尽管在中世纪基督教制图观念占主导地位的大背景下，以精神朝圣的思路理解行程地图颇有阐释力，但仍无法完整地解释其中的一些元素，特别是相对于主流的基督教制图观念而言颇具创新性的部分，诸如：路线图以南为上，不列颠地图以北为上的朝向；
路线图中精确标注里程的条状直线；
对南意大利的关注程度远远胜过罗马；
在巴勒斯坦地图中，对阿克城墙、城堡等军事防御设施描述的详细程度远远胜过耶路撒冷；
4种不列颠区域地图自身存在的差异及流变等。近年来，有学者已意识到这些问题，并开始尝试在宗教观念之外的政治、历史语境中解读行程地图。如维多利亚·莫尔斯注意到地图的政治用途在13世纪的英国得到长足发展，并认为马修的路线图与区域地图在一定程度上展示了地图作为统治和知识象征的力量，或许正是在此意义上，西西里和阿克分别在南意大利与巴勒斯坦区域地图中被重点强调。Victoria Morse，“The Role of Maps in Later Medieval Society：
Twelfth to Fourteenth Century，”in David Woodward，ed.，The History of Cartography，vol.3，Cartography in the European Renaissance，Part 1，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2007，pp.35，39，41-42.丹尼尔·伯克霍尔茨追溯了亨利三世与爱德华一世对地图的兴趣，并认为他们很有可能利用地图体现其对领土与权力的野心。Daniel Birkholz，The Kings Two Maps：Cartography and Culture in Thirteenth-Century England，New York & London：
Routledge，2004，pp.12-13.康诺利的最新研究表明，Royal抄本中的不列颠地图D实际上呼应了爱德华一世对苏格兰领土的主张。Connolly，“Copying Maps by Matthew Paris，”pp.196-199.由此可见，近年来学者的研究虽然开启了一个全新的研究路径，但相关研究成果或失之于简，仅是一个初步的判断；
或无意做整体性探讨，仅涉及问题的一个方面。笔者拟以抄本古文字学（paleography）与古抄本学（codicology）方法考察馬修绘制的行程地图，以期在梳理传统基督教制图观念的基础上揭示其全新的制图理念，并尝试评估金雀花王朝的政治诉求于此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
一、马修·帕里斯其人及其行程地图
马修·帕里斯，亦称巴黎人马修（Matthew the Parisian），出生于1200年左右，并于1217年进入圣奥尔本斯修道院成为一名本笃会修士。圣奥尔本斯修道院于公元793年由麦西亚国王奥法（Offa）捐资修建，到马修生活的年代，也已存在400余年。该修道院不仅具有悠久的历史，更以其撰史传统而闻名，这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其与王室的密切关系。1236年，马修继承了该修道院编年史家温多弗的罗杰（Roger of Wendover）的衣钵，就此开始了其撰史生涯。在马修领衔撰史期间，修道院与王室的关系变得更为密切。不仅国王亨利三世经常到访修道院，马修也经常被邀请参加宫廷重要活动。据记载，亨利三世曾于1244至1257年间先后8次到访修道院，每次都捐赠大量布帛、财物。1251年，亨利三世到访时送给修道院3块丝绸布料，并且还特意询问马修他已向修道院捐赠了多少块丝绸布料，以及修道院是否已遵照他的命令，在这些丝绸布料上都写上“英王亨利三世捐”字样。国王得到的答案是31块，而且没有其他国王捐过如此之多。不仅如此，马修还与亨利三世保持着良好的个人关系，常常出入宫廷，有资格与国王共桌就餐、亲密交谈，甚至可以当面向国王抱怨其遭遇的不公。另外，国王还是马修的赞助人，曾亲自委托他撰写《忏悔者爱德华生平》一书。1247年，在威斯敏斯特大厅举行的一场盛大仪式上，亨利三世发现了马修，特地让他坐在自己身边，并要求他记录当日发生之事。随后，国王还邀请马修共进晚餐。1257年，马修在国王的宫廷里逗留了一周，在此期间与国王形影不离，无论国王“在餐桌边，在宫殿里，还是在房间里”，由此，他从国王那里获得了大量信息。David Carpenter，Henry III：
The Rise to Power and Personal Rule，1207-1258，New Haven and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2020，pp.171，454，521，541，551，615，715，521，399，403.遵循着圣奥尔本斯修道院的撰史传统，并基于不断从宫廷中获得的第一手资料，马修写出了大量历史著作。
在马修撰写的史著中，《大编年史》与《英吉利人史》（Historia Anglorum）最负盛名。从著述体例上讲，前者属于普遍史，涵盖自创世至1259年的世界历史，是马修在温多弗的罗杰所著编年史《历史之花》（Flores Historiarum）的基础之上编纂而成的。后者则属于专门史，侧重讲述英吉利人的历史，其绝大部分史料来源于《大编年史》，实际上是《大编年史》中与英吉利人相关史料的汇编本。除此之外，马修后来还在《英吉利人史》的基础上推出一个更加简略的版本，名为《英吉利人史简编》（Abbreuiatio Compendiosa Chronicorum Anglie）。本文所涉及的行程地图便主要来自这几部著作的序章部分。但不幸的是，这些著作均未能以其原始的形制完整地流传下来，而是在不断被拆分、重组、装帧的过程中形成了新的抄本，并由不同的图书馆收藏。同样地，行程地图在此过程中亦难免被拆分、重组的命运，并最终以零散的状态分处于几个新抄本中。
马修的《大编年史》是一部三卷本史书，现分处于三个不同的抄本中。其第一卷涵盖自创世至1188年的历史，可见于剑桥大学基督圣体学院所藏引证号为Cambridge，Corpus Christi College，MS 026的抄本之中（以下简称MS 026抄本）。该抄本的序章部分涵盖一套相对完整的行程地图（以下简称行程地图1），包括自伦敦至南意大利阿普利亚的路线图以及巴勒斯坦区域地图，但缺少不列颠区域地图。Cambridge，Corpus Christi College，MS 026，fols.ir-ivv.其第二卷涵盖自1189至1253年的历史，可见于剑桥大学基督圣体学院所藏引证号为Cambridge，Corpus Christi College，MS 016的抄本之中（以下简称MS 016抄本）。该抄本中的行程地图（以下简称行程地图2）包含不完整的自伦敦至南意大利阿普利亚的路线图、巴勒斯坦区域地图以及一幅不列颠区域地图（以下简称地图B）。1928年，吉尔森（J. P. Gilson）汇集了马修绘制的与其行程地图相关的4张不列颠地图，并将其制成彩色图版出版。在该书中，吉尔森将4张地图简称为：地图A、地图B、地图C、地图D，笔者在本文中沿用这一约定俗成的简称。参见J. P. Gilson，ed.，Four Maps of Great Britain Designed by Matthew Paris about A. D. 1250，Produced from Three Manuscripts in the British Museum and One at Corpus Christi College，Cambridge，London：
