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庆峰 刘恒言
(山东大学经济学院，山东 济南 250100)
近年来，我国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统筹推进对外投资合作，鼓励引导有实力、信誉好的企业参与国际竞争与合作。
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在2010 年仅为688.11 亿美元，2020 年达到1537.10 亿美元，10 年内上升两倍，与2019 年同比增长12.27%，流量规模首次位居全球第一。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直接投资公报》显示，2020 年末，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达2.58 万亿美元，仅次于美国(8.13 万亿美元)和荷兰(3.8 万亿美元)。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创新对外投资方式，促进国际产能合作，形成面向全球的贸易、投融资、生产、服务网络，加快培育国际经济合作和竞争新优势”。
我国对外投资已成为拉动全球跨境直接投资增长的重要引擎，这对扩大对外贸易、提高企业竞争新优势、促进产业转型升级、深化我国与有关国家的经贸关系、推动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发挥了积极作用。
营商环境作为东道国制度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影响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重要因素。我国在同相关国家进行更深层次投资合作时，东道国营商环境在其中起到何种影响，是值得深入研究的。
对外投资动机、东道国的经济发达程度也对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存在差异性。
本文选取2010-2020 年世界银行发布的《营商环境报告》中世界各个国家的营商便利度得分作为营商环境量化依据，研究东道国营商环境对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以及经济发展水平和投资动机对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为我国跨国企业开展海外投资提出对策建议。
(一)营商环境概念的界定与量化
营商环境概念方面，宋林霖和何成祥(2018)[1]指出营商环境涉及政治、经济、法治、社会、生态等一般环境与政企关系、劳动力市场、金融机构等具体环境。
吕秀军(2022)[2]指出在营商环境这个概念的整体要素中包含着影响企业生产经营活动的各种社会、经济、政治和法律要素等方面，是一项涉及经济社会改革和对外开放诸多领域的系统工程。
由此可见，营商环境涉及多方面的定义，涉及政策环境、金融环境、市场环境以及技术环境等因素。
营商环境量化方面，许坚和沙添越(2022)[3]用《世界银行报告》中营商便利度得分代表营商环境探究了营商环境、技术创新与全要素生产率三者之间的关系。
黄鸿逸等(2020)[4]选取《世界银行报告》中营商环境便利度排名作为量化指标，分析出东道国的“营商环境排名”对我国ODI 具有负影响，“富强型”国家的“营商环境排名”则与我国ODI 呈正相关。
有学者自己建立指标体系对营商环境量化，如后小仙等(2020)[5]借鉴大湾区研究院发布的《2017 年中国城市营商环境报告》构建城市营商环境综合指数，研究了地方官员任期对营商环境的影响。Alves 和Oliveira (2012)[6]运用因子分析法和克朗巴哈系数法验证了世界银行的营商环境便利度指标对营商环境具有解释效力。
营商环境评价工作涉及对各经济体监管环境、法律环境和投资环境等多个因素的综合性评价。
考虑到数据获取及年份连续性，本文采用《世界银行报告》中营商环境便利度得分对营商环境水平进行量化。
(二)营商环境与对外直接投资的关系
多数学者认为营商环境的优化对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有正向影响。
Tang 等(2021)[7]以我国232 个城市为样本得出营商环境水平与投资选址有正相关关系。
曾慧等(2021)[8]采用拓展的投资引力模型检验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营商环境对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有显著正向影响。
东道国营商环境总体上对促进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有正向影响(周超等，2017)[9]。
