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星星 周文霞 任董莉
DOI：10.16783/j.cnki.nwnuz.2024.03.008
收稿日期：2023-12-28;修改稿收到日期：2024-04-17
基金項目：甘肃省基础研究计划软科学专项（23JRZA486）；
兰州文理学院2022年度高水平研究成果培育项目（2022GSPYJ01）
作者简介：王星星（1987—），女，甘肃陇西人，副研究员，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生态旅游、区域可持续发展.
E-mail：mmwxx1105@163.com
摘要：以黄河流域甘肃段为例，运用耦合协调发展模型、ArcGIS软件、灰色关联度模型对2010—2020年生态环境、经济发展、城镇化三者耦合协调发展的时空格局及其驱动因素进行研究.结果表明，黄河流域甘肃段生态环境-经济发展-城镇化系统评价值总体呈上升趋势，城镇化和生态环境系统评价值呈持续上升特征，经济发展系统评价值出现波动下降趋势；
黄河流域甘肃段各市（州）耦合度呈上升态势并达到较高水平，协调度总体不高，初级协调是主要类型，各市（州）协调度在空间上呈现出“西高东低”的分布态势；
生态环境、经济发展、城镇化耦合协调发展的驱动因素影响力从强到弱依次为政府能力、经济发展水平、水资源、产业结构、科技投入、对外开放程度.
关键词：黄河流域；
生态环境；
经济发展；
城镇化；
耦合协调；
甘肃段
中图分类号：F 12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1-988Ⅹ（2024）03-0064-10
Coupling and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ecological environment-
economic development-urbanization in the upper reaches of the
Yellow River basin：A case study of the Gansu section
WANG Xing-xing1，3，ZHOU Wen-xia2，REN Dong-li3
（1.Institute for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Cultural and Tourism Industry，Lanzhou University of Arts and Science，
Lanzhou 730030，Gansu，China；
2.Institute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formation of Gansu，Lanzhou 730099，Gansu，China；
（3.School of Tourism，Lanzhou University of Arts and Science，Lanzhou 730030，Gansu，China）
Abstract：Taking Gansu section of the Yellow River basin as an example，the coupling coordination development model，ArcGIS tools and grey correlation degree model are used to study the
spatiotemporal differentiation and driving factors of the coupling coordination of ecological environment，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urbanization from 2010 to 2020.The results show that during the study period，the evaluation value of ecological environment-economic development-urbanization system in Gansu section of the Yellow River basin shows a rising trend.The evaluation value of urbanization and ecological environment system shows a continuous upward trend.The evaluation value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system is fluctuating and declining.The level of coupling of cities（prefectures） in Gansu section of the Yellow River basin presents a rising trend and reaches a higher level.The overall coordination degree is not high，and primary coordination is the main type.The coordination degree of cities（prefectures） in Gansu section of the Yellow River shows a distribution of“west high east low”in space.The driving factors of the coupling and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ecological environment，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urbanization from strong to weak are government capacity，economic development level，water resources，industrial structure，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investment，and the degree of opening to the outside world.
