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 颖 陈洁筠
（云南大学经济学院 云南昆明 650091）
党的二十大提出“要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稳步扩大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沿边自由贸易试验区作为我国构建沿边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改革试验田和开放高地，以制度创新为核心，先行先试探索沿边开放制度，通过制度创新倒逼改革，加快沿边开放体系建设，激发边疆市场活力，建设周边国家命运共同体，对其所在地区及周边地区形成辐射引领示范作用。
云南位于我国西南边疆，与三个国家接壤，边境线长4060 公里，所设立的德宏、红河和昆明自贸三片区分别管辖与越南、老挝和缅甸接壤的边境多个重要口岸，是面向南亚东南亚的重要经贸枢纽。云南自贸试验区自2019 年8 月挂牌成立以来立足于“沿边”和“跨境”特色，共形成276 项制度创新成果，其中上报国家84 项，省内复制推广46 项，属沿边跨境特色成果53 项，其中46 项属云南首创。云南自贸试验区制度创新效应与“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中国-中南半岛经济走廊、RCEP 和澜沧江-湄公河合作机制建设紧密关联，是推动我国西部对外开放和促进云南面向南亚东南亚辐射中心建设的制度试验田。
虽然云南具备与东盟连接的天然地缘优势，但由于各地州市发展阶段差异较大，资源禀赋和工业化异质性突出，产业发展及交通基建滞后，严重制约了区域资源的有效配置和国际贸易的发展；
且相对于其他自贸试验区，沿边省份存在着要素保障投入短缺和市场需求不足的问题，基础设施建设资金投入有限、人才保障不到位、营商环境仍待优化，自贸试验区内新设市场主体以个体工商户为主实力不强，改革试点任务缺乏应用场景，政策落地的社会反响达不到预期目标，复制推广现有制度创新政策和培育新案例制度创新推广困难重重。那么，如何对当前沿边自贸试验区制度创新政策带来的经济效应进行检验及评价？目前云南自贸试验区的设立对云南面向南亚东南亚的辐射中心建设和通道经济发展带来什么效应？当前制度创新政策有哪些优势和不足？针对以上问题，本文采用面板数据政策效应评估方法与回归合成控制法，分别从投资、贸易及经济增长角度考察云南沿边自贸试验区制度创新效应。
本文的边际贡献在于通过检验制度创新落地有效性，旨在对政策实施过程中可能出现的政策风险进行有效规避，并结合领先自贸试验区经验以及云南省特有的地缘及区位优势，检验评价现有制度的不足，为自贸试验区贸易便利化、投资便利化以及经济增长方面的制度创新提供实证分析和参考。同时还有助于补充我国沿边型自贸试验区建立带来的经济效应实证研究的缺失，以期为推动沿边地区融入共建“一带一路”大局，打造特色鲜明自贸试验区，推动沿边开放进入新时代提供决策依据。
制度创新是为获取在现存制度结构内无法实现的潜在收益而对现存制度采取的突破性改革。制度创新能够通过降低交易费用而提高产出效率，带来制度红利[1]，中国改革开放离不开渐进性制度创新[2]。关于自贸试验区制度创新的相关问题，国内外学者分别从制度创新的政策模式选择、经济效应和有效性检验及评价等方面进行研究。
在自贸试验区制度创新政策及模式选择方面，现有研究认为自贸试验区的主要任务是以制度创新为核心，探索建立符合当下及未来全球经济新秩序、新规则的制度体系，同时在探索过程中“大胆试、大胆闯”，充分发挥自贸试验区作为改革开放“排头兵”以及制度创新“试验田”的作用。在投资便利化方面，我国自贸试验区将“负面清单”作为主要制度政策，即投资准入前国民待遇和负面清单管理模式[3]，其在未来发展的过程中还可能存在如自贸试验区负面清单的构建、取代我国外资法律法规等问题[4]。贸易便利化方面，“单一窗口”是目前最有效的制度，自贸试验区各口岸单位实施单一窗口将有效整合口岸管理，有助于推进“三互建设”、大幅提升贸易便利化水平[5]。另有学者列举如制度对进口贸易的促进效应不显著、单一窗口建设力度不足等弊端[6]。此外，沿海、内陆、沿边不同类型的自贸试验区在具体政策选择上，要结合自身优势进行差异化开放探索，同时积极探索开放合作模式[7]。
