赖江坤
（厦门医学院 马克思主义学院，福建 厦门 361000）
20 世纪20—30 年代是近代中国电影的重要发展时期，以九一八事变为界，近代中国电影在艺术风格和类型上出现显著的变化。大体上，在九一八事变之前，中国电影界热衷拍摄言情片、志怪片、武侠片等类型的影片，呈现出“娱乐化”的特征。之后，中国电影界开始重视摄制反映抗日反帝、爱国主义、民族精神等题材的影片，“硬性”左翼电影成为30 年代中国电影的重要类型之一。九一八事变的爆发导致中国陷入“国难”的危机之中，日寇的步步威逼使得中华民族到了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影戏生活》杂志率先刊发大量抗日反帝文章，积极呼吁电影界奋起拍摄反映抗日反帝主题的爱国影片，引发当时中国电影界的抗日反帝思潮，推动近代中国第一次抗日反帝影片拍摄热潮的形成。当前学术界尚未有学者深入探讨九一八事变后中国电影界抗日反帝思潮的兴起，本文将以九一八事变后《影戏生活》杂志刊发的抗日反帝文章为中心，重点探究该时期中国电影界抗日反帝思潮的兴起与影响，中国抗日反帝影片的早期发展及意义等。
《影戏生活》杂志由主编汤笔花在1930 年12 月创刊于上海，由影戏生活社出版发行，译名Movie Weekly，至1932 年 1 月因“一·二八”淞沪会战的爆发而停刊，其间共出版 52 期，1932 年 9 月 7 日复刊于上海，1933 年3 月17 日停刊，其间共出版180 期，合计共出版232 期。该刊作为一份周刊，以其报道迅速、痛陈现实为主要特点，以讨论电影艺术、提倡国产影片为宗旨，主要栏目有银幕小言、通讯、影迷求婚热、回忆、独幕剧、编辑者言、银幕消息、编剧等。在其发行的短短一年时间里，刊载了大量论及国产影片的艺术及生存问题，主张拍摄高格调的国产影片，反对无选择进口格调低下的国外影片的文章，具有较为强烈的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倾向。在九一八事变爆发后，主编汤笔花意识到日寇步步威逼下中华民族面临严峻的生存危机，极力呼吁电影界积极拍摄抗日反帝题材的电影，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当时中国电影界抗日反帝思潮的兴起。
《影戏生活》杂志之所以在九一八事变后连续刊载多篇呼吁电影界抗日反帝的文章，与汤笔花强烈的民族主义意识和爱国主义情怀有直接的关系。他多次撰文呼吁中国电影界积极摄制抗日反帝类型的影片，使抗日影片成为全民族抗战的有利宣传媒介，如在《国难临头！忠告电影界起来抗日！》一文中，他即强调了电影在宣传抗日中的突出作用，“电影界在表面上看来，似乎摄制几部影片给人们消遣，娱乐罢了，但是别轻瞧了它，它有负着宣传的责任，极应该跟着各界起来努力抗日”[1]。对于电影界如何参与抗日宣传，汤笔花提出了三点建议，包括：“其一，制片公司在每部新片开映之前，多加映几张触目惊心的标语字幕，或加入讽刺画和抗日片段；
其二，电影院自动加入抗日标语的灯片，并在影院四周墙壁上贴上抗日标语；
其三，电影界全体同人和男女明星等，团结起来抵制使用日货。”[1]
