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 靖
(玉林师范学院政法学院,广西玉林 537000)
粮食安全是“国之大者”,保障国家粮食安全是确保经济发展、社会稳定、国家安全的重要基础。中共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全方位夯实粮食安全根基”“确保中国人的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目前,中国粮食安全总体稳定,2022 年中国人均粮食拥有量在480 公斤以上,远超国际公认的安全标准线。这一稳定态势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国内粮食产量的持续增长及对国际粮食市场的有效利用。2001—2020 年,中国粮食进口量发生了显著变化,从1700 万吨增至1.4 亿吨,且粮食进口年均增速超过10%。与此同时,国外进口粮食在国内粮食存储、消费总量中的占比从3.9%升至21.3%,国际粮食交易市场中,中国的粮食购买量占比也从4.5%升至28.4%。
未来,随着中国的城镇化进程和食物消费结构的转变,将进一步增加粮食消费,这对国内粮食生产及高效利用国际粮食市场提出了更高要求。作为粮食进口大国,国际粮食价格波动会对中国粮食市场稳定带来冲击,必须高度关注并做好积极应对。与此同时,近些年来,国际粮食市场供应变化较大,特别是作为世界主要粮食出口基地,俄罗斯与乌克兰在2022年爆发了区域性军事冲突,在这一区域冲突影响下,全球粮食出口及粮食市场供应链都受到较大冲击,让全球粮食市场供应更加充满不确定性。
此外,农资成本升高、粮食作物供应不稳、国家间粮食出口限制、灾害天气影响等原因,使国际粮食交易市场变得更加不稳定,加之俄乌冲突、巴以冲突等让世界主要粮食出口国的政策不断产生变化,对包括中国在内的粮食净进口国的粮食供应稳定及粮食安全造成较大影响,不利于全球粮食供应的长期稳定。
(一)中国粮食生产总体情况分析
中国的粮食生产主要集中在小麦、玉米、水稻、大豆等核心作物类别。改革开放之前,中国的粮食总产量长期低于世界平均水平,不仅产量基数较低,而且增长速度相对缓慢。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及经济发展和对外开放程度的日益深化,中国的粮食产量开始呈现持续增长态势。1997 年,中国粮食总产量成功突破5 亿吨的重要关口。但在1999 年之后,受粮食产业结构调整、水土流失等多重因素影响,国内粮食产量出现了下降,这一反常现象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直至2004年,中国粮食产量才出现企稳回升的态势,并自此进入稳定增长的轨道。在改革开放的进程中,中国的粮食政策也进行了不断的适应性调整与制度创新,这些改革措施极大地促进了国内粮食生产的增长。围绕1980—2022 年粮食产量数据,绘制了中国粮食产量变化走势图(见图1)。由图1可知,中国粮食产量总体呈现波动上升态势。根据粮食产量变化情况,将中国粮食发展情况划分为以下四个阶段:第一阶段为1980—1984年,该阶段中国粮食产量总体呈快速增长趋势。第二个阶段为1985—1998年,该阶段中国粮食产量呈波动增长趋势。第三阶段为1998—2003 年,该阶段中国粮食产量呈下滑趋势,2003 年粮食产量跌到最低点,直至2004 年才开始回升,持续的粮食产量下跌让国家高度重视粮食安全。第四阶段为2005年至今,经历上一阶段下跌的经验教训后,国家采取了一系列的政策调整,2005 年起,中国实现粮食连年增产,粮食产量整体呈现平稳增长趋势。
图1 1980—2022年中国粮食产量变化趋势图
(二)中国粮食需求分析
