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 洋
(山东大学 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济南 250100)
党的二十大对完善社会治理体系作出新的部署,强调“健全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提升社会治理效能”,要求“畅通和规范群众诉求表达、利益协调、权益保障通道”,扎实推进“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1)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年,第54页。。这一部署对完善中国特色的多元共治结构提出了更高要求。2021年4月,《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加强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的意见》明确提出创新社区与社会组织、社会工作者、社区志愿者、社会慈善资源的联动机制,支持建立乡镇(街道)购买社会工作服务机制和设立社区基金会等协作载体,肯定了“五社联动”这一驱动基层治理的新型运行模式,以及社区基金会作为社区慈善资源的重要形式在社区治理中的积极作用。2022年初,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十四五”城乡社区服务体系建设规划》再次鼓励通过慈善捐赠等方式,引导社会资金投向城乡社区治理领域,强调多元化的社区资源供给路径。其实早在2017 年6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关于加强和完善城乡社区治理的意见》中就提出了“设立社区基金会”的要求,同年 12 月民政部印发的《关于大力培育发展社区社会组织的意见》中跟进提出“鼓励有条件的地方设立社区发展基金会”,明确了社区资源供给机制创新的发展方向。然而,作为“舶来品”的社区基金会,在制度环境、社区需求、募捐渠道、慈善文化、激励机制等方面,迫切需要适应本土化实际。制约社区基金会在我国大规模发展的最直接影响因素莫过于资金设立门槛,例如上海市规定社区基金会的原始注册资金最低限额为200万元,如此不难理解,社区基金会在沿海发达地区先行一步的重要支持性因素在于经济社会发展基础。
国内学界有关社区基金会的有限研究中有三种代表性观点值得关注。第一种持有社会结构主义视角,属于国家与社会间关系研究的范畴。如徐选国等通过对政府主导型社区基金会的研究发现,政府与社区基金会之间存在“共生互补型”关系(2)徐选国、王曼曼:《行政借道与浮动生长:政府主导型社区基金会参与社区治理的双重逻辑》,《河海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3年第1期。,即政府希望“借道”社区基金会的力量为社区提供更加灵活且高质量的公共服务,而由政府推动产生的社区基金会在有限依附、分工合作的关系逻辑支配下,能够积极发挥其自主性,主动参与社区治理。第二种持有社会网络建构视角,属于社会组织间关系研究的范畴。如主张社区基金会与社区内部的其他组织建立多主体间多元化的合作发展关系(3)黄家亮、马颖:《社区基金会的全球视野与中国路径》,《社会建设》2020年第5期。。第三种持有社区发展的资源视角,属于社会组织与外部环境关系研究的范畴。如有研究强调环境对于社区基金会生存发展的影响,认为尊重已有制度环境是社区基金会获得政治合法性的基础条件(4)朱志伟:《联合与重构:社区基金会发展路径的个案研究——一个资源依赖的分析视角》,《浙江工商大学学报》2018年第1期。。现有研究无论是将社区基金会置于国家与社会间关系研究的范畴,还是将社区基金会置于由社区内多主体建构的社会网络中,其实都隐含着资源交换这个行动逻辑。