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 云
（天津科技大学 文法学院，天津 300222）
顾随是20世纪一位颇为重要的词人，目前对其词及词学的研究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讨论其词的思想性与艺术特质，二是讨论顾随词的渊源，三是梳理其词集与词作的创作背景等，对顾随词的思想内容、艺术风格、艺术成就以及创作背景等进行了较为详细的探讨，但大部分研究只是围绕顾随刊印的词集进行讨论，虽也提及《大公报》对顾随《无病词》《味辛词》的评论，却一直未给予重点关注，也未注意到顾随其他各种词集的报刊传播情况，从而丢失了许多丰富的有价值的信息，影响到对顾随词的深度认知。刊印词集固然是顾随词重要的传播手段，但报刊传播更是不容忽视的一环。笔者钩沉民国报刊，发现大量与顾随词相关的资料，通过对顾随词报刊传播过程进行梳理，可以看到顾随词所处的文化生态空间，从而进一步理解顾随词的影响与意义。
20世纪是“以报刊为中心的文学时代”［1］，这已被学界所公认。顾随的诗词等作品也不例外，与报刊有着密切联系，经报刊媒体传播被大众阅读和接受，可惜这一历史事实与细节被研究者所忽略。顾随出生于1897年，近代报刊业已初步兴起。辛亥革命之后，报刊业获得进一步发展，直隶本省的天津、保定等报业也逐步繁荣，上海报刊在种类上更为丰富，通过省、市、县等各级发行渠道辐射到全国多个省份和地方。顾随虽然身在小小的清河县，但自幼就生活在一个由报刊传媒带来的开放型文化空间中，很早就成为一名报刊接受者。从14岁在清河县高等小学堂开始，顾随就在报刊上发表作品，现知最早的一篇是刊于1911年第6期《直隶教育官报》的文章《方孝孺不为燕王草诏论》①。升入永平县省立中学后，他接触到针对学生创办的上海的刊物《学生》，踊跃寄上作品，有《白菊》《二媪行》等多首诗作刊发。《学生》为上海商务印书馆创办的十大杂志之一，在当时颇为风行，其刊物规定学生投稿要盖学校的印章，顾随投稿得到了学校支持，文章发表之后应该也赢得了师长们的赞赏。1917年，顾随在天津北洋大学读书期间，参加上海中华编译社函授部举办的函授班，在《中华编译社社刊》刊发诗作《夜坐忆玉妹》等。在北京大学期间，顾随也多有歌谣等作品在《北京大学日刊》等报刊上发表。通过接触各种报刊，顾随开阔了视野，接触到各种最新的文学和思想，逐渐走上文学创作之路。大学毕业后，顾随有过短暂的“报人”生涯，1921年曾在山东济南《民治日报》做过大约半年的编辑、记者，离开报社后，其散文、小说等新文学作品继续刊登在《文艺周刊》《民国日报》《浅草》《沉钟》等报刊中。从顾随早期作品在报刊的传播概况可以看到，顾随很早就与报刊结缘，研究顾随不能只限于文集的传统研究，还要从报刊传播视角来探究。
顾随自20世纪20年代开始填词，最初并没有把词发表在报刊上，而是先印为词集，再意外地与报刊发生种种联系，对顾随词传播最有力度、在文化界产生影响较大的报刊是天津的《大公报》。
（一）《大公报》对顾随《味辛词》的评论
《大公报》是天津的一份老牌报纸，自1902 年创刊就成为京津最为畅销的报纸之一。1926 年，吴鼎昌、胡政之、张季鸾三人创立新记公司接办《大公报》后，秉持“不党，不卖，不私，不盲”的办报理念，使该报进入发展的鼎盛时期。《大公报》的副刊颇具特色，除每天设立以“小公园”为名称的文艺版之外，还有较为固定的版面：周一为《文学副刊》，周二为《电影周刊》，周三为《戏剧》，周四为《妇女与家庭》，周五为《艺术周刊》，周六为《公开评论》，周日为《儿童周刊》，涵盖了文学、艺术、娱乐、妇女、儿童等多个主题，丰富多彩，新颖时尚。其中，《文学副刊》从1928年1月开始创办，其预告称：“特请名家担任撰述投稿。内容略仿欧美大报文学副刊之办法，而参以中国之情形及需要。每期对于中外新出之书，择优介绍批评；
遇有关文学思想之问题，特制专论；