关于自贸试验区制度创新带来的经济效应，主要体现在投资效应、贸易效应及经济增长三方面。其一，投资便利化水平提升是自贸试验区制度有效性最直接表现。投资便利化的提升将直接提升国内直接投资流量，且对于我国提升投资便利化的进程中，商业环境的改变对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最大[8]。其二，改善和提升贸易便利化水平。通过基础设施改善，减少贸易成本中的通关成本等，有助于提升进出口、带动贸易增长[9]。自贸试验区推动贸易便利化，将直接促进贸易量的增长，同时产生创新要素聚集效应，间接促进贸易结构的升级，最终带来贸易促进效应[10]。其三，经济增长效应。自贸试验区的建设会推动所在区位的地区经济增长[11-12]，通过贸易便利化打破要素、商品及服务的流动障碍，投资便利化带来要素聚集、提高资源利用率，两者结合带来经济增长效应[13-15]。
对于自贸试验区制度创新有效性的评估及检验，早期的研究是借鉴制度创新相关理论性评估，从市场准入、财税制度、金融外汇、贸易便利和法律法规等方面进行制度创新的阶段性成果评估[16]。伴随经济数据随时间推移积累，有学者基于面板数据的政策评估法，估计上海自贸试验区的制度红利效应，肯定自贸试验区对上海市GDP、投资、进出口增长的促进作用，进一步认可了自贸试验区带来的长期经济增长效应[17]。近年对于政策效应深入评估的常用实证方法是基于“反事实”原理进行的双重差分法[10，18]和回归合成控制法[19]。使用双重差分在评估宏观政策时会产生如遗漏变量、内生性、试验组和控制组不具备随机性等问题，尤其对于刚推行的宏观政策，时间序列数据不足也会影响双重差分法的结果，因此该法不适用于初设自贸试验区研究。回归合成法则把实验组控制组之间除去政策是否实施这一因子以外的其他相关性因子统一作为公共因子，通过比对相关性来拟合实验组未实施政策时的反事实状态，巧妙运用公共因子的同时避免了其不可评估性以及复杂性带来的影响，缩减了由于因子评估带来的误差，具有一定优势[19]。
综上，学者们普遍围绕上海或其他先建的自贸试验区进行研究，针对我国沿边型自贸试验区的研究数量不足，且对新设立自贸试验区的研究主要是从理论层面探讨其对当地经济的影响，量化评估其制度创新带来的效应的研究还较少。我国面对区域发展不协调、改革开放不协同等问题，对沿海、内陆、沿边不同自贸试验区赋予差异化的战略定位和历史任务，研究云南自贸试验区制度创新效应有益于为沿边自贸试验区建设走差异化发展开放道路、探索高水平沿边开放型经济体制提供参考意义。鉴于此，本文结合回归合成控制法实证评价云南沿边型自贸试验区自成立以来的创新制度政策效应及贡献程度，再结合云南自身特点，并借鉴先进自贸试验区经验，分析沿边自贸试验区在当前制度创新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并提出对策。
（一） 方法选择与模型构建
评价政策产生的经济效应通常使用“反事实”模型进行双重差分分析或者回归合成法分析，考虑到双重差分法并不适用于初成立的自贸试验区，本文选择运用Hsiao[19]的回归合成控制法来评估自贸试验区建设对贸易、投资及经济增长的影响。
模型构建方面，将个体i在t时期受到政策影响的结果设为将未受政策影响的结果设为，个体的处理效应即表示为:
将结果变量用因子模型进行表示：
式中fl是K×1维不可观测或者可观测的共同因子，随时间变化而变动；
是1×K维的随个体变化的系数，由于共同因子对于各地区贸易额的影响是不同的，因此我们允许βi≠βi+1；
αi是异质性个体特征；
εit是第i个省份随机异质成分，满足E(εit)=0。用其他省份的值作为控制组对云南省未建立自贸试验区的反事实值进行拟合。估计式为:
由此可推 Δ1t的估计式为:
因此，对云南自贸试验区设立带来的贸易额效应用回归合成控制法进行估计的步骤为:（1）从j=1到j=N-1，在N-1个省份中选取j个地区;使用j个地区的贸易额数据与进行回归，共得到个回归方程。（2）用赤池信息准则值从个回归方程中选择拟合最优的方程得到最优拟合方程。（3）使用最优的拟合方程预测，即可得云南对外贸易额的反事实值。（4）根据即可得设立自贸试验区后的贸易处理效应。
需要注意的是，Hsiao 的合成控制法虽然可以不考虑内生性问题，但是该模型在假设前提中必须要保证除实验组以外的控制组没有受到政策冲击的影响。因此在控制组的选择上应尽量满足该假设。
（二） 数据和变量选取
本文模型数据的样本期为2001 年至2020 年共T=20期，其中，将云南省自贸试验区在2019 年成立前共T1=18期设为T1；
将2019 年后的T2=T-T1=2期划分为时间段T2。T1＞T2满足对样本进行回归合成的时间跨度要求。文章将云南省作为实验组，排除已建立自贸试验区的地区，选取甘肃、贵州、吉林、江西、内蒙古、宁夏、青海、山西、西藏以及新疆共10 个省份作为控制组，在地理位置上，紧邻云南省的贵州省和西藏自治区从发展战略及经济状况看，两地受云南自贸试验区建立带来的冲击都相对较小，其他省份均离云南省较远，因此，整体控制组的选取基本满足模型假设。数据指标选择上，投资便利化方面选择外商直接投资实际使用金额、外商投资企业数以及外商投资金额指标；
贸易便利化选择进口、出口以及进出口总额指标；
经济增长方面，考虑到产业结构在短周期内很难形成高级合理化表现，引入区位熵①这一指标分析产业聚集效应，同时选取固定资产投资增长、GDP 增长、工业增长、R&D 经费以及专利授权数等数据指标，综合分析经济增长效应。因此，本文从投资、贸易、经济增长三个方向共选取14 个经济指标对云南自贸试验区制度创新有效性进行检验，其选取既来自于自贸试验区制度创新可能带来的经济效应的对应因果关系，又满足统计学上可获得、可比较、可运用的属性。数据来源于Wind 数据库以及各地方省份的统计年鉴，对缺失的数据周期选择去除该周期的数据以确保数据的完备和准确性，同时对数据单位进行统一，以便后续分析研究。由于固定资产的投资增长与R&D 经费的早期数据的缺失，将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的样本期缩短至2003—2020 年，R&D 经费的样本期缩短至2011—2020 年。
（一） 制度创新效应评估
1. 投资便利化效应评估
对投资便利化的三个数据进行研究后，其结果如图1 所示。自贸试验区设立前后以图1 中垂直虚线为界，且当实际值大于合成值时，表示制度创新带来了正向政策效应，反之政策效应为负。图1 显示外商投资企业数和外商投资金额实际值都位于合成值上方，表明云南自贸试验区制度创新有效促进了两个经济指标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吸引了外资进入。这与上海等发达自贸试验区的投资效应方向一致。但外商直接投资实际使用金额实际值在合成值的下方，表明制度创新未对外商直接投资实际使用金额产生促进效应，说明云南省目前尚未充分利用外资，这与云南省产业基础薄弱以及相邻的市场规模大小有关。作为沿边省份，云南周边主要贸易伙伴国大多为经济发展滞后的农业国，在投资等方面未形成良好的合作机制提高外资使用效率，且没有足够大的市场规模增加外资使用量，从而外商直接投资实际使用金额实际值低于合成值。进一步导出具体影响效应值，如表1 所示。
由表1 可知，外商投资企业及金额数在自由贸易试验区成立之后其正向效应大幅度提高，而外商直接投资实际使用金额却始终没有提升。
图 1 投资便利化反事实结果
2. 贸易便利化效应评估
对贸易便利化三个数据进行研究，其运行结果如图2 所示。
图 2 贸易便利化反事实结果
图2 中进口金额、出口金额以及进出口金额的实际值曲线都位于合成值曲线的上方，表明云南自贸试验区制度创新有效促进了三个经济指标的发展。