降低风险方面，Corcoran 和Gillanders (2015)[10]认为契约环境的改善能够降低违约风险，东道国完善的投资保护制度能够有效地保护投资者的合法权益增强企业投资者的信心。
降低成本和获取收益方面，不管是从节约交易成本，还是从获取相关权益的视角，东道国良好的营商环境对外来投资企业都具有较强吸引力(陈升、过勇，2021)[11]。
其他方面，东道国腐败控制水平提升、市场经济环境更加自由会促进中国企业提高对外直接投资效率并扩大投资规模(张海伟，2022)[12]。
但有学者得出不同结论，陈伟光等(2020)[13]认为东道国政府治理水平与我国OFDI 基本不存在显著相关关系。
在中国企业对“一带一路”和东盟国家的对外投资中，中国企业倾向于投资营商环境总体情况较差的国家(康婕等，2022[14]；
王晓颖，2018[15])，营商环境的优化不利于我国对外直接投资。
(三)投资动机、经济发达程度与对外直接投资
企业的投资动机会直接影响企业对投资区位的选择。
一方面，东道国的经济发展水平不同，其营商环境可能对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不同。
与发达国家相比，发展中国家营商环境的改善对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影响更加显著(曾慧等，2021)[8]。
然而，也有研究认为我国的对外投资更加偏好货币自由度高和投资自由度好的国家或地区(贺娅萍、徐康宁，2018)[16]。
另一方面，投资动机不同，东道国营商环境对我国对外直接投资作用也存在差异。
王正新和周乾(2019)[17]通过对“一带一路”沿线代表性国家的实证分析，进一步提出不同投资动机对外直接投资对东道国营商环境具有异质性偏好。
Shun-Chiao 和Chang(2014)[18]指出我国对发达国家投资时，基于战略资产寻求动机，而对发展中国家进行投资，基于市场寻求动机及资源寻求动机。
东道国营商环境水平是影响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重要因素之一，良好的营商环境可以吸引高质量的外资。
一方面，良好的营商环境往往伴随着健全的规章制度体系、高效的政务服务环境、透明开放的法治环境及稳定有序的经营环境。
具体来看，东道国健全的规章体系及制度能够激发对外直接投资企业在自主创新、产业升级等方面的积极性，从而吸引更多外来投资企业(陈升、过勇，2021)[11]；
政务服务水平是对外直接投资软环境的重要衡量标准，高效的政务服务环境使对外直接投资企业更能够减少不必要的环节以及简化审批手续，因而能更快速融入东道国并在当地开展业务；
透明开放的法治环境是基础，在这种法治环境下影响投资的各种因素能够通过一定的法律形式表现出来，通过法律的规定和实施，也就可以直接影响投资者；
而稳定有序的经营环境则为外资提供了重要保障。
另一方面，企业在进入东道国市场之后，东道国营商环境越好，跨国企业在开办企业、办理施工许可、获得电力、登记财产、缴纳税款等方面手续更加便捷、时间成本以及其余耗费更低，跨国企业越容易取得东道国消费者、供应商等市场主体的信任。
此外，法律制度也是企业在进行对外直接投资过程中的重要因素。
东道国营商环境好同时也意味着在获得信贷、执行合同、办理破产等方面有完善的法律制度，进而能降低在经营过程中的风险，而且一旦投资落地进入长期经营阶段，较为健全和稳定的法律制度能够给外来投资者提供重要保障(瞿霞等，2022)[19]。
因此，得出假设1。
假设1:东道国营商环境总水平与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呈正相关关系。
发展中国家营商环境落后，但市场广阔、自然资源丰富、劳动力充足廉价(黄锦明，2011)[20]，且在这些方面具有较大的开发和使用空间，这就给对外直接投资的企业提供了更多获得红利的机会。
营商环境较好的国家，通常政治、经济和社会较为稳定，而企业在进行对外直接投资时要重点考虑的就是东道国政治、经济及社会因素带来的不确定性，营商环境良好的国家有利于我国跨国企业充分调动潜在的市场、资源以及劳动力，有利于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因此，我国倾向于向营商环境水平较好的发展中国家投资。
一般来说，发达国家营商环境已得到充分发展，前沿得分较高(张应武、刘凌博，2020)[21]，这意味着市场准入门槛较高，会导致我国跨国企业的比较优势难以凸显，很难在东道国市场中获得有利地位，不利于我国对外直接投资。
同时，发达国家营商环境较为良好且相对成熟，这些国家的投资市场也如此，从该方面看来的确对于吸引外来投资具有一定的优势，但发达国家的投资市场对于其他发达国家也同样具有吸引力，我国会面临与发达国家较为激烈的竞争，而我国的竞争优势相比西方发达国家并不明显，在与这些国家竞争时处于不利地位，如此我国难以在发达国家的投资市场当中占据一席之地，所以发达国家良好的营商环境反倒不利于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因此，我国企业倾向于投资营商环境水平较差的发达国家。
因此，得出假设2。
