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 翔
1924年，国民党军队政治工作创建之始，制度规划上，由党负责决策，以党代表制为核心，以政治部制为主体，以特别党部制为补充。①周佛海：《党军的特点》，上海妇女慰劳北伐前敌兵士会编辑部编：《党军》，上海：中华书局，1928年5月，第4 页。杨其纲：《本校之概况》，《黄埔日刊》1927 年3 月1 日。《国民革命军党代表条例》，《军事政治月刊》第1期，1926年1月10日。但自党代表制推行初期，党代表就受军事长官之掣肘；
政工机构和特别党部也多由军事长官自设。②国军政工史编纂委员会编：《国军政工史稿》（上册），台北：“国防部总政治部”，1960年，第158页。尽管如此，“清党”③所谓“清党”，其展开以四一二政变为标志。参见杨奎松：《一九二七年南京国民党“清党”运动研究》，《历史研究》2005年第6期。另，王奇生认为，1927年至1928年间，国民党发动一场空前规模的清党运动。见王奇生：《清党以后国民党的组织蜕变》，《近代史研究》2003年第5期。前，在提倡以党治政、以政治军的路线原则下，①《成败之鉴——陈立夫回忆录》，台北：正中书局，1994年，第50页。政治工作虽有若干问题，但其成绩也有目共睹。在很多人的眼里，政治工作成为革命军的独有标志：“革命军和军阀，所以划如鸿沟，就是因为有政治训练的是革命军，无政治训练的即是军阀。”②李宗黄：《国民革命军》，上海：民智书局，1928年4月，第14页。党代表制因“清党”而瘫痪后，南京国民政府既要秉承孙中山党治的遗训，又面临着继续北伐的重任。政治部制自引入之始，就从属于军事长官。“清党”后继续实施政治工作，一合孙中山的遗训，二可服务于北伐，三能为军事长官打击政敌、规训官兵，提供正大光明的理由，政治部制仍有可以利用的价值。“清党”本被国民党称为“护党救国运动”③吴稚晖：《“护党救国运动”谈话》（1927 年4 月），《吴稚晖全集》卷7，北京：九州出版社，2013 年，第272页。，国民党原计划通过“清党”，既与共产党进行切割，又在多方面改弦更张、强化统治。但国民党并未完全如愿以偿，在“因清党而党失威权”④蒋介石：《赴京筹开二届四中全会告全党同志书》（1928年1月3日），秦孝仪主编：《“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卷30，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党史委员会，1984年，第74页。的背景下，政治工作的三大主要事项，思想工作、宣传工作、组织工作，⑤萧汉宗：《发刊词》，中国国民党政治会议广州分会临时军事委员会政治训练部：《政治训练周刊》第1期，1927年11月7日，第2页。尽管少了些意识形态的多重纷扰，不同时段也有某些合乎时局的成绩，但其存在的问题更为严重。多年以后，蒋介石对“清党”后政治工作的诸多缺陷做了深刻的总结与反省。⑥蒋介石：《国军失败的原因及雪耻复国的急务》（1950 年1 月5 日在革命实践研究院讲），秦孝仪主编：《“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卷23，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1984年，第94页。学界为数不多的对“清党”后政治工作的研讨，篇幅单薄，力度不够。⑦涉及这段时期政治工作的论文主要有王奇生：《“武主文从”背景下的多重变奏：战时国民党军队的政工与党务》，《抗日战争研究》2007年第4期；
江沛：《中国国民党早期军队政工制度的演变：1924—1928》，《安徽史学》2008年第4期；
孙扬：《国民党军队政工沿革的制度建构考察（1927—1937）》，《民国研究》2011年第1辑；
李翔：《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前后的党军体制》，《江海学刊》2021年第3期；
孙桂珍：《清党后的国民革命军政治工作（1927—1930）》，《河北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3期；
卢毅：《国民党军队政工的发展历程及其痼疾（1924—1949）——兼与中共军队相比较》，《党史研究与教学》2010年第4期；
等等。本文聚焦国民党政权“清党”后至1928年形式上统一全国这段时间政治工作的演变路线，并在此基础上探讨政治工作的蜕变对国民党政权未来命运的多重影响。
用党的理论武装官兵的思想工作，是政治工作的主要事项之一。⑧国军政工史编纂委员会：《国军政工史稿》（上册），第86页。中央理论建设疲软，造成思想工作缺失理论根据。国民党与政治工作脱节，更使思想工作流于形式。为加强管控，蒋介石要求部属做“不要卷入政治”的“模范军人”。⑨《张发奎口述自传》，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2014年，第75页。有的军官“衷心赞同”“模范军人”，有的军官“随长官们的意思办”⑩《世纪之履：李默庵回忆录》，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95年，第52页。，这样的“模范军人”，表面缓和了官兵的思想问题，实则使“清党”后政治工作的存在价值大打折扣，成为思想工作虚空的又一症结所在。
（一）中央理论建设疲软
坚定的思想理论信仰，是政治工作发挥威力的重要保障。可惜，国民党的理论建设即使经过改组与“清党”，依然起色不大。理论建设的这一弊病，甚至被党内为数不多的理论家看做“本党过去根本的缺陷”。黄埔军校首任政治部主任、蒋介石的结拜兄弟戴季陶1928年反思国民党人的思想信仰危机时，就曾指出“因为本党的同志不能努力建设本党的理论”，以致“一部分的人跟着共产党瞎喊瞎叫……自己已缺乏对于三民主义的知识，失却对于总理的信仰。”①《戴季陶先生政治工作论文》，南京：政治训练部印刷所，1928年，第53页。戴虽然没有从党的组织性入手，深层次揭露理论建设缺陷的根由，却描述和反省了国民党人思想浅薄、信仰游移的现象与原因，更在无意识中说出了“清党”后国民党军队政治工作流于形式的要因之一。
黄埔军校首届毕业生、一直负责军校或军队政治工作的邓文仪，如此反思北伐捷报声中的思想信仰危机：“由于数年来革命的进展太快，生出了一种极大的危险，大多数人甚至大多数同志都为现实所蒙蔽，被胜利所欺骗……忘却了革命的大前提……失却了三民主义的理论根据……国民党的中央既未领导过大多数党员作理论研究的工夫，而大多数党员也就因为不知研究理论的方法，根本忘却了理论”。②邓文仪：《军队中政治工作》，南京：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政治训练处，1929年，第16页。
是不是只有邓文仪认为国民党人忘却了理论，丢掉了三民主义呢？显然不是。对于因国民党中央理论建设缺位而造成的恶果，陈诚的反思更尖锐、更大胆：“不过三民主义促成了北伐的成功，而北伐的成功却带来了三民主义的没落，这真是匪夷所思的一大讽刺。”“我政府统治大陆二十多年……谁想二十年后这新建的中国，却只能苟延残喘在这为其友邦代为光复的蕞尔小岛上……我们今日落到这般地步，完全是我们自己的自作自受。今后如仍不能引咎自赎……事实上我们将无所逃于三民主义的骗子的罪名。”③《陈诚先生回忆录：北伐平乱》，台北：“国史馆”出版社，2016年，第88—89页。陈诚用“主义的没落”“自作自受”“主义的骗子”等词句，对“清党”和北伐后国民党中央理论建设、理论指导实践的虚空，做了恨铁不成钢的宣泄式的自骂与检讨。
