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明德,刘娇杨
西安交通大学 新闻与新媒体学院, 陕西 西安 710049
认知传播研究以“认知”和“传播”为核心,在传播学研究脉络下借鉴认知科学、心理学、语言学等多学科理论视野,用以体察传播活动中人脑的信息加工过程、解释人类认知机制与传播效果之间的作用影响,在发掘人类认知过程和认知规律的同时实现传播的深入(1)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副院长操慧教授在2022年“探源与创新:中国认知传播学研究对话”主题论坛中,以《体用兼蓄,知行并举:认知传播研究的意义与取向》为题发言,提出认知传播实践“既是认知的过程,也是传播的深入”的观点。。中国认知传播学会的成立是本土认知传播研究体系化的标志性事件,至今已举办10届学术年会及相关专题论坛,汇集了国内外认知传播研究领域的知名学者。当前,在交叉学科研究脉络下,中国的认知传播研究逐渐超越对学科边界及其合法性的探讨,在融合多维理论知识、使用多元研究方法并以解决现实问题为驱动的研究取向下,形成了认知传播的学理化构建脉络(2)认知传播研究的学理化构建脉络以欧阳宏生教授及其研究团队为代表,近年来发表多篇学术论文,于2020年出版《认知传播学》,在探讨学科范式构建、知识生成及理论创新中搭建了认知传播学的基本框架。、认知神经传播学研究脉络(3)认知神经传播学研究以喻国明教授及其研究团队为代表,在引入认知神经科学理论体系、搭建认知神经科学与传播学创新实验室的过程中,运用认知神经科学方法与相关技术解决某些传播问题,形成了认知神经传播学的理论构想。及认知传播的应用性研究三大体系,生产出关于理论体系、价值题域、方法革新的观点荟萃,并在认知传播理论创新和研究实践中不断充实“认知传播学”的概念设想与学科架构。
认知传播学作为传播学的新兴分支学科之一,需要在持续深入的在地化研究中明确研究范畴、完成理论建构并扩展研究空间,以使认知传播学科体系清晰化、合理化。目前,认知传播研究业已融入中国新闻传播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建构过程并成为新的学术增长点,对于中国认知传播学的探讨不仅体现了“服务新发展格局,优化学科专业布局”的建设方向,也是培育跨学科、跨领域的研究团队以融入全球跨学科教育体系的实践尝试。但是,中国认知传播学的学科建构仍处于探索阶段,对于如何形成具有自主性、原创性的认知传播知识体系,如何将理论置于本土语境并回应社会现实问题,需要在“中国特色”的研究视框内加以阐释。
2022年4月2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考察中国人民大学时指出:“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归根结底是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5]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需要融合“价值系统、生产系统、运用系统”(4)“中国之理”:建构新时代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EB/OL].(2022-05-05)[2023-01-04].https://www.cssn.cn/glx/glx_gggl/202208/t20220822_5479222.shtml.来回应自主知识体系“是什么”及其“中国性”之所在。中国特色认知传播研究的知识生产与实践应用的总体统筹需要在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构建脉络下展开。为呈现建构过程的动态性,本研究拟在上述三大系统中增加动力系统维度,从价值系统、动力系统、知识生产系统与应用系统四维度构建分析框架,聚焦建构什么、为何建构、如何建构、何以可为四个基本问题,将知识生产的中国范式融入认知传播研究的价值系统、将学科发展及技术驱动融入认知传播研究的动力系统、将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融入认知传播研究的知识生产系统,进而思考具有中国特色的认知传播学术知识体系应用于国家整体战略需求的实践面向。立足四维度分析框架探索认知传播之中国特色,有助于使认知传播研究在中国实践中创新理论资源、革新研究方法,以评估与回应中国社会的现实问题为应用方向,形成本土与世界对话的认知传播学术知识图谱,最终指向构建起具有中国特色的认知传播学科体系。
(一)中国特色认知传播研究的价值内涵
