薄 立 明,尹 力,魏 伟,,3*,赵 浪,夏 俊 楠
(1.武汉大学中国发展战略与规划研究院,湖北 武汉 430072;2.武汉大学城市设计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2;3.湖北省人居环境工程技术研究中心,湖北 武汉 430072;4.武汉大学资源与环境科学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2)
山东省作为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的“龙头”区域,是促进我国南北—东西区域协调发展、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关键支点。“十四五”规划明确要求深入推进山东省新旧动能转换综合试验区建设,发展壮大山东半岛城市群,推动区域率先实现高质量发展。面向未来国家战略和地区发展需求,山东省长期以速度和效率为主导的粗放型发展模式难以为继,在城市快速扩张和经济产值猛增的同时,伴随着后备土地资源稀缺[1]、国土开发保护矛盾加剧[2]、城乡和区域发展不协调[3]等问题,缺乏统筹的国土空间格局难以支撑山东省“城镇发展—农业生产—生态保护”多重利益诉求下的国土空间综合效益平衡,制约着区域实现新旧动能转换与高质量发展。新时期国土空间规划治理体系以主体功能区为国土空间保护开发基础制度,以“三区三线”为核心管控手段合理布局城镇、农业、生态功能,协调国土空间资源配置以实现差异化区域协同的高质量发展模式。因此,面向山东省全域全要素空间管制需求,落实主体功能区战略,合理布局城镇、农业和生态空间,进而引导宏观发展战略传导至微观土地利用,既是山东省构建“现代化强省国土空间开发保护新格局”重大战略任务的关键切入点,也是省内各类相关规划编制中亟待解决的重要科学命题。
目前有关山东省国土空间的研究成果颇丰,可概括为:①从微观土地利用视角,将城乡建设用地[4]、农村居民点[5]、耕地[6]、生态用地[7]等国土空间作为研究对象,判读空间利用集约程度[8,9]、时空格局[10]等国土空间特征变化动态及其驱动因素;②以国土空间功能实现为核心诉求,通过构建指标体系评估城镇发展水平[11]、粮食生产效率[12,13]、生态系统服务[14,15]等国土空间使用效益;③基于新时期国土空间规划体系“多规合一”“三区三线”“双评价”等[16]措施,制定乡村[17]、历史文化资源空间[18]、海岸带[19]等国土空间的针对性管控策略。但上述研究整体仍聚焦于微观尺度的具体土地利用,尚未实现国土空间基本功能的整合,缺乏以人类基础需求为导向的系统性判别;且多选取某一特定功能国土空间,缺乏对全域、全要素的完整分析;同时,仍以片段式国土空间演化或管控研究为主,尚未形成“引导战略—空间演化—管控策略”的连贯性研究主线。
主体功能区战略是优化国土空间开发格局、实现空间分区分类治理的重要牵引力,具有顶层设计、长期稳定的特性[20,21],而“三区空间”是在主体功能区基础上延伸出的国土空间分类方式[22],直接对应城镇开发、粮食生产和生态保护三大战略格局,其目标在于通过“三区空间”的主导功能布局和“三条控制线”(城镇开发边界、永久基本农田保护红线和生态保护红线)的刚性管控共同推动主体功能区战略精准落地[23]。不同于“三生空间”(生产、生活、生态空间)强调土地利用的多功能性,“三区空间”的国土分类方式表现出空间分区不交叉重叠、边界清晰易识别的管理特性,已成为大中尺度国土空间分析的主要分类模式[24,25]。以“主体功能区”为判别标尺,以“三区空间”为分类方式,可以系统性、整体性、连贯性地把握地区国土空间格局演变规律及内在动力,是优化山东省国土空间资源配置、促进新旧动能转换与高质量发展的科学路径。基于此,本研究从主体功能区视角,采用“三区空间”国土空间区划方式,将山东省全域国土空间划分为城镇、农业、生态3类功能空间,对2000—2020年山东省国土空间格局演变特征及驱动因素展开分析,以期弥补山东省空间资源要素保护开发在国土空间规划语境下大尺度、长时序动态监测研究的不足,为主体功能区战略高效落实及山东省国土空间格局优化提供理论参考和数据支撑。