第7军党代表黄绍竑的反思也是直截了当、直指问题：“那时候的党务，自以宣传与组织两项工作为首要。宣传工作，在表面上固以三民主义为依据，但是在当时真正了解三民主义的，是没有几个人。中央党部对于主义的宣传，亦没有系统的指示……使得我们实有无所适从之概。”④黄绍竑：《五十回忆》，长沙：岳麓书社，1999年，第172页。“没有几个人”“真正了解三民主义”，以致让黄绍竑这个党代表都感觉“无所适从”。这样的中央党部，统一不了国民党人的思想信仰，让人莫衷一是、不知所措。
戴季陶没有把造成官兵思想信仰危机的板子，直接打在国民党中央的身上，而对国民党中央的批评留了余地。陈诚、邓文仪、黄绍竑则直言不讳，把官兵理论匮乏、思想“危险”、信仰虚空、“主义的没落”的源头，直接指向“中央党部”“国民党的中央”“我政府”。这些反省说明，国民党既没有理论建设上的权威，也没有组织、军事和政治上的权威。戴、邓、黄三人，前两位对蒋嫡系部队的政治工作有一定的影响力，后一个是有着“钢军”美誉的第7军党的负责人，而陈诚则是蒋信任的军事长官。他们或隐晦暗示，或直接指明，信仰危机的根源在于党，在于党权的虚空。政治工作是党的工作，党权的虚空又是“清党”后政治工作虚空的根由。只是，相比于中央理论建设的疲软而言，国民党与政治工作的脱节，对军队思想工作的影响更大。
（二）党与政治工作脱节
“清党”前，国共两党的党务纠纷对政治工作的影响最大，牵涉到其主体制度党代表制的存废问题。而政工制度创建之始，“既以党代表为主体……故后期北伐，不得不无形废止党代表制，代之以纯粹的政治训练部。”政治工作因“人事而变质，流弊随人事而发生。”①国军政工史编纂委员会：《国军政工史稿》，第239—240、426页。《国军政工史稿》的这段总结，把流弊的原因归结为人事，只是指出了问题的表象，没有深究党与政治工作更深层次的关联。但无论如何，党代表制的无形废止，是党与政治工作脱节的重要表征。而党与政治工作脱节，又会加重政治工作从引入之日起就隶属于军事长官的旧习。
1928年2月，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军事提案审查委员会通过“不恢复党代表制”，但“提高各级政治训练部、处之职权”的决议。②李新总主编，韩信夫、姜克夫主编：《中华民国史·大事记》第五卷（1928—1930），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第2936页。理想中的政治工作，本为党在军队中的工作。党与政治工作的关系，是决策者与执行者的关系。“清党”前，虽然中央的理论建设让一些人颇为不满，但无论对内训练，对外宣传，还是对敌斗争，必先由中央确定大的路线，制订指导性的政策，提出政治口号，然后由政治部据以推行，求其实现。这也是党领导军事的重要环节，是党在战争进程中为巩固阵营、掌握武力而必须采取的步骤。“清党”后，没有了党代表制作为桥梁，党与政治工作脱节：“一若党已自动放弃对于政工之领导，政工亦不以为党与其有何特殊关系，造成党是党，政工是政工，各自为政，漠不相关……逐使政工因失去党的领导，而不能在军中发挥应有之作用。”③国军政工史编纂委员会：《国军政工史稿》，第429页。
尽管党与政治工作脱节，但后期北伐时，冯玉祥、阎锡山、桂系等几大集团军，又不能不适应新的形势，对总理与三民主义的宣教增多。④《绥区警官司令部政治训练部》，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卷宗号：七九二/74。1928年，几大集团军的思想工作，都有顺应时局的一面，即都认可三民主义、孙中山、国民党，也有不合时宜的一面，即与以文制武、中央集权、以党领军的原则大相冲突。自然，在战争时期，单纯强调以文制武未必合理，但政治工作受制于各集团军总司令，思想教育各为其主，虽合枪杆子的常理，但不合政治的理想主义是无可置疑的。任何时期、任何朝代，军权如果只是遥尊中央，实则自行其是，结局必然是逐鹿中原，武力解决一切。这背后的原因，恰恰取决于思想信仰的深度和高度的组织纪律性。一旦内部战火一起，官兵质疑主义、质疑政党的声音就会如同炮火般猛烈，思想工作就有沦为炮灰的可能性。在中国封建社会朋党之争的历史遗传基因中，在近现代中国兵为将有的时代恶习中，国民党军政领袖以革命、政党、主义的高尚名义行权力之争的事实，更令思想工作的流变充满着不确定性和复杂性。
（三）“模范军人”
理论建设的虚空，除了国民党中央需要担责，蒋介石也有无法推卸的责任。为驾驭部属，蒋介石力倡军人做不干预政治的“模范军人”，这是对国民党改组后孙中山构建新型党军关系的背离。⑤徐勇：《孙中山黄埔建军及其党军关系理论建树再探讨》，吕芳上主编：《国军与现代中国》，台北：“国立”中正纪念堂管理处，2015年，第9、17、29页。他叮嘱张发奎：“向华，你是个模范军人，我希望你不要卷入政治去……我希望你将来远离政治，把精力集中于军事任务，注重军事训练。”而张发奎也“衷心赞同蒋这一套‘模范军人’的观念，军人不应该搞政治。”①《张发奎口述自传》，第75页。让部属专注官兵的军事训练而不是思想政治训练，让部属做不要卷入政治的“模范军人”，虽然表面上针对的是张发奎个人，但不排除蒋介石有通过张，让更多的官兵以蒋介石等军事领袖的意志为自己的意志之意。其实，即便没有蒋介石等军事领袖的叮嘱，“清党”一起，一些官兵也有应对之策，那就是以“长官们的意思”为自己的“意思”：“想的通也罢，想不通也罢，我认定军中一句古语，叫做以服从命令为天职，随长官们的意思办就是了。”②《世纪之履：李默庵回忆录》，第52页。“模范军人”或“随长官们的意思办”，既使一些军人在“清党”后避开了理论、信仰问题，从更深层次来看，又使政治工作很大程度上失去了必要性与存在的价值。
“模范军人”的出笼，是军事压倒政治，政治从属于军事的简练概括与自我美化。军事与政治的关系，既是各类军事理论家、政治家探讨的核心话题，也是国民党将领必须面对的核心问题。很多国民党将领认为军事优先政治，军事解决一切，是武力而不是主义是他们思想信仰的魂灵。一些将领甚至拿孙中山设计的军政、训政、宪政的路线图，为军事独大做辩解：“党军是属于党的，是为党所有，是受党的指导，固然不错；
但是所谓指导，是指出方向，并不是处处牵制，事事干涉……现在，正是军政时期，军事为最重要，望同志们要把‘党军’与‘军阀’认的很清，辩的很明，不要把真正的党军，误认为军阀，或疑惑其将变为军阀。”③冯玉祥：《党军与军阀》，上海妇女慰劳北伐前敌兵士会编辑部编：《党军》，第7页。对政治的轻视，对思想信仰的怠慢，对武力的过渡渲染，和对“模范军人”的自我美化，相互作用，相互生成。这一组关系，一时既成全了国民党人的“清党”，长远看又埋下“数十年来悲剧上演的前奏”④邓文仪：《老兵与教授——陆官第一期生的传奇经历》，台北：龙文出版社股份有限公司，2001年，第70页。和“主义的没落”的种子。
也许是有感于“清党”后政治与军事关系的不洽，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不到一个月，中央政治会议主席、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委兼宣传部长胡汉民即借着东路军总指挥部特别党部成立之机，发表《军人要懂得政治》的演讲。⑤蒋永敬编：《民国胡展堂先生汉民年谱》，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1年，第391—392页。演讲先批判民国初年袁世凯“高唱‘军人不问政治’的口号，竭力使全国的军队离开国民党的陶冶，结果是破坏了我国民革命的事业。”再褒扬孙中山救偏补弊：“使军人知道为主义而革命，提高军人的政治智识，然后我们才有今日。”胡此次演讲的重心是以孙中山调整军政关系、党军关系的事例为凭据，呼吁军人要受党的指挥：“我们既知道军队与政治的关系，军队与党的关系是如此；
