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昌祝，张兴旺
（桂林理工大学 旅游与风景园林学院，广西 桂林 541000）
随着云计算、数字医疗、智能制造、5G 等数字技术的蓬勃发展和广泛应用，数字经济已然是经济增长的关键与新动能。在新发展格局下，数字经济以其创新性、渗透性和广泛覆盖的特点，对传统产业的转型升级和新兴产业的崛起都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旅游业作为战略性支柱产业，也不可避免地受到数字经济的影响。数字技术在旅游业中的应用，不仅提升了旅游产品和服务的质量和效率，也为旅游行业的可持续发展带来了新的机遇和挑战。数字经济与旅游业的结合，将为旅游业的转型升级和高质量发展提供更广阔的空间和更丰富的思路。
在此背景下，自然资源丰富和文化底蕴深厚的广西，应积极推进文化旅游强区建设，加大文化产业和旅游业的发展力度。在“十三五”期间，广西文化和旅游融合发展成效显著，为广西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和保障。但在新的“十四五”时期，广西的文化和旅游发展面临新的形势、新的机遇和挑战，需要加快推进高质量发展，建成文化旅游强区和世界级旅游目的地，以适应数字经济时代的发展要求和市场需求。因此，推进文化旅游发展需要充分发挥数字技术的作用，提高旅游产品、旅游服务的质量和效率，促进旅游业的可持续发展，实现旅游产业的提质增效，为广西经济社会发展注入新的动力。《广西“十四五”文化和旅游发展规划》明确指出广西文化事业和旅游业发展与高质量要求还有一定差距，需要通过旅游经济稳定增长深化“文旅+”、“+文旅”产业融合发展，打造智能、创新、高效、综合效应显著的现代文化产业和旅游业体系。而数字经济作为强化国家战略的科技力量，是优化产业结构的重要渠道。那么，数字经济发展能否赋能旅游经济；
其背后的作用机制是什么；
数字经济发展是否存在非线性关系。对这类问题验证，有利于预判广西数字经济对于促进旅游经济的新变化，对建设广西文化旅游强区和世界级旅游目的地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近年来，学者们对数字经济和旅游经济研究颇丰。主要分为以下几个方面：从宏观上看，数字经济发展能够突破技术壁垒，进而显著提高旅游业全要素生产率［1］，对旅游产业的效率提升和结构优化都带来了重要影响［2］。同时数字技术赋能旅游业加速变革，推动旅游业高质量发展［3-4］。从微观上看，一是数字金融的普及，移动支付的便捷，促进了旅游消费体验［5］。同时数字技术能够与旅游产业深度融合，将技术运用到旅游产业的各个环节，推动新的旅游消费［6］。二是数字技术使得旅游供给形式更加多样化，例如VR、AR 在文旅产业的应用衍生出的沉浸式旅游、数字博物馆等皆是全新的文旅模式，提升了文旅产业的有效供给水平［7］。三是聚焦于旅游者体验，分析了大数据、人工智能在旅游的应用，对旅游体验的提升有积极意义［8］。此外在实证方面，杨勇［9］从空间视角上验证数字经济能够降低区域旅游经济空间聚集程度，促进区域旅游经济均衡化发展。冀雁龙等［10］验证了数字基础设施能够影响旅游产业效率和产业结构，从而促进经济增长。综合来看，学者从不同视角和以不同方法探讨了数字经济与旅游收入之间的关系，但直接探讨数字经济对于旅游收入的门槛效应以及传导路径的相关研究较为欠缺。
鉴于此，本文以广西14 地级市为样本，使用熵值法测算广西各市2011—2021 年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实证分析数字经济发展对旅游收入产生的效果以及影响因素，并深入探究二者之间可能存在的非线性关系和内生性问题。在研究内容方面，数字经济已成为推动经济发展的新引擎，并在经济社会各个领域延伸扩展，从地区发展水平和产业创新创业两个维度探究数字经济与旅游收入之间的传导路径。在研究方法上，采用面板固定效应模型作为基准回归，解决了内生性问题，通过大量的稳健性检验来增强数字经济赋能旅游收入结论的可靠性。此外，采用门槛效应模型验证数字经济对旅游收入的非线性特征，使用中介效应模型实证检验数字经济对旅游收入的作用机理。
