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成飞
在新中国成立前夕，华南解放区已经建立了琼崖临时人民政府以及潮梅、东江、北江临时人民行政委员会。广东“三分之一（1/3）以上的县建立了人民政权和民兵、农会、青年团、妇女会等革命组织”〔1〕。1949 年10 月14 日，广州解放。该年底华南城乡相继解放，各县、市、区、乡、镇新政权普遍建立。次年5 月，海南岛战役结束，华南地区迎来全境解放的新局面。
尽快建设和巩固新生的人民政权，乡村基层政权建设工作刻不容缓。作为华南地区的行政负责机构——中共中央华南分局①1949年4月8日，中共中央香港分局改称“中共中央华南分局”，1949年8月1日，叶剑英任第一书记，同年12月中共中央华中局改称“中共中央中南局”，华南分局由中南局领导，领导广东、广西省委和香港工委工作。1955 年5 月，中共中央华南分局撤销。（以下简称“华南分局”）领导了政权建设工作。作为新解放区的华南地区，与华北革命发展道路有所不同。时任华南分局第一书记的叶剑英明确指出：“华北是长期先做好农村工作，农村包围城市然后夺取城市，所以华北农村基层问题小，我们则是不同的。是先夺取广州，后建立省、专、县、区等政权这样的程序。目前县以上政权为我掌握，但乡村政权不能掌握，正像玩扑克牌打‘百分’，已经到‘挖底’的时候了。目前县以上政权基本是我们掌握的；
区大部分是我们的，少数是人家的；
乡村大部分是人家的，少数是我们的。因此，政策到了乡村就交代不下去。”〔2〕其时华南乡村基础薄弱，政权根基不稳。匪特、地主、恶霸、劣绅、宗族、保甲长以及会道门等势力混杂乡间，充斥基层社会。各势力时常联合反抗新政权，严重威胁新政权的生存，影响人民对新政权的认同，“如果不立即进一步地将工作推进到农村基层组织中去，仍然把双脚悬在半空，那就要犯严重的原则性的错误”〔3〕。如何破坏一个旧世界，建好一个新世界，即如何破以保甲长为代表的基层旧势力及其依赖的政权基础，立新生人民政权之基，培养乡村新干部队伍，成为华南新解放区乡村社会严格管控与有效治理的迫切任务。鉴于学术界关于新中国成立初期的乡村工作问题和城市基层政权建设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华北、华东、西南的事实①这些方面的研究成果主要有：张济顺：《远去的都市：1950 年代的上海》，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 年；
崔丹：《新中国成立初期上海旧职员政治认同研究（1949—1956）》，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 年；
黄利新：《新中国成立初期北京市城区基层政权干部队伍建设》，《中共党史研究》2012年第1期；
熊阿俊等：《组织嵌入：1949—1953年成都的政权建构与社会整合》，《党史研究与教学》2017年第5期。华南方面的研究亦有部分涉及，如〔美〕傅高义：《共产主义下的广州：一个省会的规划与政治（1949—1968）》，高申鹏译，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8年；
杨奎松：《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史研究》1，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10年，等等。，本文立足于华南新解放区的特殊情形，讨论华南分局对保甲长等乡村旧势力的改造和利用问题，以此分析在新中国成立初期，新政权因应时局而对乡村传统势力所作的不同于华北等地的改造策略和使用方法，展现华南乡村的独特区位因素和传统政治结构。
华南乡村一经解放，基层政权的体制模式和组织形式也随之发生变化。其中，废除国民党时期的保甲制度是乡村政权建设的首要环节。因应各地解放基础和实际情况的差异，废除保甲制度在时间上有先后之别，在措施上有侧重点之异。但废除保甲制度是大势所趋，取而代之的是各乡村纷纷建立的区、乡、村三级政权，成立农会或村民小组等基层组织，明确“一切权力归农会”的政权组织模式。农民协会代替旧保甲政权，新干部队伍代替保甲长人员，乡村人民政权建设有了一个新的开始，这为之后乡村诸项工作的开展奠定了组织基础，提供了干部队伍。
一些较早解放的地区先成立农会后废除保甲制度。云浮杨柳镇早在1949 年4 月即积极建立和健全农会和民兵组织。该镇首先由群众民主选出各乡农会会长，成立农会，后“宣布一切权力归农会，废除保甲制度，减租减息，筹粮筹款支持主力连队，维护生产秩序，禁止偷抢、种鸦片”〔4〕。一些地方先废除保甲制再建立政权组织。1949 年11 月6 日，北江临时人民行政委员会颁布《县区乡临时机构组织草案》，宣布废除保甲制度，建立各级区乡政权和组织。9 日，又“发出对旧县、区、乡人员处理的指示，要求留用旧政权专门人才”〔5〕。有些地方先保留保甲制度，经过多次调整乡村政权后始废除保甲制，以村农会或村民小组代替之。1949 年12 月2 日，德庆县人民政府布告全县，该县“行政区划设置为2 区1 镇11 乡，乡以下暂以保甲制度推行政令”。尔后，该县行政区划设置进行多次调整：如1950 年1 月设置调整为4区12乡(镇)，4月设置调整为5区12乡(镇)，同时废除保甲制，成立村农会或村民小组。〔6〕还有些地方通过召开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宣布废除保甲制度，在乡以下设村、里组织。如1950 年5 月1日，海南儋县解放。同月，儋县人民政府召集各界人民代表参加人民代表会议，提出加强地方政权建设，废除乡村保甲制度这一旧政权体系，在乡人民政府之下设立村、里基层机构。〔7〕