1.口粮需求。口粮被称为直接性粮食消费,是人们的生存基础,是粮食安全中最为关键的一环。2022 年中国的口粮消费总量达到了2.82 亿吨,占中国粮食消费总量的34%。就口粮消费的基本结构而言,主要为小麦、大米。近几年的研究结果显示,中国口粮消费量正呈逐步下降的趋势,其中,城镇人口口粮消费量仅为农村人口口粮消费的50%左右,但无论是城镇还是乡村,口粮消费量均呈现下降趋势。城乡口粮消费差异的主要原因是城镇居民与农村居民在生活水平、居住环境和饮食环境等方面存在差异。城镇居民的生活条件与物质条件比农村地区好,对肉蛋奶等非粮食产品的需求量较大,而农村居民主要是以主粮为消费对象,对粮食的需求往往更大,所以农村居民对直接口粮的消费要远高于城镇居民。
导致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口粮消费减少的原因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随着经济的发展,城乡居民生活水平有了极大改善,从而使得饮食结构发生较大变化,推动城乡居民对直接口粮的消费大幅度降低,并在食品消费方面朝着肉蛋奶等方向转型;
二是近些年来中国城镇化率持续提升,在改革开放前中国城镇化率不足18%,而2022 年中国城镇化率已达到了65.22%,城镇地区人口数量持续增加,对口粮的需求逐步降低,口粮总体消费持续下降。
2.工业用粮需求。工业用粮消费是指将玉米、大豆等农产品进行加工处理,并应用于酿造酒类、生产植物油、提取乙醇等多样化生产过程。这一现象在中国尤为显著,工业用粮在中国粮食总体需求中始终占据一定比重,且近些年来该比例呈现稳步上升的态势。事实上,工业用粮已成为中国粮食消费结构中仅次于口粮和饲料的重要组成部分,主要原因在于:粮食在工业方面用途较为广泛,各类制成品相对丰富。根据相关数据,2000 年,中国工业用粮的消费量已达到0.5 亿吨,约占到当年粮食总产量的11%;
2022 年,中国工业用粮的消费量增至0.8 亿吨,尽管在粮食总量中的占比略有下降(9.64%),但其绝对增量不容忽视。为了维护粮食安全和实现可持续发展,自2007 年起,中国开始调整粮食消费结构,优先保障居民饮食和牲畜饲养。同时,政府还出台了一系列政策限制生物能源作物进入人类和动物食品链,因此工业用粮在未来粮食消费中的占比会进一步降低。
3.饲料用粮需求。饲料用粮主要以小麦、高粱、稻谷等农作物为原料,经过加工处理后供家禽饲养使用。当前,饲料用粮已成为中国粮食消费的最大项目,且中国对进口饲料原料的依赖程度较高,特别是在畜牧和水产养殖行业中,对进口蛋白质饲料的需求尤为突出。以2022年为例,中国大豆进口量高达9108万吨,其中近90%的进口大豆被用于饲料生产。此外,其他谷物类粮食的进口量也达到5500万吨,尽管其中约81%并未直接作为人类口粮消费,但其在畜牧业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并最终转化为肉蛋奶及水产品等食品,以满足人类的食品消费需求。
4.种子用粮需求。种子用粮是中国粮食需求中的关键一环,历年来中国种子的用量相对稳定,占粮食总需求的比例正逐步降低。2016 年,中国种子用粮占粮食总需求比例大约为3%~5%,而2022 年中国种子消费量已稳定在115 亿公斤,占粮食总需求比例大约为0.7%。虽然这部分占比较低,但其重要性不言而喻。以1996 年美国跨国农业生物技术公司“孟山都”在阿根廷实施的大豆种子案例为例,正是因为没有认识到大豆种子安全的重要性,放弃了本土种源选择种植“孟山都”提供的新品种,在不到6 年的时间内,阿根廷几乎所有的大豆市场都被“孟山都”控制,导致阿根廷本国的大豆种子、农药企业等纷纷破产,随后“孟山都”开始要求阿根廷的农民缴纳大豆种子的专利费,致使阿根廷赔付了大量资金,并被迫放开国内市场。因此种子安全就是国家安全,中国需要开发属于自己的种子品牌,将种子安全牢牢把握在自己手里。
根据上文分析,中国粮食需求主要表现为以下两方面的特征:一是粮食总体消费量稳步上升,二是人均口粮消费量呈现下降趋势,饲料用粮、工业用粮消费量高速增长,种子用粮需求趋于稳定。从整体看,中国粮食产量在逐步提升的同时,也存在着需求扩大的情况。2008 年粮食需求首次超过产量,而2009 年产需比例开始趋于中和,2010 年产出低于消费,此类情况从2010年一直维持到当下。目前,虽然中国的粮食总产量依然处在持续增长态势,但是粮食需求的不断走高令这部分产量增长显得捉襟见肘,粮食安全问题依然较为严峻。