选录诗文小说笔记等，亦力求精审。”［2］在清华大学教授吴宓主持下，《文学副刊》发展成为一个具有学术性质的文艺专栏，以刊载评论性学术文章为主，兼录古典诗词，与刊载新文学作品的“小公园”形成鲜明对比。
顾随在填词的时候并无意在报刊上发表。1927年夏他刊印了第一本词集《无病词》，1928年夏刊印了第二本词集《味辛词》，各500册。二种词集在平津文化界有所分送，得到燕大教授沈尹默、学生郑因百等人的赞赏。1928年11月《大公报·文学副刊》第47期，刊发了“镜”的文章《评顾随味辛词》。顾随当时不知“镜”究竟是谁，后来得知是北平北海图书馆的赵万里。赵万里也是词人，1921年曾在南京东南大学师从吴梅学习词曲，1925年入清华国学院受业于王国维。王国维去世后，他整理了《学藻：王静安遗著目录》（1927年）、《王静安先生著作目录》（1927年）、《王观堂先生校本批本书目》（1927年）、《王静安先生年谱》（1928年）、《王静安先生手校手批书目》（1928年）、《人间词话未刊稿及其他》（1928年3月）等一系列重要文献，并且都公开发表于当时的各报刊中。顾随钦敬王国维，对赵万里的身份或许有一定了解，所以当得知“镜”是赵万里之后颇感意外。从现有资料可知，1928年11月至12月，赵万里完成《馆藏善本书提要：辛稼轩词四卷（宋辛弃疾撰抄本）》等文［3］，或许是由辛词而联想到顾随词，遂撰写了《评顾随〈味辛词〉》，指出顾随词在当时词坛别开一条新路：“直追稼轩，兼祧樵风，今之词人所不能为且不喜为者，乃见之于顾氏，亦可谓‘不同凡响’矣”［4］。赵万里特别推崇顾随的《八声甘州·哀济南》二阕，认为“慷慨激越，读之令人神往”，将二首词全部录入文中，还把顾随词与蒋春霖词相比较，认为“直有人工与天然之别”，并且得出结论“凡吾辈所欲言而不能如此言者，顾氏皆能言之，而不假色泽堆砌之巧……真切而有味，古今来词人，除朱希真外，实不多觐。”［4］赵万里自己也是词人，深知填词三昧，觉察到顾随能够写出一般作者所欲言而不能言者，具备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所说的既能感之、又能写之的双重优点，故“真切而有味”。赵万里的评论颇短小，在《文学副刊》中只占据了小小一角，并不显眼，同一期中还刊发了长文《英国宗教寓言小说作者彭衍诞生三百年纪念》及其他短文，但在一定程度上却发挥了抛砖引玉的作用，引起了读者和编者对顾随词的注意。顾随在致卢伯屏的信中曾言：“此间学生本不知弟又出版《味辛词》，昨在《大公报·文学副刊》中见有人作文赞扬‘味辛’，遂有思一读者。祈兄再寄下十册，以便分配。”［5］可见《大公报》的传播效应很快，使顾随的词名不胫而走。
（二）顾随词在《大公报》中与王国维的意外情缘
大约半年之后，1929年6月3日《大公报·文学副刊》第73期刊发了“余生”的评论《评顾随〈无病词〉〈味辛词〉》，作者实为副刊主编吴宓。此文堪称洋洋大文，占了此期文学副刊整个版面，这种情况在文学副刊很少见。吴宓在6月3日这一天刊发这篇评论，或许是巧合，或许是有意，这似与王国维有着一些微妙联系。吴宓曾担任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主任，与王国维、陈寅恪等建立了深厚友谊。1927年6月王国维投湖自尽前，曾在遗嘱中写明“书籍可托陈、吴二先生处理”。王国维去世之后，吴宓内心一直有着深切怀念之情。王国维去世当年，吴宓还未兼职《大公报》，《大公报》对王国维去世并没有特别重视，只刊发了一则短小消息，还有6月8日“艺林版”刊发了仲莹的一首七绝追悼小诗。1928年，吴宓兼任《大公报·文学副刊》主编之后，在王国维逝世一周年专设纪念号，以连续三期（6月4日第22期、6月11日第23期、6月18日第24期）的版面来刊发评论王国维的文章，并在报刊中声明：
六月二日，为王国维先生（静安）逝世周年纪念，本刊特撰文综括论述王先生之学术思想，目如下：（一）王静安先生与晚清思想界（第二十二期）（二）王静安先生之文学批评（第二十三期）（三）王静安先生之考证学（第二十四期）。［6］