从1950 年开始，华南分局原则要求各地“摧毁保甲制度，实行人民的专政”〔8〕。分局在中南区的要求下，确定了适时废除保甲制度和适当留用保甲长的策略。1950年3月，政务院通过的《中南区一九五零年的工作任务》指出：“在一九五零年，必须普遍地召开省市县的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和区乡农民代表会议，并制度化，以扩大人民民主政权的群众基础，加强各个阶层间的团结。今春三个月内，凡未开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的各县市，必须召开一次，已开过的地方需再开一次。今后一年内省级须开一次至两次，各县各市每三个月左右召开一次。区乡两级则须认真普遍地召开农民代表会议，适时废除保甲制度，由农民代表会议选举乡村人民政府，同时还须认真地推行调整干部，确立制度，改进工作方法，把政权机构逐步地健全起来，藉以集中革命力量开展当地经济文化建设与社会改革工作，巩固既得胜利。”〔9〕华南分局要求各地执行中南区决定，适时废除保甲制度。1950年4月，广东省下发通知，要求各地搜集“保甲的利用与摧毁，及群众优势的树立情形”〔10〕等信息，为新乡村政权的建设做准备。
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到1950 年6 月，各乡村相继废除保甲制度，广东“全省共建立99 个县(市)、557个区、2411个乡、4403个行政村、16699个自然村，形成了从省到市县、直到基层的一整套政权机构”〔11〕。经过召开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和农民代表会议，被组织和发动起来的群众逐渐增加。9月底，“参加农民协会的农民有320万人，参加工会的工人、职员有15.8 万人，参加妇女联合会的妇女有82.39 万人，许多地方还建立了民兵组织”〔12〕。10月，广东宣布基本上“摧毁了旧保甲，建立起人民政权和人民团体，大大提高了群众的觉悟和组织性”〔13〕。在中国长久存在的保甲制的废除，在乡村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宝安区干部说：“万恶的国民党反动派，利用他们的‘保甲制度’，以‘连坐担保’的方式，残酷地迫害我们广大的人民群众，用极其荒谬的管制理念和政权形式，把人民群众逼上绝路，迫使我们不得不起来反抗。面对这样的反动政权，我们只能把它打倒……我们已经打倒了反动的旧政权，我们还要建设自己的新政权。所以，人民政权要彻底地废除那种用来枷锁人民，推行了上千年的‘保甲制度’，运用更民主、更科学的区、乡、村三级管理方式来为人民服务”〔14〕。旧政权被视为“枷锁”和压迫，保甲制的废除给乡村社会带来了新的希望。
华南乡村虽已陆续宣布废除保甲制度，但这条制度链条上的保甲长并未被立即清理出去，反而被新政权暂时保留，并加以改造和利用。寻其原因，乃系新政权出于新中国成立初期复杂紧迫的形势和繁重多艰的任务的综合考量。新中国成立初期，新政权面临的首要考验为严峻的粮食供给形势。其时，全国各地区的存粮远不能满足解放后人口迅速增加以及诸项建设事务的实际需求。为解决这一紧迫问题，各级党组织和政府在中央号召下，将征收公粮作为头等大事来抓。而与粮食形势同等急迫的问题是新解放区干部队伍严重不足。据载，“一九四九年大军南下时，中共中央只派了1700 多名干部进入广东”〔15〕。对此，叶剑英在政务院第三十八次政务会议上报告称：“广东地区远离中央，情况复杂，干部力量不足。”〔16〕华南分局第三书记方方也说：“由于形势的发展和工作需求的急切，干部大大地欠缺，目前已感不敷，将来更加不敷。这工作是当务之急，是有决定意义的一项工作。”〔17〕
急需一批新干部是形势所需，废除旧行政人员就不能操之过急。在方方看来，“目前仍是军事时期，一切行政措施不得不照顾到军事胜利，服务于军事胜利（如粮食、车辆、运输），使我们不能按平时一般的来措（处）理问题，”而“我们管理政权是要建立新的一套，铲除骑在人民头上的老一套，建立为人民做好事的勤务员的新的一套。在这方面，就并不是接收、换人就能够解决问题，就不是老的公务员的‘等因奉此’例行公事能解决问题。要研究，要创造，要培养干部，要改造老公务员，都不是急迫能做好的事”。因此，他要求行政委员会及其以下各级组织机构应遵循以下两个原则：“1.否定老的制度，彻底推翻它；
至于一些机构、人员，则酌情留用或调查研究以后改造使用，一切以人民翻身、为人民服务为原则。2.推翻老的制度，就是要推翻封建制度，但当我们新的尚未建立，青黄不接之际，为着防止混乱，我们可以采取有分别有步骤重点的来推翻整理，然后再及全面。”〔18〕这就意味着，旧制度的废除和旧行政人员的弃用不能一刀切，尤其当解放区还处于青黄不接的军事时期，处于新制度尚未建立的特殊困难之际。
于是，在华南新解放区的基层行政队伍中，除了有长征干部、抗日干部、解放干部、起义人员，还包括留用人员。保甲长便是留用人员的一种。这既跟解放初期紧迫的支前、征粮工作以及基层干部紧缺有关，也跟其熟悉地方情况便于工作开展相关联。保甲长在支前和征粮工作中仍然被需要。华南分局对支前工作作过如下分析和决定：“大规模的作战行动，必须有巨大的有力的支前工作相配合，因此，我广东全省党、政、军、民应该紧急动员起来，以全力支持大军作战，争取这一战役的迅速胜利。”其时，支前筹粮工作有许多困难，除受地形、人力、交通运输等因素制约外，还包括干部不足和新干部经验缺乏等难题。至于借粮的办法，“在我政权尚未建立或尚未巩固的新区，还须尽量正确利用旧保甲人员，以便迅速完成借粮工作。但也必须首先向群众说明我之借粮政策，经过群众民主评议，确定借粮数目，防止保甲人员任意摊牌。并须对保甲人员实行严格监督，检查账目，向群众公布借粮数字，以防其营私舞弊，贪污中饱”〔19〕。新政权尚未建立和巩固之前，适当合理利用保甲人员，有助于迅速完成征粮支前工作。