在汤笔花撰文呼吁之后，上海即有几家电影公司起来响应，令其不禁感慨：“我在上期做了一篇‘请电影界一致起来抗日’后，听说已经有几家公司和影院实行起来，总算不枉我做那篇稿子的苦衷。”[2]随后汤笔花继续呼吁电影公司应该努力拍摄有关抗日的影片，“把日本怎样在东北横行不法，残杀我同胞，并吞我土地，凡是暴日的野心侵略、阴谋和种种诡计，一幕幕的映演到银幕上去，同时把同胞们的爱国举动，如抵制日货呀！弃家投军呀！沿途演说呀！分贴标语呀！组织义勇军呀！一一穿插进去，好叫观众们见了深深地把爱国二字，印到脑海里去，务使人人仇视日本人，永远和他们绝交！”[2]他认为电影生动的宣传效果相较于文字、图片更具影响力和召唤力，更能实现高效的抗日舆论动员。
部分热心读者甚至专门寄信向《影戏生活》主编汤笔花表达他们对当时电影公司盛行拍摄言情、志怪等影片的强烈不满，愤怒地质疑道：“请看影片公司所出产的怪胎吧：香艳、肉感、离而复合的戏剧，贵族化的恋爱事件，神怪、大闹、火烧、无聊的滑稽，爱与欲，欲与爱，循环不已。是谁的职责，这是谁的过错？”[3]读者们认为电影可以成为唤醒民众颓废精神，导正社会不良风气的一种利器，“电影，应该是改造不良社会，充实人生，教育民众而摄”[3]。言情、志怪、武侠等类型的电影在和平年代流行尚可以理解，但在内忧外患的国难时期，中国社会最需要的是可以揭露日寇罪行、激励人民奋起抗争的抗日反帝影片。
为此汤笔花特地撰写《为暴日横行接到读者来函再告电影界》一文予以回应，称：“本刊接到读者要求向各公司摄制抗日影片的信件像雪片似的飞来，不下六百多封，答不胜答，惟有替这六百多位爱国的读者再向我电影界请求，但不知各公司能否容纳我们的提议吗？”[4]汤笔花颇有为民请命之势，言辞恳切之中却略带有悲凉，从电影传入中国的数十年间，各种类型的电影层出不穷，却在九一八事变国难迫切的危急时刻居然找不出一部抗日影片，用以激励颓废的民族精神，称其为近代中国电影史的第一大缺憾亦不为过。
《影戏生活》杂志接二连三地集中刊载大量呼吁电影界奋起抗日的文章，客观上推动了电影界拍摄抗日反帝类型影片的进程，越来越多有识之士参与到呼吁电影界加紧拍摄抗日反帝题材的队伍之中，最终促成上海各大电影公司的幡然醒悟，纷纷制定摄制抗日反帝题材影片的计划，“像明星、联华、天一、友联、锡藩等公司，都在分头进行，也有摄制影片的，也有组织义勇军的，也有发起救国团的，也有捐助救国的，照这样情形看来，中国电影界，对于爱国举动，不可谓不热烈了”[4]。在救亡图存的大背景之下，电影界终于形成一股强有力的抗日反帝思潮，对激发中国人民进行坚决的抗日反帝斗争具有重要意义。
在九一八事变之前，中日两国关系尚未完全破裂，倘若拍摄抗日影片必然会受到日本方面的抗议和国民政府的禁止。但在九一八事变之后仍有一些公司在筹拍言情片之类的影片，缺乏爱国主义精神和抗日反帝意识，引发广大民众强烈不满和有识之士的深刻批判。正如《请电影界注意》一文作者言辞犀利地痛斥道：“自暴日逞凶以来，我国人士无不积极，各学校，各团体，各机关，均积极地奋斗，期挽救垂危之国基，以求民族生存。至于宣传力量最大最有效力的影片公司，竟装聋作哑，置之不理，还是努力地拍那两性恋爱的赚钱片。”[5]反观《影戏生活》杂志每期刊文苦口婆心地劝导却成效寥寥，不禁令作者唏嘘感叹：“在中国堪称最争气的本刊‘影戏生活’，每期总有几位同志们的鸿文，大声呐喊，然而试问有效力吗？”[5]在国家危难之际，言情、志怪等类型的影片不仅无助于抗日反帝，反而可能传播负面消极的思想，遭受舆论的批判在情理之中。
