冉 华 仝泽宇
(武汉大学 新闻与传播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2)
回溯整个社会发展史,可以发现关于健康传播之讨论始终存在。无可否认的,媒介是健康传播研究中最为关键的一环,其强大的议程设置功能决定着公众了解健康信息的方式方法,也使得公众健康行为、认知态度的改变成为可能[1]。基于不同传播媒介,健康传播表现出不同样态。新媒体时代的健康传播肇始于互联网传播,其作为我国网民了解健康资讯的最优途径,决定了网民对于身体、心理机能的判断,而新媒体可供性带来的权利、时空、关系、资源以及体验等转变也重新奠基了健康传播在数字媒体语境下的合法性与权威性[2]。
(一)健康传播学之发轫与议题
关于健康传播,比较系统的研究大致经历了以下几个时期。健康传播发轫于20世纪60年代[3],其研究主要集中于传播方式对保持健康状态以及预防疾病的影响上。20世纪70年代,架设在国际传播学会(ICA)旗下的健康传播学分会成立,1977年传播学年鉴开辟了关于健康传播学的专题。80年代,极富声望的演讲传播学会(SCA)成立了健康传播委员会。在学术发表方面,健康传播学界颇负盛名的第一本期刊《健康传播》于1988年创刊,1996年第二本期刊《健康传播杂志》开始刊发学术论文。自此之后,各类健康传播学期刊如雨后春笋般陆续创办,特别是全球疫情暴发以来,虽然公共卫生安全受到了严重冲击,但却使健康传播的关注度得到了进一步的提升。
健康传播在罗杰斯的定义中被泛化为“所有内容与健康信息相关联的传播活动”[4],在罗杰斯的观念中,健康传播被划分为自我传播、人际传播、组织传播与大众传播四个面向,其中依次涉及个人对自身机体、心理健康状况的关注,医患关系和病友关系,医疗机构对疾病信息的普及,媒体对健康信息的议程设置。近些年,研究侧重点也和以上几种分类大致吻合,国际健康传播领域,议题主要包括部分群体健康信息宣教[5]、社交媒体健康信息的信任度[6]、疫苗宣教[7]、医患沟通与医疗公信力[8]以及疫情期间心理健康的引导[9]等。这反映出国际社会虽然面对疫情冲击,却依旧会从媒体、医疗机构以及封控导致的心理问题等方面进行探索研究。
在这些研究中,可以明确发现新兴的数字技术对健康传播的议题产生了一定影响,如Facebook、Instagram、微信、微博、抖音等社交媒体成为健康信息分发的沃土,又如虚拟现实、ChatGPT等智媒技术使得参与者能够更加沉浸式地体验各类健康信息。在这些纷繁复杂的媒介语境中,健康传播的场域被重新拆分拼组,传播领域的权力得到进一步下沉[10]。随之而来的在场体验,彻底打破了传统媒体语境中媒体、信息与受众之间的隔阂,健康信息随着技术时空的极致压缩能够最大限度地到达参与者身旁。因而有学者提出,传统的健康传播理念已经在数字媒体时代逐渐瓦解,而具身性与主体间性应成为目前研究的破局点[11]。在媒介生存环境与以往大不相同的今天,面对渠道多元、信息多面、语境多样的媒介条件,健康传播的定义绝不单单是研究健康信息的分发那么简单,诸如健康价值观、消费心理、媒体参与行为、健康叙事、媒介环境观等多重因素,都应被作为归类依据而在健康传播的研究中得到发展。
(二)技术可控性的传播学阐释
在影响现代健康传播发展的理论中,可供性理论被多次提及。可供性起初是生态心理学研究者吉布森于1979年自创的逻辑体系。这个体系自提出以来一直存在概念模糊的问题。吉布森本人将其定义为动物与环境之间和谐相处的状态[12],但其能指与所指的问题历来受到学者们的批评。针对这种批评,特维对可供性进行了阐释,他提出可供性是环境的倾向属性,即这种属性取决于实现其倾向的动物[13]。据此,可以将可供性理解为环境与动物互动的资源,即环境能够选择适合其发展倾向的动物,而动物也根据环境的倾向选择自身的演进道路。近些年,随着媒介环境学的发展,可供性被引入到了传播学领域。学者常江提出,可供性在传播学方面被区分为技术可供性和社会可供性两种命题,但遗憾的是后者的议题更多是为了提出传播的社会文化主导地位,继而反拨前者引发的“技术决定论”。