在华南分局指示下，各县开始布置征粮工作任务。新会县解放后，第一区人民政府饬令各乡镇长保长负责征收公粮，“略以一九四九年度公粮，经公布开始征收，并着原有纳粮组人员，从新具报迅，予开展工作，如各乡镇未成立之前，仍由该乡镇长保长负责监督组织征收，不得藉词推诿，并即具保呈该管公粮征收处核备，把握时机，喻晓业户扫数缴分交，否则原有乡镇保长，要负责完全责任的”〔20〕。1949 年征收公粮工作在新会县已全面铺开，为研究各乡1950 年的秋征任务，加深江门旧镇保甲长对秋征认识及自报办法，新会县第一区、第二区征粮委员会纷纷于2月召集各镇保甲长召开征粮座谈会。各乡士绅、耆老及各乡农民代表亦参与其中。〔21〕座谈会主要讨论“征粮如何合理”“如何达成征粮任务”“各乡对征粮办法疑问”三个问题，并阐明征粮系根据“‘田多多出，田少少出，无田不出’的合理负担原则去办理的”。此外，有人提出“鼓励旧保甲长立功赎罪”，因而要求各乡镇长保甲长遵循合理的原则协助工作队完成征粮任务。〔22〕西江区各县动员学生、农民与工作队共同完成征粮任务。该区在总结征粮工作的报告中，特别提出郁南的经验，即通过邀请贫农、中农、小学教师、开明士绅以及保甲长，召开临时各界代表会议，号召他们协助完成征粮任务。会上不仅详细阐明征粮政策，还给保甲长指出新的出路，“他们以前都做过国民党的帮凶，压迫过老百姓是有罪的。今后必须忠诚协助征粮工作，将功赎罪”，以此调动保甲长的工作积极性。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保甲长必须执行的三件工作，即“协助征粮”“帮助收枪”“报告匪情”〔23〕。
使用保甲长等旧势力，可能出现新风险。在华南分局改造利用基层政权和其行政人员的过程中，时常出现地主、恶霸勾结保甲人员等以多种方式规避和抗缴公粮之事。这些方式包括“叫”“诈”“骗”“拖”“逃”“挑拨离间”（挑拨政府、军队、工作队的关系）“上层路线”（到上层去控告，造成一种舆论）“隐蔽粮食”“分田、分粮、假分家”“不理不睬，诈骗准备坐牢”“用各种方法来引诱干部”〔24〕10 种不良倾向，致使征粮任务难以顺利完成，保甲长等旧势力给人以“劣”“恶”之形象。这也不是华南地区的特有现象，《人民日报》对其他新解放区出现的这些征粮情况也有所报道：“各地征粮工作开始后，地主、恶霸曾利用各种方法进行阴谋破坏活动。有的大量瞒田，将负担转嫁给中贫农；
有的更勾结旧保甲人员，欺骗群众，企图制造全村集体瞒田。”〔25〕不仅集体瞒田，而且联合抢劫公粮、造谣破坏，以金钱和“美人计”引诱征粮工作队干部等事层出不穷。
出现诸多征粮弊端，原因有二：其一，大部分乡村政权尚未彻底改造，政权仍掌握在地主恶霸以及被其操控的旧保甲长手里。广东省政府在工作指示中说明：“本省征粮总额，约占全省农业总收入百分之十七（17%）左右，从战争需要和财政困难来讲，是并不算重的；
但由于解放较晚，任务紧迫，时间短促，干部缺乏，大部分乡村政权又尚未获得彻底改造，地方恶霸仍然利用旧的权势，隐瞒黑地，分散财富，偷运粮食，转嫁负担，拖欠公粮，千方百计装穷叫重，阻挠破坏。所有今年公粮负担有畸重畸轻现象。但一般的讲，是地主较轻，农民较重的；
而在地主之中，又是大地主较轻，小地主较重。”〔26〕其二，工作队对征粮缺乏正确认识。其中又出现三种典型的错误倾向：“第一种是把征粮工作看成只是向群众要东西，认为不能通过征粮来发动群众；
因此产生脱离群众，单纯依靠保甲人员，用行政命令进行摊派的偏向；
对地主恶霸及其爪牙的破坏行为，也未能发动群众予以打击，致使地主富农利用各种空隙，瞒报田地，对抗征粮工作。第二种是存在着单纯的‘任务’观点，认为征粮任务紧迫，等征完粮后再发动群众，造成在工作中不顾政策和强行摊派的错误倾向。第三种是少数干部害怕与封建恶势力作斗争，甚至为地主的伪装和利诱所迷惑，丧失了立场，擅自为地主减轻负担，有的并在群众大会上替地主讲情，助长了地主的凶焰，引起了农民的不满。”〔27〕因此，在个别地区征粮的任务一时无法完成。
总之，华南分局在对保甲长等旧势力的利用策略上，一方面因应华南新解放区的实际情况，一方面借鉴老解放区吸取利用旧保甲人员改造利用的相关经验，相当小心地推进了此项工作。①1950年1月26日，在广东省政府转发了中央临时人民政府关于汇报有关材料的通知中，提及华中解放新区的经验。省政府列出本府急需了解的13条事项中，第一条为“目前在剿匪反霸中，如果建立区村政权，特别在利用旧保甲人员有什么经验□（及）初步建政中的经验与典型范例”。参见《广东省人民政府通知关于汇报有关民政材料》（1950年1月26日），《广东政报》第1期，1950年4月。首先是有区别有步骤地保留保甲长，在限定其为新政权服务的身份和工作之范围后，要求其协助征粮、帮助收枪和报告匪情。其次，华南分局很警惕地提醒各地方在使用保甲长的过程中，不能过度依赖保甲长，导致地方工作为其控制。甚至要求群众对之进行监督，防止其营私舞弊，贪污中饱。再次，华南分局多次强调，对保甲长的使用是暂时的、过渡性的，而使用他也是给他以将功赎罪的机会。
新中国成立初期，华南乡村通过废除保甲制度、召开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等一系列方法，已经搭好了一整套的基层行政架构，建立了区、乡、村三级基层政权结构，并组织了农会、村民小组等组织。但这一套政权架构和组织显得尤为“杂”而“弱”。恰如叶剑英所说，许多人反映“上层好，中层少，下层糟”。“下层糟”反映了基层组织不纯的基本事实，意味着新建立起来的基层政权，大多数尚不巩固。“恶霸地主的威风没有被打落，故解放后的广大农村，按其实际，封建势力仍占统治地位。”〔28〕究其原因，有内外两个方面。
就内部原因而言，是旧残存势力的盘踞破坏。其时，广东省内仍有大量土匪未被肃清，遍布于全省各地的会道门组织仍未根除，“部分农村还直接间接处在地主恶霸的控制之中”〔29〕。由于当时干部十分紧缺，分配干部只能采取“由上而下，先主要后一般”的办法。因此，“为了急于建立组织和急需干部应付工作，特别应付征粮，和政治上麻痹，阶级警惕性不足，就七拼八凑，以各式各样的人等填塞到各个部门……至于下层区乡组织工作队员，更是龙蛇混杂，真假难分”〔30〕。从广东省解放初期的干部情况来看，“大部分的县、区级干部拥护新政权，能够严格贯彻执行政策法令；
然而，乡、村级管理机构的干部来源却极为复杂，有做过土匪的、有原国民党军官，或者是本地的流氓地痞和地主帮凶等”〔31〕。人员成份复杂导致人心不稳，基层政权一时无法稳固亦属必然。
就外部原因而言，是敌对势力的渗透挟持。华南地区毗邻港澳，面向海外，是国民党反动派和各帝国主义反动势力的掩藏之地。而经英、美、葡等帝国主义所培养训练的匪徒时常窜入沿海地区〔32〕，尤其盘踞在各岛屿，以此作为“反攻大陆”卷土重来的温床。他们与地主恶霸、土匪特务等多股势力混杂乡间，时常联合起来，组织破坏或篡夺新生基层政权的反革命活动。据统计，“仅一九五〇年，就有2 个县城、6 个区政府、80个乡和178座仓库被袭击，被杀害的干部、军人达1050 人，受伤560 人，损失枪支2917 支、粮食70多万公斤”〔33〕。这些数据显示，反革命的活动仍然猖獗，新政权的建设形势相当严峻。