假设2:我国倾向于向营商环境水平较好的发展中国家投资，向营商环境水平较差的发达国家投资。
不同投资动机也会影响母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
市场寻求动机指跨国企业为了扩大自己的市场范围，更好地把握东道国的消费者而进行的对外直接投资。
张龑和孙浦阳(2016)[22]指出该类型的企业跨国业务较为繁忙，需要经常与合作伙伴签订贸易合同，便捷的审批手续、良好的合同履行可以降低违约风险，促进贸易的平稳增长。
市场寻求型动机对外直接投资企业的主要目的是降低企业整个运营过程中的成本，而优越的营商环境意味着更低的交易成本和更高的交易效率。
一方面，营商环境越良好，审批手续越便捷，签订和执行合同所花费的时间越短，对外直接投资企业风险成本就越低。
另一方面，企业的生产销售环节不能与纳税分开，冗杂的纳税程序容易对我国境外企业的投资活动形成严重障碍，较高的税率也会进一步压缩企业的商业利润空间(杨亚平、李腾腾，2018)[23]。
冗杂纳税程序的进一步简化会显著减少当地生产型对外直接投资纳税成本。
所以在此动机下，我国倾向于向营商环境较好的国家投资。
效率寻求动机的企业进行对外直接投资主要出于两个原因，即降低生产成本与提高生产效率。
一方面，在该投资动机下，企业会追求各环节手续尽可能简化，追求廉价劳动力。
近年来我国劳动力成本不断上升，民营企业加快寻求廉价劳动力的步伐，而这部分企业对经营效率以及制度成本等方面较为看重(周超等，2017)[9]。
民营企业大都在产业链中处在较低端的位置，主要是依赖劳动力优势获得利润，更希望到国外寻求廉价的劳动力，并展开投资，同时民营企业力量相对单薄，大多数对于风险的容忍度较低，希望到营商环境较好的国家进行投资。
除此之外，营商环境越好，外资企业就更能有效地分工和对全球资产进行专业化组合，降低风险。而这也恰恰是效率寻求型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目的(刘军、王长春，2020)[24]。
所以在此动机下，我国倾向于向营商环境较好的国家投资。
资源寻求动机是指跨国企业为获取东道国自然资源而对东道国进行的对外直接投资。
一方面，自然资源较为丰富的国家，经济发达程度往往较低(Auty，2002)[25]，营商环境水平也较差。
资源丰裕程度影响要素以及资源的价格，经济发达程度较低的国家要素及资源较为丰裕，相应的价格就更低，对外直接投资企业也就面对更为低廉的成本，所以更倾向于对其投资。
此外，发达国家对自然资源的保护措施更为完善，且保护力度大，这也给资源寻求型投资动机的投资企业设立了较高门槛，降低了寻租获得利润的可能性。
另一方面，我国经济与法律制度尚未健全，企业更熟悉“关系”和“非市场行为”的规则(田原、李建军，2018)[26]，因此我国跨国企业在营商环境相对恶劣，法律制度保护力度较差的东道国更具有制度优势。
资源寻求型对外直接投资的主体是国有企业，这些企业具有政治动机以及所有权优势，由于政府为其提供了强有力的政策支持，对国有企业的发展提供一定的保障使其面临较小的不确定性，所以国有企业对东道国制度风险的容忍度更高。
在此动机之下，我国倾向于向营商环境较差的国家投资。
战略资产寻求型动机是指对外直接投资企业为了获取和利用国外先进生产技术、生产工艺和管理经验等进行的对外直接投资。
首先，良好的营商环境有助于高新技术人才的培养，其创新思路、理念与设计方案更容易付诸实施，而创新以及高新技术人才也是战略资产当中十分重要的内容。
除此之外，良好的营商环境意味着政府在金融以及经济方面能投入较多时间和精力，以保持国家经济金融环境的稳定，这可以吸引更多高精尖技术人才，有利于我国企业获取东道国先进技术以及管理经验。
东道国法律对股东强有力的保护可以有效降低因合同纠纷引发的投资损失(王正新、周乾，2019)[17]，这能够更好地保护我国企业获取海外技术和人才。再者，跨国企业的知识产权在产权制度稳固、政府监管到位的东道国更容易得到有效保障，全方位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可以代替市场降低企业的进入成本(武娜、刘晶，2013)[27]。
因此，战略资产寻求动机下，营商环境总水平的改善能促进我国对外直接投资。
基于上述分析，分别提出假设3、假设4、假设5、假设6。
假设3:市场寻求动机下，营商环境水平的改善能促进我国对外直接投资。
假设4:效率寻求动机下，营商环境水平的改善能促进我国对外直接投资。
假设5:资源寻求动机下，营商环境水平的改善不利于促进我国对外直接投资。
假设6:战略资产寻求动机下，营商环境水平的改善能促进我国对外直接投资。
(一)研究设计
本文剔除数据严重缺失的经济体，综合考虑各种因素如投资存量规模、连续性、东道国区域分布等，最后选择144 个经济体作为研究对象。
截至2020 年底，我国对上述144 个经济体的对外直接投资存量达到1.94 万亿美元，占该年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的75.20%，能很好地反映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情况，具有代表性，本文的研究时间跨度为2010-2020 年。