Printed by Order of the Trustees，Sold at the British Museum and by Bernard Quaritch，Ltd，1928，p.3. 其中，路线图仅残留自蓬特雷莫利（Pontremoli）至南意大利阿普利亚的部分。不仅如此，所有这些地图在MS 016抄本中均以半叶的形式存在。2003年，基督圣体学院图书馆又对MS 016号抄本进行了重新装帧。此时，该抄本又被分为上下两册，抄本前面的序章部分单独装订成册，并被命名为MS 016 I，后面的正文部分单独成册，并被命名为MS 016 II。正文中所述行程地图、巴勒斯坦区域地图及不列颠地图部分，参见Cambridge，Corpus Christi College，MS 016 I，fols.iiir-ivv.其第三卷涵盖1254至1259年的历史，可见于大英图书馆所藏引证号为Royal MS 14 C. VII的抄本中（以下简称Royal抄本）。该抄本序章部分包含一套完整的行程地图（以下简称行程地图3），包括伦敦至南意大利阿普利亚的路线图、巴勒斯坦区域地图以及不列颠区域地图（以下简称地图D）。除了《大编年史》第三卷，Royal抄本中还包含马修的《英吉利人史》。Royal MS 14 C.VII，fols.157r-231r，2r-5v，8v-156v，British Library，London.二者在很大程度上共享抄本前面的序章部分。除此之外，在一部名为《增补册》（Liber Additamentorum）的圣奥尔本斯修道院自用文献中，还存有一套不完整的行程地图（以下简称行程地图4），它仅包含自伦敦至那不勒斯的路线图，可见于大英图书馆藏引证号为Cotton MS Nero D. I的抄本（以下简称Nero抄本）。Cotton MS Nero D.I，fols.183v-184r，British Library，London. 行程地图4虽然在风格上与行程地图1、2、3类似，但在形式和内容方面均相对简略，没有采用常规的一叶两栏形制，而是一叶三栏且忽略所有支线行程，仅绘制主线行程，很有可能是马修在正式绘制行程地图1、2、3之前的构思草图，后来作为备用资料被收录进修道院自用文献《增补册》中，与修道院创始人《奥法生平》（Vitae duorum Offarum）、《历任修道院长生平》（Gesta Abbatum）等文献并列。不仅如此，马修绘制的另外两种不列颠地图明显也与行程地图密切相关，但由于种种原因已被单独装订在其他抄本中：其一，在马修以其《英吉利人史》为基础缩编而成的《英吉利人史简编》的序章部分，存在一幅马修绘制的不列颠地图（以下简称地图A），可见于大英图书馆所藏引证号为Cotton MS Claudius D. VI的抄本中（以下简称Claudius抄本）。Cotton MS Claudius D. VI，f.12v，British Library，London.该地图与布鲁图斯（Brutus）至亨利三世的系列国王画像，以及自阿尔弗雷德大帝至亨利三世国王世系图等重要文件并列，共同构成抄本的序章部分；
其二，在马修后继者沃灵福德的约翰曾拥有的一本札记簿中，亦存在一幅不列颠地图（以下简称地图C），可见于大英图书馆所藏引证号为Cotton MS Julius D.VII的抄本中（以下簡称Julius抄本）。Cotton MS Julius D.VII，fols.50v-53r，British Library，London.该地图明显是由马修绘制，但从其所用色彩及内容看，仍属于较为初级的草图。沃灵福德的约翰肯定是从某种途径获得了这张地图并对其进行了一系列改造，包括继续在地图上标注地名，以及在地图背面空白处书写文字。最后，他还将该地图两次折叠后与其札记簿装帧在一起。该札记簿的核心内容是沃灵福德的约翰摘抄的系列编年史史料，主要摘自马修的《大编年史》，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他向马修学习撰写编年史的实践。Vaughan，Matthew Paris，p.243.
二、世界之布：中世纪基督教主流制图观念
中世纪的地图一般被称作“Mappamundi”。其中，“mappa”一词在中世纪拉丁语中意为“桌布”或“餐巾”，可意译为“地图”；
Jerry Brotton，A History of the World in Twelve Maps，New York：
Viking Penguin，2013，pp.94-95.而“mundi”则是“mundus”一词的拉丁文属格单数形式，意思是“世界的”（of the world）。如此一来，具有“世界地图”之意的“Mappamundi”一词其实可直译为“世界之布”。这个词语在古典时代晚期的拉丁语中从来没有被使用过，彼时用来描述地图的词汇一般是“forma”（图形）、“figura”（图像）、“orbispictus”（区域图）或者“orbisterrarumdescriptio”（区域地理描述）。尽管在中世纪，世界之布的称谓是最常见的，但在谈及地图时，人们亦有一些其他的表达形式，如“inmaginesmundi”（世界的图像）、“pictura”（图像）、“descriptio”（描述）、“tabula”（图表），甚或赫里福德地图中使用的“estoire”（历史）。David Woodward，“Medieval Mappaemundi，”in J. B. Harley and David Woodward，eds.，The History of Cartography，vol.1：Cartography in Prehistoric，Ancient，and Medieval Europe and the Mediterranean，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87，p.287.但在上述词汇中，“世界之布”词义最为稳定，自8世纪至中世纪末期一直被用来指代以基督教观念描绘世界的图像或文字。迄今为止，计有1100余幅这样的地图幸存了下来，其中大部分可见于中世纪的抄本之中，也有独立存在且尺寸相当大的地图，很可能是作为教堂或修道院的挂图使用，例如外形类似房屋山墙的赫里福德地图（Hereford Map），其最长、最宽处分别是1.59米和1.34米，是現存最大的“世界之布”。The Hereford Mappa Mundi Trustee Company Ltd，Hereford.