Key words：Yellow River basin;ecological environment;economic development;urbanization;coupling coordination;Gansu section
黄河流域上游具有天然的区位、资源优势，是重要的生态安全屏障，但也存在生态环境脆弱、经济发展不充分、城乡发展不平衡等问题.生态环境与经济发展相协调是黄河流域可持续发展的根本，城镇化是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的必由之路，三者之间相互依存、相互影响［1-2］.随着近年来黄河流域上游工业化与城镇化进程的加速推进，一系列生态环境问题伴随经济的快速发展产生.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的国家战略下，如何协调好生态环境、经济发展与城镇化建设之间的关系，成为实现黄河流域上游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课题.黄河上游甘肃段是重要的水源涵养区，又属于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的关键地区，生态本底脆弱、区域城乡发展不平衡、经济增长缺乏动力等问题尤为突出，以黄河上游甘肃段为例探究生态环境、经济发展、城镇化之间的耦合协调关系，具有很强的代表性和现实意义，对于促进黄河流域上游高质量发展和可持续发展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国内外学者对于生态环境、经济发展、城镇化互动关系的研究多数集中于生态环境与经济发展或生态环境与城镇化这两个方面.生态环境与经济发展方面，早在19世纪中期国外学者就形成了协调发展理论［3］、经济-能源-环境影响模型［4］等较为成熟的理论及模型.国内学者主要通过实证分析开展了多尺度空间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耦合的水平测度与评价研究.刘德强等［5］利用耦合协调模型对中国30个省份生态环境与经济发展进行研究，发现2000—2015年中国生态环境与经济发展耦合协调度总体呈上升态势，30个省份差异明显，东部地区耦合协调度优于中西部地区.王介勇等［6］对黄河三角洲生态经济系统的研究表明，生态系统与经济系统总体上处于互动协调发展状态.王艳慧等［7］以6个典型国家连片特困区为例，对生态环境质量与经济发展水平进行耦合协调性评价，结果表明连片特困地区大部分县生态环境质量与经济不能协调发展.唐晓灵等［8］基于引力模型分析了陕西省生态环境与经济耦合协调度及空间联系，发现陕西省生态环境与经济耦合协调发展不平衡，空间联系较弱.谷国锋等［9］的研究表明，东北地区城市经济发展与环境耦合协调度总体呈上升趋势，34个地级市间的差异不断缩小.关于生态环境与城镇化协调发展的研究，从国外学者提出的“压力-状态-响应”模型［10］、脱钩（Decoupling）理论［11］、环境库兹涅茨假设（EKC）［12］，到我国学者提出的“社会-经济-自然”复合生态系统理论［13］、城市化与生态环境交互耦合的作用机制［14］、城镇化与生态环境演化规律［15］，都对生态环境与城镇化耦合研究产生了极大的推进作用.在相关理论研究基础上，国内学者主要从不同区域生态环境与城镇化耦合的发展程度和时空演变规律入手，开展了生态环境与城镇化协调发展的测度及评价研究.刘春雨等［16］利用耦合协调模型对福建省地级市2000—2015年生态环境与新型城镇化耦合关系进行研究，结果表明福建省生态环境与城镇化系统的耦合协调度随时间呈增加趋势，城市发展以城镇化滞后为主.张引等［17］对重庆市生态环境承载力与新型城镇化质量耦合分析发现，重庆市城镇化的快速发展导致都市区生态压力增大，城镇化发展方式亟需调整.王少剑等［18］研究表明，1980—2011年京津冀地区生态环境与城市化耦合协调类型从严重不协调-城市化受阻转变为高级协调-生态环境滞后.杜霞等［19］分析了山东半岛城市群城镇化与生态环境耦合协调发展的时空格局并提出相关政策建议.陈肖飞等［20］测度了长三角城市群新型城镇化和生态环境承载力耦合协调度，基于利奥波德大地伦理观分析新型城镇化与生态承载能力协同发展的机制.
从已有研究看，当前对生态环境、经济发展、城镇化的两两关系分析较多，将三者有机结合进行耦合协调关系及影响因素探究的研究较为匮乏.在空间尺度上，已有研究侧重于全国范围或较为发达的中东部地区、省市，对于欠发达地区尤其是黄河流域甘肃段这一承载国家战略的特殊区域研究相对不足.因此，本研究以黄河上游甘肃段作为研究区域，基于2010—2020年的发展数据，运用耦合模型、灰色关联度模型，定量测度分析生态环境-经济发展-城镇化协调发展时空演变及驱动因素，通过比较研究和系统分析，以期为甘肃段及黄河上游区域因地制宜制定生态环境、经济和城镇化协调发展战略，落实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重大部署提供理论支撑和决策参考.
1 研究区域概况
甘肃省地处黄河上游，位于黄土高原、青藏高原和内蒙古高原三大高原的交汇地带，全省总面积为42.58万km2.黄河流域甘肃段位于甘肃
省内中东部地区，黄河干支流流经甘南、临夏、兰州、白银、平凉、庆阳、天水、定西、武威等9个市（州），多年平均自产地表水资源量超过黄河流域总水量的五分之一，是黄河上游重要的水源涵养、补给、调蓄区.黄河流域甘肅段流域总面积占甘肃省国土面积的34.3%，占黄河流域总面积的19%，
流域内生产总值和人口占全省80%左右的比重.考虑到纵贯河西走廊的祁连山是黄河重要水源补给区，兼顾保持地区级行政区划单元的连续性，将河西走廊酒泉、嘉峪关、张掖、金昌4市及陇南市也纳入研究区（图1）.
基于自然资源部标准地图服务网站下载的审图号为GS（2019）3333号的标准地图制作，底图无修改.
2 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2.1 数据来源
本研究所用数据主要从2011—2021年《甘肃发展年鉴》、《中国城市统计年鉴》以及甘肃省各市州统计年鉴获得，个别缺失数据通过插值补充.