《大公报》对王国维逝世一周年的纪念可以说颇为隆重。1929年6月，王国维去世二周年时，吴宓刊发了《评顾随〈无病词〉〈味辛词〉》。文章在开端说：“顾君词之佳处，镜君评《味辛词》文中已言之明确”，可见他确实关注到“镜”的文章。吴宓在评论中强调“以新材料入旧格律，合浪漫之感情与古典之艺术，此乃唯一之正途”的文学主张，以顾随词为例来说明该主张的正确性，并针对当时词坛，如王鹏运、郑文焯、文廷式、况周颐、朱祖谋诸氏所填之词，“仅能代表遗老而不能代表此外各种人之思想感情经验”，而顾随作为“后起之少年词人”“清新劲健”，“处处入以新材料”，“真挚深切、浑脱流利，语语若自我心中爬剔而出者也”［7］，有着诸位大词人所没有的优点。吴宓对顾随词中镕铸的新材料进行了详细分析：一曰爱国伤时之心，二曰生活劳忙之苦，三曰浪漫之情趣，四曰现代人之心理。在分析第二条时，他举例顾随的《风入松》“中年如此无聊赖，是堪怜、还是堪嫌。索性吐丝作茧”，触发了他心中对王国维的哀悼之情，文中说：
吾人读此，顿忆王国维先生（静安）以蚕喻己身并喻一般人生之诗，其词旨至为悲苦。该诗已录登本副刊第二十二期《王静安先生与晚清思想界》文中，今不重录。王先生词中有句云：“坐觉亡何消白日，更缘随例弄丹铅。”盖王先生少时心境已甚消沉悲苦，殁后人始有知之者。王先生之词，不但意境高超，自然浑成，且深含人生哲理，是真能以新材料入旧格律者之好榜样，造诣复绝，而数近世词人者多不及王先生，殆以其词名为考据之学所掩乎？今当王先生自沉于颐和园二周年之期，吾人因读顾君词，不禁又哀悼王先生矣。［7］
由此处评论可见，吴宓选在6月3日这一天刊发此文，一方面是出于对顾随词的赞赏，另一方面暗含着怀念追悼王国维之意。吴宓将顾随词纳入到近代自黄遵宪以来“以新材料入旧格律”的诗词革新序列中，将顾随视为王国维之后的承继者。既突出了顾随词的艺术特点，又指出了顾随词的渊源②。
一周之后，《大公报·文学副刊》第74期刊载《罗素评现代人之心理》一文，在按语中，吴宓再次以顾随词切入：“本副刊第七十三期《评顾随〈无病词〉〈味辛词〉》篇中，曾约略叙述现代人（以知识人阶级为主）之心理……”［8］，引入对罗素心理学的介绍。同时，在这一期，吴宓刊发了十首落花诗追悼王国维，其中九首是他本人所作，一首是王国维的学生刘盼遂所作。吴宓在序中说：“古今人所为落花诗，盖皆感伤身世……近读王静安先生临殁旧扇诗，由是兴感，遂以成咏，亦自道其志而已。”［9］在诗后，吴宓又加按语：“右诗虽系旧体，然实表示现代人之心理……此诗及左录二诗，均作于民国十七年六月王静安先生（国维）逝世一周年之时（参阅本副刊第二十二、三、四各期王静安先生逝世周年纪念文）。今正当二周年之期，以类相从，故并录之，编者识。”［9］可见，这一期与前一期同有追悼王国维之意，只是一显一隐而已。
《大公报》位居民国四大报刊之一，有一定影响力，吴宓的文章一出，引发了文化界对顾随词的广泛关注。顾随本人更是“不胜惭惶”，很多人给他写信索要词集，以至供不应求。这一切完全出乎顾随的意料，如他在致《大公报·文学副刊》的信中所言：“随之为词，自写其胸中所欲言而已，此外即在所不计，亦非所敢计。至与近世文坛诸作家，争一日之短长，则尤非素心。”［10］顾随对于词向来是“信吾意读之，亦信吾意写之而已”，最初并无心在报刊上发表，却因为报刊传播而受到大家的关注。顾随曾在诗中对友人说自己“一事成名长短句”［11］373，《大公报·文学副刊》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三）《大公报》对顾随《荒原词》等的传播
在吴宓评论顾随词之后，《大公报·文学副刊》多次刊登顾随词作，笔者按时间顺序整理如下：
1929年12月9日（第一百期）：《临江仙》（散步闲扶小杖）、《贺新郎·圆明园中苇塘弥望皆是》（多少消闲意）、《南乡子·游西山》（三十有三年）；