然而持有资源视角的相关研究,受资源依赖理论的影响,着力关注环境制约下的组织内部动力机制,即“非对称性”关系下社区基金会的行动选择,对由组织与环境间的互动关系即开放系统模式研究有限。由资源依赖理论拓展而来的“组织间依赖”研究一定程度上可以弥补上述研究的不足,该类研究依据个体组织对不同类型资源的需求度以及组织所处环境的结构特征等因素,界定组织间彼此影响的程度及由其决定的组织权力的大小(5)吕文晶、陈劲、汪欢吉:《组织间依赖研究述评与展望》,《外国经济与管理》2017年第2期。。简言之,该类研究持有“资源互赖”视角(6)杨慧、黄钰婷:《资源互赖视角下的青年社区参与——基于对X社区新冠肺炎疫情治理三阶段的调查》,《当代青年研究》2023年第2期。,认为组织立足自身资源禀赋,能够主动地通过不同的策略来控制或改变环境,在满足生存需求的基础上,均衡组织间的权力关系。
基于上述现实背景与研究基础,本文以社区基金作为分析单位,探究其作为资源性小微枢纽如何在与社区、社会组织、社会工作者、社区志愿者等主体的互动过程中明晰自身独特的功能定位,从而为其以本土化的高质量发展路径充分发挥治理能力提供参考。所谓社区基金是指由具有公募资质的慈善组织与社区基金发起人签订协议设立并进行管理的、用于特定村(社区)内公益慈善事业发展的专项基金(7)《济南市民政局关于推动社区基金发展的实施意见(试行)》(济民发〔2022〕36 号)。。社区基金作为社区慈善资源的重要表现形式,属于政府财政经费以外的社会类资金,通过社区内部资源公益化与引入社区外部公益资源两种方式,拓宽了社区资源的获取渠道,成为“五社联动”补充性资源要素的有益选择。社区基金不具备独立法人资格,其资金规模可大可小,从而降低了社区资源供给机制创新的门槛,因此能够更好适应各地实际。本研究以济南市L区已建立的社区基金为研究对象。济南是东部地区省会城市,经济社会发展水平较高,L区作为济南市龙头区县,社会建设活跃。L区自2022年9月建立首批5支社区基金以来,在1年的时间里,部分街道已实现社区基金全覆盖,基金总数达到78支,社会效应初步显现。本研究采用半结构式访谈法收集资料,访谈对象涉及区民政局工作人员、区级枢纽型社会组织工作人员、山东省乡村振兴基金会工作人员、社区工作者、专职社工、基金管理委员会代表、辖区企业代表、社区社会组织骨干成员、社区居民代表等。
社区基金是资源性小微枢纽,其通过筹集本地慈善资源,动员本地利益相关者,致力于提出本地问题的解决方案。从“资源互赖”的理论视角出发,作为社会慈善资源的具体表现形式,社区基金的生成和存续,既依赖于与社区、社会组织、社会工作者、社区志愿者的良性互动,又反哺于包括社区基金在内的五社联动网络,最终滋养了社区公益慈善生态。
图1 “资源互赖”视角下的“五社”关系分析
(一)社区慈善募捐平台
作为资源性小微枢纽,社区基金能够在拓宽慈善渠道、整合慈善资源方面发挥积极作用,即通过设立社区基金、获取二次激励来撬动多元化的慈善捐赠,从而为“五社联动”汇聚社会慈善资源。依据全球资助者支持倡议(Worldwide Initiative for Grantmaker Support,简称WINGS),社区基金会作为公益组织满足的条件中包括:通过筹集和运作永久性捐赠基金,为社区积累永久性资源;在本地居民、企业和非营利组织中寻找捐赠者,拓展多元的捐赠渠道(8)原珂:《社区基金会概念内涵及属性特征辨析》,《晋阳学刊》2023年第1期。。2022年3月,民政部和腾讯公益慈善基金会联合发起“五社联动”社区基金助推基层社会治理创新合作项目,该项目在资助每个社区基金20万元的基础上,要求每个社区基金每年撬动不少于5万元的社会慈善资金,腾讯公益慈善基金会对实现筹款目标的社区基金会再给予最高5万元的激励(9)颜小钗:《构建社区基金生态 助推基层治理创新——“社区发展共创营”聚焦社区基金发展热点》,《中国社会报》2022年3月22日。。从国内外的政策与实践中可以看出,相较于其他类型的公益慈善组织,社区基金在资源来源上要强调本地资源挖掘,激发本地利益相关者参与问题解决的热情。
(二)社区慈善活动和项目资助平台
