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金声, 李少平, 林 青
(喀什大学 人文学院,新疆 喀什 844000)
2019年国际汉语教育大会首次更名为“国际中文教育大会”,2021年国家语委、语合中心发布《国际中文教育中文水平等级标准》(以下简称“标准”),接着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教育部发布《研究生教育学科专业目录(2022年)》将国际中文教育列为“04教育学”类的准一级学科,以0453编号单列,标志着新时代中国面向国际的“汉语教学”向“中文教育”的里程碑式的转变。2023世界中文大会上丁薛祥发表主旨讲话,强调:“更好发挥中文的社会服务功能,不断提升中文的社会应用价值,支持和鼓励更多国际组织将中文列为官方语言,欢迎更多国际场合使用中文,积极服务各国经济社会发展。”(1)新华社.丁薛祥出席2023世界中文大会并发表主旨讲话[EB/OL].http://news.china.com.cn/2023-12/10/content_116869296.shtml.如何正确理解和把握“中文”一词的核心理念,以及站在服务新时代新征程上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全新高度,(2)吴应辉.新时代新征程国际中文教育新使命新行动思考[J].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3,(4).推动国际中文教育高质量发展,加快中文走向全球、服务世界,已然成为新时代的新使命。
教师工作压力大，他们需要闲暇，需要缓解压力，管理者有责任为教师构建一个充满人文关怀的工作环境与氛围，让教师平淡的生活变得有声有色。教师“点染”工作室、“百灵鸟”合唱团等富有特色的教师社团，提升了教师文化和艺术修养，丰富了他们的业余生活；
每年举办的新年联欢会使教师们在轻松的氛围中尽展诗乐才华；
志趣相投的教师们自发组建的篮球、登山、瑜伽等俱乐部，使得大家生活或工作中的不快情绪在彼此沟通中很快化解；
温馨的教工之家设有健身房、台球室、瑜伽室、茶艺室等，工作之余，教师们常常到这里坐一坐或看书、备课，或聊天、健身，这也让教师们放松了身体的同时补充了精神食粮。
由图7和表3可知，举升高度与举升力在不同初始角度下的整体变化情况相似。对比多条曲线可以得出，减小初始角度值能增大关系曲线曲率，即在达到相同有效举升高度时，减小机械臂初始角度则能减小相应的举升力。换言之，减小机械臂初始角度，可以获得更大的有效举升高度区间；
较大的初始角有较强的稳定工具的作用。此外，从表3还可以发现，初始角度θ1、θ2对机械臂承重性能的影响程度不同，θ1的变化更能影响有效举升高度的变化。
从2019年第一次出现“国际中文教育”新名称的时候,不少学者就对此进行了研究和解说。郭熙、林瑀欢认为:“‘中文’是中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汉语、普通话、华语等概念的对外统称。……体现了国家对国内对外汉语教学、国际上的汉语作为第二语言教学和海外华文教育进行资源共享、互补合作的理念,对于充分整合中文教育资源、发挥各种力量的长处,具有重要的意义。”由此把“国际中文教育”定义为:中文在全球的传播与传承工作,它包括国内的对外汉语教学、海外的国际中文教学和海外华文教育。(3)郭熙,林瑀欢.明确“国际中文教育”的内涵和外延[EB/OL].http://ex.cssn.cn/zx/bwyc/202103/t20210316_5318331.shtml.王辉、冯伟娟在《何谓“国际中文教育”》也从“谁教”“教谁”“教什么”和“在哪教”四个维度对先前的“对外汉语教学”和“汉语国际教育”两个名称的基本内涵进行了阐述。认为这3个名称各有特殊含义,不能画等号,否则就降低了国际中文教育事业的定位。(4)王辉,冯伟娟.何为“国际中文教育”[EB/OL].http://www.gmw.cn/xueshu/2021-03/15/content_34688036.htm.专家的相关研究大约包括以下4个方面:(1)20世纪50年代国内的“对外汉语教学”,其特点是“引进来”,在国内对外国人的汉语教学,是目标语环境的、成建制的第二语言教学,对象多为成人。(2)2006年国家原对外汉语教学领导小组改为“国家汉语国际推广领导小组”,工作重心转向“走出去”,改称“汉语国际教育”,主要指在海外为母语非汉语者开展的汉语教学,其教学对象可包括母语为汉语的中国人、华侨华人及外国人,教的内容是汉语作为第二语言或外语,教的对象是母语非汉语者,教的地方一般指在海外。(3)以华文传承为目标的“华文教育”,其对象主要是华人社会中学龄和学龄前的华裔子弟。这种教育与前两种在教学环境、教学对象等方面存在差别,加之国内行政主管部门不同,呈现相对独立的状态。(4)海外的“国际中文教学”,是处于非目标语环境的、多样化的中文作为外语的教学,教学对象覆盖多个年龄段、多个层次。研究讨论还特别提出“国际中文传播”与“海外华语传承”两个方面,认为“对外汉语”是横向传播,重在扩大中文的使用范围、使用人数及影响力;“华文教育”是纵向传承,重在延续族裔身份认同、文化认同及维持语言使用,旨在实现“中华民族‘魂’‘根’‘梦’的薪火相传”,除交际、经济价值外,还有重要的文化认同和身份价值。而“国际中文教育”是一个包容性很强的概念,涉及全球范围的各类汉语教学,既包括国内面向留学生的“对外汉语教学”,又包括国外面向当地居民的汉语教学及面向华侨华人的华文教育,既涉及学历教育,又涉及非学历教育。
为避免引起所在国家的误会和排斥,郭熙教授还特别提出国际中文教育的服务策略:“海外华文教育本质上是一种服务:对侨民来说是提供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育服务,对华人来说则是提供祖语传承服务。这应该是一种最基本的定位。”(5)郭熙.服务海外华语传承之思考(1)[EB/OL].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A3OTI3MjEzNg==&mid=2650936665&idx=3&sn=902b74b9583d24db28a1d54b37171fda&chksm.华语传承需要多渠道精准进行,最重要的是要从实际出发,拥抱新科技,寻找新的突破口,完善服务,创新各种学习平台和学习资源,帮助学习者随时随地的自主学习。还倡导“文化优先”,即通过当地语言给下一代传授中华文化,引起下一代对中华文化的注意和认同,在此基础上开展适合他们的“第二语言教育”模式,最大限度地实现华语传承的目标。(6)郭熙.华语与华语传承研究再出发[J].语言战略研究,2021,(4).