厘清中国特色认知传播研究的价值内涵,需要明确“坚持什么”“为什么人”两个问题。一是坚持将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融入认知传播研究的全过程。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哲学社会科学领域中占据指导地位,这就要求研究者在坚持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中开展认知传播研究,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革新研究范式、完成理论建构并产出高水平研究成果,以正确揭示认知机制在传播活动中的普遍性规律。把握“为什么人”这一根本性、原则性问题是辨别认知传播研究是否具备“中国特色”的核心。中国特色认知传播研究在哲学社会科学的交叉学科探索脉络下展开,哲学社会科学在回应人与社会面临的重大问题中实现繁荣发展,认知传播研究也是伴随着社会发展和社会实践而不断完成理论建构的,离不开对于历史与现在、当代与未来、国内与国外的把握。认知传播研究将主体“人”作为认知科学和传播学的科学理念[2]4,需要将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化创新的理论逻辑、中国社会发展的历史逻辑、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逻辑统一于认知传播的理论变革与在地化应用中,在深刻把握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中生产出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研究成果。
(二)中国特色认知传播研究的属性特征
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指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应具备继承性、民族性,原创性、时代性,系统性、专业性特征[3]338-347。认知传播研究作为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子范畴,应在不断靠拢以上三方面特征中完成自身“中国特色”的属性建构。
认知传播研究的继承性和民族性体现在把握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资源并融通借鉴国外理论资源,在不忘本来、吸收外来中融合创新认知传播研究的理论知识,提示认知传播研究应避免对西方学术话语的亦步亦趋,又或是简单套用西方理论解读和评判中国人的思维模式、认知状态的研究局限。中国特色认知传播研究应该立足中国实践,把握中国人的信息感知模式并解读其认知行为,进而生产出在地化的理论知识。原创性和时代性体现在认知传播研究在把握时代定位和历史发展趋势中实现思维变革、理论翻新、范式更新与方法革新,使认知传播理论知识能够在面对社会新现象、新实践、新问题中彰显其应用价值。系统性和专业性体现在哲学社会科学体系的全方位、全领域、全要素建构过程中,这不仅要求认知传播研究继续在交叉学科研究视野下拓宽多维立体的研究空间,而且要将中国学派打造、学术平台建设、中外学术交流融入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建构的系统工程中。
(三)中国特色认知传播研究的目标指向
目标指向指的是中国特色认知传播研究的任务与发展方向。中国特色认知传播研究面临着塑造学科主体性、融通中外学术资源、融合多元研究方法等任务,需要不断地回应认知传播研究在哪些方面能够发挥实际作用、某一社会现象如何运用认知传播研究成果加以解读并最终形成实践中的理论创新等问题。进而,认知传播研究需要形成普遍性的规律总结并完成理论建构,在应用层面展开针对具体传播环节的可操作性研究[2]7,在认知传播的学术体系、学科体系和话语体系建设中彰显中国特色,为解答新时代的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提供强大的智力依托。
一是加快构建认知传播研究的学术体系、学科体系和话语体系,以高质量的认知传播知识体系服务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在学术体系建设方面,通过厘清与回应认知传播研究的核心概念、研究意义、研究方法等问题以揭示传播活动中认知机制的本质和规律,形成体系化的认知传播学术知识图谱;在学科体系建设方面,探索构建中国特色认知传播学是学科建设的主攻方向,应在传播学和认知科学等交叉学科视野下突破既有的研究边界,通过学理化建构与成果应用性转化彰显认知传播学科特色;在话语体系建设方面,结合认知传播研究的属性特征生成具有原创性、体系化、科学化的认知传播学术话语,在知识、理论、方法创新中展现认知传播学术活力。认知传播研究通过健全三大体系建设,能够在揭示传播中的人脑“黑箱”、探索传播实践中人的认知规律、优化认知传播效果等方面作出理论贡献。
二是在自主知识构建与国际交流中确立认知传播研究的学术话语权,塑造与展示“学术中的中国”。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哲学社会科学“目前在学术命题、学术思想、学术观点、学术标准、学术话语上的能力和水平同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还不太相称”[3]338。为解决国际学术话语失声失衡问题,认知传播研究需要在回应中国和世界发展面临的重大问题中创新理论资源,提出能够体现中国主张的原创性理论观点,用中国学术、中国理论阐述中国社会现实,使认知传播研究成果不仅能够回应与解决中国问题,并且能够在面对具有复杂性的国际议题时贡献中国智慧,增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国际影响力。