1.1 研究区概况
本研究以山东省行政范围所辖陆域为研究区,涉及16个地级市共计136个区、县/县级市单元,总面积约15.55万km2。依据《山东省主体功能区规划》对国土空间地域功能进行划分(图1):①以环山东半岛“日照—青岛—烟台—威海—潍坊—东营”一带的国家级/省级优化开发区以及东陇海、济南都市圈和鲁南经济带内市区为主的重点开发区,两者共同构成山东省城市化地区,占国土总面积的49.48%;②以鲁北、鲁西南、东部沿海三大地区的县级行政单元为主体,呈团块状密集分布的农产品主产区;③以鲁中南泰山、沂蒙山区为主体,东部沿海零散分布的崂山、黄河入海口、蓬莱及长岛等地区为补充的重点生态功能区,仅占山东省国土总面积的11.58%。整体看,全省城市化地区、农产品主产区和生态功能区所占国土总面积比例约5∶4∶1,生态空间总量小且分布零散,城镇开发和农业生产是山东省的主导地域功能。
注:基于国家测绘地理信息局标准地图服务网站下载的审图号为GS(2019)3333号的地图制作,底图无修改,下同。
1.2 数据来源与预处理
本文以县/区级行政单元作为基本单元收集和处理数据。2000年、2010年、2020年山东省土地利用数据来源于全球30 m地表覆盖数据产品GlobeLand30,通过在ArcGIS 10.6中进行筛选、镶嵌、裁切和重分类得到城镇、农业、生态3类空间;各级行政边界、政府驻地、河流、交通干线等基础地理数据来源于中国科学院资源环境科学数据中心(https://www.resdc.cn/);地形数据来源于GDEM V3 30 m分辨率数字高程模型(https://www.gscloud.cn/),通过处理获得坡度数据;降水、日照、气温等气象数据来源于国家气象科学数据中心(http://data.cma.cn/);距道路、铁路、行政中心距离等交通区位数据利用ArcGIS 10.6中距离分析、分区统计等工具处理得利;社会经济类数据来源于各年度《山东省统计年鉴》及各市县统计年鉴,政策类数据来源于《山东省主体功能区规划》《山东省国土空间规划(2021—2035年)》《全国生态功能区划》等文件。
1.3 研究方法
1.3.1 “三区空间”分类体系 识别城镇、农业、生态空间首先要锚定地域主导功能,突出《资源环境承载能力和国土空间开发适宜性评价技术指南》技术实践要求和国土空间规划体系重构行政管理需求双重属性[26],且需保证对“全域全要素”的统筹划分,确保识别结果全域覆盖、边界不冲突[27],分析结果可直接指导地区未来一段时间内国土空间保护开发策略制定。基于此,本文以土地利用主导功能为切入点,结合山东省主体功能区规划中相关分类方式、区域国土开发现状及已有“三区空间”分类体系[28,29],构建GlobeLand30土地分类系统和山东省“三区空间”的衔接途径(表1)。需说明的是,“主导功能”并非“唯一功能”,即被判别为某类“三区空间”的区域内部也可以存在其他土地覆被类型,但必须以该类空间为主导,这与遥感产品的最低分类精度和最小图斑指标相关,如本文对城镇空间的最小质量控制图斑为8×8像元(57 600 m2)、耕地为6×6像元(32 400 m2)、草地为10×10像元(90 000 m2),即只有大面积且集中连片的某类空间才被识别为该类空间,而内部零散的其他类型会被主要土地覆被属性覆盖,这与主导功能的判别理念契合。此外,不同于已有研究将“裸地”归类为城镇空间,山东省裸地集中分布在沂蒙山区一带,故划分至生态空间。
表1 山东省“三区空间”分类方案
1.3.2 国土空间格局演变测度 本文从静态时空分布和动态交叉转换两方面刻画山东省国土空间格局演化特征:①利用空间统计获取各时间节点城镇、农业和生态空间的规模总量及分布数据,并依据主体功能定位分区统计各功能区内国土空间演化情况;②利用交叉转换矩阵测度各类空间交叉转换的方向、结构特征及数量关系,并按照主体功能分区统计各主体功能区内动态转换情况;③使用全局空间自相关测度交叉转换在山东省的空间集聚状态,采用局部空间自相关测度省内分异状况。