《国难声中电影界的责任》一文作者呼吁电影界应该担负起宣传抗日反帝的责任，认为：“电影宣传的力量最大，有一部关于‘国耻’的片子出映，至少可以使看了这部影片的观众们，在脑海里有一个印象。”[6]考虑到当时中国电影界对抗日反帝题材影片的淡漠，一大原因是相比较血淋淋反映战争残酷的影片，富有趣味的武侠片和迎合大众年轻人的情爱电影更有商业价值。对此，绍炜为说服更多的电影公司拍摄抗日反帝的影片，甚至充满无奈地提出折中的建议，“叫电影界完全摄制‘国耻’‘国难’的片子，或者因为营业的关系，事实上是不可能的，那么在每一部‘爱情’‘武侠’……的影片当中，加以有兴趣，关于‘国耻’‘国难’的穿插，它所得的效果，也一定是很大的”[6]。从侧面反映了九一八事变爆发后，中国社会迫切需要抗日反帝影片激发和凝聚人民同仇敌忾、抵御外辱的决心。
《现在电影界的伟大使命》一文作者先是对日寇在东三省的侵略行径进行了痛斥，并认为要实现“根本的抗日反帝”，则“只有向着下层民众进攻，激动那平静的海面，推翻他们传统的因袭的旧思想，革除他们腐败的封建的劣根性，那才有希望哩！”[7]即充分发挥电影传递信息和思想的作用，通过拍摄抗日题材的影片唤醒民众抗日反帝的民族意识，呼吁称：“影界同胞啊！伟大的使命，伟大的功烈，在前面正期待着你们！快不要沉醉在都会中，为一部分有产者，摄制几张肉麻的恋爱作品，赶紧负起责任来，摄制爱国、革命、奋斗，尤其是这一次满洲事件实地写真的一类影片，深深地跑入下层民众的队伍去，铲除他们的劣根性，改革他们的旧思想，激励他们平静的血潮，惊醒他们沉酣的睡梦，大家团结起来，一齐打进日帝国主义者的阵地，为我民族吐一口气，完成电影艺术的使命，显示电影艺术的力量罢！”[7]电影公司拍摄激励观众精神的抗日影片，“多少总比那些怪肉麻的爱情片总要好得多哩！”[8]
《民族主义的电影论》一文表达出对当时中国电影界流行拍摄抒情文艺片的抨击，作者认为：“表演得较深刻的爱情片子，终是含着一种有力的麻醉性。这种麻醉性，能把观众感到深深的悲哀，倘使我们常常看这种片子，身体岂不要因之衰弱。那末还有什么精神去办事？”[9]他明确指出在国家民族危亡的艰难时期，爱情片确实没有价值，应该倡导抗日反帝的民族主义电影，可以从正面和反面的角度加以演绎，正面即为：“表现民族一切奋斗的历史，我们中国确已受尽了异族的欺侮。另一方面，因之产生了许多努力奋斗驱逐异族的历史。”[9]反面即为：“表现种种帝国主义者的欺侮我大中华民族，使观众觉醒；
表现种种灭亡民族的痛苦，使观众猛醒。”[9]
在《国难声中：电影界的救国工作》一文中作者倡议全国应该一致停止娱乐，拍摄抗日反帝有关的影片，而非制作“隔江犹唱后庭花”般的言情影片，“所以在这外侮日亟的时候，全国的电影界应该一致起来摄制救国的影片，一方描写倭奴蛮横侵略的行为，一方鼓励人民起来共同努力反抗，不要再从事风花雪月儿女情长等等影片的摄制”[10]。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全国电影界应该觉醒起来担负抗日反帝的宣传责任成为电影界的普遍共识。《电影界应尽的责任》一文说：“咦！你们为什么只顾努力摄制那种恋爱片，肉感片，和一切无意识的武侠片，你们以为这类片子容易号召群众，容易赚钱发财？哎！这是何等的痛心的事呀！”[11]作者对中国电影界长期缺乏救亡图存的民族意识痛心疾首，认为国难之际的中国电影风格应该从宣传享乐趣味转向抗日反帝了，为此呼吁：“你们应当猛醒救国，以尽你们的责任，就是起来负起抗日反帝宣传的责任，赶紧摄制抗日反帝的影片，喊醒一般将死的民众。”[11]