(一)实践动力:认知传播研究成果解决社会问题的现实需要
传播实践是人在社会信息系统中的意义交换与社会互动过程,认知传播研究对生理和心理机制的关注有助于破解既往传播实践中存在的“黑箱”问题。认知作为一种生物神经现象,不仅体现在认知传播效果的消解与达成,还体现在主体能动地选择传播媒介、理解信息内容并不断发展与改造认知基模的过程中。理解认知,既是把握未来传播竞争的重点[4],也是从认知层面破解某些社会问题的现实需要。
宏观的传播实践与微观的认知机制之间相互影响、相辅相成。在新传播模式下,传播方式、传播结构和传播过程的变化与调适使社会信息系统中的传播实践发生变化,体现在媒介选择、信息理解、网络表达与再传播的各个方面,而这在某种程度上是由人类认知方式的改变带来的。宏观背景中,具象化的风险传播一定程度上加剧了社会心态的极端化和不确定性,诸如“锦鲤祈愿”“佛系青年”“摆烂”等网络流行语一定程度上折射了网民的认识状态和心理诉求。而非主流思想认识经网络病毒式传播将会刺激整体性负面舆情的生成,随之呈现出网民言论表达的情绪化、表达氛围的宣泄性以及现实社会行为的破坏性等负面效应。网络舆情衔接了现实与虚拟两大公共空间,舆情风险对现实社会系统中公众的思想认识和行为准则产生了严重的威胁。在微观认知机制中,诸如信息传播结构中的直线型阅读方式逐步被网络化、跳跃式和分散化的网络阅读模式所取代,人类认知网络在极大地拓展和丰富的同时,注意力也在被不断地分散。在这种传播机制下,出现了为吸引受众注意力的“标题党”,甄别来源不明的信源和混淆的信息内容对受众的认知能力要求提高,信息辨别与分析能力不足的受众在网络上的非理性表达与情绪宣泄往往成为新一轮网络暴力的起点。
认知传播研究成果,能够为寻求新传播模式下不良传播行为的破解之道、优化个体媒介素养乃至道德素养、构建人际关系与重塑社会信任、促进社会心态的平稳有序运行以及维护网络意识形态安全提供学理支持。
(二)学科动力:“新文科”背景下认知传播研究的改革探索
随着“新文科”在国家高等教育工程建设层面的正式提出,依托国家战略、立足中国国情、提倡学科交叉融合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生态不断形成,这为认知传播走向多学科性(multidisciplinary)提供了前进思路。认知传播研究者以人类认知为研究核心,生产、汇聚形成学术知识谱系,从“学术理性、社会意义出发,进一步寻找学科之间的交叉效应”[2]20,形成了具有包容性、在地化的前沿研究成果。这既是传播学融入新文科建设的积极探索,也是对传播学存在的本土化焦虑和内生性困局的回应。
高校作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五路大军”中的重要力量[1],在认知传播的学科建设、学术传承、人才培养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当前,国内高校及科研院所主动布局交叉学科建设及人才培养,如北京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成立认知神经科学与传播学创新实验室、人民日报社成立传播内容认知国家重点实验室以及中国认知传播学术年会的连续举办,都为认知传播学科发展提供了理论建构、观点争鸣与成果转化的平台。在人才培养方面,西安交通大学新闻与新媒体学院自建院之初就将“打好‘工字牌’,走交叉发展之路”作为发展指针,培育出大数据与认知行为感知、认知域及信息内容风控识别等交叉领域研究,从产、学、研三方面不断发展壮大认知传播研究的中国学派。
(三)工具动力:认知科学测量方法洞察人类微观信息加工规律
“认知”既包括注意、记忆、感知、情感等要素,也包括被视作“黑箱”的大脑的无意识。长期以来,依托观察法、日志法、自我报告等社会科学研究方法来验证研究假设的方式往往会遮蔽研究结论的客观性,而理论模型应用于评估人类行为时存在着对标准情况的偏离[5]621等问题。回顾经典传播学的效果范式(effect paradigm),无论是拉扎斯菲尔德在民意调查中验证的大众媒介对于受众既有立场的改变,还是佩恩基金系列研究通过实验法和调查法探究电影与儿童行为动机、情绪波动之间的理论框架,这些理论成果虽然揭示了媒介影响及媒介效果,但是对于微观层面个体如何认知、哪些要素影响了个体认知等复杂过程的评价与解释不足。纵观传播学在中国的40余年发展历程,传播与认知的勾连逐步涉及社会认同、分众传播、社交圈层、授予地位等议题中,但是却因人类认知的内隐性和分析工具的局限性而将微观层面的认知研究束之高阁。