我们便该明白国民革命军的目的……是受国民党的指挥，而去进行国民革命……东路军特别党部的责任，自然也就非常的重大了。”⑥胡汉民：《军人要懂得政治》（1927 年5 月10 日东路总指挥部特别党部成立大会演讲词），存萃学社编：《胡汉民事迹资料汇辑》第四册，香港：大东图书公司印行，1980年，总第923—925、928页。胡是中央政治会议主席，国民党内胡汪并称，胡强调军队“受党的指挥”，并让特别党部担起职责，有让官兵服从自己指挥的言外之意。但从国民革命军组建之日起，就没有高级将领愿意把指挥权让渡给胡汪二人。胡《军人要懂得政治》的演讲，和蒋介石“模范军人”“不要卷入政治”的告白，字面上针锋相对，实则无非又是一次文人“逞口舌之快”，并不能把以党治国、以党治军的原则转化为政治实践。
总之，“清党”后，军队政治工作的成效虽然已大打折扣，但与此同时，军事斗争远没有结束，北伐重任还需要政治工作特别是其中的宣传工作去配合去鼓动。但相较于“清党”前政治工作的显赫权势与地位，此时期形成了军事领袖对政治工作限制性利用的态势。在这样的背景下，军队政治宣传工作既得以推进，又危机丛生。
国民党人对政治工作的理解，过于偏重宣传事务：“政治部成立以后，其主管业务虽不只宣传，但宣传部门工作仍是最重要的一环。北伐成功得力于此，是人所公认的事实。”①《陈诚先生回忆录：北伐平乱》，第83页。“清党”后，宣传工作一度保留了大革命时期的若干内容，然好景不长，军事将领借口反共等各种理由，杀戮有激进思想、敢于负责的政工人员，②蒋坚忍：《怎样复兴军队政治工作》，《奋斗》第6期，1931年7月27日。宣传工作的革命色彩在军权独大的背景中暗淡下去。军事领袖的口头宣讲及其与现实的背离，说明以党治军、军民结合等重大理论路线，均口惠而实不至，宣传工作的危机导因于国民党政权的阶级属性。
（一）激进宣传的尾声及厄运
“清党”后的宣传，除了增加反共内容之外，在反帝反军阀方面一脉相承。4月下旬，东路军前敌总指挥部政治部宣传科艺术股“以上海为各帝国主义及军阀盘踞的巢穴，我国人受外人宣传麻醉尤深，故工作应当比别处特别留意，故制成各种讽刺画多幅，挂在华租界处，俾引起一般民众之觉悟，一齐联合起来，对付帝国主义作殊死战……出共产画报小册子3万本，将共产党谋害国民党之事实，尽量画出，以供海内外同志之借鉴。”③《国民革命军东路军前敌总指挥部政治部各种什件》，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卷宗号：六二七/646。此段材料颇为重要，它充分说明反帝反军阀的认知一度深入政工人员的脑海，国民党军队短期并未因“清党”而对帝国主义、封建军阀产生妥协的心理。此外，政工人员也要为“清党”服务，积极从事反共宣传。
“清党”初期，政工人员依旧注意宣传农工运动，甚至依然使用带有强烈马克思主义色彩的政治概念——阶级动员民众起来革命：“5月1日系国际劳工运动之期，本党政纲以扶助农工为职志，上月下旬拟编之五一节宣传大纲一册，传单一册，被压迫阶级与压迫阶级之斗争、五一告工人书各一册外，复派人参加运动。”这表明，“清党”之初，政工人员在农工政策的宣传方面，延续了国共合作时期中共主导政治工作时的宣传格调。政工机构不仅强调宣传，还参与民众运动，对“五四”“五五”“五七”“五九”等纪念日，各编有1册宣传大纲，10余册传单，6册告民众书，数十种标语。④同上。
回首1927年4—6月“清党”前后的宣传工作，能够发现，国共合作时期政治革命、社会革命的宣传内容，一时延续了下来。这也表明，新建的南京国民政府因统治地位并不稳固，还没有来得及调整政工人员激进的宣传路线。不仅东路军前敌总指挥部政治部的宣传人员思想依旧激进，大革命最重要的策源地广东政治部门的工作人员同样有强烈的反帝意识。1927年6月24日，“广东军事厅政治部代电称，日本出兵山东……侵我主权……破坏我革命，凡我国民应亟起誓死反对，为政府外交后盾等语。抄送中央宣传部驻沪办事处。”⑤民国历史文化学社编辑部编：《中国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纪录：上海分会》，香港：开源书局出版有限公司，2019年，第295页。这册材料表明，广东的政工人员还在延续“清党”前的强势思维，其工作不仅面向军队，对外事也敢于表明态度。政工人员的电报，同时要求抄送中央宣传部门，这既是给中央宣传部门施压，也表明希望得到中央的支持。
和“清党”前后政府高层“军事北伐，政治南伐”①《陈诚先生回忆录——北伐平乱》，第88页。的快速保守化相比，政工部门即便经历“清党”，依然在反帝反军阀方面一时不改初衷。只是，在南京政府快速保守化的时局中，一旦其统治稳定下来，对外事、对政治敢于表达的政工部门，必然会成为中央政府或军事领袖压制、整顿的首选对象。到那时，政工部门政治革命与社会革命共进的激进宣传色彩，就会被中央政府层层剥离，政治工作的生机就会被扼杀。可惜，这种悲剧性的结局，没有间隔太久：
至于军事长官对于政工人员的歧视，由歧视而发生出来的鄙弃奚落，那更是不堪具状……如果政工人员严格站在党的立场，对于军队的行政黑幕腐败或者军事长官的卑鄙贪污，稍示监督或批评的态度……那末这个政工人员的工作及其工作地位，就会朝不保夕的宣告取消，我们看见，有些军事长官曾经吹毛求疵牵强附会的藉口陷害和竟行拘杀忠实努力的政工人员，尤其是在清党时期，更有少数努力的本党党员，因为平日不能顺承军事长官的意旨，在共产党头衔之下冤枉牺牲。清党以后，政治工作之所以腐化者，这不能不算原因之一。②邓文仪：《军队中政治工作》，第30页。
邓文仪的文字读来让人觉得尤为沉重，他描述了一个曾因国共合作、因苏俄和共产党人的帮助而一时洗心革面、大生朝气的革命政党，是如何被“清党”、被军事长官扼杀蓬勃生机，从而导致人才逆淘汰的。不愿与军事长官同流合污、不愿贪污腐败的政工人员，不仅难以晋升，而且会随时成为“清党”的刀下游魂。这样的政权、这样的军队，自进入南京后，变质竟然如此之快。
不仅如此，1928年5月，济南惨案发生后，政工人员从“人所公认”，到被“歧视”“鄙弃”“拘杀”，再到“赘瘤”“厌与接触”“卖膏药的”，在多重因素作用下，宣传工作从国共合作时期的高声望，很快跌落到后期北伐时的人见人厌。国民党人把宣传工作当作政治工作“最重要的一环”，既然此环已“如赘瘤”，政治工作也等于走到了尽头：“再加人事摩擦，经费困难，遂使政工地位一落千丈，政工需要降至零度。倘非蒋总司令维护坚持，可能北伐完成之日，即是政工废除之时。”③国军政工史编纂委员会：《国军政工史稿》（上册），第430页。此段材料还说明，在将领们的集体反对下，政治工作险乎终止于后期北伐完成之日。
（二）言行背离
1927年，国民党的领导者，在革命的理想和现实的蜕化中纠结。他们心里的革命色彩虽已暗淡下来，但依旧还有往昔的若干影子。即使对政治工作意见很大的白崇禧，在其宣讲中，仍能感受到其对党权、信仰、主义、政治工作、民生等问题也是相当在意的。只是，这些口头上的表白与现实中的实践，很多时候不仅没有吻合，反而相互背离。
1927年8月蒋介石下野后，白崇禧成为南京国民党政权的核心人物之一。他认为，不管是对北洋军阀还是党内的地方实力派，中央政府获胜都是因为官兵心中有党、有信仰，因而产生致胜的力量。白总结龙潭战役，特别提及“参加龙潭之役之革命军以一、七两军为主。一、七两军都是国民革命军之主力，对三民主义有信仰，有信仰便有力量。”④《白崇禧先生访问纪录》上册，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89年，第70—71页。10月24日，白发表击败唐生智的感想：“拿着青天白日旗子，来满足他军阀的欲望，将党放在枪口上……唐生智也就是对于蔑视党的、有野心的、想利用学系造成自己势力的，加以当头棒，事实上拿什么都不能联合起来，除非拿主义才成。”①白崇禧：《在中央党部第一次总理纪念周报告》（1927 年10 月24 日），《白崇禧将军北伐史料》，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4年，第196页。就这段话看，白崇禧似乎很明事理，对中央、党权和信仰的维护也非常突出。可惜的是，中央、党权、信仰只是他们挂在嘴边，用来制衡竞争者的理由。当军事实力更强的一方，诸如蒋介石，也用中央、党权、信仰作为讨伐政敌的武器时，败北的可能就是桂系。