2.2 指标体系构建
在遵循科学性、全面性和可操作性原则的基础上，参考已有研究［21-22］，构建黄河流域甘肃段生态环境-经济发展-城镇化耦合协调评价指标体系，其中，生态环境系统包括3个维度的9个具体指标，经济发展系统包括3个维度的10个具体指标，城镇化系统包括4个维度的13个具体指标，见表1.
2.3 研究方法
2.3.1 指标权重确定
采用熵权法确定各指标权重，设有m个待评价城市，n个评价指标，具体步骤如下.
1）数据标准化
采用极差标准化法对指标原始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从而排除评价指标体系中各指标量级、单位不同对计算结果带来的影响.
正向指标：
Yij=Xij-Xminmax1≤i≤mXij-min1≤i≤mXij，（1）
负向指标：
Yij =Xmax-Xijmax1≤i≤mXij-min1≤i≤mXij，（2）
其中，Xij为第i个城市第j项指标的原始数据;Yij为指标原始数据Xij标准化后的值;Xmin和Xmax分别表示第j项指标在i个城市中的最小值和最大值.
2）第j项指标在城市i的比重
Pij=Yij∑mi=1Yij.（3）
3）各指标熵值计算
Ej=-ln（m）-1∑mi=1PijlnPij.（4）
4）各指标权重确定
Wj=（1-Ej）∑nj=1（1-Ej）.（5）
3.3.2 耦合协调发展模型
耦合指多个系统相互作用和影响的现象，耦合度表示系统间耦合程度的
强弱，不能准确反映系统间的协调发展水平，因此本文采用耦合协调发展模型来反映系统间的协调发展程度.具体模型如下：
1）综合评价模型
X=∑ai=1pix′i，（6）
Y=∑bi=1qiy′i，（7）
Z=∑ci=1riz′i，（8）
其中，X，Y，Z分别代表生态环境系统、经济发展系统、城镇化系统发展水平综合指数，a，b，c是三系统的指标个数，pi，qi，ri是对应的指标权重，x′i，y′i，z′i是评价指标标准化值.
2）耦合度模型
C=X×Y×Z（（X+Y+Z）/3）31/3，（9）
其中，C为耦合度，C值范围为［0，1］.C值越大生态环境系统、经济发展系统、城镇化系统间的关联度越强，耦合度越高，反之，三系统间耦合度越低.
3）耦合协调度模型
D=CT，（10）
T=λX+μY+ξZ，（11）
其中，D为协调度;T为生态环境-经济发展-城镇化系统的综合评价指数;λ，μ，ξ为待定系数，且λ+μ+ξ=1.本研究认为生态环境、经济发展与城镇化同等重要，故λ=μ=ξ=1/3.参考已有相关研究［21，22］，将生态环境-经济发展-城镇化系统的协调度划分为3大类和10个亚类，具体见表2.
2.3.3 灰色关联度模型
灰色关联度是根据不同系统因素之间发展趋势的相似或相异程度，来衡量两两系统因素之间关联程度的一种方法.若两个因素变化趋势一致，即二者关联程度较高，反之则较低.生态环境、经济发展、城镇化的耦合协调发展受内外部不同因素的影响，为进一步探讨黄河流域甘肃段生态环境-经济发展-城镇化系统耦合协调发展的驱动因素，利用灰色关联度模型进行分析研究.参考已有研究［23-24］以及结合黄河流域甘肃段发展的特殊性和实际情况，选取经济发展水平（人均GDP）、产业结构（第三产业产出/第二产业产出）、科技投入（地区财政支出占GDP的比重）、水资源（水资源总量）、政府能力（地区财政支出占GDP的比重）、对外开放程度（外贸依存度，即进出口总额/GDP）作为影响生态环境、经济发展和城镇化系统耦合协调的驱动因素.具体步骤如下.
1）确定参考序列和比较序列
以各城市生态环境-经济发展-城镇化系统耦合协调度为参考序列x′0（k），k=1，2，…，m，m表示参考序列的个数.设经济发展水平、产业结构、科技投入、水资源、政府能力、对外开放程度为比较序列x′i（k），x′i为驱动因素，i=1，2，…，n，n表示驱动因素数量，k=1，2，…，z，z表示指标数据维度.
2）数据标准化
采用均值化法对数据进行无量纲化处理：
x0（k）=x′0（k）1m∑mk=1x′0（k），（12）
xi（k）=x′i（k）1m∑mk=1x′i（k），（13）
其中，x0（k），xi（k）分别为参考序列与比较序列标准化后的值.
