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玉婷
（阜阳师范大学 外国语学院， 安徽 阜阳 236037 ）
修辞性叙事学认为，在特定语境下，作者通过文本选择与理想读者进行修辞交流。读者通过深入细致的文本分析，努力推断作者的修辞目的。20世纪80年代末，修辞性叙事学的领军人物詹姆斯·费伦在《阅读人物、阅读情节》中提出叙事是读者参与的发展过程。他将叙事过程的基础界定为情节发展中的不稳定因素和表达情节的话语层次的紧张因素，并关注读者在阐释过程中对这些动态因素的动态反应。2012年，中国学者申丹首次提出隐性进程的概念，打破了自亚里士多德以来学术界建立在单一叙事进程上的理论概念和批评模式。此后，申丹和其他国内外学者使用该理论分析各种文本，如长中短篇小说、戏剧、电影、漫画等，在文学批评实践和反思中不断完善该理论。2021年，申丹出版了专著《双重叙事进程研究》，对隐性进程和情节发展构成的双重叙事进程展开了全面系统的理论探讨和模式建构。他指出，在许多虚构叙事作品中，存在一股自成一体、自始至终与情节发展并列前行的叙事暗流。这种叙事进程和情节发展呈现出不同甚至相反的走向，各司其职、交互作用，邀请读者对作品作出复合性质的复杂反应，通过对照补充或对立颠覆中表达作品丰富深刻的主题意义、塑造多维且富有张力的人物形象、实现隐含作者的修辞目的，并产生新颖卓越的审美价值[1]。
2021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阿卜杜勒拉扎克·古尔纳于1948年出生于非洲桑给巴尔岛。20岁时以难民身份抵达英国，之后长期在英国生活并获得博士学位，现为肯特大学教授，致力于后殖民文学研究和创作[2]。迄今为止，古尔纳已出版10部长篇小说。其中，《朝圣者之路》《多蒂》《赞美沉默》《海边》《最后的礼物》和《砾心》主要关于移民问题，《离别的记忆》《天堂》《遗弃》和《来世》主要涉及殖民问题[3]。2020年出版的《来世》展现了他对非洲殖民和难民问题的最新思考。目前，国内对古尔纳的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CNKI数据库中关于古尔纳《来世》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殖民身份认同困境和历史书写方面，仅有1篇文章探讨了该作品中的叙事策略，但都是从单一情节发展层面展开讨论。
本文从修辞性叙事学双重叙事进程理论分析小说，发现在以哈姆扎和伊利亚斯人生故事为主线的情节发展背后存在一股以哈利法家族发展为中心的叙事暗流。这2种叙事进程互为补充且构成反讽，塑造出了鲜明的伊利亚斯等人物形象，凸显了欧洲殖民对非洲的影响的不同方面。同时，展现出作者高超的叙事技巧和作品巨大的审美价值。
修辞性叙事学家詹姆斯·费伦提出叙事是读者参与的发展进程，并将叙事进程的基础界定为情节发展中的不稳定因素和表达情节的话语层次的紧张因素，关注读者在阐释过程中对这些动态因素的动态反应。其中，不稳定因素指人物之间或内部的冲突关系，它们导致行动的纠葛，但有时冲突最终能得以解决；
