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潇,徐柳柳,蔡珊,周琳,戚新萌
精神分裂症康复期是指患者在急性期治疗结束后,精神症状基本控制、情感有所改善、行为基本正常后的时期[1-2]。患者在康复过程中,由于社会公众的排斥和对精神疾病的误解,产生强烈的病耻感,以致背负沉重的心理包袱,如果在此过程中不能有效调节自身情绪,可能难以回归社会,导致生活质量低下[3]。情绪调节是指个体在情绪产生和调节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监控和调节能力,个体使用认知重评和表达抑制是有效的情绪调节策略[4]。精神分裂症患者在情绪调节方面存在异常,自我情绪调节能力减退[5],在高级认知能力和情绪调节加工过程受到损害。有研究报道认知重评能够对羞耻感起中介作用,社会排斥诱发羞耻感,社会排斥对羞耻感具有显著的正向预测作用,但采用认知重评的情绪管理策略能够有效阻断羞耻感的中介作用[6-7]。本研究以情绪调节策略为切入点,通过分析情绪调节和情绪表达过程,探讨康复期精神分裂症病耻感与情绪调节的关系,为维持患者的心理健康水平,提高患者自信心,寻找有效的干预措施提供理论依据。
1.1 对象 为2021年7月至12月南京脑科医院精神科住院精神分裂症患者为研究对象,纳入标准:①根据《国际疾病分类》第10版(ICD-10)诊断标准;②年龄16～60岁;③处于康复期精神分裂症住院患者,简明精神评定量表(BPRS)<30分;④小学及以上学历,患者有阅读和理解能力,能进行顺利沟通,能够配合独立完成调查;⑤知情并同意参与本研究。排除标准:①伴有严重躯体疾病②其他类型精神障碍;③孕期或围生期女性;④患有其他可能引起强烈病耻感的疾病;⑤不能配合者。
1.2 方法
1.2.1 资料收集 由主治及以上医师对患者进行精神访谈和病史回顾进行诊断,对患者病情严重程度进行评估,一致性培训合格的课题组人员,统一培训期测得评分者一致性达0.90,按照统一的指导语对入组者进行问卷及量表填写指导。一般人口学资料包括性别、年龄、文化程度、病程、婚姻状况、首发年龄、入院方式、住院次数、家庭收入、工作状况等。
1.2.2 调查工具 ①Link病耻感量表[8]:该量表广泛用于评估精神病患者的病耻感,包括3个自评量表,即歧视感知量表、病耻感应对量表和病耻感体验量表,46个题目,其中歧视感知量表用于评估精神疾病患者对他人的贬低和歧视态度的感知;病耻感应对量表包括保密、退缩、教育、挑战、分离5个方面,用于评估精神疾病患者对于病耻感的应对方式,病耻感情感体验量表包括误解和羞耻2个方面,用于评估精神疾病患者认为被误解的感受和认为与他人不同而感到羞耻的感受。量表中每个问题均采用4级评分法进行评价,得分≥中点值2.5即表示患者存在病耻感。3个量表在本研究中的Cronbach’s α系数分别为0.82、0.83、0.81。②情绪调节量表[9](ERQ):采用GROSS编制的情绪调节问卷,共10个条目,两个分量表,认知重评6个条目、表达抑制4个条目。采用Likert 7级计分法,分数越高表示使用这种调节方式的频率越高。以往研究表明此量表在健康人群和精神分裂症患者中有较高的信度和效度,本研究中2个分量表的Cronbach，s α系数分别为0.80、0.78。
2.1 两组一般情况 本组调查共收回86份问卷,收回86份(100%)有效问卷纳入分析,年龄16～61岁,平均(32.69±11.05)岁,自愿住院12例(14.0%);非自愿住院74例(86.1%);婚姻状况:已婚22例(25.5%),未婚60例(69.8%),离异4例(4.7%),均分别使用氯氮平、奥氮平、利培酮等抗精神病药物进行治疗,接受相应的健康教育、精神科护理。根据 Link歧视感知量表中贬低歧视分数,将患者分为存在病耻感39例(45.3%)和非病耻感47例(54.7%),两组收入、学历、病程分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均<0.05)。见表1。
表1 两组人口学特征比较(例数,%)
