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帅磊，傅苗苗，曹晓萱，雷玉菊，闫景蕾
（1.长江大学教育与体育学院，荆州 434023；
2.青少年网络心理与行为教育部重点实验室暨华中师范大学心理学院，武汉 430079；
3.湖北文理学院教育学院，襄阳 441053）
异常饮食行为（如暴饮暴食）已成为危害人类身心健康的重要风险因素，甚至导致了肥胖等世界性公共卫生问题。《世界卫生统计报告》显示，至2022年，儿童和青少年中肥胖人数在过去40年里增加了十倍，全球肥胖人数超过10亿。《中国居民营养与慢性病状况报告》也指出我国目前约有6 亿人存在肥胖问题。因此，肥胖成因及形成机制得到了国内外诸多研究者的关注。研究发现异常饮食是引起肥胖的主要原因，杜绝异常饮食是预防肥胖的有效措施[1]。近年来，越来越多的研究者认为“堵不如疏”，即与其号召公众杜绝异常饮食行为，不如引导公众养成健康饮食行为习惯。因此，正念进食，作为一种健康饮食行为，被越来越多的研究者视为预防肥胖问题的潜在方法[2]。如研究发现正念进食有助于改善不良饮食习惯，减少食物摄入量，对预防肥胖有一定效果，还有助于降低暴食症患者的体质量指数，改善其心脑血管疾病的症状[3]。因此，揭示正念进食的影响因素及形成机制逐渐成为改善肥胖等次生疾病的“金钥匙”，对引导个体养成正念进食的良好进食习惯具有重要意义。
正念进食是指在与食物相关的环境中或进食时，对身体和情绪感觉的非评价性的意识化觉知，包括①对饥饿和饱腹感及是否继续进食的意识化觉知；
②对食物选择的意识化觉知；
③对进食后果的觉察并及时调整进食行为[4]。正念进食可能会受到父母冲突诱发的情绪不安全感的影响。情绪安全感理论指出，父母冲突等消极家庭环境所诱发的情绪不安全感是导致多种异常进食行为的重要诱因[5-8]。实证研究也表明父母冲突诱发的情绪不安全感及其伴发的消极情绪会导致多种异常进食行为，如酗酒、进食障碍等[5，6]。因此，父母冲突诱发的情绪不安全感也可能阻碍正念进食行为的形成与发展。首先，父母冲突诱发的情绪不安全感伴随的痛苦、焦虑、担忧等多种消极情绪体验会阻碍个体选择健康的食物并影响个体的食物摄入量[9]。父母冲突诱发的情绪不安全感还可能会导致个体无意识进食行为，使个体难以对情绪引起的进食做出合理反应[10]。因此，父母冲突诱发的情绪不安全感会阻碍个体正念进食。其次，情绪安全感不足往往会导致持续的情绪失调，这不仅会导致个体形成情绪化进食习惯，而且会阻碍个体对进食诱因的觉察，使个体难以意识到过度饮食的潜在不良后果，进而降低其正念进食的可能性[11]。此外，父母冲突诱发的情绪不安全感也可能降低个体的正念水平。情绪不安全感越高，个体越容易觉知到更多的负面体验，过多的消极体验可能会阻碍个体的状态及特质正念，并因此降低个体正念进食的可能性[6，12]。因此，父母冲突诱发的情绪不安全感可能负向预测正念进食行为（H1）。
消极应对方式是指个体在面临压力事件时采取回避、发泄等方式，以保持心理平衡并减轻负面影响的方法策略[13]。它不仅是父母冲突诱发的情绪不安全感等消极情绪的潜在不良后果，也可能是父母冲突诱发的情绪不安全感阻碍正念进食的重要纽带。研究表明父母冲突诱发的情绪不安全感会导致个体采取消极应对方式（如逃避、忽视等）应对内外环境及其有关的情绪压力，进而阻碍个体高效解决问题[14，15]。异常进食作为回避型应对方式的具体表现形式之一，是个体消极应对情绪适应问题的常见方式[16]。因此，个体往往通过情绪化进食行为回避其消极情绪，这不仅会阻碍个体对进食状态的觉察，而且会导致个体对冲动性进食的无意识，并因此阻碍个体养成正念进食等健康饮食习惯。压力-应对模型也指出，在个体面临巨大压力或陷入情绪困扰时，个体可能会选择放纵饮食、暴食等消极应对方式以回避或缓解消极情绪体验[17]，长期采用这种消极应对方式可能会降低个体对进食后果的觉知，形成不健康的进食模式，降低个体养成正念进食等健康饮食习惯的可能性[18]。因此，消极应对方式可能在父母冲突诱发的情绪不安全感与正念进食的关系中起中介作用（H2）。