由以上诸多事件造成的严重后果是基层政权被敌对分子和坏分子所掌握。据华南分局统计，在高要县“一千二百九十二个村，有一千二百七十九个村为反动派所操纵，只有十三个不是的。就是我们能掌握的政权，干部政策水平低，作风又不好”。在东江河源蓝湖乡七个村中，“匪特引诱干部腐化，对干部说，‘你们生活苦，加征多些谷，杀鸡吃吃’。特务就暗中记起来，以后到一定时期后，就在群众面前控告，特务就起来打倒我们的干部，而篡夺了政权，掌握了七百余民兵，其中有五支枪是政府发的。拉我落水，打倒我而篡夺政权，这是敌人很巧妙的斗争方法”。在北江，土匪甚至说：“农村是他的世界，学校是他的宣传部，政权是他的交通部，税局是他的供给部。”除此之外，还有边区、飞地、三不管的地方，“如南海三水边有一百多个村庄，老百姓说他们未解放，从未有工作人员去过”〔34〕。
在这些破坏活动中，部分乡村保甲长是直接参与者。有保甲长参与组织庞大、名目繁多的会道门组织。比如解放后，仁化县的会道门组织依靠国民党残余势力、地方恶霸继续设坛。“归根道”道首张上洲与廖湾村保长刘中理等人在金龙山秘密参加“忠义堂”反动组织，并在刘中理和石塘大地主李克能的协助下，将廖湾村旧庙修建成“西林寺”道堂〔35〕，一同组织反抗新政权的秘密活动。还有的地主则利用保长身份掌握村政。〔36〕在清远，国民党反动统治集团及其代理人，在此隐蔽潜伏了大量的反动武装力量、残余势力和地方反动势力。据不完全统计，“包括有原国民党残兵败将（反共救国军）、‘青年党’、原国民党乡长、保长等人员，地方反动绅豪地主恶霸，不法分子，各类型土匪等各种反动武装，共有近万人”。这些匪徒时而隐蔽，时而公开集聚，煽动拉拢落后人员进行串联，甚至建立点线开展反动宣传，窃取有关重要情报，搜集各式武器装备，伺机在全县范围内进行骚扰和破坏；
他们“时而策划骚乱，组织暴动，袭击围攻区、乡人民政府，暗杀残害党政干部和群众中的积极分子；
时而投毒放火，打家劫舍，奸淫掳掠，滥杀无辜，毒杀牲畜、破坏生产，无恶不作。清远三分之一（1/3）的乡，五分之二（2/5）的区曾先后遭受过匪特袭击”〔37〕。
有些村政权和基层组织则被保甲长直接掌控。宝安县在全县解放前就已经井然有序地建立了县以下的老区、半老区的村政权（也有一部分是新中国成立后建立的），新区是新中国成立后建立的。因其属于沿边县，国民党残余势力多盘踞在大铲岛、内伶仃岛上，以港九为跳板，频频骚扰该县，并混入村政权、农会、民兵组织之中，因而导致“宝安基层组织内部‘血液不清，骨头不硬’，存在问题比较严重：老区干部政治上不纯的较少，半老区、新区政治上不纯的较多，表现为一是政治不纯，二是思想不纯，三是工作作风不良，甚至有部分村政权基层组织为敌人和坏分子所控制”。在全县310 个行政村中，有123 个不够健全，“其中有36个乡仍由伪保长充任”〔38〕。根据当时宝安县委的调查：“全县299 个行政村，有4个村的村长是原国民党政权的保长，其中有的还经历过日伪时期、国民党统治时期；
黄田村的村长曾是国民党军153师的士兵，当村长后公开破坏征粮工作，鼓动地主不交余粮，还造谣恐吓民众，甚至强奸妇女；
有的村长每月要向村民征收一二百元港币的工资。南头的老百姓说：‘现在的村长是保甲长，叫我们怎么能抬头？“解放”的哪是我们，是地主恶霸！’”“全县约有50%的村政权干部存在隐患；
民兵中有超过三分之一（1/3）的成员不可靠。”〔39〕
无独有偶，根据南路专员李进阶同志报告，高雷地区工作较好之新区茂名和老区遂溪情况如下：“茂名××乡二十四个农会，改造过的二十三个农会，领导成分不是地主、富农就是旧保长、旧乡长、伪乡保长、农会与工作队相互勾结，生产救灾时，农会不向地主借粮，却向贫雇农借粮。借到的粮食，除了请乡长请工作队吃饭，就救济破落地主。”〔40〕在揭阳，“根据一百二十七个村的统计，洗刷改造的村干部中有地主、富农十六人，确系地主爪牙的四十四人，伪乡保长一百零四人，贪污分子一百二十四人（有多至贪污公粮二万斤者），国民党便衣三十八人，流氓头子七人，土匪、地痞、二流子五十三人，不是太坏也不好者三百八十二人”。东江河源蓝湖乡，“几乎整个为匪特把持，副乡长、公安委员被匪特收买，中心小学校长兼教联主任×××为匪特支队参谋长，十三个村有九个被控制，十一所小学为匪特把持，十二个教员是匪特分子，农会、妇女、青年会亦有一半以上为匪特所掌握”〔41〕。此外，据珠江专区估计，“全部乡村政权中，较巩固的约占百分之二十五（25%）；
为地主、恶霸、流氓掌握的亦有百分之二十五；
情况不明，工作薄弱甚至是空白的占百分之五十（50%）”〔42〕。
诸如此类情况在华南乡村颇为普遍，表明乡村基层政权和组织面临着非常危险的境况。广东省副省长古大存说：“我们目前基层政权尚有将近一半不是我们或不完全是我们的(个别地区占75%）。”〔43〕叶剑英表示：“目前尚有百分之十九（19%）的乡村政权未建立，而已建立起来的又很不健全。或则空有招牌，无群众基础；
或则为恶霸地主及其走狗所盘踞，实质仍是封建阶级的天下。”〔44〕广东海岛局长尹林平甚至说：“对旧保甲人员，没有向群众说明这是他们将功赎罪、改过自新的表现，以致这些人解放后依旧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45〕被地主恶霸和保甲长等旧势力控制的大部分村政权和组织，给新政权的建设带来了严峻考验，这实际上揭示了新中国成立初期华南乡村基层政权和组织的基础甚为薄弱，一套稳固的基层政权管理体系尚未完全建立，这无疑严重威胁新生人民政权的稳定，影响社会治安和各项工作的正常开展。
建立健全和巩固基层政权，是民众认同服膺新政权的关键环节。当基层政权所面临的这些治理危机不断反映到华南分局时，华南分局对此予以高度重视，不断提出整顿基层政权、改造保甲长等旧势力的政策思路。