1930年8月11日（第一百三十五期）：《定风波·仿六一把酒花前之作》，一组词共五首全录，《临江仙·游圆明园》（眼看重阳又过）；
1930 年9 月1 日（第一百三十八期）：《卜算子》（荒草漫荒原）、《采桑子》（赤栏桥畔同携手）、《踏莎行》（万屋堆银）、《浣溪沙》（花自西飞水自东）、《减字木兰花》（人间无路）、《灼灼花》（不是豪情废）；
1930年9月8日（第一百三十九期）：《临江仙·西沽看桃花》（此地曾经小住）、《贺新郎》（赋恨终何益）、《千秋岁》（独来独往）、《木兰花慢·赠煤黑子》（策疲驴过市）、《鹊桥仙》（试舒皓腕）、《江神子》（去年此际两心知）；
1930年9月15日（第一百四十期）：《好事近》（灯火伴空斋）、《沁园春·漳猗以诗来索近代》（莫色苍茫）、《浣溪沙》（课罢归来一盏茶）、《贺新郎》（又是寒冬矣）、《浣溪沙》（豌豆荚成麦穗齐）等。
笔者查阅顾随词集，发现这些作品并非出自之前刊印的《无病词》《味辛词》，而是属于顾随将要刊印的第三册词集《荒原词》，说明《荒原词》中大部分作品是先在报刊上发表，然后再结为词集。
顾随词大部分都是在吴宓主持《文学副刊》时所刊发，因二人词学观念有相合之处。同时，顾随的《八声甘州》（怕今宵无处解雕鞍）等词也刊登在吴宓主编的另一刊物《学衡杂志》中（按：顾词发表于《学衡》1929年7月第七十期，同一期还刊发了萧涤非、吴宓等人的诗词作品）。1930年8月到1931年9月，吴宓游欧一年，顾随词在《大公报·文学副刊》的刊载告一段落。顾随词在《大公报》的连载，使其词在平津文化界有了较高知名度，受到读者关注，一位名芸生的读者曾致信报社寻问顾随词集情况，《大公报·文学副刊》回复说：“顾随君之词集，原印五百部，分散早将罄尽。闻北平琉璃厂师范大学门房曾有代售，价则未详。顾君现任燕京大学教授，尊处直接函询顾君，或可得其究竟。”［12］《无病词》《味辛词》等词集刊印500册，如果没有报刊这一传播途径，只能在师友群中小范围传播，难以被社会上广大读者了解。报刊传播范围广、速度快、效力持久，以《大公报》而言，面向全国发行，日均销售几万份，有着一般书籍不能比拟的传播优势，词集刊印与报刊传播二者相结合，成就了“苦水词人”。
顾随词通过报刊这一大众传媒扩大了传播范围，较为广泛地影响到社会、学校等文化界受众。顾之京认为“这不啻为‘顾君’之词做了一次强势的‘广告’”［13］，这种评论是有道理的，但这只是报刊传播为顾随词带来的表层效应，其深层次影响更值得我们注意。
（一）引发文艺主张相近的报刊编者与读者的共鸣
传播学认为，“除了作为信息的传递外，传播还应该与现实有更紧密的关系，可以构建共同体，形成共同的价值观，等等。”［14］2赵万里、吴宓等人在《大公报·文学副刊》中的评论明确了顾随词的优点为表现自我情感、真挚深切、清新劲健、明白晓畅；
指出顾随词的远源来自于辛稼轩、朱希真，近源则是王国维的“以新材料入旧格律”，并将其定位为王国维之后的新秀词人，这些观点通过报刊传播被广大的读者们所认同，引发了有共同文学趣味者的共鸣，生发出更为深远的影响。
读者汪玉笙曾致信给《大公报·文学副刊》，批评当时词坛“多拟宋摩唐，无心制作，或则分韵拈题，难抒伟抱。总之吟风弄月之什，酬酢游宴之篇，譬如形骸粗具，气骨无存……”［15］，对当时词坛的不满与吴宓相近。吴宓回复说：“所论老辈及新派作家之短长得失，至为精到。本副刊第七十三期《评顾随〈无病词〉〈味辛词〉》篇中所言颇有足与尊论互相发明之处，尚希参阅。”［16］汪玉笙读了该评论及顾随词之后颇受感动而有所创作，《大公报·文学副刊》第九十四期刊发了他的一组词，第一首写道：“雨窗家报言，公园未成，愈益残破，因念顾随君词‘不是他乡胜故乡，故乡景物太荒凉’，不觉凄然欲泣，率和一章。