魏晋南北朝是一个民族大动荡大融合的时期,北魏孝文帝曾强力推行“正音”。《魏略·西戎传》记载说:“(氐人)多知中国语,由与中国错居故也。” 《北齐书·高昂传》云:“鲜卑共轻中华朝士,唯惮服于昂。高祖(即高欢)每申令三军,常鲜卑语;昂若在列,则为华语。”同书《神武帝纪下》高欢“使斛律金作《敕勒歌》”,就是将传世的鲜卑曲语并用汉字书写的“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的名作。当时的文本都用的是“中国语”“华语”名称。隋朝以金陵雅音为基础,融合中原雅音与各民族语言形成了带有南方语音特点的雅言通语。唐宋时的国语主要承袭“正音”“雅音”。到南宋时,由于迁都杭州和南京,以中原“洛语”为核心的国语发生了变化,吸纳融合了很多南方语言。元朝将国语改为蒙古语,后又将蒙汉结合的元大都语音(今北京话)作为标准音。明朝前期的都城定于南京,因此当时的官话主要以南京音为标准语,后由于迁都北京的南京人口占京城人口一半,南京音依然通行,与北京话并存。直至清雍正八年设立正音馆,确定推广以北京音为标准的北京官话。整个清代都基本使用“正音”“天下通语”“正韵”“官话”等概念术语,也很少用“汉语”。
社科院周庆生先生倡导打造“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共同体”,非常符合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战略要求。知古鉴今,最早最能够代表中华民族共同体称谓的是“华夏”,后来发展概括为“中华”。中国历代使用“雅言”“通语”频率最高,也最广泛,因为其表达最简明,最符合各族人民的共同利益和需要。“中文”应该视作是“中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缩略。以“汉字”为基础逐步形成“雅言”“通语”“普通话”,本身就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与发展的证明和体现,也包含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发展文化。因此,综合起来表述应该是“中华通用语言文字”,简称“中华通用语文”,再简称“中华语文”,即“中文”。目前大家比较熟悉惯用的是“中国语文”,但是从历史来看,从中华民族五十六个民族来说,再面向大批海外华裔群体都需要共同的语言文字,所以完全可称之为“中华语文”,这样去理解“中文”更具有普遍价值和发展意义。
夏代已从原始文字发展到成体系的早期汉字阶段,而最早的象形文是“画成其物”,直接表意,甚至指示、会意字都是以形示义,可以直接表达思想。后来极力与雅言相辅相成,并参与了新语言的形成。殷商甲骨文更是成熟的文字符号体系,使用中同音假借现象十分突出,说明时人应用已有意识地与语音相匹配。周代开始有了以王都洛邑语音为准的通政官话,统计古汉语阶段的形声字可以看出与语言的关系,“殷商时期出现的约占百分之二十”。(10)黄德宽.形声起源之探索[J].安徽教育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1986,(3).“金文书写渐趋线条化,形声构形方式成为主要造字方法,约80%的新增字是形声结构,”突破了以形表意,走上了“形声化”道路。(11)黄德宽.汉字在历史上的三次突破[J].决策探索(上), 2019,(1).当时依据的声大约主要是洛邑语音。春秋的大篆字体进一步削弱了字形的象形性,“形声构形成为春秋时期最主要的构形方式,新增字90%以上是形声字。”“战国文字的字词关系和用字习惯异常复杂,不同区系文字地域特征更为鲜明。”