紧张因素指（不同层次的）叙述者之间或内部的冲突关系，以及叙述者与作者之间的冲突关系，涉及价值、信仰或知识等方面重要分歧的关系[4]。古尔纳的《来世》采用双线叙事的显性进程，分别以哈姆扎和伊利亚斯的人生故事为主线展开。通过人物心理冲突等不稳定因素推动情节发展，让读者看到欧洲殖民者在非洲犯下的罪行。同时，通过第一人称和第三人称的叙事冲突等紧张因素，启发读者思考殖民身份认同问题及其解决措施。
小说中塑造的中心人物是哈姆扎和伊利亚斯。个体内部心理冲突作为最主要的不稳定因素促使他们自愿作为阿斯卡利参加战争，并在战后作出不同的人生选择，穷其一生寻找心中的天堂，从而推动故事情节发展。
哈姆扎小时候被父亲送给沿海小城的商人做奴隶抵债，跟随商人深入东非大陆做生意，目睹德国殖民者和奴隶制对非洲人民的压迫和伤害。他对任人摆布、苟且偷生、一败涂地的生活状态感到不满。为了逃离无法忍受的环境，寻找自己梦想的天堂，他一时冲动加入阿斯卡利军队，成为德国长官的勤务兵。然而，在军队里他受尽欺凌和虐待，最终被士官长用枪打瘸了腿。他的亲身经历见证了殖民战争的残酷和德国军队势力的衰弱。
伊利亚斯小时候因无法忍受家人的贫穷和疾病，离家出走。他被驻防军阿斯卡利诱拐到山里，在一片德国咖啡农场长大。农场主将他送进教会学校学习，之后推荐他到沿海城镇一家大型德国剑麻庄园工作。他认为德国人善良、勇敢、聪明、乐于助人。在朋友哈利法的鼓励下，他带着高人一等的认知回到老家探亲，却发现父母已经去世。他找到可怜的妹妹阿菲娅并带她回城，教她读书写字。然而，一年后，德国与英国侵略者交战夺取殖民地，他自愿参加德国驻防军，再次将妹妹送回乡下。此后，伊利亚斯杳无音信。
战后，哈姆扎拖着半残废的身体回到曾经待过的海滨小城，在商人纳瑟尔·比亚沙拉的木材场找到称心的工作，经过自己的努力成为一名合格的木匠。他结识了心爱的女子阿菲娅并与之结婚生子，过上幸福的家庭生活。哈姆扎的儿子小伊利亚斯到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留学，调查走访舅舅伊利亚斯的下落，了解到战后他漂洋过海到达德国，改名埃利亚斯·埃森，在汉堡以卖唱为生，与一个德国女子结婚并育有3个孩子，参与纳粹组织帝国殖民联盟，为再殖民化运动摇旗呐喊，后来因违反纳粹种族法、玷污雅利安女子被捕，死于萨克森豪森集中营。
读者在阅读哈姆扎和伊利亚斯的故事时，可以看出欧洲殖民者在非洲犯下的滔天罪行，包括殖民战争、文化殖民、土地占领、掠夺劳动力等。哈姆扎作为阿斯卡利勤务兵亲身经历了殖民战争，目睹了许多残暴的场景，遭受了欺凌和虐待，逐渐认识到德国殖民者对非洲大陆的吞噬。哈姆扎被长官选为他的勤务兵后，不断遭受其他阿斯卡利和德国军官的羞辱：孔巴带头嘲笑他，“你就是个娘们，所以他才挑中了你。他要找个又可人又漂亮的人儿帮他按摩背，伺候他吃饭。到了山区，天气冷了，他需要有人像小巧可爱的老婆一样帮他夜里暖被窝”[5]79，军医调侃哈姆扎是中尉的心头肉，士官长管哈姆扎叫躲在指挥官背后的玩具兵，军官们在练习德语的过程中拿他当猴耍……这种轻蔑的态度让哈姆扎感到自己与群体格格不入，他默默忍受着军医、士官长和长官的猥亵，深刻体验到了殖民战争的残酷。