我亦生憎说故乡，一场秋雨一场凉（淮安俗语）。菊花可似去年黄。堪惜今年寥落甚，山残水胜野茫茫。碎虫零杵送重阳”［17］，明显受到顾随词风影响。汪玉笙的《浣溪沙》（十月八日哀赤俄境内华侨）、《浣溪沙》（九日悼梁忠甲都连长张玉亭事见本日北平新晨报满州里通信）、《沁园春》（悼札兰诺尔死节旅长韩君光第十月六日）等，同样具有以新材料入旧格律的特点，而且关注时事，极具现实意义。如《浣溪沙》（十月八日哀赤俄境内华侨）其二：“一阵风来一阵腥，嚼穿龈血亦无灵。只能静待死神临。莫恨赤俄狱内死，为何不作赤俄民。被囚犹得异常人。（我国待俄犯以温室西餐，华人都难梦见）”［17］，表现了俄国境内华侨的悲惨境况，谴责了国民政府的无能，积极主张反抗俄国列强侵略。1932年，汪玉笙又在《大公报·文学副刊》发表抗日之作《誓师辞》等，文白结合，成为《大公报》抗战文学的代表作之一。这些不能不说是顾随词引发的一种积极效应。
（二）在平津校园产生顾随词热，形成风格相近的词学流派
1929年秋，顾随受聘于燕京大学，进入北平高校文化圈，他的多首词作被平津多种校园报刊登载，从中可以看到顾随词在校园产生的影响。
首先，刊载顾词最多的是燕京大学《燕大月刊》，编者介绍说：“顾先生的词，已有人在《大公报·文学副刊》上介绍过，而且赞誉过。用不着我赘谈。这里是由他要出版的《荒原词》中录下的几阕。如果要认识他的个性与作风时，要好是读他的《无病词》与《味辛词》。”［18］《燕大月刊》刊载顾词情况如下：
1929年第5卷第1、2期，刊登《南乡子》（三十又三年）、《南乡子》（难得是身闲）；
1930年第6卷第1期，刊登《临江仙·游圆明园》（眼看重阳又过）（散步闲扶短杖）、《浣溪沙》（一带高城一带山）、《沁园春》（踏遍郊原）；
1930年第6卷第2期，刊登《小桃红》（烛焰摇摇曳）、《踏莎行》（万屋堆银）、《鹊桥仙》（早晨也雾）、《浣溪沙》（花自西飞）。（按：以上皆属顾随的第三本词集《荒原词》）
1932 年第9 卷第2 期，刊登《水龙吟》（立春日自西郊入城）、《浣溪沙》（日日春风似虎狂）、《水调歌头》（平津车上）、《鹧鸪天》（女燕弥月为赋此词）；
1933 年第9 卷第3 期，刊登《临江仙》（万事尽输白发）、《临江仙》（几处明灯艳舞）、《鹧鸪天》（旧日居郊爱醉眠）、《菩萨蛮》（拥炉反复思往事）、《浣溪沙》（满酌蒲桃泛夜光）等。（按：这些词后被收入顾随的第四本词集《留春词》）
其次，燕京大学国文学会创办的《睿湖》、清华大学的《清华周刊》等也曾刊登顾随词，如《清华周刊》1930年第34卷第7期刊发顾随《鹧鸪天》（说到人生剑已鸣），同期还有郑骞等人的多首诗词。
顾随词在报刊中的广泛传播，使其第三本词集《荒原词》1930年冬刊印之后，受到校园读者的关注与评论。如清华大学朱保雄在1931年《清华中国文学会月刊》第1卷第3期刊发了评论《读顾羡季先生荒原词》，该刊物被吴组缃称为当时清华唯一一本纯粹的文艺刊物；
河北工业学院梁品如在1932年《工业年刊》第2期刊发评论《评荒原词》。可以说，1930年前后的平津校园与文化界有一股顾随词热，从杨敏如回忆中的一个细节可以得到进一步印证。杨敏如2009年提到八十年前，她在天津中西女中念初二，课间几何老师曾在黑板上写几句词：“少岁吟诗，中岁填词。把牢骚、徒作谈资”，给她留下深刻印象③，读大学后她发现这首词正是顾随《无病词》中的《行香子》，可见顾词在当时校园受到一些年轻人的喜爱。
在平津校园中，顾随词还影响到身边的朋友及学生，郑骞即是较为明显的一位。郑骞出生于1906年，比顾随年轻9岁，1929年在河北女师学院任教，与顾随为同事，曾自印《永阴集》。其词作往往与顾随词同载于《大公报》《女师季刊》《清华周刊》等报刊中，且时有与顾随的唱和之作。如1929年天津《女师季刊》第2期中既有顾随的作品又有郑骞的18 首词作，其中二首是赠给顾随的。《思佳客·赠顾羡季》中“不只飘零碧海滨，空山身世逐年新”隐括了顾随的词句，《踏莎行·又赠》中“自家若不去安排，身心更没安排处”［19］，明显是学顾词的风格。再如1930年《清华周刊》第7期同样刊载了顾随与郑骞的词。燕大朱保雄注意到二者之间风格相近，在《读顾羡季先生〈荒原词〉》中说：“文王二氏，顾羡季与其友郑因百先生俱极倾倒，承其流别”［20］，认为顾羡季与郑因百（骞）属于同一流派，与当时所谓的“正统派”截然不同。