认知科学为探索传播活动中人类的认知规律提供了前沿技术工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人工智能、脑科学等领域是坚持创新驱动发展的前沿,继续聚焦脑科学认知原理和新一代信息技术等科技前沿攻关为把握人类认知过程、洞察传播活动中的认知规律和神经活动提供了测量工具与技术支撑。眼动跟踪技术(eye tracking)、脑电波测试仪(EEG)、事件相关电位(ERP)、功能性磁共振成像(fMRI)等技术工具可以实现对脑内信号的直接观测。认知传播研究的纵深发展将更依赖认知科学的测量工具和技术手段,有助于在不同媒介介质及传播场景中的受众信息加工机制及生成效果、大脑的信息加工过程及刺激影响机制、受众的认知基模及信息编码解码过程等研究议题下形成新的突破。同时,新测量工具不仅有助于探索与回应某一具体问题的研究假设,并且能够在多种科学方法的引入中实现传播学研究的新突破。如杨雅等[6-7]关注认知神经科学的范式创新,引入认知神经科学方法论体系修正受众研究和传播效果研究的经典框架,形成受众研究的综合评价范式和瞬时传播效果研究等新课题。可以预料,在科学的实验设计及实施过程下,新研究方法将助力传播学理论的创新与发展,在个体认知加工倾向、社会认知实验范式及修正经典传播理论等研究视域下供给中国学术力量。
(一)学术研究的中国特色
1.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
研究者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体现在以何种思维模式、何种价值关注及何种方法论开展学术研究。“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是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区别于其他哲学社会科学的根本标志”(5)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全文)[EB/OL].(2016-05-19)[2023-02-12].http://www.scio.gov.cn/31773/31774/31783/Document/1478145/1478145.htm.,认知传播研究者应牢牢把握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哲学社会科学领域中的指导地位,以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开展科学研究。马克思主义是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科学真理,阐明了人在信息加工过程中能动地反映客观存在、进行社会交往的特征,能够帮助研究者把握物质与意识、实践与认识的辩证关系,有助于深入探究传播活动中人类认识的本质及其发展规律。认知传播研究的焦点议题虽然是人类的注意、感觉、知觉、记忆等一系列心理机制,但是并没有忽视实践的第一性。因此,研究者需要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来审视认知传播研究,加固辨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哲学依据,避免因研究重点在认识和心理层面而过度强调人的主观体验,在研究中忽视实践的物质性,或是将人的认识活动视作被动地、消极地照镜子式的活动,进而使研究结论沦为机械的直观反映论。当前,认知传播研究者自觉地结合马克思主义方法论探讨认知传播学的研究方法[8],不断确立认知传播研究的科学思维与科学方法。
2.探索认知传播学术创新
认知传播研究需要顺应时代发展潮流、主动融通各类学术资源并不断拓宽研究理路,在挖掘新材料、发现新问题的过程中提出新的学术观点,以此推动学术创新。一是要树立学术创新的科学研究思维,结合时代发展趋势和哲学社会科学的建设方向构建理论图谱、明确问题题域并在研究实践中对研究结论进行规律性总结,丰富认知传播研究的理论体系与应用面向。二是要把握认知传播研究的核心问题并生成独到的理论内容,进而扩充认知传播学术研究蓝海。认知传播研究是跨学科交流对话的产物,但是并不意味着认知传播是其他成熟研究体系的附属品,这就要求在认知传播研究过程中明确研究的问题论域并塑造知识体系的自主性,既不能将其简单视作认知科学研究在传播学领域的“复制”,也不能过于强调方法创新而忽视研究问题背后的复杂动因,而是应该在发现新问题的过程中来激活学术增长点,在理论革新中不断增强认知传播研究成果对人的认知机制及社会现象的解释力度。
3.壮大认知传播研究队伍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培育壮大哲学社会科学人才队伍”[9]43-44,体现了以育人育才为中心的哲学社会科学整体发展战略。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历史进程中,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具有广阔的学术研究空间,认知传播研究者要关注学术传承的功能作用,健全跨学科人才培养体系,激发不同领域研究者对于传播过程中的认知机制,抑或是认知传播效果等议题的研究兴趣,不断壮大认知传播研究的中国学派。一是要俯下身、沉下心去做学问。中国的认知传播学者应当深入理解认知传播产生的历史与时代背景、学科交叉融合的现实要求以及学术发展思路,从文化环境、社会情境和历史背景中挖掘基于具体传播情境的认知机制,遵守良好的学术道德和严谨的学术规范,生产出经得起检验的研究成果。二是要主动走出去,善于在知名的国际学术交流平台中阐述认知传播学术观点,向外推介高质量研究成果,促进中外认知传播研究的学术交流与对话。三是要妥善运用科研经费。认知传播研究依托认知科学的技术工具和实验设备,需要在认知传播实验室建设、校企合作实验室建设和智库建设等方面加大科研投入以保障研究过程的顺利进行。当前,在认知传播研究的代表学者、学术传承及学术平台建设方面,以欧阳宏生等为代表的认知传播理论研究和以喻国明等为代表的认知神经传播学研究两大研究取向不断在基本概念、内涵外延、主题范畴等层面推动理论创新,搭建了学术论坛、期刊专题、认知传播实验室等高水平研究成果的展示平台,使认知传播研究在学术交流和资源融通中得以创新发展。