德国人带着所谓的“文明使命”到达非洲，表面上给非洲带去数学和其他许多聪明的东西，实际上是对他们进行文化殖民。正如长官所说：“这就是我们巧妙的谋划，只有孩子才看不懂。我们到这里来就是教化你们的。”[5]78伊利亚斯、尤里乌斯等人都是德国文化殖民的成功案例，他们为自己所受的德式教育和信奉的基督感到自豪。但哈姆扎结婚后噩梦惊醒时对阿菲娅说：“现在我再做噩梦，就觉得非常害怕。就好像朝我来的东西会用巨大的痛苦把我碾碎，让我饱受折磨，我淹死在自己的血泊里。我总觉得喉咙里全是血。我害怕的是这种感觉，而不是具体哪个人。”[5]267
这种隐含作者利用叙事进程中的紧张因素表达了他对文化殖民的态度，启发了读者思考殖民身份困境问题及其解决措施：一方面，通过不同层次叙述者对伊利亚斯叙事的冲突，凸显了伊利亚斯“被德国人吃掉”的扭曲人物形象[6]。另一方面，通过第三人称讲述哈姆扎和伊利亚斯的人生故事，指出非洲人要牢记历史、坚守自身的文化之根[7]。
伊利亚斯将他离家出走前在原生家庭倍受贫困和疾病折磨的生活与被德国农场主收养后接受德国学校教育、在咖啡农场干活的生活相对比，盲目地认为德国人给非洲带去了文明和新生活。在咖啡馆聊到即将发生的英德战争时，伊利亚斯说：“德国人天资聪明。他们知道怎么组织，他们知道怎么打仗。他们考虑得非常周全……最重要的是，他们要比英国人善良得多。”[5]51小说第三人称叙述者借众人之口反驳了他的观点：“德国人在这里已经占了三十来年了，杀了这么多人，搞得这个国家血流成河，尸骨遍野。这我可没夸大吧。”[5]52此外，伊利亚斯把自己打扮成城里人的样子，自认为比其他非洲人高出一等。例如，回乡路上，他客客气气地听车夫男孩讲自己的故事，以哈哈大笑回应，但在心里却认为对方是“乡巴佬”。而在第三人称叙事中读者明显看出德国人视非洲人为落后、野蛮的民族，阿斯卡利在军队中也承受着屈辱和虐待，为德国殖民战争卖命的阿斯卡利伊利亚斯没能成功申领抚恤金和功勋奖章。小说中，哈姆扎自第3章出场后在大部分章节中都有出现，而伊利亚斯的故事仅出现在第二章和第十五章，在其他部分则隐匿于妹妹阿菲娅的记忆中。哈姆扎无疑是小说的主人公，而伊利亚斯则是以哈姆扎为主线的故事中的一个角色。他们都参加了阿斯卡利的战争，但由于不同的儿时经历，他们对待德国殖民者的态度截然不同。战争结束后，他们做出了不同的选择，伊利亚斯选择逃离，而哈姆扎则回到沿海小城，过上了幸福的家庭生活。哈姆扎在反思自己加入阿斯卡利队伍时说：“我失去了家，因为盲目渴望逃离，还差点丢了命。”[5]268
修辞性叙事学家申丹认为，在许多虚构叙事作品中存在一种自成一体与情节发展并列前行的隐性进程。这种隐性进程在主题意义、人物塑造和审美价值等方面与情节发展相互补充或对立颠覆。然而，由于受到亚里士多德以来只关注情节发展的批评传统的束缚，这种叙事进程往往被忽视。要挖掘小说中的隐性进程，就需要打破批评传统的束缚，将文内分析和文外考查相结合，关注那些对情节而言看似琐碎离题的细节，同时注意文本成分的前后呼应[2]65。
古尔纳《来世》中，以哈姆扎人生故事为主线的情节发展背后存在以哈利法家族发展为中心的隐性进程。这2种叙事进程相互补充且构成反讽，塑造出了多维且富有张力的人物形象，如哈利法、纳瑟尔·比亚沙拉、伊利亚斯、阿莎、阿菲娅等。通过这些形象，小说凸显了欧洲殖民对普通非洲人民的伤害，歌颂了非洲群体充满爱和希望、积极向上的生存力量，忠实地书写了非洲历史，展现了对理想家庭生活的向往，表达了对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乐观态度，并指向了当下全球性问题的解决。这一切都展示了作者高超的叙事技巧和作品巨大的审美价值。