1.变量定义与来源
(1)被解释变量:OFDI。
2010-2020 年我国向世界144 个经济体的年度对外直接投资存量，数据来自《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
(2)解释变量:BE。
世界银行公布的总体营商环境得分，用来衡量各东道国营商环境总水平，为本文的核心解释变量。
世界银行总体营商环境得分的计算分为两个步骤:第一步，将下设10 个基础分项指标得分加总；
第二步，将加总后的结果进行简单算术平均。
具体来说，下设10 个分项指标(Be)，开办企业(DB)、申请施工许可(CP)、获得电力供应(GE)、注册财产(RP)、获得信贷(GC)、投资者保护(PI)、缴纳税款(PT)、跨境贸易(TA)、合同执行(EC)、办理破产(RI)。
数据来自2010-2020 年世界银行发布的年度《营商环境报告》。
(3)其他变量。
投资动机相关变量及数据来源:PGDP 参照曾慧等(2021)[8]的做法用人均GDP 来衡量市场寻求型动机，人均GDP 越高代表东道国市场规模越大；
LB，以劳动力总数来衡量效率寻求型动机，劳动力越丰富，劳动力成本越低(田晖等，2018)[28]，有利于吸引我国对外直接投资；
RC，参照郑磊和吕美静(2022)[29]的做法用燃料出口占商品出口的百分比来衡量资源寻求型动机，该变量对于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还需考虑其他因素；
ICT，参照王正新和周乾(2019)[17]的做法用信息和通信技术产品出口占产品出口总量的百分比来衡量战略资产寻求型动机。
数据来源于世界银行发展指标数据库。
其余控制变量:PS，政治稳定性，取值越大表示该国政权越稳定；
RL，东道国法律状况；
FF，金融自由度；
TP，通货膨胀率；
CO，是否沿海国家，沿海国家取值为1，内陆国家取值为0。
政治稳定性、法律控制数据来源于全球治理指标数据库，金融自由度数据来源于美国传统基金会，通货膨胀率数据来源于世界银行发展指标数据库，是否沿海由作者搜集资料所得。
2.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各变量描述性统计如表1 所示。
表1 变量描述性统计
3.模型构建
基准模型为式(1)，核心解释变量为世界各国营商环境总水平BEit。
拓展模型为式(2)、式(3)，式(2)中核心解释变量为世界各国营商环境10 个分项指标水平Beit，式(3)为加入投资动机与营商环境总水平交互项之后的模型。
LnPGDPit×BEit代表市场寻求动机，LnLBit×BEit代表效率寻求动机，RCit×BEit代表资源寻求动机，ICTit×BEit代表战略资产寻求动机。
LnPGD-Pit、LnLBit、RCit、ICTit为投资动机变量，分别代表东道国的市场规模、劳动力充裕程度、资源充裕状况以及战略资产持有水平，其余为控制变量，α0为常数项，vi为个体效应，ut为时间效应，εit为随机误差项，i 代表经济体，t 代表年份。
(二)实证分析
根据Hausman 检验结果并结合模型中变量的实际情况，并且本文模型时间跨度较大，需要控制不同国家随时间变化的不可观测因素的干扰，所以本文采用个体、时间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同时控制前文所述的控制变量。
为防止多重共线性的问题，本文对式(3)中的交互项进行了去中心化处理。
1.基准回归结果
(1)不同经济发展水平下，东道国营商环境总水平对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
如表2 所示，核心解释变量营商便利度得分(BE)系数为0.0637，且在1%水平下显著。
这说明，改善东道国的营商环境能够显著促进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本文的理论假设1 得以验证。表2 汇报了以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为研究对象，营商环境对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结果表明，不论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良好的营商环境均有利于吸引对外直接投资。
虽然发达国家准入门槛较高，但其良好的营商环境仍对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有着显著正向影响。
原因可能在于:发达国家在高科技领域发展水平较高，我国向其投资旨在获得先进的技术以及管理经验。
假说2 得到部分验证。
表2 营商环境总水平对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
投资动机相关变量。
