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方慧 潘万历
摘要：
全球安全倡议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在安全领域的具体体现，是中国为应对全球安全形势变化、促进世界和平稳定贡献的中国方案。当前，国际力量对比发生明显变化，大国之间信任严重缺失，各种安全问题层出不穷，而现有全球安全治理机制存在不同程度的短板。为此，国际社会亟需新理念、新方法、新路径来引领全球安全治理，切实解决威胁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各种安全难题。全球安全倡议以“六个坚持”为核心要义，兼具理念指导性与实践操作性，系统回答了在新形势下实现世界和平应秉持的指导理念、基本前提、根本遵循、重要原则等问題。
这一重大倡议充分汲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髓，继承和发扬中国外交优良传统，体现了中国对世界发展大势的深刻洞悉，为推动建立安定有序的美好世界指明了方向。全球安全倡议提出以来，得到了国际社会的广泛赞誉和积极响应。为推动落实这一倡议，中国应积极推动大国对话与合作，确保大国关系稳定健康发展；
秉持真正的多边主义，维护联合国权威；
坚持安全与发展并重，协同推进全球安全倡议与全球发展倡议；
积极利用地区安全合作机制，加大对周边国家的安全援助力度，为构建人类安全共同体打造样板工程。
关键词：
全球安全倡议；
全球发展倡议；
全球安全治理；
人类安全共同体
中图分类号：D8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8268（2024）02001109
当前，国际格局和国际秩序加速调整演变，各种安全问题层出不穷，人类社会面临前所未有的风险挑战。在此关键时刻，中国提出全球安全倡议这一应对全球安全问题的现实之道与长远之策，为破解全球安全治理困境、建设持久和平与普遍安全的世界指明了方向。全球安全倡议自提出以来，正逐步由理念主张转化为行动实践。深入阐释全球安全倡议的科学内涵，探讨其落实路径，对于更好地认识和理解这一倡议，推动其不断走深走实具有重要意义。
一、全球安全倡议的提出背景：全球安全治理困境加剧
近年来，全球安全形势复杂多变，不确定性、不稳定性因素明显上升，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然而，与日益严峻的国际安全形势不相适应的是，全球安全治理机制有效供给不足，并且在大国博弈加剧的背景下，现有安全治理机制面临治理失灵等风险。
首先，大国博弈加剧，彼此间信任缺失。大国是全球安全与和平的“稳定器”，“大国之间和睦才能世界和平，大国相互合作才有全球发展”［1］122。然而，近年来中美、俄美关系均不同程度地偏离了正确发展轨道。从中美关系来看，早在奥巴马执政时期，美国就开始调整对华政策，推出所谓的“亚太再平衡”战略，试图制约中国发展。特朗普上台后，美国对华政策进一步调整，对华战略基调由战略接触转向战略竞争。2020年5月，美国发布《美国对中国战略方针》，认为中国对美国的经济、安全等领域利益形成挑战。2021年拜登执政后，延续并升级了特朗普执政时期关于中国是战略竞争对手的定位，中美战略竞争进一步加剧［2］。其中，科技领域是美国围堵中国的重点。2022年10月，美国以出台“临时规则”形式更新《出口管理条例》，将多家中国实体列入“未经核实清单”，升级对华半导体出口管制。2023年1月，美国又联合日本、荷兰就限制向中国出口先进芯片制造设备达成管制协议，试图在国际上筑起对华技术围墙。美国的这一系列举动旨在对中国实施全方位、立体化的科技打压，以阻碍中国科技发展进程，维护自身的科技霸权地位，其行为严重干扰了中美正常经贸往来，为两国关系增添了新的不确定因素和矛盾点。
从俄美关系来看，两国之间的不信任感根深蒂固，在地区紧张局势升级的背景下，俄美战略稳定面临严峻挑战。2022年，乌克兰危机升级后，美国联合西方国家对俄罗斯采取极限施压策略，企图借此机会全面削弱俄罗斯，致使俄罗斯与西方国家的关系严重倒退。进入2023年以来，俄美围绕乌克兰问题的角力愈演愈烈，美国持续向乌克兰输送武器并升级对俄制裁措施，两国关系愈发紧张。2023年2月，俄罗斯总统普京正式签署关于俄暂停履行《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的法律。该条约是俄美《中导条约》于2019年失效后，两国间仅存的军控条约，这表明在严峻的地缘政治现实下，俄美关系中的消极面正不断扩大，已经波及包括俄美军控体系在内的两国关系的各个层面。