在国难时期，一切个人、小团体的利益都要让步于国家民族的利益，对于电影界而言，转而拍摄宣传抗日反帝的影片就是国难期电影界的责任。事实证明，在九一八事变爆发后，电影界确实未能广泛迅速地采取强有力的行动参与到抗日反帝的运动之中，仍幻想着又能很快实现“中日亲善”，继续享受纸醉金迷的情爱电影营造的“美好世界”。同期的日本电影界早已有了所谓“抗中”电影，即“描写日本在华被辱情形的影片问世，在各机关、学校、团体、乡村均有公开地映给日人观看，均由政府补助”[11]。反观九一八事变时的中国，真正意义上的第一部抗日反帝题材的故事片仍在酝酿之中，断言此时中国电影界爱国主义精神和救亡图存民族意识的严重缺乏并非妄言，可见批判商业片摄制一定意义上反映了当时中国电影界抗日反帝意识的觉醒。
在九一八事变爆发后不久，虽然有些省份的政府迅速意识到电影在宣传抗日反帝思想上的重要作用，通过强制行政命令要求电影公司参与抗日救亡的舆论宣传，如在1931 年9 月24 日，河南省教育厅即要求影院在播放影片之前先行放映标语，以求唤起民众注意，两条标语分别为：“一，同胞啊！残暴日本……强占我沈阳、营口、长春、青岛、山海关等处，并分兵三路，向内地进攻，轰击我城市，杀伤我人民。亡国之祸已在目前！二，同胞啊！要一致兴起，团结奋斗，抵制日货，拥护中央，为外交后盾，誓死与暴日决胜负！”[12]政府通过行政命令强制要求电影界参与抗日反帝爱国运动有一定的作用和意义，但这种被动的参与终究是片面不彻底的，积极主动地摄制抗日反帝类型的影片才是社会各界对电影界的要求和期待，才能发挥电影在抗日舆论宣传上的最大效能。这表明当时中国电影界已然意识到唤醒全民族抗日反帝的民族意识，不惜一切代价进行彻底的反抗斗争是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必由之路。
《电影界应扩大宣传抗日运动》一文呼吁电影界应该加强抗日反帝电影的拍摄和传播，认为：“电影是艺术的宣传，当然是很重要的，广大的传播，以中国的产业出产品，向全国的民众怒吼，绝对要靠自己……”[13]此时日寇侵占东北三省并在华北、上海等地步步紧逼，其灭亡中国的狼子野心已经昭然若揭，全面侵略中国只是时间问题而已。基于对时局的预判，该文进一步指出中国电影界应该决心改变原本“利益至上”的电影摄制取向，转而拍摄抗日反帝的爱国宣传影片，并向电影公司提出两点要求：“第一，我们不要中国的影片公司观望；
第二，希望全国的电影界一致起来扩大的宣传一下，使人民都惊醒起来抗日。”[13]电影具有传播思想意识的社会功能，对社会思潮的形成有潜移默化的影响，如不大力倡议摄制抗日反帝电影，任由商业片泛滥将对全民族抗日反帝思潮形成干扰，会对抗日救亡事业产生消极的影响。
对此，《影界之急务》一文作者则首先表达了电影界对“抗战救国”消极参与态度的不满，认为：“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我们处在这样的时局，各界都在很热烈的抗日运动中，惟有电影界还是不声不响的聋哑着。我并非说把电影工作丢开去干抗日运动，应当在可能范围内，一致起来抗日。”[14]对于具体的抗日反帝行动，其认为可以从拍摄抗日反帝的宣传片、拍摄抗日实录的新闻片、刊载抗日先进事迹的文章、拍摄反映日寇暴行的影片等四个方面进行。《电影界起来！参加救国工作吧！》一文更是明确提出电影界应该从讴歌中国人民抗日的英雄事迹、揭露日寇对中国人民的累累暴行、传播一切关于抗日的工作新闻等三个方面着手拍摄抗日反帝的宣传影片，一面集资募款支援东三省军民的抗战，一面派遣摄影队赶赴前线拍摄战场纪实影片，并最后呼吁道：“电影界诸君啊！赶快起来吧！因为现在是国难已临，危在旦夕，再没有时间可容你们迟疑不决啊！”[15]《国难声中的救国片》一文亦疾呼电影界应该加强抗日反帝影片的拍摄，对孤星公司预备拍摄宣扬革命者爱国和牺牲精神的抗日影片“碧血丹心”予以大力支持，认为：“艺术是领导人生的，尤其是，电影是负有指导社会的使命，在这国难临头时，我们这班从事电影的同志们，虽然不能学着马占山那样的效命疆场，但至少也得尽一点艺术的厥职，拍摄几部慷慨激昂悲壮热烈的影片来发扬我们民族固有的光荣。”[16]