首先，华南分局把整顿基层政权、改造保甲长等旧势力确立为其时革命建政工作的中心任务。自广州解放以来，华南分局一直高度重视基层政权建设问题。1949 年11 月1 日，叶剑英草拟《一九五〇年广东的艰巨任务》文件提纲，认为要想完成广东这一年的艰巨任务，应对广东各种情况进行全面了解，首先就是乡村所面临的严峻问题：由于广东迅速地解放，使广东原来的老区（即原来的根据地）的工作来不及深入和发展，县以下的人民政权建立得不健全，“然而像这样的老区，与新区及半老区比较起来，所占的比例是特别小的。有些半老区，有组织的群众只占很小部分，只有部分地区有乡村人民政权”，广东的新区占极大部分，而新区群众没有发动和组织，乡村政权仍掌握在地富手中或在地富影响之下，土匪、恶霸仍在欺压人民。“总的说来，广东全省除少数老区，特别是经过双减的地区，曾给封建势力以打击，地主阶级的优势已被压倒外，其他如新区及半老区的阶级关系尚未起显著的变化。”〔46〕整体而言，叶剑英认为广东乡村的基层政权基础不牢、亟需改造。次年1月，华南分局专门召开各地党代表会议，分析讨论华南乡村政权建设状况和下一步的工作任务。叶剑英再次强调：“目前广东原来的老解放区的工作还不够深入，还没有系统地建立各种组织和制度，而广大新区的群众也没有发动和组织起来，乡村政权仍掌握在地富手中，土匪恶霸仍欺压人民。”〔47〕因此，“解放后的广大农村，按其实际，封建势力仍占统治地位”〔48〕。对广东乡村有了全面的了解和认识，就为下一步的中心工作找准了方向。
1950 年9 月5 日，广东省人民政府召开广东首届民政工作会议，中心议题为基层政权建设，涉及建政思想、工作方针步骤等方面的内容。叶剑英提出要把建立乡村政权和组织作为建政工作的中心任务，他认为基层情况仍然“最弱”“成分不纯”“组织不纯”，敌人因此有机可乘，故应“进一步发动与组织群众，重新检查并建立乡村政权，检查农会、民兵及其他群众团体的领导成分，并将这作为我们建政工作的中心任务”〔49〕。此次会议为广东的民主政权建设指明了方向。9 月19 日，叶剑英又说，“要以整理农村基层组织为当前中心工作”，因为“做了十个月的工作，基层政权还未搞好”，“目前最严重的问题在乡村，区有问题，县还可下去掌握，乡村太多了，不能直接下去掌握。因此，深入工作，巩固基层组织，是今后几个月的中心工作之一”〔50〕。9 月20 日，叶剑英在广东省首届民政会议上再次强调，要继续加强海岛、城镇工作及农村基层政权建设。之所以要把加强农村基层政权建设，改造保甲长等旧势力作为“建政工作的中心任务”，在于其对顺利进行土地改革以及巩固国防海防的重要意义。〔51〕
鉴于广东乡村社会给予封建势力打击的老区太少、封建势力原封不动的新区太多之事实，华南分局认为整顿基层政权、改造保甲长等旧势力应该成为此期革命建政工作的中心任务，做好这一工作将为此后的土地改革，以及巩固国防、维护国家安全做出基本的铺垫。为此，华南分局下大力气进行了基层政权的整顿和旧势力的改造。
其次，华南分局认定改善基层领导层，提升基层干部水平是整顿基层政权、改造保甲长等旧势力的关键环节。在革命年代，革命事业的成败关键看党组织的强韧程度和党员干部的精神素质。这一方面需要组织的建设，一方面需要干部队伍的教育和培养。在叶剑英看来，基层组织建设的问题，“今天还不是无产阶级思想与非无产阶级思想的问题，而是革命与反革命的问题，是掌握到我们手上还是敌人手上的问题”，同时也是“农会问题、民兵问题、政权问题，是组织问题、干部问题、领导和工作等问题”〔52〕。因此，基层政权建设工作是革命工作，争夺基层话语权是对敌斗争，这需要党组织自身的强固，同时把“一切匪特、流氓、地主、老兵油子、旧保甲长从领导机构清除出去”〔53〕。
加强党组织建设，首先要抓住基层组织领导这一关键少数。叶剑英称，“必须把乡村中的基层组织，特别是农会中、政府中、民兵中的领导成分，加以整顿，并使之巩固”〔54〕，这是对内进行土地改革，对外进行反革命斗争的要求，也是他们必备的政治素质和能力。事实上，有些地区针对此问题开展了系统性的建设工作。1950 年2 月，宝安县基层政权被敌人和坏分子所控制时，县委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及时召开全县党员大会，力图加强党的组织领导，提升党员的素质能力。县委决定对全体党员实行登记，并进行初步审查，“整顿组织和机构，建立健全会议制度，改变领导方法，密切上下级联系，密切党群关系；
对党员干部进行整风，提高党员干部的思想水平、政治觉悟，调动党员的积极性，使党员起模范带头作用，提高党在群众中的威信”〔55〕。通过加强党的坚强领导和组织的保障有力来筑牢乡村组织基础。
对基层干部队伍的持续教育和培养尤其重要。毛泽东曾说：“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56〕乡村政权建设需要出色的干部队伍作行政和组织的支撑。华南解放后，为加强对乡村政权的整顿和建设，就需要对乡村新干部进行素质培养。1950 年初，政务院通过的《中南区一九五零年的工作任务》要求中南区各地，“必须有计划地培养大批农民领袖，提拔本地干部，并于春夏秋三季分别将老干部、新干部及乡干部，普遍培训一次至数次，帮助他们学习政策，熟悉环境和新的工作方法，纠正其错误观点和错误方法，以加强与提高对农民运动和（的）领导力量”〔57〕。其时，华南解放时间短、地区新、情况杂、任务重、工作紧、干部少、经验缺，而求成心又切，加上刚从学校出来的青年学生和留用的旧人员在政府干部中所占比重大，造成“基层干部弱，政策水平低，结果政策交代不下去，各种政策一到乡村，就走了样”，新政权需要对干部队伍进行长时间的教育和改造，“结合合理负担、减租、反霸等群众斗争，有重点有步骤地给予正确的整顿”〔58〕。
本着改善基层组织，提升干部素质的目的，华南各地区、县根据本地区的主观情况和客观条件，有计划地集中力量重点突破，及时总结经验教育干部，依靠召开代表会议的方式逐步推广。鉴于农会和农会所领导的民兵是基层政权的支柱，华南各地从建立农会、民兵组织入手，点面结合波浪式地推进基层政权建设。在此基础上选取最好的积极分子去掌握政权，“各专区、县有计划地进行训练培养农民干部、墟镇的工人干部和一定数量的贫苦知识分子干部，以求得对党的政策在思想上领会透彻，使工作顺利展开”〔59〕。“华南地区的基层干部队伍建设从土地改革、‘三反’‘五反’开始，就从来没有结束的时候，一直延续到‘文化大革命’结束才算告一段落。”〔60〕其间虽然发生一些偏差，但党对干部的重视和教育一直是中共党组织的重要经验和优势。它是整顿基层政权、改造保甲长等旧势力的前提环节和关键保障。