进一步导出具体影响效应值，如表2 所示。
表 2 制度创新对贸易便利化处理效应
由表2 可知，进口金额的正向效应有一定的缩减，但出口和进出口金额的正向效应都不断扩大。作为沿边自贸试验区，云南自贸试验区致力于探索沿边地区先行先试政策，推动构建开放新格局。国际贸易“单一窗口”“一口岸多通道”等贸易便利化措施极大地削减了跨境物流成本，通关时间成本，使得沿边省份贸易效应显著，出口金额的正向效应也成逐渐扩大的趋势，虽然进口金额正向效应有回落，但这也可能是来自于新冠疫情时期疫情对红河片区、德宏片区两个沿边片区所在地的影响以及由于疫情防控使得入关流程更加复杂、入关时间不减反增的影响。这是由于沿边自贸试验区除了要加快政府职能转变，提升贸易便利化、投资便利化外，还承担着稳边固边责任。因此在稳定边境疫情的情况下，也必然会导致进口金额的回落。
3. 经济增长效应
对经济增长的八个数据进行研究，其运行结果如图3 所示。
图 3 经济增长反事实结果
导出具体影响效应值，如表3 所示。
表 3 制度创新对经济增长处理效应
由表3 可知，固定资产投资增长实际值大于合成值，GDP 增长、工业增长与第三产业区位熵实际值略大于合成值，说明制度创新对这四个指标还不具备长期的影响效应；
第一产业区位熵与第二产业区位熵的实际值先低于合成值而后高于合成值，说明制度创新的影响可能具有时滞性。R&D 经费实际值略高于合成值且有逐步扩大的趋势，说明制度创新对该指标的影响显著；
专利授权数的实际值低于合成值，说明制度创新并未对专利授权数产生促进效应。对标上海等发达自贸试验区，自贸试验区制度创新主要通过促进产业结构高级化和产业结构合理化显著地促进了产业升级进而拉动经济增长，而云南自贸试验区制度创新在产业升级方面对经济的拉动作用并不显著。这可能是由于产业升级需要一定的产业基础和产业规模，云南自贸试验区作为沿边试验区虽然具备独特的区位优势，但产业优势并不突出，因此当下更需要在产业布局和扩大产业规模上用力。
（二） 稳健性检验
本文借鉴李子联及刘丹[20]的方法，将安慰剂检验法和双重差分法相结合，对投资便利化、贸易便利化、经济增长进行稳健性检验。安慰剂检验方面本文以替换变量的方式将控制组的所有省市自治区都分别作为实验组，各做一次合成控制分析，各指标实际值与合成值之间的差值并对所有结果进行比较。为了避免安慰剂检验过程中拟合误差太大所带来的干扰，本文剔除RMSPE 值超过实验组两倍的控制组省市自治区。同时在控制组样本数量较少的情形下，安慰剂检验可能存在识别误差，为此，进一步使用双重差分方法对14 个指标的制度创新效果进行检验，由于控制组的10 省份至今都未建立自贸试验区，可以全部作为双重差分的控制组变量，因此不用做数据上的调整。
1. 投资便利化稳健性检验
对投资便利化进行安慰剂检验，其结果如图4 所示。
图 4 投资便利化指标安慰剂检验
之后进行双重差分检验，并结合安慰剂检验评价制度创新对经济指标影响的显著性，得出的结果见表4。
表 4 投资便利化指标双重差分检验及结果比较
由表4 可知，外商直接投资实际使用金额受制度创新的影响并不显著；
外商投资企业数的双重差分检验并不显著，与合成控制法的检验结论相悖；
外商投资金额在两种检验下均显著。因此在制度创新对投资便利化的影响方面本文给出以下结论：一是外商企业数是投资便利化制度创新中影响降低准入门槛的重要经济指标之一，双重差分下制度创新对外资企业数影响并不显著，一部分的原因可能是国家级别的管理条例对外资企业进入我国有所限制，但从实证结果来看本文依旧认可有关投资便利化的制度创新对该经济指标的正向效应。二是外商投资金额在合成控制法以及双重差分的检验下均显著，这表明制度创新对吸引外资的影响效应是显著的，一方面印证了准入门槛改革成果显著，政府效率得到提升，另一方面也从外商的角度肯定了投资环境，进一步证明了投资便利化制度创新的有效性。三是外商直接投资实际使用金额均无法通过两种检验，证明投资便利化制度创新对外商直接投资实际使用金额的影响并不显著。结合外商投资金额受影响显著的结论进行分析，这可能是由于当前云南省产业基础相对薄弱，外资进入本体市场之后的并不能很快的被利用，资金使用情况受到影响，从而导致实际使用金额未受影响而投资额影响显著的情况。