3）计算灰色关联系数
ξi（k）=A+ρBx0（k）-xi（k）+ρB，（14）
其中
A=mini minkx0（k）-xi（k），
B=maxi maxkx0（k）-xi（k），
其中，ξi（k）为灰色关联系数;ρ为分辨系数，取值为0.5.
4）計算灰色关联度
ri=1m∑mk=1ξi（k），（15）
其中，ri为灰色关联度，ri值范围为［0，1］.ri值越大表明关联性越强，即该因素对系统间的影响程度越大.
3 结果与分析
3.1 生态环境-经济发展-城镇化系统发展水平分析
黄河流域甘肃段生态环境-经济发展-城镇化系统综合发展水平从2010年的0.403到2020年的0.492（表3），总体呈上升趋势，随着时间向着更好的状态发展.兰州、嘉峪关在城镇化、经济发展方面具有相对优势，综合发展水平一直领先于其他市（州）.陇南由于在城镇化发展方面比较落后，生态环境水平和经济发展水平在研究时间范围内出现同时下降的情况，导致该地生态环境-经济发展-城镇化系统综合发展水平最低.
从生态环境水平来看，黄河流域甘肃段生态环境水平在11年间以上升态势为主，生态环境指数由2010年的0.586到2020年的0.654（表3）.兰州、白银生态环境水平在研究时间范围内有持续提升，这主要得益于“十二五”以来，甘肃省提出以兰白为核心加快发展，兰白地区经济发展更加注重科技与创新应用，区域产业结构和经济增长方式不断优化升级，生态环境状况不断改善.嘉峪关、金昌、天水、武威、张掖、平凉、定西、甘南、临夏等市（州）生态环境水平随着时间均出现先下降后上升的情况，可能是由于这些区域经济发展主要以传统农业和资源型工业为主，生态环境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会受到一定破坏.祁连山生态环境破坏问题发生后，甘肃省加大生态环境保护和修复力度，各地生态环境质量逐渐好转.陇南市生态环境水平呈下降态势，主要是因为其地处秦巴山区，是重要的生态功能区也是曾经甘肃省脱贫任务最重的市（州）之一，很大程度上处于低水平利用当地自然资源维持生计的状态，陷入“生态脆弱-贫困”的恶性循环，对生态环境带来压力.
从经济发展水平来看，2010—2020年，黄河流域甘肃段及绝大多数市（州）经济发展缓慢且稳定性较差，较于以往年份出现了下降趋势（表3）.兰州的经济水平在研究时间范围呈上升态势，主要得益于兰州良好的经济发展基础以及作为全省经济、
科技中心的独有优势和相关政策支持.白银、天
水、庆阳等地近年来响应国家生态文明建设号召，关闭了一批以有色金属、石油化工、机械电子等重工业为主的工厂，对当地经济的发展产生了一定程度的影响.张掖、定西、临夏、甘南等市（州）经济发展以农（牧）业为主，经济发展缓慢.
从城镇化水平来看，研究时间范围内黄河流域甘肃段城镇化发展水平逐步提高，从2010年的0.227到2020年的0.448（表3），增幅达到97%以上.这主要是因为随着我国城镇化建设政策的稳步推进，近年来甘肃省各地不断提升科技、教育、医疗水平，不断扩大城市基础设施建设规模，社会城镇化发展水平得到提升.从整体上看，黄河流域甘肃段各地城镇化水平呈现明显的不均衡态势，定西、陇南、临夏等属于脱贫攻坚成果巩固拓展区和民族地区，由于自然环境、资源条件、经济发展、交通设施等的限制，城镇化发展水平较低.
3.2 生态环境-经济发展-城镇化系统耦合度及协调度的时空演变
从耦合度来看，经过11年的发展，黄河流域甘肃段生态环境-经济发展-城镇化系统耦合度达到较高水平（0.9＜耦合度＜1.0）（图2）.2010年，14个市（州）的耦合度存在较大差异，兰州、嘉峪关、金昌超过0.97，酒泉、白银、天水、武威、张掖、甘南、庆阳、临夏处于0.86～0.95之间，平凉、定西、陇南在0.70～0.84之间.到2014年，这种差异不再明显，各地耦合度尤其是耦合度较低的陇南在此期间明显提升，生态环境、经济发展、城镇化三系统之间的关联度增强.2020年，14个市（州）耦合度均超过0.93，表明生态环境、经济发展、城镇化三系统之间的关联度很强，各地在追求经济与城镇化发展的同时注重保护生态环境.