因此,传播学领域取得重大突破的可供性议题应属于技术可供性观照的范畴[14]。以此为线索,学者陈昌凤认为可供性是一种主体间性,即媒介为受众提供了一种功能,这些功能被媒介筛选,同时也被受众所选择。这是受众与媒介不断融合的动态过程[15]。在媒介实践领域,学者王一将媒介的可供性划分为可回顾性、可关联性、可编辑性、可重组性、可实验性、可创作性,媒介拥有以上种类的可供性越多,也就证明受众在这类传播行为中自由度越高。他提出社交媒体是一种创造知识的虚拟场域,在该场域中信息的流动与导向受到环境自由度的影响[16]。
通过对可供性传播学应用的梳理,能够清晰地了解到数字时代的传播绝不再是数字加传播的极简信息传递模式,而是一种关系到传播环境、媒介伦理,甚至是受众行为心理学的复杂逻辑链。这种生态学思维标志着任何数字环境中的研究对象都有切换研究视角的必要性。健康传播服务于数字时代,蓬勃于数字时代,也更契合于这种数字时代的思维。特别是在各类社交媒体、虚拟现实、AI智媒占据信息发布链条顶端的今天,健康传播不再仅仅是尘封在医院宣传栏、街道传单以及各类报纸、电视中健康宣讲的形式,而更应该是一种观照到疾患知识的全天候接收环境。这种环境具有自身独特的媒介功能与传播倾向,且其传播的疾患知识与患者或其家属的距离已然只有咫尺之遥。
(三)健康传播学的可供性适用
近些年,可供性理论在国际健康传播领域得到了极大的运用。学者Vos等人考察了医院电子病历的运用,并提出其为多科室之间的系统合作创造了一种高效的传播环境,极大地提高了决策的准确性,实现了患者信息的及时传导,但由于多人共平台的并行操作导致信息异步通信,存在信息过载的潜在弊端[17]。学者Smailhodzic发现早期医患沟通的形式已经有从线下互动转移到社交媒体沟通的趋势,且认为现代医患关系的连接主要取决于社交媒体提供的包括生活支持、预防科普等多种新型互动类型[18]。也有学者通过可供性视角研究了老年群体对健康信息管理系统的使用程度,并提出该群体对数字技术有着一定的抵抗趋势,因而扩展数字媒体的高自由度与降低使用成本能满足其情感与健康信息的浸入要求[19]。
随着健康传播的可供性在国际上广泛运用,国内学界也开始逐渐关注于此,比较具有代表性的是学者史雅妮运用可供性理论解释“区块链破解电子病历困境”的可能性,她认为在健康传播的过程中,医疗结构、医疗从业人员、患者与患者家属的信息需求与电子病历的媒介功能有着一定的差异,这种差异能够通过区块链技术进行部分补充,如此多元互动的视角就是可供性适用的方向[20]。
健康传播学的研究方法具有多学科交融的特性,各学科学者在该论域贯通中西,涉及的研究理论繁杂多元。在研究内容方面,学者刘瑛将其概括为:医患传播、健康传播运动、大众媒介上的健康传播、危机传播、健康传播中的新技术、健康传播研究方法[21]。以此而言,健康传播无论在传统媒体论域、新媒体论域亦或是涉及可供性研究的智媒论域,其主要研究内容依旧取自经典传播学理论。而对于具体的研究方法,健康传播学常采用问卷调查法、实验法、文献研究法、内容分析法、个案研究法、访谈法与扎根理论研究法等。在充分了解智媒时代健康传播的文献资料后,能够发现其已对传统媒介的研究方法作出了一些革新,尤其是定量内容分析法得到了广泛运用。
(一)内容分析法的健康传播学运用
由于传播技术的不断变迁,媒介环境也在逐渐变化,采用适切、科学的研究方法能够得出具有普适价值的研究结论,不同于需要实地介入、深度参与的问卷调查法、访谈法亦或是民族志,内容分析法是对海量研究信息收集并作出系统、客观的编码统计方法。由于健康传播广泛涉及到广告、报纸、宣讲文件甚至是具有高度可供性的社交媒体,因而大量的文本信息也为内容分析的科学性与可行性提供了依据。目前来说,内容分析法有着定量与定性两种不同的研究路径。定量研究法能够通过显性的数据层面了解到共有特征所占的比例或其背后的实质性发展规律,是一种高度可视化、可操作性的研究方法;定性内容研究方法常常需要科学研究者有着极高的文学素养与思辨能力,这种研究方法对于研究者的门槛较高。因此,目前健康传播领域较为突出的研究较多采用定量内容分析法或定性、定量结合的研究方法。在健康传播学广受关注的今天,内容分析法的适用层面也在不断革新,特别是与焦点小组、网络民族志、扎根理论的结合都能很好地说明该研究方法的科学客观性。