(12)黄德宽.汉字文明演进的历史画卷[EB/OL].http://theory.people.com.cn/n1/2022/0124/c40531-32338056.html.2022-01-24.说明战国各国造形声字所依据的语音不太相同。直到秦统一天下,实行“书同文”创造了通用的规范古文字小篆,经过秦汉隶变,汉字书写更加简便,可以快速记录官话,适应多种方言的需求,成为有效的行政工具,所以官办太学,培养人才,“历代都以洛阳太学教书音为标准音,作为读书音相传授。”(13)柳霞.中国古代的“普通话”[EB/OL].http://news.sina.com.cn/c/2007-01-06/060010945367s.shtml,2007-01-06.汉朝人普遍使用“洛语”,杨雄首创“通语”概念,“用来解说方言,取得了正统地位,不仅成为政府官话通用语,也成为商、学与士大夫的通用语,一直沿用到元代。”(14)国非,高顺斌.雅言 通语 官话 普通话——汉民族通用语沿革简说[J].固原师专学报,2003,(5).“汉初到武帝前期,汉字系统完成了隶书字体的定型化。武帝后期至东汉末,隶书进入调整和发展期,新隶体、草书等代表汉字发展方向的新兴书体逐渐成为书写主流。经历这一阶段的发展,汉字系统进入形体符号化、构造形声化、书写笔画化的历史新时期。”(15)黄德宽.汉字文明演进的历史画卷[N].光明日报,2022-01-24(014).这一过程始终伴随着中原通语的推行。
这些分析和阐述显然都很有价值,着重从历时的、区域的、对象的角度分析几个名称的特殊性,肯定了不同时期针对不同对象采取不同名称的意义和作用,甚至还深入分析了不同名称对如何做好文化传播和文化传承的策略价值,很有启发性。
首先,“中文”是承载思想双轨发展机制的信息系统,具有独一无二的特质。中文与世界上所有的语言不同,是一种独一无二的信息符号系统。相比拼音文字,汉字的独立价值更加显著且重大。牛津大学前语言学系主任罗伊·哈里斯认为:“文字的产生,并不是为了记录语言,文字和语言是两个平行的系统。”汉语与汉字一直保持两条轨道并行发展的格局,相辅相成,既各自独立又互补互动。(20)周金声,赵丽玲.关于语言与语文及其教学的思考[J].汉字文化,2018,(5).最初的独体文、指示字、会意字都是直接表义的,并不是为语言创造的,后来为了与语音匹配创造了大量的形声字,使得汉字能够与多种汉语方音匹配,也起到了记录语言的作用,显示出汉字强大的功能。汉字集形、音、义于一体,不是汉语的外衣,而是细胞,汉字所以有强盛的生命力是由于它能直接表义。(21)李如龙.汉字不是外衣,而是细胞.第一届中日学术交流研讨会(2006).现代脑科学研究最新突破,证明中文特有着大脑生成机制的优势。张学新团队使用相关电位技术第一次发现了一个中文阅读特有的脑电波,“基于充分的文献调研和研究结果,顶中区 N200 被确认为是一个中文词汇识别特有的脑电反应,……证实了中文、英文词汇识别涉及本质不同的脑加工,特别的中文词汇在其识别的早期阶段,存在一个极强的视觉加工过程,而这个过程英文中完全没有。”(22)章启群.汉字与中国式思维——作为一个哲学问题的断想[J].语言战略研究 2023,(2).“汉字系统在词汇水平上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拼义文字,它切合了认知心理学和脑科学中根本性的语义网络原理,具有稳固的科学基础。汉字充分利用了人脑的视觉加工能力,与拼音文字相比,是一种更为彻底的视觉文字。”(23)张学新.汉字拼义理论: 心理学对汉字本质的新定性[J].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4).