“清党”后，不仅政工人员，最高层的领袖在打击对象的宣传方面，除了增加反共内容之外，其它打击对象与以往的解说没有什么不同。10月15日，白崇禧在南京江宁镇对第10军官兵训话：“帝国主义、军阀、贪官污吏、土豪劣绅，我们是不怕的。”②白崇禧：《在江宁镇对第十军官兵训话》（1927年10月15日），《白崇禧将军北伐史料》，第188—189页。白的训话表明，不仅帝国主义、军阀，甚至贪官污吏、土豪劣绅，依旧是国民党政权意图打击的重要目标。只是，在现实的推进中，“清党”基本上针对中共与国民党左派。其原因，既与土地所有制相关：“值得注意的是，在56位国民党将领中，51位是大土地所有者，很难献身于激进事业。”③［美］雅各布斯：《鲍罗廷——斯大林派到中国的人》，殷罡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89年，第203页。“因当时中、下级军官多为中、小地主出身”④李宗仁口述，唐德刚撰写：《李宗仁回忆录》（上册），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第349页。，也与以军控党的政权结构脱不了干系。⑤《邓主任向第四军第十一军官长训话词》（1927年3月16日），《汉口民国日报》，1927年3月22日。这样的军队，难以得到民众的真心支持，也是军队政治工作没有起到多大作用的生动注脚。
虽然“清党”后大幅裁减军队政工人员，但在公共场合，白崇禧对政治工作必要性的认识，有时说起来也是很动听的。1927年11月13日，白对来自广西的第一补充团士兵训话：“现在每团派委政治指导员来指导你们，不过范围缩小，人数太少，只能指导你们一点大概……政治指导最要紧的，就是党的组织、党的大纲、党的政策和爱国家爱人民的大部分事，还要士兵们深切的了解三民主义……更有一层所应注意的，就是革命军是党的军队，是人民的军队，不是私人的军队，就是官长将来从甲军调任乙军，或是军队将来从甲省调防乙省，我们第一先要打倒派别，打破省界……再则革命万不能存部落的思想，革命并不是南方征服北方。”⑥白崇禧：《邓主任向第一补充团士兵训话》（1927年11月13日），《白崇禧将军北伐史料》，第214—215页。这段话说明，尽管对党代表制意见颇大，大规模裁减政工人员，但白对政治工作还是有不小的期望。更重要的是，国共合作时期以党治军、军令统一的原则，虽然实施起来困难重重，但依旧是军事领袖做官兵思想工作时的最正当、最光明的宣讲理由。只是，有时这些正大光明的理由，在维系国民党军队的作用方面，远不如旧式的带有宗法余脉的地缘、学缘和血缘等因素有效。
尽管对“清党”后党员的精神风貌、革命斗志大为不满，但国共合作时期树立的“以党治国”“以党治军”的理想政治原则，连白崇禧这样的军事强人也不能不挂在嘴上加以宣传：“总理所期望于同志者，为以党治国，夫欲以党治国，必先以党治军。所谓以党治军，其最要之意义有二：其一，一切武力，皆为党之目的而使用。其二，一切武力，其行动进止，皆听命于党。”⑦《武汉中央发表迁都宣言》（1927年8月19日），《白崇禧将军北伐史料》，第138页。白崇禧1927年8月19日的宣言，与此前蒋介石对党治的宣言大同小异。凡是控制中央的军事领袖，往往把党治挂在嘴边。其目的，并非要把自己的武力交给党、听命于党，而是要用党治的尚方宝剑，为自己收拾其他割据自雄、甚至想问鼎中原的军事领袖找寻宣传、动员的合法性、正当性。①白崇禧：《在中央党部第一次总理纪念周报告》（1927年10月24日），《白崇禧将军北伐史料》，第196页。而没有军事实力的政治领袖汪精卫、胡汉民，也常把党治挂在嘴边。其目的，无非是想用党治的幌子，控制军队与军事领袖。在这样把党治跟自己的权力挂钩、把党治作为打压政敌的借口下，“以党治国”“以党治军”又有多少理想色彩？这样的宣传，又怎能服众：“试问今日所谓党之领袖，其所向果何如乎？虽不必尽皆向利，而拼命争权位，则可断言。其所以号召党徒，欺骗民众，不外假借某种党章及党义，穿凿附会，妄加曲解。”②陈诚：《与严立三书：“闲论”理论与事实》（1927 年12 月12 日），《石叟丛书第一种文电门·文电·乙类》，第2页。台北“国史馆”藏，典藏号：008-010101-00003-002。这句话，把政治领袖的嘴脸淋漓尽致地刻画了出来。
孙中山理想中的革命军，“是一支属于国民的军队”③国军政工史编纂委员会：《国军政工史稿》（上册），第30页。。要成为国民的武力，就须得到国民的支持；
要国民支持，就须解决民众的疾苦。对民生问题，对中共的长处，白崇禧1927年时异常清醒：“我们对农工应该解除其痛苦，否则将来还要起来革命的。我们也不敢只用口号，我们要实实在在给他们利益，所以我对于这种去共后共党所做的我们都不做的理由，认为不充足……我们可以用共党的组织纪律来消灭他们，学他们的牺牲精神来奋斗，有何不好。”④白崇禧：《在中央党部第一次总理纪念周报告》（1927年10月24日），《白崇禧将军北伐史料》，第202页。这段话，听起来既充满对农工的人情味，也包含着理性的思考，很具政治的洞察力。这种对民生与政治的紧密关联，既是白崇禧等人的感悟，也是国共合作时期共产党人社会革命宣传影响的结果。但是，国民党军政领袖对民生问题，多限于宣讲，没有着手去解决土地等民生问题，军民之间难以形成鱼水之情，政治工作无法广接民众而发挥威力。不论胡汉民，还是蒋介石、白崇禧等人，理智上都知道土地等民生问题的重要性：“土地问题是一个极大的问题。现在我们正要着手编订土地法，实为目前立法上最重大的事情。”⑤胡汉民：《平均地权的真义和土地法原则的来源》（1928年12月31日立法院纪念周报告词），存萃学社编集：《胡汉民事迹资料汇辑》第二册，香港：大东图书公司印行，1980年，第111—114页。但结果却成为：“绅-军和军-绅政权有一个共同之点，那就是派系的分裂和无限制的斗争。这个特点后来在国民党中继续发展。两种政权的权力基础都是土地，由控制土地掌握资源来养兵。”⑥陈志让：《军绅政权——近代中国的军阀时期》，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0年，第34页。党内一些人对民生问题有许多好的见解：“1927年，我和陈辞修一致认为，只要按照总理的民生主义——平均地权节制资本的原则去努力实行，必能使共产党销声匿迹，成功新中国光辉的建设。”⑦刘健群：《银河忆往》，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66年，第219—220页。可惜，国民党政权没能把对民生的认识、宣讲转化为成功的行动。国民党执政二十余年，对土地等民生问题无能为力，使得军队与民众之间的距离越隔越远，国民党政权被民众定位为地主阶级利益的代表，国民党军队也成为维护地主阶级利益的武装工具。⑧《绥靖区处理地权扶植自耕农实施计划纲要说明书》（1946年），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三编《财政经济》（六），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9 年，第64 页。最终，民众成了国民党军队政治工作最后的、最有力量的裁判，不仅政治工作，连同国民党政权统治的合法性也一并丧失。