(一)中国主要粮食作物进出口状况
在1996 年前,中国的粮食进口主要是小麦,进口量在粮食进口总量中的占比基本维持在60%以上,部分年份小麦进口量在粮食进口总量中的占比甚至超过90%。1996 年,中国的小麦进口量开始出现较大幅度下滑,部分年份小麦进口量在粮食进口总量中的占比在1%左右。与此同时,中国的大豆进口量日渐提升,在粮食进口总量中的占比从1996年的40.9%升至2008年的96.05%,此后一直维持在较高水平。玉米、稻谷等进口量在粮食进口总量中的占比则一直较为稳定,其中稻谷进口量的该项占比基本维持在3%左右。从出口角度看,1980—1984 年,稻谷出口量在中国粮食出口总量中的占比最高,一直稳定在30%~70%。自1985 年起,中国的粮食贸易结构开始发生变化,玉米的出口量开始大幅度增加,部分年份玉米出口量在粮食出口总量中的占比甚至超过80%。虽然玉米出口量在1995年和1996年出现了一定下滑,但此后出口量又开始大幅增加,一直持续到2007年。2008年中国稻谷的出口量超过玉米,稻谷出口量在粮食出口总量中的占比在40%以上,成为中国在粮食交易方面出口量最大的品种。2012 年,中国的大豆出口量占比达到24%,成为中国在粮食交易方面出口量最大的品种。2008 年后,中国玉米出口量在粮食出口总量中的占比开始下滑,直至今天玉米已经成为出口量最小的品种。
(二)中国主要粮食作物贸易差额情况
根据调查数据,中国的粮食进出口贸易总体呈现贸易逆差。其中,大多年份小麦进出口呈现贸易顺差,而玉米进出口呈现贸易逆差。1984—1995年,中国的大豆进出口呈现贸易顺差,1996 年以后开始转为贸易逆差,且贸易逆差不断扩大,至2022年中国大豆贸易逆差已经达到398.5亿美元。2011年以前,稻谷进出口主要呈现贸易顺差,到2022年稻谷的贸易逆差达到15.7 亿美元。总体看,中国主要粮食在2011年后普遍呈现贸易逆差,且贸易逆差不断扩大,给中国粮食安全埋下了隐患。
(三)中国粮食库存现状
通过相关统计数据,重点分析了小麦、稻谷、玉米、大豆这几种较具代表性的粮食作物。总体看,中国主要粮食作物的库存量都在稳步增加,玉米在2020 年开始呈现库存量转低的情况,需要引起关注。此外大部分时间内,中国这几种粮食作物的库存消费比均远高于联合国粮农组织所规定的最低库存消费比。总体而言,粮食市场存储较为平稳,安全性稳定性较强。
从小麦的基本情况看,2000—2005 年,中国小麦年末库存量呈现下降趋势,之后除了2011 年、2013 年库存量出现略微下滑外,大部分年份小麦年末库存量呈逐渐上升趋势。此外,中国小麦的库存消费比基本平衡在35%左右,其中,1998年、1999年小麦库存消费比已经达到80%,这一消费比已经远超国际制定的标准,充分证明中国小麦库存是非常稳定的。
从稻谷的基本情况看,2003—2017 年,中国的稻谷年末库存量偏低,普遍在4000万吨以下。在库存消费比方面,2003—2008 年稻谷的库存消费比偏低,基本维持在20%左右,其他年份的库存消费比较高,可以认为中国的稻谷储量较为平稳。
从玉米的基本情况看,2009 年以前,中国的玉米年末库存量一直稳定在4000 万吨~8000 万吨,2011 年起,中国的玉米年末库存量开始稳步增加,至2014 年玉米的年末库存量已经达到17655 万吨,2016 年达到26000 万吨,之后玉米的年末库存量开始下降,2022 年玉米的年末库存量降至200 万吨左右。玉米的库存消费比一直处在较为稳定的状态,仅在2010 年中国的玉米库存消费比接近联合国制定的最低线,其余年份均普遍较高。
从大豆的基本情况看,2008 年以前,中国的大豆年末库存量一直偏低,特别是2003年大豆年末库存量仅为232.6 万吨,直到2008 年开始中国的大豆年末库存量才开始明显增加,但相比于小麦、稻谷、玉米,大豆的年末库存量一直处在较低的水平。在2001—2007 年,中国大豆的库存消费比经常跌破联合国公布的最低警戒线,库存消费比最低时仅为6.8%。因此,大豆是中国在粮食安全方面存在最大风险的种类,尽管近些年来国家高度重视大豆的库存安全,年末库存量也在不断增加,但是相比于小麦、稻谷等粮食的库存量,大豆的存量风险依然较大。
