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兴华
（安徽师范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安徽 芜湖 241002）
移动互联网技术的发展，特别是数字技术的突飞猛进，使我们真正步入了数字时代。数字技术不仅为我们打造了一个全新的数字化政治、经济和文化世界，而且也开启了一个全面数字化生存的时代。如今，我们的学习、工作和社会行为的信息也被数字化了。在政治生活领域，数字民主似乎也正在成为一种取代传统民主的新型民主，迅速引起了较多学者的关注，成为学界研究的热门话题。然而问题是，数字民主果真是一种新型民主？数字民主真的能够推进民主制度发展？这些问题不仅涉及人们对数字民主本质的认识，而且还关系到数字时代民主政治制度的发展，因而，我们只有弄清这些问题，才能真正发挥数字技术在实现真实民主中的作用。
自古以来，民主就是人类普遍追求的价值理念，这不仅因为民主象征着人能自由平等独立地行使自己的权利，而且也因为人本来就是政治性动物。自古希腊开始，政治性就被视为人的根本属性，亚里士多德认为“人天生就是一种政治动物”[1]，政治生活是人的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对人的政治性及政治生活的关注，就成了思想家们研究的重要主题。在政治哲学家阿伦特看来，无论是“劳动”还是“工作”都不能使人成为真正的社会性存在，而唯有“行动”才能使人从私人领域走向公共领域（政治生活领域），成为社会性的人。人也正是通过“行动”这一社会政治性活动将自身塑造成社会的人。既然人是政治性的人，那么只有政治生活状况才能反映一个人的真实生活。而什么样的政治生活状况才算是一种好的生活？毫无疑问，能过上一种民主的政治生活即能够平等独立地行使自己参与管理政治和社会事务的权利就是好的生活。正因如此，追求民主一直是人们政治生活的核心，而民主制度建设也就成了政治制度建设的核心议题。作为一种价值目标，不同的时代也会因不同的价值追求而形成不同的民主制度，出现不同的民主形式。认清数字民主作为数字时代实现民主的一种新形式的实质，需要我们对民主发展的历史有比较清醒的认识。
回溯历史，我们不难发现，古今中外各种政治制度的演变映射着民主发展的历史。当然，不同的民主制度也反映了人们对民主的不同理解，正如美国著名政治学家萨托利（Giovanni Sartori）所言：“如果我们的基本概念含混不清，我们肯定只能得到糟糕的理论……在所有的政治制度中，民主是最迫切要求头脑清醒的制度。所以，民主理论要把有关民主应是什么、能是什么以及不是什么和不应成为什么的各种论证交织在一起的一团乱麻解开，以免使预期的善变成出人预料的恶。”[2]序言17-18这就是说，对民主概念的界定不清必将产生不同的政治后果。在古代西方，雅典人就曾给予民主详尽的解释，但在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那里，民主并没有受到很好的待见，正如英国政治理论与思想史家约翰·邓恩所言：“柏拉图针对民主统治，以及伴随民主形成和产生的生活方式，展开无数猛攻……他视民主在本质上是针对价值、礼度和良好判断的疯狂削弱手段，是种愚蠢、邪恶、具有残酷潜能的统治方式，也是对良好生活可能性的正面攻击”[3]28，“柏拉图痛恨民主，也不加自我约束……亚里斯多德则较为冷静，不会被感觉所左右，并在最终结论中对他人的判断也能接受。对他而言，民主本身并不是良好的统治方式”[3]30。追根溯源，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对民主的反对，是因为“民主制”意味着“民众统治”，而在古希腊，民众既可以是“人民”，也可能是“乌合之众”。“民主制”作为乌合之众的统治，“也就是暴民、粗俗者、草根下民与不胜任者的统治”[4]。因此，在古代思想家那里，政治生活只不过是少数统治者的专属品。