数字经济主要从以下方面赋能旅游收入：第一，数字经济作为新型产业驱动力，其具有开放共享的特征。大数据的透明化，能够解决信息不对称的问题和降低交易成本，提高旅游产品供需效率，规避资源浪费，实现旅游业“帕累托最优”，赋能旅游收入［11］。第二，数字技术快速发展加速旅游产品的迭代创新，催生出元宇宙旅游、数字博物馆、VR 智慧旅游、数字酒店等全新文旅业态，大大丰富了旅游产品和业态的多样性［12］。这些创新旅游产品不仅提升了旅游业的服务品质，还推动了旅游消费升级和旅游业态的转型升级，为旅游业的可持续发展注入了新动力。第三，数字经济的发展带动了数字旅游产业链的形成和完善。从旅游信息获取、行程规划、预订支付到旅游纪念品购买等环节，数字技术提供了全程数字化和便捷化的解决方案，促进了旅游收入的增长。第四，数字经济提供了丰富的旅游数据资源，利用数据分析和智能决策支持系统深入了解旅游市场需求和发展趋势，精准制定旅游发展策略，优化资源配置，提升旅游效益，推动旅游高质量发展［13］。基于此，提出假设：H1 数字经济发展能够促进旅游收入增长。
当前旅游业发展面临着消费低迷的挑战，而消费升级作为推动经济增长的强劲动力在新常态下尤为关键［14］。凯恩斯的绝对消费理论指出，收入是消费水平的决定因素。数字经济发展能够促进居民家庭消费升级［15］。同时，数字经济能够推动就业结构升级，实现高质量就业，进一步增加人力资本回报率和居民工资性收入［16］。居民增加工资性收入会刺激对旅游产品和服务的消费需求，且消费升级会对旅游服务和产品的结构产生影响。二者既从需求规模角度也从消费结构角度共同促进了旅游经济的增长。居民的可支配收入离不开地区经济的发展水平，而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与旅游经济增长之间相互影响，相互促进。当地经济的稳步增长为旅游业奠定良好的发展基础，提供了充足的资源和支持，为旅游经济增长提供了新动能。因此，数字经济的发展推动地区经济发展，提高居民收入水平，促进消费升级和优化消费结构，从而赋能旅游收入。在此，提出假设：H2 数字经济发展能够通过提升居民收入水平增加旅游收入。
数字经济通过扩大市场规模、跨界合作，扩展创业资源以及优化要素组合等方式提高创业的效率和成功率，催生了新兴的产业和商业模式，为创业者提供更多的机会和资源［17］，从而激发城市创新创业活力。根据内生增长理论，企业创新创业使得技术进步可以长期促进经济发展，是推动科技发展的主要力量。并且，强化旅游产业内部联系，促进旅游产业融合，提升旅游产业组织水平，推动旅游经济增长［18］。其次，数字经济促进了企业之间的合作和协同创新，形成了更加完整的旅游产业生态系统。通过与其他企业、科研机构和政府部门的合作，可以共享资源、技术和市场渠道，提升创新能力和竞争力，进一步推动旅游收入的增长［19］。因此，提出假设：
H3 数字经济发展通过推动产业创新创业促进旅游收入增长。
综上分析，归纳总结数字经济发展影响旅游收入的传导路径，如图1 所示。
图1 传导机制示意图
2.1 模型设定
2.1.1 固定效应模型 为实证检验数字经济对旅游收入的逻辑机理，本文构建反映赋能效应的面板固定效应模型。基准模型设置如下：
式（1）中，tourit为地区i在t时期的旅游总收入，Digit表示地区i在t时期数字经济发展水平；
Z表示一系列控制变量，μi表示个体固定效应，个体固定效应模型解决了不随时间而变，但随个体而异的遗漏变量问题，εit表示随机误差项。
2.1.2 中介效应模型 式（1）体现的为直接效应，为检验数字经济发展，通过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企业创新创业促进旅游收入增加的传导机制，在式（1）的基础上，采用逐步回归与Sobel 检验构建中介效应模型，具体模型形式如下：
式（2）（3）中，M 为中介变量，包括地区发展水平（Income）和产业创新创业（Iriedec）。在该模型中，主要关注系数β1、γ1、γ2的回归系数显著性进而确定中介效应是否存在，其他变量解释同式（1）。
2.1.3 门槛效应模型 为考察数字经济与旅游收入可能存在的非线性关系，本文引入面板门槛模型。面板门槛效应模型是一种能够捕捉变量之间非线性关系的经济学模型，通过设定门槛值来描述观察变量对另一变量的影响，从而更好地解释变量之间的经济现象。具体模型形式如下：