父母冲突诱发的情绪不安全感、消极应对方式及正念进食三者之间的关系也可能因个体特质（如自我控制）不同而存在个体差异。自我控制作为自我调控系统的核心成分，是指个体抑制或克服自身的欲望、需求而改变固有的或者习惯的行为、思维方式的能力，也是风险因素导致个体行为和情绪问题的重要保护因子[19]。首先，自我控制可能调节父母冲突诱发的情绪不安全感与正念进食的关系。父母冲突诱发情绪不安全感时，低自我控制个体更可能采用放纵饮食、甚至暴饮暴食的方式来缓解情绪不安全感，这会导致其难以维持对进食行为的正念觉察[8]。同时，父母冲突诱发情绪不安全感后，低自我控制个体也会因有限的自我控制资源被消极情绪耗竭而产生行为抑制失败[19]。这不仅会增加个体产生情绪化进食等异常进食行为的风险，而且会导致个体因缺乏足够的认知资源连接有意识的进食而无法维持对进食状态及行为的正念觉知[10]。因此，自我控制可能在父母冲突诱发的情绪不安全感与正念进食之间起调节作用。其次，自我控制可能调节父母冲突诱发的情绪不安全感与消极应对方式的关系。解释水平理论认为，自我控制水平较低的个体通常着眼于行为的短期利益，而忽视长期的消极后果[20]。父母冲突诱发情绪不安全感时，低自我控制个体更倾向于选择能在短时间内使情绪危机得到解决的消极应对方式（如否认、回避），以使负面情绪得到即时缓解[21]。因此，低自我控制个体更可能因父母冲突诱发的情绪不安全感而产生消极应对方式。此外，自我控制也可能调节消极应对方式与正念进食之间的关系。与低自我控制个体相比，高自我控制个体往往具备较高的自我意识能力和非自动化加工能力，这有助于其及时意识到自身存在的消极应对方式及其不良后果，并及时调整应对方式，减少不健康食品的摄入，有意识地选择食物并培养正念进食等良好的饮食习惯[22]。因此，高自我控制个体可能会及时认识并调整其消极应对方式，进而促进其正念进食等健康饮食习惯的养成。综上，本研究假设父母冲突诱发的情绪不安全感对正念进食的直接预测效应及消极应对方式的中介效应均会受到自我控制的调节（H3）。
综上，在情绪安全感理论的视角下，整合压力-应对模型和解释水平理论，本研究构建了一个有调节的中介模型，同时考察父母冲突诱发的情绪不安全感、消极应对方式和自我控制与正念进食的关系。
1.1 被试
采用方便取样法，以班级为单位对654 名大学生进行团体施测。所有被试在30 分钟内完成所有问卷。男生149 人（22.8%），女生505 人（77.2%）。所有被试年龄处于17～30 岁之间，平均年龄为20.54 岁。
大一202 人（30.9%），大二161 人（24.6%），大三152 人（23.2%），大四及以上139 人（21.3%）。
1.2 工具
1.2.1 情绪不安全感量表 采用Davies 等人编制，我国学者王明忠等人修订的中文版情绪不安全感量表对被试面对父母冲突时的情绪不安全感进行评估[6，23]。该量表采用1～4 四点计分，得分越高代表情绪不安全感越高。在本研究中，情绪反应性及消极表征维度的内部一致性系数分别为0.82、0.92，总量表内部一致性系数为0.93。
1.2.2 简易应对方式问卷 采用简易应对方式问卷中的消极应对方式分问卷对被试的消极应对方式进行评估[24]。该问卷包含8 个项目，采用0～3 四点计分。所有项目得分相加求均值，得分越高被试采用消极应对方式的频率越高。本研究中该问卷内部一致性系数为0.86。
1.2.3 自我控制量表 采用Tangney 等人编制，我国学者张光珍等人修订的简版自我控制量表对被试的自我控制能力进行评估[25]。该量表共包含13 个条目，采用1～5 五点计分。部分项目反向计分后，所有项目得分相加求平均，得分越高代表自我控制能力越强。本研究中该量表的内部一致性系数为0.73。