在以哈姆扎人生故事为主线的情节发展中，哈利法似乎是一个无足轻重的人物，关于他的叙述甚至显得琐碎离题，例如小说第一章、第四章和第六章。但仔细考察小说中哈利法相关叙述，发现处于作品开头、中间和结尾的相关文本成分相互呼应，构成一种与情节发展并行的隐性叙事运动，表达出与情节的主题意义相辅的主题意义[2]65。小说以介绍哈利法的身世和他所处的非洲社会开篇。哈利法的父亲卡西姆是印度古吉拉特邦人，完成学业后加入非洲海岸的会计队伍，在非洲一个印度地主家的农场上干活时遇到他的非洲裔母亲。大约十一岁时，父亲把哈利法送到附近城里一家私塾，跟几个印度裔男孩一起学习数学、会计和英语的日常用语。后来，私塾先生推荐他去印度古吉拉特邦兄弟的私人银行工作，一干就是11年。26岁时，哈利法遇到强盗商人阿穆尔·比亚沙拉，成为他的文书或者总助理。31岁时，哈利法的父母去世，阿穆尔·比亚沙拉把孤儿外甥女阿莎嫁给他，夫妻在婚礼前甚至没有见过面，由此哈利法与阿莎、比亚沙拉成为家人。实际上，阿穆尔·比亚沙拉的目的十分明确：一者转嫁照顾阿莎的负担，保护家族清白的名声；
二者保护自己的财产利益不受损失，比如，光明正大地占有阿莎的房子。阿穆尔·比亚沙拉借钱给无力偿还的阿莎父亲，并以他们的房子作为抵押，占有了房子。他的儿子纳瑟尔·比亚沙拉继承了这座房子和其他遗产，并留下哈利法继续为他工作。朋友伊利亚斯抛下妹妹阿菲娅参加德国驻防军，哈利法得知阿菲娅在乡下叔叔阿姨家被打后，立刻把她接到身边，由此，哈利法成为阿菲娅的养父。战后，哈姆扎孤身一人回到海滨小城，在纳瑟尔·比亚沙拉的木材场找到工作，之后与阿菲娅相爱、结婚、生子。小伊利亚斯出生后，阿莎太太去世，哈利法提议让哈姆扎和阿菲娅搬进更宽敞的主屋，自己挪到后院去呼吸新鲜空气，每天除了仓库的工作，就是在家忙着当爷爷。当纳瑟尔·比亚沙拉向哈姆扎提出让他出去租房子住时，哈姆扎的第一反应是担心哈利法怎么办，哈姆扎认为：“因为他是阿菲娅的养父。”[5]285显然，哈姆扎早已融入了哈利法的大家庭，哈利法也融入了哈姆扎和阿菲娅的小家庭。小说在隐性进程中讲述了哈利法的家族发展史，没有血缘关系的阿莎、阿菲娅、哈姆扎、伊利亚斯、小伊利亚斯、纳瑟尔·比亚沙拉、哈立达等人物都是哈利法家族的一部分，在冲突和互助中积极乐观地生活，共同抵御恶劣的殖民社会环境，启发读者重新定义“家”的概念。
哈利法善良、宽容、乐于助人。正如哈姆扎所感，“哈利法是一个多愁善感、代人受过的罪人，一个为别人的苦难和他那个时代所干的坏事承担罪责的人。他默默关心和照顾着阿莎太太、伊利亚斯、阿菲娅，现在又是哈姆扎。同时又用直言不讳的鲁莽无礼和一贯的愤世嫉俗来掩饰这种冷不丁冒出来的关心”[5]240。纳瑟尔·比亚沙拉从父亲那里继承了本应属于阿莎的房子，被哈利法称为“贪得无厌的无赖”。虽然2人偶尔会话不投机、恶语相向，但是纳瑟尔·比亚沙拉从没有把阿莎太太一家赶出房子或讨要租金，即使生意艰难时也没有解雇一个工人（包括哈利法），此外还帮助了战后孤单无助的哈姆扎。当哈姆扎拖着病体回到海滨小城，疲惫地站在纳瑟尔·比亚沙拉的办公室门口时，他想：“为什么不给这个傻小子一个机会呢？虽然他看上去很失意，但给他个机会，没准儿他能好起来。”