式（4）中，I（）表示门槛函数，用于描述变量之间的关系，q表示阈值变量，也称为门槛变量，表示观察变量必须达到或超过特定值；
θ表示门槛值。其他符号含义同式（1）。
2.2 变量说明与测度
2.2.1 被解释变量 旅游收入：按照学者一般做法，本文采用旅游总收入的对数（lntour1）作为被解释变量［20］。接待国内游客人数的对数（lntour2）作为稳健性检验。
2.2.2 核心解释变量 数字经济发展水平（Digit）：参照已有研究［21-23］，构建包含数字技术水平、数字产业、数字金融水平三个角度共九个二级指标的数字经济发展综合指标体系，如表1 所示，并使用熵值法进行计算。其中以移动电话用户（万户）、互联网宽带接入用户数（万户）衡量数字技术水平；
用电信业务总量（亿元）、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从业人员数（万人）、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企业单位数（个）衡量数字产业化水平。数字金融水平用数字惠普金融指数、数字金融覆盖广度、数字金融使用深度、惠普金融数字化程度数表征。
表1 数字经济发展指标体系
2.3 数据来源和描述性统计
本文研究范围为广西2011 年—2021 年14 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数据主要来源于《广西统计年鉴》、各地级市统计公报、《中国城市统计年鉴》和EPS 数据平台。其中，数字金融水平的数据来自北大数字金融研究中心，产业创新创业指数来自北京大学企业大数据研究中心。对于部分缺失的数据采用插值法补齐。表2 是本文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结果显示，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的均值为0.1607，最大值为0.8775，最小值为0.0238，标准差为0.1332，表明广西各地区的数字经济水平差异较大。从控制变量看，广西各地区自然资源、政府财政、市场规模、交通便利性、人力资本方面也存在明显差异。
表2 变量描述性统计
2.3.1 中介变量 根据前文分析，数字经济主要通过提高地区发展水平，以及推动产业创新创业从而赋能旅游收入，因此选取地区发展水平和产业创新创业作为中介变量。其中，地区发展水平（Income）采用人均GDP 表示；
产业创新创业（Iriedec）从新建企业、外来投资、风险投资、专利、商标和软件著作权六个维度，采用创新性地构建中国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创新创业指数［24］展示。
2.3.2 控制变量 为了全面地分析广西旅游收入过程中的数字经济溢出效应，需要设定可能影响旅游收入的其他控制变量。借鉴相关文献［25-26］的做法，具体控制变量如下：自然资源禀赋（res）是影响旅游收入的关键因素；
一个具有独特、美丽的自然景观和环境的地区往往吸引更多的游客，从而带来更多的旅游收入，用广西“2A”及以上自然景区数表示。政府财政支持（gov）用（各市财政支出/地区生产总值）表示；
人力资本（hcap）是指一个地区人力资源的素质、技能和知识水平，直接影响旅游服务的质量和旅游业务的发展；
用高等学校在校学生人数（万人）来表示；
交通便利性（Inroad）是游客选择目的地的重要考虑因素之一。当一个地区的交通网络完善、便捷时，游客更容易前往该地旅游。良好的交通连接可以减少旅行时间和成本，提高游客到访的便利性，吸引更多的游客，从而增加旅游收入。公路作为日常交通的主要形式，对旅游业发展影响重大，采用各地区高速公路总里程数对数来表征。市场规模（InMar）主导旅游收入的高低，市场规模增大使得国内旅游收入增加，同时降低旅游外汇收入；
本文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对数表示［27］。
3.1 基准回归