对于健康传播研究而言,一方面,研究对象常常因病耻心理或回避态度使得介入式研究的结果不甚理想,采用民族志研究的学者常常需要耗费大量时间扎根于患者群体之中,而一旦进入调查问卷环节,也会由于目的性暴露受到研究对象的排斥与疏远;另一方面,在网络社会的表达中,受访者能够隐蔽自身的面部变化与心理波动,而研究者在介入阶段则常常会因为对受访者产生同情、关怀、愤怒等情绪变化,较难用客观理性的视角看待问题。因此,这种研究方法常常会将研究结果带向相反的方向。而在海量信息洪流中,内容分析法便具备了其研究的独特性与中立性。
(二)主要研究范式与突破
对于任何一门成熟的学科而言,完善的体系或范式都是研究工作开展的前提。托马斯·库恩提出了范式这一概念,他认为在对某一时期、某一专业进行具体的历史考察时,能够发现一组反复出现而类标准式的实例,体现在这种学科的概念、实践与仪器中,这些实例都可以被称作该学科的研究范式[22]。范式的分类能够促使某一论域内学者达成学术共识,是一种边界与一致性的标准。同时,它也对学科走向规范化发展有着重要作用,研究者能够通过梳理学科发展历史,引导学科发展方向。对于传播学而言,常见的范式有按社会学传统划分的“经验主义”与“人文主义”;有按学派划分的“经验学派”“批评学派”“媒介技术学派”;也有按研究方法划分的“媒介控制论”“结构主义”“经验-功能”等[23]。
对于健康传播学来说,鉴于研究者知识背景的巨大不同,很难用一套普适的理论视角全面概括其范式,这是范式概念过于泛化的必然。学者王秀丽通过“后实证主义取向”“诠释、批判、文化研究取向”对健康传播进行了划分。她认为前者发展自实证主义,源于实证观察,但同样受到人类社会诸多非自然因素的干扰,对这些变量的解释、控制与预测,即后实证主义的工作重心。后者的研究核心更多地放在质化研究的视角之上,这种研究范式主要关注健康传播中权利、文本、意义等问题,重点观察边缘群体的健康话语[24]。以上研究范式是20世纪至21世纪20年代以来常用的归类,能够充分说明研究者所感兴趣的热点论域。纵观近些年的著作、期刊可以发现,智媒的兴起催生了健康传播学诸多新的热点问题。因此,笔者在可供性视域下节选几种具有代表性、突破性的范式进行分析。
1.叙事研究范式。健康叙事的研究近些年成为学者们关注的热点。一般而言,媒介叙事是通过讲故事的方式对媒介事件的探索[25]。在智媒催生的可供性话语体系中,健康事件的共享体验与劝服语境成为了传统叙事框架辐射较弱的方面。由于智媒平台的高自由度,使得健康叙事能够跨越语言甚至是文化的藩篱。在这种体系中,健康叙事不再表现为单一的信息交换,而体现为与讲述者、环境和社会文化之间的互动。根植于医学生物学的叙事体系,健康叙事研究能够关注到医患群体在患病或诊疗过程中的感官变化,具备人本情怀的疗愈功能。可以认为,参与者能够通过健康叙事的方式进行具象化表达,叙事参与者的点赞、互动行为对表述者起到一定的情感作用,从而使健康传播的关注论域不光停留在内容与方法之上,也能够从精神层面反思数字技术与大众健康之间的密切关系。由于健康属于社会关系的一种观照层面,因此健康传播的劝服效果常常被作为医患互动这种关系的体现备受学者的关注。除此之外,患者身份的重新建构、医疗纪录片的效果研究、创伤叙事、癌症叙事等都是近些年学者们关注的重点。这些论域通常涉及文化与媒介功能的应用,运用该范式的研究者普遍将技术可供性对健康行为的影响视作一种权利的主宰。同时,也认为这种主宰来自于媒介功能的表达,媒介将健康信息作为商品进行贩卖,搜索引擎或纪录片甚至能够主导参与者的自我认知与健康行为。