其次，由大国博弈所引发的地缘政治冲突升级，地区安全热点问题此起彼伏。大国博弈对全球秩序和安全稳定的影响是广泛、长期和深远的。苏联解体虽然标志着冷战的结束，但诸如北约、冷战思维等美苏博弈的产物却延续至今，并借助科技、贸易等外衣，使大国博弈的方式日益多元化和隐蔽化。大国博弈在无形中推升了地缘政治风险，并增加了一些地区安全问题的解决难度。2022年2月，乌克兰危机迅速升级并延续至今，全球供应链受到严重干扰，粮食危机、能源危机和难民危机等接踵而至，进一步冲击了原本脆弱的世界经济，并加剧了阵营化对抗风险。与此同时，叙利亚问题、巴以问题等原有地区安全热点问题也没有得到根本解决，反而在多种因素作用下进一步恶化。联合国公布的数据显示，叙利亚危机爆发十年来，美国的军事介入已造成超过35万叙利亚人死亡，超过1 200万叙利亚人流离失所，1 400万平民急需人道主义援助［3］。2023年10月，巴以爆发新一轮大规模冲突，造成大量人员伤亡，进一步凸显出巴以之间的深刻矛盾以及中东问题的复杂性和敏感性。当前，美国等利益相关方以代理人战争等方式扩大自身影响力，大国博弈已成为解决地区安全热点问题的主要障碍。
最后，非传统安全问题凸显，并与传统安全问题相互交织，人类面临的安全威胁更趋复杂。目前，以气候变化、恐怖主义、跨国犯罪、粮食安全、重大传染性疾病为代表的非传统安全问题不断涌现，成为当今国际安全形势的一大突出特点。与传统安全问题相比，非传统安全问题具有流动性强、覆盖范围广、传播速度快等特点，日益成为世界各国所关注的重点课题。与此同时，非传统安全威胁与传统安全威胁叠加交织，传统安全问题回潮不可避免地削弱了国际社会应对非传统安全问题的努力，使得全球安全治理进程停滞［4］。
全球安全治理是一种多边、多层次、多行为体的综合性解决安全问题的合作方式［5］。由于不同领域的安全问题具有地区性或全球性影响和联系，需要不同利益行为体之间进行协调与合作予以解决［6］。然而，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一些全球治理制度的实际效能存在短板，运转不灵、作用失效的情况经常发生”［7］。这既是由现有治理机制的内在缺陷所导致，也与当前大国之间信任缺失、部分西方国家组建排他性集团密切相关。
现有全球安全治理框架是二战后在美国主导下建立的，是以联合国为基本架构、以不同领域的多边条约为主要机制的一整套治理体系［8］，其本身就带有浓厚的西方价值理念色彩。长期以来，西方大国依靠自身实力掌握着全球安全治理的议题设置权与规则制定权，而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其中的代表性与参与度明显不足，这就导致现有多边治理机制极易沦为霸权国进行霸权护持的工具，同时也注定其难以真正兼顾各方诉求，从而公正合理地解决全球性安全问题。尤为重要的是，全球安全治理需要大国协调，当大国之间信任感强、共识度高时，现有多边治理机制才能维持运转，但当大国间信任缺失、对话与合作难以开展时，全球安全治理机制就会陷入失灵、失效的困境。以联合国为例，作为当今世界最具普遍性、代表性与权威性的国际组织，联合国在全球安全治理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但在大国之间信任严重缺失、全球安全形势空前严峻的当下，联合国却难以真正发挥作用。此外，部分西方国家热衷于“拉帮结派”“搞小圈子”，进一步加剧了不同治理行为体之间的对立，进而提高了全球安全问题的治理成本。例如，由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组成的七国集团（G7）自成立以来不断拓展议程，近年来在美国的推动下，G7逐步将遏制中俄作为其主要议题，更加注重价值观外交，没有在全球安全治理进程中发挥应有的积极作用。
总而言之，当前国际力量对比发生明显变化，大国之间信任严重缺失，尤其是在霸权国家维护霸权的政策日益激进的大背景下，总体国际政治经济环境持续恶化［9］，各种安全问题层出不穷，而现有全球安全治理机制存在不同程度的短板。为此，国际社会亟需新理念、新方法、新路径来引领全球安全治理，切实解决威胁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各种安全难题。特别是主要大国需要转变安全理念，树立新的安全观，共同采取有效措施来应对当前面临的风险挑战。在此背景下，中国提出全球安全倡议，既为新形势下世界大国如何相处确立了基本原则，也为推动全球安全治理提供了指引。
二、全球安全倡议的科学内涵与理论来源
2022年4月，习近平主席在博鳌亚洲论坛2022年年会开幕式上发表主旨演讲，提出了全球安全倡议［10］。全球安全倡议坚持大道之行、天下为公，牢牢把握人类历史发展大势，基于世界各国相互联系、休戚与共的现实，倡导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提出了解决全球安全问题的方法路径，为建立安定有序的美好世界指明了方向。
（一）全球安全倡议的科学内涵