1.3.3 模型选择与检验 利用随机森林回归(Random Forests Regression,RFR)模型和最优参数地理探测器(Optimal Parameters-based Geographical Detector,OPGD)模型从影响因子的“重要程度—作用强度”综合阐明各要素对国土空间交叉转换的影响作用。其中,RFR模型主要测度影响因子的重要程度,可依据山东省各行政单元内国土空间自身演化规律训练样本集并建立决策树构成随机森林进行回归,最后利用IncMSE(Increase in MSE)方法获取各影响因素的重要程度[30],常规RFR模型无法测度变量的显著性水平,本研究引入R 4.2.2中rfPermute 2.5.1包通过999次置换响应变量测度变量的显著性;在确定因子重要程度的基础上,进一步利用OPGD模型测度因子的作用强度,相比传统地理探测器中连续变量的分类分级必须由经验或多次尝试决定,导致存在定量评估不足的问题[31],OPGD模型为每个连续变量提供一组离散化方法和断裂值的组合,可进一步提取解释变量中包含的地理特征信息[32];此外,RFR和OPGD均支持将因子型变量纳入模型,为量化主体功能分区等政策类变量提供了可能。由于模型中因变量为国土空间交叉转换规模数据,故将部分短时期内具有较大动态变化的自变量(经济、人口、气象类数据)均作为变化量探测。
1.3.4 驱动因子选取 既有研究证明地区土地利用转型受地区经济、人口、交通、自然、地理等要素影响[33,34],又与主体功能区、土地利用工程等规划战略直接挂钩[35],且城市行政等级对土地要素的配置有显著影响[36]。结合因子量化和可获取性,衔接“双评价”中推荐指标并借鉴成熟土地利用转型相关研究及地区实际,分别从自然地理交通、社会经济政策2个维度选取20项指标为自变量。
2.1 国土空间格局演变特征分析
2.1.1 国土空间格局整体演变特征 2000—2020年山东省整体呈现城镇空间、生态空间增加和农业空间剧烈减少的演化态势,不同主体功能区内国土空间变化具有显著差异(图2,表2)。具体分析可知:①城镇空间增幅(80.44%)最大,20年间共增加12 842.30 km2,后10年是前10年增长规模的3.45倍。城镇空间扩张主要发生在城市化地区,占总规模的60.14%,区域内部平均增幅达92.36%,其中济南—淄博—青岛、滨州—烟台—威海以及临沂—日照等优化/重点开发区扩张较显著,而农产品主产区、重点生态功能区的城镇扩张总量分别占30.45%、9.41%,平均增幅分别为63.82%、110.35%。全省136个区/县城镇空间均有不同程度扩张,其中约13%的县级单元在城镇空间扩张的同时人口减少,以潍坊、烟台、威海、淄博等中心城市的外围地区为主;此外,枣庄、烟台、青岛、威海和济宁属于城镇对农业、生态空间的“双侵占”状态,其余城市为城镇、生态空间“双增加”且农业空间减少的演变模式。整体看,山东省城镇空间演变情况与主体功能区战略要求较吻合,城市化地区增量大、增速快,农产品主产区增量稳定、幅度小,生态功能区由于城镇空间基数较小导致其规模增量小、增幅大。②农业空间近20年整体规模持续缩减,共减少14 592.5 km2,具有代表性的包括东营(-27.00%)、淄博(-21.23%)、济南(-15.19%)、滨州(-13.90%)等城市,减幅超过20%的地区均为市辖区;仅济宁微山县和威海文登区的农业空间呈现增长态势,这与两地通过围湖造田、填海造田大力发展特殊水产、湖产养殖农业密切相关。由表2发现,农产品主产区内农业空间减幅最小,仅为7.64%,只达到城市化地区(-14.52%)、生态功能区(-12.71%)一半左右,从侧面表明山东省作为重要农产品产区对国家耕地保护政策落实良好。③生态空间规模稳步增长1 750.3 km2,增长位置与主体功能区及国土空间规划中“两屏三带”的生态安全格局高度吻合,尤其是黄河三角洲地区“由黄变绿”现象最显著。这些地区积极开展生态修复工程,生态空间保护受到较大重视与政策支持,有助于生态空间扩张。此外,结合主体功能区分布情况看,农产品主产区内生态空间增量较少,而城市化地区、生态功能区生态空间增量较多。综上,2000—2020年山东省国土空间格局演变以城镇空间扩张为主导,生态空间扩张次之,农业空间持续减少;不同主体功能区内国土空间格局演变特征存在显著差异,城市化地区城镇空间扩张规模和幅度巨大,生态功能区中生态空间扩张剧烈。但值得注意的是,城市化地区生态空间规模也有显著的增长,城镇化发展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生态环境的进一步整治,而农产品主产区中农业空间的持续缩减与主体功能区战略定位要求稍有错位。