作为资源性小微枢纽,社区基金的功能不仅在于筹集慈善资源,而且在于分配慈善资源,具体体现在对于社区慈善活动和项目的资助,从而为“五社联动”提供资金支持。即通过提供“活性”的小额慈善资金(10)胡小军:《社区基金的功能定位与建设路径》,《中国社会工作》2022年第31期。,更加便捷高效地帮扶社区内的困弱成员或群体,助其提升生活质量。广州市番禺区设计运行的特色社区慈善资金,致力于解决群众身边的“小急难”问题。北京市朝阳区建外街道的“共富基金”重点关注辖区内的困弱群体,通过精准的救助服务和资金支持,着重满足现行福利政策未覆盖的边缘性群体的民生诉求。《济南市民政局关于推动社区基金发展的实施意见(试行)》规定的社区基金使用范围包括扶贫、济困、扶老、救孤、恤病、助残、优抚、救灾等公益慈善项目以及社区公共服务设施的改善等。从国内外政策与实践中可以看出,社区基金主要资助方向之一在于扶危济困,属于“补漏型使用”(11)何明洁、潘语:《资源视角下社区基金对社区治理的作用研究——基于成都市15支社区基金的分析》,《社会工作与管理》2021年第2期。,即投向财政经费尚未覆盖但群众有实际诉求的社会服务,通过简单的操作流程,实现及时精准帮扶。
(三)社区社会组织培育和支持平台
作为资源性小微枢纽,社区基金的资助方向不仅在于辖区内的困弱群体,而且在于不同发展阶段的社区社会组织,具体体现在为社区社会组织提供资金扶持和项目资助,从而为“五社联动”进行组织化动员。即资助社区内的公益慈善类组织、生活服务类组织、社区事务类组织、文体活动类组织等开展活动,为丰富社区居民生活、解决社区问题、增进居民联结提供组织化助力。重庆市九龙坡区石坪桥街道“社区阳光基金”引入第三方专业机构(恩派公益),重点孵化培育7类社区社会组织,通过“社区公益提案大赛”的形式支持社区社会组织成长与发展。从国内实践中不难看出,社区基金作为资源枢纽,通过为社区社会组织提供立体性支持,为其营造良好的发展环境,助力“五社”动起来,助力社区活起来。
(四)社区公共事务议事平台
作为资源性小微枢纽,社区基金不仅具有慈善功能,而且更具治理意义。围绕慈善资源的使用,社区基金推动了社区内外利益相关方的持续互动,有助于实现从共建基金向共治基金的蝶变,从而为“五社联动”汇聚多方共识与力量。广州市花都区秀全社区基金吸纳街道民政工作人员、居委会工作人员、社区党员代表、社工站社工等组成基金管委会,在社区慈善基金运营过程中搭建议事平台,邀请骨干志愿者与基金管委会成员一起对社区当前面临的最重要、最迫切处理的事项进行讨论决策。成都市在社区基金的议事提案、决策、执行和监督4个环节,均引入包括管委会成员、捐赠人代表、社区自组织等在内的多元主体,围绕社区环境改造、文明行为倡导、居民自组织培育、基金使用成效等居民关心的公共议题,让每个利益相关者都参与其中。从以上实践中不难看出,社区基金作为资源杠杆,围绕资源议题搭建起社区公共事务议事平台,有助于粘合多元主体共同参与社区治理。
(五)社区慈善文化建设平台
作为资源性小微枢纽,社区基金不仅是社区社会建设的重要载体,也是社区文化建设的有效方式。通过社区基金的设立和运作,在实现对社区困弱群体帮扶的同时,扩充了社区社会资本,提升了居民的社会责任意识,从而为“五社联动”厚植慈善文化基础。2022年夏天,北京市朝阳区建外街道社区基金推出了“沁心益角”项目,该项目发动辖区内企业、员工和居民共同为快递小哥搭建起免费领取清凉饮品的“爱心角落”。为期两周的活动不仅筹集到3500 余件清凉饮品,超过2000人次受益(12)北京市朝阳区建外街道办事处:《北京市朝阳区建外街道:社区基金助力“五社联动”实践》,《中国社会工作》2022年第31期。,还让每一位捐赠者都感受到参与的喜悦,为社区基金后续项目的开展积聚了志愿者资源。《济南市民政局关于推动社区基金发展的实施意见(试行)》要求,对推动社区基金发展做出突出贡献的单位、个人、组织等进行表彰,培育“向上向善”的社区慈善文化。从各地的政策与实践中不难看出,社区基金通过选取居民共识高的议题汇聚在地性慈善资源,瞄准区域内的受益人群,有利于获取广泛的群众基础,即社会慈善资源的“社区化”助推了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良好局面形成。