(四)中国粮食库存面临的问题分析
中国粮食库存主要面临以下问题:一是近几年中国的小麦、稻谷、玉米及大豆的消费量要低于其库存量,导致这几种粮食出现陈粮积压的情况。二是许多以前建造的粮食储备仓库都已经老化,在存在安全隐患的同时还要超负荷运转,而大量的粮食存入让粮食存储过程中出现的易变质问题更为尖锐。三是中国居民的粮食存储方式已经开始转变,以前农村居民普遍会将粮食存储在家中,而这几年因为国内土地流转速度加快,许多农村居民开始转种经济作物,在家中的存粮大大减少,而城镇居民的存粮更少,普遍都是即吃即买,这样的变化趋势让国内的粮食存储压力基本转移到国有粮仓。如果不能及时做好去库存,将会导致收购新粮也变得很困难,从而出现粮食难卖的情况,甚至会出现危及粮食安全的情况。
(一)主粮产量持续增加但是总体缺口依然较大
中国人口基数大,粮食生产供应是关系国计民生的大事。改革开放以前,中国粮食产量总体偏低,增速较为缓慢,但是在改革开放以后,受益于包产到户及先进生产力、生产方式,中国粮食生产能力有了很大的提升。2022 年,中国粮食中主粮产量已经达到6.87亿吨,从总体态势看,已经连续8年稳定在6.5亿吨以上。
此外,随着中国人口数量的不断增加及居民生活水平的提升,粮食消费也呈上升趋势。2021 年,中国的粮食年消费量超过8.25 亿吨,产需缺口依然存在,达到1.42 亿吨,其中大豆的产需缺口最大,达到0.95 亿吨,大豆安全依然是中国亟须解决的重要问题。
(二)粮食进口日趋多元但进口市场比较集中
中国在国际粮食贸易市场中是最大的粮食进口国,特别是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中国与沿线国家(地区)的贸易量日益增加,中国正在积极与沿线国家(地区)构建良好的粮食经贸关系,以实现粮食进口来源多元化。在粮食方面,中国的粮食进口主要是来自美国、巴西和乌克兰。从2021年中国的粮食进口情况看,美国依然是中国粮食进口第一大国,自美国进口的粮食在中国粮食进口总量中的占比为37.3%,自巴西进口的粮食在中国粮食进口总量中的占比为35.3%,自乌克兰进口的粮食在中国粮食进口总量中的占比为7%,见图2。
图2 2021年中国粮食主要进口国分布图
(三)粮食库存储备充足但储备成本较高
国家粮食储备是一个国家的粮食安全底线,也是做好粮食风险应对的最重要防线。近些年来,中国的粮食产量一直处在较高水平,同时粮食储备能力也有了较为明显的提升。根据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公布的数据,中国粮食物资储备丰盈,其中小麦、稻谷的储量占比达到70%,特别是小麦的储量基本上可以满足中国人口一年半的口粮供应。其中,河南省作为中国的粮食大省,在本地储备有全国8.3%的粮食。中国在经历了“二十连丰”的粮食产量增长达到了历史巅峰。总体看,中国的粮食储存消费都比联合国公布的粮食库存消费标准要高。
中国粮食库存主要是就地存储在主要的粮食产区,而粮食消费布局在粮食的主要消费区,这样的存储、消费不平衡情况导致中国粮食供销存在着产区向主销区“倒补贴”的情况,粮食主销区向粮食主产区搭便车的情况也十分常见,这在很大程度上提高了粮食的储存成本。此外,中国前期设计的粮食储备库在通道设计方面不够合理,内部作业工作效率偏低,在调动运输时存在着较大的难度,致使中国粮食储备成本一直处在一个较高的水平。
(一)国际粮食价格波动影响粮食供给的稳定
一方面,国际粮食价格波动会影响国内粮食产量供应。粮食价格与产量之间的关系受市场机制调节,二者相互影响。价格变动往往导致产量变动,而产量变化又会影响市场上的粮食供应。作为刚性需求,粮食价格总体上相对稳定,但产量供应的波动较大,易受价格影响。当国际粮食价格偏低时,国内粮食价格相应降低,这会使农民减少粮食种植面积,导致粮食供应量下降。如果这种低价持续存在,农民的种粮积极性会大幅受挫,进而导致粮食供应紧张。相反,当国际粮食价格过高时,农民的种植积极性提升,进而增加粮食种植面积,粮食供应量上升。但在粮食供应量增加的同时,高价粮会降低居民的消费意愿和购买力,进而对社会产生负面影响。