[5]258阿莎太太一直在指责纳瑟尔·比亚沙拉偷走了她的房子，抱怨丈夫不按时去清真寺、把陌生人带进自己的家，嫉妒阿菲娅的年轻，反反复复罗列邻居们的种种缺点，但是她确实关心阿菲娅，在临终前与纳瑟尔·比亚沙拉完成了低调的和解。与阿莎太太和哈利法共同生活的日子是阿菲娅很知足的一段岁月，阿莎太太细心照料她、教她阅读《古兰经》，帮她布置自己的房间。阿菲娅成年后，然阿萨太太虽然迫不及待想把她嫁出去，但也会毫不犹豫地拒绝龌龊的咖啡店老板，即使对方给出让人心动的彩礼。与这些守望相助的人们截然不同的是伊利亚斯把妹妹阿菲娅从奴役她的乡下叔叔阿姨家救出，与她在一起生活了1年，教她读书写字、了解这个世界后，又残忍地把她扔回曾经虐待她的家庭，自己则加入以残忍和野蛮出名的阿斯卡利。乡下的叔叔称伊利亚斯为“一个没有责任感的人。不对，一个什么感都没有的人”[5]56。
哈利法开始跟私塾先生上学那一年德国人到达海滨小城，战乱似乎永不停息，德国人暴力镇压的威胁无处不在，欧洲殖民使当地人的生活充满艰辛、挣扎和贫困，但是人们仍积极乐观、不屈不挠。老商人阿穆尔·比亚沙拉突然去世后，留下许多债务，纳瑟尔·比亚沙拉几近崩溃，濒临破产，后来经过努力，生意慢慢恢复元气，他原以为只要有雄心壮志，情况一定能好起来。但英国皇家海军在坦噶战争中惨败后采取封锁海岸的策略，沿海地区贸易中断，使纳瑟尔·比亚沙拉陷入更危险的境地，人们日常生活所需的大米、面粉、咸鱼等物资也出现短缺。不过，纳瑟尔·比亚沙拉像其他商人们一样很快学会了适应和面对，匆忙囤积商品，为了保障供应，也防止货物被德国殖民者没收，他把楼下的办公室租出去了，并把文件搬去木材场，并让哈利法去看管仓库。后来，他积极投资木材生意，为战后修缮和重建家园做准备。战后，百无聊赖的哈姆扎拖着病体出现在充满市井生活气息的木材场时，看到纳瑟尔·比亚沙拉坐在办公桌后面，面带着从容的自信，他经过努力已经成长为木匠，有了以诚相待的朋友哈利法和心爱的女子阿菲娅，过上幸福的生活，实现了多年前的梦想。正如叙述者所说：“这个世界眼下虽然混乱不堪、满目疮痍，但总是前进的。”[5]257后来，英国殖民政府统治海滨小城，开始扩建学校和开展扫盲运动，由于市场上对家具的需求增加，纳瑟尔·比亚沙拉开始扩建车间、购买设备，去政府抢合同，哈姆扎成为他的得力干将，哈利法在仓库里忙前忙后，阿菲娅也走出家庭成为助产师助手，他的生意又红火起来了。
小说中哈利法家族是不同种族、没有血缘关系的非洲人组成的大家庭，他们在殖民历史环境下守望相助、充满爱和希望，呈现出古尔纳对“家”的思考，指出以非洲人为代表的第三世界人民要团结起来，努力构建地缘和精神共同体，才能在世界上找到自己的位置。
本文基于申丹教授提出的双重叙事进程理论分析古尔纳的最新作品《来世》，发现小说在显性情节发展中讲述了哈姆扎与伊利亚斯的人生故事，让读者看到殖民战争、文化殖民对非洲的伤害，启发读者深入思考殖民身份认同问题及其解决措施；
在隐性进程中叙述了哈利法的家族发展史，将读者的关注点引向普通非洲人民，塑造出多位圆形人物形象，凸显了非洲群体的群体力量，指向当下全球问题的解决，表达对人类未来的乐观态度。这2种叙事进程互相对照补充，全面地呈现欧洲殖民对非洲的伤害，忠实地书写非洲历史，使叙事层次更加丰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