组织工作包括党的建设、政工机构的建设、政工人员的素养等事项，它是政治工作发挥威力的核心依靠力量和根本推进器。除了中央党权虚空、党对政治工作指导虚空之外，政工负责人和政工机构自身也指导缺位。1927年6月蒋介石徐州政工讲话，政工权责和地位大降。9月党的中央特别委员会竟以财政紧张和所谓民意为由，大肆裁减代表党的政工机构。与此同时，政工人员自身也很快腐化下去。此外，组织工作与人事相互关联，不同派系不同政治力量之间的权力之争，又使危机四起的政治工作沦为派别门户的工具。对这种状况，《政治周刊》曾刊登过相关评论：政治部本来是要唤醒民众，发展党的势力，除去人民和军队之间的隔膜。但是现在的政治部，变成派别门户的工具。上下关系浅薄……政治工作人员系统不明，往往由上级机关的军事长官委派或推荐下来，而差不多就是对各机关的军事长官负责，而不是对上级政治部负责，则政治部成为军阀的工具。①港群：《本刊和统一政治训练的宣传》，《政治训练周刊》第1期，1927年11月7日，第13页。
（一）“手创者”打压政治工作
1926年三二〇事件之后，蒋介石曾拿自己是政治工作的“手创者”②《蒋介石日记》，1926年4月2日，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藏（下同）。，为收束政治工作做辩护。和“清党”前对政治工作的限制相比，“清党”后蒋对政治工作的约束有加无已。
一边是“清党”后，党内愿意从事政治工作的人更少；
一边是军队风气不如从前，后期北伐需要政治工作改善风气，也需要政工部门临时处理收复地区的政务；
一边又慑于“清党”前的政工权力，权衡多种因素，就有了1927年6月18日蒋介石在徐州云龙山大佛寺前对各军政训部及宣传队的讲话：“在广东从来没有这种事情，非经长官许可，决不能闯入民房，即使士兵在外面敲门借火，未得官长允许而给政治工作人员看到，也要拿来惩办。”但面对军纪下滑，蒋介石不仅不给政工人员应有的权限，加强对官兵的管理，严肃军纪，反而说：“做政治工作的人员，既不要权，又不要利，却要在战场上拼命，具有牺牲的精神来实行三民主义，这不是具有血气的人是做不到的，却惟其不争权，不争利，奋斗牺牲，才能把政治工作做有成效。大的小的，处处顾到。尤其是要把士兵与民众共同合作起来，使兵不扰民，民不怕兵……这军民合作乃是政治工作人员唯一的责任。”③蒋介石：《政工人员的责任》（1927 年6 月18 日在徐州云龙山大佛寺前对政治训练部及各军宣传队讲），秦孝仪主编：《“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卷10，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1984年，第264—268页。
在大敌当前的背景下，军队不能不要战地宣传、提振士气的政治工作，但又不能给政工人员“清党”之前的权力，以免再对军事长官的领兵权构成挑战。蒋介石的这种如意算盘，在大佛寺前的讲话中清晰表露出来。更奇特的是，这一逻辑——既要政工人员激发士气，又不给予政工部门和政工人员充分的权力，一直贯穿到20余年后国民党军队兵败大陆。6月18日徐州讲话的主题，成为蒋介石弱化政工权力，却要政工人员安心做事、做成事的重要话语源头。
国民政府既要维护军事长官的独断权，又要使处于从属地位、没有党的权威作为依托的政训部制，在各级部队中推行开来。这样，政治工作实施的结果只能陷入实践的困境。当然，在没有遇到强大对手的情况下，贴标语、刷传单之类的政治工作也能起到部分作用。像蒋介石这样用圣人的标准要求政工人员不要权、不要利，却要甘心情愿地去牺牲，既不符合普通人的认知逻辑，也与义务和权利对等的现代政治理念不合。现实中，怎么可能有这样的圣人？这样做的结果，除了走到蒋介石希望的反面，还能起到多大作用？几年后，“剿共”时政训机构的负责人贺衷寒直抒胸臆地把数年积压的怨气发泄了出来：“部队政治工作要就只有实行党代表制，象现在这个样子就还不如不要，这样干下去没有什么好处。”①萧作霖：《复兴社述略》，《文史资料选辑》第11辑，北京：中华书局，1961年，第45页。
除了蒋介石认为北伐离不开政治工作外，新加入北伐阵营的冯玉祥，也有同样的感受与要求。1927年6月20-21日，蒋介石、冯玉祥等人在徐州召开特别会议，商定：各级党部不能干涉行政机关，要守住监督行政的界限。会上，冯玉祥特别要求中央改良政治部。他的部下何其巩，请求中央代为延揽政工人才，赐告政治工作方针，并颁发宣传书籍和印刷物品。②《徐州特别会议纪录》（1927年6月27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一编军事（一），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年，第392—393页。这充分说明，即使处在“清党”期，但政治工作自植入起，给国民党军队带来的焕然一新的面目和对战斗力的激发，依然是像冯玉祥之类的军事长官，不能忽略的。③龚光明：《党军中之政治工作》，上海妇女慰劳北伐前敌兵士会编辑部编：《党军》，上海：中华书局，1928年，第34页。在他们看来，只要让政治工作从属于司令长官，受将领指挥，就既不用担心部队被党代表、政治部主任拉走，又可以激发官兵的战斗力量，何乐而不为？只是，这种限制性地使用政工人员的局面，也没能维持多久。
从民国初期起，师生关系就成为建立派系的基础之一。某些军人为了约束下属，有意培育这种关系。④［美］齐锡生：《中国的军阀政治（1916—1928）》，杨云若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34页。8月蒋介石下野，对政治工作带来更深的负面影响。蒋从下台中吸取若干教训，黄埔学生也体会到和蒋荣辱与共的关联。在蒋与学生之间，黄埔同学会充当了联络各处学生，维护蒋威权的重要角色。事实表明，在国民党政权宗法派系深厚的政治土壤中，蒋与黄埔学生已经成为政治力量的统一联合体。除了黄埔势力和亲戚，能帮助蒋的仅朱培德等寥寥数人：“除益之与亲戚外，几乎全体抑制我。”⑤《蒋介石日记》，1927年12月15日。在冷酷无情的政治斗争中，蒋如果不想被时局淘汰，只能利用信奉自己的黄埔师生强化实力。黄埔同学会并非政府机构，也不是党的组织，它表面以社团面目出现，实际成为为蒋个人服务的机关。黄埔同学会的出现及其发挥的作用，说明蒋在无法全部操控党权、军权、政权的背景下，不得不利用个人的组织机构去压制政敌，巩固权力。
蒋介石从下台中深刻体会到服务个人的组织黄埔同学会，而不是政工组织、党组织的重要作用。蒋的组织既有三民主义的某些成份，也有传统儒学的影子；
但最突出的灵魂是蒋本人，是以效忠蒋作为组织的关键。如此一来，原本代表党，凝聚官兵人心的政治工作，其存在价值顿时被代表个人、效忠个人的小团体所顶替。黄埔同学会是以师生之间的私人情感为纽带的私属性组织，它意味着蒋接续了中国封建社会以个人为中心的旧习。这些私人关系都不是平等关系，把这些传统关系带进中国的政治生活里来，就把基本上属于平等的党员关系，基本上是平等的人组成的政党等，变成不中不西、非驴非马的东西。⑥陈志让：《军绅政权——近代中国的军阀时期》，第88页。这一景况的再现，一说明“蒋介石的实际力量的确不是建筑在他的客观的社会基础上面……黄埔学生……始终是蒋氏的基本干部，始终是蒋氏所倚以生存的基础。”①邓演达：《南京统治的前途及我们今后的任务》（1930年11月10日），梅日新等编：《邓演达文集新编》，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319页。二反映出国民党意识形态的软弱与无力，三民主义对军队的凝聚力比不上私人之间的关系。蒋认为对其个人的效忠，远比政治工作来得更快、更有效果。第一次下野及1928年的复出，更坚定了蒋利用私人关系维系部队、维系政治力量的决心。在高层政治斗争中，无法全面操控国民党、文武高官、政治工作的蒋介石，只能退而求其次，借助黄埔同学会，而不是政工机构来笼络部属。②邓演达：《南京统治的前途及我们今后的任务》（1930年11月10日），梅日新等编：《邓演达文集新编》，第321页。这样一来，政工机构除了还能发传单贴标语，做一点宣传工作，哪里还有多少存在的必要性？蒋介石是这样的想法，桂系等其他军事领袖又何尝不是如此。既然控制不了全党，控制不了整个政工系统，就只能以私人关系，以军事实力而不是政治工作，作为行走政治江湖的凭借。