2. 贸易便利化稳健性检验
对贸易便利化进行安慰剂检验，其结果如图5 所示。
图 5 贸易便利化指标安慰剂检验
之后进行双重差分检验，并结合安慰剂检验评价制度创新对经济指标影响的显著性，得出的结果见表5。
表 5 贸易便利化指标双重差分检验及结果比较
由表5 可知，进口金额的双重差分检验显著而安慰剂检验不显著，出口金额的双重差分显著安慰剂检验不显著，进出口金额的两项检验均显著。因此在制度创新对贸易便利化的影响方面本文给出以下结论：一是云南自贸试验区制度创新对贸易便利化的影响效应显著，整体效果得到认可。二是实证结果在肯定云南自贸试验区有关贸易便利化的制度创新成果的同时也暴露出了当前制度创新存在的问题，进口金额和出口金额都不能完全通过稳定性检验，自2020 年以来，由于受新冠疫情影响，一方面中国对外出口水平整体提高，另一方面国外海关进口流程变得繁琐，因此会分别导致出口金额和进口金额受到影响，由此两者无法完全通过稳定性检验。鉴于上述原因，在未来，通过进一步的制度创新突出云南省差异性沿边贸易枢纽的地位是需要着重考虑的方向。
此外，对经济增长进行稳健性检验的分析与投资便利化和贸易便利化的分析类似，除了R&D 经费指标可以通过安慰剂检验外，其他的所有指标均无法通过两种检验，即目前云南自贸试验区制度创新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并不显著。本文认为当前的制度创新还不能有效的带动经济发展，其原因可能主要是因为云南省的产业发展相对薄弱，缺乏足够的产业规模，而当前的制度创新内容及政策主要涉及的是营商环境建设和政府职能转变等方面，并不能在短时间内推动产业发展，进而拉动经济增长。但根据R&D 经费的显著检验结果也可以看到当前云南自贸试验区正在为之后推动产业发展进行铺垫，因此当前的制度创新应着重推进产业规模的形成，而未来有关经济增长的制度创新可以在投资、贸易等领域的创新改革机制逐渐成熟、创新成果逐渐显现的条件下再在推动产业发展方向进行考虑。
（三） 影响机制分析
云南自贸试验区制度创新对投资便利化、贸易便利化影响显著，对经济增长有效性较弱，通过结合实证结果和理论机制，以及对标其他先设自贸试验区建设，其原因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制度创新突出“市场倒逼”改革，转变政府职能，优化营商环境，促进投资便利化，吸引外商直接投资。截至目前,云南自贸试验区内实有市场主体突破30 万户，较挂牌成立前增长42.65%，区内实有市场主体数、新登记市场主体数占全省比重为7.34%、5.83%，远超国土面积比重；
实际使用外资5.87 亿美元，占同期全省使用外资的28.71%。②通过打造“一站式”知识产权服务平台、创新型“能进能退”招商引资环境、企业全生命周期服务集成模式、国际贸易“单一窗口”平台线上免担保融资等制度创新呼应市场主体诉求，以市场需求倒逼投资便利化进程，解决堵点难点成效明显；
通过负面清单加准入前国民待遇管理、变审核制为备案制，营造良好监管制度环境，创新监管模式，使政府管理更具法治性、稳定性和预期性。投资领域的制度创新在很大程度上提高了云南对资本的吸引力，吸引更多企业入驻，产生规模效益，刺激经济增长。但是，从外资实际使用金额指标并不显著可以看到云南自贸试验区制度创新需要进一步优化外商投资实际使用金额，将资本要素转化为生产动力。
第二，制度创新突出“沿边跨境”特色，加快要素流动，推动沿边开放贸易便利化。自云南自贸试验区成立以来，完成外贸进出口2791.36 亿元，占同期全省外贸进出口的32.58%，累计开行国际货运列车1808 列,货运量118.5 万吨,货运总值近百亿元，2021 年,昆明机场国际货邮吞吐量6 万吨,同比增长154%。③云南自贸试验区通过加快智慧口岸建设，精简通关时间，提升通关检验管理效率；
