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红霞，金国富，谭立力
民惟邦本，本固邦宁。边民，历史上由“介于华夷之间的过渡性的人口形态”逐渐过渡到“边疆居民”“沿边县域常住居民”①孙保全.国家发展中“边民”概念的形成与演变［J］.广西民族研究，2022（1）：95-102.。边民是边疆治理和边境安防中最基础、最灵活的主体，基于人民本位的发展理念和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倡导，其居留意愿、态度和行为应成为边疆治理政策的重要考量。传统的屯垦戍边与现代的统战治边、开放兴边、数字强边等政策着眼宏观与中观，但边民微观个体的政策遵从尚需深入考察，以期边疆治理基本框架确立后“极精微，致广大”。现阶段关于边民居留（迁移）意愿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影响因素的“净效应分析”上，难以体现多重因果关系，各因素之间的“联合效应”还需进一步探究。
因此，文章将居留稳定性作为结果变量，来反映边民的居留现实和未来趋势，基于2021 年3个边境县545 份实地问卷调查数据，运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方法（fsQCA），从边民的个人特征和家庭特征出发，通过多样本对比分析，从组态的视角探究其对边民居留稳定性的影响，同时从单个因素的视角运用logistic 回归对组态研究进行检验和补充，以此为据，探讨研究结论的政策寓意，并进行复合助推方案设计，提升治边政策的精准性。
人口迁移相关理论的产生可以追溯到19 世纪80 年代，英国学者莱文斯坦（E.G.Ravenstein）发表论文《迁移规律》，结束了人口迁移缺乏理论的时代①埃弗雷特·李，廖莉琼，温应乾.人口迁移理论［J］.南方人口，1987（2）：34-38.。巴格内（D.J.Bagne）和埃弗雷特·李（Everett.S.Lee）等人提出“推—拉理论”，从四个方面解释人口迁移行为：迁出地影响因素、迁入地影响因素、干扰性障碍因素以及迁移者个人因素②Lee E S.A Theory of Migration［J］.Demography,1966(1):47-57.。舒尔茨（Theodore W.Schultz）在其最早提出的人力资本理论中认为，个人和家庭适应变换就业机会的迁移是人力资本投资五大类型之一③西奥多·W·舒尔茨.论人力资本投资［M］.吴珠华等，译.北京：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90：9.。斯塔克（O.Stark）等学者集“推—拉理论”与人力资本理论之大成，提出了新劳动力迁移理论，认为影响人口迁移行为的因素有个人因素和家庭因素④Jennifer Lauby &Oded Stark.Individual Migration as a Family Strategy:Young Women in the Philippi-nes［J］.Population Studies:A Journal of Demogrothy,1998(42):473-486.，该理论对于家庭观念较重的东南亚国家和中国，具有较好的解释效果⑤黄宁阳，龚梦.农村劳动力跨省转移意愿的个体特征及家庭因素分析——基于农户调查的Logit 回归模型［J］.中国农村观察，2010（2）：27-33、62.。
国外因为没有清晰的“边民”概念，所以缺乏针对边民流动的研究，相关研究较多关注“跨国（境）人口流动”。其分型大致包括因政治⑥Moniruzzaman M.Politics of Forced Migration and Refugees: Dynamics of International Conspiracy?［J］.Intellectual Discourse,2018,26(2): 519-540.、战争⑦Sirkeci I.War in Iraq: Environment of insecurity and international migration［J］.International Migration,2005,43(4): 197-214.