另外，顾随词的报刊传播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始终与顾随词集以及他的课堂教学共存互动，对于与顾随有接触的师生产生的影响更为直接。据《燕京新闻》中相关信息可知，顾随在燕京大学任教时，1939年他的学生杨敏如、戚国淦等30多人成立了词曲研究会，聘请顾随、郑骞等为顾问，二人经常同时出席研究会活动。后来，杨敏如离开北平到抗战区，得到了顾随的支持并赠一首词给她，让她终生难忘。戚国淦在回忆中还提到顾随词《鹧鸪天》（不是新来怯凭栏）中的爱国情怀感人至深，河清有日的坚定信念令人倍受鼓舞。
（三）在词学界产生的影响
刊印《荒原词》之后，顾随曾屡次表明自己将不再填词，但却不能真正地摒弃填词爱好。第五种词集《积木词》计划刊印之后，顾随请俞平伯为序，此篇《积木词序》被刊登在《词学季刊》1936年第3卷第2期“词林文苑”栏目中。《词学季刊》1933 年4 月在上海创刊，由龙沐勋（龙榆生）编辑，民智书局发行，是一种词学专刊。刊载《积木词序》的这期，还刊载了龙沐勋、夏承焘、缪钺、夏敬观、叶恭绰等人的研究文章，从中可以看到顾随与同时代的词人们共处于报刊建构的文化空间中，可惜《积木词》因故未正式刊印，使这次交流未能深入进行，颇为遗憾，但顾随《无病词》《味辛词》《荒原词》等在报刊中的传播给大家留下了深刻印象。
报刊具有载体、媒介和文本三位一体的特点，为作者、读者及编者提供了一个可以直接交流的平台，从而构成一个隐性的文化空间。顾随词具有善融今古、真实表现自我、反映社会现实等鲜明风格，此风格在《大公报》中屡次被提起，以至于人们在评论其他词人时，往往会与顾词相比较。如胡宛春1931年在《评声越诗词录》中说：“往岁，吾友浦君江清，尝示余冀南顾随君所作《无病词》《味辛词》两册，颇喜其新颖，而于作者之性情面目，能表现无余。盖学稼轩而笔稍弱，于樵歌为近。惟篇幅略嫌草率，加以工力，不难独树一帜，与声越词虽面目不同，而各有其特色，前途造诣，正未可量也。余既喜声越词，复得见顾君之作，幸何如也。”［21］将徐震堮（字声越）词与顾词相比，得出各有特色的结论。再如1931 年《大公报·文学副刊》介绍美国毕莲女士（Anna Matilaa Bille）《碎瓦集》（Broken Tiles）时说：“骆驼一篇，写北平之骆驼，可与本刊昔登顾随君咏骆驼词比较。外此各篇，亦富色泽及情趣”［22］，将毕莲女士的骆驼诗与顾随写骆驼的词《贺新郎》（又是寒冬矣）相比。一直到1948年，云圻在《大公报·图书周刊》评论黎锦熙的《劭西诗存》时还说：“吾友顾羡季先生（随）之为词，亦善融今古；
而黎先生此集，似与之息息相关矣。”［23］可以说，顾随词鲜明的特点对诗词界产生了较为持久的影响，甚至成为当时人评论诗词的一个准则，一个不容忽视的参照。
抗战胜利后，顾随《倦驼庵稼轩词说》《倦驼庵东坡词说》等在1947 年天津《民国日报》连载，《民国日报》《大公报》《益世报》与《申报》并称为民国“四大报”，可以想见顾随词说产生的影响颇广。周汝昌曾说：“过去，提起顾先生来，就说是词人，特别是早年，在北京的文化界，教育界，一提苦水词人，无人不知，无人不晓……”［24］即是针对20世纪30至40年代的情形而言，这一说法并非夸张，只是学界一直没有相关资料作为凭据，而且周氏作为顾氏弟子，不免让人觉得有夸张之嫌，实际上并非夸张。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顾随也一直有词作刊发在报刊中，依然是文化界颇有盛名的词人和教授，
通过顾随词的报刊传播，我们可以看到顾随词产生的文化生态。报刊传播将顾随词置于一个开放性的文化空间中。翻阅刊载顾词的报刊就会发现，顾词始终与新文学的小说、散文、诗歌以及翻译文学处于同一刊物甚至同一版面中。顾随之名往往与鲁迅、周作人、吴宓、俞平伯、冯至、朱自清、废名、赵景深等人置于同一刊物中，这是其词产生影响的文化环境，所以顾词天然地与时代风气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如梁品如在《评荒原词》中所说：“各种主义，交互为用”，“其表现自我，与纯粹写实，则又得力于鲁迅、启明两先生之薪传；