另一方面,国际粮食价格波动会使粮食供应质量受到影响。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对生活质量的要求随之提升,其中最明显的变化就是饮食结构的优化,对优质粮食供给需求越来越大。尽管中国也有一些优质农产品,如东北大米等,但其价格往往远高于普通平价粮食,而进口的优质粮食性价比更高。当国际粮食价格偏高时,许多居民家庭选择消费国内的大米和小麦等粮食。然而,目前国内粮食的品质还不能完全满足人们对营养、健康和绿色的需求。尽管中国的粮食产量持续上升,基本保证了口粮供应安全,但在品质方面仍存在较大的提升空间。只有全面提升中国粮食的供应品质,才能增强其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从而确保优质口粮的供应和对外销售。
(二)国际粮食价格波动影响农民种粮收益和积极性
首先,国际粮食价格波动会对农民的粮食收益产生影响。受市场经济调节,在国际粮食价格上涨时,中国粮食出口增加进口减少,国内粮食价格上涨,农民种粮收益随之提高。当国际粮食价格下降带动国内粮食价格走低时,农民种粮积极性下降,粮食种植面积缩减,这一状态在国内粮食主产区表现得尤为明显。从中国的地理分布看,东北地区、华北地区及华南地区无论是阳光、气候、水源、土地等各方面要素都适合种植粮食,是中国粮食的主产区。特别是东北地区地势平坦,土地质量好,尤其适合进行大规模的农业作业,粮食收益往往是农民的主要经济来源,粮价变化自然传导速度更快,加之这些区域已经形成了较为完备的产业链和销售模式,品牌效益已经初见成效,有较为稳定的粮食收益。如果粮食价格突然下降将会导致这些区域农民种粮收益下降,甚至会使农民因缺乏资金无法启动第二年的种植。
其次,国际粮食价格波动会使农民的种粮积极性受挫。《汉书·食货志上》:“籴甚贵,伤民;
甚贱,伤农。民伤则离散,农伤则国贫。”如果粮食价格太高,将带动其他的商品价格上涨,其他商品价格上涨的幅度会高于粮食价格上涨幅度,进而降低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
如果粮食价格走低,则农民的种粮积极性自然下降,如果农民种粮所赚的钱财一直低于社会平均水平,将会有众多的农村青壮年选择进城务工,导致农村地区“空心化”,劳动力流失,耕地面积缩减,甚至大量土地荒废,粮食总产量下降,长此以往必然会动摇粮食安全的根基。
(三)国际粮食价格波动影响中国粮食进口安全
国际粮食价格的波动对中国粮食进口安全具有显著影响。自加入WTO以来,中国对国际粮食的进口需求持续增长。在全球经济一体化背景下,在粮食贸易中出现了价格顺差但数量逆差的状况,这意味着随着粮食进口量的增加,中国在粮食安全方面的地位可能变得更为脆弱。根据贸易理论中的“大国效应”,这种情况必将推动全球粮食价格上涨。中国粮食进口量的变化已成为影响国际粮食价格的关键因素。当中国增加从国际市场的粮食进口量后,国外市场会先提高粮食价格,在与中国签订粮食贸易协议后再恢复原价,从而使中国在这一贸易过程中经济受损。在国际舞台上,话语权与经济地位密切相关,过度依赖国外粮食进口可能导致中国在国际市场上处于被动地位,进而威胁到中国的粮食安全。