、宗教⑧Strielkowski W,Bilan Y,Demkiv O.Religion and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A case study of Ukraine［J］.Religions,2016,7(6): 64.、暴恐⑨Moore W H,Shellman S M.Fear of persecution: Forced migration,1952-1995［J］.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2004,48(5): 723-745.、人权⑩Wong P H,Celbis M G.Human rights,income and international migration［J］.International Migration,2019,57(3): 98-114.、灾害⑪Li Q,Samimi C.Assessing Human Mobility and Its Climatic and Socioeconomic Factors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in Sub-Saharan Africa［J］.Sustainability,2023,15(15): 11661.等原因导致的避难型流动；
为追求工作①Yüksel S,Mukhtarov S,Mahmudlu C,et al.Measuring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in Azerbaijan［J］.Sustainability,2018,10(1): 132.、收入②Karemera D,Oguledo V I,Davis B.A gravity model analysis of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to North America［J］.Applied economics,2000,32(13): 1745-1755.、福利③Pu Y.A systematic analysis of motivations of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of people from the homes of overseas Chinese in Fujian Province［J］.Population research (Peking,China),1988,5(4): 41-49.、社会资本④Palloni A,Massey D S,Ceballos M,et al.Social capital and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A test using information on family networks［J］.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2001,106(5): 1262-1298.改进的发展型流动；
避难与发展融合型流动⑤Karemera D,Oguledo V I,Davis B.A gravity model analysis of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to North America［J］.Applied economics,2000,32(13): 1745-1755.。国内研究关注边境居民的居留（迁移）意愿与影响因素，基于不同地域的量化研究证实了年龄、性别、受教育程度、婚姻、民族、家庭年收入等因素对边民迁留决策的影响。这些研究多采用回归方法研究影响因素的“净效应”，不符合边民迁留决策多重因果并发的实然特点。国内关于边民治理的方略构建包括“党建治边”⑥方盛举，刘华林.边疆治理现代化进程中的党建治边方略［J］.云南社会科学，2020（3）：2-10、186.“开放兴边”⑦方盛举，方紫意.边疆治理视域下的开放兴边方略［J］.