最后，华南分局坚持走群众路线，通过农民代表会议来整顿基层政权、改造保甲长等旧势力。坚持走群众路线是中国革命成功的关键因素之一，而始终坚持走群众路线也是华南乡村政权建设的重要经验。新中国成立初期，华南乡村工作一度严重脱离群众。叶剑英在华南分局扩大会议上提出批评：“最近我们工作表现最特出的一点，就是脱离群众……农会、民兵为地富掌握，村乡的政权被保甲人员所排挤，干部的官僚作风，地主乘机利用我工作弱点向我们进攻，利用这种情形来挑拨我们与群众脱离。”〔61〕叶剑英所批评的现象相当严重地存在。在徐闻县，县长副县长对特务活动不闻不问、麻木不仁；
珠江地区开农代会，农民及代表却都不敢出席，地方居然组织流氓、保甲人员来顶替，农代会变了保甲长会议。脱离群众的现象相当严重。尹林平认为广东解放初期的工作表现为“掌握政策不稳，干部作风不纯，下层机构不纯，地痞流氓、旧保甲人员充斥，对这些混入我们基层的坏分子，我们思想上没有注意”〔62〕。曾生不仅认为“总的情况是我们县的力量较强，区上较弱，农村都为封建势力所掌握……今天很多地区依靠工作队、乡保长，干部问题，困难比较多的”，而且建议“现在由部队中的团政委当区委书记，连指导员兼村支部书记，另办农民训练班、党员训练班来训练新党员”〔63〕。李章达也评论说，广东乡、区政权已经建立，但还需要努力巩固，“我们是民主专政，我们依靠的是工农基本群众，因此在完成中央任务时，我们必须依靠群众。在统一财政上，在完成税收、公粮、公债的任务上，都要依靠群众才能搞好工作……要土改要先组织群众，最迫切的就是组织农会问题……要发动群众，组织群众，基本关键在搞好农会，但不是在赶快成立农会，要切实做到能团结广大群众才行”〔64〕。因为“个别地区干部不下乡搞工作，只在上面写写东西，发号施令，群众一再要求我们漠不关心，也是极端脱离群众的现象”〔65〕。
为发动群众广泛参与到基层政权建设当中，华南分局采取的最有效的措施就是召开农民代表会议等各类群众参与性强的会议，以此动员群众自己起来解决自身的问题。西江区通过召开各界临时代表会议的方式快速完成征粮任务，“执行得较为合理，完成任务也较快”〔66〕，改变了群众认为此任务都是保甲长操纵，与人民无关的观念。宝安县频繁组织召开农民代表大会和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宝安县长严肃批评乡、村两级政权和民兵组织因脱离群众路线而导致的组织“严重不纯的问题”〔67〕。华南分局基于农民代表会议的经验，明确了坚持走群众路线的做法。到1950 年年中，广东全省大陆八十三个县中，“开过人民代表会议的已有六十三个县，广州、汕头、湛江三市也开过一次或二次，一般都收到很好的效果。主要是普遍提高了群众的政治觉悟，使他们对共产党，对人民政府有了进一步的认识”〔68〕。在叶剑英看来，召开人民代表会议，不仅有利于较快完成各项工作，而且可以提高群众的政治觉悟，使群众对新政权有进一步的认识。于是，他进一步要求各地坚持群众路线，开好农民代表会议，通过会议建立和健全农民协会；
由农民代表大会选出乡人民政府委员会，以此整理和改造乡村政权。〔69〕
整顿农村基层组织意义重大，“农村基层组织健全与否，关系到党在农村的根基牢固与否”〔70〕。华南分局十分重视基层组织的整顿和保甲长等旧势力的改造工作。围绕这一中心任务，华南分局全面分析基层组织存在的问题，提出干部教育培养的具体原则，实事求是制定整顿基层组织的方针策略，为整顿基层组织的具体实践奠定了理论基础，提出了政策思路。
是否依靠旧政权，如何利用旧势力来解决新问题、建设新政权，是广东乡村改造过程中面临的一个普遍问题。海南区党委进行过辩证的分析：“我们应该肯定的说，原则上不应依靠旧基层展开工作，但又必须在不必须的原则下，实行有区别的对待，其中作风正派能联系群众的，应争取使用，作风不好，脱离群众的应教育改造，对阶级异己分子必须清洗，对党的支部及党员，同样应区别情况，分别那些可以依靠，那些只能个别使用，那些应该教育改造，那些属于阶级异己分子应淘汰清洗，一视同仁的看法是没有根据的，错误的。”〔71〕这种对旧基层政权既区别对待，亦教育改造或淘汰清洗的方法在华南各地的具体实践中普遍可见。在此基础上，华南分局通过清匪反霸、减租退押、镇压反革命和土地改革等一系列群众运动将基层旧势力分阶段有步骤地加以改造、整顿和清除，从而建立和巩固了新生的人民政权。
第一，通过清匪反霸、减租退押（简称“八字运动”）整顿乡村旧势力。根据华南分局要求，新区一经解放便应开展清匪反霸和减租退押的群众运动。1950 年1 月21 日，叶剑英提出华南分局本年度的基本任务之一为“开展反霸运动，贯彻减租和生产救灾工作，发动群众，准备干部；
准备办法，准备组织，争取今冬开始分配土地，为今后发展生产创造条件”〔72〕。但是，反霸不可成为一个独立阶段，它必须结合减租和合理负担来推进〔73〕，因为通过“开展减租退租运动，才能真正发动群众，团结群众，粉碎地主恶霸及匪特分子的阴谋破坏”〔74〕。于是，致力于改造旧势力的八字运动在华南各区展开。广东省政府随即将之作为该年三四月份的中心工作，省政府认为，大力发动并帮助群众进行减租退租，“是当前广大人民最紧迫、最普遍、最突出的要求，我们必须抓住这一中心环节，贯彻中南军政委员会关于减租退租、生产救灾等事宜的指示，开展减租退租运动，才能真正发动群众，团结群众，粉碎地主恶霸及匪特分子的阴谋破坏，克服春耕困难，改变目前的局面”〔75〕。
由此可见，清匪反霸、减租退押之间有密切的关系。新政权将减租退押与剿匪、肃特、反霸、反轰炸斗争联系起来。因为恶霸是地主当权派成为封建统治的社会基础，特务为其领导骨干，必须打破这一组织，才能从根本上改造旧政权。潮梅地委书记吴南生分析：“清匪反霸是党在农民中和地主阶级争夺领导权的斗争；
退租退押是从经济上普遍削弱地主阶级的。双管齐下，作为第一阶段，是从经济上结合农民当前迫切要求达到打下封建统治，初步发动群众的政治目的。”〔76〕各地执行分局和省府新指示的开展减租退租运动，把斗争的火势引向地主阶级、封建势力，“这一斗争现正逐步普遍展开，并得结合反霸斗争，这无疑的是撼动地主阶级统治基础的中心一环，是改变局面争取和发动群众的中心一环”〔77〕。在海南昌江，县公安局在八字运动中，严厉镇压曾担任国民党中队长的刘攀庭和保长张昌义联合组织的“反共救国青年军”，团结了群众。〔78〕在潮州一些地方的八字运动中，群众积极参加，热情空前，对曾任国民党的伪保长林××以往的恶行十分愤怒。经过多次批斗会后，将其绳之以法，判以重刑，最终被送往内蒙古劳改。而对于那些有错但不构成严重罪状的，则让他们“洗脸擦黑”。比如“一甲长林××，他有过错，在群众会上认错，接受群众批评。他最后在会上表示说：‘我过去有错误，一定要痛改前非，重新做人’”〔79〕。从历时两个月的兴梅区反霸运动中，亦可知一些基层旧势力被改造或清理的事实。反霸的对象“大多数是过去在乡村中有地位有权势欺压过人，劣迹较多的绅士，伪乡长保长，曾公应□的地痞、狗腿子等”；