至其以晚唐之字面，骨干，而参以西洋之意境，风格者，则又似受秋明词人之影响矣。”［25］指出顾随词受到鲁迅、周作人、沈尹默等的影响，同时具有古典主义、浪漫主义、写实主义、象征主义、神秘主义等多种因素。当然，将这一切新元素和谐地融到小词中，正体现出顾随所具有的创新与创造能力。
另外，报刊具有时效性，顾随各阶段刊发在报刊上的词作基本都是新作，对文化界及社会所产生的隐性影响也须注意。顾随深受鲁迅精神影响，其词作中多有鲁迅作品的痕迹，无形中也承继了鲁迅的战斗精神［26］，顾随词的报刊传播在一定意义上弘扬了这种坚强有力的精神。鲁迅《热风》中曾言：“有一分热，发一分光，就令萤火一般，也可以在黑暗里发一点光，不必等候炬火。”［27］顾随在《采桑子》中写：“一个流萤。自放微光暗处明。”［11］71鲁迅在《野草》中写：“地火在地下运行，奔突；
熔岩一旦喷出，将烧尽一切野草。”［28］顾随在《卜算子》中写：“荒草漫荒原，从没人经过。夜半谁将火种来，引起熊熊火。”［11］71鲁迅认识到青年们的弱点，反对不平、愤慨、怨恨，在《华盖集·杂感》中批评呻吟、叹息、哭泣、哀求，一切无用：“至于神经衰弱，其实倒是自己生了病，你不要再当作宝贝了，我的可敬爱而讨厌的朋友呀！”［29］52顾随在《采桑子》中说：“不要无聊。不要牢骚。不要伤春泪似潮。”［11］73鲁迅重视当下的人间生活，反对各种形式的逃避现实，在《华盖集·杂感》中说：“仰慕往古的，回往古去罢！想出世的，快出世罢！想上天的，快上天罢！灵魂要离开肉体的，赶快离开罢！现在的地上，应该是执着现在，执着地上的人们居住的。”［29］52又在《华盖集续编》中表明对天堂的厌腻：“我本来不大喜欢下地狱……现在可又有些怕上天堂了。四时皆春，一年到头请你看桃花，你想够多么乏味？即使那桃花有车轮般大，也只能在初上去的时候，暂时吃惊，决不会每天做一首‘桃之夭夭’的。”［29］392顾随在词中也表现重视人间现实、反对逃避到桃源及天堂的思想，如《味辛词》中《水调歌头·留别》：
收汝眼中泪，且听我高歌。人云愁似江水，不道着愁魔。长笑避秦失计。空向桃花源里，世世老烟蓑。悲戚料应少，欢乐也无多。
人间事，须人作，莫蹉跎。也知难得如意，如意便如何。试问倘无缺憾，难道只需温暖，岁月任消磨。歌罢我行矣，夕日照寒波。［11］47
顾随在词中劝人们收起眼泪，战胜愁魔，面对现实，桃花源里的人虽然没有烦恼，但也没有真正的欢乐。立足人间并努力扎实地工作，不蹉跎光阴、不消磨心志才是正道。由此可见，顾随对鲁迅作品中的精神及意象都有一种呼应。
当顾随《荒原词》等作品在《大公报》等报刊中刊载时，正是鲁迅作品盛行的时代。有时顾随还会与鲁迅同时出现在同一期刊物中，如《燕大月刊》1929年第5卷第1、2期，既刊登了顾随的词，又刊载了鲁迅的画像和介绍（按：“现代中国文学家汇志”栏）。从整个文化生态来看，顾随词中的战斗精神与鲁迅作品会形成一种微妙的“互为文本”关系，从而对文坛和社会产生积极影响。天津梁品如即认识到顾随《荒原词》与鲁迅精神的相通之处，具有“入世思想，现代精神”，“《采桑子》之‘不要无聊，不要牢骚，不要伤春泪似潮。’《鹧鸪天》之‘敢向西风怨别离！’《定风波》之‘莫对佳花还坠泪’……则一扫旧日文人伤离，怨别，陨泣，忏情之熟调”［25］，具有坚强向上的力量，而梁品如后来则走上了一条革命道路。