云南社会科学，2022（6）：2-10.“建城戍边”⑧方盛举.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建城戍边方略［J］.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3（2）：1-10.“统战治边”⑨丁忠毅，黄一鑫.民族复兴进程中的统战治边方略［J］.云南社会科学，2021（2）：109-118、188-189.“合力治边”⑩吕朝辉.合力治边：助推边疆治理现代化的重要方略［J］.中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4）：136-143.“以家固边”⑪夏文贵.以家固边：边民家庭发展政策的目标取向与路径选择［J］.广西民族研究，2020（5）：48-57.“以县治边”⑫夏文贵.以县治边：中国边境治理的行政单元［J］.云南社会科学，2021（2）：119-125.“数字强边”⑬梁双陆，兰黎娜，杨孟禹.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数字强边战略演变逻辑与实现路径［J］.江苏行政学院学报，2023（2）：47-55.等。这些方略从宏观视角为边疆与边民治理提供了顶层设计与目标取向，但其微观作用机理尚待研究。
因此，文章基于新劳动力迁移理论，从个人因素与家庭因素出发，依循研究对象的特点另辟蹊径，采用QCA 探究边民居留稳定性的影响因素与交叠效应。文章选取6 个影响因素作为条件变量，分别是年龄、民族、性别、受教育程度、婚姻状况、家庭人均年收入；
并基于“心理—行为”逻辑，将“居留稳定性”作为结果变量，指个体在一定的时间段，在某一地点居住停留的事实，和继续保持这一状态的趋势和可能性。
（一）研究方法
定性比较分析方法（Qualitative Comparative Analysis，QCA）是由拉金（Ragin）于1987 年开创。该方法以基于案例的分析方式，将案例视为条件的组态，用条件组态取代自变量，用集合关系取代相关关系，使因果复杂性分析在方法实现上得到了有效支撑。在边疆民族地区治理方面，已有不少学者尝试引入QCA 方法，对民族文化与旅游产业发展①李少惠，赵军义.民族文化产业“富饶型贫困”的生成及其突破——基于定性比较分析的解释［J］.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5）：56-63.、民族地区社区治理②王金伟.民族旅游村寨社区治理绩效影响因素与组态路径研究——基于20 个案例的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1（8）：184-191.、政府公共卫生治理绩效③赵云辉，徐晓敏，李亚慧，陶克涛.民族地区大数据技术发展与政府公共卫生治理研究［J］.民族研究，2022（1）：48-66、144.等方面开展探索。基于QCA 研究优势与研究样本的特点，文章选择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方法（fsQCA）作为研究方法。同时，文章结合人口流动研究常用的logistic 回归方法探究单个因素对边民居留稳定性是否具有显著影响，以作为组态研究的补充。
（二）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文章数据以云南省孟连县、河口县、江城县3个县为样本区。相对于边疆的省会、州（市）府而言，边境县（区）、乡（镇）、村这三个层级的边境属性更强，因此采取分层抽样的方式，按照县（区）居民、乡（镇）居民、村居民各占1/3 的比例进行抽样。由于多数边民受教育水平不高，因此采用访谈式问卷调查法，以提升应答率与回答的完整性。2021 年共发放问卷551 份，回收有效问卷545 份，有效率为98.91%。受访边民个人基本情况及变量赋值见表1。
表1 受访边民个人基本情况及变量赋值
（三）边民居留稳定性影响因素的描述性分析
1.边民迁移动力为生存发展型。边民迁移考量的首要因素选择，占比前三位由高到低分别是：收入高（占比64.8%），工作机会多（占比14.8%），有利于提升知识技能（占比5.1%）。接近八成的边民将高收入和较多的工作机会作为迁移的首要考量因素，说明其迁移动力主要是生存发展型，即以追求收益和发展机会为主。