（二）中央裁撤政工机构
蒋介石下野后，总政训部正副主任吴稚晖、陈铭枢、刘文岛也悉数离职。像这样集体出走，抛弃工作职责，是把对领袖个人的追随，凌驾于组织规章之上。这也说明，党内缺乏严肃的政治纪律；
在军事领袖面前，党没有多少权威可言。这又使得“军队政工无人领导，政治部经费更形奇绌。”“自此不仅国民革命军失去领导中心，而军队政工更由低潮而至枯涸。”③国军政工史编纂委员会：《国军政工史稿》（上册），第328页。高层的政治斗争和人事摩擦，加剧了政治工作的危机。
1927年8月，“龙潭大捷后，南京遂转危为安，而桂系也成为南京政权的实际掌握者。”④朱宗震等编：《陈铭枢回忆录》，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96年，第62页。在桂系的眼中，虽然“清党”前党内人望一时无两的汪精卫，⑤李宗仁口述，唐德刚撰写：《李宗仁回忆录》（上册），第337—338页。已因龙潭战役的胜利而利用价值大减，但桂系和唐生智的矛盾还未爆发。尽管党内资历更浅、更嚣张跋扈的唐生智公然挑衅：“德邻，我们将来不在桌子上见面，就在战场上见面。”但桂系还需要恢复因龙潭战役而折损的元气，讨伐唐生智的时机还不合适，还需要给汪精卫以一定的善意，故而，桂系内定陈公博为新的总政治部主任：“政治和军事都由德邻和健生主持，而何敬之因为牙痛住在医院里。他们预备了财政部的地址丁家花园给我们住居，入夜陶冶公奉健生之命来见我，问我几时接收政治部。那时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还没有搬来，我也不知道是否还主持政治部，只好嘱他预备，等过几天再说。”⑥陈公博：《苦笑录》，北京：现代史料编刊社，1981年，第102—103页。
可惜，9月中旬，桂系对南京的控制增强。唐生智在党内的口碑甚差，⑦近代史数位数据库：《谭延闿日记·1927年·非菴日记》第四之下，第652—653页。桂唐之战虽然还没有爆发，但汪精卫的声望已经大降。桂系联合何应钦以及西山会议派，为9月16日中央特别委员会的出笼扫清了障碍，重创企图借宁汉合流重塑党统的汪精卫。⑧李宗仁口述，唐德刚撰写：《李宗仁回忆录》（上册），第387页。原拟交给汪派的政治工作，在桂系的心目中很快变为“贴标语，叫口号”之类可有可无的点缀：“不过在宁汉合作之时，李德邻已没有从前的谦虚，白健生也有些自大……而白健生呢，更予智自雄，以为天下事都可以武力了之，在宁汉合作时期，我在南京停留两天，曾有一次和他讨论今后军队的政治工作。‘我看今后政治部少做民众运动的工作罢。无论民众怎样凶，有一连机关枪便什么都完了。’白健生很自负地说。‘这样何不就撤销了政治部？’我提出抗议。‘贴标语，叫口号，总该有人罢！’健生大约以为贴标语和叫口号就是政治部的惟一能事了。经过这一度谈话，我自然对李白有些失望。”①陈公博：《苦笑录》，北京：现代史料编刊社，1981年，第108页。字里行间、话里话外，白崇禧和陈公博之间的交流，哪里有对这位被内定为总政治部主任和政治工作的一丝尊重？看到“咄咄逼人”②近代史数位数据库：《谭延闿日记·1927年·非菴日记》第四之下，第664页。的李宗仁和白崇禧倚仗军事实力，轻视文官：“当今治天下非我们军人不可，‘长衫客’（指文人）是不行的。”③朱宗震等编：《陈铭枢回忆录》，第65页。陈公博也是“能说会讲”“风头甚健”的前总政训部部长④李宗仁口述，唐德刚撰写：《李宗仁回忆录》（上册），第239页。，哪里又能不“有些失望”呢？汪、陈的失望，埋下了11月广州事变的伏笔。而12月党内对汪、陈的群起讨伐，又使得文武关系和政治工作更加依赖军事实力，进一步影响国民党军队的党军关系和政治生态。
党内资历不深的桂系，很难运用党的资源，通过政治工作，强化对其他部队的控制。因此，桂系进一步掌控南京政府后，大肆裁撤政工机构就成为必然：“等到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蒋介石先生下野之后，军队中的政治工作，因为军事长官利用当作护身符，简直就是装饰品一样。特别委员会产生，总司令部政治部又改为军事委员会政治训练部，而编制及工作实质，均大加缩小减低了，可以说他仅有其名，工作云云是说不上的，而且一般设施中多趋于腐化，这时期的政治工作，也可说是一个反常的时期！”⑤邓文仪：《军队中政治工作》，第14—15页。邓文仪的这段话，记录了蒋下野及至特别委员会时期政治工作从组织上变为“装饰品”的“反常”状况。政治工作行走至此，“反常”到徒余其名。不过，邓是蒋的嫡系学生，其为尊者讳。实则在对政治工作的践踏过程中，并非只有中央特别委员会，而是包括蒋介石在内的诸多军事主官。邓用“反常”一词概括政治工作的危机，表明其内心深处依然忘不掉国共合作时期政治工作蓬勃发展的“正常”状况。怀念归怀念，现实中政治工作不仅日益沦为军事主官的“装饰品”，竟然也沦为国民党中央的眼中钉、肉中刺。政治工作与党不仅没有成为一体，反而成为中央的赘疣。
蒋介石下野期间，国民政府的财政收入更加趋紧。在所谓民意的掩护下，在节省开支的“正当的理由”中，政工部门被中央特别委员会作为“骈枝机关”加以“裁撤”：“政治部虽非完全不好，但民众已对他失掉信任……故现在将其裁撤。财政问题，实为现在本军生死关头……将骈枝机关及党员尽量裁减，如此财政方面方有办法。”⑥白崇禧：《在军事委员会纪念周报告：上海军事机关分别裁并令》（1927年8月22日），《白崇禧将军北伐史料》，第146—147页。9月中旬，中央特别委员会将各级政工部门编制进一步缩小，总政治训练部内的300多人，“被撤者三分之二，保留者三分之一”。⑦《总政治部瓦解》，上海《晨报》1927年9月1日，第6版。“军师政训处工作人员不过10人，团政治训练员办公厅仅有4人，营连不设训练员……各级政训处经费均由各该部队自行拨给。”⑧《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经过纪实》，南京：参谋本部印，1929年，第44页。“主任须受军师长之节制，阶级薪饷，均极力减低，较之从前政治部之威信，大有一落万丈之势。”①龚光朗：《党军中之政治工作》，上海妇女慰劳北伐前敌兵士会编辑部编：《党军》，第34页。和南京政府成立时相比，已经受到压缩的政工机构，进一步被大幅裁减，其经费完全由部队自行筹拨。短短数月，经费由“清党”前的单列，到“清党”初的部队拨付1/4，再到费用全部由部队自筹，政工部门完全沦为军事长官的依附机构。政训部门经费奇绌，工作没有办法开展，政治工作陷入瘫痪的反常状态。②《中央陆军军官学校史稿》第7册，中央陆军军官学校，1936年，第425页。