从协调度（图3）来看，在研究时间范围内黄河流域甘肃段14个市（州）的生态环境-经济发展-城镇化系统耦合协调度呈平稳上升态势，总体由过渡发展大类向协调发展大类转变.这在一定程度上表明，黄河流域甘肃段近年来在生态环境保护、经济发展、城镇化建设方面均取得了一定成果，14个市（州）生态环境、经济和城镇化协调发展水平不断上升，区域整体发展向着好的方向转变.
根据协调度区间划分标准，借助ArcGIS分析软件做出2010年、2015年、2020年黄河流域甘肃段生态环境-经济发展-城镇化系统耦合协调度空间
格局（图4）.可以看出，11年间黄河流域甘肃段生态环境、经济发展、城镇化耦合协调程度不断提升，朝着好的方向发展，但协调度总体不高，初级协调是主要类型.2010年，兰州、嘉峪关、酒泉、金昌、张掖、天水6市处于初级协调阶段，其他市（州）处于勉强协调阶段.2015年，白银、武威、平凉、庆阳、定西由勉强协调阶段进入初级协调阶段，兰州迈入中级协调阶段，陇南、临夏、甘南依然处于勉强协调阶段.到2020年，嘉峪关、酒泉、金昌与兰州同处于中级协调阶段，陇南、临夏、甘南由勉强协调阶段进入初级协调阶段，其他市（州）处于初级协调阶段.可以看出，黄河流域甘肃段区域生态环境、经济发展、城镇化耦合协调发展不均衡.
兰州作为甘肃省的省会和中心城市，得天独厚的区位优势和各种资源要素的集聚，对其经济、社会、生态建设提供了支撑和保障，经济发展、城镇化建设和生态环境等方面都具有明显优势，耦合协调程度一直保持领先，较其他市州率先进入了中级协调发展阶段.嘉峪关、酒泉、金昌综合经济实力一直位居甘肃省14个市（州）前列，城市化程度高，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注重与生态保护的协调发展，耦合协调程度较高.从全局发展层面来看，黄河流域甘肃段除兰州、嘉峪關、酒泉、金昌以外的各市（州）生态环境-经济发展-城镇化协调发展程度并不高，兰州作为中心城市的辐射带动作用没有充分发挥，周边区域生态环境-经济发展-城镇化协调发展水平较低，耦合协调发展整体呈现出以兰州为中心“西高东低”的空间分布态势.
3.3 生态环境-经济发展-城镇化耦合协调发展的驱动因素分析
灰色关联度越高，表明相关性越好，即该因素对生态环境-经济发展-城镇化系统的耦合协调度影响程度越强.黄河流域甘肃段生态环境-经济发展-城镇化系统耦合协调度与6大驱动因素的关联度均大于0.5（表4），表明各驱动因素与生态环境-经济发展-城镇化系统耦合协调度均联系密切，按照灰色关联度由大到小依次为：政府能力、经济发展水平、水资源、产业结构、科技投入、对外开放程度.其中，政府能力对耦合协调发展的影响最大，除嘉峪关、酒泉外，其余12个市（州）政府能力关联度均处于较高状态.说明政府能力是影响黄河流域甘肃段经济发展、城镇化、生态环境协同发展的最重要因素，政府宏观调控有力有效.经济发展水平与生态环境-经济发展-城镇化系统耦合协调度的关联度位于第二位，14个市（州）经济发展水平关联度均处于较高状态.说明经济实力的提升对黄河流域甘肃段生态环境、经济发展、城镇化的耦合协调发展具有较强的驱动作用.水资源与生态环境-经济发展-城镇化系统耦合协调度的关联度位于第三位，兰州、天水、陇南、临夏以外的市（州）水资源关联度均处于较高状态.黄河流域甘肃段具有其特殊性，普遍存在水资源短缺、水资源供需矛盾突出、生态环境脆弱等现象，生态环境、经济发展、城镇化耦合协同发展对水资源的影响非常敏感，必须要高度重视区域内水资源的保护和合理利用，以推动生态环境、经济发展、城镇化耦合协同发展.产业结构、科技投入与生态环境-经济发展-城镇化系统耦合协调度的关联度分别居第四、第五位.对外开放程度与生态环境-经济发展-城镇化系统耦合协调度关联度最低，表明对外开放对黄河流域甘肃段生态环境-经济发展-城镇化的耦合协调发展影响相对较小，外力驱动不足.但对天水、酒泉而言，对外开放程度对于当地生态环境-经济发展-城镇化耦合协调仍有较强的驱动作用.