从“资源互赖”的理论视角出发,社区基金作为社区治理主体之一,在与社区、社会组织、社会工作者、社区志愿者等其他主体的资源交换中赢得话语权与自治权,进而实现其治理功能。然而,受制于政策制度与社区内部结构对资源的分配和限制以及组织间资源依赖的程度,社区基金实现资源性小微枢纽的社会功能存在以下瓶颈。
(一)创新乏力:社区“两委”工作自由度受限
社区基金在社区党组织领导下实现资源汇聚功能。由社区党组织和居民委员会代表的社区,作为基础性平台整合本地慈善资源、汇聚共同体建设之合力。然而,基于济南市L区的调研显示,社区工作千头万绪,“小巷总理”日理万机,社区基金工作专员短缺。例如,“明星社区”迎检迎调频繁,社区书记虽然关注社区基金等治理创新工具,但专项工作时间有限;为快速完成行政任务,社区基金的启动资金往往由社区“两委”联系密切的个别企业独家捐赠,资金来源社会化严重不足;区级社会组织孵化中心与基金管理平台虽然组织过多次社区基金专项培训,但由于缺少工作专员,多数社区书记或具体工作人员仍然对基金运作流程、项目策划申请等细节存在困惑。究其背后原因,在于政府、社区与社会组织间的职责边界不够清晰,社会力量承接社区服务能力不足,多元主体参与社区治理的体制机制不完善。
(二)活力不足:社区社会组织数量偏少
社区基金对社区社会组织的资助型培育有助于构建“五社联动”中组织间良性的合作伙伴关系。即发掘动员社区既有草根能人,引导其带动骨干居民组成规范化的社区社会组织,自主提供社区服务,协商解决社区难题,从而构建起稳定、有活力、多方协同的社区治理模式。然而,基于济南市L区的调研显示,社区社会组织数量偏少、活力不足,社区社会组织参与社区治理渠道有限。例如,《山东省培育发展社区社会组织专项行动实施方案(2021—2023年)》提出,到2023年底实现各市城市社区平均拥有不少于12个社区社会组织,而不少“明星社区”仅拥有5支社区社会组织,且文体类组织占比较大,服务型、治理类组织偏少。究其背后原因,在于社会域发展依然较为落后(13)王名、蔡志鸿、王春婷:《社会共治 :多元主体共同治理的实践探索与制度创新》,《中国行政管理》2014年第12期。,居民的社区认同与社会责任感未得到充分激发,兼具社会价值与创造性的志愿服务项目体系尚未形成。
(三)角色不清:社工专业优势释放不充分
社区基金实现资源募集与分配的社会功能需要专业人力资源支撑。社会工作者作为社区社会建设场域中的专业主角,不仅要充分发挥在困弱群体急难帮扶、功能修复、心理疏导、社会融入方面的专业能力,还应在动员和链接社区内外慈善资源方面展现风采。然而,基于济南市L区的调研显示,社区基金的善款来源存在行政化的路径依赖,社工在善款筹集方面存在本领恐慌,居民对于捐款的体验感不佳,捐赠的粘合性不高。例如,社区基金过度依赖政府来源资金或驻地爱心企业的小额捐赠,慈善捐助活动的社区参与率不高,吸纳多元配比资金额度非常有限。究其背后原因,在于社会工作者的社区调研精准性不高,契合居民需求且适应当地经济发展状况的社区服务项目不多,资金管理平台与枢纽型社会组织的专业支持不充分。
(四)居民缺场:社区志愿者参与不足
社区基金作为资源枢纽的功能实现离不开与社区文化资源之间的交换。充足的社区慈善文化资源表现为数量众多的社区志愿者。社区志愿者是积极参与社区公共事务管理的热心居民,是解决社区问题的催化剂,是生产自主性社区的润滑剂。将社区成员编织到柔性的社会网络中,创造性地提升社区服务的多样性与人情味(14)杨丽、赵小平、游斐:《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理论、问题与政策选择》,《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6期。,是社区基金的使命所在。然而,济南市L区的调研显示,社区基金在居民中的知晓度、认同度、影响力还有很大提升空间,社区基金在培育社区慈善文化、提高居民参与热情、增加社区治理活力方面发挥的作用有限。例如,伴随社区重大活动或时令节庆开展的常规筹款次数较少,用于表彰社区能人的基金额度较小。究其背后原因,在于社区基金缺乏对于居民参与意愿的精准调研,慈善文化品牌活动策划不到位,针对志愿者的激励保障机制不完善。