新中国成立初期,又将“国语”“国文”合并为“语文”课程,成为中小学的核心课程。1955年10月26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为促进汉字改革、推广普通话、实现汉语规范化而努力 》的社论,宣布:“汉民族共同语,就是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的普通话。”1956年2月6日,国务院发出关于推广普通话的指示,把普通话的定义增补为“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以典范的现代白话文著作为语法规范。”“普通”二字的涵义是“普遍”和“共通”的意思,与“通语”意思相近。而特别加入“以典范的现代白话文著作为语法规范”,正说明普通话构建是离不开规范文本的。实际上从古代“雅言”传统来看,这种通用语一向追求发音标准、易于交流,甚至还包含“内容雅正”“文辞典雅”和“言论正确合理”的意义。(16)罗小凤.“雅言”传统的再发现与“新雅言”的建构[J].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2).可以说“普通话”就是依托汉字文本,吸纳多种方言和少数民族语的语音和词汇而逐步形成的中国通用语言。
1946年2月1日联合国大会决议发布的官方文件中,在国际上采用的正式名称是“中文”,直到1973年联合国确定常用的6种工作语言之一也称“中文”,以往老牌大学大都设有“中文系”。在联合国官方文件中长期以来一直采用中文这一称谓,采用中文这一核心词表达国际中文教育新概念,不但符合国际惯例,也凝聚了所指的中国语言、文字、文化的特征,包涵了语言并涵括了文化,具有更广的包容性。(17)曹贤文.从汉文教育到国际中文教育:概念史视角下的变迁[J].贵州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3,(2).学界对其内涵的界定也算比较一致,比如《现代汉语词典》(第7版,2017)解释:“中文,中国的语言文字,特指汉族的语言文字。”这里首先认为是“中国的语言文字”,其实就是指“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包括语言(普通话)和文字(汉字),是各民族共同创造发展的产物,是中华各民族文化的集大成。事实上“普通话的标准音采集点是以满族为主的少数民族人口占 62% 的承德滦平县。可以说,历史上少数民族学习汉语对现代普通话的形成和发展功不可没,是‘多元’的‘要素和动力’为中华民族大家庭共同性做出的贡献。”(18)郝时远.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必须推广国家通用语言文字[EB/OL].http://theory.people.com.cn/n1/2018/1031/c40531-30373035.html,2018-10-31.所以只有特殊情况下比如对比语言研究中才“特指汉族的语言文字”。因此将“汉语”改换为“中文”这个称谓是精准的,联合国对6国常用语也称“英文”“中文”,说明既承认其语音系统,也重视书写系统。显然,“中文”绝不等于“汉语”,而是包括“汉语”“汉字”的。秦代“书同文”后“汉字”成为独有的书写符号的专门名称是不可取代的。
《礼记·王制》说:“五方之民,言语不通,嗜欲不同。”《左传》也有:“我诸戎饮食衣服,不与华同,货币不通,言语不达。”说明夏之前各部族言语混杂,不易跨区域交流。为了“达其志通其欲”,夏朝规定了通用的语言。《孝经·卿大夫章》云: “非先王之法言不敢道也。”“法言”即官方规定的通用语言,主要由卿大夫使用。殷商创制甲骨文,周王朝修成大篆初步统一文字,同时推行“雅言”,与夏代“法言”性质一样,是官方规定的规范统一语言,称之为“华夏语”。《荀子·荣辱篇》“越人安越,楚人安楚,君子安雅”,《儒效篇》作“居楚而楚,居越而越,居夏而夏。”这个“雅”或“夏”明显指中原,与楚越对称。(7)郑张尚芳.夏语探索[J].语言研究,2009,(4).黄帝入中原兼并了各部落,其本族语言与其他氏族语言融合,形成了共通语。至夏禹时代,黄帝族的语言由氏族共通语发展成为部落联盟的共通语,由于时置夏朝,因而这种语言也被称为“夏言”。《辞海》:“雅言,古时称‘共同语’,相当于现在的普通话。夏时代的语言为华夏标准语系,历史上称作‘雅言’”。《论语·述而》载: “子所雅言,《诗》《书》执礼,皆雅言也。”孔安国《注》: “雅言,正言也。”郑玄曰: “读先王典法,必正言其音,然后义全。” 钱穆注释:“古西周人语称雅,故雅言又称正言,犹今之国语,或标准语。”(8)钱穆.论语新解 [M].上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而且,孔子整理古籍,进行正音正字,广搜各国史书作《春秋》,《说文序》云: “孔子书六经,皆以古文。”段玉裁注: “此古文兼大篆言之。”大篆,是当时规范的字体。“所谓雅言,就是正言,即中央政府认可颁布的书面语标准发音系统,孔子用来读《书经》《诗经》的那套汉字发音。”(9)张光宇,论古代通语与现代汉语方言的关系[J].民俗典籍文字研究, 2021,(1).这就是说,孔子办学培养人才,很重视讲解、诵读《诗》《书》《春秋》等“六艺”文本,执行典礼实践活动,主要使用西周规定的统一语言,也就是当时的官话。将文本正字与口语正音密切结合,结果培养出“身通六艺者七十有二人”(《史记·孔子世家》)的精英贤才。由此可见大篆文对通用雅言规范化的作用。
如今的初中古诗文教学，一直受到“以学代考”心理误区的影响，师生都以考试为最终目标，严重违背了古诗文学习的规律。教学死板而机械，没有形成系统的阅读和鉴赏能力，对学生进一步深入学习古诗文造成了极大的负面影响。笔者结合多年的教学实践，将不同的古诗文教学模式进行总结和反思，认真寻找不足的同时恪守古诗文教学的规律。本文借助中国古典文学理论名著——《文心雕龙·章句》篇的一些理论思想，着力阐释如何将初中古诗文教学正本清源。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按照立足中国、借鉴国外,挖掘历史、把握当代,关怀人类、面向未来的思路,着力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在指导思想、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等方面充分体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25)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有了正确的指导思想引领,构建学术体系是核心,有了高屋建瓴的学术体系,才能为学科体系和话语体系提供主心骨。推进国际中文教育高质量发展是构建中国话语体系、推动中华文化更好走向世界的必由之路。(26)王辉.国际中文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内涵特征和实践进路[J].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3,(4).