然而，要想使普通民众真正过上政治生活，恰恰需要的是民主。虽然自古以来人们的政治斗争目标都包含对民主的诉求，但真正对民主政治给予高度关注和赞扬的则是法国大革命。正是这场革命“将‘民主主义者’转化为党派称号和一种政治荣誉的象征”，“1789 年后，人们才开始提及他们所属的是‘民主化’的社会”[3]4。所以说，真正意义上的民主生活是近代社会的事，在近代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民主才真正成为人们追求的价值目标。
如果说17 世纪在霍布斯、斯宾诺莎等政治哲学家那里，民主还是个极具争议的词，还未真正成为政治的中心语，那么到了18 世纪末期，在北大西洋两岸巨大的政治危机面前，民主则真正进入了人们的政治生活，成为人们政治生活的核心诉求。但在近代资产阶级思想家那里，民主并没有真正成为人们的政治目标，只是他们实现政治目标的工具。正因如此，长期以来，人们对民主的争议不仅没有停止，反而成为诸多政治哲学家争论的焦点，且他们争论的焦点主要集中在两个问题上：民主到底是“多数人的暴政”还是“保护少数派”；
“代议制”民主和“直接”民主孰优孰劣？其实，这两个问题的实质都是对民主模式的探讨。回溯人类经历的民主制度变革，从人们参与民主的形式划分，有直接民主和间接民主两种形式。顾名思义，直接民主就是公民直接参政，而间接民主则主要采取代议制形式即通过公民选举代表参政，实现间接参政。虽然代议制诞生于古希腊的城邦共和制国家，但实际上古希腊是一种直议制国家即所有公民可以直接参政。严格意义上来说，近代的代议制起源于英国，此后西方不同国家的代议制尽管形式不尽相同，但都反映了在人口众多的国度，要想使公民都能参政，只能通过选举代表的方式。正如“代议制民主”的倡导者穆勒所说，代议制民主不仅可以解决庞大的社会成员无法直接参与政治事务实现民主的困难，而且能够避免暴政。然而，“代议制民主”同样存在弊端，穆勒也意识到代议制可能会使一些不配或不适合参选的人参与竞选，从而威胁到民主。随着现代社会人们权利意识的觉醒，人们要求平等参政的呼声越来越高，代议制民主在实践中其缺陷也慢慢暴露出来。政治思想家们开始寻求新的民主政治形式，法兰克福学派代表人物哈贝马斯就提出了协商民主的概念，于是乎，协商民主就被看成民主暴政的解决方案，但如何进行协商又成了一个新问题。
20 世纪末，互联网技术的发展无疑为民主制度的发展和落实注入了一针强心剂。这不仅是因为互联网技术的普及，网民数量暴增，更是因为互联网技术本身的即时性和高效性为网民的参政议政提供了便捷途径，特别是技术的客观性和公开性直接照亮了传统政治的黑箱。正是在互联网等现代数字技术的助推下，民主的实现方式也由过去耗时费力的线下参政变成了唾手可得的线上参政。因此，数字民主似乎成为数字时代的一种新型民主，并成为当下学界热议的话题。然而，数字民主果真是一种新型民主吗？
其实，数字民主也不过是“参与式民主”在数字时代的一种实现方式而已，它本质上并非一种新型民主。正如美国消费电子协会（CEA）首席经济学家肖恩·杜布拉瓦茨所言，数字民主“本质并不是新的。但是通过数字化数据并结合更多的数据流，政治运动可以把数据使用到极致”[5]230。所以说，数字民主的价值只不过是解决“参与式民主”困境的手段。以往的参与式民主很难实现大多数人参政议政的愿望，而保证大多数人参政议政本身就是民主的要求。随着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ChatGPT、脑机接口、人工智能大模型等技术的发展，数字技术已成为我们决策和处理各种事务的助手与合作伙伴，人工智能在很多方面已经超越了人类，正如美国计量经济学家伊恩·艾瑞斯所言：“对数据认真细致的分析可以揭示出传统专家们从没想到过的隐含的因果关系。”[6]数字技术的强大功能，在民主政治生活中不仅“在极大程度上消除了政治广告中的不精确性”[5]231，而且“通过数字化投票机器，投票正逐渐被数字化”[5]241。这种数字化投票活动，改变了传统线下面对面投票的民主参与形式。尽管如此，这也只是民主选举的一种形式而已，并非一种新型民主。数字民主只不过“预示直接民主和协商民主的一种新的可能性”[7]。因此，数字民主只不过改变了民主实现的技术手段，并没有在任何意义上改变民主的本质。