(五)制度悬浮:社区基金自身建设不规范
社区基金的可持续发展建基于制度形塑的行为模式,包括多元募集机制、多元管理机制、多元监督机制在内的运营管理方式保障了基金运营的合法性,完善的组织体系使基金培育、资源链接、慈善赋能更加有效。然而,基于济南市L区的调研显示,市区两级的相关政策文件、操作指引悬浮于社区情境,脱嵌于既有的治理模式,社区基金网络体系尚未搭建。例如,社区工作者对社区基金的相关政策文件并不熟悉,社区基金管委会虚置无力,社区协商议事机制鲜有围绕基金募集和使用议题开展,与社区大型公益活动并行的筹款活动较少,区级慈善会或社区基金会未向社区基金提供专业化的平台支持。究其背后原因,在于行政推动与社区内生动力之间存在张力,枢纽型组织的网络优势未充分发挥,社区基金从业人员赋能培训有效性不足。
作为资源性小微枢纽,社区基金应当加强与社区、社会组织、社会工作者、社区志愿者等其他主体之间的双向赋能,持续激发地方性社会互动与支持网络活力,从而在高质量发展中实现治理功能。
(一)价值赋能:坚持党建引领
社区党组织的价值凝聚地位为社区基金募集资源的公信力背书。有别于西方社区基金会整合资源的多中心主义,我国是基于政党中心主义视角下的多元主体深度价值认同(15)徐家良、成丽姣:《“服务激活社会”——五社联动驱动社会建设的运行模式》,《治理研究》2023年第2期。,通过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引导与配合,实现各治理要素赋能。社区党组织处于“五社联动”中的领导地位,通过区域化党建联合体建设,整合社区党建资源,形成以社区党组织为核心的,机关党建、企业党建、社会组织党建积极参与的党建共同体,凝聚社区治理的资源合力。济南市L区S社区党委与辖区内律师行业L区第一联合党支部共建,由律所主任担任社区法律顾问,通过开设普法小课堂服务居民,该律所党支部还为社区基金启动捐赠3000元。在社区基金成立初期,社区两委代表在基金管委会中起主导作用,协调整合辖区内资源,但这并不等于将社区基金作为社区两委的下设机构,也不意味着由社区两委代行基金管委会决策权。将社区基金作为社区两委的协作伙伴,建立二者间交叉但不重叠的组织架构,厘清二者权力边界,完善社区基金多元治理结构,培育社区基金的独立运行能力,是社区基金良性运行的首要任务。
(二)组织赋能:有效培育社区社会组织
社区社会组织是社区基金持续运行的人力资源基础。基于社区基金管委会工作的公益性特征,其成员均为兼职,从而使社区基金常规工作的开展缺乏人员。由社区社会组织承担社区基金的运行,从社区问题特征出发,设立服务项目,撬动社区能人,能更好实现基金服务社区的常态化。调动社区社会组织参与社区基金运行的各环节,较好地应对社区基金的人力资源缺口,是国内各地运行活跃的社区基金所呈现出的共性经验。部分社区社会组织将活动自筹经费汇入社区基金,提升组织财务管理规范化水平;部分社区社会组织发起议案,向社区基金申请资助;部分社区社会组织承担基金资助项目的社区调研、项目执行、善款监督。社区基金可以采用社区公益微创投大赛的形式,着重孵化培育公益慈善类社区社会组织,形成社区公益慈善资源共募共用共享机制。作为资源性小微枢纽,社区基金应致力于为社区社会组织提供赋能支持,针对组织类型及其所处的发展阶段,提供有针对性的资源支持方案,搭建组织间横向网络,从而优化社区公益生态。
(三)专业赋能:发挥社会工作者牵头作用
社会工作者是社区基金高质量运行的专业人力资源支撑。社区基金的运作过程包含各种类型的复杂事项,从居民动员、善款筹集、资金使用、监督反馈、相关利益主体关系维护等,都需要专业化工作人员的引导和参与。乡镇(街道)社工站的专职社会工作者经历过系统的社会工作专业理论和方法训练,擅长对各种社区问题进行专业化诊疗,对处于困境的各类社区成员提供精准服务,对广大社区居民进行组织动员。由专业社会工作者引导社区基金的运行过程,有利于提高基金资助项目的服务质量。由乡镇(街道)社工站的专职社会工作者负责社区基金的日常运营管理,也是国内各地运行活跃的社区基金所呈现出的共性经验。济南市L区将街道社区社会组织联合会作为社区基金的执行机构,由街道社工站统筹推进社区社会组织联合会与社区基金的运行,从而能够更好地整合社区内的组织资源与慈善资源。然而,基于基金管理与人群服务的专业属性差异,进一步提升专业社会工作者在基金运营方面的专项能力,还离不开基金管理平台举办形式多样且有针对性的慈善社工赋能培训。