无论在何种样本下，人均GDP(LnPGDP)系数均在1%水平下显著为正，这说明东道国市场对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有正向影响。
同样，劳动力总数(LnLB)系数均在1%水平下显著为正，这说明东道国劳动力对我国对外直接投资起到促进作用。
东道国燃料出口(RC)在全样本和以发展中国为样本时系数为负，以发达国家作为样本时系数为正，但不显著，这说明燃料出口(RC)对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影响不显著。
不同样本下信息和通信技术产品出口(ICT)系数均为负，全样本时10%水平下显著，这说明信息和通信技术产品出口(ICT)对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有负向影响。
其余控制变量。
政治稳定性系数在以发达国家为样本时显著为负，在以全样本和发展中国家为样本时为正但不显著。
法律控制系数在全样本和以发达国家为样本时为负，以发展中国家为样本时为正。
金融自由度对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有抑制作用。
经济稳定性用通货膨胀率来衡量，系数为负说明我国更倾向于投资经济稳定以及物价波动较小的国家。
由于篇幅限制，本文在汇报结果时省略控制变量。
(2)不同经济发展水平下，营商环境各分项指标对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
表3 为全样本下对营商环境分项回归之后的结果。
结果表明，除开办企业、跨境贸易系数未通过显著性检验之外，其余各分项指标系数大都在1%水平下正向显著，这表明申请施工许可、获得电力供应、注册财产、投资者保护、缴纳税款、合同执行、办理破产均对我国对外直接投资产生正向影响。
获得信贷系数在5%的水平下显著为负，这表明获得信贷指标水平的提高不利于我国对外直接投资。
表3 营商环境各分项指标对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全样本)
表4 汇报了以发达国家为样本时对营商环境分项回归之后的结果。
合同执行分项指标回归系数未通过显著性检验，其余各个分项指标回归系数基本都在1%水平下正向显著，这表明开办企业、申请施工许可、注册财产、投资者保护、缴纳税款、跨境贸易、办理破产均对我国对外直接投资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
获得信贷系数为负，且在10%的水平下显著，这表明该分项指标水平的提高不利于我国对外直接投资。
获得电力供应系数在1%的水平下显著为负，这表明该分项指标水平的提高不利于我国对外直接投资。
原因在于基于更高成本的电力供应会给对外直接投资企业造成较大的进入壁垒，尤其是对于高耗能的企业来说。
表4 营商环境各分项指标对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发达国家样本)
表5 为以发展中国家为样本时式(2)回归之后的结果。
结果表明，除开办企业、注册财产、跨境贸易回归系数未通过显著性检验之外，其余各个分项指标回归系数基本都在1%水平下显著，且为正，这表明申请施工许可、获得电力供应、获得信贷、投资者保护、缴纳税款、合同执行、办理破产均对我国对外直接投资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即这些营商环境指标水平的提高有助于加强我国对外直接投资。
表5 营商环境各分项指标对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发展中国家样本)
综上所述，以经济发达程度为标准分组进行异质性分析时，大部分营商环境指标水平提升对我国对外直接投资产生积极影响，但在营商环境部分分项指标系数以及显著性方面存在异质性。
对于发达国家来说，获得信贷系数为负向显著，而发展中国家结果却相反，原因可能在于发达国家信贷业务发达，对企业资信准入要求和隐形门槛较高，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水平。
(3)不同投资动机下，东道国营商环境总水平对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
表6 为不同投资动机的回归结果。
从表6 的结果来看，营商环境总体水平的系数均在1%的水平下显著为正，进一步论证了假设1。
总体来看，表中各列交互项系数大小及显著性水平存在不同，这说明不同投资动机下营商环境对于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水平的影响不同。
列(1)中交互项系数在1%的水平下显著为正，这表明市场寻求动机型投资企业更倾向于投资总体营商环境更好的东道国，东道国市场规模及体量越大，该国营商环境的改善会进一步提升我国投资企业对该东道国的对外直接投资水平。
所以，假设3 得以验证。