只要对比一下将领们合法合规的高额薪水，还不计算其吃空缺等虽然非法、却人人都这样做的收入，③《张发奎口述自传》，第18页。就能感知到政治工作经济收入上贫苦、政治上卑贱的地位。1927年12月12日，军事委员会发布《新定官兵薪饷给与表》：“治本之道，在于重禄，第丁此财政困难之际，若官佐士兵概行增加，则财力有限，应付维艰，职会考虑再三，于增俸养廉之中，仍寓顾及财力之意，敬谨拟具新给与表，以期两全。”照此，上将、中将由此前的月俸460元、380元分别增加至800元、500元。中校以下，除少尉增加1元，直至一等兵，维持旧案。④《军事委员会新定官兵薪饷给与表》（1927年12月12日），《白崇禧将军北伐史料》，第242—243页。实际上，高薪并未养廉，反而加剧南京国民政府的腐化，万耀煌记录了10月南京的政界“景观”：“我在南京住了十几天，我的印象是，国府要员多拥挤在沪宁路上，好多委员及革命要人虚骄奢华，浮而不实，昔日北京旧官僚都变成了新政府的要员，一切人事的安排完全凭人事关系来决定，这那儿是个革命的政府。”⑤《万耀煌先生访问纪录》，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3年，第246页。在大局腐化的背景下，政工人员自身的工作主动性、牺牲精神也难觅踪迹。
历史如此的戏剧化，号称中央的特别委员会，竟然把体现党的职责的政治工作加以冷处理，及至“特别”成“反常”的“装饰品”。“装饰品”三字，表明党的中央到底给党留下了最后的一点颜面，保留了一份党的职责的底裤，没有让党的形象、党的隐私在军队中彻底裸露。
1928年，为服务后期北伐，四大集团军的政治工作一度都有较大的建设。但济南惨案一发生，“蒋总司令乃下令缩小军师政训部编制，裁撤团级以下机构及宣传总队，旋师政训部亦撤销。”1928年8月，二届五中全会接受第14军军长陈嘉佑的提案，“归并各军师政训部于特别党部”⑥国军政工史编纂委员会：《国军政工史稿》，第431—432页。。南京国民政府自建立起，每逢军事进展顺利，政工机构及其权责就会被压缩与递减，仅仅负责战地宣传；
每遇战争困境，蒋介石就会扩充政工机构及其权限，另外赋予政工机构民事权和保防权。但不管怎样变，党代表制没有再恢复，党与政治工作脱节的现象没有多大的改变。
（三）政工领导缺位与政工人员的腐化
鉴于“清党”前许多人认为：“政治部在部队中，权很大……不只管部队中政治工作，连部队外的政治工作也管，常常委派人当县长，很纷乱”。⑦《郭廷以先生访问纪录》，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87年，第167页。四一二政变后，南京国民政府从组建总政训部起，就大幅紧缩政工权责。1927年4月26日，总司令部政训部组建，聘吴稚晖为主任，陈铭枢、刘文岛为副主任。“于是总司令才通令，将各军政治部改为政治训练部。大约是想令大家顾名思义，不再越殂代疱的意思罢。”⑧《戴季陶先生政治工作论文》，第50页。“我为副主任，实际上一切由我负责。”⑨朱宗震等编：《陈铭枢回忆录》，第57页。负实际责任的陈铭枢，大大压缩了政工活动的范围，把总政训部的职责限制在训练领域。①民国历史文化学社编辑部编：《中国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纪录：上海分会》，第297页。尽管如此，从4月底总政训部正副主任人选来看，说其政治地位犹存也不为过。相比于大革命时期的总政治部主任戴季陶、陈公博、邓演达，吴稚晖在党内的资历更深，他是1926年北伐时蒋介石就任总司令的监印人。副主任陈铭枢在“清党”前任过第11军军长兼武汉卫戍司令。这说明，蒋尽管大幅压缩政工权限，但心里依然认可总政训部在总司令部中的政治高位。
从1924年起，党内就没有多少人愿意全身心地从事政治工作。②［美］雅各布斯：《鲍罗廷——斯大林派到中国的人》，殷罡译，第135页。黄埔军校首任党代表廖仲恺，第一二任政治部主任戴季陶、邵元冲，均是党内文官代表。三人既不熟悉军事，也不重视政治工作。“清党”后，总政训部主任吴稚晖对待政治工作，比廖、戴、邵不仅更为敷衍，且尸位素餐，还自视清高：“因为一个总政治部主任名义一出，太麻烦了……没有人愿尸这恶名……待这总政治部整理好了，他的真面目显出了，不久自然另有真正主任。现在滑稽的叫做主任，就是那么一回事。我与总政治部，止有代表着瞎讲几句话的关系，或者送点稿子去，听候采登的关系，别无俸禄呀，公事呀，责任呀，一切的官样关系。”③吴稚晖：《答一般颂与骂者》，《吴稚晖先生文粹》第1册，南京：全民书局，1928年，第47—48页。有这样的总政训部主任，就有这样的结果：“而军队政治工作，已由高潮转入低潮。”④国军政工史编纂委员会：《国军政工史稿》，第326页。“本党过去工作的大病，就是坐于指导的贫困……军队的政治工作，中央没有予以切实的指导，自是必然的事实，而历来的高级政治部之主持者，又因为邓演达的投机叛党，吴稚晖戴季陶等之仅是挂名，没有党的领袖作指导的重心”。⑤邓文仪：《军队中政治工作》，第25页。就邓文仪此段反思而言，吴稚晖之所以挂名，是为了让蒋放心，即他绝不会像邓演达一样，利用政治工作扩充权力，对抗军事领袖。中央在理论建设缺位之后，总政训部主任对官兵的政治工作也是主动缺位。如果不是还有军阀，有待继续北伐；
有孙中山党治的遗训，需要表面承继，这样的党、这样的政工系统，哪里还有多少存在的必要性？
总政训部主任不愿担起“指导的重心”，各级政工机构的负责人也上行下效、有样学样，不愿“去指导”：“说到指导的连系，那更是笑话之极，总政治部很少或者简直可以说没有派人到各军政治部去指导，除开一些例行公事或者为些经费问题而有各级主任间的接头外，不论是宣传组织的人员，他们都没有见面的机会。那能谈到直接的指导呢？由此类推，军师政治部是如此，师和团的政工人员也是如此，团和连的政工人员也都是各干各的。”⑥邓文仪：《军队中政治工作》，第26页。这样的工作部门与工作方式，也就不难理解一些人直接拒绝政治工作。西山会议派的覃振，“乃欲以老党员资格，向吴稚晖推荐余参加政治部工作，余婉拒谢绝之。”⑦《钟伯毅先生访问纪录》，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2年，第78页。
在“清党”后政治工作被国民党中央、军事领袖、政工负责人联合抑制的环境中，在党内政治斗争、人事摩擦不断的时局下，政工人员身上的革命色彩、激进言行、民生诉求，不仅不能给自己带来晋升，反而会成为将领们反共由头下的刀下鬼、冤死魂。政治工作处在这样逆淘汰的时局中，政工人员不仅达不到蒋介石设定的“圣人化”，许多人反而快速地官僚化、腐化：“江浙是最繁华的处所，以腐败的风流，以浪漫为高雅，这种金粉恶习，自然不期然而然的使我们军队中的政治工作衰颓下去。”①《戴季陶先生政治工作论文》，第50页。“政工人员，完全成了风花雪月恋爱以及花天酒地的习气——秦淮河畔西子湖边，尽是政工人员的足迹……岂仅不能担任政治工作……完全是腐化的败类”。②邓文仪：《军队中政治工作》，第27—28页。一个革命型、动员型的政党，仅仅经过“清党”，历时数月，政治工作的风貌差不多变了一个样子。军队与党的关联、军队与民众之间的关联，这些政治工作的积极因素，如此快速的流失。
尽管如此，政训部（政治部）或特别党部一直存在于国民党军队中。不完全意义上，没有了党权作为依托、没有了党代表制作为凭借的政治工作，或实或虚地伴随了国民党政权在大陆20余年的始与终。当它的竞争对手不如它有朝气时，它依然还有胜利的余地，后期北伐就是如此。当它的竞争对手特别注重政治工作，能够凝聚成一股拆不散打不垮的力量时，比如人民解放军，败北的就变成国民党军队。
“清党”后国民党调整政治工作，明面上、对外宣传的原因是“清党”前，“在军令上……政治部便隐然成了掌握实际军令的机关了……前年以来，各军政治部被共产党把持了大半……在军政执行上，政治部的地位，成了掌握军政时期的政权的机关。”③《戴季陶先生政治工作论文》，第58—59页。这份材料对了解“清党”后国民党军队政治工作的走势至关重要，即整顿政治工作，最重要的原则是确保军令权、政权等大权在手。只是，这段材料有隐晦之处，没有点出军令权、政权要掌握在谁之手。