不仅如此，数字民主在实际的参政议政过程中也无法发挥民主的作用。美国政治学家马修·辛德曼在《数字民主的迷思》一书中，针对公众关于网络民主的美好想象与过分狂热指出，“通过对在线竞选、链接结构、流量模式、搜索引擎使用、博客与博主、内容生产的规模经济等主题的深入处理”[8]译序I，勾勒出了互联网政治的种种局限性。其实，数字民主给人的假象是：在数字化民主中，网络投票可以全民公投、公开讨论和评论，从而能极大地实现真实民主。所以，在数字民主主义者看来，数字民主不仅能保证最大限度实现大多数甚至全体参与式的民主政治，而且能因数字的客观性和公开性而保证民主的真实性。然而现实并非如此，数字技术也是一把双刃剑，它会造成新的问题，比如，数字鸿沟、信息茧房等，数字信息“仍然为一小群精英与机构所创造和过滤，在网络的每一个层次和领域都仍然遵循着‘赢家通吃’模式，体现着‘分形（fractal）’特征”[8]译序I-II。所以说，我们不仅要看到数字技术给民主实现方式带来的变化，更要警惕数字技术给民主造成的可能伤害。
让广大民众参与政治，保证民主的真实性，避免专制和独断，这是数字民主主义者支持数字民主的理由。然而，现实中数字民主给我们的只不过是参与制的乌托邦，正如美国计算机专家尼古拉·尼葛洛庞帝所言：“25 年前，我深信互联网将创造一个更加和谐的世界。我相信互联网将促进全球共识，乃至提升世界和平。但是它没有，至少尚未发生。”[9]专序5-6数字民主不仅没有达到人们对其实现民主的预期，反而还潜藏着一些可能催生新的政治精英、导致民众政治冷漠等风险。
首先，数字鸿沟不仅使网络协商民主无法实现，更可能造成加剧政治极化的可怕后果。虽然数字信息技术的发展“有助于动员之前并不活跃的公民去参与政治”[8]2，从而扩大民主政治的参与面，提高公众参政率，但事与愿违的是，现实中的政治参与率并未因数字技术的发展而大幅度提升，反而“加剧了新政治精英的产生”[8]6。这就是为何因特网在试图拉平现实中的不平等的时候，又创造了新的不平等。如果说，新的政治精英的产生是数字时代分配和掌控数字信息的不公平所导致的，那么，数字政治精英的出现反过来又加剧了数字鸿沟，而数字鸿沟的持续存在，必然使数字民主中的网络协商变得无法实现。这就是马修·辛德曼在《数字民主的迷思》里所说的：“在赛博空间中表达或许很容易，但想要被听见却仍然难之又难。”[8]185问题是，只有被听见的表达才是有效表达，否则任何高效的民主形式都形同虚设。所以说，数字民主很可能因数字政治精英的专制而走向政治极化。当然，数字时代的政治极化不仅体现为数字鸿沟导致的政治上的不公平和数字精英的政治专制，而且体现为民主思想观念的极化。众所周知，大数据的重要功能是其强大的数据挖掘和分析能力，它通过挖掘和分析民众的兴趣爱好，进行精准的信息投喂。这种精准的信息投喂，久而久之会形成“信息茧房”，封闭在不同“信息茧房”中的大众，容易出现思想极化。
其次，数字技术并没有兑现数字民主主义者关于民主化的承诺，反而导致了民众对政治的冷漠。互联网等新媒体技术为民众参与政治活动提供了便捷渠道，对于重构政治影响力、拓宽政治的公共空间以及调动民众政治参与的积极性、提高公众政治参与率等方面确实起到了重要作用，正如“霍华德·迪恩的竞选经理人乔·特里皮（Joe Trippi）散布说：‘因特网是我们所曾见过的最为民主化的发明，甚至远胜于印刷机的发明’”[8]2，但是这并不能改变数字时代的奇怪现象，即当代青年作为伴随互联网等数字技术发展而成长起来的一代，本应对数字民主抱有最大的热情，现实却相反，青年人对数字民主表现得越来越冷漠。虽然“媒体一再将网络政治描述为一种青年现象”，现实中青年人也使用网络，但“在网络政治方面却不是如此”[8]88，青年人对政治的沉默，恰恰充分体现了数字时代民主的悖论。