第一，坚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是有效維护世界和平安宁的理念指引［11］220。首先，全球安全倡议坚持共同安全。受西方传统安全观的影响，一些国家坚持零和思维，全然不顾现有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将自身安全建立在别国的不安全之上，片面追求自身安全利益最大化。而全球安全倡议主张安全不是互斥的，而是双向的、联动的，各国安全利益并非不可协调，追求自身安全不应以牺牲别国的安全利益为代价，每一个国家都拥有保障自身生存和发展的权利。其次，全球安全倡议坚持综合安全。如前所述，非传统安全威胁已成为影响当今全球安全形势的重要因素。新冠疫情的蔓延充分表明，重大非传统安全问题的破坏程度有时甚至比传统安全问题的危害更为严重。因此，全球安全倡议主张统筹推进传统领域安全和非传统领域安全，注重综合施策，倡导各国既要注重维护军事、领土等传统安全，又要承担国际责任，共同应对非传统安全挑战。再次，全球安全倡议坚持合作安全。国与国之间存在安全利益冲突在所难免，与部分西方国家漠视他国合理安全关切，动辄诉诸武力，热衷于用战争解决问题，大搞集团政治和阵营对抗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全球安全倡议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主张各国应树立合作意识，以对话协商的方式解决问题，以务实行动来维护世界和平与稳定。最后，全球安全倡议坚持可持续安全。国际社会之所以会产生各种各样的安全问题，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全球发展的不平衡导致各国的发展需求与发展利益没有得到有效满足和充分保障。对于一些地区安全热点问题，西方国家基于传统安全观，以武力为后盾强行介入，其结果往往是表面暂时掩盖了矛盾，实则暗流涌动，地区和平稳定缺乏可持续性。全球安全倡议坚持发展与安全并重的原则，坚持两者的辩证统一，着力解决当前制约各国发展的诸多难题，努力破解发展赤字，从根本上消除滋生安全问题的土壤，最终形成安全与发展相互促进的良性互动，实现可持续的安全［12］。
第二，坚持尊重各国主权、领土完整，是有效维护世界和平安宁的基本前提［11］220。主权原则是国际安全的基石［13］，也是国与国之间交往的基本前提。尽管二战后的国际秩序确立了主权独立和民族平等理念，但并没有得到有效贯彻，其根本原因在于某些大国推行的所谓人权和国际规则对主权原则造成了侵蚀［14］。新中国提出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将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置于首位，充分表明中国政府对于主权原则的重视以及捍卫各国主权独立的决心。当前，全球安全倡议重申尊重各国主权和领土完整的重要性，既是对中国外交优良传统的继承和发扬，也是对推进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提出的重要主张。换言之，国家之间的平等性不仅体现在国家能够独立自主地决定自身事务上，还应体现在全球治理规则的制定中，真正做到“世界命运应该由各国共同掌握，国际规则应该由各国共同书写”［15］239。
第三，坚持遵守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是有效维护世界和平安宁的根本遵循［11］220221。联合国宪章规定的首要原则就是国际主权平等原则，并由此引申和发展出不干涉别国内政、民族平等和自决等原则。这些原则构成了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的共同基础［16］。当今世界发生的问题，不是因为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过时了，而是因为其未得到有效履行［17］。长期以来，一些国家推行单边主义，严重冲击了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和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面对日益复杂的国际安全形势，国际社会应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坚定捍卫和遵守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并“结合历史潮流和时代特点，不断丰富宪章内涵并赋予其新的生机与活力，不断探索联合国框架内全球治理的新思路、新模式、新经验”［18］。