图1 “中文”所属学科及其课程关系图
其次,“中文”易于阅读,具有更多的适应大数据时代、信息时代的条件和优势。人类的视觉功能最强,人通过视觉获得的感知信息量远超听觉声波的感知,人类关于世界的概念和知识也主要依赖视觉信息,“汉字阅读至少比拼音文字的阅读具有更为快捷地进入思维的可能。汉语阅读和使用者与拼音文字阅读和使用者在思维运行中有一个重要分别。这个分别对于汉字使用者,自然是个思维上的优势。”(24)章启群.汉字与中国式思维——作为一个哲学问题的断想[J].语言战略研究,2023,(2).现代教育技术的广泛运用,尤其是大数据技术为数字化语言教学提供便利,也带来了挑战。信息的储存、分类、加工、索引、搜索、提取、利用都离不开语言,更确切地说离不开文字,更有利于进行云端技术、物联网和社会网络技术的应用带来的语言教育革命。因此,我们需要改革传统的“中文”教育,开展更符合“中文”自身特点的教育教学,突出“语文(语言、文字)并重”,完成新时代的新使命。将“对外汉语教学”和“汉语国际教育”改称“国际中文教育”,就体现了改变重语轻文的导向。因此,“国际中文教育”就不是简单的包含和统摄“对外汉语教学”和“汉语国际教育”的问题,而是表明不但要进行“汉语”教学和推广,也要重视汉字书面文的教育与推广,不但要培养会听说的文盲汉语人才,更要培养会读写的中文文化人才。
1902年,吴汝纶去日本考察,首提“普通话”之名。1904年,秋瑾与留日学生组织了一个“演说联系会”,在简章中使用了“普通话”的名称。1906年,朱文熊撰《江苏新字母》一书,把通语分为“国文”(文言文)、“普通话”和“俗语”(方言)。他还定义“普通话”为“各省通行之话”。或许受这些影响,清政府在1909年将北平语音命名为“国语”。1918年北洋政府公布了第一套国家认可的国音注音字母,1932年经国民政府教育部颁布《国音常用字汇》确定国语标准。当时的新学堂普遍开设“国语”“国文”课程。
法制类节目是通过电视节目将一些真实的案件加以评论与分析之后，让观众有亲历整个案件的过程，将依法治国的理念深入人心，全面提高人们的法律意识和维权意识，帮助人们在日常的工作与学习中明白法律的重要性，做到懂法、守法。法制类节目的主持人既不可以像娱乐节目主持人那样随兴，也不可以像体育节目那样激情四射。主持人在节目中必须把握好法律的权威性，无需像新闻播报主持那样庄重，但在评论和内容的分析上必须做到客观、中肯，还要将里面深层次的内容发掘出来，并和观众做好互动。
古往今来,每一次语言革命都会带来信息传播的转型升级,进而塑造人类不同的生存方式,给社会带来深刻变革。人类掌握有声语言大约十万年以上,而掌握文字不过五六千年,但从“有声语言”到文字和语言结合的“文字语言的兴盛构筑了人类文明的区域体系,推动着不同区域文化共同体、民族共同体的建构。”(19)廖祥忠.视频天下时代的你:为未来而来[EB/OL].https://page.om.qq.com/page/OU-swQ0VTNe1WR5gaEP-x9ZA0?source=cp_1009,2022-09-25.使人类文明发生了质的飞跃,不足万年的“文字语言”时代大大超越了几十万年的“有声语言”时代的发展。所以我们更应该加快加强对“文字语言”功能的研究。智能时代数字视频崛起,开辟了信息时代的开放格局,将再造国际新秩序。数字化网络更加凸显的是文字、声音与图像相辅相成的格局,缺一不可。从人脑镜像神经元构成来看,接受和加工文图信息更加丰富快捷和可靠,尽管声音可以随意录制传递,但仍然还是要以文字图像为最重要的眼目。在这样一个大背景下务必从更深远的视野来审视“中文”的价值意蕴。
再次,大数据网络时代,充分发挥“中文”的优势,面向世界加大中华语文的推广力度。数智时代,尽管网络语音数据足够发达,但通过书面文阅读资料和传递信息还是主流。据2019年“互联网用户的语言排行”统计,互联网用户数量估计用英文的占25.2%,用中文的占19.3%,居全球第二,但“互联网语言使用人数排行”显示,英语数据所占比例占58.5%,中文只有1.4%,全球排名第十,比俄、德、日、法、西班牙、葡萄牙文都低。这固然与汉字体系与西方差别大和认读有一定难度有关,但根本原因还是我们的语言推广工作在文字教育方面力度不够。即使培养再多的“文盲汉语人才”,他们不会阅读和使用汉字也绝难提高中文的世界普及率。只有努力提高基于中文的数字信息传播能力,才能改变这种逼仄的面貌,赢得国际话语权。
结合前文对“中文”内涵的阐述,我们认为“中文”应包括两层含义:一是在国内为“中华通用语言文字”的简称,这是“中华民族共同体通用语言文字”的含义。针对中国公民进行的“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育”,是“语文教育”,培养“一种能力两种意识”(即语言文字应用能力和自觉规范使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意识、自觉传承弘扬中华优秀语言文化的意识)。二是从国际视角看,可称为“中国通用语言文字”。对外国人进行的“中文”教学和传播是“国际中文教育”,可分为两类:一类是对华裔的中文教学,带有延续族裔身份认同、祖宗文化传承的意义;一类是对非华裔的中文教学,是典型的中文作为第二语言的教学。虽然都是“中文教学”,但因对象不同,其要求和方法有所不同。“国际中文教育”的使命是打造更加开放包容、更加优质可及的新格局,更好地满足各国人民学习中文的需要,促进中外人文交流、文明互鉴、民心相通,彰显语言学习交流在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的重要作用。世界上只有一个“中文”。“中文”所属的学科是中国特色的中华文字语言学,由语言学和文字学构成,可用下图大体概括“中文”所属学科及其课程关系:
(一)立足中文,构建中国特色的文字语言学学术体系
陈金龙说:“学术体系主要承担概念生成、知识创新、理论建构的任务;学术体系是学科体系的支撑,离开学术体系,学科体系将流于空泛;话语体系是学术体系的呈现和表达,没有学术体系作为内涵,话语体系只能徒具形式。在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三者之间,学术体系是核心。”(27)陈金龙.学术自信: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基础[EB/OL].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16-06/02/c_129036072.htm,2016-06-02.显然,学术自信是构建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的关键,更是文化自信自强的表现,当然首先要矫正学术崇洋心理。杨丹先生认为“中国的国家语言战略有4个支柱:推广通用语言文字、科学保护各民族语言文字、做好国际中文教育、大力发展外语教育。前两个服务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后两个则服务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28)杨丹.中国外语教育的三个转向[J].语言战略研究.2022,(5).但从服务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角度看,目前中国的国家语言能力远无法满足中国深度参与全球治理的要求,面临巨大的挑战,其关键原因是中国至今没有从独特的中国语言文字本体生活总结出学术系统理论。古往今来也“没有一个大国能够用别国的语言实现崛起。中国和平崛起的进程也应该是中文更广泛走向全球、更深入影响世界的进程,中文应该成为推进中国新时代语言文字工作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依托。”(29)杨丹.中国外语教育的三个转向[J].语言战略研究,2022,(5).“对于中文的学术地位来说,国内是‘根本’和‘基础’,中文的学术地位只有在本国得到维持和提高的前提下,才有可能走向世界。”(30)张治国,崔楠楠.中国学术语言的中英文地位问题[J].语言战略研究,2022,(5).
审视目前中国的语言学体系,基本上都是西方语言学理论的翻版,存在语言学与语文教育脱节、语言与文字研究各行其是等问题,好在文字学对中国传统小学传承创新,部分语言学者努力摆脱西方语言学的眼光,提出了一些具有中国特色的新见解,如“意合语法”观(常理,1987;张黎,1994);“中国文化语言学”(申小龙,1990);“字本位”理论(徐通锵,1991);“名动包含”语法观 (沈家煊,2007);“语言神经机制理论”(杨亦鸣,2002);“组合汉语”论(吕必松,2015);有的明确认为“汉字是汉语之魂”(潘文国,2009); “汉字是中国文化的根元素,是文化符号系统中起主导作用的单位”(申小龙、孟华,2014);呼吁“重新认识、理解语文学的传统和汉语观”(童庆生,2019)等等,为构建中国特色的语言文字学理论大厦提供了基础砖石。
“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语言关系自古持久地延续下来,不断发展、创新,并在语言中得到反映。”(31)戴庆厦.从语言上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认同[J].民族语文,2022,(2).从古今语言文字发展史来看,从周代的大篆到秦代的小篆,再到汉隶奠定了中文传承的基础,各种方言乃至鲜卑、蒙满统治时代的少数民族语言,逐步融入了以汉字为主要载体的通语之中。每个时代都离不开用汉字施政号令,直至当代扫盲,推行的满汉共创的国语普通话也离不开“典范的现代白话文著作”文本。汉字具有形音义兼备的特点,在新型通用普通话形成过程中起着主导作用,不仅仅具备记录普通话的功能,本身也可以构成语言表意单位,甚至直接构成词句篇章。实践显示,学习中文者只要掌握一定数量的汉字,不仅可以进行交流,还可以阅读,有利于可持续学习中文。汉字承载和积淀着丰厚的中华文化,在中华文化传承和提升中起着中坚作用。教学中文,只有不仅仅满足于“汉语”教学,才能真正推广和传播中华语言文字文化,从而深层次地全面传播中华优秀文化。因此,中国的学者应该有“舍我其谁”的信心和气派,彻底摆脱西方语音中心主义的观念,勇于担当起共同构建体现中国智慧、中国标准的语言文字学理论体系。