1.2.4 正念进食问卷 采用Framson编制的正念进食问卷[4]，该问卷包含去抑制、意识、外部线索、情绪反应和分心五个维度，依次包含8、7、6、4、3 个项目共28个条目。采用1～4四点计分，其中部分项目反向计分后，总均分越高代表正念进食水平越高。验证性因素分析结果（χ2/df=2.84，RMSEA=0.05，RMR=0.05，GFI=0.91，IFI=0.91，CFI=0.90）表明该问卷具有良好的结构效度。本研究中该问卷内部一致性系数为0.61，各维度（去抑制、意识、外部线索，情绪反应和分心）的内部一致性系数依次为0.73、0.83、0.69、0.70、0.64。
2.1 各变量的平均数、标准差及相关矩阵
相关分析表明，父母冲突诱发的情绪不安全感与正念进食和自我控制显著负相关，而与消极应对方式显著正相关，消极应对方式与正念进食和自我控制之间显著负相关，正念进食与自我控制显著正相关（见表1）。
表1 描述性统计及相关分析结果
2.2 有调节的中介效应分析
采用Hayes编制的SPSS宏中的Model 59进行有调节的中介模型检验[26]。结果（见表2）表明，父母冲突诱发的情绪不安全感对正念进食的直接预测作用显著，且能够正向预测消极应对方式；
消极应对方式能够显著负向预测正念进食。在自我控制的平均水平上，消极应对方式在父母冲突诱发的情绪不安全感与正念进食之间的中介效应的95%置信区间[-0.06,-0.01]不包含0（见表3），且Sobel检验结果也表明消极应对方式的中介效应显著（z=-3.26，P＜0.01）。此外，父母冲突诱发的情绪不安全感与自我控制的交互项对消极应对方式及正念进食的预测作用均不显著。消极应对方式与自我控制的交互项对正念进食的预测作用显著。进一步简单斜率分析表明（见图1），与自我控制水平较高（M+1SD）的被试（simple slope=-0.13，t=-4.65，P＜0.001）相比，消极应对方式对自我控制水平较低（M-1SD）的被试（simple slope=-0.20，t=-8.17，P＜0.001）的正念进食的负向预测作用更大。表明随着自我控制水平的提高，消极应对方式对正念进食的负向预测作用呈下降趋势。由表3 也可知，消极应对方式的中介效应随着自我控制水平的提高呈下降趋势。
图1 自我控制在消极应对方式与正念进食之间的调节作用
表2 有调节的中介模型检验
表3 在自我控制不同水平上的中介效应
相关分析结果表明，父母冲突诱发的情绪不安全感与正念进食呈显著负相关。这一结果表明，父母冲突诱发的情绪不安全感作为负面情绪的重要诱因，不仅会影响情绪的稳定性，还会破坏个体的情绪调节能力，导致个体情绪调节失败，促使个体通过暴饮暴食、放纵饮食等消极应对方式减轻或回避情绪不适[27]，从而阻碍正念进食等健康饮食习惯的形成。
有调节的中介效应分析发现，父母冲突诱发的情绪不安全感不仅能够直接负向预测正念进食，而且能够通过消极应对方式的中介作用对正念进食产生影响。这表明情绪是个体发起行为和调整活动趋向的重要影响因素，缺乏情绪安全感则可能引起一系列心理行为适应不良。与以往研究一致，父母冲突诱发的情绪不安全感越高，个体越可能体验到更多的负面情绪，进而降低个体的情绪调节效能，导致个体难以有效应对自身情绪问题，形成逃避、退缩等消极应对模式以回避或减少不良体验[28]。此外，消极的内在信念和应对倾向会影响个体对饥饿和饱腹感的回应，降低个体对进食行为的控制能力和控制感，进而阻碍个体对进食状态的正念觉知[29]。压力-应对模型也指出，作为一种常见的不良应对方式，过度进食是个体避免不想要的或无法忍受的情绪压力的主要方法，同时，高度的情绪压力也掩盖了个体对异常进食状态的觉察，使得个体无法及时调整进食行为，陷入“情绪适应不良—过度进食—消极进食体验—情绪适应问题”的恶性循环，并因此阻碍正念进食习惯的形成[30]。