第四，坚持重视各国合理安全关切，是有效维护世界和平安宁的重要原则［11］221。安全利益是一国最重要的国家利益，是追求其他国家利益的基础。每个国家都有维护和追求安全利益的权利，也都存在着不同的安全关切，但这必须建立在合理的基础之上。所谓合理的安全关切，一是要符合事物发展规律，符合世界发展大势，符合世界各国人民的普遍期待；
二是要建立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之上，特别是要尊重彼此的核心利益和关切，既要考虑自身安全，也要顾及他国安全，不能追求片面的、绝对的安全，更不能将自身安全建立在他国不安全之上。长期以来，一些国家受战略文化、思维习惯、意识形态等因素影响，往往容易夸大自身安全威胁，甚至人为建构并不存在的安全威胁，并大搞集团政治，制造阵营对立，对地区乃至全球安全秩序造成严重破坏。对此，全球安全倡议主张重视各国合理安全关切，坚持安全不可分割原则，共同构建人类安全共同体。
第五，坚持通过对话协商以和平方式解决国家间的分歧和争端，是有效维护世界和平安宁的必由之路［11］221。作为理性的行为体，国家总是最大程度地追求自身的利益，并且力图用最小的成本来获取最大的国家利益［19］。这意味着国家在追求自身利益的同时，难免会与其他国家存在利益冲突，但国家又会“理性计算”采取何种方式来解决这种冲突。相较于战争与制裁，和平协商无疑是成本最小、收益最大的解决方式。面对国家间存在的分歧和争端，各国“要坚持通过对话协商以和平方式解决，以对话增互信，以对话解纷争，以对话促安全，不能动辄诉诸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15］206。
第六，坚持统筹推进传统领域安全和非传统领域安全，是有效维护世界和平安宁的应有之义［11］221。当今世界，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相互交织、相互影响，持续不断的地缘政治冲突甚至成为诸多非传统安全问题形成的根源，而能源危机、难民危机等非傳统安全问题如果得不到及时解决也会反过来对传统安全产生影响。而且，随着全球化的推进及各国相互依赖程度的加深，各种安全威胁的危害正变得愈发严重。然而，部分国家并没有认清当前国际安全的复杂现实，其采取的全球安全治理措施缺乏整体观念，人为地将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割裂。对此，全球安全倡议主张各国应共同应对地区争端与恐怖主义、气候变化、网络安全等各种安全威胁，加强顶层设计，创新安全思维，采取有效措施应对各种风险挑战。
（二）全球安全倡议的理论来源
其一，全球安全倡议充分汲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髓，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与发扬。
习近平主席指出：“要推动全球治理理念创新发展，积极发掘中华文化中积极的处世之道和治理理念同当今时代的共鸣点，继续丰富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等主张，弘扬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理念。”［15］222全球安全倡议正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同时代发展需要有机结合的典范，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与发扬。
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和平性，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历来主张“亲仁善邻”“以和为贵”，强调“国虽大，好战必亡”，反对一切不合道义的战争。无论是儒家主张的“天下归仁”“以德服人”，还是道家主张的“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强天下”，抑或是墨家主张的“兼相爱，交相利”，都充分彰显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仁爱”“贵和”的特质，这也奠定了中华民族爱好和平、反对战争的文化基因。全球安全倡议继承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和合”思想，主张和平解决国际争端。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具有强烈的天下情怀，主张“协和万邦”“天下大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始终包含着“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的“大同理想”，致力构建“天下型国家”［20］。但是，这种“大同”并不是简单盲目地寻求事物的绝对一致，而是秉持“和而不同”的理念，遵循“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的原则，在兼收并蓄、互学互鉴中达到“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境界。全球安全倡议主张各国一律平等，充分尊重国家之间的差异，体现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和而不同”的文化底蕴。