国民党政界要人多认为，三二〇事件是党军主从关系变动的节点，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其后政治工作的命运。当事人汪精卫说：“三月二十日，广州戒严，军事委员会并没有知道，我是军事委员会主席，我的责任，应该怎样？三月二十日，第二师团党代表以下，都被拘留。我是国民革命军总代表，我的责任，应该怎样？”④汪精卫：《复林柏生书》（1928年5月18日），三民公司编著：《汪精卫全集·最近言论集·初集》，上海：三民公司，1929年11月，第188页。胡汉民虽是汪的政敌，但其总结同样精辟：“三月二十日之变以后……军权之能掩盖党权，其主因也在此。”“共产党的作崇，是党分裂的原因。党的分裂，是党权旁落的原因。党权旁落，却又是军阀所能篡窃党权的原因。”“共产党虽失败，而军事独裁的力量，竟以此种分裂而益固。”⑤胡汉民：《党权与军权之消长及今后之补救》（1933 年6 月），《三民主义月刊》第1 卷第6 期，存萃学社编：《胡汉民事迹资料汇辑》第5册，第278、276、274页。
胡汉民对党军、文武主从关系变动的点评，是后人了解“清党”后政治工作走向的一把钥匙。简言之，三二〇事件后，军令权、政权实则都操于蒋介石等军事领袖的手中。在这些人的眼里，不管是党外的共产党人，还是党内的强势人物，都不许其借政治工作，操纵军令权、政权。相比于共产党人，党内强势人物对军权的挑战同样不能小觑，甚至更要提防。比如邓演达借助总司令部政治部，一度与总司令蒋介石分庭抗礼：“武汉是以邓择生为中心的”“邓择生是最长于理论讲演的，而且也最长于拉拢的。”⑥陈公博：《苦笑录》，第80-81页。邓本是蒋信任的部将，因有总政治部主任的身份，有极强的政治抱负，又会做将领的工作，在蒋等军事领袖的眼中，来自邓的威胁与挑战，不亚于有组织的共产党人。只是，在党治原则下，打击党内的政工负责人，不能明说，只能以擅权作为打压的由头：“至于总政治部，本来亦不过总司令部里一个附属机关，被那位邓演达老先生一个主任，吹得大而无当，几乎连政府他都可以包括在内。”①吴稚晖：《答一般颂与骂者》，《吴稚晖先生文粹》第1册，南京：全民书局，1928年，第48页。
“清党”后，蒋介石限制政治工作、提防总政训部主任的心思，被总政训部主任吴稚晖领会得最为透彻：“现在南京同志，没有人要揽这大权。”②吴稚晖：《答一般颂与骂者》，《吴稚晖先生文粹》第1册，第48页。相比于活得“通透”的吴稚晖，1928年后期北伐时的总政训部主任戴季陶依然想有所抱负，从而对蒋介石等军事领袖的心思，没有完全领悟：“可是现在实行清党之后，前面所述背面的作用，已经没有了，而正面的理由和他的效果，我们是绝不可一笔抹杀的。这一件事我费了许多研究，我敢断定我们以后，如果要主张以党治国，到全国统一，训政完成、制定宪法，将党权变为民权时止，必须要维持这以党治军的党代表制度。”③戴季陶：《党代表制度好不好》，《青年之路》，上海：民智书局，1928年8月，第125—126页。戴季陶似乎有点不够识趣，把一个尽可能意会的事挑破说了出来：既已“清共”，包括党代表制在内的政工制度，都至少要“维持”下去。不仅如此，戴还抬出孙中山“以党治国”“以党治军”的遗训，作为维持党代表制的理由。
总政训部主任戴季陶维持党代表制的呼吁，实则是文人想借助政治工作，对军事有话语之权。不知是不是有鉴于此，自1928年二届五中全会之后，除了全面抗战时期蒋介石起用陈诚、张治中作为政治部长之外，其他多数时间，都是任用资历相对较浅的黄埔学生贺衷寒、邓文仪等人，作为政治工作的负责人，且严禁这些人出任军事长官。
“清党”后，尽管政工事务依然还在推行，后期北伐还在继续胜利，但政工地位由部队的监护者，一降而为“贴标语，叫口号”的宣传人员。在募兵制的背景下，④何应钦：《军备之必要与中国军队之改进》（6月1日训话），《革命军人》第4期，1928年7月1日，第13页。在土地私有制的经济格局中，在宗法习俗的社会土壤中，没有了有效的政治工作，“因向来历史地理封建宗法的关系甚重”，更不可能“脱离封建时代武力的习气”。⑤邓文仪：《军队中政治工作》，第12页。这样的军队，也就与孙中山以党治军、军民结合的政治工作的初衷背离了开来。
国民党改组的本意是强化党权，以党治军。可惜，东征、北伐等统一国家的军事行动，却步步强化国民党政权的军事化色彩。这种结局，恰恰是苏俄军事顾问加伦此前担心的，⑥［苏］卡尔图诺娃：《加伦在中国（1924—1927）》，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翻译室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第223页。也是左派邓演达等人意识到，想要扭转却没有办法去扭转的。⑦邓演达：《在中国国民党湖北省党部纪念周的政治报告》（1927年3月14日），《汉口民国日报》，1927年3月16、17日。1927年11月首版、1928年4月三版的《国民革命军》一书呼吁：“以我的眼光观察，现在的军队，如党代表如政治部，实有恢复旧观之必要。”⑧李宗黄：《国民革命军》，第15—16页。可惜，自北伐起，尤其是“清党”后，党对政治工作“无切实指导与监督……所以弄得军队不肯接受政治训练，视政治工作如赘疣，而我们又不能用铁的党纪去裁制他，遂使我们一切规划，都无从实现了。”①方觉慧：《绪论》，《军事委员会政治训练部工作报告》上篇，1928年10月编印，第4页。
南京政府刚建立时，虽然继续想解决工农问题，但毕竟“有一个感想流传得最有力，那就是：武器是决定问题的最后力量”。②王凡西：《双山回忆录》，北京：东方出版社，1980年，第47页。在工农和官兵之间，国民党领袖看重的还是军人。
“清党”后，国民党政权加速军事化的政治现实，令一些文职高官倍感无奈与无助，甚至由此发出听天由命、非理论和组织所能克服的悲观感叹：“中国到底是一个停滞于封建思想的国家，这般军人先天带有这些传统思想，并非一时所能以理论克服，中国恐怕长期陷入于地方军阀政治罢！这样，国民革命的北伐前功都尽废了。”③陈公博：《苦笑录》，第148页。国民党政权的军事化，又进一步造成党权的虚弱与军权的强势，刺激着更多有抱负的人，用枪杆子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我听到背着一杆枪的同志们说，政治工作人员是卖狗皮膏药的，……我们常说以党治军，事实正是相反，是以军治党……我想，投了笔罢！我乃决心入教导营。”④周灵均：《乱世文章不值钱》，《中央副刊》第97号，1927年7月1日。
20余年后，当年主导“清党”、打压政治工作的蒋介石、白崇禧败退台湾，蒋痛定思痛，对“清党”以来政治工作的恶果做了深刻剖白。蒋检讨“清党”后党代表制废弃的恶果，认为自从党代表制取消，政治部改为部队长官的幕僚机关后，军队监察即无从实施；
加之政工系统人事不健全，整个政治工作遂完全归于失败。政工机构及其职能的边缘化，又使政工人员缺乏事业心，优秀人员不愿进入政工系统，造成人员素质普遍低下，欠缺对三民主义的钻研与认识。官兵缺乏政治训练，作战意志薄弱，尤其对民众不知爱护与联系，甚至恣意骚扰，以致军风军纪荡然无存。“这种没有灵魂的军队，自然非走上失败的道路不可。”⑤蒋介石：《国军失败的原因及雪耻复国的急务》（1950 年1 月5 日在革命实践研究院讲），秦孝仪主编：《“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卷23，第94页。这个结论是蒋介石以往不曾提出的，也可以说，这是蒋对“清党”后打击政治工作的迟来的检讨与自我批评。这样的反思与检讨，实则是蒋介石对政治的竞争对手——中国共产党的军队政治工作，最大程度的羡慕与认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