国际粮食价格波动对中国粮食进口战略的稳定运行具有潜在影响。当国际粮食价格出现波动时,各国通常会采取宏观调控措施来稳定国内粮食市场,并调整对其他国家的粮食贸易政策,以降低国际形势变化对本国粮食供应稳定性的冲击。在国际市场交易过程中,国际粮食价格波动越大,贸易成本的不确定性越大,这会导致进出口贸易收益大幅下降。政府调整政策后,各国面临的波及情况各不相同。当国际粮食供应紧张时,国际粮食价格的影响将更为显著,国家往往会增加对粮食出口的限制,而进口补贴也会相应增加,导致国际粮食贸易量减少。这种情况可能导致国际粮食恐慌加剧,增加贸易成本,影响企业的粮食贸易规划,进而威胁中国的粮食安全。例如,新冠疫情暴发时,国内外粮食市场处于紧张状态,国际粮食价格波动加剧,世界主要粮食出口国开始限制出口以确保国内供应稳定。这严重影响了国际粮食市场的稳定性,导致国内外出现抢粮、屯粮行为,引起社会恐慌。再比如,在新冠疫情期间,俄罗斯、越南等主要粮食出口国采取了限制大米、小麦出口的政策,将出口量限制在700 万吨,而印度则关闭边境暂停了所有粮食出口贸易。相反,一些国家和地区如阿拉伯国家则撤销了关税政策,试图从国际市场购买更多粮食来充实国内储备。作为世界主要粮食进口国,如果遇到此类国际突发事件,主要粮食出口国采取联合行动,中国将处于极为被动地位,被迫接受其他国家制定的粮食价格,进而对中国的粮食安全产生极大威胁。因此,中国必须高度重视粮食安全,保障国内粮食市场稳定。
(一)国际粮价波动对中国粮食安全影响的原因剖析
1.大宗商品价格波动的影响。自2020 年起,全球大宗商品价格呈现波动趋势,经历了大幅下降和上涨,这种价格波动对国际粮食价格产生了显著影响。在国际大宗商品交易市场中,原油和生物能源是两大核心交易商品,原油价格的大幅上涨导致了工业生产成本的上升,进而增加粮食生产成本。为防止亏损,农民减少了粮食的种植面积,导致粮价上涨。国际油价的变化与国内玉米、大米的自产量正相关。然而,对于国内产量较低、大量依赖进口的大豆等粮食,国际原油价格的上涨也会推高中国自国外的大豆进口价格,进而导致国内大豆价格上涨。此外,生物能源价格上涨也相应推高了国际粮食价格,由于生物能源与粮食价格密切相关,国际生物能源价格上涨必将带动玉米、大豆等农产品需求的增加,进一步推高这些粮食品种的价格。
2.国际汇率变化的影响。近些年来,人民币对美元汇率总体呈现波动变化趋势,这一变化必然对国际粮食进出口贸易产生影响,导致粮食进口价格下降、出口价格上涨。从短期影响看,一方面,美元对人民币汇率的下跌有利于中国以更低的价格进口粮食,同时,由于中国对美出口粮食价格上涨,出口量也随之增加,这些变化对中国的国际地位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另一方面,人民币升值会增加农民购买农具、农资等方面的支出,导致本土粮食减产,进而影响国家粮食安全。
3.各类突发公共事件的影响。从全球宏观角度看,突发公共事件和区域不稳定是一种常态现象,这些变化常常对粮食价格和粮食安全产生深远影响。以2020 年为例,非洲、南亚部分地区和国家遭遇了严重的蝗虫灾害,其中印度作为世界第一大米出口国,受灾尤为严重,约有5万公顷的优质农田遭受了严重破坏。与此同时,新冠疫情的全球蔓延加剧了进出口贸易的审核限制,导致国际贸易环境发生剧烈变化。为确保国内粮食供应的稳定性和粮食安全,许多国家纷纷出台了各类限制或禁止粮食出口的政策。这种变化直接导致了部分依赖粮食进口的国家出现阶段性粮食短缺,进而引发了国际粮食价格的大幅上涨。据统计,2020 年新冠疫情暴发初期,上半年全球粮食价格暴涨超过80%,其中小麦价格上涨近30%。部分出口大国调整出口政策,进一步加剧了国际粮食市场供应的紧张局势,全球性的粮食危机引起了各国政府的高度关注。
4.局部冲突动荡的影响。尽管和平与发展是当今时代的主题,但局部冲突仍然时有发生,近些年爆发的俄乌冲突、巴以冲突再次引发了全球对粮食安全的关注。作为世界主要粮食出口国的俄罗斯与乌克兰,其对外粮食贸易出口因冲突而大幅减少,严重影响了全球粮食的供应和流通。俄乌冲突爆发后,世界各国高度重视粮食安全问题。这一变局对依赖粮食进口的国家产生了重大影响,而中国由于国内的主粮供应相对稳定,因此受到的冲击较小。
(二)对策建议