虽名为地图，但“世界之布”并不像今天的地图一样客观地反映空间的比例与尺寸，亦不能为人们出行提供精确的信息，而是一种集合了时间、空间、事件、概念、色彩、文本、意象等元素的复杂集合体，集中反映了基督教有关“神学、宇宙学、哲学、政治学、历史学、动物学、人种学”等知识的理念，是基督教徒眼中的世界形象。Brotton，A History of the World in Twelve Maps，p.95.一般而言，这些地图具有以下特点：它们不仅比例严重失调，以东为上，还呈现出T-O的特殊形态；
整个版面不仅充斥着自创世之日至末日审判的所有重要的圣经事件，还杂以各式各样的奇幻动物和恐怖种族；
作为圣地的耶路撒冷一般被安放在地图中心位置，而末日审判的意象则往往被置于地图顶端，这表明“顶部”（新耶路撒冷）而非“中心”（地上耶路撒冷）才是中世纪朝圣者最终的目的地，也是手持“世界之布”的信徒目光最终驻留的地方；
包慧怡：《感官地图上的灵魂朝圣之旅——中古英语长诗〈珍珠〉的空间结构》，《外国文学评论》2007年第2期。世界之布不仅是空间的展开，还涉及时间，在地图上自东向西（自上而下）包含着一个从创世到救赎的完整叙事；
世界之布虽以基督教神学世界观为核心，但也包含一定程度的古典知识，这是早期教父与古典天文、自然、地理知识成就达成妥协的结果。由此，在以下部分笔者将以T-O形态、以东为上、中心与朝圣、象征主义意象、“历史”叙事、奇幻动物与恐怖种族为重点，以赫里福德地图、埃布斯托地图（The Ebstorf Map）、Kloster Ebstorf，Ebstorf，Germandy （destroyed in 1943，20th replica）.诗篇地图（The Psalter Map）、Additional MS 28681，f.9r，British Library，London.梭利地图（The Sawley Map）有时亦称“美茵茨的亨利地图”（Henry of Map），参见Cambridge，Corpus Chisti College，MS 66，p.2.等中世纪地图为主要案例，撮述“世界之布”的典型特征。
其一，T-O形态。T-O形态地图是中世纪最为经典的地图样式，其整体外观呈圆形，看起来像一个巨大的字母O，由此标识出地图的边界，其外围环绕着海洋。圆形内部的三大水系整体上呈现为一个巨大的大写字母T形态，从而将圆形大陆分成三大块。T字母横笔画左侧、右侧及竖笔画部分分别代表顿河、尼罗河和地中海。Catherine Delano-Smith，“The Intelligent Pilgrim：
Maps and Medieval Pilgrimage to the Holy Land，”in Rosamund Allen，ed.，Eastward Bound：Travel and Travellers，1050-1550，Manchester：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2004，pp.110-111; Brotton，A History of the World in Twelve Maps，p.105.在由字母O与T建构的空间之中，上方的半圆是亚洲，下方位于T字母竖笔画左右两边的区域则是欧洲和非洲，这三大洲又分别代表诺亚（Noah）的三个儿子闪（Shem）、雅弗（Japheth）、含（Ham）及其后代最初定居的区域。Saint Bede，On Genesis，trans. Calvin B. Kendall，Liverpool：
Liverpool University Press，2008，p.24; Naomi Reed Kline，Maps of Medieval Thought：The Hereford Paradigm，Woodbridge：
Boydell Press，2003，p.13.实际上，T-O地图本身亦是古典文化与中世纪基督教观念相互妥协的产物。在古典晚期向中世纪过渡的关键期，部分早期教父如德尔图良（Tertullian）、圣西普里安（St Cyprian）和圣安布罗斯（St Ambrose）等都极端敌视古代的学术成就，而与此同时也有一部分早期教父如奥古斯丁（St Augustine）、圣哲罗姆（St Jerome）以及圣伊西多尔（Isidore of Seville）等则主张吸收与借鉴古典学术成就。例如奥古斯丁就认为，“如果缺乏对天、地、世界等要素的相关知识，我们就无法更好地理解圣经”，他还声称，“为了更好地理解神的造物，在研习圣经的时间和历史时，也须了解空间与地理”。圣哲罗姆遵从奥古斯丁的建议，在翻译圣经之余还撰写了一部名为《地点之书》（Liber locorum）的著作，并在书中给出了巴勒斯坦和亚洲的区域地图。Brotton，A History of the World in Twelve Maps，pp.102-103.圣伊西多尔则在借鉴古典历史学家萨卢斯特（Sallustius）关于三大洲的相关记载的基础上，首次提出了T-O地图的构想，其著作《论事物的本质》（De natura rerum）与《关于词源学的二十卷书》（Etymologiarum sive originum libri XX）被认为是最早包含T-O地图意象的作品。Burgerbibliothek，cod. 417，f.88v，Bern; Kline，Maps of Medieval Thought，p.13.因早期的T-O地图在本质上只是一种简要的示意图，仅标注三大洲名称或诺亚三个儿子的名字，很少有其他地名，所以其在T-O地图的整体分类法中也常常被称作是概要性三部分T-O地图（Schematic Tripartite）。8至11世纪，T-O地图继续吸收来自马克罗比乌斯（Macrobius）和奥罗修斯（Orosius）等古典学者作品中的知识，发展出了非概要性三部分T-O地图（Nonschematic Tripartite）。这一新子类虽仍将有人居住的大陆分成三部分，但并不严格按照T-O模式绘制，而是按照各部分的历史及其起源进一步细化与划分各自的区域。它们通常强调地中海，并倾向于将海岸线绘制成参差不齐的效果。Woodward，“Medieval Mappaemundi，”in Harley and Woodward，eds.，The History of Cartography，vol.1，pp.343，347.总之，T-O地图是古典知识与中世纪基督教世界观不断融合的结果，早期教父吸收了古典时代学者将有人居住的世界分成三部分的描述，并将其与创世纪中的世界起源观念结合起来，奠定了中世纪基督教世界观的基础。
其二，以东为上。绝大多数中世纪“世界之布”以东为上，即以东为基本方向。一般而言，自标注为“东方”（Oriens）的“世界之布”顶端开始，以顺时针方向行进，其右侧为“南方”（Meridies），底部为“西方”（Occidens），左侧为“北方”（Septentrio）。Kline，Maps of Medieval Thought，p.13.其中，东方代表太阳升起的地方，南方标识了正午太阳所处的位置，西方则代表太阳落下的地方，北方的拉丁文名称“Septentrio”源自数字“七”，指的是大熊座的北斗七星，是推算北方所在位置的參照。如此一来，现代读者如果想更方便地观察中世纪“世界之布”，最好的策略是将其顺时针旋转90度。不仅如此，在基督教圣典中，东方也是人间天堂伊甸园所在地，是亚当、夏娃被驱逐的地方，意味着俗世的开始。P. D. A Harvey，Mappa Mundi：
The Hereford World Map，Toronto and Buffalo：