五千多年来，中华文明一脉相承、从未中断，中华文明突出的连续性中所蕴含的丰富的中国智慧和优良传统已经深深融入了中华民族血脉之中，并深刻影响着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和行事风格。习近平主席在充分汲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髓的基础上，根据时代特点和现实要求，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智慧运用到解决全球安全问题之中，创造性地提出了全球安全倡议，呼吁各国秉持和平共处、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理念，树立全新安全观，以高度的历史使命感和国际道义感推动实现世界的共治、共享，从而形成了具有鲜明中国风格、中国特色的全球安全治理方案。
其二，全球安全倡议是在总结新中国外交政策与实践基础上提出的系统性全球安全治理方案，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实践相结合的重大理论成果［21］。
新中国成立后，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首倡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提出“两个中间地带理论”，形成“三个世界”划分的战略思想，致力于发展同一切爱好和平国家的友好关系。改革开放以来，以邓小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作出“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的两大问题”的论断，倡导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以江泽民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作出我国发展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的科学判断，倡导积极参与国际交流与合作。以胡锦涛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提出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倡导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1］57。可见，贯穿于新中国外交的一条主线就是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基础的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中国致力于走和平发展道路，始终是维护世界和平的坚定力量。党的十八大以来，
“习近平总书记以大国领袖的责任担当，引领中国外交航向，推动世界发展进步，提出了一系列具有开创性意义的外交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1］7。全球安全倡议正是其中的代表。这一倡议所主张的新型安全观、主权平等、安全不可分割等，既是对新中国外交政策与实践的继承，又是根据当今时代发展需要提出的系统性全球安全治理方案，为推动全球安全治理、破解全球性安全难题贡献了中国智慧。中国是全球安全倡议的提出者，更是这一倡议的践行者。面对频发的地区安全问题，中国始终秉持客观公正立场，积极发挥大国作用，始终根据事情本身的是非曲直独立自主决定立场，劝和促谈、增信释疑，以中国智慧推动地区安全热点问题的降温与缓和。
从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到全球安全倡议，面对不同时代国际社会出现的不同安全问题，中国始终站在全人类共同利益的高度，紧握时代脉搏，持续思考解决之道，不断提出具有中国特色、体现中国智慧的应对方案。全球安全倡议的提出体现了中国对世界发展大势的深刻洞悉，是对中国长期坚持的和平外交政策的继承和发展，为实现全球安全指明了可行路径。