(四)网络赋能:广泛动员社区志愿者
社区志愿者之间的联结是激发社区基金运行活力的必要网络资源。伴随现代市场经济向社会各领域的深度嵌入,社会成员间呈现出关系疏离、链接松散的原子化生态。内生于社区的各类能人和热心居民,是重建居民联结的重要枢纽,他们作为扎根本地的社区熟人,可借助地缘优势和信息优势,通过领导社区志愿服务,推动社区顽疾得到化解(16)原珂、赵建玲:《“五社”联动助力基层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河南社会科学》2022年第4期。。社区志愿服务是现代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是激发居民参与意识、扩充社区社会资本、补充社会服务供给、建立兼具规范性和自主性的社区共同体的重要载体。社区基金应致力于设计资助能打动人心的公益项目,吸引社区志愿者参与社区服务供给并带动筹款,同时进一步整合社区能人附着的商业资源和社会资源,从而切实发挥社区基金在青少年保护、养老服务、环境治理、安全管护等社区公共事务中的影响力。除此之外,社区基金的资助方向还应特别包含对于社区志愿者的激励,通过细分表扬、真情感谢、证书激励、优惠递进、时间银行、暖心关爱等方法的灵活运用,回馈志愿者获得参与服务后的成就感、满足感、价值实现感。
(五)制度赋能:加强社区基金规范化建设
加强自身规范化建设是社区基金持续汇聚社会慈善资源的前提。以管委会能力建设为重点的社区基金规范化建设,是社区基金高效开展活动和运行项目的前提,是增强社区基金公信力和影响力的基础。伞状化组织体系建设是应对社区基金单体规模小、专业化水平不高、组织间缺乏沟通等发展问题的有效对策。济南市L区社工总站选择青年社工喜闻乐见的“社区基金剧本杀”模式,瞄准社区基金的五大知识难点,以贴近现实工作的剧情,高度模拟的工作场景,呈现复杂的人物关系和棘手难题,展现优秀案例的“精髓”,使社工等相关工作人员明确了社区基金的含义、责任主体、性质、使用方向、设立流程。济南市L区创益园作为区级社区治理创新平台,建立市内第一个区级枢纽型社区基金,重点用于以项目方式支持各社区基金、社会组织培育发展以及困难群体发展服务,陪伴社区基金健康成长。从实践中可以看出,出台行业内部相关制度规范社区基金健康发展,创新从业人员赋能培训形式,完善多层级组织体系,是加强社区基金自身规范化建设的必然要求。
本文从“资源互赖”的理论视角出发,认为社区基金作为社会慈善资源的具体表现形式,其生成和存续既依赖于与社区、社会组织、社会工作者、社区志愿者的良性互动,又反哺于包括社区基金在内的五社联动网络。即社区、社会组织、社会工作者、社区志愿者通过对社区基金进行价值赋能、组织赋能、专业赋能、网络赋能,加之社区基金自身的规范赋能,助力其实现社区慈善募捐平台、社区慈善活动和项目资助平台、社区社会组织培育和支持平台、社区公共事务议事平台、社区慈善文化建设平台等治理功能。然而,受制于政策制度与社区内部结构对资源的分配和限制以及组织间资源依赖的程度,在当前“五社联动”的现实场域中,社区基金实现资源性小微枢纽的社会功能存在创新乏力、活力不足、角色不清、居民缺场、制度悬浮等发展瓶颈。今后,分类细化研究社区基金与其他社区治理主体间双向赋能的理论基础与现实路径,将有助于持续激发地方性社会互动与支持网络活力,从而助力社区基金在高质量发展中实现治理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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