二是高校网络舆情产生、演化的规律性研究成果比较缺乏。高校生是三十岁以下庞大的自组织群体，其衍生主体扩展到高校的研究生、教育工作者和未成年人，构成特定的具有相似心理情景的舆情群体。他们每天浸润在社会舆情、重大网络舆情之中，而不仅仅是生活在单纯的校园环境；
其网络舆情产生于复杂的大众舆情，而不仅仅是校园生活；
他们早已深度参与了大众舆情的运行，而不仅仅是校园舆情的传播。高校网络舆情的产生机理相对独特，相对于其他社会群体，高校生群体的个人言行因同质性而相互影响，从而产生行为刺激。在同一群体心理情景作用下，某种话题会被达成较高的认同，快速形成特殊的舆情。从现有资料看，这方面的研究有待进一步深入。
(二)改革国际中文教育人才培养课程体系
“中华通用语文几乎是依赖汉字定位、吸纳多民族语音建构起来的言语与文字双轨发展的语文体系。”(32)周金声,赵丽玲.关于语言与语文及其教学的思考[J].汉字文化,2018,(5).所以必须有反映这种语文生活本体规律的“文字语言学”理论引领和指导。国际中文教育应该坚持文字与语音并重的双轨发展理念。《国际中文教育中文水平等级标准》提出“音节、汉字、词汇、语法”的“四维基准”,其中“各等级音节表中的音节能够涵盖本等级汉字与词汇的全部读音,本等级词汇全部由本等级汉字组成,本等级的语法点也从本等级的词表中选取”。(33)李亚男.国际中文教育中文水平等级标准解读[J].国际汉语教学研究.2021,(1).说明“汉字”是等级标准中的关键,也是最明确的基本标准。以往各校绝大多数实行的汉语国际教育专业人才培养方案主要是围绕“汉语”教学设计,有的甚至还极力主张只需用汉语拼音教汉语,完全忽略了汉字在汉语中的主导作用,也就忽略了“中文”的本质内涵,这样的人才培养系统很难帮助未来从事中文教育的学生掌握系统的汉字知识,更别说文字语言学的融合体系了。
如今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教育部发布《研究生教育学科专业目录(2022年)》,将“0453国际中文教育”设置为准一级学科,标志着国家将更加彰显“中文教育”的价值。那么,“国际中文教育”就需要着眼于“中文”进行人才培养,需要以“中华文字语言学”理念引领重新构建课程体系,着力培养和发展学生的语文综合能力,使该专业的学生既懂语言,也掌握汉字文化知识。因此,我们认为在现有的课程体系中有必要增设或改造以往一些不合理的课程,比如增开“中华文字语言学通论” “中外语文对比”等课程,将原来的“古代汉语”“现代汉语”改为“古代语文”“现代语文”,使学生比较系统地了解和掌握中国古今语言文字的发展规律,还需要加强关于汉字原理以及书法课程,提高认识汉字在“中文”中的重要作用和地位,帮助学生真正提高语文能力和语文素养。(34)周金声,王俊杰.论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育提质增效之道[J].中国高教研究,2022,(17).
(三)打造适应国际中文教育需要的教材教法
时代的需要就是对中国学者的召唤。国际中文教育的研究者应响应钟英华教授倡导的“找准方向,摸准脉搏,应需而为,为需而动”,(35)参见钟英华教授在“2022国际中文教育论坛”的演讲《国际中文教育新需求与传播能力体系化建构》。我们团队多年来从语言文字融合研究和教学中做了一些理论与实践探索,总结出一套新思路,有幸获得语合中心2021年度重点研究项目,根据《国际中文教育中文水平等级标准》,发挥“四为基准”功能,创编了《活力中文》(初级)新形态教材,初步形成了行之有效的教学尝试:
同一次监测中同一点位不同项目的监测结果之间应符合其理论上的逻辑相关性。熟知掌握这些关系，对于审核大量监测数据可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例如：CODcr和BOD5之间，BOD5是在已测得CODcr含量基础上，围绕BOD5预期值进行稀释的，所以CODcr含量大于BOD5含量；
由于环境中的氮循环，一般DO含量高的水体，NO3-N高于NH3-N，硝氮、氨氮、亚硝氮之和不应大于总氮浓度；
Cr6+不能大于总铬浓度；
一般情况下，水中DO不应大于相应水温下饱和DO值，CODcr高，则DO必低。这些关系在审核中要格外留意。
1. 把准中文形音义命脉,秉持“字词本位语用教学”观。中文是由两条相互依存的音意表达系统和形意表达系统的双轨组成,输入输出丰富多彩的思维信息。形音义高度结合的单音节字词与多音节词语皆为中文表达的基本结构单位,这是中文区别于其他拼音语言文字的最突出特点。思想是表达之源,用字还是选词可以在表达主体大脑中自如转换,因此,我们认为《标准》初等三级归纳的900个高频字是中文教学的节点,一旦突破这个节点,中文学习就会进入豁然开朗的桃花源。