2.边民迁移阻力主要源自照护家庭与知能不足。阻碍边民迁移的首要因素选择，占比前三位由高到低分别是：需要在家照管子女教育（占比30.5%），需要在家照顾家人（占比16.5%），自己知识技能不足（占比10.6%）。接近半数的边民由于家庭需要无法离开本地，超过10%的边民由于知能受限不得已留下。此外，年龄较大、离家较远、饮食生活不习惯等因素也是阻碍因素。
3.边民迁移地点主要倾向省外。半数（50%）边民倾向于去省外发展，访谈中不少边民提及想要去广东发展，因其经济较为发达，且距离相对较近。接近三成（占比29.2%）的边民倾向于去省内其他州市，两成（占比20.8%）的边民考虑本州市或本县区，没有边民选择出国发展。这说明未来边民流向主要是国内发展梯度不同的地区（包括但不仅限于城乡）之间的人口虹吸，而非跨国迁移。
（一）QCA 单变量必要性分析
变量赋值后，文章采用fs/QCA3.0 软件进行单变量的必要性分析。如果一致性指标大于0.9，一般认为条件变量是结果变量的必要条件，如果大于0.8 小于0.9，则认为是充分条件。覆盖度指标体现了条件变量对结果变量的解释力度，数值越大说明解释力度越大。单变量必要性分析的结果参见表2。
表2 单个条件必要性分析结果
从表2 中可以看出，高居留稳定性结果存在时，没有前因条件的一致性指标大于0.9，说明没有单个变量能够成为必要条件。婚姻状况的一致性检验值大于0.8 小于0.9，说明其能够成为充分条件，且通过覆盖度可知该变量能够解释79.1%的案例。其他变量的一致性均小于0.8，因而都不能作为结果发生的充分条件或必要条件，还需要进一步分析条件变量组合来获取更多信息。这佐证了对这一主题采用“净效应”分析的不足和QCA 分析的必要。
（二）QCA 条件组合分析
案例频数的设置应根据样本规模的大小做出权衡，一般小样本的案例频数阈值设置为1，样本规模较大时，频数应相应提高。同时，频数的设置应当至少保留总案例数75%的案例比例。文章选取了545 份样本，属于大样本研究，案例的入选标准应更为严格，因此，文章设置样本频数阈值为8。同时，将原始一致性阈值设置为0.8，PRI 临界值设置为0.75，运算得到的简单解和中间解如表3 和表4 所示，条件组合构型如表5 所示，共计产生了5 条路径，总体覆盖度为0.701，总体一致性为0.841，路径组合解释度较高。根据核心条件，边民高居留稳定性的条件组合类型可以划分为“长者稳健”“婚姻民族黏性”“低知女性驻留”。
表3 边民高居留稳定性的简单解
表4 边民高居留稳定性的中间解
表5 边民高居留稳定性的条件组合构型
（三）二元logistic 回归分析
基于结果变量居留稳定性，将从未想过外出发展、去过外地以后不会去了的边民划分为居留稳定性较高的一组，将有想法没有行动、去过外地以后还会去、只要有机会就留在外地的边民划分为居留稳定性较低的一组。以边民居留稳定性作为因变量（居留稳定性较低为参照组），以年龄、民族、性别、受教育程度、婚姻状况、家庭人均年收入为自变量，做二分类Logistic 回归模型，结果如表6 所示，年龄、民族、婚姻状况对边民居留稳定性的作用显著，而性别、受教育程度、家庭人均年收入对结果并无显著影响。
表6 边民居留稳定性影响因素的二分类 Logistic 回归模型
在实务界和理论界的探索下，近年来治边策略有了十分丰富的外延，如“产业强边”“社保稳边”“教育兴边”“移民实边”等实践和提法层出不穷。以前述分析结果检视现有的治边策略，可以发现策略优化的精准线索。
（一）“产业强边”应侧重民族文化产业
基于陆地边境140 个县域经济的调查表明，20 年的兴边富民行动促使边境地区三大产业增加值均高于同期全国平均增速，尤其是第三产业发展增速较快，产业结构进一步优化，边民自我发展能力进一步增强①张丽君，赵钱，巩蓉蓉.兴边富民行动20 年政策实施效果评价及展望研究——基于陆地边境140 个县域经济的调查［J］.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6）：94-107.。但广西和云南的自然实验结果却存在分歧，这一行动虽促进了边民增收，有利于一产占比提高，但不利于三产占比提高，对二产占比影响不显著②胡超，张丞，孙李傲.我国“兴边富民行动”的经济绩效评估——以广西和云南为样本的双重差分模型分析［J］.西部论坛，2016（6）：56-64.。那么，下一步“产业强边”要如何优化？