The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1996，p.43.4世纪末的基督教神学家、叙利亚加巴拉的塞维里安（Severian of Gabala）主教解释上帝将伊甸园放在东方，是为了“使人明白，正如天光西移，人类亦趋向死亡”。Clarence J. Glacken，Traces on the Rhodian Shore：
Nature and Culture in Western Thought from Ancient Times to the End of the Eighteenth Century，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2020，p.277.在“世界之布”东方的最顶端，一般是基督再临并进行末日审判的地方，“因此也是新耶路撒冷（或称天国耶路撒冷，上帝之城）的所在”。包慧怡：《感官地图上的灵魂朝圣之旅——中古英语长诗〈珍珠〉的空间结构》，《外国文学评论》2007年第2期。另外，根据早期教父的观点，早期的文明与帝国也多起源于东方，并随着时间而渐次向西方转移。Glacken，Traces on the Rhodian Shore，p.278.不难看出，“世界之布”的基本方向根植于基督教经典与理念，集中体现了基督教的世界观。
其三，中心与朝圣。在典型的“世界之布”中，如赫里福德地图、诗篇地图和埃布斯托地图，耶路撒冷一般被置于中心位置，朝圣主题往往亦被强调。Kline，Maps of Medieval Thought，p.187; Harvey，Mappa Mundi，pp.5，29; Chet Van Duzer，“The Psalter Map （c.1262），”in Dan Terkla and Nick Millea，eds.，A Critical Companion to the English Medieval Mappae Mundi of the Twelfth and Thirteenth Centuries，Woodbridge：
The Boydell Press，2019，p.186; Marcia Kupfer，“The Hereford Map （c.1300），”in Terkla and Millea，eds.，A Critical Companion to the English Medieval Mappae Mundi of the Twelfth and Thirteenth Centuries，p.244.在这些地图中，不仅耶路撒冷受到重视，另外两处朝圣地——罗马与西班牙的圣地亚哥德孔波斯特拉（Santiago de Compostela）也特地被用亮红色的颜料书写。Brotton，A History of the World in Twelve Maps，p.115.对于基督徒来说，将耶路撒冷作为地图的中心具有明确的合理性，《以西结书》第五章第五节中有云：“这就是耶路撒冷，我曾将她安置在列邦之中，列国都在她的四围。” 《以西结书》5：5，《圣经》（中英对照和合本，新修订标准版），上海：中国基督教协会，2004 年。至13世纪时，自欧洲各地前往圣地朝圣的线路已经相当成熟，在这一时期的地图中，朝圣路线沿途的城镇名字一般以红色颜料书写，旨在强调。例如，赫里福德地图的绘制者通过复制圣地附近的58个地名以再现同时代人前往圣地朝圣的经历，其中有12个地名在任何同时代地图上都没有出现过。P. D. A. Harvey，“The Holy Land on Medieval World Maps，”in P. D. A. Harvey，ed.，The Hereford World Map：
Medieval World Maps and Their Context，London：
The British Library，2006，pp.247-249; G. R. Crone，“New Light on the Hereford Map，”Geographical Journal，vol.131，no.4 （Dec.，1965），pp.451-452. 至14、15世纪，将耶路撒冷置于地图中心的习惯变得更为常见。Woodward，“Medieval Mappaemundi，”in Harley and Woodward，eds.，The History of Cartography，vol.1，pp.341-342.然而，如果将目光投向中世纪早期，可发现无论在伊西多尔式样的概要性T-O地图中，还是奥罗修斯式样的非概要性T-O地图中，乃至在马克罗比乌斯式样的带状地图（zonal map）和更为强调宗教中心主义的真福地图（Beatus map）中，耶路撒冷都不是明显的中心。学者的研究表明，转变发生于12、13世纪。在这一关键时期，十字军东征给予了耶路撒冷前所未有的关注，从而逐渐促使“世界之布”的结构中心朝着耶路撒冷转移。Anna-Dorothee von den Brincken，“Jerusalem on Medieval Mappamundi：
A Site Both Historical and Eschatological，”in Harvey，ed.，The Hereford World Map，pp.373-374; Woodward，“Medieval Mappaemundi，”in Harley and Woodward，eds.，The History of Cartography，vol.1，pp.340-342.
其四，象征主义意象。“世界之布”之中还充斥着诸多抽象、神秘的象征主义意象，其主要做法是将基督的身体与T-O地图紧密结合起来，以呈现创造、受难、救赎与审判等意象。首先，T-O地图本身就是基督受难的象征符号。T-O地图中的字母T不仅代表十字架，还是第19个希腊字母τ的变体（即cruxcommissa，意为“t型十字架”）。当T-O地图中间的横线两端倾斜或者被断开时，其受难的象征意义尤为明显。其次，基督身体与T-O地图的重合象征救赎。正如埃布斯托地图与诗篇地图所呈现的那样，基督的身体与整张地图叠加在一起，基督好似拥抱着整个世界。在埃布斯托地图中，基督的身体更是与地图完全重合，只有头、手、脚从地图的顶部、两侧与底部分别延伸出来。Woodward，“Medieval Mappaemundi，”in Harley and Woodward，eds.，The History of Cartography，vol.1，pp.334-335，290-291.再次，居于T-O地图框架顶部的基督往往以末日审判的意象出现。例如，在赫里福德地图顶部，即在代表人类时空俗世框架之外，所呈现的就是末日审判的场面：地图顶部中央是审判中的基督；
在他的右手边，被拯救的人被引导到天堂；
而在他的左手边，在劫难逃的人被引导到地狱；
在他的下方，圣母玛利亚赤裸着乳房，用四行诗句为那些寻求她代祷的人恳求。Harvey，Mappa Mundi，pp.2-3; Brotton，A History of the World in Twelve Maps，pp.100-101.复次，居于T-O地图顶部的基督有时亦以手持仪球的形象出现。恰如诗篇地图中所呈现：居于地图框架之外的基督露出半截身体，一双手臂自然伸出，置于身体两侧，手与肩平齐；
右手食指、中指、拇指向上，象征着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