运动的原则是“罪恶清还从严，处罚从宽”，处理方式是“反省会、批判会、讲理会等”，恶霸“大都是当众认错或写悔过书，或求群众息怒，保证今后做个好人。也有处罚劳役，偿还霸占财物，赔偿罚款等”。据统计，参加反霸运动的群众数量，“兴宁、梅县各达十万人左右，全专区七县估计至少共有四十万人以上”〔80〕。
在八字运动中，旧恶势力受到严厉打击，基层政权彻底整顿，干部得到充分锻炼，农民的觉悟得以提高，农会也在运动中迅速地建立、扩展和健全起来。在宝安县，为期六十天的八字运动“工作细致扎实，斗争尖锐猛烈，运动较彻底，农民情绪极高”。“在161 村中，共有141 村参加了联合斗争，共斗地霸及其爪牙499 人，算出果实53394.93 担，组织农民团员38424 人，占总人口的25%，发展积极分子1961 人，培养新干部373 人，建立新的乡农会38 个，村政大步改进，进出长短枪103 支，子弹1522 发，指出匪特36 人，管制1601 人（含过去），救出旱田15563 亩。”〔81〕在中山县，在退租运动中扩展了农会会员三万余人，组织了民兵2000 余人。番禺县扩展了农会会员10000 余人。在梅县，由于农民积极份子在运动中不断涌现出来，乡村政权跟着就很快改造过来。〔82〕根据1950年7月广东41县的统计，经过八字运动，“斗倒大小恶霸四百余人，基本上打垮了地主威风，建设与改造了乡村农会及改造了部分地区的基层政权。参加这两种斗争的群众，在一百万人以上，农民的政治觉悟，已经提高了一步”〔83〕。八字运动基本上打破了旧基层政权，揪斗了乡村旧势力。
第二，通过镇压反革命清理乡村反动旧势力。国民党败退台湾后，仍遗留了一大批反革命分子在大陆。他们不甘心于自己的失败，对新政权进行种种威胁和破坏。1950年广大新解放区，有近4万名干部和群众被反革命分子杀害，其中仅广西就达7千多人。针对这种情况，中共中央发出《关于镇压反革命活动的指示》，要求各级党委坚决镇压反革命分子。从1950 年12 月开始，一场大张旗鼓地镇压反革命的运动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土匪、特务、恶霸、反动会道门头子和反动党团骨干分子成为此次运动的打击重点。
由于特殊的地缘环境和新解放区的特点，广东匪特相当严重。据统计，“广东解放初期残存匪特共有一三五股，四万一千余人。经过四个月追剿，截至二月底，被我歼灭的共三万零七百五十九名。三月底止，被我歼灭的共三万三千六百六十二名（可能有一部分是匪区群众）。投诚四千五百三十二名。从数字看，歼匪占原有土匪百分之八二。但据四月份统计，仍有土匪二万四千余人。个别地区如北江土匪，仍有向上增长的趋势”，就区域而言，“匪特比较多的是珠江。据估计中山潜匪就有一万。其次是北江约一万人左右，再其次属西江和南路，各属五千人以下。粤中和东江各约三千人左右，土匪比较少的是兴梅和潮汕”〔84〕。从1950年10月至1953年，广东省各级人民政府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针对严重的匪患如期开展了大张旗鼓的镇压反革命运动。〔85〕至1953 年9 月止，广东全省残存散匪肃清完毕。在整个剿匪斗争中，共歼灭土匪18.73 万余名，其中团以上匪首达1000 多名。〔86〕通过剿匪斗争，广东地方社会治安得以稳定，社会秩序恢复，新政权进一步巩固，为其后各项政治经济工作提供了一个有利的社会环境。
在镇压反革命的运动中，“劣”“恶”保甲行政人员也被清理出去。例如，有人在回忆纳凤村的土地改革时，同时提及该村的镇压反革命运动：“1951 年7 月搞镇压反革命时，共产党抽调工作队进驻我村，成立了村农会，农会有民兵、妇女等组织，农会主席由陈上贞（纳凤村人）担任。当时的镇反运动主要是镇压地主恶霸，穷人们看到共产党英明，纷纷出来揭发和检举。在镇压反革命运动中，我村的钟庆祥（国民党中队长）、林有祥（国民党保长）被镇压枪毙……我村贫雇农主席团积极团结贫下中农对赵承基（地主、保长）、林正清（反革命）等地主反革命一个一个批斗时，都组织根子、连子和苦主上会场主席台进行诉苦，有时边诉苦边用手脚踢打地主，高喊口号‘打倒×××，斗倒地主，人民团结起来，贫下中农当家作主’，台下群众也跟着举手呼应口号。”〔87〕镇压反革命运动大规模清理了乡村旧势力，其中保甲长群体是重要的打击对象，有反革命倾向的保甲长群体基本被清除。
第三，通过土地改革运动改造乡村旧势力。解放初期乡村的各项群众运动，其中心任务都是为了顺利进行土地改革。按照中南局的指示：土地改革“乃是人民民主革命的第二场严重斗争。没有充分的准备，是不能获得预期胜利的。在今年除业已开始分配土地的地区外，其他各地的应将准备土地改革作为贯穿全年各时期与各项工作的一个中心任务。在不同地区不同时间所进行的剿匪反霸减租生产运动，都应围绕这个要求，逐步而有系统地发动群众，组织群众与武装群众，经过诉苦、‘追穷根’，组织农民自我教育运动，提高农民觉悟，扩大农民组织，建立一个强大农民革命队伍。为土地改革准备必要的群众基础。必须普遍地召开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和区乡农民代表会议，废除保甲制度，建立乡村民主政权，团结大多数人民，为土地改革准备有力的政治保障”〔88〕。毫无疑问，废除保甲制度，建立乡村政权，整顿基层组织都是为土地改革做前期准备。
其时，旧势力千方百计阻挠和破坏土改工作队的工作，影响土地改革进程。1950 年底，英德县黄塘、美村两乡土改试点期间，不加区别地依靠原有乡、村干部找积极分子，结果找到3个二流子、1 个伪保长、1 个狗腿子，群众未发动起来。土改工作没有进展。〔89〕在德庆二区诰赠村，该村是个顽固的封建堡垒村，“不但大地主多，而且有反动的县参议长、乡保长。有反动的武装组织，常带国民党去攻打游击队和镇压人民”〔90〕。土地改革工作难有进展。在德庆三区各乡，类似的情况也时常发生。“当时留村乡垌寮村的地主恶霸勾结罗洪、九市、揽江等乡的地主、恶霸、惯匪、伪保长等人，组织‘反共救国军’企图对抗土改。”工作队将“全区一些罪大恶极的地主、恶霸、惯匪等反革命头面人物，包括留村乡的反革命组织头目，总共十几个罪犯抓起来，经县三人小组(县委书记、县长、公安局长)批准，分批执行枪决”。此举“打击了敌人的反革命气焰，稳定了民心，留村乡的土改，才顺利开展起来”〔91〕。