2.跨文化研究范式。这一范式常常涉及我国与西方健康传播的比较,一般来说有两种研究路径:其一是重点观察对象种族或文化在不同健康语境中的差异化表达,从而理解不同种族、文化如何定义健康心理或行为;其二是关注主流健康文化的定义,以期了解到被边缘化的群体如何对待健康信息以及他们对健康的诉求。近些年,跨文化研究已成为健康传播领域的标准化范式。国际上,研究者们普遍关注少数族裔的特异性健康行为,并从去除污名化标签的对策角度进行研究,特别是新冠疫情背景下造成的健康危机成为近些年研究的焦点。国内学者们则常常关注他国健康文化在我国适用的可能性,同时也会关注少数民族习俗与现代健康行为的冲突、青少年及老年群体心理健康等问题。健康信息作为不同文化间共有的连接,具有医学、生理学上的普适性,但医疗资源与医疗信息的编码、解码方式不同却导致了不同文化间差异化健康行为的产生。
值得一提的是,国际传播中的健康传播视角也在一定程度上与跨文化研究范式产生勾连。如何对外讲好中国健康故事,重塑和谐稳定的他者形象(相对于国外而言)是这类研究的着力点。相对而言,我国传统的他者形象也是国际学者的研究重点。例如,有学者认为中国妇女特有的“月子”习俗与西方截然不同,产后护理中心应增加这类服务[26];也有学者认为“医闹”“挂号黄牛”“塞红包”等行为是扎根于我国传统思想的表现。这些研究通常会使得我国健康文化的传播出现一定刻板化效应,这也是我国跨文化健康传播学者需要深入思考的问题。
3.媒介技术研究范式。这类范式主张媒介技术对健康信息具有分配作用,特别是近些年,技术哲学已然占据传播学研究的大量篇幅。任何研究都无法回避技术在传播过程中起到的作用。在健康传播领域,人们对于突发卫生事件、疾病防治方法与相关政策的了解往往需要媒介的传导,可以说现代健康传播并不是经验主导,而是一种媒介化过程[27]。与传统媒体迥然相异的是,新媒体尤其是智媒彻底瓦解了中心化、权威性的媒介架构,自由对话、高度互动性与全天候的信息流使得健康传播成为一种拟态环境。该范式认为技术为健康传播提供了三种便利性,即信息制造成本骤降、圈层化分发、碎片化覆盖。在这种便利性影响下,传者与受者的界限悄然消失,高度的可供性成为传受关系的主导。但也正是这种便利性造成了学者们对于隐私泄露、心理疾病频发等问题的担忧。
媒介技术使得健康信息的量化成为进入健康圈层普遍且必须公布的数据,诸如隐私活动的频率等数据会毫无保留地让渡给健康信息收集平台。有学者认为,自我量化与自我规训成为接入公众健康领域的充要条件,“数字拜物教”成为健康传播的新型代名词,更有甚者,媒介化生存已经将健康的定义分为实体健康与数字健康两种含义。总而言之,学者们通过此类研究范式批评或拥抱媒介技术,进而反思健康传播与智媒环境的嵌合度。
(一)健康传播的身体转向
智媒环境将媒介传播中的去身体化变为现实,这种离身性克服了物理传播的时空限制,但身体的缺失却大大增加了数字鸿沟、社会孤立、性别对立等社会问题产生的可能性,故而非物质传播在近些年引起了健康传播学者的警觉。有学者认为人工智能在为老年人提供健康服务时,降低了老年群体外出的频率,使得子女的照护责任感大大降低[28]。同样,智媒技术的发展将大脑置入了媒介体验之中,却弱化了身体的体验。例如,电子游戏的高度可供性增加了青少年沉迷其中的可能性,却忽视了青少年群体身体锻炼的重要性。在这种环境下,青少年近视、肥胖甚至慢性病的年轻化趋势等问题,已经成为现阶段最主要的健康问题。
与此同时,“具身认知”也开始得到重视。在技术域的拟态环境中,认知、身体和环境组成一个动态的统一体。认知者对于信息的解码取决于所处的环境,而认知可以被理解为身体作用于物理或文化世界产生的东西[29]。因此,身体的回归与重塑将是健康传播学后续发展的一种可能。总的来说,健康传播学的身体转向包括三层维度,即主体层面、话语层面与空间层面[30]。对于主体层面而言,麦克卢汉强调媒介成为人类感官的对应延伸,身体的对应却一直是健康传播生态缺乏的方面,而在媒介技术高度发展的前提下,新的健康传播主体对此有所弥补并能大大提高健康传播的劝服效果。例如,虚拟现实技术、智能手环等装置的使用,能够让身体更多参与到健康传播的体验之中,将主体人成为智能与实体的融合,能够让参与者在场体验疾患的诊疗知识与预防办法。