众所周知，在任何时代青年人都代表着社会的未来，因而青年人的世界观、价值观决定着社会和国家的未来走向。同样，青年人对政治的态度也必然影响和映射着政治的未来命运。“近20 年来的社会科学研究记录了青年人政治参与（political engagement）的衰落”[8]88，究其根源，主要有以下几方面：第一，是现代社会生活的高度物质化和价值观变化使然。任何一种民主政治观念以及人们对待民主的态度都受制于他们的价值观。现代民主政治始于文艺复兴时期人的觉醒，在经历了漫长而黑暗的中世纪之后，人们不仅迎来了思想上的解放，而且开始重塑自己的价值观。如果说，中世纪的人是为上帝而活，那么近代人则要为自己而活。在文艺复兴时期，“我自己是凡人，我只要求凡人的幸福”[10]成了被反复传颂的箴言。罗萨指出，在现代西方，人们的价值观出现了新的异化，“好的生活就是丰富的生活，也就是有丰富的体验与能够充分自我实现的生活”[11]，这样的价值观，无疑改变了人们所谓死后进入“极乐世界”和对政治理想的期待，更加关注现世和个体自我当下的感受。在现代世俗生活中，一切都被物质裹挟，现代人大多将过好物质生活视为自己的人生理想。科技发展，一方面满足了人们对于物质的欲望，另一方面也使社会发展加速化，每个人都生活在忙碌之中，“工作很多，以致每个人几乎没有精力和余暇去从事政治活动”[12]。
第二，是数字滥用导致民众政治热情衰减。数字民主的最大特色和亮点是电子选举，电子选举不仅提高了选举的效率，而且还可以摆脱各种干扰，以匿名的方式进行投票，从而更好地表达自己的真实想法。然而，现实生活中，数字民主并不总是能落到实处，数据不能被公平使用，数据滥用和数据垄断更是数字时代的一种常态。“一些大的数据公司可以通过某种方式来控制此前并不可控的选民行为”[13]，已经强烈冲击到西方代议制民主的根基，数字时代的代议制民主“逐渐蜕化为一种新数字寡头制”[13]，而数字寡头制无疑是传统政治专制的新变种。在数字时代，广大民众的民主表达形式更多的是通过博客等网络渠道进行的，但就目前而言，博客还远未达到实现普通公民进行自由政治表达的目的，所谓赛博空间中的民主也会在数字寡头的垄断下消失得无影无踪。所以说，在数字时代，无法兑现的民主必然使民众失去对数字民主的信任，最终消磨掉民众政治参与的热情。
第三，是数字化生存导致公共空间的缩小。如前文所述，政治活动发端于人们生存的公共领域和公共空间，作为社会的人，其本身就是公共领域的一部分，他的公共活动体现为政治活动，而人正是通过公共活动来展示自我并获得共同体的认同的。然而，数字技术从诞生起，就存在一种悖论，一方面数字技术在将我们带向远方的同时，又将我们禁锢在数字的世界之中，足不出户的生活阻断了我们同外部真实世界的实际交往，我们越来越成为一种“原子化”的存在。正因如此，尼葛洛庞帝认为：“当下关心数字商业的人数不胜数，但是关心数字社会基本问题的人少而又少。”[9]译者感言毕竟商业活动与每个人的物质生活息息相关，而政治活动则没有如此幸运，它在数字化的过程中，因公共政治空间的逐渐萎缩而被冷落和遗忘。这就如马修·辛德曼所质疑的：“‘网络化的公共空间’实际上究竟有多少公共性？”[8]171
综上所述，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虽然日益改变着这个世界，人们也因此变革着自己的行为方式和对世界的认知，但政治领域并未发生根本性改变。不可否认，数字技术确实带给我们行使政治权利的便捷途径，但它无法改变民主的本质。对于原本就漠不关心政治的人来说，数字技术未能真正激发他们的政治热情，相反，我们还需警惕因数字技术而导致的沉默政治。
数字民主看似能使每个公民平等地参政议政，使真实民主得以实现，然而真实情况是，数字技术只改变了传统代议制民主的选举模式。众所周知，选举是代议制民主制度的核心，而作为新型选举模式（即从线下选举转向线下线上相结合的选举）的数字民主，本质上依然是代议制民主，也就是说，数字民主实质上只不过是代议制民主在数字时代的一种新型实现方式。因此，数字民主既不可能从根本上改变代议制民主的本质，也不可能超越代议制民主，它依然是一种形式民主。在数字技术飞速发展的今天，如果要想使数字技术真正服务于民主制度建设，促使形式化的民主回归实质性民主，我们就必须走出代议制民主的误区，正确利用数字技术赋能民主制度建设。