表2 2000—2020年山东省各主体功能区国土空间数据
图2 2000年、2010年、2020年山东省国土空间演化
2.1.2 国土空间动态交叉转换特征 计算2000—2020年山东省国土空间交叉转换的规模(表3)、方向及空间分布情况(图3,图4),结合国家和省级主体功能区要求,对山东省域内发生的6种交叉转换展开具体分析:①农业空间是城镇空间扩张的绝对来源。农业空间转为城镇空间最显著,近20年转换规模高达14 440.08 km2,占转入城镇空间总规模的95.57%,与此同时,有2 168.24 km2的城镇空间转换为农业空间。城市化地区和农产品主产区是农业空间和城镇空间交叉转换的主要区域,农业转城镇空间、城镇转农业空间在两类主体功能区中转换规模之和达到全域转换总量的90.77%、92.25%,同时,农业向城镇空间的转换规模远大于城镇向农业空间的转换规模,城市化地区规模差异达7 283.85 km2,农产品主产区规模差异达3 822.79 km2。山东省城镇空间大量侵占农业空间的同时,部分地区城镇空间退化现象明显,呈现出较显著的空间集聚性,主要发生在“德州—济南”“泰安—济宁”“潍坊—青岛”交界处的大宗/高效农产品供给功能区。②生态空间扩张的主要来源是农业空间。近20年约4 708.38 km2农业空间转入生态空间,主要分布在环渤海地区和鲁中的泰山、鲁山区域,黄河三角洲地区最显著,其中61.81%发生在城市化地区,农产品主产区和生态功能区中的转换规模基本相当,分别为876.29 km2、921.92 km2。此外,有99.05 km2的城镇空间转为生态空间,零散分布在全省多个区域,转换规模最大区域位于黄河入海口,分布最集中区域在沂蒙山区,两地均处于省级重点生态功能区。生态空间流失的主要路径是转为农业空间,规模达2 387.68 km2,主要分布在胶东半岛、黄河三角洲和微山湖地区,这些地区大力发展湖产、水产养殖业,“向湖要田”“向海要田”现象显著,大量涉水生态空间转换为养殖坑塘为主的农业空间;此外,生态空间转城镇空间(669.48 km2)集中分布在胶州湾等沿海岸线,位于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发展战略地区。总体上,近20年山东省城镇、农业、生态3类国土空间之间的动态交叉转换现象十分剧烈,尤其以农业空间和城镇空间的转换最显著,农业空间大量转为城镇的同时,城镇退化现象仍然明显;此外,城市化地区交叉转换最剧烈,各类主体功能区的主导交叉转换类型均是农业空间向城镇空间转换。
表3 2000—2020年山东省国土空间交叉转换数据
图3 2000—2020年山东省国土空间交叉转换
注:***表示通过1%水平的显著性检验。
2.2 国土空间演变驱动因素分析
结合最优参数地理探测器模型结果(表4)和随机森林回归模型结果(图5),从影响因子的“重要程度—作用强度”双重判别维度综合分析山东省国土空间格局时空演变驱动因素。基于前文对交叉转换特征的分析结果,将研究区6种交叉转换类型合并为城镇空间扩张、城镇空间退化、农业—生态空间相互转换3种类型进一步讨论其影响因素。
表4 山东省国土空间交叉转换影响因子探测结果(OPGD)
图5 2000—2020年山东省国土空间交叉转换影响因子的重要性排序
2.2.1 城镇空间扩张