从14个市（州）分别来看，影响生态环境-经济发展-城镇化系统协调发展的主导因素不同.兰州的主导因素为政府能力与科技投入，嘉峪关、金昌、白银的主导因素为经济发展水平与水资源，酒泉、平凉的主导因素为经济发展水平，其他（州）主导因素为政府能力.
4 結论与建议
4.1 结论
利用耦合协调度模型，对2010—2020年黄河流域甘肃段生态环境、经济发展、城镇化三者耦合协调发展进行研究，探讨耦合协调发展的时空演化格局，并借助灰色关联度模型探究生态环境、经济发展、城镇化协调发展的驱动因素，得出以下主要结论：
1）2010—2020年，黄河流域甘肃段生态环境-经济发展-城镇化系统综合发展水平呈上升趋势，总体随着时间向着更好的状态发展.生态环境-经济发展-城镇化系统耦合度和协调度都不断提高，生态环境、经济发展、城镇化系统的之间关联度逐渐增强，协调发展类型总体由过渡发展大类向协调发展大类转变.
2）分析2010，2015和2020年黄河流域甘肃段生态环境-经济发展-城镇化系统耦合协调度的空间分异，得出黄河流域甘肃段各市（州）耦合协调度空间差异明显，兰州、嘉峪关、酒泉、金昌进入中级协调阶段，其他市（州）处于初级协调阶段，耦合协调发展整体呈现“西高东低”的空间分布态势.
3）灰色关联度模型的分析结果表明，经济发展水平、产业结构、科技投入、水资源、政府能力、对外开放程度对黄河流域甘肃段生态环境、经济发展、城镇化协调发展均具有驱动作用，影响力从强到弱依次为政府能力、经济发展水平、水资源、产业结构、科技投入、对外开放程度，不同市（州）的主导因素存在差异.
4.2 建议
根据以上研究结论，针对黄河流域甘肃段生态环境、经济发展、城镇化耦合协调关系及存在的问题，提出如下对策建议.
1）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大力发展生态产业.在今后的发展中，要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立足各区域产业基础、资源禀赋和环境承载力，优化产业布局，依靠科技创新推动新旧产业动能转换，推动区域经济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兰州、白银、定西等中部区域重点发展节能环保、中医中药、数据信息等产业，酒泉、嘉峪关、张掖等河西区域以清洁能源、文化旅游、戈壁农业等特色优势产业为重点，天水、陇南、平凉等陇东南区域重点发展先进制造、文化旅游及保健养生等产业.通过将绿色生态产业作为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抓手，增强经济发展的稳定性和经济实力.充分发挥黄河流域甘肃段区位优势，借助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战略与“一带一路”的政策叠加红利，深度融入到黄河经济带、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中，加强跨区、跨境经贸、技术、人才等交流合作，建设对外开放大枢纽、大通道.
2）采取差异化策略，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把创新作为核心驱动力，以兰白科技创新改革试验区和兰白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为中心，鼓励和支持创新要素向天水、陇东产业创新集群延伸扩散.加强城市间的联系与协同，提升兰州、天水、嘉峪关等作为中心城市的辐射和带动功能，在经济产业、科技创新等方面向周围城市溢出，带动中部地区、河西地区、陇东南地区协调发展.定西、陇南、临夏等市（州）针对薄弱环节，在城乡基础设施、城镇空间范围、公共服务保障、产城融合等方面采取一定措施，改善和提升区域城镇化发展水平.推进省市生态保护、产业发展、科技人才、政府管理等领域的政策和机制创新，加强政策的协同互补、配套衔接，形成提升区域生态环境、经济发展、城镇化协调发展的合力与制度保障.
3）加强生态文明建设，促进可持续发展.紧抓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战略机遇，坚持绿色发展、生态优先，推进河西祁连山区、甘南黄河上游水源涵养区水源涵养治理，加强陇中陇东黄土高原区水土流失治理，建设黄河上游甘肃段生态保护示范区.协调推进黄河流域甘肃段干流与支流、水域与陆域的统一管理保护，资源开发和污染排放源头治理相结合，全力推进大气、水、土壤污染同防同治，强化生态环境大保护大治理的系统性、整体性和协同效益，营造生态宜居的城镇生活环境，构建经济发展、城镇化建设绿色屏障.注重自然资源开发和生态保护并重，将陇南等脱贫攻坚成果巩固拓展地区生态资源禀赋、资源优势有效转化为产业优势、经济优势，大力发展生态旅游业，带动当地居民收入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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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武维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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