(二)理论建构的中国特色
1.呈现知识的自主性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的哲学社会科学有没有中国特色,归根到底要看有没有主体性、原创性。”[3]341-342认知传播研究的自主性体现在研究者主动将认知传播的学术知识建构融入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建构进程,生成具有主体性和原创性的认知传播话语标识和理论知识,并逐步立足于国际学术前沿。认知传播研究要在理论变革与创新中全方位、全领域、全要素地把握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通过有鉴别地使用西方传播理论、翻新新闻传播学基础理论、融合多学科理论视野来不断明确研究论域,在理论抽象与归纳中生成具有标识性、一致性和创新性的概念表述。当前,研究者阐述了马克思主义的实践生存论对认知传播研究的解释力,使“体认传播学”(embodied-cognitive communics)的研究题域进入了学术交流视野,为认知传播研究的中国特色构建提供了综合研究思路与前进方向[10]。此外,认知传播的理论构建需要将坚定文化自信和生成理论的普遍意义相结合,实现“地方性知识”向“普遍性知识”的转化(6)石英.打造中国特色与普遍意义兼具的学科体系 关键在于坚定文化自信[EB/OL].(2022-05-06)[2023-02-19].https://www.cssn.cn/skgz/bwyc/202208/t20220803_5467908.shtml.,生成兼具科学性与人文性的认知传播理论知识。
2.整合多元理论知识
传播学和认知科学为认知传播研究提供理论基础,认知传播研究应充分汲取两大研究范式的理论资源,在理论借鉴、理论融合再到理论创新中完成理论建构。中国传播学的研究传统在具有传播研究视角的西方学者的中国之行中铺开,在发展过程中存在简单移植西方理论解决实际问题的情况。而西方传播学经典研究范式过多地将人视作一种工具,人的主体性缺失将使认知传播研究成为无根之木。在大众传播效果研究集群中,由于“刺激—反应”研究或多或少地忽视了“人”的主体性,而受众中心论又过度地强调“个人需求”和“目的”,这都难以避免地和传播活动的能动性走向对立。因此,认知传播的阐释视野需要在取舍传播学经典研究范式中思考理论的适用性。
20世纪70年代以来,认知科学不断发展,划分出神经认知、心理认知、语言认知、思维认知和文化认知五个层级来描述人类认知过程[11],涉及认知神经科学、认知心理学、认知语言学、认知逻辑学等学科研究范畴。认知科学研究范式中有关洞察人类认知与心智的理论积淀被传播学借用,为破解“人类在传播活动中如何认识客观世界,以及如何提升改造客观世界的内在动力”[2]1提供了理论构想与技术工具。
除两大学科为认知传播研究提供理论基础之外,认知传播研究的多学科性还体现在吸收借鉴心理学、符号学、语言学等多学科理论,不断形成多元理论知识体系与融合创新的研究理路,在理论融合与调适中不断增强中国特色认知传播研究的理论阐释力和现象解释力。例如,历史唯物主义的精神交往观为认知传播研究提供了理论资源。历史唯物主义的精神交往观在把握社会状况、社会需要、人的需要等因素中揭示了精神交往与物质活动的关系,精神交往作为意识的表现形式,受到生产力和社会状况的共同制约,提示认知传播研究可以在生产力、社会状况、意识构建的“力的平行四边形”[12]9中构建理论丛林,运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探索交往中人的精神发展与自我实现。当前,相关研究已经在借鉴多学科理论知识中不断突破研究难点(见表1),但是在交叉融合过程中存在着不同学科之间的理论融通性不足、方法体系借鉴成熟度不足等问题,这就要求未来的认知传播研究能够在传播学和认知科学的理论视野下,增强与其他相关学科的互动,经过学科规训与建制,将零散的、非专业化的知识转换为系统的、专业的认知传播自主理论范式[13]。
表1 认知传播研究中的多学科理论视野
3.运用混合研究范式
在跨学科研究范式下借鉴其他学科的工具方法与技术手段,形成认知传播研究的混合研究范型,这是在新文科建设背景下探讨多学科交叉融合以解决现实问题的新思维范式与方法论革新。认知传播研究因其研究对象归属于难以测量的“心智”层面,传统依赖个体自觉反映的质化研究方法似乎难以客观地评价个体认知效果,而量化研究又因因果关系断裂而饱受质疑。在早期涉及认知的传播学研究中,由于技术工具及测量方式尚待完善,往往借助外显的行为表现来投射传播活动中人类的心智反应,但是却形成了“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的研究局限。当前,学者运用实验法、认知神经科学研究方法、大数据挖掘方法探索内容认知维度下用户具身体验与认知网络演化[14]、传播媒介与受众记忆之间的作用关系与影响研究[15]等议题,既使得研究结论更为科学客观,也解决了既往囿于研究工具局限而被束之高阁的研究议题。因此,认知传播研究者不仅需要具备新闻传播学专业知识,还需要灵活借助认知科学的概念与方法、媒介心理学测量量表、认知神经学研究工具体系及大数据挖掘等混合研究方法来拓宽人文社科研究的认识域、解决多层次问题并推出新的研究成果。