2.2 精神分裂症患者的病耻感各维度及ERQ分析 康复期精神分裂症患者的病耻感得分(2.53±0.56),高于量表中点分2.5,显示存在病耻感。贬低歧视、应对方式、情感体验分量表得分均高于量表中点分2.5;情绪调节量表中认知重评和表达抑制得分情况。根据性别两组进行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见表2。
表2 精神分裂症患者的病耻感、情绪调节各维度得分
2.3 精神分裂症患者的病耻感与情绪调节相关性 研究结果表明,患者病耻感的贬低歧视与情绪调节策略的认知重评显著负相关,教育、挑战纬度与认知重评显著正相关,患者病耻感的教育、挑战维度与情绪调节策略的表达抑制负相关,病耻感的贬低歧视与表达抑制显著正相关。见表3。
表3 缓解期精神分裂症患者的病耻感与情绪管理的相关性
康复期精神症状得到控制,面对疾病带来的影响和变化,产生低自尊、自我效能感降低等消极情绪,认知逐渐恢复,对自身疾病认识以及在工作、学习、社会交往中得到的反馈更易感受到被孤立,产生羞耻感[10]。本研究结果显示患者在学历、病程、收入上有显著差异,高学历患者对疾病和治疗的认知水平高,更能够理性对待疾病;高收入患者有较好的经济条件充分的进行治疗,两者是患者的保护因素[11-12];病程越长患者社会功能退化明显越容易出现病耻感,是患者病耻感的危险因素,本研究结果显示康复期精神分裂症患者贬低歧视量表各维度得分均高于量表中点分2.5,提示患者普遍感知到疾病带来的羞耻感,与国内冯洁等[13]研究一致。
情绪调节策略中认知重评和表达抑制为相互独立的关系,情绪发生时进行监控、评估、修正、调整等过程,通过对事件赋予新的理解、控制正在发生或即将发生的情绪表达行为来改变情绪反应[14]。张颖等[15]研究发现精神分裂症患者女性相比男性更容易产生病耻感,国外有研究报道,认知重评在男女中无差异,而表达抑制策略在不同国家有差异,美裔男女中有差异,表达抑制在巴西男女中无差异,而本研究结果显示男女无差异,可能与两个因素有关:样本量少且本次研究对象为康复期患者,群体差异导致结果不同;美裔与我国存在文化差异有关,西方人性格偏向热情奔放,中方人性格相对内敛易害羞善于忍耐,因此在消极情绪产生时美裔更倾向于使用宣泄的方式,而中国文化因素,男性对待消极情绪更倾向于选择隐忍压抑不让他人发现来控制情绪[16]。
康复期精神分裂症患者精神症状得到有效控制并存在部分自知力,对疾病症状能作出识别和应对,日常生活中各种事件处理和应对基本恢复至病前状态,认知功能恢复,情绪相对急性期稳定,较少受到精神症状的支配而产生不良情绪[17],故而相对于表达抑制策略更偏向于使用认知重评策略[18-19]。面对歧视、误解、社会的不认同和污蔑时,使用使用认知重评策略会感到自己所有境遇并非最糟糕时所感知到的贬低歧视相对低[20-21],面对歧视时愿意现身说法教给公众更多精神疾病知识,能采取反驳的方式并做出挑战和抵抗减少负性情绪的困扰而非消极回避[22],因此患者使用认知重评策略频繁时病耻感体验较低。表达抑制虽然有效的减少消极情绪的行为表达,对负性情绪的内心体验并不能有效的降低或者减缓作用,抑制消极情绪的同时也会抑制积极情绪的表达[23-24],长期的抑制或者习惯性使用表达抑制会导致心理及生理问题从而引起疾病复发,再次住院从而导致病程延长等危险因素的产生从而促使患者病耻感的产生[25]。
综上所述,病耻感与情绪调节的相关性提示,寻找有效的策略指导患者使用合理的认知重评策略降低患者的病耻感,也要指导患者合理宣泄适当表达情绪以减少抑郁情绪产生的可能性,使患者使用积极态度面对疾病及生活是未来需要进一步努力的方向。本研究不足之处在于参与研究的患者为住院患者,暂未回归社会;样本量少,今后将扩大样本量,以便更深入地探讨精神分裂症缓解期患者情绪调节与病耻感相关性。另外,病耻感影响因素还可能涵盖其他变量,未来需要纳入更多变量综合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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