1)社会经济政策因素是农业空间向城镇空间转换的主要驱动因素,其中财政支出是最重要的影响因子,IncMSE值达16.12%,人口密度、二产增加值、一产增加值也表现出“重要程度高—作用强度大”的双显著驱动作用,此外,三产增加值、农机总动力、主体功能区规划等因子存在一定的作用强度。近年来,山东省重工业、机械化农业发展迅猛,已成为全国经济体量第三的省份,经济产业发展、人口增长以及农业机械化使大量农村劳动力流入城镇,导致建设用地需求增加,成为县、区农业空间向城镇空间转化的关键诱因。面对转化需求,经济发展水平成为城镇空间扩张的核心动力,即由政府财政支出(IncMSE值排序第一,q值为0.25)所主导,以县区三大产业经济产值,尤其是以工业(IncMSE值排序第三,q值为0.22)为基础支撑的城镇建设成为城镇扩张的主要演化形式。最典型的是青岛市黄岛区(西海岸新区)被定位为国家海陆统筹发展试验区、国际高端海洋产业集聚区、海洋经济国际合作示范区、国际航运枢纽、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先导区,为推动产业落地,政府大力投资开发建设导致农业空间大规模转入城镇空间,转移规模由148.96 km2增至393.83 km2,增幅达164.34%。
2)生态空间向城镇空间转换受自然地理交通、社会经济政策因素的双重驱动,平均海拔、平均坡度、距主要河流距离、距省会距离、二产增加值(IncMSE值排序第二,q值为0.18)以及主体功能区规划等影响因子表现出“双显著”驱动作用。结合实际分析,山东省海岸线占我国总岸线长度的1/6,是黄河唯一入海口,具有巨大的沿海工业经济发展潜力。重点/优化开发区为发展工业经济,选择区位良好、地理条件适宜的区域进行开发建设,导致沿海、沿湖的生态空间向城镇空间转换,如港口、石化园等工业配套设施的兴建。
2.2.2 城镇空间退化
1)城镇空间向农业空间转换过程中作用强度显著且重要性排序前5的影响因子(括弧内为q值)为:一产增加值(0.29)>农机总动力(0.32)>距省会距离(0.10)>距市中心距离(0.20)>主体功能区(0.16),另外,人口密度、平均坡度、行政管辖等级等因子表现出一定的驱动作用。究其原因,距离省会与市中心较远的县域工业发展动力不足,其发展方向主要为农业规模化、机械化转型,而地势平坦地区具有更好的机械化耕种潜力,在主体功能区等战略指引下广泛开展土地综合整治、高标准农田建设、迁村并点以及空心村治理复垦等项目,将零散建设用地以及人口流失产生的闲置宅基地转换为耕地,导致“城镇—农业”空间的重新布局。如鲁东、鲁北及胶莱农田集中区等发生转化的典型地区均是以农业发展为主要导向的农产品主产区。此外,山东省“三区九田”的农业空间格局以及区域实施的农业发展优先绩效评价政策有效推动了“迁村并点”“合村并镇”“低效用地整治”以及“空置宅基地复垦”等工程的实施,导致零散、闲置城镇空间的快速农业化利用,对城镇空间退化为农业空间起到重要作用。
2)城镇空间向生态空间转换过程中仅有地区生产总值、三产增加值呈现“重要程度高—作用强度大”的双显著驱动作用。一定程度上表明地区整体经济水平的提升能促进城镇空间向生态空间转换,尤其是三产增加值(IncMSE值排序第一,q值为0.13)的增长最显著。山东省部分城市通过旅游城市建设、生态城市建设等方式探索经济发展和生态保护协调的高质量发展途径,典型措施包括东营市生态敏感区“多措改碱”工程、迁出居民点以恢复生境的生态旅游地区改造工程以及鲁中南山地丘陵地带国家公园、自然保护区建设工程,这些措施导致生态敏感地区城镇空间转换为生态空间,既修复了地区生态质量,又促进了经济发展绿色转型。
2.2.3 农业—生态空间相互转换
1)农业空间转生态空间受距铁路距离(IncMSE值为3.54%,q值为0.49)、平均海拔(IncMSE值为13.38%,q值为0.28)等自然地理交通因素的主导驱动,社会经济政策类因素中仅主体功能区规划(IncMSE值为3.14%,q值为0.12)表现为双显著驱动作用。平均海拔表现出极显著的驱动作用,农业空间和生态空间在不同海拔地区之间发生剧烈置换,呈现出“农业下山、林业上山”的发展模式,即高海拔零散耕地修复为林地,耕地转移到低海拔地区,鲁中山地一带的莱芜、沂源、临朐等县区此现象较常见。此外,主体功能区战略对县区生态空间扩张也起到重要的引导作用,如黄河三角洲农牧复合功能区在以生态功能为主导的发展导向下,生态空间扩张显著。