(三)问题导向的中国特色
1.强化问题意识
问题意识体现在认知传播研究需要“在研究解决事关党和国家全局性、根本性、关键性的重大问题上拿出真本事、取得好成果”[1]。一是要善于发现真问题。认知传播研究通过深入阐释人对媒介信息的认知及使用行为,能够服务于洞察认知机制、优化认知效果、指导传播行为等具体应用,应紧密贴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践,围绕具有重要意义和现实价值的重大问题和前沿问题展开选题研究。二是真研究问题。认知传播研究既不是照搬西方理论印证中国现实的“移花接木”式研究,也不是脱离社会实践的“闭门造车”式研究,而是要善于学习多学科理论知识与研究方法,真正在跨学科研究范式下提高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营造学术理性和科学研究风气。三是解决真问题。运用认知传播研究的学理阐释与科学逻辑回应社会需要、解决社会问题,在与社会的互动中逐步确立认知传播学科地位。无论是在外部环境中的认知域意识形态攻防,抑或是解决中国国际传播中的跨文化情境问题、政治传播中的认同与说服策略、风险传播中的受众认知与舆情治理等方面显示出阐释性张力,为解决中国和国际议题提供建设性方案。
2.明确问题论域
找到问题论域就是将认知传播研究视野置于传播学和认知科学两大基础学科的交叉地带,在提炼焦点议题、发掘新兴议题、解决多元问题中构筑多维立体的认知传播研究题域。传播的社会信息系统关注传播主客体依托物质性中介形成的环境互动关系,在传播主体、传播内容、传播渠道、传播对象和传播效果构成的传播流程中,认知均起到重要的作用。传播主体根据特定的传播目的、传播环境、价值观念和技术特性来选择叙事结构、话语表征、媒介介质和传播策略,在传播对象的接触、感觉、加工等人脑认知机制作用下,呈现认知塑造、认知固化或是认知偏差等认知传播效果。其中,传播对象的个体差异、经验范围、宏观社会环境等因素是影响认知传播效果的关键变量。接受方经过一定的心理选择过程来进行信息选择,心理选择成为影响传播致效性的关键。第二代认知科学以“认知—大脑—身体—环境”为逻辑主线,形成情境认知(situated cognition)、具身认知(embodied cognition)和动力认知(dynamical cognition)三个研究范畴[16],这一关注社会环境、文化背景及社会交往的研究思路为解释和分析传播现象提供理论支持。梳理当前学界研究,提炼主要问题论域如表2所示。
表2 认知传播研究涉及的主要问题论域
3.发掘新兴议题
发掘新兴议题需要研究者在宏观的研究视野下开展学术研究,将学术创新精神融入认知传播研究发现问题、筛选问题、研究问题、解决问题的全过程,这不仅需要从纵向深化认知传播理论,提高理论对于复杂社会问题的解释力,还需要在横向延伸研究的时空维度,既体现社会变迁中“群体文化乃至人类文明的发展对个体认知的递进式转向影响”[2]7,又要在媒介演进中把握未来传播的传播破圈与价值传递[4],扩展认知传播的研究空间并实现学术繁荣。当前,伴随着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的演进形成了虚实相融的感知空间。人类对机器的感知与使用过程也是意义的生成过程,算法形成的技术环境及运算法则使受众认知遭受着被操控、定义乃至重塑的风险,受众有意识地在算法空间中实施着“抵抗战术”,但是遗憾的是,这种算法抵抗或将沦为一种无奈的妥协[17]。在元宇宙、虚拟现实(virtual reality,VR)、平台界面等概念与媒介技术元素营造的全息世界中,人类“感官延伸”所形成的数字孪生在虚拟交往实践中形塑个体的虚拟时空感知并逐渐形成个体的认识基础和认识本身[18],同时离身性在人工智能主播的认知交互领域被旧事重提[19]。无论是赛博空间携带的后现代文化特征对于离身性的塑造,抑或是超人类主义思潮下对于技术乌托邦的思考,相关批判反思侧面助推了“人—机”高阶智慧交互研究的丰富。智慧传播等议题与技术理论“联姻”扩展了认知传播的研究视野,人与技术的高阶交互及带有人文主义色彩的技术省思成为未来认知传播研究生态中的新兴论域。
(一)洞察认知规律,优化传播效能
1.社会认知:培育价值共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主线,关系到民族团结、社会稳定和国家安全。当前,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受到内外部双重影响。内部网络空间交织多元社会思潮,非理性的民族主义通过利益捆绑、情绪煽动以及话语包装等运行逻辑产生了极强的社会破坏力。外部势力构造“指数陷阱”“推广理论”“高级黑”“低级红”等隐形诱导手段进行价值观输出和意识形态渗透,所产生的历史虚无主义等错误思潮威胁着公众的认识基础。