左手持宝球，宝球之上有明显的T-O线条。手持仪球明显是拯救的象征符号，与基督拥抱T-O地图之意象有异曲同工之妙。最后，T-O地图中所蕴含的数字“四”也是典型的象征符号，如四方向、四季节、四元素、四福音等。Woodward，“Medieval Mappaemundi，”in Harley and Woodward，eds.，The History of Cartography，vol.1，pp.335-336.这种源自古代亚里士多德学派的自然哲学理论由此也构成了基督教符号体系的一种，从而使得“世界之布”在符号象征与空间意义之间建立联系成为可能。
其五，“历史”叙事。中世纪的“世界之布”之中，不仅包含空间信息，还蕴含着基督教的“历史”叙事，有效地将基督教的时间与空间统一为一体。时间的开端在地图顶部，然后逐渐向下，直至地图底部，在这一过程中，基督教的时间秩序与空间秩序完全相对应，即时间的展开对应着自上而下的空间转移，因此这种历史叙事也被解释为“下坠”，并对应着世俗世界的“堕落”。在这种不断堕落的历史叙事中，文明与帝国也是从东方不断向西方转移。圣维克多的休（Hugh of St. Victor）在其极大影响了基督教地图观的论著《描述世界地图此处“世界地图”也即笔者所称“世界之布”，是“Mappamudi”的不同译法。》（Descriptio Mappe Mundi）与《论诺亚方舟》（De Arca Noe）中指出，地图上的时间和空间顺序似乎在历史事件的更迭中完美吻合了，有人类参与的世界历史始于顶点（东方）的伊甸园和大洪水，随后就一路下落。包慧怡：《感官地图上的灵魂朝圣之旅——中古英語长诗〈珍珠〉的空间结构》，《外国文学评论》2007年第2期。大洪水之后，最古老的王国与世界的中心都在东方，包括亚述人、迦勒底人、米底人的帝国；
随后统治权又落入希腊人之手；
随着世界末日的临近，至高的权力进一步落入了西方的罗马人手中，是为基督教教义中的帝国转移学说（translatio imperii）。Glacken，Traces on the Rhodian Shore，pp.277-278; Brotton，A History of the World in Twelve Maps，pp.111-112.帝国权力与文明移动的轨迹，以及时间轴“坠落”的轨迹一致，自地图顶部（东方）垂直向下移动，并最终结束于地图的底部（西方）。由此可见，“世界之布”完美地将创世、救赎、末日的历史统合在一起，并将其投射至平面地图之上，从而造就了基督教独有的时间与空间哲学。
其六，奇幻动物与恐怖种族。“世界之布”之中往往还充斥着奇幻动物与恐怖种族，而且距离地图中心越远，这些动物与物种就越是离奇。例如，在赫里福德地图中，出现于小亚的山猫（Lynx）不仅能透视墙壁，尿液还能化为一块黑色石头。现身于印度地区的蝎尾狮（Manticore）拥有人的脸、狮子的身体、蝎子的尾巴，长着三排牙齿、黄色眼睛、血红皮肤，总是发出嘶嘶的声音。恐怖的斯基泰人（Scythians）会把敌人的头颅制成杯子。Brotton，A History of the World in Twelve Maps，pp.97-98.在世界的最北端，居住着野蛮民族歌革与玛各（Gog and Magog），它们是诺亚之子雅弗的后代。Kline，Maps of Medieval Thought，pp.184-186.当末日降临之时，撒旦会召集它们进攻耶路撒冷。亚历山大来到高加索山脉之时，为了镇压这些部族，曾修筑高墙并将其阻于其后。在非洲南部上尼罗河右侧，靠近地图边缘的狭长地带，则分布着一系列恐怖种族。最先映入眼帘的是甘金埃塞俄比亚人（Gangines Ethiopians），它们拿着拐杖互相推挤。继续往南，则有长着四只眼睛的马米尼埃塞俄比亚人（Marmini Ethiopians）、嘴和眼睛长在胸口的无头布莱明人（Blemmyes）、只能爬行不能走路的翘腿人（Himantopods）等。Brotton，A History of the World in Twelve Maps，pp.98-99.以上这些奇异物种就像地图上的其他元素一样均以古代资料为基础，但制图者对资料的择取明显暴露了其态度。制图者一般不选择以客观理性为基础的普林尼的著作，而是大量援引索林努斯的《奇幻动物集》（Collectanea Rerum Memorabilium），不关心实际知识，而是更注重动物的奇幻特征。Woodward，“Medieval Mappaemundi，”in Harley and Woodward，eds.，The History of Cartography，vol.1，p.331; Kline，Maps of Medieval Thought，pp.104-105.经过拣选并进入基督教观念体系之后，这些奇异物种往往被赋予固定的道德教化之意义，并形成了《动物寓言集》（Bestiary）和《东方奇迹》（Wondersof East）之类道德寓言集图书。经过不断传播之后，其象征意义逐渐被模式化，并在中世纪社会中普及开来。在此过程中，原先关于该奇异物种的文本已变得不再重要，因此在传抄的过程中出现了一系列诸如文本缺失、错位的现象，这也正是“世界之布”呈现一系列舛误的原因所在。而这些奇异物种之所以能在中世纪流行并出现在“世界之布”中，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它们能彰显上帝的创造之力。例如奥古斯丁就认为，这些奇异物种实际上是一种奇观，不仅能证明上帝造物之能力，还被安排参与末日审判，能为所有人带来救赎的消息。Kline，Maps of Medieval Thought，pp.111-115，147-148，106，134，146.不仅如此，中世纪教士还笃信，如果能让这些奇异物种皈依基督教，则能在很大程度上证明福音的力量。Woodward，“Medieval Mappaemundi，”in Harley and Woodward，eds.，The History of Cartography，vol.1，p.332.
不难看出，中世纪的“世界之布”是基督教会在有选择地借鉴古典时代知识的基础上所构建的集中反映其神学、宇宙学、哲学观念的复杂综合体。从本质上讲，它们是一种观念地图，不是以科学，而是以信仰为基础。由此，它们很少具有地理学实用价值，也很难能为出行的中世纪人提供精确的路径导引。
三、敢为人先：马修·帕里斯行程地图的创新
如果将马修绘制的一系列路线图与区域地图和上述集中反映基督教理念的“世界之布”相对比可以发现，二者在很多方面呈现巨大的差异，具体表现有二：其一，在地图的“基本方向”（orientation）上，马修的路线图与区域地图之中，除了一部分符合“世界之布”以东为上的标准之外，其余均明显背离了这一标准。例如，马修的路线图以南为上，而不列颠地图以北为上，在4种巴勒斯坦区域地图中，有一张草图以北为上；
Oxford，Corpus Christi College，MS 2，f.2v.其二，与充斥象征主义意象的“世界之布”相比，马修的地图大多是现实主义的，在很多方面呈现出实用性、精确性和科学性，在很大程度上具有实践意义。如马修的路线图不仅配备了单日行走的里程标志，还清晰标注了与区域图之间的衔接点。另外，马修的不列颠地图已注意到比例的重要性，其海岸线边缘也更符合实际。这些极具创新性的变化在基督教制图理念占统治地位的中世纪是不可思议的。由此，笔者在以下部分拟分方向、线路、精确性三个方面分别叙述马修行程地图的创新并分析其背后的动机。
其一，方向。在马修的行程地图之中，路线图部分以南为上。如前所述，马修共绘制了4种自伦敦至南意大利阿普利亚的路线图，每种路线图各分五段行进：第一段自伦敦至法国北部城市博韦（Beauvais）；
第二段自博蒙特（Beaumont）至索恩河畔沙隆（Chalon-sur-Sane）；
第三段自马孔（Macon）至蒙塞尼（Montcenis）；
第四段自苏萨（Susa）至意大利萨尔扎纳（Sarzana）；