本研究发现，关于民族的影响，从单因素来看，少数民族边民的居留稳定性是汉族的1.938 倍；
从组态来看，“少数民族*已婚”这一简单解能够解释56.9%的高居留稳定性案例，并且15.7%仅能被其所解释。其还能与年轻、高收入叠加为路径4，即“获利”与“民族黏性”使年轻已婚群体产生明显居留倾向。迁移考量对高收入和工作机会的偏好也印证了这一点。从历史和系统的观点来看，边境地区缺乏发展大型实体经济的工业基础和区位优势，但具有得天独厚的发展旅游与边贸的资源禀赋。从事三产相对于一产、二产而言生计韧性更强，遭遇风险冲击后能快速恢复。这意味着，利用边疆少数民族富集的优势发展边境民族文化产业，可同时满足这些条件。
“现在人们旅游，很多不再是去别人看厌了的地方游山玩水，而是要独特性、差异化、体验感。云南有25 个少数民族，每个民族都有几个独特的节日，加起来有一百多个，常年都可以过节，最适合挖掘差异性的节庆文化搞旅游，打造一年四季都热闹的‘狂欢省份’。同时，云南边境有的冬暖，有的夏凉，适合打造‘反季旅游’‘候鸟旅游’ ‘跨境旅游’。此外，云南还有包容、多元、神秘的民族文化和宗教文化资源，研学旅游也值得开发。这几点搞好了，一边热热闹闹，一边舒舒服服，还能学有所获，同时把云南和周边国家的特色产品也卖出去了。边民如果在家就能发家致富，自然就不会离乡背井去挣钱了。”（访谈对象：孟连县芒信镇某干部，访谈编码：20210720）
这一朴素认知得到了数据支持，云南少数民族节庆、反季旅游的确吸引了不少旅游人口。官方数据显示，2023 年3 月，每天有超10 万游客涌入西双版纳，1—3 月酒店订房量同比增长158%，泼水节前一周五星级酒店标间均价已超过2000 元①李元.每天超10 万人涌入西双版纳过泼水节——云南康旅集团文旅板块屡创历史新纪录［EB/OL］.云南网，（2023-04-11）［2023-06-18］.http：//culture.yunnan.cn/system/2023/04/11/032542287.shtml.；
温暖的西双版纳冬季还会迎来反季旅游小高峰②云南西双版纳游客大幅增长 旅游业快速回暖［EB/OL］.央视网，（2023-01-12）［2023-06-18］.http：//news.cctv.com/2023/01/12/ARTIGsZxBtMHgEgo4RZhvOum230112.shtml.，即使是疫情期间，2020 年10 月，这里接待国内外旅游者236.41 万人次，实现旅游业总收入44.84 亿元③罗桂华，罗秀琼.我州冬季旅游市场逐渐回暖［N］.西双版纳报，2020-12-09（01）.。根据本次调查，经商是受访边民占比最高的收入来源（48.1%），也是边境流动人口的主要职业④根据2018 年全国流动人口动态检测数据可知，从全国流动人口职业类型分布来看，经商人员占比为21.3%，而西南边境地区流动人口（数据涉及云南景洪、广西东兴等12 个边境县）中，经商人员占比为46.1%。，边境人口“吃旅游商贸饭”的态势已经初步形成。下一步可以打造边疆民族文化建设的“内驱力”⑤吕文利，张玲.中国边疆治理的文化“内驱力”建设研究——以西南边疆为中心［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1（4）：25-34.，走差异化和品牌化的发展路径⑥李培峰.边疆民族地区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路径创新研究——以新疆为例［J］.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1）：38-45.，提升居民对边疆文化的认同感、归属感、自豪感与获得感。这既能成为年轻群体居留的“拉力”，又能够有效解决“长者稳健”可能引发的“后继无人”的局面，为边疆发展注入新的血液。
（二）“社保稳边”应强化普惠适老型和家庭亲厚型社保
社保在不同经济发展阶段和不同功能区的作用是不一样的，共识程度较高的是前者。当需要低廉劳动力增加出口比较优势时，社保一般不受重视；
而经济增速放缓社会矛盾突显时，社保会更受关注；