在《读“请电影界注意”后》一文中，作者对某些人寄托于“国联”向日寇施压以“坐享其成”解决东三省危机的观点嗤之以鼻，他已颇有远见地意识到只有中国人民激发救亡图存的民族意识，同仇敌忾才能战胜日寇，慷慨激扬地呼吁道：“同胞们！现在只有自己起来解决，勿再梦想有什么人来保护，将我们的赤血去洗净民族的耻辱，为死难同胞复仇！但我们不要只单呼着口号，还要充分地实行，各担起重要的责任：去为国牺牲吧！”[17]对于电影界而言，抗日反帝最直接有效的实践无疑就是拍摄抗日宣传影片，马翎重申了电影界在抗日反帝中应该担负的责任，即“电影是最高尚的实业，尤其是艺术结晶的先锋队，所以我们要提高电影的责任，必先从革命的途上走去”[17]。也就是希望电影界拍摄更多日寇对东三省残酷侵略的写真影片，以求唤醒沉睡的国人共同起来拯救濒临灭亡的中华民族。
面对日寇的侵略，中华面临前所未有的民族危机，在救亡图存的历史大背景之下，《影戏生活》杂志连续刊载大量倡导拍摄抗日反帝题材电影的评论文章，从不同视角分析探讨了拍摄抗日反帝影片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对进一步营造社会抗日反帝的舆论声势具有积极意义。在《影戏生活》杂志等左翼刊物的积极呼吁下，诸多电影公司纷纷停止拍摄非抗日反帝题材的影片，转而筹备拍摄抗日反帝题材的影片，一大批抗日反帝题材的影片应运而生。如此，不仅促进了中国第一次抗日反帝题材电影摄制热潮的形成，而且对激发中国人民抗日反帝的精神和决心也具有重要意义。
九一八事变及“一·二八”淞沪会战，极大激发了中国人民抗日反帝的民族主义精神，电影界在国难当头的危急时刻终于意识到摄制抗日反帝题材影片的必要性，然而抗日反帝电影的拍摄并不顺利。在九一八事变后不久锡藩电影公司即计划筹拍抗日反帝电影《想尽想绝》，时人认为这是“电影界反日运动中的先锋”[18]，电影界应该切实地行动起来。随后不久，明星公司亦发起“明星救国团”，以“救国与自爱”为宗旨，誓言决不购买日货，并公推郑正秋编制爱国影片“热血”和“西施”两片，引得其他电影公司纷纷效仿[19]。但事与愿违，抗日反帝影片仍一部难求，“……许多言情片、歌舞片，这（还）是层出不穷地生产出来”[15]。
“一·二八”淞沪会战期间，备受国人期待的近代中国第一部抗日反帝题材的故事片——《共赴国难》才由联华电影公司的著名导演蔡楚生、孙瑜和史东山联合拍摄成功，由此拉开了中国抗日反帝题材故事片的发展序幕。《共赴国难》剧情以“一·二八”淞沪会战为背景，主要叙述了居住在上海闸北一普通家庭的抗日事迹，一个老人和他的四个儿子及一个女儿在战事爆发后，老人鼓励儿女们参战救国，四个儿子先后从军，女儿则为战场护士，后来五人都相继不幸牺牲殉国，但老人强忍悲痛仍为儿女以身殉国、死得其所而由衷地骄傲。对于该片的评价，在艺术表现上，该片受到不少的批评，如在苏州公映后有人撰写影评称，“该片除杂缀一·二八战事背景为号召外，演员之各个表演，特无出色处……字幕之多竟占全片三分之一”[20]。