通过推动陆路大通道建设，在集货、通关、物流、监管、分拨等方面实现跨区域联动创新，推动中老铁路、中欧班列、西部陆海新通道互联互通；
通过创新“互联网+边民互市贸易”监管模式，上线“边互通”手机App，促进边民互市贸易出口商品种类与贸易额增长；
针对疫情时期的跨境物流特点，推出分段运输、非接触式货运交接模式等海关监管方式，实现沿边口岸货运量疫情下逆势增长；
创新“省会+口岸”为核心的昆明-磨憨托管共建模式，抢抓中老铁路开通运营重大历史机遇，为云南建设面向南亚东南亚辐射中心提供有力支撑。这些措施的实施，降低了贸易成本，提高了贸易效率，扩大贸易量，吸引更加多样化的贸易种类，从而提升福利，持续刺激经济增长。同时，也应看到云南自贸试验区未来贸易便利化建设，需要在深化职权改革、利用区位优势推进与周边国家互联互通方面持续制度创新以有效推动贸易发展。
第三，制度创新突出“优势领域”发展，研发投入助推生物、医药、人才等多领域集成创新，而产业基础薄弱也使得经济增长效应有待提升。经济增长的制度创新有效性较弱，虽可以确定由投资、贸易便利化发展带来的要素聚集和政府推动的特定产业开发的工业发展推动经济增长的影响程度得到提升，但是从具体指标看，产业相关制度创新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还不明显。这离不开云南省本身产业基础相对薄弱、市场主体缺乏，且产业发展是一个相对漫长的过程，当前的制度创新还不能完全有效的作用于产业升级进而拉动经济增长。经济增长制度创新通过积极承接沿海自贸试验区优质产业转移，合作共建特色产业园区，与南亚东南亚国家合作实施多个项目，加快技术标准“走出去”，不断完善区域性跨境科教、医药、能源产业合作机制，创新跨境产业合作新模式，从而助推经济增长。这些政策在短期内效果并不显著，而实证结果的R&D 指标具有显著性，根据内生增长理论，知识的持续投入会通过知识报酬不变或递增带来内生化稳态增长，生产效率高的企业如果受知识要素累积率影响，则能获得更多优势资源，而生产效率低的企业则逐渐被淘汰，地区经济整体竞争力从而逐步提升，所以，《中国（云南）自由贸易试验区总体方案》与《中国（云南）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实施方案》提到的对经济增长进行扶持和推进的有关农业、医药、旅游等产业还未出现明显成果，制度创新政策中持续的研发投入将会在产业形成初步规模后愈发显现其经济拉动作用。因此，云南自贸试验区的当务之急是打造规模优势产业，获取规模效益，待产业规模逐步形成后再考虑依托产业拉动经济增长等问题。
云南自贸试验区作为中国毗邻周边国家最多的沿边自贸试验区，制度创新工作肩负着探索西部沿边开放，推动构建边疆高水平对外开放新格局，建设连接南亚东南亚通道重要节点，形成我国面向南亚东南亚辐射中心和开放前沿的使命，研究其制度创新效应既能提供相关理论和经验支持，又可以为分析其他沿边自贸试验区提供有益参考。本文选取投资、贸易、经济增长三个层面14 个经济实践指标建立了评估制度创新有效性的指标体系，使用回归合成控制法分别考察了云南自贸试验区制度创新对投资便利化、贸易便利化以及经济增长影响的有效性，结合替换变量的安慰剂检验和双重差分检验对上述有效性进行评价，实证结果显示：云南自贸试验区投资便利化制度创新有效性显著，制度创新能有效吸引大量外资，但在推动实际使用金额增长上的动力不足，这与当前云南省产业基础相对薄弱，缺乏使用资金的市场主体的支撑有关；
贸易便利化制度创新有效性非常显著，未来需在推动当前制度创新进程的同时突出云南沿边跨境特色；
经济增长制度创新有效性较弱，与云南省产业发展相对薄弱，缺乏足够的产业规模支撑有关，但根据R&D 经费的显著检验结果也可看出其正为之后产业发展进行铺垫，未来有关拉动经济增长的制度创新可以随着云南“互联互通”区位优势的逐渐显现，在投资、贸易等领域的创新改革条件逐渐成熟后，进一步考虑产业领域的制度创新改革。
基于上述研究结论，为实现沿边自贸试验区所承载的国家战略要求和使命，主动对接国家加快沿边开放的要求，本文提出未来进一步推进云南自贸试验区制度创新建设的政策建议：