第五段自意大利的蓬特雷莫利经罗马，并随后到达南意大利的阿普利亚。Cambridge，Corpus Christi College，MS 026，fols.ir-iiv.非常明显，这条线路自伦敦一路南下，走陆路，经法国、意大利，最终到达阿普利亚。每一段路线图均位于抄本的一叶（folio）的正面或背面之上，包含并排的两栏条状路线图，每栏路线图的读法均是自下而上，目光移动到顶端之后再落至相邻一栏的最底端，然后再继续向上阅读，阅读轨迹形成一个大写的字母N。由此推断，马修的路线图是以南为上。而在南意大利一段的路线图则呈现出一些与其整体上“以南为上”的基本方向不符的现象。在该段行程中，南部按理也应位于叶面顶端，北部位于底端，但实际上西海岸（包括那不勒斯和萨勒诺）却被置于顶部。不仅如此，巴列塔、特拉尼、巴里、布林迪西和奥特朗托等城市则沿着垂直于叶面并沿地图左侧向下延伸的海岸线分布，与沿叶面顶部的西海岸几乎成直角。Lewis，The Art of Matthew Paris in the Chronica Majora，p.346; Vaughan，Matthew Paris，pp.249-250.这一看似矛盾的处理方式却在一定程度上暗示了马修该部分地图的范本。中世纪时期伊斯兰世界的地图以南为上，这是因为穆斯林人早期的文明诞生在圣城麦加以北这一新征服的领土上，所以伊斯兰世界认为南方是神圣的，并形成了向南祈祷的习俗。Woodward，“Medieval Mappaemundi，”in Harley and Woodward，eds.，The History of Cartography，vol.1，p.337.对比马修的路线图与伊德里西（Al Idrisi）为西西里国王罗杰二世（Roger II of Sicily）创作的《罗杰之书》（Tabula Rogeriana）可发现，二者对南意大利的处理手法基本一致。这表明，马修或许是从某个途径接触到了伊德里西的地图，并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其影响，直接借鉴了其南意大利部分的处理方法。
马修的巴勒斯坦区域图计有4种，但其基本方向并不一致。其中，MS 026抄本、MS 016 I抄本、Royal抄本之中的巴勒斯坦地图明显以东为上，相关证据有二：其一，观察海岸线、阿克城、耶路撒冷城的相对位置可发现，三者处于一条大约垂直于海岸线的直线之上，且海岸线位于最底部；
其二，在这3种巴勒斯坦地图中，阿克城规模明显与耶路撒冷不成比例，阿克城占据了整个叶面的近四分之一，而耶路撒冷城的尺寸尚不足整个叶面的十分之一。Cambridge，Corpus Christi College，MS 026，fols.iiir-iiiv.正因如此，阿克城中的一系列知名建筑的位置清晰可见，据此亦可判断整幅地图以东为上。而第4种巴勒斯坦地图则以北为上，该图最初被绘制在一张羊皮纸对开页（bifolium）之上，占据其四分之一的叶面，后来该对开页被装订进一部圣经手稿中，藏于牛津大学基督圣体学院，故第4种巴勒斯坦地图又称牛津巴勒斯坦地图。牛津巴勒斯坦地图虽是一张粗略的草图，但却有着极其精确的比例，整个版面之上既没有冗长的描述性传说，也没有浮华的插图，大量自然、人文的标志性特征均被标记，甚至还标出了许多沿海定居点之间的精确距离（以行走天数表示）。Oxford，Corpus Christi College，MS 2，f.2v.不僅如此，该图中的一些注释还提供了有关各个地点相对位置的附加信息，有时甚至会纠正地图中的错误。例如，虽然在地图上大马士革位于加利利海正北的约旦河上，但注释正确地指出，事实上大马士革不在约旦河上。Vaughan，Matthew Paris，pp.245-246.
马修绘制的4种不列颠区域地图（地图A、B、C、D）无一例外均以北为上，被认为是中世纪拉丁西方最早的以北为上的地图，在今人看来也是最为熟悉的，因为它们与今天地图的布局基本一致。故这4种不列颠地图也以其准确性与科学性而闻名于世。这些地图整体呈狭长状，不列颠群岛一应俱全，蜿蜒的海岸线倍显真实。或许是出于对地图比例的重视，马修还在地图的文本中特意标注：“如果叶面允许，那么整个岛应当更长。”Woodward，“Medieval Mappaemundi，”in Harley and Woodward，eds.，The History of Cartography，vol.1，p.288.在不列颠地图A、B、C的上下左右四边边框之外还分别以拉丁文写明了该边的方向：“AQVILO”（北方）、“AVSTER”（南方）、“OCCIDENS”（西方）、“ORIENS”（东方）。Cotton MS Claudius D.VI，f.12v，British Library，London; Cotton MS Julius D.VII，fols.50v-53r，British Library，London.由此可见，不列颠地图以北为上并非偶然，而是马修刻意而为之，这也是许多读者最大的疑问。有学者指出，不列颠地图都包含从多佛到纽卡斯尔的行程，途经坎特伯雷、罗切斯特、伦敦、圣奥尔本斯、邓斯特布尔等地，又因马修的路线图部分以南为上，因此不列颠地图将南方安排在底部很有可能是为了方便对接路线图。Vaughan，Matthew Paris，p.244.这种分析看似有道理，但实际上经不起推敲。如果是这样，那么牛津巴勒斯坦地图以北为上又作何解释？笔者认为，马修的不列颠地图极有可能是受到了古典地理学知识的影响，因为在古典地理学传统里，托勒密的世界地图就是以北为上的。尽管此时托勒密的《地理学指南》（Geographia）一书仍未在拉丁西方出现，但却有大量零散的古典地理学知识保存在了教科书中，在塞维利亚的伊西多尔、奥罗修斯、马克罗比乌斯等早期教父之中亦多有流传。例如，气候带地图学说在古典时代就已存在，马克罗比乌斯将其继承了下来，之后这一学说如同一条暗河，潜流了很长时间，终于在12世纪初在圣奥梅尔的兰伯特（Lambert of Saint-Omer）那里再次发芽，随后又在马修的继承人沃灵福德的约翰那里得到进一步发展。Woodward，“Medieval Mappaemundi，”in Harley and Woodward，eds.，The History of Cartography，vol.1，pp.353-255.
其二，路线。马修的不列颠地图、路线图、巴勒斯坦地图共同构成了一条一以贯之的行程地图，从伦敦出发，顺着线路前行，最终可到达阿克城。马修的行程地图整体上呈现出直观、贯通两个特征。首先是直观。马修的路线图绝非象征主义式样，而是表现为直观的条状线性图，无需想象力与联想力，任何人都能看懂。它所呈现给读者的是一种点对点的方位关系图，先是以简笔画的形式给出两座城市的缩略图并标注城市名，然后用直线连接它们，同时沿着路线以红笔纵向书写“一天之行程，通往X地之路”（Jurnee—Le Chemin a X）这样的格式语句。不仅如此，马修在一些路段还会提供替代路线，供地图使用者选择。路线周边出现的均是非常写实的自然风物，如一只骆驼，一头牛，或者几棵棕榈树，基本上是当地的特色动植物，绝不会出现任何奇幻动物或恐怖种族。其次，马修的路线图并非孤立存在，而是形成一个彼此呼应且贯通的整体。在多佛与英格兰内地之间，有预先设置的导引路线；
在南意大利阿普利亚，会标注登船去阿克的地点；
在西西里岛，康沃尔公爵理查曾经登岛的地方被特意标记出来；
在一些关键的节点，马修会在路线图叶面边缘增设精巧的侧翼，并写满指示性的信息。侧翼翻转之间，路线一目了然。Cambridge，Corpus Christi College，MS 026，fols.ir-iiv，iir，iiir-iiiv.