但群众一度成为清理旧势力的旁观者。土改工作队刚下村清理旧基层势力，经常吃闭门羹。当工作队与农民同劳动谈家常时，农民向其反映：“我们都是农民，也是穷人，虽在旧乡府做过事，也不过是为一日三餐，上面怎么说我们怎么做就是了。现在解放了，我们也拥护共产党，拥护人民政府，为政府效劳，搞好土改。今年上半年金郡的同志说我们是旧基层，好像把我们当成反革命看待了。原农会干部说，怎么我们也是旧基层呢？上半年来的土改队召开旧基层集训会，凡是国民党时期的正副乡长、正副保长、甲长、国民党员、三青团员、自卫队员、警察、地下军、旧农会会员，还有喃摩佬、神婆神棍等近百人，历时十多天，天天训话，坦白交代，互相揭发，改过自新，改邪归正，搞到我们个个自危，人人害怕。因此有人说，下批土改队来我们早出晚归，回家闭门，不与工作队接触，不要乱说话，以免日后麻烦。”〔92〕从农民表达的想法可知，土改工作队未事先做好群众的思想工作以及如何清理旧基层的相关宣传工作，导致清理旧基层的举动遭到了农民的误会，所以他们不敢接近工作队，也不配合工作队的工作。
为了加快土地改革的进程，工作队下乡后的重要工作内容是通过不同方式清理基层旧势力。其中重要的方式之一就是访贫问苦选根子，扎根串联找恶霸。宝安县总结了一整套动员基层，开展反霸斗争的经验。如诉苦工作要找根子，结合典型诉苦、个别诉苦、集体诉苦、对比诉苦，并且要上升到集体层面和制度层面，而非将诉苦看成是个人问题和孤立问题。通过耐心发动、培养典型、充分提醒，解决贫雇农怕丢脸、怕报复、怕孤立的思想，进行“联村斗、联乡斗，此起彼伏，互相呼应，形成斗争热潮，在反复诉苦讲理下，分化瓦解其雇工，动员□女诉苦，男女老幼一起来，动员面大，人证物证众叛亲离”。农民诉苦后变了心壮了胆，贫雇农斗争同族兄弟，“谁和你兄弟了，你姓地，我姓贫”，“你的爸爸是K，我的爸爸是共产党”。立场分明，阵线清晰了。农民普遍反映“诉苦好，不诉苦不觉悟，不诉苦恶霸死了眼也不闭”〔93〕。经过反复诉苦后反霸斗争，农民队伍强固了。在德庆，国民党残余势力以及地痞流氓多如牛毛，基层旧干部比例多且良莠不齐，党组织在此没有基础。工作队经过一段艰苦深入的访贫问苦，启发忆苦诉苦，逐步选定了一批苦大仇深的根子。在工作队的领导下，该村边串联、边发动，形成对旧势力的斗争态势。在充分揭发斗争的基础上，经上级政府批准，该村“先后正法了两个罪大恶极的伪乡、保长恶霸龙兆洪、梁文炳”〔94〕。这种工作方法不仅发现了根子，也打击了反动旧势力，保证了土改工作的顺利进行。在旧政权改造的过程中，伪保长被视同为地主恶霸。据土改工作队员回忆，“农村的封建势力，国民党反动派的主要人物，就是当时的乡绅、伪保长，这就是地主恶霸”〔95〕。在土改的过程中，保甲长作为恶霸的一种被清理了，而通过这种方式，群众被普遍动员起来，参与运动的欲望强烈，与旧政权和旧势力决裂了。
对部分旧干部集中进行审查，并管制改造。四会县解放后，农村基层干部未经审查、培养，质差、不纯。土改准备时期，“全县各乡都把旧基层干部集中起来，美其名叫学习，实际上是管制”。将基层旧干部集中起来进行教育，让他们明白“国民党已彻底垮台，不要对他存有幻想，过去干过对人民不起的事的，只要认识了，交代清楚便是进步表现；
对地主、反革命分子要敢于揭发。要相信党的‘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立功受奖’的政策”。有的经过一段时间的学习，改过自新，后被安排当农业社的干部。〔96〕
综上所述，整顿基层与八字运动、镇压反革命和土地改革等一系列群众运动之间是相互影响、相互促进的。整顿基层为各项群众运动的开展提供了政权和组织基础，而通过开展一系列的群众运动，基本上清除和改造了乡村旧势力，进而让贫下中农逐渐成为基层政权和组织的主人。
新中国成立初期，新生的人民政权面临着诸多考验。作为新解放区的华南地区，其时社会形势十分复杂和严峻。一方面，华南地区是国民党长期统治的区域，在败退台湾之后，国民党的残余势力继续活跃于华南地区，盘踞于沿海岛屿，试图“反攻大陆”，这给华南基层政权建设带来相当大的压力；
另一方面，华南地区面向海洋，毗连港澳，英、美、葡等帝国主义的匪徒时常混入沿海和内陆，也给新政权以外部的压力。同时，华南地区的会道门组织庞大，封建势力亦未彻底根除。可以说，多股“逆流”一齐涌向政权基础甚为薄弱的乡村。他们不仅组织各种破坏新政权的反抗活动，诸如威胁乡政府、暗杀乡干部、造谣破坏、打家劫舍等，而且还采取各种办法掌控农会、民兵组织等基层组织。这些事实都成为建设和巩固新政权的极大祸患。在此过程中，保甲长等旧势力曾在相当程度上控制了基层政权，新政权新政策无法落实到乡村，乡村群众还没能对新政权产生认同。但迫于新中国成立初期支前、征粮以及干部资源紧缺等严峻形势，诸多革命建政工作需要留用一批旧乡村势力作为过渡。在此背景下，适时废除保甲制度，适当留用保甲人员成为新政权在新形势下的现实选择。
为了解决乡村政权组织“杂”而“弱”的问题，彻底改造基层政权，清除旧势力，进而通过国家的进场建立和完善人民政权，华南分局将改造旧基层政权、清理保甲长等旧势力作为革命建政的中心任务，依靠组织建设、新干部培养，群众动员的农民会议等方式开展改造旧势力斗争，并通过分阶段有步骤的八字运动、镇压反革命和土地改革运动等对旧势力进行了彻底的整顿、清除和改造，保甲长这一特殊群体在中国历史上最终销声匿迹，或者被清除出群众队伍，或者被改造成新国民，就此退出了历史的舞台，这不仅使中国乡村传统的旧势力趋于消灭，也培养一批乡村新干部，巩固了乡村新政权，准备完成中国乡村社会的现代转型，最终为革命时代建政的完成和人民政权的完善巩固开辟了新场域，迎来了新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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