三、全球安全倡议的主要落实路径
全球安全倡议为各国弥合和平赤字、应对安全挑战提供了现实之道与长远之策，有利于推动各行为体在全球安全治理领域形成新的互动模式，确立共同的行为规范。全球安全倡议提出以来，得到了国际社会的广泛赞誉和积极响应。目前，已有10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支持和赞赏该倡议［22］。巴西学者罗尼·林斯认为，全球安全倡议体现了中国的大国责任与担当，为实现世界持久和平与发展作出了贡献［23］。马来西亚前政府官员John Pang指出，西方自由的国际秩序建立在战争和剥削之上，世界需要一种新型的国际关系。中国的全球治理愿景提供了一个急需的替代方案，是将中国的发展与安全理念推广到国际社会的努力，也是世界需要的新型国际关系的具体组成部分［24］。2023年2月，在全球安全倡议提出近一周年之际，中国正式发布了《全球安全倡议概念文件》，系统阐释了全球安全倡议的核心理念与原则、重点合作方向、合作平台和机制，为破解全球安全治理困境提供了更具系统性和全局性的解决思路，为持续推动全球安全倡议由理念转变为实践擘画了可行路径［25］。未来，中国应秉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积极推动大国对话与合作，确保大国关系稳定健康发展；
秉持真正的多边主义，维护联合国权威；
坚持安全与发展并重，协同推进全球安全倡议与全球发展倡议；
积极利用地区安全合作机制，加强对周边国家的安全援助，打造人类安全共同体的样板工程，不断推动全球安全倡议走深走实。
（一）推動大国对话与合作，凝聚更加广泛的安全共识
全球安全问题具有跨国性、复杂性和多样性等特点，其治理是一个长期持续性过程，在这个过程中需要相关各方相互协作，尤其需要掌握更多资源的大国凭借自身实力和影响力在其中发挥重要协调作用，以推动形成治理共识并采取共同行动。因此，推动全球安全倡议的落实，离不开世界主要大国的支持与配合，需要兼顾不同层次、不同主体和不同类别的安全利益［26］。虽然当前大国彼此间的战略疑虑和战略博弈加剧，大国关系较以往变得更加紧张、脆弱，但我们也应当看到，大国面临诸多共同挑战，存在共同利益，尤其是在经济高度相互依赖的全球化时代，大国之间难以做到完全“脱钩断链”。通过妥善管控大国分歧，增强彼此间战略互信，才能有效避免大国关系滑向地缘政治分裂和阵营对抗的深渊。为此，中国既要坚定战略自信，保持战略定力，正视国家间难以回避的竞争性［27］，也要向相关国家表明自身寻求共同安全的理念与决心，努力扩大各方利益交汇点，积极与相关国家在应对气候变化、防止核扩散、打击恐怖主义等关乎人类生存与发展的重大问题上开展建设性合作，不断积累战略互信与共识。
（二）加强同联合国及其专门机构的合作，构建包容性全球安全治理机制
联合国是国际体系的核心，维护联合国在全球安全治理中的核心地位、加强与联合国各机构的合作是落实全球安全倡议的重要举措。
中国一直以来坚定维护联合国权威，用实际行动践行联合国宪章宗旨，主动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28］。
面对近年来联合国地位有所下降的情况，中国更要发挥负责任大国作用，坚决维护联合国权威，努力推动构建更具包容性的全球安全治理机制。一是以联合国安理会为中心，推动国际和地区热点问题的解决。安理会肩负着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的首要责任，中国要积极行使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职责，确保重大安全问题通过和平方式得到公正合理解决。二是积极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目前中国是联合国维和行动第二大出资国和重要出兵国［29］，未来中国在继续加大对联合国维和行动支持力度的同时，也应积极推动其进行合理必要的改革，以适应形势的发展和需要。三是大力支持联合国在打击恐怖主义、跨国犯罪等方面的中心协调作用。恐怖主义和跨国犯罪是当前十分突出的非传统安全威胁，由于其具有隐蔽性、跨国性特点，单靠一国之力难以解决，因此必须发挥联合国在此方面的中心协调作用。目前，联合国已经通过了《联合国全球反恐战略》《联合国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等重要文件，在此方面中国应发挥表率作用，通过完善国内立法、开展各类合作、加强对发展中国家的技术和能力建设援助等方式［29］，积极推动这些文件的落实。