回归分析之前，本文进行Hausman 检验，结果显示统计量为67.04，P值为0.000，故选用固定效应模型回归。表3 显示了数字经济对旅游收入的赋能效应的估计结果。列（1）与列（2）中，本文最关心的核心解释变量数字经济（Dig）均为正值，且在5%的水平上通过了显著性检验，数字经济对旅游收入存在促进作用，支持了假设1。在加入控制变量的模型2 中，政府财政支持和市场规模分别在10%与1%的显著性水平上为正，表明政府财政支出和市场规模对旅游业呈显著积极影响，政府财政支出越多表明当地基础设施越完善，市场规模越大，消费以及外来投资需求就会越高，对旅游产业推动作用越强。此外，自然旅游资源禀赋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为正，表明富集的自然资源为生态旅游提供良好基础，通过合理开发和有效管理，能够实现旅游业的长期可持续发展。交通便利程度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为正，良好的交通网络和便捷的交通方式，有利于吸引投资和促进企业发展，增加旅游设施和服务的供给能力，提升旅游业的发展水平和竞争力，从而带动旅游收入的增长。人力资本（hcap）在1%的显著性水平为负，表明当前广西旅游人力资本的不对等性和差异性，旅游专业知识和技能的人才不足，可能对旅游经济增长产生不利影响。
表3 基准回归结果
3.2 传导机制
前文从理论视角分析数字经济，通过提高地区收入水平与激发产业创新创业间来接促进旅游收入增长。为验证假设2 与假设3，本文采用逐步回归与Sobel 检验进行验证，回归结果如表4 所示。
表4 数字经济对旅游收入的中介效应检验
由表4 中列（1）和（2）可知，数字经济与人均GDP 之间存在显著正向关系，说明数字经济能够提高居民收入水平。并在基准模型上加入中介变量，结果仍然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为正，Sobel 检验、GoodmanText1 检验、GoodmanText2 检验的z 统计量结果均拒绝了不存在中介效应的假设，且收入水平的中介效应比例为33.38%，表明收入水平是数字经济促进旅游收入增长的传导机制，支持了假设2。
由表4 中列（3）和（4）可知，数字经济与企业创新创业水平存在显著正向关系，说明数据经济能够刺激企业创新创业。在基准模型上加入中介变量，数字经济发展水平不显著，企业创新创业水平显著，说明存在完全中介效应。Sobel 检验、GoodmanText1 检验GoodmanText2 检验的z 统计量的结果均拒绝了不存在中介效应的假设，且企业创新创业的中介效应比例为51.76%，表明企业创新创业是数字经济促进旅游收入增长的传导机制，支持了假设3。
3.3 面板门槛模型回归
考虑到数字经济与旅游收入之间的紧密关系，检验二者之间是否存在非线性效应，以数字经济（Dig）为门槛变量，根据式（4）检验门槛效应，采用“自助法”（Bootstrap）反复抽样500 次后得出检验统计量对应的p值，以验证是否有非线性特征，结果如表5、表6 所示。
表5 门槛效应检验
表6 数字经济影响旅游收入门槛模型的回归结果
由表5 的门槛效应结果可知，数字经济发展作为门槛变量通过了单门槛、双门槛的显著性检验，未能通过三重门槛检验。由表6 可知，当数字经济发展水平低于第一个门槛值（0.1962）时，数字经济对旅游收入影响的系数为5.4907，当数字经济发展水平介于两个门槛值之间时，回归系数估计值为3.8410。当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大于第二个门槛值（0.3216）时，回归系数为2.2907。由此可见，随着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的不断提高，刺激旅游收入的赋能效应表现出显著正向且边际效应递减的非线性特征。
3.4 内生性检验
考虑到旅游业发展会对数字经济发展造成反向影响，以及遗漏变量、测量误差所带来的内生性问题，对数字经济发展水平进行一阶和二阶滞后处理，在一定程度上能够解决二者之间互为因果的问题。表7为内生性问题检验结果，从中可知，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滞后一期与两期，其系数均在1%水平下显著为正，充分表明在解决内生性问题后，数字经济能够增加旅游收入的结论仍然成立。
表7 内生性问题检验结果