更有甚者直指其剧情存在谬误之处，即“该片导演对军事常识不高明及处处节省，以致弄得一塌糊涂，临时演员也叫小工替代，更有穿义勇军服装者领导十九路军作战，实奇闻也”[21]。但该片展示的抗日反帝主题仍受到了毋庸置疑的赞誉，如有人评价称：“现代中国所需要的，便是像‘共赴国难’一样的剧本，国难是整个民族的，比‘自己的难’还更要紧，这部片子就告诉你这许多。”[22]诚如是，《共赴国难》在艺术表现上确实存在诸多不足，但在国难危机的特殊历史时期，影片传递出的普通中国人在民族危亡之际不惜毁家纾难、忠勇壮烈的伟大爱国主义精神足以抵消艺术上的缺憾。
随后，《上海之战》《压岁钱》《战地二孤女》《逃亡》《中国海的怒潮》《民族生存》《风云儿女》《肉搏》《大路》《夜奔》《马路天使》等多部反映抗日反帝精神的故事片相继问世，以上影片都是以九一八事变和“一·二八”淞沪会战为背景，从不同角度歌颂了中国人民坚决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不屈精神和英勇斗争，民国影坛迎来摄制抗日反帝类型影片的第一次热潮。但由于1932 年5 月，国民政府同日本签订了《淞沪停战协定》之后，中日两国又重归“和平”状态，为维持中日两国表面的和平，6 月份国民党命令上海各大电影公司“禁止拍摄‘关于战争及含有革命性影片’，即使是纪录片也不允许出现‘抗日’字样，‘日军’必须改成‘匪军’以避免破坏‘和平空气’”[23]。至此，短暂兴起的抗日反帝题材的影片受到政策的制约，转而只能采取委婉象征的手法表达抗日反帝的主题，如《壮志凌云》的故事主题就是呼吁全民族抗战，但由于国民政府禁止影片中出现“日寇”“日本帝国主义”等字眼，只能以模糊的“匪贼”予以代替，大大降低了影片宣传抗日反帝思想的效果和影响力。
总的来说，九一八事变和“一·二八”淞沪会战是民国时期电影发展史的分水岭，近代中国电影开始走出言情片、志怪片、武侠片等类型影片的麻醉，转向思想性、现实性、实用性更强的抗日反帝题材影片的摄制。虽然在《淞沪停战协定》之后由于政策原因不能大张旗鼓地宣传抗日反帝，但大量影片仍通过隐晦含蓄的方式表达了抗日反帝的思想，对广大民众抗日反帝意识的激发和培养具有重要的意义。这种思想的转变使得近代中国电影焕发出新的生命力，其传递出的英勇无畏、不惧牺牲的抗日反帝的爱国主义精神激发了无数中华儿女坚决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决心。
《影戏生活》杂志在九一八事变爆发后连续刊载数十篇呼吁电影界积极摄制抗日反帝影片的文章，激发起中国电影界摄制抗日反帝影片的热潮，深刻反映了当时中国电影界抗日反帝的决心和爱国主义情怀。比较同时期其他电影类专刊文章较少呼吁摄制抗日反帝题材的影片，更加凸显《影戏生活》杂志的难能可贵。以《影戏生活》杂志主编汤笔花为代表的一批早期中国电影界人士秉持崇高的民族责任感和爱国主义精神，推动近代中国电影界拍摄了大量社会影响深远重大的抗日反帝题材的故事片。一部部抗日反帝题材影片向被压迫被奴役的中国人传递了伟大的爱国精神和民族精神，对中国人民最终战胜日本帝国主义，取得抗日战争的完全胜利起到了重要的舆论宣传和思想凝聚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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