从报刊传播不仅可以看到顾词产生的文化生态，还可以看到其词风发生变化的深层原因。可以说，报刊传播的形式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顾随的词风。1937年至1945年，抗日战争期间，北平文化界人士纷纷南下，顾随因家累滞留在沦陷的北平。在此特殊时期，顾随仍有多首词作见于北平的多种报刊中。一是北平汇文中学创办的小型综合性文艺月刊《覆瓿》，该刊创于1939年，是当时北平较有影响力的学生刊物之一。刊物中所载基本都是属于新文学的小说、散文和诗歌，在1940年一月号，却以近乎整版的篇幅登载了顾随的14首词，题名《霰集词》④。学界对《霰集词》已多有讨论，明确其中寄托了顾随的爱国之情，也注意到该词集与前期《无病词》《味辛词》发扬显露、率真清健的特点相比，风格大为不同。叶嘉莹认为一是因为顾随曾追和模仿五代词，二是因为他在沦陷区受日伪的压制，这些都有一定道理，但还有一个被忽视的重要原因，即报刊传播为顾随词带来的影响。在沦陷期间，他的词还公然刊登在大众报刊中，必定要采用深曲婉转的表现手法，以免为自己招来杀身之祸，从而使其词别具了一种难言之隐与深情远韵。在这样的环境下，顾随在词中以相思之情抒发对故国的思念，如《浣溪沙》“年年此际倍相思”，《清平乐》“相思老尽丹枫”，《蝶恋花》“一别三年，谙尽愁滋味”，《玉楼春》“相思最苦却难拚”等；
以含蕴婉约的形式表现了国土沦陷的悲哀，如《鹧鸪天》“又牵当日别离情，一生也任愁中度”，《减字木兰花》“借问行人何处去。不信行人尚有家，心上眉间多少恨”，《眼儿媚》“伤心何限，赤阑桥畔，碧瓦楼前。严妆和泪无人见，强理旧眉残。纵翻新谱，不同新月，不似遥山”等，以女子的坚贞表达对祖国的忠贞及对光复的期盼。
传播学认为“传播可以形成共同的集体表征，并维系起一个文化系统”［14］2，在整个社会环境里发挥重要作用。抗战期间，顾随词在报刊传播中以隐曲的形式表现了坚贞的爱国情怀，在一定程度上起到形成共同的集体情感认同、发挥维系文化系统及宣传抗战精神的作用。迫于环境的压迫，北平的爱国之士多以比兴寄托的方式来抒发爱国之情、亡国之恨与抗战之志。1942年顾随在北平刊物《雅言》中曾刊发海棠诗《春来病躯迫生，殊鲜暇晷，深有感于宋人卖花担上看春光之语，四月十五日援庵前辈召观司铎书院海棠，亦以俗冗未到，次日因用东坡定慧院东海棠诗韵重赋长句》（人言道心如枯木）（按：这首诗很长，《顾随全集》中还未见收录，是一首佚诗），同一期中还有辅仁同仁的多首海棠诗，文化界对辅仁大学组织海棠诗社以文抗战的深意，可谓心存默契。诗词是表达和凝聚民族精神力量的一种有力载体，在抗战时期发挥了特殊作用。1943年龙沐勋在南京主编的《同声月刊》第3卷第9期中，也刊载了顾随的《临江仙》（重向赤栏桥下过）、《浣溪沙》（梦未成时酒半醒）等词作，这二首词出自《留春词》（1934年），表面上看是表现离别相思，实际上亦是以相思表现对故国的忠贞不渝，如《临江仙》“多少临分珍重意，此言常记心头”，《浣溪沙》“香印烧残心样字，霜华减尽鬓边青”等，寄寓着沦陷区人们对祖国深沉坚贞的热爱，对抗战胜利的期待以及光复祖国的信念。
综上所述，通过对顾随词在民国报刊传播过程及影响的梳理，让我们从新的视角运用新的材料，更加清楚地了解到顾随词的传播细节，展现顾随与吴宓、王国维、鲁迅、赵万里、郑骞等学人之间的关系，以及在平津校园、文化界及社会中产生的影响，明确顾随词所处的文化生态环境，理解其词风转变的深层原因及其词中蕴含的深层意蕴。
［注 释］
①这一项资料最早是河北大学赵林涛教授发现的，参见赵林涛：《顾随求学经历考证》，《中华读书报》2022年1月5日。
②顾随在词中融入对人间的关注及人生的思考等，对王国维的词及词学多有继承，参见李云：《试论顾随对王国维词的继承和发展》，《泰山学院学报》2010年第4期。
③杨敏如的回忆请参见《我与恩师顾随先生的“缘”》，马玉娟、赵林涛主编：《师者顾随》，河北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22页。
④同一版面中还登有一首现代小诗《水畔》，参见《覆瓿》，1940年1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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