3.5 稳健性检验
为进一步保证模型估计、检验结果的可靠性，本文还采取了以下三种方式进行稳健性检验。第一，更换被解释变量。使用接待游客次数（Intour2）作为旅游收入的代理变量，该指标的指数越大，说明旅游人次越多，赋能旅游收入的效果越显著。表8 列（1）结果显示，数字经济发展水平仍然在1%水平下显著为正，更换被解释变量后依然表明数字经济能提高旅游收入水平，表明研究结果具有一定可靠性。第二，替换数字经济指标。前文采用熵值法构建指标体系，故表8 中列（2）是采用主成分分析法构建指标体系回归的结果，数字经济水平仍然在5%水平下显著为正。第三，改变样本范围。广西各地级市基础设施、人文环境以及自然资源禀赋各不相同。即数字经济对旅游收入的效应各不相同。因此，为了排除异常极端样本值对估计结果造成的误差，本文对旅游总收入的均值进行了1%和99%的缩尾处理。剔除极端值后的回归结果见表8 中列（3），数字经济发展水平与前文实证结果一致，说明回归模型稳定，结果是可靠的。
表8 稳健性检验
本文采用广西2011 年至2021 年14 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构建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指标体系，运用面板固定效应模型、面板门槛模型以及中介效应模型进行实证检验，得到的主要结论：1）数字经济能够显著促进旅游收入增加，并且在解决了内生性问题以及采用多种方式的稳健性检验均支持这一结论。2）数字经济与旅游收入之间并不是简单的线性关系，而是数字经济在达到一个特定的门槛值时，对旅游收入的促进作用呈现出边际效应递减的非线性特征。3）需求端提高居民收入水平和供给端激发企业创新创业是数字经济促进旅游收入增长的作用机理。
根据本文研究结论，结合广西数字经济和旅游产业特点，提出了以下政策建议。第一，加强数字旅游建设：建设数字旅游平台、数字旅游景区、数字化场景服务能力，提升旅游产品质量，实现旅游业全方位、全角度、全链条的数字化。积极推动数字技术与旅游业深度融合：应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提高旅游业运营效率、降低成本，同时提高旅游产品的个性化和差异化，满足游客日益增长需求。第二，加强数字旅游宣传：通过数字媒体、社交媒体等平台加强旅游宣传，提高广西世界旅游目的地知名度和美誉度，吸引更多国内外游客前来旅游消费。一方面，鼓励和支持数字经济企业在旅游产业中创新创业，提供新的服务和产品，丰富旅游产品结构，提升旅游产业的附加值；
另一方面，数字经济超过一定阈值后会对旅游收入产生边际递减效应，需要解决旅游业创新驱动不足等问题，贯彻数字化发展战略就是为了实现数字经济与旅游业协同发展的新格局。第三，提高当地经济发展水平，提高居民生活水平会相应地增加旅游需求。同时，在供给端方面加大旅游企业创新创业，推进旅游企业采用数字技术，如大数据分析、人工智能等，提供旅游产品多样化和服务水平高质化，形成数字技术提升与旅游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双赢格局。当地政府应投资建设数字化旅游基础设施，包括高速互联网接入、无线网络覆盖和智慧旅游设施等，提供便捷的数字化旅游环境，提供更好的游客体验，推动旅游收入增长。最后，考虑各地区在旅游要素禀赋和经济基础方面的差异，因地制宜地制定旅游产业政策，以释放旅游经济高质量发展潜力。如经济基础较为强劲的地区，要充分利用数字技术与完善的基础设施带动其他产业的发展，继续强化数字资源配置能力，推动新业态和新模式出现，为旅游产业的发展注入新动力。对于经济发展相对滞后地区，应通过数字技术推动旅游业发展，促进数字化在旅行社、旅游景区、星级酒店等行业的高效应用，实现旅游收入增长，缩小地区间的旅游经济发展差距。因此，制定旅游产业政策应更加细化和具体，充分考虑不同地区的实际情况，促进数字经济和旅游产业的融合协调发展，形成数字与旅游的价值共创体系。通过数字经济与旅游产业的紧密联系，实现双方的互相促进和共同发展，将为旅游经济增长提供更广阔的空间，为旅游业转型升级和高质量发展注入新的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