第一，投资便利化制度创新应突出对标国际先进规则、服务市场需求、提升要素运用能力。对标国际先进规则，扩大投资准入，重点落实负面清单加准入前国民待遇，完善《外商投资法》，推进负面清单压减；
扩大金融、数据、自然人跨境流动等服务贸易准入。服务市场需求，推进市场准入领域的扩大开放和投资经营全过程的投资自由便利化；
突破金融业务限制、实现金融业务拓展，拓宽跨境融资渠道、跨境投资业务、跨境支付便利化；
营造国际化法治化营商环境，政府管理依法高效、公开透明，形成能够提高企业运作效率、降低运营成本、增强企业核心竞争力的制度环境；
落实竞争政策基础性地位、完善公平竞争审查制度。提升要素运用能力，根据云南自贸试验区总体建设规划和产业规划，统筹各方资金，保障建设融资需求；
针对各片区基础设施和配套设施建设，发挥财政预算资金撬动作用，引导社会资本与银行融资参与；
针对各片区产业发展，出台优惠政策，引导社会产业基金投入。
第二，贸易便利化制度创新应落实深化改革要求、推动互联互通通关便利化和国家间制度“软联通”、创新边境贸易模型。落实深化改革要求，持续推进“放管服”“证照分离”、审批制变为备案制的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完善以信用监管为核心、信用信息共享、“双随机、一公开”等事中事后监管，优化创新政府服务，如“互联网+政务服务”、不见面办理、企业专属网页。继续推动互联互通通关便利化，推进云南沿边特色国际贸易“单一窗口”建设，探索增开国际贸易移动客户端，简化通关手续；
进一步细化口岸扩大开放有关要求和基础设施建设标准；
大力推进陆路口岸和边民互市点便利化通关措施；
加快推进中老泰铁路、泛亚铁路、等互联互通，开展跨境公路、铁路集装箱班列常态化运行等国际陆路物流合作模式，推进与东盟国家交通基础设施“硬联通”。创新边境贸易模式，积极推进“进口商品+落地加工”“边境加工+边贸出口”等边贸模式创新；
总结经验案例，形成可复制推广沿边跨境特色案例，形成更多压力测试成果。
第三，经济增长制度创新应侧重产业基础建设、打造沿边优势产业。由以上研究结果可知，云南自贸试验区由于产业基础薄弱、市场主体不强，使得制度创新的经济增长有效性不显著，因此，应该以建立规模效应为重点，利用区位禀赋打造优势产业集群。在整体战略发展布局上，构建产学研各界参与的合作对话沟通机制，推动边境经济合作区、跨境经济合作区、境外经贸合作区建立，共谋区域发展；
发挥金砖国家技术转移中心等作用，积极推动高原特色农业、装备制造等领域项目的落地实施；
以优势产业为基础，引导更多资本进行投建，探索可持续发展运行模式；
依托地缘优势，以面向周边国家开放合作为重点，推进边境贸易、跨境物流、跨境旅游、跨境金融和跨境劳务合作等沿边开放型经济发展。
注释：
①区位熵也称为专门化率，表示产业在某区域内与全国水平的比较。某一地区某一产业的区位熵定义为该地区该产业占整体地区该产业的比重与该地区所有产业占整体地区所有产业比重之比。即：Q=(a/A)/(b/B)，其中Q 为区位熵，a 为该地区该产业产值，A 为整体地区该产业部门相应指标，b 为该地区所有产业的产值，B 为整体地区所有产业的产值。
②数据来源：《对云南，乘势而进！看一季度经济数据背后的新变化》，2022 年4 月28 日，云南网，https://yn.yunnan.cn/system/2022/04/24/032044188.shtml。
③数据来源：《 云南外贸交出保稳提质答卷》，2022 年9 月10 日，云南省人民政府，https://www.yn.gov.cn/ztgg/jdbyyzzsjzydfxfyqj/gcls/yw/202209/t20220930_247977.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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