2. 图文讲练,以字教语,注音辅助培养汉字思维能力。“思维方式是实现思维能力的一种方法,与特定的语言联系在一起,因而不同民族是不一样的。”(36)徐通锵.汉语字本位语法导论[M].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2008.语言大师赵元任也认为:“在中国人的观念里,‘字’是中心主题,‘词’在许多不同意义上都是辅助性的副题,节奏给汉语裁定了这一样式。”(37)赵元任.语言问题[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6:140.二千多年的“书同文”造就了中国人单音节字思维模式,形成了“读图”特点,观察汉字“恍如目击事物之实现”“隐喻昭然可睹”。
从字与音义关系来看,汉语语音因为“单音节”的特点在区别意义上较为依赖文字,在语音交流过程中常常会出现同音异义(异字)的现象,产生种种误解,从文字入手辨识积累词汇就会避免误会,提高教学效率。用指认汉字直接教语音的方式教中文,通过“图文说字”表展示有字根意义的常用字的形意结合特点,在形、音、义的相互关系中解读汉字所包蕴的感性的、直观的美感,利用学生的好奇心激发其学习热情,结合生活话题教学组词可以有效促进“中文”学习者建立起由形解意、借字辨音义的思维习惯。
3. 贴近生活,用语用话题实现文语并进的教学策略。赵元任先生认为中文是“一字一言的文字”。大多数单音节语音语义都可以对应一个字词,所以即使对话我们也往往说:“请一个字一个字地说清楚”,是“弓长张的张”。在句法方面,中文也主要是靠虚字词和语序来体现语法意义,多以主述结构成句,是一种意合语言,只要明白用对了字词意义,怎么拼合都可以表达基本意思。而且,汉语单音节字词始终保持着根词、基本词、常用词的核心地位,而且使用频次最高、最有派生能力,其中的独体字更是形音义明确、长期稳定不变、构词能力极强。帮助“中文”学习者尽快掌握最小表意基本单位的字——也是单音节词,可以“毕其功于一役”。我们实践多年,效果明显。
4. 拓展字组,意合成句,用典型句式培养规范语感。所谓语文能力就是语用主体能灵活自如地调动和选择大脑储存的一定数量的字词规范地表达思想的能力,其基本要素是字词量和规范语感。我们将《国际中文教育中文水平等级标准》概括的语法点分别安排在每一个单元,有意识用规范常用的口语例句为题突出该单元重点,由识读字词到组词造句,再到对话语篇,有生活交际对话,有故事,或散文、韵文,还有经典诗文作品,通过图片法、动作演示法、视频法、对比拓展法、情景表演法等营造体验浸润式学习环境,从而培养学生规范的组词造句和识字说话的能力。
“金沂蒙在实现自我快速发展的同时，也从未忘记自身的社会责任，始终在围绕我国农业发展的痛点进行思考。”金沂蒙生态肥业有限公司总经理马晓丽表示，土壤修复改良是一项世纪工程，也是荫及子孙后代的伟大使命，金沂蒙责无旁贷。在今后的发展中，金沂蒙将继续以改善土壤环境质量为核心，以保障农产品质量为出发点，促进土壤资源有序利用，助力农业可持续发展，打响蓝天、碧水、净土三大保卫战，让环境更美好，让土壤更健康，让食品更安全，打造百年金沂蒙，助力生态中国梦！
与对照组比较，观察组血清UALB/UCr、α1-MG、RBP、Cys-C、hsCRP、Hcy、β2-MG、HbA1C阳性检出率明显升高，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1），见（表2）。
5. 适当书写,力行习得,注重指导学生的学习方法。从认知心理学来看,通过眼口耳和肢体体验获得的信息记忆会更加深刻和长久。我们有意将硬笔书法引入汉字笔画笔顺指导练习之中,不但讲述汉字的结构,还展示汉字的形态美,容易培养学生的审美兴趣。专门设计了“力行习得”栏目,介绍学习方法,提供情境练习题目。在“资源共享”中介绍有助于习得的网络资讯、网站,附加二维码资料,开发智慧教学课程,提供移动平台学习软件,落实课堂内外、线上线下自助互动学习活动。
6. 从俗到雅,引入经典,用高品位文化浸润中文教学。语文模塑思维心智模式是构成人类精神文化的基本要素。我们主张由浅入深、由俗到雅浸润式地以文化人。教材前十个单元主要设计中外互译的“课堂用语”,中间十个单元设计“日常用语”,后十个单元特地设计了“俗语警句”,用体现中华民族文化特色的格言俗语,如“礼之用,和为贵”“学而时习之,不亦乐乎”“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不忘初心”等等附加在每一单元,倡导学生背诵。这些影响中华民族数百上千年的名言警句是中华文明和伦理意识的写照,既可以丰富学生的语汇,又可以使学生深入了解深层次的中华文化,最终潜移默化地融入他们的心灵。每个单元还专门设置了“文化常识”栏目简要介绍一些中华特色文化,特别是中国当代的文化新貌和故事,还用目的语翻译和制作短视屏以二维码形式附加于教材,鼓励学生欣赏,从而发挥好民心相通、政策沟通的基础和先导作用,助力传播中国形象提质增效,真正对外讲好“中国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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