此外，自我控制对消极应对方式中介路径后半段的调节作用显著。具体而言，相比于低自我控制个体，高自我控制者更能缓解消极应对方式对正念进食行为的不利影响。该结果表明，自我控制能在不利因素（消极应对方式）对个体行为适应（正念进食）的影响中起保护作用。以往研究表明，消极应对倾向越高的个体越容易选择暴食作为回避负面体验的策略，从而诱发了无意识的大量进食，导致正念进食等有意识进食行为的减少[16]。而高自我控制个体不仅具有较高的意志控制能力，自我行为监控意识也更高，这不仅能够使其意识到消极应对方式与异常进食行为的天然联系，而且有助于其采取有效措施阻断这种天然联系[17]。此外，相比于低自我控制个体，自我控制能力较高的个体拥有较高的理性认知，能够意识到消极应对方式诱发无意识进食的潜在不良后果，及时调整异常进食行为并养成正念进食等健康饮食习惯[20]。遗憾的是，父母冲突诱发的情绪不安全感对正念进食的预测效应在高、低自我控制水平之间差异不显著。该结果与研究假设相悖。这可能是因为，情绪具有天然的动机功能，缺乏情绪安全感会促使个体将注意和认知资源从长期目标转移到缓解父母冲突诱发的情绪不安全感的即时目标，导致情绪化进食行为增多[30]。受到父母冲突诱发的、极具弥漫性的情绪不安感的驱动，个体自然地倾向于“不择手段”追求饱腹感，以消除弥漫性的不安全感，而缺乏对这种手段（如异常进食）的适切性及长期后效的认知监控。这不仅强化了不安全感与异常进食的天然联系，而且导致自我控制这种执行功能的高级过程难以介入“不安全感—异常进食行为”构成的低级行为激活机制，致使自我控制的保护作用失效[31]。从生物进化的角度来看，生理上的饱腹感与情绪安全之间的天然联系也使得情绪不安与过度进食等非适应进食行为之间的关系更加紧密且无意识化，这使得意识层面的自我控制的保护作用出现“杯水车薪、于事无补”的现象。此外，根据自我控制的双系统启动模型[32]，自我控制的有效性取决于冷系统的激活程度以及能否抑制热系统的活动，在低压力环境下，两个系统会共同起作用，但随着压力的增加和情绪唤醒水平的提高，促进个体产生回避压力体验的热系统会逐渐占据主导地位，冷系统将被抑制。就本研究而言，父母冲突诱发的情绪不安全感会导致个体陷入情绪高压情景，这会抑制个体用于自我控制的冷系统，致使热系统支配的“回避情绪压力诱发不良饮食行为”的非适应性进食行为模式占主导地位，进而阻碍其对进食行为的正念觉察。此外，本研究还发现自我控制未能在父母冲突诱发的情绪不安全感与消极应对方式之间起调节作用。研究认为情绪系统倾向于选择获得即时满足的应对方式，而理性认知则倾向于选择更符合长远目标的应对方式，自我控制本质上是个体从情绪系统切换至理性认知系统的过程[31]。情绪系统和理性认知系统相冲突会增加“切换”难度，即个体只有克服了情绪的生理动机功能，自我控制才能够顺利完成从情绪系统到理性系统的切换，使其保护作用生效[33]。然而，父母冲突诱发的弥漫性的情绪不安全感，致使“消除父母冲突诱发的情绪不安全感带来的负面体验”成为注意的唯一焦点和核心任务，这不仅导致了个体行为模式的情绪化，而且会导致注意窄化，增加了自我控制将个体行为的动机从情绪系统切换到理性认知系统的难度。导致个体更容易采取回避、拒绝等能即时消除不良情绪的消极应对方式，置理性的长远目标于不顾，并因此导致自我控制无法发挥其积极效应[31]。
本研究结果启示我们，首先，应鼓励大学生培养积极的情绪应对策略，避免其因发泄情绪而异常进食。其次，应在明确大学生自我控制水平的基础上，对低自我控制的个体进行干预，降低其通过异常进食行为宣泄情绪的频率。同时，应注重培养大学生的正念进食行为，提高其对进食过程以及食物选择的意识化水平，提升其监控并及时调整自身因情绪波动而产生异常进食的非适应性进食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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