西方代议制民主有着深厚的历史根基，在西方民主发展过程中占有重要地位，从而影响着人们对民主的认识。西方近代的很多政治学家对代议制推崇有加，如约翰·斯图亚特·密尔就认为“一个完善政府的理想类型一定是代议制政府了”[14]。代议制民主的核心是选举，因而代议制民主又被理解为票决民主。在亨廷顿看来，“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主流的方法几乎完全根据选举来界定民主……一个现代民族国家，如果其最强有力的决策者中多数是通过公平、诚实、定期的选举产生的，而且在这样的选举中候选人可以自由地竞争选票，并且实际上每个成年公民都有投票权，那么，这个国家就有了民主政体”[15]。因此，民主在很大程度上就等同于选举。由于代议制中选举的目的是选出代表或政治代理人来进行政治统治，选举遵循的是“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因此，代议制民主实质上又是一种精英民主，而精英不仅不能代表广大民众的利益，反而会形成少数人的政治专制，最终走向民主的反面。在数字时代，数字鸿沟也会强化精英政治，因此，要在数字时代实现真实的民主，就必须走出代议制民主的怪圈（即民主从反专制工具蜕变为专制本身）。同样，也只有走出代议制民主的怪圈，才能发挥数字技术的优势促进民主发展，实现真实性民主。
要走出代议制民主的怪圈，关键是要识破代议制民主蜕变的本质。代议制创立的初衷是使民众通过投票来行使自己的政治权利，它体现的是一种“人民统治”的基本精神。因此，代议制在初创时，也是建基于“人民主权”理念之上，遵循“主权在民”的原则。但是，代议制民主最终滑向精英政治而与人民为敌，其根本原因在于资本主义利益集团对社会的操控。华盛顿乔治敦大学战略和国际研究政治经济中心教授保罗·克雷格·罗伯茨就认为，美国两党选举是毫无意义的，“因民主党和共和党均依赖同一个强大利益集团筹募竞选基金”，“这些企业强权组成了一个选票难以撼动的寡头政治集团”[16]，也就是说，资本主义国家的选举实质是金钱游戏，选举不是代表人民的意志而是代表财团利益。由此可见，近代西方的代议制是不可能实现“主权在民”的理想的，代议制民主在丧失民主的实质内容之后，成了投票的代名词。在代议制那里，民主只是满足了人民对投票选举的诉求，国家只是满足了人民投票选举的诉求以及满足这个过程的程序，因为代议制强调的“‘人民的权力’仅仅是个省略句。这句话只说出了一个过程的起点便戛然而止。权力是针对某些人而行使，统治要以被统治者的存在为前提。人民的权力是针对谁呢？谁是人民主权的承受者和对象呢？因此这句话完整地写出来就成了：民主是人民对人民的权力。但这样一来便使问题完全走了样。它不但包括权力的上升，更包括权力的下降。在这条双向轨道上，如果人民失去控制权，那么对人民的统治便会危险地同人民的统治毫不相干”[2]62。
正因如此，数字时代作为代议制新形式的数字民主才会遭人质疑，如本杰明·巴伯说：“维持全球化的新技术是会加强民主，还是会损害民主呢？”[17]既然数字民主的精神实质依然是代议制民主，那么，数字民主就不可能是真实性民主。
何谓“真实性民主”？从词源学的角度看，真实性民主其实就是民主的本义。“民主的词源学定义很简单，即人民的统治或权力。”[2]45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将真实性民主理解为“人民当家作主”。而在实际政治生活中，真实性民主可以理解为：对国家而言，民主来自人民的诉求；
民主的目的就是要求政府满足人民的诉求；
民主就是人民提出诉求，国家满足人民诉求的全过程。西方代议制民主虽然有其完善的民主形式，但其建立在不公正、不平等的社会基础上，因而代议制民主还算不上真实民主。代议制民主中，精英掌控信息，公众无法平等地获取信息，导致公众政治冷漠，公众参与水平低下，最终使民主成为一种摆设。然而，真实性民主是建基于社会公平公正之上，保障人民的平等权利的，而这样的真实性民主只可能是社会主义民主，因为只有社会主义社会才将消灭私有制、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实现共同富裕作为自己的奋斗目标。由此可见，真实性民主绝非投票的民主，而是真正做到了人民当家作主，人民自己行使自己的政治权利。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人民是否享有民主权利，要看人民是否在选举时有投票的权利，也要看人民在日常政治生活中是否有持续参与的权利；