此外，中国还应加强与联合国安全机构的合作，共同应对全球性安全挑战。联合国系统规模庞大，拥有多个专门机构，这些机构在各自领域发挥着重要作用。近年来，中国不断加强与世界卫生组织、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公署等联合国安全机构的合作，不断推动相关治理机制的变革与完善。随着全球性安全威胁日益增多，联合国安全机构在应对具体安全问题中的地位与作用将会更加突出，为此中国应进一步加强与联合国安全机构的联系，秉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则，开展更多的合作项目，在解决全球性安全威胁、完善全球安全治理体系的同时，增强自身在全球安全治理领域的影响力与话语权。
（三）坚持安全与发展并重，统筹推进全球安全倡议与全球发展倡议，实现高水平安全与高质量发展良性互动
安全和发展问题都是国际议程的核心问题，二者紧密相连、相互影响。一方面，安全是发展的前提，全球经济社会的发展有赖于安全稳定的发展环境；
另一方面，发展是安全的保障，许多发展问题如果得不到及时解决，最终将会以安全问题的形式展现出来。例如，倘若一国经济增长迟滞、社会问题长期积压就极易演变为安全问题，甚至会产生外溢效应，从而引发地区安全形势的动荡，而诸多安全问题的最终解决也需要以发展为支撑。然而，当前“发展与安全事业双双遭遇重挫，甚至存在陷入恶性循环的潜在风险”［30］。对此，中国先后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和全球安全倡议，坚持统筹推进发展与安全，为解决世界和平与发展问题指明了方向。因此，在推动落实全球安全倡议的过程中，也要兼顾发展议题，加快促进世界经济复苏和繁荣［31］，积极促进全球安全倡议与全球发展倡议的有效联动，找准二者的共同发力点。在此方面可将应对公共卫生安全、粮食危机与气候变化作为优先方向。
公共卫生安全、粮食安全、气候变化既是全球发展倡议提出的重点合作领域，也是全球安全倡议所要解决的非传统安全问题。近年来，中国积极推动国际抗疫合作、着力解决全球粮食危机、切实履行气候变化公约义务，展现了负责任大国形象，为推动全球发展与稳定作出了重要贡献。例如，新冠疫情发生后，中国始终秉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坚守国际道义与大国责任，开展了新中国成立以来规模最大的援外医疗行动。中国不仅向有需要的国家援助紧急医疗物资，切实解决各国抗疫物资短缺问题，而且积极开展资金、疫苗和医疗技术援助，加强受援国公共卫生体系建设，提高其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能力。今后，中国应继续坚守国际道义和大国责任，坚持发展与安全并重的原则，着力解决人类社会面临的最紧迫课题，以发展促安全，以安全保发展，实现二者的良性互动、协同增效。
（四）充分发挥地区安全合作机制的作用，加大对周边国家的安全援助力度，打造人类安全共同体的样板工程
全球安全倡议旨在推动实现世界持久和平与共同安全，致力于构建人类安全共同体。而人类安全共同体的构建应以周边安全共同体建设为优先方向，在此方面可充分发挥现有地区安全合作机制的作用，并将其与对外援助战略相结合。目前，中国已与周边国家建立起较为成熟的地区安全合作机制，包括上海合作组织、亚信峰会、东亚合作相关机制等，这些安全机制的建立与发展有力推动了地区安全问题的解决，维护了地区安全稳定大局。例如，上海合作组织自成立以来就将安全合作作为重要合作领域，合力打击“三股势力”，迄今已通过《打击“三股势力”上海公约》《反恐怖主义公约》等一系列安全合作文件，形成了较为完备的地区安全治理架构。今后，中国应充分挖掘现有地区安全合作机制的潜力，继续强化既有安全合作，并根据地区安全形势新变化探索新的安全合作领域，开展有针对性的合作项目。与此同时，为更好地推动构建周边安全共同体，中国应进一步加大对周边国家的安全援助力度。周边国家在打击恐怖主义、毒品犯罪、武器走私等方面面临着较大的压力，中国可为其提供必要的安全援助。在此过程中，应处理好“授人以鱼”和“授人以渔”的关系，在向受援国提供资金、装备援助的同时，积极为其培训执法人员，帮助其建立完善的法律制度，增强受援国自主维护和平的能力。通过采取多种举措，确保周边地区的安全与稳定，为构建人类安全共同体打造样板工程，使其由地区层面向全球层面发展和延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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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蔡秀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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