在投资驱动型经济发展阶段，积累制的社保基金因贡献原始资本而更受偏好；
在消费拉动型经济发展的阶段，社保可在供需两端发挥作用，既提高低收入群体端的边际消费，也关注高收入群体端的高质量服务。而社保在不同功能区的作用探讨较少，例如，在原始积累和产业基础相对薄弱，安全稳定价值排序突出的边境地区，边民补贴是“社保稳边”的常见但是又相对单一的策略。如要提升政策绩效，需要针对边民居留特点，强化普惠适老型和家庭亲厚型社保。
边民居留稳定性具有“长者稳健”和“婚姻促稳”的特点，前者是指年龄的影响，从单因素来看，中高年龄组边民的居留稳定性是青年组的2-5 倍；
从条件组合来看，“年龄”这一简单解能够解释57.8%的高居留稳定性案例，并且13%仅能被其所解释。“年龄大了，不想奔波了”，是受访高龄边民的常见表达，“长者稳健”的居留特征会加剧边境村庄空心化、家庭空巢化和人口老龄化。后者是指婚姻的影响，从单因素来看，已婚者居留稳定性是未婚者的2.785 倍；
从组态来看，婚姻状况是高居留稳定性的充分条件，并且在5 条路径中均作为核心或边缘条件存在，体现了“婚姻助稳”的特点。边民受访时“外出打工挣钱找老婆”的高频表达也印证了这一特征。但是，因照护家庭而居留属于无奈型居留，必然影响边民生计韧性和收入改善。
两大特点加上边民社保尚不健全的现状，需防范部分边民“贫老”“孤贫老”交叠。据悉，受访边民94.4%享有普惠型医疗保险，69.8%享有普惠型养老保险，39.1%享有边民补贴，3.7%享有商业保险，3.7%享有“低保”。普惠型养老保险额度较低，2022 年每月仅有139—458 元，2023 年每月142—1115 元。因此，边境需要进行社保创新，例如提高边境地区的养老补贴、失能老人家庭照顾补贴等的标准，在边境地区试点学龄儿童家庭照护补贴，发放幼教券①刘中一.全面两孩政策下我国托育服务发展的对策建议［J］.湖南社会科学，2017（5）：52-57.等。为年轻边民解除“后顾之忧”，他们才有意愿留下来照顾老小，人力资源有富余的家庭才有机会“人走出去，钱流回来，本钱一旦攒够，回乡创业顾家两不误”，由此改善整个家庭福祉。
（三）“教育兴边”需关注女性受教育权和发展权
教育能够阻断边疆民族地区的代际贫困②王志章，杨珂凡.教育阻断边疆民族地区代际贫困的具体路理——基于云南省怒江傈僳族自治州泸水市老窝镇的实地调查［J］.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4）：100-110.，从而减少生计追逐型边民迁离。在落实“教育兴边”治边策略时，需重点关注女性受教育权和发展权。
本研究发现，从单因素来看，性别和受教育程度对边民居留意愿均无显著差异；
但从组态来看，“女性*低受教育程度”这一简单解能够解释45.6%的高居留稳定性案例，并且5.1%仅能被其所解释。一方面，低受教育程度既是个人特征，也是迁移的阻力因素，部分边民即使有外出想法，甚至有过尝试，但由于普通话水平③李小云.贫困的终结［M］.北京：中信出版社，2021：46-48.和知能等不足最终无奈居留。另一方面，已婚女性家庭照料负担更重，不得不居留本地。尽管从实然层面来看，低受教育程度能够通过与“长者稳健”（路径1）、“民族黏性”（路径3）、“已婚女性”（路径5）等因素叠加，使得边民更愿意居留于边境；
但从应然层面看，低质量的人力资本不利于充实和发展边境，也不利于彰显制度优越性和文化软实力。
这一“实然应然悖论”，一方面提示女性边民的受教育权、发展权行使不够充分。尽管高受教育程度意味着流动能力增强，但通过低教育水平来维持边民居留并不可取，更非长远之计。另一方面通过提升女性边民知能，也提升了她们在本地就业和增收的可能，对家庭贡献增大，家庭总体生活质量也能够得到提升。所以，边境地区教育、民政、妇联等部门需大力倡导保障和激励女性就学、就业、创业的扶持政策。
（四）“移民实边”目标可聚焦“新边民”的居留韧性
“移民实边”④黄时鉴.论清末清政府对内蒙古的“移民实边”政策［J］.内蒙古大学学报（社会科学），1964（2）：65-77.是从内地迁移居民充实边疆人口的典型政策实践。如果说通过政策提升传统边民的居留意愿属于相对保守、温和的存量改革，“异地移民”属于相对激进、政策风险和成本较高的分布调整，那么激发边境流动人口长期居留意愿的“新边民增长计划”就属于精准施策的增量改革。