要看人民有没有进行民主选举的权利，也要看人民有没有进行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的权利。社会主义民主不仅需要完整的制度程序，而且需要完整的参与实践。”[18]因此，真实性民主不仅拥有一套完善的民主程序，而且更是一种实实在在的民主实践活动。
参与制民主拥有较为完善的民主形式，但无法实现真实民主，因此数字时代数字技术在推进民主化进程时，就不是仅赋能数字投票与选举，而是要将重点放在赋能民主实质性内容的建设与实施上。数字技术赋能民主的措施大体上有三个方面。首先，推进数字技术赋能民主发展的全过程。代议制民主将民众的视线集中在代表的选举上，因而数字赋能民主往往理解为数字投票与选举。然而，真实性民主是一种全过程人民民主，它强调民主的人民性、全面性和过程性，而投票与选举只是民主的一个重要环节，它不能代表民主的全部。所以，数字技术赋能民主就是要对民主进行全过程赋能。全过程民主包括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因此数字技术的民主赋能也应该包括对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的赋能。就目前数字民主发展的实际情况看，我们除了利用数字技术创新民主选举方式之外，还要利用新型的数字技术开辟让人民发声的新渠道和新途径，使人民真正参与到民主决策和民主管理中来，唯有如此，才能广泛集中民智、把握民意，推进民主进程。此外，我们还要发挥数字技术在民主监督中的优势，让民主监督真正落地见效。
其次，加大对数字技术的监管力度。数字技术作为技术发展的新形态，并没有改变技术的本性，在传统技术工具论看来，技术是价值中立的工具，因而数字技术也是一种工具。但是，按照技术哲学家芬伯格的理解，技术绝非价值中立的客观工具，而是工具与文化的聚合，“那些设计、接收和维持技术的人的价值与世界观、聪明与愚蠢、倾向与既得利益必将体现在技术的身上”[19]，可见技术并非一种简单的工具，而是负载价值的工具，因为任何技术背后都挺立着拥有特定价值观的人。其实，代议制民主正是利用了数字技术的工具性，从而使广大民众误认为数字民主就是民主参与方式的数字化，数字精英们也正是利用民众对数字技术潜藏价值的忽视而实现对广大民众的新专制。既然如此，在数字技术赋能民主建设的过程中，不仅要加强对数字技术隐含意识形态内容的审查，而且要加快制定数字技术使用方面的法律法规和标准[20]，为数字时代民众参政议政提供保障。
最后，提升公民的数字素养。数字技术能否很好地赋能民主政治建设，关键取决于公民的数字素养。2021 年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委员会印发了《提升全民数字素养与技能行动纲要》（以下简称《纲要》），将提升数字素养作为提高国民素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战略任务。《纲要》指出，公民应具备数字意识、数字知识与技能、数字应用和数字责任等方面的数字素养。毕竟，公民只有拥有了数字素养，才能学会用数字技术服务于社会发展。因此，在数字时代，用数字技术赋能全过程人民民主，不仅要提升公民对数字技术价值的理解，还要提升公民的数字技术技能。只有提升公民的数字素养，才能使公民正确使用数字技术参政议政，实现自己的政治民主权利，从而真正当家作主，才能进一步激发他们投身民主政治建设的热情。
总之，在数字时代，民主政治建设无疑离不开数字技术的赋能。在强化民主监督、优化民主选举方式等方面，数字技术已经起到了重要作用。但数字民主毕竟只是一种形式上的民主，还不是一种新型民主。因此，要想数字技术真正赋能民主发展，其努力的方向必然是突破程序民主的窠臼而走向全过程人民民主，因为只有实现全过程人民民主，数字技术才能发挥赋能民主的最大作用。当今数字民主所取得的成果还仅是迈向真实民主的第一步，而探索数字技术与全过程人民民主结合的路径必将成为数字时代推进民主化进程的重要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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