列(2)中交互项系数在10%的水平下显著为负，这表明效率寻求型动机的投资企业更倾向投资于营商环境较差的东道国，东道国的劳动力数量越多，该国营商环境改善反而会降低我国投资企业对该东道国的对外直接投资水平。
列(3)中交互项系数为负，但是不显著，这表明资源寻求型动机的投资企业更倾向投资营商环境较差的东道国，东道国资源越丰富，该国营商环境改善反而会降低我国投资企业对该东道国的对外直接投资水平，但是影响不显著，假设5 得以验证。
列(4)中交互项系数为正，且在5%的水平下显著，表明战略资产寻求型动机的企业更倾向投资于营商环境较好的东道国即东道国的战略资产越丰富，该国营商环境的改善会提升我国投资企业对该东道国的对外直接投资水平。
因此，假设6 得以验证。
表6 不同投资动机下，东道国营商环境对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
2.稳健性检验
为进一步检验实证结果的准确性，本文对基准回归结果进行稳健性检验。
稳健性检验结果汇报于表7。
表7 稳健性检验结果
一是替换被解释变量，换为同样能够衡量对外直接投资水平的变量。
基准回归中被解释变量采用的是对外直接投资存量，但对原本存量就较大的国家来说，一定时间段内该变量变化不明显，所以采用对外直接投资流量更能反映投资变化，因此本文以对外直接投资流量作为被解释变量检验模型的稳健性。
列(1)为实证结果，可以发现核心解释变量系数依旧显著为正。
二是参照倪红福等(2020)[30]的做法剔除特殊年份。
本文所选时间段涵盖疫情暴发阶段，而疫情暴发会导致经济衰退，投资受阻，势必会对实证结果产生影响，故将2020 年作为新冠疫情暴发和持续期并予以剔除，仅考虑未发生疫情时正常年份下的样本，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避开由于疫情而对实证结果造成的影响。
列(2)为实证结果，核心解释变量系数正向显著，稳健性得到验证。
三是改变技术方法，使用混合OLS 模型回归。
技术方法的差别会对实证结果造成影响，本文在基准回归中采用了个体、时间的双向固定效应模型。
列(3)为改变回归方法，使用混合OLS 回归的结果，该结果与基准回归结果基本一致。
四是控制外生冲击。
由于在2010-2020 年期间存在需要控制的外生冲击，本文将该时间段中“一带一路”倡议及RCEP 视为外生冲击，将其设为虚拟变量引入模型并进行控制以防止由于遗漏变量问题影响结果。
列(4)为实证结果，可以看出核心解释变量的系数符号及显著性均与基准回归结果较为一致，稳健性得到验证。
本文基于世界银行《营商环境报告》从投资动机视角考察了东道国营商环境对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并就东道国营商环境对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作了进一步的分析，结论如下:第一，我国企业更倾向于对营商环境总体情况更好的东道国进行投资。
具体来说，除开办企业、跨境贸易回归系数不显著，申请施工许可、获得电力供应、注册财产、投资者保护、缴纳税款、合同执行、办理破产均对我国对外直接投资产生显著正向影响，获得信贷水平的提高对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有着负向影响。
第二，无论是全样本、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营商环境的优化对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有积极影响。
第三，投资动机分析表明，基于不同投资动机的对外直接投资营商环境对其影响不尽相同。
基于获取东道国市场、战略资产的动机，东道国营商环境对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有正向影响。
基于获取东道国劳动力、自然资源的动机，发现东道国营商环境对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有一定的抑制作用。
基于本文结论，提出以下建议:第一，在实证分析中发现，不同的投资动机对东道国的营商环境的要求不同。
因此，在向东道国投资之前，既要充分了解东道国基础设施质量等硬件条件，也要客观分析营商制度约束等软环境，在明确自身战略定位与投资动机的基础上，合理选择目标东道国，采取差异化的投资策略。
第二，积极完善我国企业对投资目的国直接投资的风险防范和保障机制。
基于获取东道国的劳动力、自然资源等对外直接投资动机的需要，我国会向营商环境水平相对较差的国家开展投资。
因此，积极完善我国企业对东道国直接投资的风险防范和保障机制显得尤为重要，同时企业自身也要加强抵抗风险的能力。
第三，营商环境对对外直接投资有重要影响。
因此，我国也应对标营商环境标准进行改革，简化行政审批，加强监管，建设服务型政府，完善信贷管理制度，提高出口通关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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