共同体意识是共同体成员在文化、身份、政党、社会制度、历史记忆等多维度形成的共同性认知,本质是一种认知选择与心理响应。洞察传播活动中公众的认知规律以及价值共识的形成逻辑,有助于培育和凝聚共同体意识。因此,认知传播研究应在媒介动员、集体记忆、民族符号及民族认同等领域进一步“精耕细作”,对共同体意识在传播活动中的生成、表征、召唤等机制进行系统化的理论表述,将其应用于凝聚价值共识、构筑共同体精神家园和防范化解意识形态风险等具体领域中,以提高公众的政治凝聚力、价值感召力和文化认同力。
2.他者认知:改善认知偏差,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全面提升国际传播效能,形成同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相匹配的国际话语权”[9]46,将国际传播能力建设摆在国家发展的战略位置。当前,在世界政治经济秩序框架、新冷战思维的战略竞争框架和跨文化传播壁垒框架下,西方霸权主义通过污名化国家形象等手段煽动国际舆论反华情绪,使中国陷入“中国威胁论”和“修昔底德陷阱”的“他塑”话语中,加大了别国民众对中国的认知局限和认知偏差。在认知层面,国际传播活动也是传受双方社会认知的交流互动过程,加强国际传播能力本质上是指提升别国受众对本国整体认知的真实性和评价的正向性。但是,由于人的认知图式和思维定式具有稳定性,不同国家存在的社会文化、历史背景和社会制度差异造成了交流的隔阂,使中国国际传播效果大打折扣。
认知传播服务于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的应用取向,是将认知传播研究成果转化到加强国际传播能力的实践应用中来,改善别国受众对中国国家形象、党的形象、政府形象的刻板认知,在认识中改进偏见,在对话中增进理解,在理解中增进共识,最终致力于消除国际传播逆差。
一是在洞察接受主体的认知习惯和解码规则的基础上增强跨文化信息编码、解码的有效性,如学者提出依据现代国际合法性来建构国家形象认知,以规避他国受众“先入为主”式的信息拒斥[20]。二是借助共情传播模式,从图像、色彩、食物、乐器、服饰等符号建构具有文化共通性和心理接近性的话语表达方式,使传播内容更符合不同国家受众的思维模式,增进“他者认知”中的意义共通性和传播共情力。三是善于运用适应别国受众信息接收习惯和信息加工方式的传播路径,形成不同区域、不同国家、不同群体的分众化、精准化传播,从而解决当前国际传播活动中面临的认知偏差、交流障碍与意义失灵等困境。
(二)剖析认知机制,防范传播风险
1.舆情治理:防范舆情风险,大数据提供舆情认识工具
网络舆情是观点、情绪、态度的总和,其生成与爆发建立在网民对舆情事件的一致性认知基础上。突发事件的集中爆发标志着全球范围内的不稳定性加剧,个体的风险认知、社会心态、情绪表达对于社会风险的主观建构性增强,造成复杂舆论环境的风险叠加和放大效应。此起彼伏的舆情风险事件挑战着政治生活、社会生活、意识形态与思想价值等领域的稳定。已有研究表明,伴随舆情阶段演化,舆情风险虽然可以在“公众认知—政府引导”的认知交互行为中得以调节,但是舆情演化仍与个体对舆情事件本身的风险认知有关[21],这提示我们理解认知在舆情治理中的重要作用。
党的新闻舆论工作“事关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凝聚力和向心力”[3]332,需要在舆情风险防范和治理全局中协调公众认知与政府引导的关系。将认知传播研究中的舆情认知、情感传播、传受主体的认知偏差等议题转化到舆情治理实践中去:一是研判舆情演变过程中公众的关注焦点,通过新闻发布会、新型主流媒体平台、政务新媒体平台等方式设置议题,回应公众诉求、及时解答疑问,防止舆论失焦;二是将舆情中的情感传播作为舆情治理的重要内容,洞察网民的情感极性、情感强度和情感趋势,构建网络理性沟通空间。
2.认知攻防:把握认知机制,警惕外部认知干预风险
认知域作战指的是运用隐性诱导、舆论干预、制造对抗等手段定向攻击一国公民的情感、意志、认知和行为过程。俄乌冲突中有关认知对抗的策略性选择体现出大国博弈已从军备竞赛向信息制裁与认知攻防倾斜,提示在现代信息战争中,认知域作战将削弱价值共同体的凝聚力、干预国家决策机制,进而诱发国家意识形态的“空心化”。
认知传播研究为把握认知规律、解释信息环境现象、优化态势感知提供了认识与分析工具。认知战利用人脑思维定式与逻辑推理方式置换因果关系链,通过设置议题框架制造舆论“共识”假象,以具象的文化产品为载体植入政治价值观进行叙事修辞博弈,运用饱和式精准认知攻击强化受众的认知体验、固化其认知茧房。认知传播研究成果能够为识别政治立场、找准认知漏洞及设置认知攻防焦点等方面提供帮助。一是结合社会心理学相关知识分析认知操纵方式,如运用认知失衡、首因效应、完形认知等认知机制辨别“聚类错觉”“指数陷阱”“推广理论”等“认知操控术”。二是集成数据采集、信息聚类、社会传感等技术手段形成对认知博弈资源的动态评估,根据互联网传播规律分析信息传播范围、认知网络演化规律,对关键节点及时实施干预。
(三)创新认识工具,引领智慧传播
1.内容识别:识别多元观点,洞察网民媒介使用行为