2)生态空间向农业空间转换过程中作用强度显著的影响因子重要性排序(括弧内为q值)为:距省会距离(0.15)>距主要河流距离(0.11)>平均气温(0.11)>一产增加值(0.15)。人类开发活动是农业空间增加的关键因素,而自然要素更多通过影响人类的选择产生间接驱动。因此,农业经济发展是该类空间转换的主导驱动力,尤其在距离省会城市远,工业、旅游业发展条件不佳但温度适宜的地区,生产者为增加农业经济效益,将近海、靠湖生产、养殖条件优越的地区大量改造为农业空间,导致农业空间大规模侵占生态空间。从地区发展看,农业空间扩张虽然减少了生态空间的实际规模,但新型生态养殖发展模式(如胶州湾海参养殖)在一定程度上统筹了生态效益与农业效益的平衡,从侧面表明部分生态空间也可产生社会经济效益,生态保护和地区发展之间存在协同发展的可能。
本研究基于主体功能区视角,运用空间转换矩阵、随机森林回归模型以及最优参数地理探测器等方法定量分析2000—2020年山东省国土空间格局演变及驱动因素,结果发现:①研究期内山东省国土空间格局变化显著,整体呈现城镇空间、生态空间增加而农业空间大规模减少态势。不同主体功能区内国土空间格局演变特征存在明显差异,与其主体功能定位基本吻合:济青通道、鲁北沿海通道等重点/优化开发区以经济发展为主导目标,城镇空间扩张幅度巨大;而“两屏三带”生态功能区则以提高生态安全为核心,生态空间扩张最剧烈;农产品主产区以保护耕地为指引,虽然农业空间有所减少,但国土空间格局整体变幅较小。②农业空间和城镇空间相互转换现象最活跃,是山东省主导的国土空间交叉转换类型,伴随城镇空间对农业空间大量侵占,在邻近中心城市的区域出现明显的城镇空间退化现象;此外,农业空间与生态空间的交互也非常剧烈,生态空间转入、转出的主要对象均是农业空间。不同主体功能区内国土空间交叉转换未表现出显著差异,但城市化地区国土空间交叉转换更剧烈,空间交叉转换规模在同类转换总规模占比中均超过一半。③山东省国土空间时空演化受自然地理交通类因素和社会经济政策类因素的共同作用,不同因素对于不同类型空间转换的重要性及影响作用存在显著差异:城镇空间扩张主要受社会经济发展影响,政府财政投入及产业发展诉求是其主导驱动因子;主体功能区战略引导下的规模化农业发展工程及生态屏障构建工程对农业、生态空间格局优化起到核心驱动作用;而工农业发展对海、湖沿岸生态保护造成冲击,一定程度上驱使生态空间向城镇、农业空间转化。
基于以上结论展开讨论:①山东省正处于新旧动能转换的关键时期,产业的新旧转换必定引起国土空间格局的持续演变,如延续以往的国土空间保护开发模式可能会导致农业空间进一步收缩,损伤地区农业功能,降低国土空间综合效益。需衔接山东省新旧动能转换综合试验区建设总体方案,优化山东省主体功能区规划并构建两者之间的高效衔接路径,通过健全差异化协同发展长效机制,从大尺度格局上协调统筹地区国土空间资源配置,在保障地区必要生态、农业功能效益的底线基础上为新旧动能转换发展提供强有力的国土空间支撑。②山东省存在中心城区大规模剧烈扩张、周围乡镇腹地城镇空间大规模退化现象,这种极化发展的城镇化模式与当前国家所实施的新型城镇化战略存在明显错位。新型城镇化战略强调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城乡统筹、城乡一体化发展,应结合山东省各地方资源禀赋与发展诉求,合理制定城镇、农业、生态“三区空间”配置规模与空间布局策略,为山东省新型城镇化高质量发展提供空间指引。③山东省沿湖沿海地区出现了“向湖、向海要地”现象,对地区生态保护发展目标造成一定冲击。沿湖、沿海区域往往承载着水源保护、水源涵养以及水生物多样性保护等生态功能,带来一定的生态安全风险。生态空间流失的主要驱动因素是工业、农业经济发展,表现为大量生态空间被改造为港口、化工园以及养殖农业空间。这种现象背后是国土空间综合效益的分配不协调,即生态保护功能难以通过直观的经济效益带动地区生活水平提升,导致地方选择牺牲生态效益以寻求经济效益,应大力推动生态转移支付、市场调节等生态补偿机制构建,通过经济调节手段实现地区均衡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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