“新边民”是指并非边境本地户籍人口，但是因为经商、务工等原因长期居留边境地区，成为兴边固边的新生力量，并且将来有可能成为户籍人口的民众。2018 年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显示，西南边境地区流动人口中有居留打算者占比为72.9%；
其中，16.7%打算居留0—4 年，12.1%打算居留5—9 年，12.7%打算居留10 年及以上，21.7%打算定居，36.8%尚在考虑中。可见，“新边民”居留并成为本地户籍人口的潜能和空间还有待挖掘与提升。相较于传统边民，他们在当地没有土地，没有边民补贴，因此其居留稳定性具有更大的收入弹性和风险弹性。
目前，经过户籍制度改革，“新边民”入籍条件比较宽松，还可以探索对人力资本较高的“新边民”实施奖励，并加大宣传。比如，为纳税大户颁发“兴边贡献奖”，为高学历高技能高职称人才评定“兴边人才”等，并提供公园免票、免费乘坐公交、机场车站VIP 待遇等，提升归属感、获得感和认同感，强化与边境的精神链接，以此吸纳和留住更多优质的边境人力资源。
上文混合方法的三角互证，暗含了通过“产业—社保—教育”复合助推，提升边民居留稳定性的策略逻辑。由于产业发展是就业增收、福利进阶、生计韧性的基础，因此可以“产业强边”为策略主体，提升边民生计韧性；
由于“长者稳健”与“婚姻促稳”对边民居留的解释力最强，“教育兴边”需群体赋能，因此可以将“社保稳边”和“教育兴边”作为两翼，分别提升边民的居留韧性和发展韧性。当前各地典型政策已经零星闪现了助推智慧，如果能参照此复合助推框架进行系统设计，可能效果会更好。
图1 “产业—社保—教育”复合助推策略
（一）“产业强边”：吉林省支持边境地区振兴发展的去空心化尝试
“产业强边”要因地制宜发展边境特色产业，融入民族文化元素，让边民安居乐业，提升边民生计韧性。吉林省以216 个边境村为重点进行边境地区振兴发展，以园区特色化、旅游网络化为主攻方向，到2022 年底，全省216 个边境村常住人口比2021 年增加7179 人，“空心化”率下降5 个百分点，其中有22 个村完全消除“空心化”①冯超.聚人气 兴产业 富边民 固边防——全省边境村建设发展综述［N］.吉林日报，2023-07-04（01）.。其典型做法有：第一，强化边境产业政策支撑和基础设施建设；
第二，推进边境旅游和特色种植养殖；
第三，聚焦边境村落政策落点。换言之，政策与基建是基础，可以稳住产业兴边基本盘；
边境旅游和特色种植养殖是特色产品，是边境实现精准错位发展的蓝海；
聚焦边境村落是政策靶点，基层是边境去“空心化”的主战场。这与诸多学界研究不谋而合。
（二）“社保稳边”：织牢边境地区民生保障网的云南边境幸福村工作
“社保稳边”要发挥社保的兜底和保障作用，重点推进“家庭亲厚型”和“普惠适老型”社保，同时综合运用大数据技术提升社保数字治理能力。2022 年云南省民政厅除在全省范围内提高困难群众基本生活保障标准外，还大力推进现代化边境幸福村建设①本报综合.织密织牢边境地区民生保障网——云南省民政厅建设现代化边境幸福村工作回顾［N］.民族时报，2023-03-28（04）.。第一，持续改善边境地区民政公共服务。2022 年，省民政厅安排省级资金390 万元，补助边境农村公益性公墓建设项目；
投入补助资金1014 万元，助力边境农村养老服务设施项目建设。第二，支持现代化边境幸福村社区建设。2022 年，云南省投入省级福彩公益金375 万元，重点解决抵边村（社区）综合服务设施配套建设，提升边境地区公共服务水平。这些做法关注到了边境公共服务需求的特殊性，已经初具“家庭亲厚型”和“普惠适老型”的特点，下一步还需加大资金投入和扩大受众范围，关注邻国横向比较②夏文贵.以家固边：边民家庭发展政策的目标取向与路径选择［J］.广西民族研究，2020（5）：48-57.，在优于邻国的同时处理好内部的相对平衡，及时完善边境跨族、跨境婚姻带来的社保新问题，处理好边境管控与家庭发展的关系。
（三）“教育兴边”：广西推出八举措优先发展边境地区教育事业