1.立足国内粮食安全生产,提高粮食自给与保障。一是落实好粮食安全的地方政府责任,必须将粮食安全责任压实,确保粮食的生产、收购、储存、加工和消费等每个环节都实现安全和稳定,强化对耕地保护的监管,稳定粮食种植面积与主粮产量,将粮食安全作为地方党委政府一把手的重要考核指标。二是推动粮食生产的现代化转型。实施“藏粮于地”“藏粮于技”的战略,坚决守住18 亿亩耕地红线,保护好优质土地资源,建设好农田水利工程,推进中低产田的改造和升级,推广高标准农田建设,将高新技术产业融入农业农村的生产之中,重视种子安全,加大育种的培育改良力度。三是调整粮食生产结构,在保障人民口粮的基础上,运用经济手段和相关考核措施,扩大玉米、大豆和油料作物的生产规模,推广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模式,加大对长江流域地区和传统油料作物种植区的支持和政策倾斜力度。四是建立农业补贴、价格支持和保险政策三位一体的保障体系。这一粮食保障政策体系旨在最大限度地保障农民的经济权益,为农民的生产经营提供支持,从而扩大主要口粮的种植面积。
2.做好开源节流,稳定粮食安全基本盘。一是扩大食物的生产来源,统筹好粮食与肉蛋奶等其他品类食物资源,构建多元化的食物供给格局,充分用好草地、林地、湿地以及海洋湖泊资源,提高蔬菜、瓜果、水产、肉蛋奶的供应能力,推动农林牧副渔的统一协调和开发推进,构建多层次多梯度的食品供应格局。二是发展国内饲料生产中的低蛋白培养技术,将氨基酸、杂粕等作为添加物进行饲料生产,减少对传统粮食如豆粕的依赖,最大限度降低国内大豆的使用与消费量。数据显示,2021 年中国在养殖业中豆粕的消费量已经显著降至15.3%,节省大豆消费14000 万吨,大幅降低了对大豆的进口需求。三是全面落实粮食节约政策,制定国家规范以减少粮食生产环节中的损耗,加大检查力度,实现农产品的全链条生产控制,避免浪费。倡导全社会践行勤俭节约的美德,调整国民的饮食结构。据统计,中国每年的餐桌食物浪费达到1800 万吨,这一数量足够满足3000万至5000万人口一年的口粮需求。节约粮食可以大大提高粮食储备的安全性。
3.强化对国内粮食市场的综合监测与调控。一是要落实好粮食市场监测预警与引导制度,完善全球粮食供应与市场波动变化监测平台,对全球粮食生产、销售和库存情况进行实时动态分析,构建全球粮食稳定监测机制,通过增加数据收集量来捕捉和分析市场波动。对可能影响中国的国际粮食价格波动及时进行深入分析,避免国际粮食市场波动对中国粮食安全造成影响。二是构建科学合理的储备粮管理制度。对不同地区和各级政府储备粮的规模、种类进行综合布局,切实掌握不同地区、不同级别政府的储备粮管理规则。构建科学合理的管理运行机制,严厉打击和处置市场中的粮食投机行为。同时实施企业黑红名单制度,规范企业经营管理。对存在违法哄抬粮价、恶意囤货的企业进行严格处理和问责,实现对国内农资市场的规范管理,稳定国内农资产品价格。
4.积极主动融入国际大局,促进国际粮食贸易合作。一是实施多元化的进口策略,降低对单一市场的依赖。中国饲料市场对大豆的需求巨大,因此需要加强与多个国家的贸易合作,实现大豆的多元化供应,以降低对巴西和美国等主要供应国的依赖。同时,丰富各类油料作物的国际进口来源,减少对油料作物进口的限制。创新农业发展技术,利用不同粮食之间的加工替代来实现国内粮食原料的多元化结构,分散粮食安全风险,避免因单一渠道进口而可能带来的不确定性。二是培育一批具有国际影响力的跨国粮食企业。通过提供贷款帮扶、技术支持和政策引导,鼓励有基础的企业扩大规模,实现粮食的海外布局。三是要主动参与国际粮食治理,加强与国际主流粮食贸易合作组织的合作,共同探讨实现全球粮食稳定供应和基本盘保障的新路径。积极推动世界各国采取实质性措施消除贸易壁垒,促进世界粮食供应链的稳定高效运转。
通过研究发现,国际粮食价格的波动对中国粮食市场具有显著的连锁反应效应。这种波动通过价格调整,进而影响粮食的种植、生产和进出口贸易,最终对国内粮食市场的稳定和粮食安全形成冲击。粮食安全是国家发展的基础,是重中之重,粮食价格的波动会影响国家粮食安全。分析国际粮食价格对国内粮食价格影响,合理调控粮食价格形成机制。通过确保国内粮食基本盘的稳定,最大限度减少国际粮食价格对国内粮食市场的影响,实现国内粮食市场的平稳有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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