对于话语层面而言,具身体验极大地扩展了身体符号的运用可能。例如,一些运动习惯、健康行为的体验作为经验符号很难在传统媒体中得到展现,在引入身体概念的传播体系中,健康价值观等符号将不再作为口说无凭的非物质性文本,更多作为可触及的感官体验进行展演。对于空间层面而言,技术赋能使得传统媒体造成的物理断连通过智媒体验得到弥补。在传统媒体中根深蒂固的空间格局基本已不复存在,具象化的健康传播场景通过可供性媒介的加持开始重新建构。例如,远程诊疗、会诊甚至手术都已逐渐实现,同时一种新的“地缘身份认同”开始建立,疾病网络互助小组的出现对于患病者的身份重构具有一定辅助作用。
(二)健康传播的情感转向
在智媒环境中,人们能够通过媒介提取健康记忆,对过去突发的卫生事件进行媒介记忆书写与提取,或对未来疾患的可能性做到预防,并且这已经成为了现代人生活的常态。媒介不仅为我们产生了新的健康记忆,也让我们的情感表达产生了偏移。同时,由于注意力经济的普及,多数网络受众并不关注事件本身的信度如何,而是被信息流构筑的情感刺激裹挟。这种忽视信息本源,强化情感连接的传播样态会造成真实情感与群际情感的剥离,严重影响到主体对于事件本质的理性看待,并将健康信息在网络中的传播进一步发酵。特别是近几年新冠疫情的发生,成为无数人对于健康传播的共同记忆,人们在这一时期情感的表达成为健康传播的时代呼唤。健康传播浸入式氛围的营造使得人体与媒介记忆的连接更加紧密。在这个过程中,健康信息不仅成为可供性的媒介记忆,更是在塑造情感氛围的过程中被使用者人格化、符号化。但在参与高度人格化的数字健康行为体验中,人类没有消亡情感的征兆,却变得更加情绪化。例如,面对突发疫情时对未知病毒的恐惧、对生命安全的担忧与全民抗疫众志成城的振奋等。这些情感表达来自于媒介书写的公共事件。同样地,媒介也为人类营造出的各类景观,使得情感的适应张力进一步数字化。这种媒介传播与人类情感交互纠缠,不仅呈现出个人与媒介记忆对话的现状,更演化出健康传播情感转向的可能性。
值得一提的是,医患纠纷等医患关系失衡问题能够归因为两者中某一方共情环节的缺位,这是一种情感偏向的传播实践。有研究表明,医生与患者之间失真的信息交换成为医患纠纷的导火索,而本质上,患者更倾向于与他们有情感依赖的人进行自我表达,向缺乏情感依赖的人隐瞒自我[31]。这种缺乏情感连接的弱关系域往往是导致纠纷冲突的根源所在,但可供性环境下媒介报道的失当也是促使医患关系紧张的原因之一。目前,情感的媒介化表达已不局限于软新闻或娱乐新闻,在客观严肃的信息类报道中也越来越多地被运用。在医疗纠纷的新闻报道中,常常能看到篇幅醒目、文字辛辣并极度带有主观色彩的文稿出现。这种明显带有对抗色彩的文字,不仅不能缓解医患之间的矛盾,反而只会把医患关系推向更加极端的对立面。因此,在医患关系成为健康传播、人际传播的热点问题时,情感研究或许会成为该类研究的破局点所在。
在数字技术高速发展的当下,传播学、人类学、生物医学、神经科学等多学科在健康传播领域交汇融通。这一学科分野涉及常见病症的早期诊断,医患关系的建构,“病耻”患者的信息收集,慢性病、基础病患者的自我疗愈等方面,在健康中国的大背景下将会是各学科学者持续研究的热点。但时至今日,健康传播之理论范式仍过多局限于20世纪罗杰斯所提出的广义概念,即健康传播是“将医学成果转化为大众可接受信息,并逐渐改变公众健康观念的科学行为”。尽管健康传播的研究范式得到了极大拓展,但与此同时,多学科之间的交叉渗透导致这片研究领域依然存在议题模糊、定位泛化、概念陈旧等诸多问题。特别是在元宇宙、ChatGPT等数字技术日新月异的当下,健康传播的样态已然发生重大变革。因此,重提健康传播的当代研究范式,准确描述数字时代健康传播的逻辑进路,在当前具有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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