“教育兴边”需要因地制宜与系统设计，化解“应然”与“实然”的矛盾。近年来，广西推出八项举措，在2016—2020 年期间推动边境地区教育资源和教育主要指标快速增长。这些举措包括大力发展普惠性学前教育、加快推进义务教育学校标准化建设、加快普及边境地区高中阶段教育、全面落实国家和自治区学生资助政策、大力推进边境地区职业教育发展、加强边境地区民族教育、加强边境地区教师队伍建设、提高边境地区高等教育对外合作水平。由上可知，“教育兴边”具有典型的“重回应，补短板，出特色，强系统”的特点。在实践中，应利用大数据把握教育需求的动态变化，发展普惠性学前教育，降低边民的托育负担；
利用现代教育技术缩短与内陆和城市的差距，减少优质教育追逐型边民迁移；
结合边境文旅产业发展需求，开放合作，办出特色。对于局部地区调研中发现的群体性受教育权实现不足的问题，还可以探索群体赋能。
（四）西藏隆子县玉麦乡“逆虚空化”：复合助推的典型样本
前述三个案例主要抓住了一种助推，就激发了良好的政策绩效，如果复合助推的话，成效会更加斐然，西藏隆子县玉麦乡的“逆虚空化”便是个典型例子。从上世纪桑杰曲巴一家三口到2021 年的67 户234 人③央宗，尕玛多吉.在玉麦，户户高挂五星红旗［N］.光明日报，2021-08-05（01）.，玉麦乡“逆虚空化率”达77 倍，可以成为其他边境地区的学习样本。
在“产业强边”方面，高度重视当地各种经济因素作用的发挥。第一，依托藏区风景发展旅游经济。通过贯通曲玉高速公路，配备清雪车解决雪季封山问题，改造双车道三级公路，发展精品自驾旅游。乡里围绕赏杜鹃花、观高山湖泊、穿云杉林、体验高山牧场进行特色发展，群众开设家庭旅馆、创办手工艺品作坊、开辟线上销售渠道，打造“边境游”“牧家乐”特色旅游产业。第二，发展牧业合作社、天然饮用水厂、藏香猪养殖基地吸引人气。例如，2020 年西藏启动首个边境基层供销合作社，有助于构建边境乡村“产、供、销”一体的服务体系①西藏首个边境基层供销合作社在玉麦成立［EB/OL］.央视网，（2020-07-31）［2023-07-29］.http：//news.cctv.com/2020/07/31/ARTIxM9WFSbortZ9lAkajKlT200731.shtml.。第三，开展专业技能培训。根据群众需求组织举办厨师培训班，茶苗栽种培训班，增强农牧民群众技能，促进就业增收。
在“社保稳边”方面，当地大力发展信息技术赋能社保稳边。2018 年玉麦乡设立了西藏首个基层社会保险公共服务平台②新华社.西藏首个基层社会保险公共服务平台在玉麦乡揭牌［EB/OL］.中国政府网，（2018-05-26）［2023-07-29］.https：//www.gov.cn/xinwen/2018-05/26/content_5293817.htm.，在家门口提供社保登记、权益记录查询等服务。此外，边境派出所戍边民警与辖区困难群众签订“一对一”帮扶协议，每月定期走访慰问困难群众；
每季度为孤寡老人过集体生日，救助病重孩子，为当地学校赠送儿童读物。
在“教育兴边”方面，努力发挥教育的固边稳边作用。第一，爱国主义教育。将“家在玉麦，国是中国”扎根边民心中，建立了桑杰曲巴纪念馆，持续开展“重走桑杰曲巴巡边路”活动③尕玛多吉，杜倩.像格桑花一样扎根祖国边陲［N］.光明日报，2022-07-14（04）.，打造一体化红色教育基地和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第二，发展基础教育。2019 年底建设完成玉麦乡小学，实现了触摸式数字化教学，并与优质学校开展网络视频互动，推动优质教育资源向偏远校区普及。第三，开展职业培训。玉麦乡与西藏农牧学院开展“三区”人才培训项目④西藏农牧学院成教部.西藏农牧学院开展山南隆子县玉麦乡“三区”人才培训［EB/OL］.西藏农牧学院网，（2020-12-04）［2023-07-29］.http：//www.xza.edu.cn/news/News_View.asp?NewsID=5669.。
综上，中央高度重视边疆治理，投入十分巨大，经济波动和财政约束下的精准施治成为边疆治理的应有之义。文章基于fsqca、logistic、边民访谈和地区案例进行混合方法的三角互证，解锁了边民居留的密码：“产业—社保—教育”复合式助推。以“产业强边”保障就业增收和生计韧性；
以“社保稳边”推动福利累进，提升边民安全感、幸福感和风险韧性；
以“教育兴边”推动边境人才储备和发展韧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