其三，精确性。马修的路线图，包括区域地图在内，能提供相对精确的行程信息。大英图书馆收藏的一部抄本显示，在绘制其路线图之前，马修曾绘制英格兰地区的线路草图，该草图描绘了4条道路相交的样子。Cotton MS Nero D I，f.187v，British Library，London.如果追根溯源，我们可在古罗马帝国道路图中找到马修路线图绘制理念的源头。在古罗马道路图中，制作于公元300年的波伊廷格地图（Tabula Peutingeriana）最具代表性。波伊廷格地图在一条长7米、宽30厘米的皮纸卷轴之上绘制了古罗马10万多公里的道路，城镇与城镇之间均标以精确的距离，不仅如此，该图还根据帝国邮政系统的数据，详细地绘制了居民点、驿站、浴场、河流、神庙和森林的位置，一度被认为是用于旅行或军事活动的道路交通图。Jerry Brotton，Great Maps：
The Worlds Masterpieces Explored and Explained，London：
Dorling Kindersley Limited，2014，pp.28-29.总体而言，拉丁西方的历史写作并不怎么关注空间问题，但时间平行线是历史学家有关时间与空间关系的基本表达方式。马修以一日旅行丈量全部里程的做法恰是使用了这一策略。
由此可见，马修在绘制路线图，乃至整个行程地图的过程中，总是不惮于做各种尝试，努力地接纳和吸收可以制作出更精确、更科学的地图的知识与技术。关于这一点，马修自己曾有明确的表述。例如，马修曾在他本人绘制的一张“世界之布”中隶属于亚洲地区宽敞的空白处写道：“这是修院长罗伯特·梅勒克利（Robert Melekely）和沃尔瑟姆修院（Waltham）的世界之布概要。悬挂于国王（亨利三世）位于威斯敏斯特房间中的世界之布，是按照我的方法绘制的。而且，以此种方法绘制得最真实，它就像展开的栉孔（chlamys）。这就是哲学家所说的我们可居住部分的形状，即地球的第四部分，几乎是三角形的，因为地球是球形的。”Duzer，“The Psalter Map （c.1262），”in Terkla and Millea，eds.，A Critical Companion to the English Medieval Mappae Mundi of the Twelfth and Thirteenth Centuries，pp.189-190.马修这里所提到的国王房间悬挂的地图已经在火灾中被焚毁了，但马修的文字说明告诉我们，在为国王绘制地图时，他可能参照了古典哲学家的知识，例如他提到的“展开的栉孔”就是指托勒密利用投影法将球面上的图像投射到平面上所得到的类似于梯形一样，上小下大，像栉孔一样次第展开的形态。由此可見，马修在绘制地图过程中所做的一系列创新，并非无心之举，而是刻意为之的结果，此时的马修雄心勃勃，志在刻画一个更具有学术性、科学性的世界形象。
四、帝国欲望：金雀花王朝的扩张理想与实践
与“世界之布”的历史叙事不同，马修的地图更多地呈现了其世俗目的，而这在很大程度上与金雀花王朝扩张领土、建立帝国的野心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例如，马修的巴勒斯坦区域地图对耶路撒冷的忽视与对阿克城的极度重视形成鲜明的对比。再如，马修的路线图更改了传统的朝圣路线，而与第三次十字军东征的路线恰好吻合。再如，马修作图之时恰是教皇向康沃尔公爵理查提供成为西西里国王的机会之时。这表明，马修的行程地图蕴含了明显的“帝国视野”和“帝国需求”。然而，这绝非新鲜事。长期以来，制图学一直是盎格鲁-诺曼人表达此类帝国主张的重要工具，而且这种表达是建立在这样一种理论建构之上的：展示地图的权力等同于对相应空间的实际控制。Connolly，“Copying Maps by Matthew Paris，”p.192.金雀花王朝历来就重视地理、地图知识，着力将其与统治、王权、帝国等元素结合起来。在金雀花王朝宫廷，地图在很大程度上被视为统治和知识力量的象征：王子被要求掌握地理知识，阅读亚历山大大帝的故事；
地图被悬挂在宫殿、军帐之中供人们观看；
众人都在场时，国王要适时地发表对地图的评论。被国王赞助的学者（一般为修士）有权力随时查阅宫廷内的各种档案资料，并有资格随国王出行；
与此同时，他也有义务为国王绘制地图，撰写地理志之类的著作。例如，罗杰·德·豪顿（Roger de Howden）查阅了宫廷档案之后，为狮心王理查和菲利普·奥古斯都（Philip Augustus）绘制了十字军东征的路线与行程。再如，吉罗·德·巴里（Giraud de Barri）将其撰写的《爱尔兰地形图》（Topographia Hibernica）一书献给了亨利二世。Bouloux Nathalie，“Les usages de la géographie à la cour des Plantagenêts dans la seconde moitié du XIIè siècle，”Médiévales，no.24 （1993），La renommée，pp.136，140，144.
13世紀，地图的政治用途似乎在英国发展到了新高度。西西里国王罗杰二世赞助伊德里西创作包含其所绘制的70幅区域地图的《罗杰之书》的经典案例不仅鼓舞着亨利二世，也刺激了亨利三世。作为其宏伟计划的一部分，亨利三世命令马修绘制一幅“世界之布”，并悬挂于其威斯敏斯特的卧室中。1237年，亨利三世下令在克拉伦登的“亚历山大房间”绘制《亚历山大罗曼史》（Alexander Romance），并于1252年下令在诺丁汉城堡的王后房间里再次绘制该图。Connolly，“Copying Maps by Matthew Paris，”p.193.可能还远不止这些，马修不断缩编其《大编年史》，并为其每一部缩编本绘制一套包括不列颠地图、伦敦至阿普利亚的路线图、巴勒斯坦地图的行程地图，很有可能是为了呼应国王心中的帝国梦，不管是在意识形态上还是实践方面，这一点均有所表现。
第一，发展“帝国转移”学说。前文有述，基督教神学观念中有所谓“帝国转移”学说。概言之，帝国的统治权与政治合法性自亚述人、迦勒底人、米底人转到希腊人手中，后来随着世界末日的临近，又落入罗马人之手。其实马修在其路线图的开端就创造性地利用了这一意识形态，打造了一个特洛伊后裔布鲁图斯（Brutus）来到新特洛伊（伦敦），并接管罗马人帝国统治权的神话。马修在路线图开端处伦敦城旁边的文本中写道：“伦敦是英国的首都，布鲁图斯是不列颠的第一位居民，他建立了这座城市，并称其为新特洛伊。”Cambridge，Corpus Christi College，MS 026，f.ir.可见，马修的读者在启程之初，便读到了一个关于布鲁图斯建立伦敦的神话，布鲁图斯从意大利来到英国，其目的是复制一个罗马帝国。值得注意的是，布鲁图斯的传说并非古已有之，而是一个刚刚兴起的神话，它立刻就成了马修的创作素材，足见马修对新知识的吸收效率。1135至1139年间，编年史家蒙茅斯（Monmouth）首次在其撰写的编年史中将英国王权与埃涅阿斯的后裔联系起来，他的具体叙述是：布鲁图斯是埃涅阿斯的孙子，他被赶出意大利，与特洛伊战友一起航行到阿尔比恩岛。他征服了该岛，将其重新命名为“不列颠”，并在此基础上兴建了伦敦城。Connolly，“Copying Maps by Matthew Paris，”p.176.