当下网络空间存在多元观点的交融碰撞以及舆论的博弈现象,隐晦的内容表达方式和封闭的社群化传播模式加大了信息内容的识别与监管难度。认知传播研究之于态度、观点、立场的识别可以实现对于内容风险的精准防控。一是破译“语义”中的认知倾向,通过标定语义标签特征、隐式语义特征和时空特征等属性来分析信息距离与互动距离,精准识别具有错误思想认识和政治倾向特征的文本内容,掌握社交媒体异常账号的观点立场、使用偏好与行为习惯,从而真实地反映思想认识与行为意愿之间的复杂变量关系。二是运用深度学习模型识别有关内容观点与价值立场的数据集,通过内在关联分解与价值密度解析来识别复杂舆论环境中的用户主体类型、评论文本数据特征、互动评论效果反馈等内容,明晰有关认知、态度与情绪的生成结构、演绎机制与独特属性。三是在技术层面推动认知传播研究成果落地,研发多模态信息内容理解技术和态势感知技术,为中国信息内容安全治理提供数据库支持与工具系统,便于监管部门开展网络空间内容安全治理工作。
2.智慧传播:融合技术前沿,重塑智慧传播的价值理性
从机械的图灵模型到击败李世石的AlphaGo,再到ChatGPT,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技术应用与第二代认知科学浪潮协同演进,生成式人工智能(artificial intelligence generated content,AIGC)与认知智能融合发展。无论是人在信息交换中的智慧空间体验,还是赛博空间中的在场感知与数字交往、混合现实中的人类心智状态,涉及的具身性、认知与传播实践等范畴都将认知传播研究视域扩展至高阶认知交互层面。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中涉及“智能”“智慧”的表述达57处,体现了在新发展理念的引领下,构建新一代信息技术、人工智能等战略性新兴产业融合集群对于赋能新时代的技术价值。当前,人工智能主播是认知科学技术在新闻播报领域的典型应用,新华社“AI合成主播”是将人工智能技术运用于新闻传播实践的本土化探索,涉及的情景认知、人机交互、价值理性等问题成为优化中国新闻传播智慧化体系的枢纽。同时,智能传播中的价值设计、伦理底线、评价标准、技术推广都是人类认知在机器上的折射,社交机器人通过渗入社交网络和改变信息交互结构对中国议题进行自动化操纵[22]和对舆论场进行搅动,这已成为认知传播研究亟需关注的议题。今后,认知传播研究应更加关注智慧传播领域,呼吁重塑算法推荐中的价值理性,形成科技与人文互融、理性与情感共通的智慧传播价值体系。
本文以构建中国特色认知传播研究体系为锚点,从建构什么、为何建构、如何建构、何以可为四个层面形成逻辑追问,有助于在明确认知传播研究“中国特色”的本质内涵、发展动因、实现路径和应用方向的基础上,形成认知传播知识体系的中国风格、壮大认知传播研究的中国学派,为认知传播的国际学术交流注入中国气派,使未来的认知传播研究朝着“中国特色”的建构方向迈进。
为系统地论述认知传播研究的中国特色之所在,本文从价值系统、动力系统、知识生产系统和应用系统构建起四维度分析框架,四个系统是相互联系、联动协调的有机整体,统一于中国特色认知传播研究体系的全过程。价值系统是开展中国特色认知传播研究的逻辑前提与本质内涵,旨在厘清中国特色认知传播是什么的问题;动力系统是中国特色认知传播研究的发展动因,回应的是中国的认知传播研究为什么能够发展并在发展过程中不断地体现其“中国性”;知识生产系统是中国特色认知传播研究的实现路径,探讨在现有的研究实践与学术创新中如何铸就认知传播研究的“中国特色”;应用系统在把握前三个系统的基础上,自觉地服务于中国式现代化实践中面临的重大问题和现实课题,通过回应与解决现实问题而不断提高理论阐释力和应用价值。整体来看,价值系统涉及研究的必要性与目的,动力系统关系到开展研究的现实条件,知识生产系统是深化中国特色认知传播研究的路径探索,应用系统既是认知传播研究具备“中国特色”的具体体现,也是开展中国特色认知传播研究的实践价值之所在。综合以上分析,本文得出中国特色认知传播研究的价值系统、动力系统、知识生产系统和应用系统的四维度分析框架,如图1所示。
图1 中国特色认知传播研究的四维度分析框架
中国特色认知传播系列研究具有创新本土新闻传播学的理论价值、交叉学科解决现实问题的实践价值及形塑中国学术话语地位的战略价值,是探讨构建中国特色认知传播学的理论依据和实践探索。当前,学界对于“认知传播学”是否形成还处在探索与争鸣之中,但是对于构建认知传播学是顺应时代发展和学术研究趋势的观点已基本形成,诸如林克勤提出的“唯物辩证法+认知科学+中国特色新闻传播实践”(7)2022年10月22日,林克勤教授提出“认知传播学的提出与发展符合国际学派形成的一般规律;本土思维创新突出,站在国际前沿,其主要架构是唯物辩证法+认知科学+中国特色新闻传播实践”的观点。观点为认知传播学奠定了学科主要架构。不可否认,认知传播学还有待在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的建设过程中不断探索形成,使其始终以真问题为出发点,以“真”解决真问题为落脚点,在研究过程中不断迸发具有语境价值和普遍意义的真理论,以高水平研究成果充实全球跨学科研究的学术知识版图。这不仅有助于解决中国新闻传播学发展过程中的内生性困局,也是中国新闻传播学自主知识体系“弯道超车”西方经典传播学研究的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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