第二，引导读者重视阿克。在“世界之布”以及以往的朝圣图中，耶路撒冷是名副其实的中心。然而，在马修的路线图中，行至圣地，读者会发现这里的布局明显比例失调，耶路撒冷变成了一个微小的存在，狭窄的空间几乎无法绘制更详细的建筑，对于其中的很多建筑，马修甚至只能画一个圆圈标记之。Cambridge，Corpus Christi College，MS 016 I，f.ivr.与这种情况形成强烈对照的是，阿克城足足占据了圣地的四分之一有余。其城墙内外空间绰绰有余，足可记录下大量信息。另据统计，在整个巴勒斯坦区域地图中马修共标记了120个名称，包括防御工事、圣地和各个苏丹国控制的土地等。除此之外，地图还标明了沿海城市之间的天数行程，地图中的注释还建议对地图进行更正，如指出约旦河并不流经大马士革等等。Edson，Mapping Time and Space，p.121.马修如此做法实际上是延续了金雀花王朝御用学者的传统，帮助国王尽可能多地搜集其感兴趣的真实地理信息，而在十字军东征的历史大背景下，这些信息至关重要。
第三，觊觎西西里。在马修路线图南意大利阿普利亚部分，读者可以看到一段文字：“1253年，也即教皇英诺森四世时代，英格兰国王的兄弟理查伯爵曾被推荐成为这片土地的国王。”Cambridge，Corpus Christi College，MS 026，f.iiir.这片土地指的是南意大利与西西里。理查的回应也是异常明智，他认为这一提议就好像有人在说：“我把月亮（卖）给你，爬上去拿吧！”尽管理查拒绝了教皇的提议，但亨利三世却开始想入非非，与教皇进行了一系列谈判，希望能为其子埃德蒙（Edmund）谋得这一荣耀。由于国王的直属封臣均反对这一愚蠢的计划，亨利三世与男爵们的斗争也就此开始。男爵们认为西西里遥不可及，但在亨利三世看来，对于作为萨瓦尔和普瓦图人的他来说，西西里非但不远，而且还很近。1257年，康沃尔的理查在亚琛加冕为罗马国王（候任皇帝），霍亨斯陶芬家族的遗产似乎已在金雀花王朝的掌握之中。同年，亨利三世安排12岁的埃德蒙在男爵们面前亮相，他身着阿普利亚服装，扮演西西里国王，希望能给男爵们留下深刻的印象。亨利与教皇亚历山大四世谈判的结果是，教皇承诺埃德蒙是西西里岛的合法国王，亨利向教皇支付巨额款项，并承诺进行十字军东征。对于亨利来说，西西里的安排倒是不无优点，那就是亨利对穆斯林进行十字军东征的义务已被教皇改为对意大利霍亨斯陶芬王朝的十字军东征。如果成功，亨利赢得的战利品将是西西里王国，这是一个比路易九世试图重新征服耶路撒冷王国更为现实的目标。与路易相比，亨利是一个现实主义者。M. T. Clanchy，England and Its Rulers：1066-1307，West Sussex：
Wiley Blackwell，2014，pp.243，245.或许就是在这一关键时期，马修用他的行程地图呼应了亨利三世对西西里的野心。
第四，对苏格兰的领土主张。如上文所述，学者普遍认为马修及其继承者监制了4种不列颠地图，也即地图A、B、C、D。诚然，这4种不列颠地图在基本方向、比例、形制、海洋用色等方面存在诸多共同点，但不可否认的是，Royal抄本中的地图D在完成度、地名、字体、海岸线形状等方面呈现出迥然不同的特点：（1）从完成度来看，与地图A、B、C相比，地图D的完成度最低，仅海洋使用了与之前几张地图一样的颜色，其他地方均以黑色墨水绘制、书写；
（2）从地名数量及分布情况来看，英格兰南部的地名集中于一条贯通北部的中轴之上，中轴之外的地名分布明显减少，甚至还保留了大量空白。除了中轴之外，绝大部分地名密集地分布于英格兰北部与苏格兰交界处，特别是在约克郡，呈现出制图者及其赞助人对该地区以及穿过该地区路线的空前重视；
（3）将目光聚焦于英格兰与苏格兰交界处，地图A、B、C在该处仍然按照传统绘制古老的哈德良长城与安东尼长城，整个边界呈现出泾渭分明、井然有序的状态，苏格兰一方表现出良好的防御状态。而反观地图D则可发现，该地区已无哈德良长城与安东尼长城，整个边界地区呈打开状态；
（4）与其他3张地图不同的是，在地图D中轴线附近均匀分布着不列颠尼亚的大写（BRITANNIA）。更让人称奇的是，BRITANNIA自下而上所标记的范围明显已将苏格兰纳入其中；
（5）整个英格兰南部的海岸线异常平直，而越是靠近苏格兰的地方，海岸线的处理就越细致，这亦体现出制图者与赞助人对该地区的重视程度；
（6）一些地名的字体与笔画的粗度明显不同，类似于13世纪后期的手写体。由此，我们判断，地图D很有可能稍晚于地图A、B、C的制作年代，系马修的继承人为了满足爱德华一世对苏格兰主张的特殊需要而设计的。当爱德华一世需要军事证据和资源来支持他统治苏格兰的主张时，一直享有王室青睐的圣奥尔本斯修道院响应了这一号召。Connolly，“Copying Maps by Matthew Paris，”pp.200，202.
五、结 论
综上所述，中世纪的“世界之布”集中反映了基督教的制图观念，极具抽象主义、象征主义与神秘主义特色，却在很大程度上忽略了地图的实用性与实践性需求。与之相比，由不列颠地图、路线图和巴勒斯坦地图组成的马修·帕里斯的行程地图虽在某些方面仍保留了基督教地图的特色，但在基本方向、实用性与精确性等方面却呈现出很大程度的创新性。这表明，古典的地理科学与知识并未完全消亡，而是像潜流之水留存于早期教父的著作中，一旦条件成熟，便会对制图者的观念与技术产生影响。与此同时，在渐次复兴的古典地理学知识的影响下，马修的地图明显有了世俗化的迹象，不仅表现出对南意大利与西西里的极大关注，还首次绘制出了相对精确的不列颠地图，极大地呼应了金雀花王朝统治者的帝国扩张需求。如果那幅由马修绘制并悬挂于亨利三世威斯敏斯特寝宫的地图没有被烧毁的话，应该能充当上述结论更好的注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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